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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热”切莫丢了文化魂

闻白

    即使你不是一个对城市改造十分敏感的人，蔓延各地的拆旧和仿古热潮也足以令你侧目。据学者的最新统计，全国有不少于30座城市欲斥巨资重建古城，如我们风闻过的开封千亿元重塑汴梁城、昆明220亿元打造古滇王国、山东聊城古城改造……

    某种意义上，“拆旧”与“仿古”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看似矛盾却又并存的两大典型现象。拆旧，是因为旧的文化遗存“档”住了城市发展脚步；仿古，则是希望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发展契机。破与立之间，折射出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许多文物保护专家对这种“大拆大建”有过担忧和提醒。在他们看来，如果把积淀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旧城仅仅当作改造对象，而不强调实施保护、有机更新的一面，是一种观念错位、“最没文化”的表现，将一片片历史街区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无情摧毁，然后仿建出一条条复古商业街，不但会造成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而且导致城市记忆消失，最终形成千城一面的平庸景致，令人扼腕。

    值得关注的是，和过去修建一个仿古建筑相比，现在的古城重建，多为城市的重大决策项目，动辄百亿千亿元投资、几千亩占地，涉及众多文物保护和百姓搬迁，影响城市未来发展布局，因而争议更多。而最大焦点在于，一些重建项目只是打着与文化相关的旗号，背后是经济利益和政绩工程的驱动，缺乏文化之魂，片面地用浮华形式、简单符号来进行文化建设，最后当然是南辕北辙，拆了真古董造了假古董，沦为笑柄不说，更成为一种政绩泡沫，造成“政府立项，百姓埋单”的严重后果。

    应该承认，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进行一些重建、仿建未必是坏事。“古城重建热”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全社会的文化发展热情，甚至是渴望进一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倾向密切相关。有专家就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期，利用文化遗产来发展经济、刺激旅游成为显著特征，也应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趋势。但如果有“体”无“魂”、有形式无内涵，就难免遭遇市场和公众的双重否决。比如你争我夺的名人故里之争、大而无当的文化景观等。 在文化建设成为“五位一体”重要一极的今天，任何不计成本、不讲实效、盲目跟风的伪文化行为，不但不能为人民带来福祉，而且有可能带来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方面的问题。

    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文化名城名镇、历史街区和古村落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城市发展间的博弈协调，注定将长期存在。百姓并不反对城市旧貌换新颜，也乐见城市科学发展，只是这“新颜”也需要有历史的基因、文化的担当，让人们能够找到城市的记忆与未来。破解城市发展中新与旧的难题，需要更多的因地制宜，需要对文化的真心热爱。

    在文明初起的时代，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星光熠熠，照亮了各处的夜空。一边天生仲尼，万古长夜将尽；一边柏拉图走出洞穴，迎接明媚的阳光。虽然两个大陆中间的广漠横无际涯，峻岭层峦叠嶂，但声声驼铃却串起了东西文明汇聚、世界民族交融的动人故事，一卷卷绮丽的丝绸渲染了沿途壮美的风景。这条沟通中西、美丽而又沧桑的文明纽带就是丝绸之路。

    作为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有着多条路线和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古代游牧民族的脚步，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已经开始，其路线被称为“草原之路”。这就是丝路的前身。草原之路，从黄河中游，北上经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直达多瑙河流域。正是通过这条道路，当时为中国所独有的丝绸进入西方世界。到两汉时期，张骞受命西进通使西域，正式宣告了陆上丝路主干道的形成。及至唐代社会的繁荣，先进的文明，开放的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国来华贸易，陆上丝路弦歌不绝，海上丝路也逐渐建立起来。

    丝绸之路是一条鲜活的道路，它不仅加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还加强了彼此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与波斯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使者不断，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多彩，不论是作为波斯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阿拉伯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古代中西之间的交流，不论是丝绸、玉器、香料、陶瓷、珍禽等物质层面的物品，还是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道教等思想层面的结晶，都是通过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双方交流的。

    在丝绸之路汇聚的多种宗教文化既相互碰撞，又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汉唐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思想观念以佛教的影响力最为巨大。中华王朝不论迎佛也好，辟佛也罢，都展现了佛教对代表中国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新塑造。西域的于阗王国是丝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是商人驻足之处，也是西行东来的僧侣歇脚所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佛寺，宝殿主尊是佛像，佛像两边上方都是千佛，而下方则往往描绘地方神祇，其外部特征有似祆教神祇。由此可以看出，丝路上的诸神之间并没有战争，而是安然地保佑着各自的信徒。

    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不同文化由于自我认知身份的差异而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但历史经验表明，在冲突之外，文明之间还有着更为广泛的交流和竞争。公元751年，唐王朝与大食爆发战争，史称“怛罗斯之役”。这件小小的战事插曲迅速被和平交流取代，唐朝大量被俘工匠随大食军队西归，直接导致了以中国造纸术为代表的科技西传。随后，中亚撒马尔罕形成了一个造纸中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将造纸术从西亚传入欧洲，埃及人的纸草和羊皮纸开始退出舞台。可以说，怛罗斯之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具象征性。抛开军事上的胜败不论，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在怛罗斯之外的广阔空间里竞争并共生，对双方文化的发展都极具积极意义。文化多元、文明交往、和谐共存，这正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今天最可宝贵的财富。

（节选自《丝绸之路与中西文明交流》，有删改）

    丧葬活动及丧葬文化均起源于人类早期的宗教思想和鬼神思想。早期人类信奉朴素的多神宗教，相信鬼神存在，灵魂不灭，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死亡祭祀活动即丧礼来达到使死者复生、灵魂转世的良好愿望，同时借此表达对亲人去世的悲哀和怀念之情。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演变出一套系统的丧葬礼仪及文化，并表现出明显的国家意志和礼仪特点。从夏商周开始葬礼即已进入了系统化程序化发展阶段，春秋时期进入完善期。史料记载，秦汉丧葬礼仪已相当复杂，共分三个部分：葬前之礼、葬礼、葬后丧服之礼。葬前之礼包括：招魂、沐浴、饭含、小敛、大敛、哭丧、停尸等。葬礼包括：告别祭奠、送葬、下棺等。葬后丧服之礼包括：丧服、丧制等。丧礼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有相应的寓意，必须严格遵守。

