社会科学类 知识点题库

建筑和园林的艺术处理，是处理空间的艺术。老子就曾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室之用是由于室中之空间。而“无”在老子又即是“道”，即是生命的节奏。

中国的园林是很发达的。北京故宫三大殿的旁边，就有三海，郊外还有圆明园、颐和园等等，这是皇帝的园林。民间的老式房子，也总有天井、院子，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小小的园林。一个小天井，给人多少丰富的感受！空间随着心中意境可敛可放，是流动变化的，是虚灵的。

宋代的郭熙论山水画，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林泉高致》）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也是园林艺术的基本思想。园林中也有建筑，要能够居人，使人获得休息，但它不只是为了居人，它还必须可游，可行，可望。“望”最重要。一切美术都是“望”，都是欣赏。不但“游”可以发生“望“的作用（颐和园的长廊不但引导我们“游”，而且引导我们“望”），就是“住”，也同样要“望”。窗子并不单为了透空气，也是为了能够望出去，望到一个新的境界，使我们获得美的感受。

窗子在园林建筑艺术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了窗子，内外就发生交流。窗外的竹子或青山，经过窗子的框框望去，就是一幅画。颐和园乐寿堂差不多四边都是窗子，周围粉墙列着许多小窗，面向湖景，每个窗子都等于一幅小画（李渔所谓“尺幅窗，无心画”）。而且同一个窗子，从不同的角度看出去，景色都不相同。这样，画的境界就无限地增多了。

明代人有一小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窗子的美感作用：

    一琴几上闲，数竹窗外碧。帘户寂无人，春风自吹入。

这个小房间和外部是隔离的，但经过窗子又和外边联系起来了。没有人出现，突出了这个小房间的空间美。这首诗好比是一幅静物画，可以当作塞尚（Cyzanne）画的几个苹果的静物画来欣赏。

不但走廊、窗子，而且一切楼、台、亭、阁，都是为了“望”，都是为了得到和丰富对于空间的美的感受。

颐和园有个匾额，叫“山色湖光共一楼”。这是说，这个楼把一个大空间的景致都吸收进来了。左思《三都赋》：“八极可围于寸眸，万物可齐于一朝。”苏轼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就是这个意思。颐和园还有个亭子叫“画中游”。“画中游”，并不是说这亭子本身就是画，而是说，这亭子外面的大空间好像一幅大画，你进了这亭子，也就进入到这幅大画之中。所以明人计成在《园冶》中说：“轩楹高爽，窗户邻虚，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

这里表现着美感的民族特点。古希腊人对于庙宇四围的自然风景似乎还没有发现。他们多半把建筑本身孤立起来欣赏。古代中国人就不同。他们总要通过建筑物，通过门窗，接触外面的大自然界。“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诗人从一个小房间通到千秋之雪、万里之船，也就是从一门一窗体会到无限的空间、时间。像“山川俯绣户，日月近雕梁。”（杜甫）“檐飞宛溪水，窗落敬亭云。”（李白）都是小中见大，从小空间进到大空间，丰富了美的感受。外国的教堂无论多么雄伟，也总是有局限的。但我们看天坛的那个祭天的台，这个台面对着的不是屋顶，而是一片虚空的天穹，也就是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这是和西方很不相同的。

          （节选自宗白华《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空间美感之一》,有删改）

    ①莫言得奖，可以说既必然又偶然，我们对此应既在意，又不必太在意。毕竟在中国，和莫言大体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作家还有很多，这是一批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作家，莫言获奖只是一个开端。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整体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莫言获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认同性焦虑，对已极大边缘化的文学创作有所提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了解逐步深入、真实，对莫言作品的认可，就显现了这种趋势，这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积极的意义。

    ②作为拥有无数经典作品的文化大国，之前惟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然而，莫言获奖并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创作就达到了世界的高度，也不能说明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学经典化的完成，或已经出现了传世的伟大文学经典。尽管莫言的作品有特色和很成功，但就作品境界的开创、世界观的拓展方面，离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尚有不少的距离。莫言的获奖，反倒提示我们：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我们离世界文学高塔还有多远?无论在文学的境界、思想的高度，还是汉语言书写的创造性上，当代文学的成就尚无法超越鲁迅等汉语白话文写作的开拓者们。

    ③莫言通过展示“吃”、“性”等本能欲望，张扬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和激情，建构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和外国报刊上报道的中国不太一样，给人许多陌生的东西，会让人看到中国成长进程中的复杂性。莫言不是一味写中国美好的一面，他的作品会让读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更深的理解。莫言以其作品展示了一个不同于惯常认知视阈中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已被世界所接受。当下文化自觉成为热门话题，但文化自觉是要自觉到民族文化上来，是说要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主的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发展不是亦步亦趋于西方，而是与西方世界互看，相互激发，相互丰富。不能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不能从纯粹的僵化的“中国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中国出发，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更真切地书写中国的文学内容。换言之，要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显现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正如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学要关心、关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有人性的亮色，要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④莫言的得奖，反倒愈加显现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中被遮蔽的一些问题：境界的粗俗、奇观的渲染、内容的空洞、价值观的混乱、缺乏诗意和人性的高度，作家缺乏担当意识和反思能力，文体缺乏魅力，文字缺乏美感，导致文学难以走入读者的内心。中国的文学、文化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就要追求价值高尚、精神高贵，而不是低俗和自我人格矮化。

    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和秦汉的统治中心，文明发达，历史悠久，制度健全，理所当然的是当时文化最昌盛的地区。秦汉大一统，政令号一，制度划一，为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与各地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中国自古就有华夏与夷蛮戎狄（又称四夷）之分。春秋时期，王权衰落，天下大乱，华夏与四夷的界限被打破，出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指中原）不绝若线”的局面。以齐桓公首霸为标志的春秋霸业，并没有真正做到“尊王攘夷”，晋文公也难以办到，周王室已无可挽救地衰落下去，一向被中原诸国看不起并被视为夷蛮的荆楚我行我素，早已独自称王，且鲸吞“汉阳诸姬”，饮马黄河，问鼎之轻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有学者认为汉文化的主要因素是中原文化和南方荆楚文化的结合，是有道理的。老庄道家源于南方，而又产生出黄老无为思想。汉赋也明显受到楚辞的影响。

    中国文化史上确实存在着南北的差异。梁启超说：“穹古之事不可纪，今后之局犹未来，然则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大舞台也。”（《饮冰室文集》之十）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南北文化的交融，造就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秦汉时期，被认为是南蛮的百越和西南各族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南越的犀牛角、象牙、珍珠、银、铜、布被用来与北方交换。1983年在广州市发现第二代南越王墓，其墓制基本同于西汉诸侯王，出土有玉衣、金印、铜铁器、漆木器等。反映了当时南越的文明水平以及与中原的密切关系。西南少数民族古称西南夷，为加强对他们的统治，秦建有“五尺道”，汉设有武都郡、益州郡等六郡，并封滇王，赐滇王金印。

