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类 知识点题库

如果说工业3.0要解决的是生产效率与消费效率之间的矛盾，那么，以“互联网+”为特征的工业4.0则很可能会打破先生产后消费的传统思维，甚至会让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鸿沟逐步消除。

在工业4.0阶段，传统产业与互联网是“互联网+”，而不再是“+互联网”。一个“+”位置变化耐人寻味。过去，无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还是二者深度融合，都是“+互联网”概念，即传统产业是主体，互联网只是工具。

工具的最大特点是被动。再好的工具，只有被利用才有价值。工具化是工业3.0阶段互联网的主要特征。在3.0阶段，互联网作为具有革命性的工具，的确可以扩大和提升信息交流的空间和速度，从而让传统产业不仅生产效率继续有所提高，而且使得消费效率获得极大提升。特别是网络销售平台的建立，让消费过程变得更加高效、便捷。如果说以蒸汽机和电气化为代表的工业1.0和2.0所运用的是力学原理，解放的是体力，解决的是产能，那么以信息化为代表的3.0运用的则是数字手段，延伸的是人类的眼睛和耳朵，主要解决的是生产效率和消费效率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互联网仍然是工具，因此传统产业的基本形态并没有因互联网的加入而改变。

在工业4.0阶段，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网络，它更是一个物质、能量和信息互相交融的物联网，传递的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它还可以包括物质和能量的信息。互联网自身的演进导致了它角色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讲，今后的互联网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具，它会上升为矛盾主体，从设计、生产、销售到售后的全流程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传统产业则可能变为被“+”的对象。

    互联网的去工具化从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纷纷主动涉足传统制造业已经初现端倪。而互联网对传统制造业带来的颠覆在发达国家也已经出现。

    美国的某款新能源汽车，由于运用了物联网概念，已经取消了传统的4S店商业模式，不仅销售不需要，甚至保养、维修也不再需要4S店。因为发达的物联网络已经让生产者能掌握售出汽车的各种数据，甚至轮胎该更换或者哪个零件该出问题，厂家比用户还清楚，可以随时随地上门服务。

率先提出工业4.0概念的德国走得更远。如今在德国一些城市的街头，停着不少有特殊标识的汽车，只要是会员，就可以用一张卡片把任意一辆车开走，办完事停在路边走人即可，而你驾驶车辆的所有数据会及时传回车厂，相关费用从你的账户扣除。这一模式未来很可能颠覆传统汽车的销售模式，很多人今后可以不必再买车；而类似奔驰、宝马这类传统制造企业，也很可能会演变成汽车服务提供商……

据悉格力集团应对挑战小米手机的挑战，也开始生产手机了。但是，如果格力还是用传统制造思维去生产智能手机，就可能还会停留在3.0甚至2.0时代。

    毫无疑问，《西游记》是佛教文本。其本事为唐代高僧玄奘大师西天取法的历史事件，并以佛教“原罪——消业——解脱”的教义体系为基本情节模式，宗教倾向上虽然佛道并举，但“重佛轻道”更为明显，因而在书写风格上清淡脱俗，字里行间洋溢佛光禅意。但是，令我们深感诧异的是:《西游记》在后来的演化中逐渐脱离了佛教轨道，最终被道教徒攘夺。

    众所周知，《西游记》中“圣僧出世”的故事，有“亵渎圣僧”之嫌，久为佛家诟病，直接导致佛教徒主动疏远、拒绝，放弃《西游记》这块本属佛教的阵地。而且，“圣僧出世”的故事，对佛教徒打击最大，但却完全符合道教的教义，成为《西游记》道教化的重要一环。

    因为《西游记》采用神魔小说的载体形式，唐僧形象被矮化和丑化。在神魔精魅世界中，唐僧作为凡人最为愚昧、软弱，与孙悟空“上天入地、莫能禁止”的无量神通相比，作为师父的唐僧黯然失色，从形象到性格几乎乏善可陈。对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文化伟人做如此颠覆性的“异化”，引起佛教徒的强烈反感。这与史书记载和历代各种“西游”故事完全不一样，“神魔”这一载体形式对于“唐僧取经”定型、传播的是非功过，值得研究。

    相对于佛教徒的主动退让，道教徒却对《西游记》充满热情，他们从一些故事情节和文字中看到了客观存在的道教内容，于是大肆阐发，甚至不惜恶意增删、篡改，做道教化“误读”，最终将《西游记》拉入道教的彀中。

    《西游记》的道教化“误读”始于清初康熙年间。时有“奉道弟子”汪澹漪，倾尽全力，将《西游记》评点、篡改为《西游证道书》。为了实现《西游记》道教化目的，汪澹漪不择手段。除了在文本中充塞大量道教内容之外，还将《西游记》作者定为宋元之交全真教道祖邱处机；又附录一篇《长春真君传》，歌颂邱处机历时四载远赴雪山劝化成吉思汗的“一言止杀”的仁德功业，并以此暗喻唐玄奘大师西行壮举；再编撰一篇《玄奘大师行状》，揭示《西游记》之原型。应该承认，汪澹漪不愧为一个高明的图书包装策划师，从此，《西游证道书》大行其道，成为首屈一指的道教典籍。后来流行的《西游记》文本，如《西游真诠》《西游原旨》《西游正旨》都是脱胎自《西游证道书》的道教评本。