    我国古代丧葬文化与“孝”文化密切相关。“孝”源于儒家的核心思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即是爱。何为爱？孟子对爱作了精辟的论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首先爱自己的亲人，其次爱一切大众，最后爱自然万物。爱亲人首先是爱父母，爱父母则为孝。“孝”作为儒家社会伦理思想的基础，对古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重大作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家族宗法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它的社会政治结构，从下至上依次为：家庭、家族、宗族、皇权即国家权力。因此家庭关系稳固了则家族关系稳固，家族关系稳固则宗族关系稳固，进而皇权即国家权力就稳固了。而“孝”文化则是处理和维系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之间，宗族关系之间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政治要求。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是处理和规范人际纵向关系的标准，悌是处理和规范人际横向关系的标准，一纵一横，纵横交错，维护和促进了社会政治基础的稳固。统治者还认为“忠臣出孝门”“人臣孝则事君忠”。孔子也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封建统治者深知“孝”文化对于稳固社会统治基础的重要意义，都将孝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各朝文书中通常都有一句：“圣朝惟以孝治天下”的套语。

    孝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养老和送终。养老是对父母生前的赡养，送终是对父母死后的埋葬。根据孝的本意，两方面都很重要，但实施的社会结果是出现了轻养厚葬的现象，这是由封建统治者自身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统治需要而造成的。统治者生前享尽荣华富贵，希望进入冥国仍能继续享有人世的尊贵。因此他们为父母，为自己建造起一座座豪华的坟墓。统治者的厚葬之风影响带动了民间的丧葬之风，民间纷纷仿效，互相攀比。统治者大力推行“孝”文化，直接的社会政治逻辑结果必然是大力提倡厚葬，并最终以国家法典形式颁布实施。史料证明，最迟在西汉开始就颁布了较为完善的丧葬法规。同时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局限在相对狭小固定的地域，以家庭为单位共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促使家庭成员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具有天然的血亲联系，更成为生存的相互依靠对象。这种重孝、厚葬观念越来越浓厚，礼仪越来越繁缛。

（选自徐止平《中国古代的丧葬文化》，有删节）

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AI）不仅出现在《终结者》之类的科幻电影之中，也开始走进我们的现实生活。比如，谷歌旗下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就连人类引以为傲的文艺创作，也开始遭遇人工智能的挑战。日前，清华大学语音与语言实验中心（CSLT）作诗机器人“薇薇”通过了“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著名科学家图灵在1950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将人与机器隔开后，如果有30%以上的机器行为被人误会为是“人”而不是“机器”所为，则机器应被视为拥有智能。），机器人“薇薇”创作的诗歌令社科院的唐诗专家无法分辨，有31%的作品被认为是人写的。

    文艺创作，是通过人脑进行的一种与情感、知觉、记忆与思维相关的复杂的精神活动，这本是人类的骄傲。面临人工智能，人类传统的文艺创作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机器人“薇薇”开启数据库诗歌写作模式。有的诗一看就是机器人笨拙的模仿，但有的诗判断的难度要大一点，比如这一首《落花》：红湿胭艳逐零蓬/一片春风细雨濛/燕子不知无处去/东流犹有杜鹃声。要想甄别就需要推敲，但只要认真思考，“细雨濛”之类别扭的用法还是可以被识别出的。

    那么文学创作上，人工智能在模仿什么？人工智能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写作”，其对于文学的模仿高度依赖数据库，越是海量数据，越有助于人工智能的学习，转载请保留此链接！。“薇薇”这类写诗的人工智能程序，学习过的古诗，估计是《全唐诗》五万首的几何倍数之上，故而可以在表面上，进行一些有模有样的模仿。

    虽说如此，但诗歌所展现的语言的优美与丰富的人类内心世界，永远无法被量化、被标准化。人工智能在“阅读”上可以远远超出所有诗人，它可以按照基本的诗歌规则组合出一首诗，但这种组合不是创作。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人工智能与文艺的关系，真正要担心的不是人工智能开始文艺创作，而是我们对于文艺的理解趋向人工智能化。某种程度上，值得当心的是反向人工智能，即人性的智能化，不是机器人变成了我们，而是我们变成了机器人。比如上文所引的机器人诗歌，如果有较好的诗歌修养并不难识别，但在各种伪托李白藏头诗的口水诗都可以在网络上流行的今天，我们担心越来越多的人将无法判断一首机器人诗歌和一首好诗的差距今天的我们注视着人工智能，也许就是在注视着未来的自己，我们必须警惕科学对于人文的步步蚕食。

    文学理论大家钱谷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复杂始终对应于人心的深邃，人性是永远无法替代的部分。什么是人性？人性是那永远无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部分。只要灵魂没有枯竭，文学这朵艺术之花会永开不败。

（选自《光明日报》）

    ①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了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②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③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于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

(摘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

    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近日发布报告说，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伦理上可接受”。

    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是一家相当于民间智库的独立机构，它基于调查研究而得出基因编辑“造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结论是否能为社会广泛认同，可能并不确定。但是，这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趋势，一些人认为，可以为基因剪刀“造人”开绿灯。

    国际社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红灯警示，现在却有人准备开绿灯，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之短令人吃惊。2015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因团队进行胚胎基因编辑遭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反对。当时有人预测，世界上首次诞生基因编辑活产婴儿可能还要50～100年。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才三年，就已经有人呼吁为基因编辑婴儿开绿灯了，这是否意味着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为时不远了呢?

    基因编辑“造人”技术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实用性。目前已知有超过4000种遗传性单基因疾病，影响全球超过1％的新生儿。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帮助预防这些疾病，让每个家庭都获得健康婴儿。这显然比胎儿出生前的基因检测更先进。

    不过，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提出基因编辑婴儿“伦理上可接受”的同时，给予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其一，基因编辑婴儿必须确保并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其二，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团结，不会增加歧视和分裂。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

    仅仅从技术上看，基因编辑要符合婴儿的福祉就是一个难题。黄军等人对胚胎修改β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时，试验了86个废弃胚胎细胞，最终只有28个基因被成功编辑修改，成功率约为33％。显然，这个成功率并不足以获得安全性和成功率的保障，也让人们对此技术抱有疑虑。

    现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这也意味着，如果使用基因剪刀修改致病基因，如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也有可能把正常的基因剪掉；或者导致胚胎或生殖细胞上的基因发生重组，导致残障婴儿的出生，毁灭婴儿的福祉。因此，基因编辑婴儿技术如果没有100％的准确性，尚不可能用于临床“造人”。