    同时，中原汉族与东北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明显加强，如乌桓在武帝时受汉统治，为汉守边保塞，后结怨于王莽，与匈奴为友。东汉又率众归化，光武帝时封乌桓渠帅81人为侯王君长，后又设护乌桓校尉加强控制，使其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

    从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直到隋文帝统一的400年间，兵祸连年，政权更迭频繁。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和三国鼎立，仅仅是更大动乱的序曲，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北方出现五胡十六国的割据，继而又有北魏和东魏、西魏的裂变和嬗递。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更迭，这是中国继春秋战国时代之后又一个乱世，而且乱的规模更大、乱的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远。春秋战国把思想和学术从旧的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和活力，多元的思想、教育、学术，为秦汉奠定了高起点发展的基础。汉代为适应政冶上大一统的需要，几经变更整合，终于将儒家思想定为一尊，整合兼纳道法阴阳诸家而为一元帝国文化。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又将一元文化打碎，旧的名教和经学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佛教广为流传，并加快了汉化的进程。当四个世纪的震荡结束以后，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强大王朝——唐朝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节选自裘士京、房列曙、周晓光编著《中国文化史纲》）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的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延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选自胡申生的《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有删改）

    旮旯是北方居民生活中一个常用的词，指屋子里或院子里的角落，或指一切角落。近年，北京人艺演出了话剧《旮旯胡同》，说的就是北京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巷子里发生的故事。

    旮旯这个词应该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音译过来的，它的原意是表示居住地。今天的蒙古族居住地还有很多这样的地名，它们是与旮旯一词发音类似的词，像锡林格勒盟、霍林格勒市等。“旮旯”与“格勒”发音相似，写法不同，语源应该是相同的。汉语中使用“旮旯”一词的地区，正是我国长城沿线及华北、东北地区，是汉族与阿尔泰语系诸族长期相伴生活的地区，他们的语言影响了汉语是可想而知的。现在的北京方言中就有大量的蒙、满语词，如“窟窿”，即借用蒙古族语“库伦”（蒙语语意为围起来的地方）一词，都表示小的空间，汉语在词意上有所变化。

    那么，汉族是怎样借用旮旯这个词的呢？又怎样把它由表示重要的居住地的词，演变成一个表示边远小地方以至角落的词的呢？我想从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些词汇演化过程，推测出过去演化的情况。例如，我们原本郑重地称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为国际友人、外宾、外国人，后来，外国人越来越多，民间就称他们为“老外”了。“旮旯”一词的演变也应该符合这个规律。开始，阿尔泰语系某族人来到汉地，问他们从何处来，他们自然说某某格勒。后来，来的人多了，都说是来自某某格勒。时间长了，就演化为不发达的鲜为人知的边远、偏僻的地方，语音也打趣地变为“旮旯”。

    汉语里借用“旮旯”一词，可以单称“旮旯”，也可以和汉语里原来的词结合，叫犄角旮旯。从字形上看，能推测其音译自外族语。两个字不能拆开，这是很多外来语词的共同特点，如葡萄、唢呐、珐琅等。

    在阿尔泰语系中，“旮旯”表示宏大、雄伟、神圣的地方，从当初造字的字形上也能看出来。两个字都有日字。汉语中旮旯的本意是太阳的故乡或太阳神的住地，保持了阿勒泰语的原意。阿尔泰语系诸族，普遍有崇拜太阳神的信仰。但“旮旯”这个词译过来后，又经过演变，词义由神圣变为世俗，所指的地方也由大变小，但字形却没有变。

丑行不“丑”

    我国戏剧中的“丑行”或者“丑角”，其相貌或许丑陋些，但表现的人物类型非常广泛，有忠厚老实的，也有尖刁促狭的类型。其容貌最显著的特点是白鼻梁，由此区别于俊扮的生、旦行当。

    诚然，容貌丑陋比较适合表现心术不正的类型人物。但是，现实生活中也有相貌平平而业绩非凡者，所以也有厚道本分的丑角。如《豆汁计》中的心地善良的好人金松、《盗甲》中的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时迁、《九龙杯》中的杨香武等。

    多数的丑角是表现容貌与品行都不好的人物形象。丑陋的类型人物之中有的属于值得表彰的好人，也有基本属于好人，但有某些缺点或缺陷的人物，如《卖马》中的王老好、《甘露寺》中的乔福等。也有纯粹是幽默调笑的角色，如《回龙阁》中的马达、江海，《小上坟》中的刘禄景等。从外貌到内心都是不好的反面人物，是丑角中塑造最多的类型人物。如《乌盆记》中阴险凶残的小人赵大，《审头刺汤》中卖主求荣的汤勒、《活捉》中的风流淫棍张文远、《野猪林》中狗仗人势的恶少高衙内等等。

    按社会阶层来分，丑行可以从最高的帝王到社会最底层的贩夫走卒、旗、锣、伞、报等零碎角儿。《赵氏孤儿》中的晋灵公，《淮河营》中的侯爷栾布，《选元戎》中的大将程咬金，其他诸如官员、解差、江湖术士、太监、师爷、酒保、家丁、脚夫、轿夫、店家、船夫、车夫、龟头等零碎，丑行几乎无所不包。所以丑行是戏曲中表现面最为广泛的行当，需要积累全方位的社会生活理念才能从容胜任。

    我国的戏曲是一种唯美的艺术形态。美始终是其一贯追求的目标。但是，美与丑是对立统一的，美的表现也必须以丑进行衬托。所以丑行在戏曲领域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在我国戏剧发展史上，丑行的表演艺术具有深远的历史传统。从古老的《踏摇娘》中就已经具备丑行的表演，参军戏基本上就是丑角戏。元曲与明清传奇中丑行占有相当比重，昆曲基本是由“三小”（生、旦、丑）角色组成。昆丑、川丑以及高甲丑等各剧种的丑角表演艺术，是我国戏曲传统中的宝贵财富。

    戏剧表演中不可没有丑态的表演部分——形象的丑陋（包括动作的丑态）与心灵的丑恶（包括各种不文明的行为）。例如：斩首、自刎、上吊、僵尸、裸露、醉酒、疯癫等等。

    诙谐幽默是丑角的表演特色，多在剧中往往起调节气氛的作用。丑行为维持舞台整体美的形象，在表演中切忌一个“脏”字。老艺术家们的台上表演，十分生动、风趣，但又非常严肃。他们决不以肮脏的语言或不堪入目的动作，来取悦于观众，骗取廉价的笑声或掌声。这与如今某些走红的“小品”演员不同，戏曲的丑角，决不可仿效那些哗众取宠的低级趣味来污染戏曲舞台，而应保持“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纯洁性。