    道教徒怎么会如此看重和觊觎一部佛家稗说呢? 考察佛道两教发展实际，结合《西游记》的相关描写，可以看出道教徒攘夺《西游记》并非偶然。在中国宗教史上，佛道两教多有缠夹，其关系可概括为共存、互渗、竞赛和论争。道教教义芜杂，修炼方法繁杂不得要领，成仙无可证实，尤其“老子化胡”一说荒诞不经，不能使人信服，所以历史上佛道论衡的总体趋势是佛胜道负。清代，随着外来宗教和民间宗教的崛起，道教日显衰落，失去主导地位。再者，明清之际，实学昌盛，西风东渐。在这一社会文化大背景下，道教徒感受到自身危机，急于将自家思想回归正统，以及对其内部各种旁门邪说进行清理、批判。

    凡此可见，从汪澹漪开始，道教徒一直坚持对《西游记》做道教化“误读”,直至它花落道家。

（选自竺洪波 《<西游记>为何被清代道教徒攘夺》，有删改）

    ①中华文明从何时开始，从哪里起源，这些问题成为一代代学者兀兀穷年的追问。

    ②于是有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人们都想知道，经过8年的探寻，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多少。

    ③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④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在麦田覆盖的地下，掩藏着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在他的新作《最早的中国》中如是说。

    ⑤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在探索夏墟时发现的。此前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的存在。中国的考古学家认为，殷墟的甲骨文非常成熟，而文字从形成期步入成熟期至少需要千年的历史。殷墟精湛的青铜器制作工艺，不会从天而降。在商之前，必然有更早的文明，二里头文化就是更早的文明。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说，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

    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儒家礼制，都可以在二里头找到源头。二里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

    ⑦许宏说：“迄今为止，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是待解之谜。二里头无论是夏晚期还是商早期，都不妨碍它是最早的中国的雏形。”

    ⑧在考古界，就是最保守的人也承认，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二里头所呈现的也是相当成熟的文明，应该也是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可以抵达的。那么，在这个最早的中国之前又处于怎样的状态？

    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

    ⑩在辽西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处，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相似。随葬种类丰富、玉器制作精致的贵族墓葬，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这一重大发现几乎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形容为触摸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⑪人们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发现了一支二孔骨笛。经测定，这支骨笛被认定为9000年前的物件，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界发现的最早的二孔骨笛，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经创造了发达的音乐文明。

    ⑫还有在长江流域下游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古城，这个古城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距今4000到5300年之间）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这个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国的首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良渚文化就不仅仅是史前文化，它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朝代，并且早于夏代。

    ⑬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在甘青地区有齐家文化系统，在辽西地区有红山文化系统，在海岱地区有龙山文化系统，在长江中游地区有石家河文化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有良渚文化系统，在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⑭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中原中心说”成为主流，而现在更多的人认同“多元一体说”。但这满天的星斗是如何分布的，又是如何闪烁消失的，正是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

    人愉快时面呈笑容，哀痛时放出悲声，这种内心情感也能在中国书法里表现出来，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唐代韩愈说张旭善草书，“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张旭的书法不但抒写自己的情感，也表现出自然界各种变动的形象，但这些形象是通过他的情感所体会的，因而能形成情景交融的意境。

    汉字的起始是象形的，书法家可以用字的结构来表达物象的结构和生气勃勃的动作，使写的字成为一种表现生命的艺术。元代赵子昂写“子”字时，先习画鸟飞之形，从中吸取对生命形象的构思，使“子”字有着鸟飞形象的暗示，成为一个表现生命的单位。书法家要想使字表现生命，就要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现出生命体的骨、筋、肉、血的感觉来。许慎说：“书者，如也。”书的任务是如，写出来的字要“如”我们心中对于物象的把握和理解。但这里并不是完全像绘画那样直接模示客观形体，而是通过较抽象的点、线、笔画来表现的。

    中国人写的字，能够成为艺术品，使用毛笔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毛笔铺毫抽锋，极富弹性，所以巨细收纵，变化无穷，这是欧洲人用管笔、钢笔、铅笔及油画笔所不能比的。正是这个特殊的工具使中国人的书法有可能成为一种世界独特的艺术。中国书法用笔有中锋、侧锋，方笔、圆笔，轻重、疾徐等各种区别，皆是运用单纯的点画而成其变化，来表现丰富的内心情感和世界诸形相；就像音乐运用少数的乐音，依据和声、节奏与旋律的规律，构成千万乐曲一样。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说张芝学习草书之法，“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石涛《画语录》也说，“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但这里所说的一笔、一画，并不真是一条不断的线纹，而是如郭若虚所言，“自始及终，连绵相属，气脉不断”。中国书画家正是运用这一笔的点画，构成万千的艺术形象，创造中国特有的书画艺术。

    中国书法从一笔入手，但一笔不能摄万象，须要变动而成八法，才能尽笔画的“势”，以反映物象里的“势”。这“永字八法”由“永”字的笔画而来，为侧（点）、勒（横）、努（直竖）、超（钩）、策（提）、掠（长撇）、啄（短撇）、磔（捺）。这些笔画，悬腕中锋，运全身之力以赴之，笔迹落纸，反映着生命的运动，显示着力量。点，不称点而称为侧，是说它的“势”，左顾右瞰，欹侧不平。卫夫人说“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一点之力真是石破天惊。横画称为“勒”，是说它的势，牵缰勒马，跃然纸上。书法的“美”就是势、是力、是虎虎有生气的节奏，它倾向于壮美。

    字由点画连贯穿插而成，点画的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分，和笔画具同等的艺术价值。所以大书法家邓石如曾说书法要“计白当黑”，无笔墨处也是妙境!虚实相生，才完成一个艺术品。中国书法艺术里这种空间美，在篆、隶、真、草、飞白里有不同的表现，尚待我们钻研。