    另一方面，即便技术有保障，基因编辑技术被批准用于“造人”之前，还需要专业界和社会对它的应用和各种潜在可能性进行广泛而充分地讨论；而且需要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来建立临床安全标准，制定相应的监控和审核措施；还要充分评估它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到最后才可能立法。

    以英国而言，目前允许人体胚胎研究，但英国法律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移植入子宫。因此，即便伦理和技术都为基因编辑“造人”开绿灯，但要让法律开绿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选自张田勘《基因编辑“造人”可以开绿灯了？》，《中国青年报》2018年7月20日）

学者的本分

胡成

    ①学术研究的要旨，在于知识创新意义上的发现和发明。就其成败得失来看，如果套用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似可以说成功的学者都很相似，不成功的学者各有各的烦恼和伤心。一般说来，学术上能够成功之人，是在正确的时间里研究正确的问题，需要天赋、训练、勤奋，当然还要有点运气。这就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学术研究的佼佼者。毕竟，在未知世界里的探索，前面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大多数人终生只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却不见得能有收获。

    ②当然，有幸做出点成绩者大有人在。不过，倘若不能进入学术史意义上的“发凡起例”，或者说带来科学革命意义上的“范式转换”，那点成绩也只是为他人建造巍峨大厦增砖添瓦。这就像吾人进到北京故宫，首先映入眼帘而赞叹不已的，是炫丽的房顶、威严的大殿、堂皇的拱门、挺拔的圆柱；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修造这些建筑所用的青砖绿瓦。好在，终生以学术为业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病态的自恋情结。即使生不逢时、身处逆境，也没有太多想到知难而退。

    ③由此说来，学术生涯确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多数人注定一无所获，失意而归。韦伯语重心长地质问那些年轻学生：“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也无创痛吗？”在他所谓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的讲述里，很难说没有自己心理不平衡和受挫感的投射。

    ④韦伯的这一质问怕还有实实在在物质生活上的羞涩和失落。目前很多大学的薪酬制度，采行的是“竞赛制”，教授分为“基底工资”加“岗位津贴”。就基底工资而言，几乎所有学者都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作为补偿，基底工资之上加了一定数量的“岗位津贴”，评定标准是所谓数字化的业绩考核。所以，当下“不成功”的学者，最终如果能够坚持下来而不至于魂不守舍，一定比当年的韦伯更能经受住各种“折腾”。

    ⑤人生的坎坷和困蹇，本来就不只是单一负能量。尤其上天赐予学者的一小点睿智，是普通人对不幸多默默承受，而他们则能咀嚼、回味、反思，乃至言说自己的伤痛和苦恼。就像尼采把思想者称为“有病的动物”，认为人的尊严只在感受巨大痛苦的精神之中——即痛苦使灵魂敏感，当灵魂不愿屈服之时，意志愈加激昂，思想也就愈发活跃。实际上，孟子在两千多年前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就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古代学人作为自由职业者，运蹇时乖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可将自己不为当下接受的创世之作，“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然而，现代学者作为职业研究人员，参与的是一种集众的工作。他的任何研究都需要经过同行仔细验证，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认真审查，故不太可能“朝闻道夕死可矣”。重要的是，“不成功”的学者置身底层和边缘，较多发愤之作，难免没有一点离经叛道，自然比成功的学者更期待一个能够鼓励自由表达意见，公开交换观点的外在宽容环境。

    ⑥除此之外，“不成功”学者还应比成功的学者，更注重学术共同体的内在环境。这也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注重同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谁也不会否认，与杰出之人作为同事相处，可能将永不停止地追求卓越；如果周围都是些平庸之人，则会让自己变得乏味而无生气。这也可以理解当年的韦伯，尽管很长时间里辞职而离开大学，却时刻关心学术共同体的坚持和恪守。一九○八年他在《法兰克福报》刊发文章，尖锐批评普鲁士教育部大学事务部门将曾在地方大学任教之人，擅自任命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正教授。韦伯认为这一任命不合法，践踏了十九世纪德国业已确立的大学教师聘任的自治传统。因为让当局反感的一位学者占据了教授职位，执事者会惩罚性地任命另一位迎合上级之人，在学者之间制造矛盾和争斗。

    ⑦讲这些，是想让那些“不成功”学者，或那些将要毅然步入这一“疯狂的冒险”之年轻学人，能有稍微多一点的从容不迫和气定神闲。面对那么无奈的现实世界，学者最重要的责任或许不是拯救这个世界，而是首先设法拯救自己。既然尽了自己的本分，肯定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纵使在职业生涯结束之时，吾人仍然无所建树，壮志未酬，那又何妨？

（有删改）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自古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与建筑截然分离，是欧洲建筑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对欧洲人来说，建筑是人之外的观赏品，或只是住人的容器。欧洲教堂尽高大深邃之能事，远远超出人的尺度，是神在人间的居室，而神绝非人，所以建筑仍然与人分离。西方的哲学思想主张征服自然，其教堂、宫室、竞技场、歌剧院等建筑中难见人与自然的和谐。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大面阔，与自然接触的外墙与窗面积较小。西方建筑中连有限的花园也造得与自然相对立，它从总体布局到水池、花草、雕塑、花盆以及小品建筑都对称严谨，树木也修剪成几何体型，花卉和灌木则被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如凡尔赛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截然相反。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建筑则是以人为主，在这里建筑与生活是一体的，建筑随生活而变，以生活为主。而西方建筑中，人只是旁观者，人与建筑相分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人与自然和谐， “道法自然”的观念见于各类建筑。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这是古民居的特征。因气候、地形、材料、生态等的不同，建筑也各有特点。乡镇民居多为字、曲尺、三合院、自由式等格局，即使是四合院，也体现出日照、风体、绿化共享的功能，极力与大自然、与人相和谐。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方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宫殿类建筑十分发达，而西方宗教类建筑十分繁荣，两者强烈的反差反映出建筑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一样，也是以人神间的冲突与调和作为其永恒的文化主题的。

    中国长久以来以“人”的观念为中心，而西方则一直以“神”的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中国人信教也信神，但又总是把神和人摆在同等的地位去崇拜，去尊重。西方则不然，一部建筑史其实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历史。虽然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而西方建筑以“神”为中心，但在这两类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神”都是永恒的，“人”都是暂时的。正因如此，中国建筑发展了木结构材料，而西方建筑发展了石结构材料。石结构的长久性与木结构的短暂性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建筑以“人” 为中心的理念。