（节选自《中国京剧》2012年第七期，有删改）

    供祀是书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藏书、讲学一起并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书院作为与官学并行的教育组织，其供祀活动及其社会意义主要存在于文化层面。

    在儒家传统教育中，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被认为同等重要，因而对书院教育而言，教学空间和供祀空间是必不可少的两大组成部分。供祀作为一种具体规范的展礼、学礼活动，历来受到古代教育者的高度重视。庙堂本是儒家尊孔祭孔之所，由于儒家思想的精微体现在对孔子学说的传承上，书院兴建孔庙并定期举行供祀仪式，彰显了孔子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和道德境界。这种严谨而规范的供祀形式作为书院的文化“规则”，一直受到书院管理者甚至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书院的文化发展要依靠学术传播，即依靠对本学派学术旨趣的传承，除了对本学派的“文本”进行阅读和阐释外，还要从精神上进行传承。对本学派和本书院历史上具有影响的先贤进行供祀，表明了书院作为一个学术组织拥有的行为规范和精神特色。南宋以来的书院无不将供祀本学派先贤作为标榜自身“正道脉而定所宗”的学术追求，如白鹿洞书院的“宗儒祠”供祀周敦颐、朱熹等人，就体现了其学术旨趣。

    书院供祀并非单纯学术上的追求，在漫长的制度化发展过程中，书院已经从一种单纯的教育组织发展为集教学、藏书、祭祀、出版、经营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官方的扶持、地方贤达的资助、民众的认同和参与，是书院巩固地位、扩大影响的重要条件，对社会上那些关心书院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名宦和贤达，书院供祀空间也为他们留有位置。如岳麓书院在明嘉靖五年(1526年)设立了“六君子堂”。这是岳麓书院专祀建院功臣的开始，显示了书院对他们功德的追怀和弘扬，也显示了书院在文化层面上与时俱进的一种追求。

    清代书院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选取供祀对象的标准。那些与书院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但与本地社会发展相关且有过较大影响的有功人士，也会得到书院的崇敬和供祀。这种供祀对象多元化的模式，与宋代及以前书院供祀对象的单一化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如康熙年间河南大梁书院供奉各类社会贤明人士达150人之多，其承载的文化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种规范的展礼作用”。

摘编自蒋建国《仪式崇拜与文化传播》)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有差异，但不是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相异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是现实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华传统文化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圣性，因为它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而不是临难图苟免，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有的则是对为国牺牲者的歌颂。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各个时代都有各自做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至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代表自己时代性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历经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尤其处在发展迅速、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当代世界，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产是历史，它代表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能够保存，能够发挥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荫应，而应该是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

    （摘编自陈先达《论文化自信的底气》，《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1日15版）

    古村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被誉为经典的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乡村历史文化“活化石”。在农耕时期，中国有40万座村落，每一座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典籍，可是没等到我们去仔细品读它、研究它、传承它，这些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古村落，这些传统社会架构的基本单元，这些百姓生存状态、生存想象的基本范式，就在城镇化、商业化突飞猛进的过程中渐趋湮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是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乡村。然而，这种鸡犬之声相闻、炊烟袅袅的乡村美景，却是许多城市人永远走不进去的图画。伴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改革步伐的加快，大批古村落濒临消亡。在山东，原汁原味的古村落已不超过10个；在山西，已由过去的500个锐减到100个。

    这些古村落如此之快地消逝湮灭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大量撤庄并村，二是城镇化失速。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智库等研究机构近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显示，传统村落保护目前仍面临一些困境，包括现有法律法规对传统村落保护不足、商业开发过度、“空心村”现象、千篇一律建设以及居住改善与传统保护存在矛盾等五大挑战。随着一些传统村落的消失，依附于传统村落中的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濒临灭绝。

    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七部门曾专项督查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情况，专项督查分为省级自查和中央部门现场抽查，督查内容主要是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的落实情况，其中包括各级相关部门信息录入、组织管理、资金使用、发展规划、技术指导等方面。意见要求，坚持保护优先，注重生态环境的延续性，尊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方式，严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过度开发。

    2012年我国首次启动对中国传统村落的大调查，初步掌握了近2万个传统村落信息。此后两年内，住建部等部门分两批筛选出1561个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把它们列入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14年，随着传统村落保护指导意见、保护规划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发布，国家层面传统村落保护体系初步建成。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说，对列入名录的村庄，我国计划通过中央、地方、村民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加大投入，用3年时间使其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具备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基本的防灾安全保障、基本的保护管理机制，逐步增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综合能力。

    “中国传统文明之根在于乡土，中国未来之变其关键在于乡土，只有深读‘三农’，才能读懂中国。”这是浙江电视台录制的《衢州记忆：乡土再发现》片头中的一句话。古村落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其首要价值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这既表明古村落保护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也道出古村落保护的要义所在。“先保护、后开发”不是单纯将原有的古村落围起来打造成景区，而是在保护原有资源的前提下，活化民俗，进一步开发景区的旅游功能，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内涵。

    古村落是中华民族民众心底的情怀，是我国农耕文明的历史见证，承载着中国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保护和建设好古村落，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延续乡村历史根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

（节选自吴学安《保护传统村落，让人们记得住乡愁》）

    通常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如果觉得其中某个人物具有生活实感，就会说他很“典型”。我们还会认为这样的人物一定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的集中和概括，所以才生动逼真。“典型”并不意味着概念化。我们平常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里的“典型”，是指从人物生存环境到人物本身，既不会在现实生活中重复，也不会在他人作品中重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创造，是作家一次性的、崭新的艺术呈现。

    一部作品既然是“创造”，就必然有其独创性，换个角度说，如果这个创造出来的世界跟人们脑子里早有的世界完全一样，那这个“世界”就不是“典型”，而只是一个“概念”，这个创作就失败了。真正意义上的杰出作品，并不急于与读者一拍即合，而往往具备一定的陌生化和摩擦力。因为只要是杰作，就应当让读者在阅读中实现个人经验的扩大和延伸，如果只觉得随处符合自己的日常经验，那么这只会是第二流的作品。有时候，恰恰是一些概念化的表述才“畅通无阻”，因为它们能够较为便捷和快速地满足读者的个人经验，但是，真正的杰作一定会强有力地突破读者原有经验范畴。