（摘编自宗白华《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

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

    中国传统节日起源于农耕时代，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天文等方面的内容，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和思想、道德和伦理、行为与规范、审美与情趣，凝聚着千百年来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积极向往和执著追求。传统节日的产生根植于农业社会文化土壤中，往往具有农耕生活的色彩，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尊重，蕴含着厚重的历史与人文情怀，成为涵养中华文明、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民族精神、留住乡土情怀的共同心理纽带和精神支柱。它经过千百年的淬炼和代代相传，已牢牢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与文化情怀之中，成为复兴、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近些年来，每当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到来时，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热情。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节日似乎要过得冷清、随意得多，越来越淡的年味成为人们普遍的感受，甚至连其中的感情投入也越来越少了，一些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渐渐被人们遗忘。究其原因，正是在于我们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不足，认识不够系统，对节日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对节日文化的载体建设相对缺乏，对节日的仪式感体会不深，从而导致传统节日在仪式感、载体、符号等方面缺乏时代感，不能满足人们在审美、娱乐等方面的精神需求，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结合不够，降低了传统节日在人们生活中的价值感和存在感。

    今天，在物质生活已经比较富足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注重在感情上相互倾诉、回应彼此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追求节日所带来的幸福感、愉悦感。一些喜欢过西方节日的人，往往只是想在欢快、温馨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美好的情感。这就启示我们，要充分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中的“情感”元素，让人们在节日的氛围里心存敬畏、体验传统、享受亲情、告慰祖先，在感受舒心与祥和的同时，寄托对来年的美好希望与祝福。另外，时代在发展，人们的精神、思想也在变化。所以，我们要重视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的挖掘、整理，让传统节日逐渐融进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反之，节日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洞符号，不可能行之久远、世代相传。

    文化符号与载体是节日内涵的重要内容，文化是依靠具体载体来传承的，文化载体让文化变得生动可感，能够给予人们视觉、听觉、触觉的多元享受。如春节流行的对联、年画、窗花，端午节的包粽子、赛龙船，都是传统节日符号、载体与仪式感的体现。这些节日载体不仅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展示过程也轻松活泼、贴近自然，使人们在其中体会亲情，感受欢娱，传递温暖。

    中国是礼仪之邦，仪式表达着中国人对事物重要性、价值性的认同，没有仪式感的节日难以让人们对节日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依从，而仪式本身又是让人参与进来的重要方式。一系列依次展开的程序，代表着节日文化内涵的逐层展示，也是让心灵参与其中审美的过程。在这样一套看似繁琐的仪式里，人们的情感得到表达和宣泄，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也得到彰显和传承。仪式让传统节日变得庄重，富有意义，为生活增添了趣味和价值。通过举办仪式，人们可以领略到人生的美好、自然的瑰丽，人性的善良，感受到对生命的虔诚和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当传统节日丧失了仪式感，节日应有的庄重感、吸引力、投入性、参与性也就消失了。因此，我们要有仪式感地过好传统节日。

    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对文化符号、载体、仪式的重视，离不开国家宏观层面的正确引导，也需要社会各类主体的共同参与。

(选自2017年3月《人民论坛》，作者范如国，有删改)

    中国早期绘画，主要建立在“应物象形”“象人”“象物”“图形”这些观念上。中国绘画最早的传统是写实、写形、象人、象物。中国画具有写形、象形之历史传统，虽然文人画重写意简笔，但仍有写实工笔的意蕴存在于中国画的形式和精神之中，否则，中国画会拒绝西式素描、明暗造型等手法，而西方之古典写实方法在中国也会水土不服。无论是徐悲鸿、蒋兆和等人的教学与创作体系，还是周昌谷、方增先等人的新浙派人物画，都较为成功地将西方写实因素同中国水墨画相结合，推动中国画的现当代革新。如果中国画本身没有工笔写实的历史传统和白描、色彩晕染等方法，这种结合就没有基础，这种革新也就不会成功。

    中国美学精神又有言志表情的传统。先秦至汉魏美学，将诗歌、音乐和书法都看成是心灵意志和情感的表达。汉魏六朝绘画美学虽然主形和重形，但是心志论和情感论美学精神对于绘画仍有影响，这种影响在理论上主要表现在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传神观照”，以及南朝宗炳的“畅神”和谢赫的“气韵生动”等观念中。顾恺之、宗炳、谢赫都是著名画家，他们在强调写形、象形的同时，还注意到写形状物的精神表达，即更高的精神与心志内容的要求，就是要以形“写神”“传神”，还要“畅神”，借以达到最高的美学标准“气韵生动”。

    对“意”的表达也是中国画最重要的本质特点。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意存笔先，画尽意雀”。苏轼进一步发展了士大夫画观即文人画观，强调以画达意，以诗适情。而到元代倪瓒，更鲜明地提出“聊以写胸中逸气”。此外在创作中，唐代王维提出水墨为最上，五代董源、巨然，到宋代文同、苏轼、米芾，再到元四家、吴门四家、清四王，水墨写意成为主要表现方法，写意自然成为中国画最重要的本质特点。

    中国画家和理论家辩证把握了主体与客体二者的关系，既强调写形，也强调传神；既强调写实，也强调表意。用南朝姚最《续画品》中的话叫“心师造化”。由于中国文人水墨画具有写意特征，所以在20世纪初，当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流派被引入到中国时，林风眠等人开辟中西结合的另一道路，即将中国写意笔墨同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相结合，创造现代形态的新的中国画。中国画的本性中所具有的象物写形及水墨写意的双面特征，既辩证地解决了创作中的主客体精神哲学问题，同时也为中国画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使中国画具有较大的包容性。20世纪初以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中，中国画既能够吸纳西方古典写实和素描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水墨人物画，又能够融合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语言特征，创造新的现代艺术。