    从审美来看，中国古典建筑以木为材，在质感上显得朴素、自然而优美；而以石为材的欧洲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阳刚十足。因此，以木为材的中国建筑比以石为材的欧洲建筑更具有可人的生命情调；比较起来，冰冷的石材会使建筑与人的关系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摘编自赵慧宁《中西传统建筑文化分析》）

    现在（1859年）我的工作已将近结束了。但是因为要完成它还需要许多年月，又因为我的健康很坏，所以被催促来发表这个“摘要”。特别诱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华莱斯先生现在正在研究马来群岛的自然史，对于物种起源，他得到了差不多与我完全相同的一般结论。1858年，他寄给我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并且要求我把它送给赖亦尔爵士，赖亦尔爵士把这篇论文交给林那学会，并刊登在第三卷会报上。赖亦尔爵士和虎克博士是知道我的工作的人，虎克博士曾读过我1844年的“纲要”。他们给我荣誉，认为可以把我的原稿中的若干提要和华莱斯的优秀论文同时发表。

    ①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名言“人，诗意地栖居”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和向往的时候，我们回顾中国传统的居住文化和人文情怀，这种追求诗性、寻求心灵轻盈与静谧，乃至回归明净无瑕精神家园的思想与之异曲同工。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文化更早地追求着以诗性和精神家园为目标的人居理想。强调诗性、追求精神居所和理想家园的情怀，使中国传统的人居环境思想能超然于现实而达到心灵与自然的静默和融合。

    ②《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对中国传统居住文化的诗性智慧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如《诗经·硕鼠》从“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到“乐国”“乐郊”，提出了建立“乐土”、“乐国”、“乐郊”的美好理想，人人平等、幸福，再也不会过哀伤悲叹的日子，是早期的“乌托邦”思想的萌芽，有似后世的《桃花源记》所期待的蓝图。从人居环境的角度来讲，中国古代文人山水诗、山水画所表达出来的诗意情怀，就足以反映中国人几千年不变的“诗意栖居”的梦想。

    ③山水田园诗以描写山水田园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为主，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以表达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以实现心灵的皈依。东晋陶渊明的作品，经典地表达了古代中国人追求“诗意栖居”的理想。他的田园诗，是其人格精神的外化，他写景物重在写意，只追求平和悠闲的心境与恬淡朴素的物境的融合，呈现出浑然天成的大境界。因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所以，著名的《桃花源记》便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自给自足”“路不拾遗”的“世外桃源”之境，成为中国古人追求自然本性的社会梦想。

    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画是同源的，经常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宋代欧阳修提到：“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明代画论专家李贽也有这样的评价：“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究竟什么样的画最能表达“诗意栖居”的理想境界，宋代山水画论专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的一段话给我们很好的启迪，他说：“世人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凡画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很明显，可居、可游的画境，是笃爱山水的人们实现自身理想和满足自身精神欲望的理想境界。宋代著名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描绘了大大小小几百个村落形态，多为可居可游之境，充分表达出理想居住之境的引人入胜和优美宜人。古代众多的山水画和村居图中表达的居住胜境充分表达了中国人追求“诗意栖居”的美好愿望。

（摘自刘沛林《诗意栖居：中国传统人居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近年围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主题创作，我国影视业迎来主旋律创作的新高潮，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引领时代审美风尚，做出积极重要的贡献。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相对突出的矛盾。艺术来源于生活，优秀的文艺作品以社会现实为基础。主旋律影视创作，首先要认识好和把握好中国社会当前发展的主要矛盾，将其作为开掘题材、塑造角色、传递价值的依据，提升作品的厚度，深度与温度。

历史题材电影《林则徐》深刻把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根本矛盾。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展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故事，依据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从电影《老井》、电视剧《乔厂长上任记》再到电视剧《大江大河》，都能看到剧情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是相契合的。不同社会形态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主要矛盾也是变化的。我们在影视创作中一直强调“思想精深”，要求主旋律创作准确把握，生动再现社会主要矛盾，并随着社会变化发展而不断创新。主旋律创作不是“经验化”的课题，而是实践化的课题，只有不断谱写新乐章，才能与时代同步伐。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主旋律影视创作应该坚持以人民群众这个历史主体为主角。从作品接受的角度看，观众对影视剧中角色身世和身份的认同感，是影响作品接受效果的重要因素。从影视作品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角色与观众的身份交集越大，人物对观众的“示范”作用越强，作品的传播力也就越大，小人物、正能量、大情怀，是新时代主旋律影视创作突出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创作观。近年取得双赢效益的电视剧，如《马向阳下乡记》《绝命后卫师》《鸡毛飞上天》《大江大河》《父母爱情》等，都是从塑造普通人角色开始，讲述普通人成长与成熟的故事。《绝命后卫师》中红34师师长陈树湘在战壕的时间比在指挥部多，更像个战士；《鸡毛飞上天》里的陈江河、骆玉珠；《大江大河》里的宋运辉、雷东宝和杨巡，也都是乡下人出身。主旋律影视创作由“高大上”转变为“小正大”，转变的是风格，而不是内涵，宏大叙事并没有退场，而是转场了。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注重“微”“小”的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还要塑造好人民群众形象，呈现好老百姓的时代新生活。

新时代如何创作出中华民族的新史诗，从影视大国到影视强国的转变过程中，创作者理应树立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自觉追求主旋律创作，把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精彩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

（摘编自赵彤《在守正创新中再上新台阶》）

材料一

我国约三分之一的人存在严重的睡眠问题。令人忧心的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社会压力的增加，这一比例还在日益升高。

长期睡眠紊乱不仅会降低生活质量，影响个人的工作生活，还会引发诸如心血管病、代谢性疾病、癌症、抑郁症之类的躯体和精神疾病，甚至危及生命。专家们呼吁，睡眠障碍性疾病是多种慢病的主要源头之一，对于慢病管理的重点在于“防”。这不仅要引导公众有预防意识，而且需要呼吁患者积极治疗。

我国的睡眠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北京协和医院于20世纪80年代创立国内第一家睡眠呼吸障碍诊疗中心。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辐射全国多地区的睡眠障碍临床研究的协同网络，为睡眠研究的开展提供平台和支持。

睡眠研究虽有了长足进步，但还没有形成体系的研究模式，尚不能很好地把握国际研究热点和睡眠医学领域的研究难点。就公众的医疗需求来说，睡眠医学发展亟待提速。人才是关键。政府和医院应制定相关政策并加大经费投入，以促进相关机构及专业人才队伍的建立和发展。