    我们提倡“写现实”，认为这是更有难度的写作。为了说得明白，我把写作过程比喻成酿酒。生活跟文学的关系就像粮食和酒的关系，总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和基础，问题是怎样理解这个“源泉”和这个“基础”、怎样用生活的“粮食”来“酿造”。许多人认为就是将现实生活剪裁组合一番，把更有戏剧性、冲突性的部分集中到一起，略加改造甚至直接照搬下来就行，只要做得巧妙，便是成功的文学作品了。这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从现实生活到文学作品，它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需要认真研究。这其实不过是写作学的基本问题，是并不深奥的朴素道理。还从酿造说起，经过考察我们即会发现：这个过程中粮食已经发生了“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所以现实生活的粮食，经历的绝不仅仅是什么“剪裁组合”的工作，也不仅是“归纳和选择”的工作。如果现实生活是粮食，作家就是一个酿酒器。现实生活进入作家这个酿酒器之后经过一番复杂的酿造而发生化学变化，再倒出来就是芬芳的酒液。酿造技术不同，酒的成色也就不同，于是就有了杰作与劣作的区别。一切没有经过作家这个酿酒器、没有发生化学转化的现实生活，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文学。真正有追求的文学未必要写出人人熟稔的故事，它是一次全新的个人交付：让阅读进入永不雷同的“我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酿造过的酒，它再也不是现实生活的粮食颗粒，不是那样的固体了。

（摘编自张炜《从“粮食”到“酿造”》）

    今天各种古装戏大行其道，其中不乏有关科举考试、进士及第的场景。许多人以为，包括状元在内的进士们，好像就是板上钉钉的“官”无疑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历史学者倪方六介绍，举人和进士都不是官，古人叫“功名”，今人叫“文凭”。

    虽然明清时期，考中进士之后肯定就会有官做，但在唐宋时期，考中进士只能说有了当官的资格。进士之后还要通过吏部铨试，铨试以“身、言、书、判”四事择人。身，指体貌伟岸；言，指言辞辩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四者皆可，则中选授官。“铨试非常难考，十多年也不一定能考过。”倪方六表示，“韩愈就考了好多年才考过。”据介绍，韩愈在第一次铨试失败之后，又连考两次，仍被淘汰，一直得不到官职，困顿长安近十年，29岁才进入董晋幕府，谋得一个小官职。“铨试是有针对性地选择有专业技能的人才，然后安排到相应的职位上。”

    现代中、高考及公务员考试中，考生姓名、考号等信息都是写在装订线内的，以确保批卷时不会徇私舞弊。但在北宋之前，试卷上的考生信息并未做任何保密措施。所以，除了要考得好，考生们还得提前打点好各种官场关系，在北宋初，除了通过考试，还需有两名以上在职官员联名举荐，才能有官做。像李白、杜甫、白居易之所以写了那么多诗歌作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打动当时有实权的官员，好让他们举荐自己。很多普通老百姓家的考生，在参加科举前三五年，都会外出“宦游”，写一些诗歌、传奇等作品献给官员，推销自己。从宋太宗开始，科举实行“糊名制”，考官没有了之前那样大的权限。这是为了打压士族的势力，因为很多士族世世代代做高官，势力很大，严重威胁到了中央集权。但官员举荐的制度还是存在的，官员举荐的士子任职后，若是犯了贪污等罪责，举荐的官员也会遭到降级或罢官的惩罚。

    现代的公务员考试会分全国统考和各地自主命题。那古代的科举是不是全国统一试题呢？古代的科举一开始是实行全国统考的，多数年代都是一榜取士，但是自古江南出才子，北方读书人整体上显然是考不过江、浙秀才的。后来出于照顾、平衡，最后一轮的“总决赛”殿试，有的朝代，如明朝就出现南北卷之分。《明史・选举》记载，“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明成祖洪武年间曾发生过一起“南北榜案”，因为录取的51人全是南士，北士无一人进榜，朱元璋把主考官刘三吾流放到了边疆。后来明太祖朱元璋亲自阅卷，最后录取的61人则又全是北士，首开了大明王朝分南、北取士的先河。在随后的永乐年间，科举考试并没有分南北。朱棣死后，其长子朱高炽当了皇帝，录取工作有了明显变化，明确了南北二片各自的录取人数和比例：30个录取名额分配比例是，南士录16人，北士录14人。朱高炽死后，宣宗正式将试卷分为南、北、中三卷，并成为定制。

（摘编自肖玲玲《进士只是“文凭”》）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一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一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材料一：

7月6日，人社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一批新职业，互联网营销师、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直播销售员，互联网信息审核员等位列其中。新职业的发布为众多“不务正业”的互联网从业者“正名”。工信部专家委员会刘兴亮表示，国家为新职业赋名，既是对从业者能力和价值的肯定，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有利于从业者在今后的职场行稳致远，也是一次就业观念的革新，新职业者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相应提升。

新职业之所以成为时下年轻人就业的热门选择，与其职业特质密不可分。刘兴亮表示，新职业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工作内容灵活度大，能够让他们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极大地调动工作热情。

此外，就业观念的转变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年轻人对新职业的接纳度更高，他们能够抛开固有的职业偏见，将兴趣融入日常工作，从过去的“唯公务员论”到如今兼容并包的多元化思维，他们普遍认为，只要付出智慧和汗水，在任何岗位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摘编自郭慧《新职业打开就业“新窗口”》，《山西日报》2020年7月14日）

材料二：

新职业的不断涌现，为个人成长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活力。对求职者而言，把握机遇未必一定要从事这些职业，关键是看清其背后的发展趋势，及时更新就业观。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择一岗终老”等想法，面临着强烈的现实考验。新经济迅猛发展，灵活就业、自主创业成为许多人的选择。具备发展的眼光，有敢于尝试新生事物的胆量，勇于主动应变，让自己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比寻找“铁饭碗”更重要。如果仍以单一思路去求职择业、显然会选择受限。当然，求职者要全面增强核心竞争力，打造过硬的专业技能，向复合型人才转变，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职业新趋势面前，企业也非旁观者。“90后”郑一几年前创办了一个网络求职平台。疫情期间，他发现餐饮业歇业，而生鲜外卖火爆，迅速推出“共享员工”服务，既为近万人提供过渡性岗位，也让平台实现了业务拓展。企业设置相应岗位也好，拓展业务领域、开发经营模式也好，都既能推动就业，也有助于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其中的关键是要有洞察力与快速反应的能力，以及创新的思路。

新职业被列入名录，意味着从国家层面给予认可，为个人与企业的探索增添了底气。顺势而为，更多潜能将会被激发出来，更多梦想可以借此实现。

（摘编自刘颖《抓住新职业背后的新机遇》《天津日报》2020年7月15日）

材料三：

新职业的大量涌现，反映了宏观经济和社会日常生活的繁荣，不仅更新着社会对于职业的认知，更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对于传统职业界定和从业认知，新职业的“新”，体现在它的超前性；而这客观上为新职业及其从业人群，带来一定的困惑与困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健康发展。例如，很多新职业岗位很难享受到相关劳动法规的保障，动摇了人们从事的信心。另外，有的新职业也没有被国家认可的职业分类体系接纳，对于新职业的社会认同较为不利。新，抑或超前，意味着脱离了既有的评价体系，显然会承担一定的创新成本。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新职业大量涌现、新职业从业人群持续壮大，一方面是经济繁荣的表征，另一方面，则是业态以及经济转型的信号。由此，相关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机制，必须及时更新，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