（摘编自陈池瑜《中国画的本质：写形兼写意》）

    士人与文人虽然都是读书人，但两种人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明朝正德嘉靖以前，中国主流文化主要是由士人的人格引导的，他们具有强烈的用世精神和济民情怀，因而他们代表的文化就是人格文化，或表现为庙堂文化——达则兼济天下；或表现为山林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进为统治者服务，退则隐居山林修炼人格。士人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自己的欲望为出发点。士人的表率或是居庙堂之高忧国忧民的范仲淹，或是处江湖之远一边过苦日子一边心怀天下的陶渊明，或是杀身成仁的文天祥。从明朝隆庆万历起，以文人为表率的人性文化开始成为主流，强调真性情和享受。文人居于市井，热爱享受。他们热衷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市井文化。对他们来说，跻身官场往往琐碎险恶，隐居山野又过于清苦。当然士人有时也会表现出一些人性的温情，而文人也时常做出一副悲悯的样子，人格与人性不能说不可得兼，但崇尚人格高尚的士人往往视人性放纵为仇敌，而人性真实的文人又总是以仕途经济为笑柄。人格与人性“冰炭同炉”又“形同水火”。我以为，人格文化主张为社会、为别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它是伪道学，因为它压抑人性。明代之前中国也有零星的文人，如李白。李白与苏轼的区别就是典型的文人与士人之分。“太白有东坡之才，而无东坡之学”，“学”即为兼济天下的学问。

材料一：

    2008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将中国志愿服务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批被誉为“鸟巢一代”的奥运志愿者通过积极参与和真诚奉献，在奥运会的平台上展现、锻炼和成就了自己，奥运会服务经历给“鸟巢一代”志愿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以发现，奥运志愿服务的实践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精神素养，志愿者分享的回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我国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较高的契合。他们积极投身奥运这一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盛典，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展现出这代人的社会担当和国际视野。因此，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可以作为潜在的精神遗产和志愿遗产，集体记忆的建构将对北京2022冬奥会有所助益。

（摘编自王艳等《“鸟巢一代”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与奥运遗产》）

材料二：

    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强调提升青年志愿服务水平、促进青少年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中国体育志愿服务事业在冬奥背景下的健全与发展将为青少年社会参与提供实现路径。志愿服务是一种利他行为，是以不求物质回报为前提地为他人、社会团体或某项事业，乃至为整个社会提供援助。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构建了以讨论志愿者行为动机为主的解释范式，比如人们可能因表达个人价值、增强自身意义、增长职业技能和强化人际关系等方面来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志愿服务不能简单地局限在无私奉献的框架内，志愿服务对于志愿者的自我成长和公民参与社会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志愿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心中内化志愿精神，形成一种面对社会、面向人生的个体态度和公民意识，在这种层面上，志愿服务所谓“推动人类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オ得以彰显。

（摘编自李佳宝等《论冬奥背景下体育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参与》）

材料三：

    近两年，共享单车成为市民出行的新宠。然而，在共享单车发展正盛的同时，违规停车、私自上锁、丢弃及破坏单车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为了规范使用，共享单车公司也尝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运营人员加强维护之外，公司官方平台也会以信用分奖惩的方式来鼓励使用者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以此规范共享单车的使用。随着举报反馈机制的建立，在城市中涌现出一群单车猎人，他们是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在业余时间他们也会寻找并拍照举报那些破坏共享单车正常使用秩序的行为，并将违规使用的单车搬到公共区域停放以维护共享秩序，他们将此称为“打猎”。在自发参与共享单车秩序维护的过程中，单车猎人的这一行为也逐渐体现出在消费社会中使用者自下而上地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作为消费者的单车猎人也逐渐体现出一定的公民意识，他们参与治理并形成网络时代促进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的新力量。

（摘编自许金凤等《卷入的消费者一一以摩族猎人为例》）

    经典阅读有全然不同于“浅阅读”的特点。它有对普遍性和本原特征的热切关注，能助人了解世界，观照自我，因此提供给人的是切切实实的精神养料。

    所谓了解世界，是说借由经典提供的经验，人们能找到世界的原始图景，从而认清未来发展无穷。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也发生过类似的感慨——这个世界是如此之美，但人看到的是如此之少。仅仅是因为没时间、没精力吗？其实，主要是因为个体常受种种困扰的限制，未能获得了解世界的能力与方法。而经典阅读能让自感处处受限的我们在身心解放中拓展视野，所以，这个活动会被称为“心灵的探险”与“灵魂的壮游”。或以为，生活是最好的导师，这话自然不错，但对于经典阅读，我们想说的是，生活并不必然就比虚构具有更多的真实，世界也并不必然就比人的心智创造更能象征存在的本质，而由媒体构建出的生活世界，有时更只是表象，它的肤泛和破碎，根本不足以映像真实的世界。如果没有经典思想的烛照与指引，它们完全有可能被表现得毫无真实感，更遑论深邃。由此，透过现象，直抵本质，在不出离历史细节和人性真实的同时，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任务也就无从完成。

    所谓观照自我，是说人生有限，决定了人有使命要完成，不但对自己和家人，还有对国家和社会。而要做到这些，了解自己非常重要。但实际情形是，人恰恰最难自知，故“自知者明”与“认识你自己”，会成为横亘在东西方所有人面前的千古难题。而经典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恰恰能助人了解自己，因为它致力于一切真假和善恶的剔析，对集天使魔鬼于一身的人性原态更有深刻的追索，这些都能让人从中发现一个真实的自己，从而疏浚心源，检点小我，唤出自觉意识，养成反省习惯，然后从心底生出广大的社会关怀，乃至以天下为己任的高上的担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人为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普鲁斯特所谓“阅读过程是一交流的过程，是一次与不在场或已死去的当事人的心灵对话”，也是强调通过人书对话真正认识自己。