我国学者还要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注重开发具有独立自主产权的新药物及其他治疗水段。创建新型诊疗方式更显重要，如远程医疗技术（借助互联网、实时视频传输等途径对睡眠障碍患者诊疗的方式），但其治疗效果、依从性和花费等，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选自《世界睡眠日：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存在严重睡眠问题》 

材料二

关于“睡眠亚健康”的调查结果

本报告由《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共同调研完成，共发放20000份调查问卷。

材料三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2人进行了一项调查。受访者中，00后占0.6%，90后占17.0%，80后占54.5％，70后占20.3％，60后占1.4％。

数据表明，83.1％的受访者每天睡眠时间在6-8小时之间，其中6小时、7小时和8小时的分别占22.7％、37.1％和23.3％。还有3.3％的受访者每天睡眠时间为9小时或更多，4.8％的受访者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调查中，睡眠浅（45.8％）、早晨醒来过早（28.5％）和难以入睡（28.1％）是最困扰受访者的三种睡眠问题。

造成睡眠质量不佳的原因有很多。调查中，49.2％的受访者将原因归结为工作学习压力大，43.7％的受访者是因为作息时间不规律。其他原因还有：生活中遭遇了不愉快的事（37.4％）、平时缺乏运动锻炼（32.4％）、年龄增长（25.4％）、周围环境太吵闹（23.1％）、睡前暴饮暴食（13.8％）和高血压等疾病带来的影响（5.3％）。

长期睡眠不佳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影响。本次调查中，4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会在白天犯困。45.5％的受访者会因睡眠不佳而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其他影响还包括：思维迟钝（46.0％）、心情较差且暴躁易怒（39.9％）、创意灵感匮乏（31.9％）、免疫力降低（30.6％）和工作学习效率降低（25.0％）等。

要改善睡眠质量，53.3％的受访者认为要保证睡眠时间，44.5％的受访者建议平时加强身体锻炼，43.3％的受访者建议按时入睡，42.3％的受访者建议保持好心情。其他建议还有：睡前洗个热水澡（38.7％），更换更舒适的床上用品（30.0％），睡前不再考虑工作学习的事（27.2％）和适当服用安眠药物助眠（3.4％）等。

（选自2017年3月20日“新华网”刊文）

材料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包括器物层面的赶超、制度体系的完善，也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

文化的主体是人，传承的载体也是人。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源于社会生活，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的集中体现。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落到实处，关键是要靠人。

靠有担当的文化人。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化要发展，就需要一群有担当的文化人，能够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他们应该对文化热爱而执著，最懂人民对文化的所需所盼，最会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智慧，用创意激活经典、融入时代，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化精品，在潜移默化中以文化人，在砥砺前行中引领风尚，在润物无声中培根铸魂。既不忘本来，又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就能让优秀传统文化从过去延伸到未来。

靠有绝技的手艺人。活跃在民间的大批手艺人，正是文化的传承者，让风俗习惯、美食服饰、艺术表演、刺绣雕刻等代代相传。无论是口头文学创作的“吴歌”，还是有“寸锦寸金”之称的南京云锦，无论是被誉为“古代的交响乐”的西安古乐，还是原生态、传千载的民歌民谣，民间的文艺形式跳动着文化传承的脉搏。不可忽视的是，随着城镇化、市场化、网络化等的发展，不少老技艺因种种原因面临着失传的风险，全面落实“非遗”保护政策刻不容缓。

靠有情怀的开拓者。推动文化发展繁荣，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要善于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不断发展，把文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让文化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支撑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不开文化产品和服务。无论是文化产品的市场开发，还是文化服务的拓展，抑或是为经济发展注入文化韵味，我们都需要善于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推动文化发展繁荣。

靠有坚守的本地人。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不绝，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大批为当地文化保护传承出力发声的有识之士。他们有的甘守清贫，为手艺、绝技代代相传殚精竭虑；有的顶住压力，为文物遗存的当下命运奔走呼号；有的倾其所有，为传统文化发扬光大默默奉献。能够坚守的本地人是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有生力量，懂得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善于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就能够让文化发展在每个地方找到现实落点，使文化成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将激发“以文化人”的精神力量，助力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摘编自李广春《文化传承创新关键靠人》）

材料二

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文化问题一直萦绕于国人的心头。这根源于在经济全球化这个舞台，随着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文化日益成为民族走向世界的突出标志。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一个民族如何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展示给世界？又如何以海纳百川的心胸接受他者文化？如何在文化的交互激荡中既守护住自己的传统又拥有创造的活力？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是如何处理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文化传承的意义实际上在于对“传统”的认同。人作为一种目的性存在，正是通过文化划定了人性的圆周，因此文化就是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具体展开方式。不同族群的“文化展开方式”就构成了“传统”。文化传承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只有在传承中，文化成果才能积累，后人才能在前人文化实践的结果上开始新的征程。文化传承，态度尤为重要，这首先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心存敬畏，有发自内心的真诚，而不是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对待传统文化。总书记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改革开放近年来，国人感叹我们的文化被经济绑架了，文化被推向市场进行了过度的开发。今天，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我们需要克服对传统文化的浮躁功利心态，以对民族历史与未来负责的态度去继承文化传统，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开显出所蕴藏的解决当代人类难题的重要启示。

文化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的内在要求，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实质。唯有文化的不断创新，才会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注入源头活水，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永葆生命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是各类创新不竭的精神动力。”文化创新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因为人是文化创新的主体。守住圆满的结局只能意味着生命的停滞，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创新、不断超越。人人崇尚创新，国家才有光明前景，社会才会充满活力。面向未来，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自觉反思：中华文明对于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可能贡献是什么？中国可以向世界输出的主流价值观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有效回答，唯有在文化创新中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基于文化创新的使命感，我们既需要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给予关注，又需要对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积极探索。文化创新成为民族文化生命力和凝聚力得以延续并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