（摘编自《新职业越来越多，“新人”如何不迷茫》，《中国青年网》2019年7月19日）

汉语成语与汉民族的物质文化

李大农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比，是比较具体直观的，是汉人长期生产与生活经验的积累。与精神文化那种深层次的文化相比，物质文化是一种中层次的文化，也是一种表层文化。不少成语直接反映了汉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成语的选材必然集中于汉人所熟悉的事物，山川地理与园林、宫室建筑、服饰饮食，以及各种各样的器物、动物等等，都是汉文化中所固有的，它们反映了汉民族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

与饮食有关的成语为数不少，如“茶余饭后”“粗茶淡饭”“酒足饭饱”“酒囊饭袋”等等，成语中常常“茶”与“饭”并举，“酒”与“饭”并举，这是汉民族独有的茶文化与酒文化的反映。烹饪文化是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样的体现饮食观念的成语。像“炮凤烹龙”“千里莼羹”这样的成语直接记录了两种菜名，前者指鲜美的宫廷大菜，后者指一种地方风味名菜。“五味俱全”的原义则是指调味齐全适宜。

反映服饰文化的成语中，有不少表现了不同地位身份的人所特有的服饰。帝王后妃和贵族命妇的服饰是“凤冠霞帔”“珠围翠绕”，古代儒生的装束则是“褒衣博带”“圆冠方领”，朝庭命官是“顶冠束带”“象简乌纱”，志在山林的隐逸之士则“葛巾野服”“芒鞋竹杖”，当了帝王，则必“黄袍加身”，普通的劳动妇女也只能是“荆钗布裙”。因为服饰是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的外在表现，古代在服饰上有种种严格的规定，用以显示官位品阶和社会地位的不同，所以汉语中出现这样丰富的与服饰有关的成语也就不足为怪了。

成语中反映宫室建筑文化极具民族特色，如“碧瓦朱甍”指绿色的屋瓦，红色的屋脊，形容建筑物的华丽美观，也表现了汉人建筑设计和审美情趣上的总体风格。“层台累榭”形容房屋建筑高下相间、错落有致，“雕梁画栋”形容房屋内部装饰得富丽堂皇，“钩心斗角”形容宫室内部结构错综精密，“高亭大榭”专指园林中供休息和观赏四周景物的高大建筑物，“金城汤池”形容坚固的城防。

成语还带上了民族自然环境所独有的山川、园林、交通、气候等方面的特色。因此，带有地理名称的成语必然是汉语所独有的，由于本族人对地理知识的了解，自然也可以体会到这些成语的“言外之意”。如“楚河汉界”“安如泰山”“得陇望蜀”“泾渭分明”“洛阳纸贵”“吴牛喘月”“夜郎自大”“终南捷径”等等。

围棋和中国象棋是汉人十分熟悉的娱乐用具，因此，以棋为素材的成语就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棋高一着，束手束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举棋不定”“星罗棋布”等。

汉语成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植物，除松柏、梅、柳、桃、李、兰、桂、莲等外，最常出现的要首推竹。因为中国古代盛产竹，汉人的衣食住行无不与竹发生密切的关系，竹在汉民族的物质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竹不仅可满足日常生活中制造各种物品的需要，还可以是重要的书写材料，并能制作乐器。与竹有关的成语有“胸有成竹”“罄竹难书”“傍人篱壁”“蓬筚生辉”“箪食壶浆”“得鱼忘筌”“簟纹如水”“管中窥豹”“立竿见影”“滥竽充数”“雨后春笋”“青梅竹马”“势如破竹”等。

成语还反映了中医中药方面的文化内容。如“痛下针砭”“对症下药”“如法炮制”“妙手回春”“三年之艾”“以毒攻毒”“换汤不换药”“病入膏肓”“麻木不仁”等。

不少成语选材于汉人常用的器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族历史上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以珠宝、丝绸和织锦来说，在汉文化中就很具有代表性。与珠宝有关的成语有“白璧微瑕”“浑金璞玉”“探骊得珠”等，与丝绸有关的成语有“澄江如练”“繁花似锦”“花团锦簇”“描龙绣凤”等。

取材于动物的成语数目十分庞大。有些动物形象及其象征性内涵，是汉文化中独有的。在汉文化中，龙、凤、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神异的动物形象，它们或以高贵、权威、受人尊重；可以珍稀、祥瑞被人喜爱。这些动物是否存在过，虽尚未被现实生活所证实，但从其形体生成的各部分来看，都是有现实依据的。成语中其他动物的象征义也体现了汉文化的丰富内涵，如龟、鹤的高寿延年、虎豹的威猛雄建、豺狼的狠毒贪婪。至于有关狐、兔、犬、马等动物的成语，往往不只是的一种涵义，褒贬抑扬各有不同。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通过以上大量的例证与分析，我们认为成语中确实沉淀着丰富而生动的民族文化内涵。因此，不同民族或国籍的人们在语言交际中，阻碍相互交流与理解的原因，不只是语言结构本身，而往往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所造成的障碍。特别是成语，文化的包容量这样大，外国人要真正了解和掌握它们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中国文化多一分了解，对成语的意义也就能够多一分认识。由于汉语成语的文化个性异常显著和突出，所以必须要有精通外语并具备较丰富的文化知识修养的人予以翻译，才能使外国人接受和理解。

顾名思义，中医是中国的医学。它在中国的土地上迁演数千年之久，理论的更新、方法的丰富、技术的创新、疗效的提高，自不必言说，但其内在精神则一直是稳定的，并且总是贯穿于从理论到临床的各个方面。中医在它的千年之旅中是变而不变的，变的是形态与数量，不变的是精神。

敬畏天地、顺应自然、强调伦理与秩序、关注人事、注重整体、主张和谐，是中国人一贯的情结。中医早已深深地烙下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印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自当顺应自然，而后可以“长有天命”。先秦这样的生命观，引导了中国医学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多与违背自然规律有关，与精神情志失调有关，于是强调外慎风寒，内调情志；中医认为治疗疾病的关键在于祛除“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邪气，扶助“冲气以为和”的正气，于是有了扶正与驱邪的治则治法。这些，既是医学家专门提出的概念，也是一般人普遍理解的思想。中医对天地自然的认识、对生命与疾病的认知，以及据此而发明的治疗技术、养生方法等，凝聚着中国人独有的自然观念和人文情感，蕴涵着中国人一直持守的思维模式与生命哲学。