    而“浅阅读”显然不能达成这个目的。即使“浅阅读”中的“励志阅读”，意义看似很正面，但集矢于职场小说或名人传记，眼下从成人到孩子，纷纷追捧这类书为经典，注意的多是外在的物质成功，譬如事业（主要表现为金钱的获取）、婚姻（主要表现为金童玉女式的梦幻结合），而非内在的精神成长；且主角多是位尊而多金的工商巨子、明星大腕，这样的情感太廉价通俗了。它只让人看浪漫的童话，而忽视在汗水中欢呼收割的普通人的成功才更具说服力，更忽视意志品德与抗挫折力的养成对人性成长才最有意义，必不能像埃及作家阿巴斯·阿卡德说的那样，给人“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多的生命”，或“从生命的深处增加生命”，相反，与叔本华说的“滥读”倒眉目相似。为防止“滥读”而导致杰出头脑离开思想，叔本华要人不论何时何地，都不要贸然去读那些正在爆红的大众书，不管是政治、宗教的小册子，还是诗集和小说，用他峻刻的话说，“凡为傻瓜写作的人，总会有一大群读者。请不要浪费时间去读这些东西”。他呼吁人把时间花在阅读“具有伟大心灵的作者的作品上”，他的意思是，“那些作者超越众人，他们的声音值得你去倾听。

（节选自汪涌豪《经典阅读的当下意义》，有删改）

    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的确立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现代的标志,作为现代儿童观的核心理念,儿童本位论以儿童学、进化论、文化人类学等为理论依据,指出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和“成人的预备”,儿童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我们不仅要把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尊重其不同于成人的身心特点。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社会父为子纲的旧式儿童观,而且莫定了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基调。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置疑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效用。然而如果将其推向极端,就可能产生悖离初衷的负面效应。

    儿童本位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然而,承认儿童本位论今天仍有实践效用,并不妨碍对这一理论作更深入的学理性反思。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只有辩证地认识到其局限,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规避其潜在的负面效应。

    从前现代社会的“荒野文化”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园艺文化”,儿童才被视为与成人具有本质差异的独立存在,是需要“园丁”为其“立法”并进行塑造的个体。因此儿童本位论建立在成人和儿童具有本质差异的二分式假没之上。若片面强调其特殊性而淡化二者的共性,将导致儿重文学成为儿重唯一能够阅读的文学以及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确保儿童待在“适合”他们的地方,做“适合”他们的事,包括读“适合”他们的书,“这种把童年从成人中分离出来的思想既是导致童年成为特殊研究领域的可能条件,同时也是后者所产生的结果”,确实如此,与包括儿童学在内的童年研究一样,儿童本位的文学也参与了表现、制造、合理化甚至加剧成人与儿童“二分”的话语实践。

    儿童本位论有一个基本假设,即儿童复演了人类进化史上的早期阶段,是不同于文明化成人的“小野蛮”。儿童本位的文学不过是这种“二分法”在文学领域的产物。当成人发明出“儿童文学”这个概念时,就意味着它是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其区别就在于其“儿童性”。当且仅当文学对儿童性有足够的理解和关注时,它才成其为儿童文学。然而,以什么作为儿童与成人相区分的标准,或者到底怎样界定“儿童性”,却是更复杂更困难的问题。这关乎儿童的本质,也关乎儿童文学的本质。比如,究竟应以儿童的认识德性还是审美感受力为本位?儿童究竟是天真无知胞弱的还是也包含相反特质?儿童的无知非理性是纯真美德还是需要去除的不成熟?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无论“儿童性”的内涵如何定义,都必然是迥异于“成人性”的,二者的“异质性”构成儿童本位论的基础。

    超越儿童本位论的理论意义在于超越本位论。儿童本位论批判的实质不是立场批判,不是批判“以谁”为本位,而是思维方式的批判,儿童文学需要突破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框架,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从本位主义的思维方式里走出来,走向问题,走向实践。

(摘编自杜传坤《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论”反思》)

    教育惩戒作为一种教育和管理学生的方式，在中国教育史上由来已久，诸如“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材”等。目前，一方面，赏识教育和关爱教育在教育界颇为盛行，遏制体罚、禁止变相体罚学生在社会上的呼声一直很高；另一方面，教师想管而不敢管或不知如何管也日益成为困扰一线教师的难题。因此，针对社会公众对教育惩戒所存在的认识偏差，亟须在理论上对教育惩戒进行澄清，引导人们对教育惩戒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使教师的教育惩戒权逐渐理性回归。

    对教育惩戒认识模糊是教育惩戒权难以回归的主要原因。何谓教育惩戒？简而言之，惩即处罚，戒乃警戒。教育惩戒是以教育学生为根本目的，怀着关爱学生的态度对犯错或违反规定和规则的学生实施否定性的批评、处罚等，以达到警示学生防止或戒除其不再发生不符合规范和规定的教育效果。

    当前，部分社会公众对教育惩戒问题存在着不太合理的认识，有些人认为既然提倡教育民主就不应该再使用体罚、惩罚等手段教育和管理学生，认为凡是涉及对学生的惩戒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不对和不可取的，强调应该用爱、温暖等方式来感化教育学生。