传承与创新是文化前行的两个轮子，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其前行中都有“显性”和“隐性”两个标识性的文化维度：显性的文化维度是“创新”，而隐性的文化维度则是“传统”。“创新”为文化成长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并表征着文化主体的存在价值，印证着主体的生命与自由。“传统”则匡正着我们前行的脚步，让我们对于“为什么上路”有一种自觉意识，不至于“离经叛道”。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建构人的文化世界需要“瞻前顾后”：“顾后”为的是守住“初心”，心系人的精神家园；“瞻前”为的是拓展人类文化“新世界”，增宏生活的意义。因此，置身于当代生活的每个人，面对已有的文化都是“一身兼二任”———既要“承传”又需“创新”。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是每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从这一文化建设的使命要求来看，同样需要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需要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之间达成一种“必要的张力”。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文化创新的基本途径，首先就需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要自觉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的文化沃土，我们需要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培育民族新文化，以展示时代风貌；其次需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在不同文化的交流激荡中，致力于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和谐共生，努力开创未来世界文化的新境界。

（摘编自《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辩证统一》）

采菊东篱说到今

古禾

自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一金句横空出世，菊花就和东篱结下了不解之缘。仿佛此前居无定所、被屈原先生当作夕餐的“秋菊之落英”，终于在陶渊明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以后的诗人，再见菊花时，也总会想到它已名花有主，心有所属。比如唐代的元稹在表达对菊花的偏爱时，先道“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再言“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而诸如“耐塞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等以“东篱菊”称呼菊花的诗句，就更数不胜数了。

中国古代的文人志们喜欢以花草自喻，托物言志，菊花在他们的笔下，一般被用来比喻某种与众不同的气节。所谓“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黄花本是无情物，也共先生晚节香”“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我知音”。这种不畏严寒，傲霜而生的品质，也让菊花跻身“花中四君子”之列。

菊花是高颜值的观赏植物，曾被誉为“芳薰百草，色艳群英”。观其外貌，其花型可分为翻卷型、莲座型、飞舞型、龙爪型等。是的，菊花都是一簇一簇的，重重叠叠，丝丝絮絮，环抱成团，正是这般向心力和“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的品格，才成就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壮阔之美。当然，菊花的颜色也有多种，或“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或“孤丛色似霜”，都带着一种高冷范儿。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赞美的菊花的孤绝和冷艳，恰似一个人的少年意气和伶牙俐齿，譬如“但令逢采摘，宁辞独晚荣”“宁可枝头抱香死”等。人们随着年岁增长，见过更多的风霜严寒，终将与自己、与世界和解。就像莫言对自己年少气盛时抢白老师深感愧疚，那种争强好胜的面红耳赤，终将变为容忍、宽和的慈眉善目的模样。即便秋天开花时“蕊寒香冷蝶难来”又能如何呢？和菊花气质颜相近的林黛玉曾问菊道：“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然万物有时。有的喜欢在春天里争奇斗艳，就随它热闹吧。有的偏爱“凌寒独自开”，就随它去吧，何必非要“报与桃花一处开”呢？

在中国，因为菊花盛开的时节与重阳同步，所以在一些诗词里，菊花和重阳常携手并肩出现，重阳节也一直有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宋代还举行一年一度的赏菊大会，菊花被视为吉祥和长寿的象征。汉朝《神农本草经》载：：“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西汉《西京杂记》中还有制作菊花酒的记载，菊花酒被当时的皇帝后妃们称为“长寿酒”，当作滋补药品，相互馈赠。今天，菊花茶仍是备受欢迎的清热降火饮品。

在书画和陶瓷等艺术作品里，我们也常常见到菊花风姿绰约的身影。菊花高雅幽静，低调又绚烂地开放在圆圆的盘子里，开放在精巧的杯盏上，开放在硕大的碗盆里，我们赞叹它繁复精细的纹路，它也终于放下“隐逸”之态，融入我们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皇家的家庭徽章也是菊花纹，日本甚至被称为“菊花王朝”，菊花纹也被印在日本的护照上。有一种说法是，日本皇朝深受我国唐宋文化的浸染，推崇菊花的绝世之美和高洁之气。

一千年前，辛弃疾曾期待自家的新居轩窗临花，遍种竹梅菊兰，他在《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中写道：“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直到今天，菊花的美艳，仍是令人喜欢的；菊花的药食价值，也是颇受肯定的。还是《红楼梦》中魁夺菊花诗的林黛玉说得好：“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选自《月读》，有删改）

在当代传承和实践儒家君子观，首先需要我们明确何谓儒家的“君子”，这是我们在当代传承和实践这种观念的基本前提。总体来看，儒家视域中的“君子”内涵丰富，是一个涵纳了“位”“德”“智”“美”等诸多属性，对人的各方面修养均有很高要求的人格理念。

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君子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位者”，即指统治阶级的成员。先秦时期，这一含义一直都是君子的基本内涵。如中国现代著名学者顾颉刚说：“君子小人，先秦以上以身份地位分，此时之君子指在官位者。”这一含义也广泛见诸儒家经典中。如《诗经》《尚书》中的君子即多指此义。与这一意义上的君子相对，社会上的广大普通人则被统称为“小人”“庶民”等。

其次，经孔子转化后，君子的“位”的意义大大降低，而主要成为一个侧重人的德性的概念，所谓“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在《论语》中，君子一词共出现百余次，主要是就“有德”而言。比如“君子喻于义”“君子怀德”“君子去仁，恶乎成名”等等。虽然在孔子这里，君子一词主要成为德性概念，但“位”的属性仍然得以保留。比如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里面的君子即具有“位”的内涵。及至孟子、荀子等人，君子仍然是兼具“德”“位”属性的概念，如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最后，在儒家这里，完美的君子形象还必须具有智慧和审美的特征。一个欠缺智识、外表邋遢之人，任其德性多高，在儒家这里都难以称为君子。所谓“君子博学深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总体来看，儒家的君子是一个兼具“位”“德”“智”“美”等多种属性的复合概念，它涉及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道德水准、智慧水平、心理素质等全方位的评价。这正如荀子所说：“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不过，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君子主要是一个德性概念，即侧重以道德水准界定何为真正的君子。而儒家所谓“德”，从其根本来说，乃是一种“生”德，所谓“天地之大德日生”。而民生问题，则构成“生”的首要问题。因此，在儒家这里，一个人是否能够体悟上天创生万物之德，是否能够仁民爱物、关心民生，肯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构成儒家评判君子的一个基本标准。