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相为连通，共成一体。中国传统的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化学，以及诗歌、辞赋、绘画、雕塑、音乐等，与中医一起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殿堂。从哲学角度看，中医在其理论构建之初，便借助了传统的阴阳观、五行观、元气论，这可以从《黄帝内经》中找到大量的证据。从技术角度看，中药的种植不能不依靠传统的农业和地理知识，中药的制剂常常需要借助炼丹术——传统化学的成果，中医的运气学说自然离不开天文、历法乃至数学的支持，这也可以从历代典籍中找到大量的证据。从学术的表达方式看，中医借助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众多形式。现存中医古籍的文体有散文式的，也有诗歌式和辞赋式的。《三家医案合刻》中载录了清代薛生白的一则医案：“骨小肉脆，定非松柏之姿；脉数经停，已现虚劳之候……”这是典型的辞赋体，具有东方文化特有的美感。

中医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借助了其他的传统文化形式，但其本身是独立的。首先，中医是一种不能被任何其他文化形态替代的医药学术，是一种与现代医学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这种唯一的价值决定了它不仅曾经在历史上呈现过精彩，也一定会在人类未来的天空中放射出光辉。再者，中国传统思想的的重要内容，如阴阳观、五行观、元气论等，在中医的园地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在现代人眼中已经变得陌生的传统思想，由于中医的运用而更加丰富、全面、深刻而系统。第三，中医的本草学、方剂学、针灸学、制剂学等专门学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独立而具有特色的内容。中医充实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延伸与光大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相为连通，共成一体，充实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医是中华民族原创的、独有的，是不可以被其他民族或国家复制或嫁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

（选自徐明《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医》，有删改）

天文学并不是新开拓的科学，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我们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痕迹。也许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季节，这种物候授时是早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甚至到上一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通行这种习俗。物候虽然与太阳运动有关，但由于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年份相同的物候特征常常错位几天甚至更多，物候授时比起后来的观象授时就要粗糙多了。《尚书·尧典》曾这样记载观象授时，上古的人们便以日出正东和初昏时鸟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春，以日落正西和初昏时虚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秋，等等。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李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商、周、鲁等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从西汉到五代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完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测手段和计算方法。南北朝的姜岌以月食位置来准确推算太阳的位置，隋朝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唐代一行的大衍历，显示了古代历法已完全成熟，它记载在《新唐书·历志》中，按内容分为七篇，其结构被后世历法所效仿。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以后，浑仪的功能随着环的增加而增加；到唐代李淳风时，已能用一架浑仪同时测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除了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精度外，天文官员们还特别留心记录奇异天象的发生，其实后者才是朝廷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客，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把它看成上天给出的瑞象和凶象，并加以趋避。

宋代和元代为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25部，其中郭守敬等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360年，达到中国历法的巅峰；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身，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观测最勤，平均不到20年一次。

进入明代和清代后，中国天文学开始停滞不前。这里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从天文学本身来看，首先，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只能满足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加上凹凸镜片，精度不会提高，而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在解决天体位置与推算值弥合问题上只注意表象，不注意从几何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与此相反，古希腊天文学则是侧重几何学的。对中国明清时代的天文学进行反思是痛苦的，但却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

（摘编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类利用海洋、以海洋为纽带开辟的进行经贸交流与人文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不仅是沟通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交通网络，还是沿线国家和地区邦交往来、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通道。

现有史料与考古发现显示，公元前2世纪前后，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开启通向东北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海上航路。南方越人素有行舟致远的航海传统。秦汉之际崛起于中国南海之滨的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成为南海北岸的著名都会和舶来品集散中心。

公元3世纪以后，佛教通过海路传入，经广州等地在岭南传播，并北上传入内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527年印度僧人达摩从海路来到广州，在今华林寺附近建西来庵，后北上中原，成为禅宗初祖。广州不仅是泛海东来弘扬佛法的外国僧人的重要基地，也是国内僧人泛海前往西天求法取经的主要出航地。唐宋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常住广州“蕃坊”，从事各种贸易，建立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保留至今的怀圣寺和光塔，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建立的清真寺。

明朝中叶以后，天主教传教士伴随西方商人来到澳门，继而进入广州和内地。第一个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来到珠江口的上川岛，准备进入中国传教，后因病逝世，葬在岛上。此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欧洲的地理、历法、数学、几何学等科学，印刷、火器制造等技术，以及绘画、音乐等艺术。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新教传教士成立学校、医院，开设印书馆，创办报刊，并翻译各种书籍，广州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门户。

18世纪以前，葡萄牙语是亚洲许多港口的通用商业语言。澳门开埠后，华夷混杂的澳门、广州出现了广东方言与葡语的交融，产生了中外贸易的通用语言“广东葡语”。19世纪，随着英帝国的兴起，广州中外贸易中逐渐形成以粤方言与英语混合的新商业用语“广东英语”。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需要外语人才，于是，能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英语”又兼通夷务的广东通事与买办成为江、浙、闽各地广为招徕的人才。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经由此实现了彼此间的传播与交流。近世新航路开辟后，广州口岸聚集了众多外国商人、船员、传教士、旅行家，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向欧洲介绍“中国印象”，把中国经典古籍译介到西方，儒家思想等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很大影响。一些产自中国的精美服装、手工艺品、家具等被带到欧洲，成为上层社会崇尚的时髦物品，并加以模仿制造，在制瓷、绘画、建筑等领域，出现了被称为“洛可可”艺术的新风格。

自秦汉至明清，广州始终处于中国对外贸易、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历两千余年而经久不衰，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东方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在东西方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李庆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上长盛不衰的东方大港》，有删改）

材料一：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较量的意义日渐凸显，文学传统的选择亦卷入其中，因此，对本土文化采取简单粗暴的蔑视和排斥态度，刻板模仿西方的文化思维和创作套路，以至于唯“洋”是崇，注定吃力不讨好。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文艺界亟待解答的问题。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遵从、恪守并不断丰富和创新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基因的中国文化情怀与中国审美方略。具体到文学叙事层面，就是重新思考中国叙事传统的当代转化。

中国古代文艺极其讲究叙事的细节真实，不少作品的情境设计深具细节之美。《红楼梦》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小说“淡淡写来”，“淡淡带出”，情节自然推进，心理刻画虚实相生，毫无斧凿之痕。例如，第三回一反富贵之家的俗套描写，连用三个“半旧的”来形容王夫人房间的装饰，看似信笔写来，却预示了贾府的趋于衰落，意蕴丰厚。又如，第二十八回宝玉和黛玉在消除误解后，黛玉由怒转喜，和宝玉开起玩笑说：“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说着抿着嘴笑。宝玉听了，又是咬牙，又是笑。”黛玉因为误会消除，心事解开，所以“抿着嘴笑”，这一甜蜜的笑由心而发。宝玉此时则不然，他对黛玉的玩笑话一时不知如何对答，若也以玩笑话回答，又怕再次得罪黛玉，因而陷入想说又不敢说，但对黛玉满怀爱意的心理状态，所以他“又是咬牙，又是笑”。《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同样讲究细节的铺陈，如“三打白骨精”“刮骨疗毒”“风雪山神庙”等场景，都使读者产生亲见其人、身临其境的感觉。与此相反，近年来，中国文艺创作在细节铺陈与描摹方面缺乏耐心，往往一部小说读完，带给人的多是杂乱无章、匆匆忙忙的印象，而鲜有作者愿意在细节处精雕细刻，少有人物或细节让读者印象深刻。