    现实教育生活中，教育惩戒走向了两种极端——被教师滥用或弃用。如果教育惩戒权被滥用，就会使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受到伤害，影响其成人成才；如果教师因忌惮种种责难而放弃了教育惩戒权，将会使学生错误或失当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导致学生养成不良行为习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有必要对容易混淆的惩戒、惩罚、体罚作一个厘清。从根本意义上来看，惩戒侧重于“戒”，而惩罚侧重于“罚”，惩罚以罚为目的，它的教育意义要远远弱于教育惩戒。体罚与惩罚相比，它是一种直接伤害学生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惩罚方式，体罚是绝对应该遭到摒弃的。只要对教育惩戒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不会出现对教育惩戒权的误解。

    要避免出现以爱的名义来逃避或反对惩戒的不理智行为。高尔基认为：“爱护自己的孩子，这是母鸡都会做的，但教育好孩子却是一门艺术。”当前，在民主教育、赏识教育、爱的教育的影响下，如今的教育，竟陷入一种孩子在学校没有教师敢管的尴尬局面。这和部分家长打着爱的名义来反对或逃避教育惩戒有关。不少家长对孩子的种种要求可谓是百依百顺，很少去惩戒孩子。如果教师惩戒行为发生，个别不明事理的家长会四处投诉告状，甚至威胁殴打教师。很多教师因为管理与惩戒学生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学生犯错时，有些教师选择了沉默，放下了手中的戒尺。为此，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如果教师不再严格教育和管理学生，学生怎么学会敬畏和遵守规矩？对于家长来说，爱孩子并没有错，错的是以爱的名义偏袒孩子，从而逃避或反对教育惩戒，而只有对孩子进行必要的教育惩戒才是真爱孩子。

    教育惩戒权的理性回归需要以法律为准绳。教育惩戒作为一种管理和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可不用，亦不可滥用。对于犯错的孩子，必要的惩戒不可缺失，但是，如何把握惩戒的度，把教育惩戒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为此，政府、相关教育行政部门须结合我国教育实际，尽快制定教育惩戒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不合理的教育惩戒，保障教师合法权益。

（摘编自黄宝权《教育惩戒权须理性回归》，有删改）

    中晚唐时期怀古题材的篇什大量涌现。诗人们面对昔日繁华一时的古迹，或者那些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帝王陵寝，联想到唐王朝盛世不再，都不禁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当然，中晚唐诗坛上之所以怀古诗发达，其深层的原因更在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当年歌舞喧天的繁华城阙，如今却荒草离离。诗人用自己的眼光、体验，来烛照历史的情境，使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在历史中映出现实，在现实中反观历史。

    诗的意境都是以时空形式存在，而诗中的时空，又未必是自然客观的，甚至也非纯然心理的，而是将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以意象化的方式绾合在一起的审美时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语），便是形容诗的时空张力。怀古诗在时空感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诗人多将现实和历史糅合在一起，两重时空并置叠映，使人们既能穿越于时间的隧道，在眼前呈现出当年的光影；又能感知于当下，创造出身临其境的实感。刘禹锡的《石头城》尤能体现此种双重时空特征，其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山、城、潮汐，既是眼前之景，也是旧时风物。当下的时空是眼前景，过去的时空隐含于其中，深邃的历史感寓含于诗境。

    时空并置只是一种分析模式，而如果要在审美上感受到这种张力，并且获得对于历史的感怀、对于当下的省思，必以意象或意境的直击心灵才能生发出强烈的审美效应。中晚唐的怀古诗，为了表现世事的沧桑陵替，往往以意象为焦点进行转换，绾合古今，使读者往来于古今之间。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堂前燕”的流转，寓含人世之沧桑。朱雀桥，乌衣巷，在六朝时都是大士族的聚居之地，而今却成了寻常人家。“堂前燕”作为枢机，联结古今。如果说，怀古绝句多数是以一个意象来绾合古今，那么，律诗则是以若干意象来联结古今，构成了整体组合式的双重时空。

    时空的并置与绾合，通过意象的呈现而获得审美魅力，而诗人的观照方式也起着重要作用。韩林德先生曾说：“一个民族持何种观照世界的方式，是持直线式的‘焦点透视’，还是持曲线式的‘流观’，归根结底，受该民族的哲学思维和美学思维支配。”（《境生象外》）“流观”似乎是中国画的观照方式，其实诗中也多用之。从中晚唐的怀古诗来看，诗人往往从多个视点上来观照古今的迁替，通过几个不同的意象表现盛衰之感。中晚唐怀古诗中的时空是融为一体的，时间的纵深也就是空间的展开。怀古诗的审美魅力，可以从时空的向度上得以理解。

    （摘编自张晶《时间绾合的中晚唐怀古诗》）

    “无讼”概念源自孔子在《论语·颜渊》中的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我审判案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的目标在于使人们不争讼。这体现了孔子对理想社会关系的追求。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无讼”观念是调剂社会关系的美好愿景。在当今中国，尤其在广大的乡村社会，这种观念依然普遍存在，即在发生纠纷时通常愿意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调节，而非直接诉诸法律。

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的基础。每个人都做到“克己复礼”，约束私利，天下皆“归仁”了，个人也就成为“不忧不惧”的君子，从而构成“君子”社会。君子“既明且远”，就可以从政来治理社会。如何调解社会纠纷矛盾？诉讼必不可少，但诉讼的目的是止讼以至无讼，消除诉讼的社会根源。孔子反对以力服人的强暴统治，强调道德模范的引领，认为这是实现无讼的关键。以道德和榜样的力量来影响社会，“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从而实现“仁者”爱人、识人、容人而无诉讼纷争的理想社会境界。