(摘编自《光明日报》，《传统儒家君子观在当代的传承与实践》

①从乐器的角度看，声音好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关键是，怎样的琵琶声音才算好呢？这就像闻上等巧克力的味道，实在是个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述的问题。不过办法总是有的，直接、正面的回答不上来，可以用间接、侧面的，最现成而著名的答案是白居易在其名篇《琵琶行》中的那句“大珠小珠落玉盘”。然而，即便是专业琵琶界，有谁真听到过珍珠落在玉盘里的声音呢？再说，就算有人真听到过，多半也会失望的，因为“珠落玉盘”所发出的压根就不是“乐音”。那么为什么一千多年来，人们不但认可而且还无数次地引用这句话呢？我想它至少说出了琵琶在发音上的三个要点：颗粒状的发音形态；弹拨乐器而具有某些打击乐器的发音效果；声音上要具备珠和玉的美学品质。

②我国历来把“珠”和“玉”视为“珍宝”，或者说它们是中国人“美的理想”。在大自然中，很少有接近球形正圆体的天成之物，而“珠”能接近正圆体，这恐怕是珠能引起美感的原因之一，所谓“物以稀为贵”。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越接近正圆体的珠就越珍贵，称为“走盘珠”，其可贵即在浑圆与饱满。而“玉”则致密、细腻，是一种“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握在手里还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感，这里“温”“润”“泽”都带有三点水，这使人联想起悦耳的“乐音”有“水灵灵”的特性。其实珠也是一种美石——珍珠贝的“结石”，它与玉都有一种光彩，这光彩粗看并不“耀眼”、“逼人”，但细察则“绚烂之极”，即所谓东方人的含蓄之美。说“在声音上要具备珠与玉的美学品质”，具体地也是笨拙地说，就是声音要具有圆润、饱满、结实、细腻、有分量、有光泽、水灵灵等性质。把一类事物的特性比附到另一类不同的事物上去，或者说把一种感官对象的性质移到另一种感官对象上去，这在修辞学上叫“通感”或“移觉”。例如，用“高”“低”和“明亮”“甘甜”来称呼和形容声音。事实上作为听觉对象的声音，并不具有空间上的高低位置以及视觉对象和味觉对象才有的明亮、甘甜的性质，之所以这样来称呼和形容，就是“通感”的原理在起作用。

③用“珠落玉盘”来描述琵琶的声音，浅层是“比喻”以“拟声”，深层是“通感”以“会意”。它不但在制作上，同时也在演奏上为琵琶的基本音质作了“指归”——“珠玉之美”。这话也许反过来说更有力，在中国的民族乐器中，其发音最具珠玉之美的，是琵琶。

④其实，单从制作上来要求好的琵琶声音，历来也是有正面、直接而具体的标准的，那就是行话所说的：“尖”，指高音区的发音明亮；“堂”，指低音区的发音洪亮；“松”，指按弹时发音灵敏，余音强而长；“脆”，指发音清脆；“爆”，指发音坚实而有分量。但由于这五条标准由来已久，可见它们是针对“丝弦琵琶”而言的，因为“钢弦琵琶”只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40多年的事。中国传统的琵琶音乐，文曲讲究余韵，武曲注重声势。因丝弦张力小的缘故，也许在“余韵”和“声势”方面往往会感到不足，所以提出了从字面上看有点矫枉过正的五项标准，尤其是那个“尖”字，越来越难以使人认可，故已有人把它改为“亮”了。但对钢弦琵琶而言，这五条标准怕的不是做不到，而是过了头。所以能把这五条标准结合“珠玉之美”这一条来综合考察，对怎样的琵琶声音才算好的理解，应该是有裨益的。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是消解文学传统的根本原因。詹姆逊曾经指出：“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多此前未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资本的势力逐渐成为支配一切文化活动的决定因素，詹姆逊将这一过程称为“去差异化”，即：消除经济、文化两个领域之间的差异，进而消除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 

 正是这种现实，文学遭遇了两难选择：为了弘扬民族价值，文学必须强调民族特性，而且越鲜明越好；为了让其他民族认同并产生世界影响，文学又必须模糊或放弃某些民族性的因素而面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世界。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几乎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典“化石”。我们有过“中国气派”的追求，喊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口号，也走过“俄国人的路”，甚至今天还在虔诚地膜拜着“世界文学”：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民族在中西文化上的摇摆状态。 

 中国文学的探索与实践大体可分两个系统，其一，坚守民族的文学传统进行创作，如废名、汪曾祺的创作在古典诗词的意境中去寻求突破，文辞简约幽深。其二，创作直取西方文学的样式，如李金发、王蒙的创作，前者以法国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为师，走向象征主义的朦胧晦涩；后者模拟意识流，创作出大异其趣的作品，但这些努力没有使我们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座上客”。 

 西方内部也曾发生过文化趋同性与民族求异性之间的矛盾，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但它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参照系，成功地完成了科学与艺术的革命。德国的狂飚突进运动受到当时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推崇天才的创造性力量，而它的参照系是德意志民族自己的传统。这两次与文艺紧密相关的思想运动都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既需要强势文化的滋养，更需自己传统的力量，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 

 当下，中国正在拓展开放的宽度，加强与世界融合的深度，中国民族文学当然要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需要引进“他者视野”，给中国文学带来一种激励与竞争的机制，以利于优化本民族文学。对于民族传统的文学书写，也不必注重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这些外在标识，时代已经重塑了我们这个社会，民族的独特心态、思维方式、精神品格正以新的样式存在于生活的细节中。观照世界，接续传统的灵魂，才能让本民族文学真正以“民族”的姿态“走向世界”。 

 (根据网络资料摘编) 

材料一：

《伟大的转折》用镜头寻觅红军战士的闪光足迹，用艺术丈量惊心动魄的血色距离，力图通过一幕幕以少胜多的浴血搏战、一场场殊死战役的惨烈与凶险，叩问如今的人们：我们当年为什么出发可还记得清？红军在长征路上书写的壮烈史诗可还读得懂？

《伟大的转折》植根史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尽量对长征的真实状态作历史和艺术的还原——艰难的抉择、艰苦的跋涉、艰窘的生活和浴血的战斗。作品描写的是红军长征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即湘江战役后转战黔、滇、川等地的5个月。应当说，这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胜利与复兴的伟大转折。

经过80多年的岁月淘沥、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不仅仅属于一支军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表现出人类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伟大的转折》真实地再现历史，艺术地揭示历史经验，这是为了坚守和传承留存在历史中的高贵英雄主义精神，以期其成为今天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部剧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制作不够精良、特型演员的形与神拿捏得不够到位等问题。长征有着说不尽的深厚历史内涵、思想内涵、人文内涵，虽然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远去，但艺术创作的长征依旧任重道远。