想象力一直被视作艺术的灵魂。中国古代文论特别强调“想象”之于创作的意义：“遗情想像，顾望怀愁”（曹植《洛神赋》），“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勰《文心雕龙》），这些都将“想象”作为审视、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在文艺创作中，如《西游记》通达三界的神妖世界，《红楼梦》负载着传统中国文化并隐喻重大思想内涵的“虚构空间”等，皆立足“此岸”又悬想“彼岸”，给人以希冀、震撼与美感，千百年后仍令人击节赞叹。然而，在商业化的今天，很多艺术家要么不再寻求想象层面的超脱，要么把玩弄奇幻怪异视作“想象”，致使“伪想象”大行其道。

在中国，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史传文学，擅长人物塑造，且一直强调人物高于故事。《史记》开创了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的笔法。及至明清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更趋成熟，放浪形骸的孙行者、忠肝义胆的关羽、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逼上梁山的林冲等人物形象，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广为传诵。《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更是已臻化境，“摹一人，一人必到纸上活见”，诸如“烘云托月”“注彼写此”“千皴万染”“按迹循踪”等写人状物的叙事技法，相较于西方的叙事技巧，显得形神兼备而自成格调。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学是以反叛传统著称的，其中包括借助欧化语体来打破文言文的束缚。然而，以反叛传统和全盘西化为主流的新文学，却产生了一大批汉语特色极为浓郁的作家。从早期的周作人、废名，到后来的老舍、沈从文，他们的成功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欧化，传统民族语言的特质恰恰为他们的作品增色不少。这一点也为当代一些作家的创作所证明，如汪曾祺自然、和谐、恬淡而又略带文雅的语言，与中国传统诗词和笔记小说遥相契合；贾平凹古朴、简淡语言的佛道痕迹。不过，当今汉语写作更.为常见的情形是：缺少本来应有的汉语自觉和汉语主体性，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魔圈未曾完全解除。

（摘编自高强、李永东《回望这边风景：中国叙事传统的当代转化》）

材料二：

中西双方不是都认同这是一个平等对话的时代吗？但是，中国人洗耳恭听了一百年，而异议、争辩、反驳为何阙如？因为我们只有人家的话语，却没有不同于对方的话语，这就没有了对话的本钱。潜在弱势文化民族自卑心理作怪数十年，积重难返。其实，在小说方面，我们的传统是有自己独特的话语的，中国的传统文学是有本钱和他们对话的。

中国叙事文学的艺术传统来自中国历史记言、记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记言，《春秋》记事。长篇小说千年以来，继承孔夫子的“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褒贬不直接表现于文字，只能寓于字里行间。这种史家笔法，得到西方一些汉学家的赞赏，如《左传》记周天子赐齐桓公祭肉，虽为国家重大的仪式，却没有环境和心理描写，全文以对话组成，动作只用了四个字“下、拜、登、受”（僖公九年）。把宝贵青春献给文学的教授博士，一味奉西方叙事学为圭臬，从概念到概念地空转，有几个去梳理从孔夫子到《红楼梦》的千年传统？以中国的寓褒贬，并不是没有倾向，而是把倾向暗藏在语言的取舍之间。故孔夫子订春秋，使乱臣贼子惧。这并不如西方所谓的“作者死亡”，读者决定一切。有了这样的本钱，是不是就有能耐和西方争一日之短长呢？

（摘编自孙绍振《担当起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

材料一：

到21世纪，中国法律人类学的学术脉络和基本主张渐成气象，为中国法治和法学研究提供着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现实能量。与法学不同，人类学代表了亲历、切肤、在场和本真的生命原力_换言之，代表了扎根大地的诚实。人类学对生命细碎的关怀，对日用习常的熨帖，对异域风光的好奇，对情景知识的敬意，使得那些关于人与人生之见的复杂性被一点点拨开，从而为我们理解合法性、现代性、统合、冲突等世间的诸多宏大观念，提供意义的载体、反思的条件乃至批判的可能。

理解了人类学与法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我们便能理解法律人类学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对于域内而言，自新世纪开始，中国法学开始系统性地反思既往过度以城市为中心、过度以规范为定见，从而可能忽略了一线城市以外真实的社会需求，以及对法律运行的复杂过程相对盲视的价值取向。坦率地讲，现代法学的制度构造和知识体系舶来于西方，其作为一个移植性的秩序安排在中国现实土壤中，确实不可能仅仅通过立法过程对文本规范的建构来实现。法，不仅仅是一个规范问题，甚至根本上不是一个规范问题，而是生命秩序。以高傲的西方经验自居，完全忽视了规则的文化维度、语境意义与地方性知识之特征，认为不需要去建构和孕育现代法律体系与中国现实深度咬合的社会根性，这是中国法学"本本主义”的显著问题。好在随着中国文化自觉的日益清晰，以及法学交叉学科研究的日趋拓张，中国法治建设在吸收世界优秀制度文明成果的同时，越发重视中国经验本身。当摆脱了"轮椅”状态的法律学人重新站在真实的大地上，在研究方法上便会越来越多地重视在场性价值，重视局内人视域，重视对基层与远山的温润关切。这一"接地气”的研究理路与价值主张，携带着法律人类学的力量，为理解复杂的中国不断积累着本土智慧与体验样本。

而如果将视野拉长到国际，"以世界为田野”一直是中国人类学人的梦想。如高丙中教授所言，中国的人类学前辈学人们当然知道人类学田野包括世界而非以国内为限，然而，人类学视野和活动空间的内敛性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界的遗憾。多方面的历史条件制约着人类学家的选择。其一，中国的国力和国情使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有时顾及不到，把资源投到耗费不菲却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国内急迫问题(如围绕温饱问题的物资生产等)的人类学课题上。其二，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社会心态、集体意识不便于学者到国外社会开展调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并长期伴随着外来入侵造成的众多的生命牺牲和"国耻”的不断累积，国人在心理上与西方主宰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比较敏感的。当"以世界为田野”的研究无法有效发生时，其现实后果之一，便是在我们推动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对沿线国家缺乏在场性的深度理解，而忽略了一些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历史背景、文化意蕴和社会情境。

(摘编自熊浩《法律人类学的学术意义与中国价值》)