虽然孔子的“无讼”理想没能成为当时现实的社会场景，但这种社会治理理念却贯穿于中华文明始终。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用“乡土社会”来概括中国社会的总体特征，称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的礼治铁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的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费孝通称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中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知礼是每个人的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近代以来从欲望到需求的文明转换，使乡土中国进入乡土重建。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尽管当时中国已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但原有对诉论的观念还是很牢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况且，依照现行法去判决，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费孝通认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要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进行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不但法治秩序效果不好，而且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就会先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分割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构建中，如何化解发生在人民内部的社会矛盾？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钢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整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其实质是对无讼的追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枫桥经验”创造了依靠发动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就地化解矛盾的基层社会管理方式，达到了“捕人少、治安好”的良好效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社会发展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社会运转方式发生相应变化。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社区治理的无讼思想无疑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在新时代，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许多地区发挥其主动性与创造性，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成功经脸。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以“无讼社区”建设为抓手，以“诉调对接”为核心，以“息争止讼”为目标，针对快速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剧增，运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律师调解、行政调解、公证调解、仲裁调解等方式，打造综合性调解平台，节约了诉讼资源；在平台上预约服务，将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制度化下沉社区，根据群众需要定时定点到社区办公服务，将绝大多数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无讼社区”建设就是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立规矩、以德治扬正气，最大限度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倡导“和为贵”理念，主要针对民商事纠纷，本着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人民调解前端介入，运用“诉调对接”方式，对调解结果进行司法确认，增加调解的权威性，达到“息争止讼”目的。大邑县通过政治、法治、自治、德治、智治“五治”综合发力，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无讼社区”建设，在基层社区进行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探索，其实践是成功的、可资借鉴的。

（摘编自徐平《建设“无讼社区”实现有效基层治理》，有删改）

论“入迷”

茅盾

①有多种多样的“入迷”。

②吉诃德^①先生看武侠小说把一份家产几乎看光，还嫌不够，还要出去行侠，终于把一条老命也赔上。这是“入迷”的一种。

③《红楼梦》上香菱学诗，弄得茶饭无心，梦里也做诗。这也是“入迷”。但据说香菱居然把诗做好了。

④乡间有伧夫^②读《封神榜》，搔头抓耳，心花大放，忽开窗俯瞩，窗下停有馄饨担，开了锅盖，热气蓬蓬直上；伧夫见了，遽大叫道：“吾神驾祥云去也！”跨窗而出，把馄饨担踹翻了。这又是一种的“入迷”，然而程度远在吉诃德先生之下。

⑤吉诃德先生的“入迷”，结果是悲剧。乡间伧夫的“入迷”，结果是喜剧。香菱的“入迷”，结果不悲不喜，只成了一篇平凡的故事。

⑥就“入迷”而论，吉诃德先生实在是伟大的；你看他始终不动摇。乡间伧夫那一幕喜剧，叫做一时发昏，也许他赔偿了馄饨担以后就发誓不再看《封神榜》了。但当他高叫“吾神驾祥云去也”，而且撩衣跳窗的时候，他那态度倒也是“严肃”的，他确实“走进了《封神榜》”，不自知其非书中人了！至于香菱，她茶饭无心地读杜工部温飞卿的时候，她唯一目的是自己也做个诗人。使她着了“迷”的，不是杜工部他们的作品，而是她自己想做诗人这一念的“虚荣”。故就“入迷”而论，香菱的，便是最下乘！

⑦有些人一拿起小说来读，便在心里说：“小说家言，岂能当真。”于是他带着怀疑的微笑，被动地看下去了。有些人进了戏园，就自己提醒自己道：“这是做戏呀！”于是他让戏拉着，坐到终场。他们自视为绝顶聪明的人，视吉诃德先生为天字第一号笨伯。可是我们说，真正含有严肃的人生意义的小说或戏曲，原来不是给此等人看的！此等人看小说进戏园只是糟蹋时间罢了！读小说或观剧，一定得有几分“入迷”——就是走入作品中，和书中人一同笑一同哭，这才算不负那小说或戏曲，而小说或戏曲也没有白糟蹋了他的光阴。

⑧一位作家写作品的时候，也非“入迷”不可。他的感情要和他笔下人物的感情合一。他写的人物不止一个，然而他所憧憬的，或拈出来使人景仰或认识的人物，却只有一个或一群；作家就要恨此人物所憎恨的对象，拥护此人物所拥护的一切！作家必须自己先这么“入迷”，然后可望读者也“入迷”。然后他的作品不是消遣品，他的力气不算白费。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假使存了“我是在做戏”的念头，他的戏一定做不好。

⑨现在常听得人说：“多读杰作，学取技巧。”这话是不错的，但假使像香菱似的一面读杰作，一面心里想：“我读完了这些，我就是文学家了。”那他还是白读。他读杰作的时候，应当毫无杂念，应该只是走进书去，笑时就笑，哭时就哭——他应该“入迷”！所谓技巧的学得这一步，是在他几次“入迷”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他把杰作咀嚼消化，成为他自己的力量了。倘使他读杰作的时候心里总惦记着“快学技巧呀！”他在杰作的字里行间时时都发生“这是不是技巧”的问号，那他决学不到什么技巧。要是他自以为“学到”了一点什么，那也不是真正的学到，而是生吞活剥的模仿，甚至是剽窃！

⑩归根一句话，人与文学的关系，“入迷”是必要的！

【注释】①吉诃德：指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1547—1616）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②伧（cāng）夫：粗人。伧，粗野。

自古以来，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人们喜爱、崇拜的艺术题材，经过历史积淀、充实、完善，成为代代传承的传统艺术。这是思想文化的精华，具有深厚的基础、深远的意义和极强的生命力。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必须有新的表现、新的发展。而雕刻艺术只有不断创新、不断丰富，拥有时代的意义，才会永葆艺术魅力。