(摘编自李树声《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之钙》)

材料二：

80多年前，长征的胜利鼓舞了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这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80多年后的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新的长征。长征精神没有丢，不能丢，更不会丢，因为它具有更多新的时代意义。

长征途中，“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革命战士为何有如此英雄气概？答案是他们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追求，正所谓“心有所信，才能行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这些年，又何尝不是一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长征？80多年前的长征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自信与文化自信，这种“走自己的路”的自信正逐渐沉淀升华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定力和深厚历史底蕴。正如同志后来所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人只有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保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摸索中、自省中、挫折中、成功中获得自信，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前进。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当年的红军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永葆斗志和毅力，既勇于直面困难，又敢于接受挑战。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不常有，长征亦常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应明确关键时期还会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金沙江”“大渡河”需要征服。绝不能看到困难就畏首畏尾，喊苦喊累，提条件讲难度，向挫折和压力妥协，否则，任何工作都只能受困于“泥沼”，寸步难行。

在长征前，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向群众宣传，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机关和地方党组织。长征途中，红军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在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可以说，长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是红军的胜利之本。

80多年前的长征有终点，中国人、中国人民的长征没有终点。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梦不会自动成真。只有把党的战略目标变成群众的自觉实践，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不断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聚合众力、融合众智，以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季琳欢《新时期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

材料三：

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令人感叹的是，长征其实也是“一群年轻人的进发”。因为在这支一往无前的队伍里，大约54%的人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只有25岁；在湖南道县，死守湘江阵地的陈树湘也不到30岁……就是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在这条淬火成钢的道路上舍生忘死、抛洒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怎么看待来时的路，往往决定了能否走好未来的路。让人欣慰的是，不断有年轻人回到长征路上，用脚步与先辈对话，切身感受这一传奇史诗。一名20多岁的网络主播，用直播的形式挖掘红军艰苦卓绝的英雄故事，观察长征路上的变化与发展中的今日中国；一名“95后”大学生在重走长征路时，为过去不了解红军的艰辛而流泪。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这条地球红飘带所孕育的英雄的基因，感染与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努力奔跑、奋力前进，探寻走向胜利的密码。

有人曾提出疑问，今天的年轻人还用“长征”，还能“长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长征除了是脚步的丈量，更是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升华。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摘编自盛玉雷《激扬新长征的青春力量》)

材料一

建国七十年来，我国粮食产量稳步提升，其中科技的贡献有目共睹。

科技选种育种对粮食增产作用巨大。比如作物全息定域选种，是在作物具有强遗传势的部位选种的方法。实验证明，玉米的强遗传势区在果穗中下部，选用这一部位的籽粒做种，比用顶部的籽粒做种增产35.4％；高粱果穗上部的籽粒充实饱满，生活力强，在结实丰产方面有较强的遗传性，选用上部籽粒做种比用中部籽粒做种增产6.4％～10.8％。任何作物随着本身遗传性状的改良，生产性能会不断提高。我国水稻种植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高秆品种改为新培育出的矮秆品种，该品种耐肥抗倒，单位面积产量比高秆品种增加30％以上。1986年袁隆平提出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历经九年艰苦攻关，中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取得成功，又使单产比常规品种增产15％～20％。专家预测目前正在培育的超高产品种，将比现有品种在单产上提高近一倍。

科学技术可以改善耕地条件，进而扩大某些粮食作物种植区域，还可以提高粮食生产过程中有限资源的利用率。例如在实施塑料薄膜覆盖后，土壤一般可增温2～5℃，覆盖期内地表积温增加200～300℃，从而使作物适宜耕作区的纬度向北推移2～4°，海拔提高1000～2000m。由于该技术可应用的作物范围广，一般增产幅度可达30％～50％。同时，地膜覆盖能使耕层土壤含水量提高2.77％～4.55％，每亩土壤蒸发量减少100～150m³。单位农产品的平均耗水量减少一半，就相当于灌溉面积扩大了一倍。

农机装备技术的进步也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我国农机装备技术发展极为快速。机械设备如深松机、无人驾驶联合耕播作业机等逐渐被推广使用的同时，很多新技术也在其中得到应用。如卫星导航技术结合电液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可实现农业机械按照预设路线自动精准行驶；遥感技术可应用于农业资源调查、动态监测、生物产量估计与农业灾害预报等领域；借助激光产生的红外辐射对水稻作热处理，既可干燥新收割的潮湿的水稻，又能有效消灭水稻表层害虫。

科技进步，促进了我国粮食高产，也向世界展示了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实力。

（取材于王征兵、林维清、薛壮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虽已解决14亿人的吃饭问题，但粮食安全仍面临一些挑战，需要高度重视。

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期，这使我国粮食需求继续呈刚性增长态势，经济发展中耕地面积数量缩减与耕地质量下降并存。粮食近期供需虽大体平衡，但并不能保证时时刻刻都可以充足供应。因此，从政策层面强化管理，确保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国家在2019年中央1号文件中就再次强调，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并全面落实超然客公号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政策。此外，为了增产而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虽短期内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但也致使果蔬个头与所含营养素不成正比，有时甚至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危害。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出重“量”更要重“质” ，积极推进利用现代技术生产绿色肥料。

2009年以来，我国实行粮食战略工程核心区建设，确立了河南、黑龙江、吉林为三大粮食生产核心区。粮食生产集中将不可避免地使这些区域粮食储备成本提升，粮食跨区域流通量增加，建设现代粮食仓储物流体系刻不容缓。为保证粮食质量安全，除了完善粮食仓储基础设施建设外，国家还鼓励应用环流熏蒸、氮气储粮等绿色技术来保障储粮品质；为保证粮食流通合理顺利，我国正在积极构建布局合理、运转高效的现代粮食物流体系。

新时期我国一直积极推进建立多元稳定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体系，扩大适应国内需求的农产品尤其是我国紧缺品种的进口。而粮食能源化、金融化趋势使国际粮食的价格形成机制更为复杂，增加了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外部不确定性。我国针对不同国家采取灵活的合作方式，合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粮食进口渠道，以稳定粮食供给、满足个性化需求。如利用多边贸易体制，加强与南美国家的全方位合作；通过深化“一带一路”粮食经贸合作关系，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国际粮食合作新平台。

粮食安全是世界性重大课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手中有粮”，则“心中不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才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

 （取材于田惠敏、张欣桐等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