材料二

国家推行的现代法律和农村传统的习惯法之间存在差异。在推广国家法律的时候，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需要直面这一差异。如果宣传的内容只涉及国家法律，当地农民会感觉到陌生。但如果只讲地方民众熟悉的习惯法，又失去了传播的目的。通常的办法，就是在宣传中嫁接现代法律与习惯法，达到"转生为熟”的目的。而小品《不能走这条路》则包含了两重法律逻辑及其嫁接关系。一重是农村习惯法的逻辑，它是以家庭的共同利益为核心。从这重逻辑来说，为了家庭生计日夜操劳的小珍，应该受到表扬和鼓励，而成天在外喝酒赌博的二狗，应该受到批评和教育。一重是国家法的逻辑，它是以国家的共同利益为核心。在小品的开头，现代法律的话语并未出现，但描述了二狗喝酒赌博、经常打骂小珍的事实，警察将二狗及其赌友逮捕，村妇女主任忠告"这可不是家庭小事，而是侵犯了妇女权益”，从而实现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嫁接。这出小品的逻辑和《白毛女》的逻辑基本一致，黄世仁首先是违背村庄伦理道德的负面人物，然后才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阶级敌人。笔者把以上不同法律的关系称作"法律嫁接”，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研究不同法律的彼此影响和交错状态，同时也看到，习惯法既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又能保持自身一定的独立性。

"戏曲普法”蕴含着深远的人类学启示，它有助于我们将关注重心从"纠纷解决”转向"传播过程”。与法律史学家只通过文本探讨中国历史上法律与戏剧之间的关系不同，进行当下"戏曲普法”田野工作的优势在于，我们可以追踪普法剧本的写作、修改、演出以及效果等内容。"戏曲普法”涉及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中国与西方等多重关系，是法律与社会科学界未来值得努力探索的一个领域。

(摘编自尹韬《"戏剧普法，的人类学启示》)

材料一：

由于光速是信号传播的最大速度，当我们观看远距离外的物体时，看到的并非它现在的影像，而是之前某一时刻的。宇宙大爆炸发生在138亿年前，因此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远处来的光就是那时发出的。由于光传播的这段时间里宇宙膨胀造成的距离改变，发出这些光的地方与我们现在的距离不是138亿光年，而是大约469亿光年。这就是我们此刻所能观测到的宇宙范围，称之为“粒子视界”。当然，未来的观测者将能够看到来自更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光波。

我们未来可观测的范围还受到宇宙膨胀速度的影响。由于宇宙膨胀，宇宙间相距遥远的两点在相互远离，远离的速度正比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这就是哈勃定律。因此只要足够远，远离的速度将超过光速。这与相对论中光速是物体或信号传播最大速度的说法并不矛盾，因为这是空间膨胀引起的，其速度是相对于遥远的物体而不是本地的物体。如果宇宙膨胀减慢，光最终还是会传过来。但是现在人们发现宇宙膨胀在加速，这种情况下一定距离之外的光将永远无法抵达我们这里，这个界限称为“事件视界”。

通常我们把信号所能传播范围以内的时空称为“可观测宇宙”，有时就干脆简称为“宇宙”。由于上述粒子视界和事件视界的存在，可观测宇宙是有限的，但是在可观测宇宙之外时空还是可以存在的。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时空中将存在大量甚至无穷多彼此互相没有直接因果联系的部分，有些学者把这些也称为不同的宇宙。不过，在传统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中，这些时空区域都有相同的膨胀历史。因此，称它们为同一宇宙的不同部分更合适一些。

（摘编自陈学雷《宇宙是唯一的吗？》）

材料二：

星系是由气体、尘埃和恒星群（上千亿个恒星）组成的，每个恒星对某人来说都可能是一个太阳。在星系里有恒星、行星，也可能有生物、智能生命和宇宙间的文明。但是从远处着眼，星系更多地使人想起一堆动人的发现物——贝壳，或许是珊瑚——大自然在宇宙的汪洋里创造的永恒的产物。

宇宙间有若干千亿（10¹¹）个星系。每个星系平均由1000亿个恒星组成。在所有星系里，行星的数量跟恒星的总数大概一样多，即10¹¹×10¹¹=10²² ， 在这样庞大的数量里，难道只有一个普通的恒星——太阳——是被有人居住的行星伴随着吗？为什么我们这些隐藏在宇宙中某个被遗忘角落里的人类就这样幸运呢？我认为，宇宙里很可能到处都充满着生命，只是我们人类尚未发现而已。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80亿光年以外嵌着银河系的星系团催迫着我们去探索，探索太阳和地球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确信，有人居住的这个行星只不过是一丁点儿的岩石和金属，它靠着反射太阳光而发出微光。在这样的大距离里，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旅程只到达地球上的天文学所通称的“本星系群”。本星系群宽达数百万光年，大约由20个子星系组成，是一个稀疏、模糊而又实实在在的星系团。其中的一个星系是M31，从地球上看，这个星系位于仙女星座。跟其他旋涡星系一样，它是一个由恒星、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巨大火轮。M31有两个伴侣，它通过引力——跟使我待在坐椅上相同的物理学定律——将矮椭圆星系束缚在一起。整个宇宙中的自然法则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离地球200万光年。

M31以外是另一个非常相似的星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星系。它的旋涡臂缓慢地转动着——每2.5亿年旋转一周。现在，我们离地球4万光年，我们正处于密集的银河中心。但是，假如我们希望找到地球的话，就必须将方向扭转到银河系的边远地带，扭转到接近遥远的旋涡臂边缘的模糊的地方。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恒星即使在两个旋臂之间，也像流水一样漂浮在我们的四周——气势磅礴的自身发光的星球，有些虽然像肥皂泡一样脆弱，却又大得可以容得下1万个太阳或1万亿个地球；有些小如一座城池，但密度却比铅大100万亿倍。有些恒星跟太阳一样是孤独的；多数恒星有伴侣，通常是成双成对，互相环绕。但是那些星团不断地从三星系逐渐转化成由数十个恒星组成的松散的星团，再转化成由百万个恒星组成的璀璨夺目的大球状星团。有些双星紧靠在一起，星体物质在它们之间川流不息；多数双星都像木星与太阳一样分离开来。有些恒星——超新星——的亮度跟它们所在的整个星系的亮度一样；有些恒星——黑洞——在几千米以外就看不见了。有些恒星的光彩长年不减；有些恒星闪烁不定，或以匀称的节奏闪烁着。有些恒星稳重端庄地转动着；有些恒星狂热地旋转着，弄得自己面貌全非，成了扁圆形。多数恒星主要是以可见光或红外光放出光芒；其他恒星也是X光或射电波的光源。发蓝光的恒星是年轻的星，会发热；发黄光的恒星是常见的星，它们已经到了中年；发红光的恒星常常是垂亡的老年星；而发白光或黑光的恒星则已奄奄一息。银河里大约有4000亿个各种各样的恒星，它们的运转既复杂又巧妙。对于所有这些恒星，地球上的居民到目前为止比较了解的却只有一个。

（摘编自卡尔•萨根《宇宙的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