谈到寿山石雕的艺术创新，其题材广泛，包括历史人物、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但创新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例如，清代玉雕大师杨玉璇的“审曲面势”，正是“在依赖于日积月累的精神涵养，勤学苦练，在活泼的心灵飞跃而又凝神寂静的体验中，自然能空灵动荡而又深沉幽渺”。雕刻师不仅要学习继承传统，还要敢于创新，不断创新，更要敢于超越前人、超越自己，寿山石的雕刻创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通过运用繁简适度、疏密有序、以少胜多等艺术处理手法，可以使作品达到生动自然、富于生命力的美的境界。

寿山石雕作品是否具有艺术美感效果，取决于石质性能能否被艺人合理地运用并发挥其最大的作用。每种玉石都会有一定的瑕疵，寿山石也不例外，常见的寿山石中往往会存在斑点、裂痕、画线等缺陷，这些就要求艺人在具体的雕刻中，要把石质的优点放在首要位置并充分利用，做到神似、巧色。巧妙利用瑕疵创新，瑕疵也会变成美的一面。寿山石不注重追求造型或形体上的相同，它更强调表现出一种神似，即顺应石质的形态，表现了天人合一的艺术风格。

寿山石雕刻工艺流传千百年，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巧雕风格。其工艺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巧雕风格的创新。在雕刻界，寿山石雕最注重的是“相石取巧”，即雕刻艺人的构思要根据石材的形状、纹理及色彩等特点，做到因材施艺、因势造型、因色取巧，这样才能把石材的自然色相与雕刻艺人的高超技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艺术品雕刻，主要体现在以一个部位或一种形态作为基点或主体，其他部位或形态予以呼应，对不同的质与不同的色，协调布局，构成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的统一性，而不是杂乱无章、形态扭曲的粗制滥造。

每一块寿山石都是有灵性的，都有自己的“生命”和“语言”。中华传统文化积淀了丰富瑰丽的国学资源，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也构成了一个巨大丰富的中华文化资源宝库，雕刻家要强化自觉意识，从中汲取营养、获得灵感，寻求心灵的契合，让寿山石雕刻艺术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摘编自王光平《浅论寿山石雕刻工艺的创新》，有删改）

①生态文学的勃兴，是当前文学创作领域不容小视的重要现象。近些年来，涌现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生态文学作品，摘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肖亦农的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李青松的《一种精神》《乌梁素海》《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哲夫的《水土中国》等。

②生态文学的兴盛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呼唤与内在需要。从“再造一个秀美山川”到美丽中国、绿色中国建设，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科学发展观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的转变，彻底改变了落后的发展观念，提升了生态文明的地位，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态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③当下生态文学的繁盛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学文化积淀基础。我国古代的山水诗、田园诗以及后来的游记、风景散文等文学作品，堪称最早的生态文学。而自古便有的天人合一、天行健、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美即和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等深刻的哲学思想，更是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理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国历来重视生态和环境，重视自然与和谐。中和、协和、平和，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要义，也是生态文学的根本主题。

④生态问题催生了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和担当。这是从考察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生态文学而得出的结论。在这一时期，率先出现的一批生态文学代表性的作品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江河并非万古流》等，关注中国的森林滥伐、风沙肆虐、国土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赢得文坛瞩目，从而为生态文学名分的确立与崛起奠定了基础。

⑤从题材内容上看，生态文学可以区分为植物文学(包括森林文学)、动物文学、大自然文学、生态文明建设或环境文学、水文学等。生态文学的体裁样式则囊括了小说、诗赋、散文、报告文学和儿童文学等。植物文学如梁衡近些年来踏寻采写的“中华人文古树系列”散文，动物文学如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姜戎的《狼图腾》等，大自然文学如刘先平的《走进帕米尔高原》《美丽的西沙群岛》等，水文学如哲夫的《水土中国》，秦岭的《在水一方》等。

⑥生态文学中所占比重和产生社会影响更大的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问题的纪实作品。何建明的《那山，那水》、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等是反映生态建设主题的代表性作品。生态问题报告文学分量很重，更易引人警醒启人深思。譬如李林樱的《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哲夫的“江河三部曲”《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以生态及开发建设为主题的生态文学，其价值必然超越文学。它在推动自然环境保护建设、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倡扬科学发展观、赞美绿色和谐生态伦理等方面，对读者产生正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优秀的生态文学是一种有现实指向性和长远意义的行动文学。

⑦今天，生态文学创作的视野与面向正在逐步地打开、拓展，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对生态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势必将影响并改变生态文学的观念创新、取材、立意、视角和面貌。只要保持与生态紧密的关联，生态文学就一定能接上地气，获得蓬勃生机与活力。

(摘编自李朝全《生态文学，中国文学的新生长点》)

材料一

日前，国家发改委印发文件，要求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新时期建筑方针，严禁建设“丑陋建筑”。消息一出，“丑陋建筑”迅速登上热搜，引发热议。不少人看过各地一些“丑陋建筑”的照片后直呼“无法直视”“辣眼睛”。

其实，审美是非常主观和因人而异的，有的被评选出的“丑陋建筑”也颇具争议，很多人认为“挺好的、并不丑”，有的“丑陋建筑”在当选“最丑”前甚至曾获得过“年度最佳”，被评价为“最具创意性和革命性的建筑”。而且，建筑时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赋予不同的评价：埃菲尔铁塔施工期间被一些建筑师和知名人士质疑，认为它“毫无疑问让巴黎蒙羞”；大卢浮宫项目卢浮宫改造计划的玻璃金字塔入口设计方案刚发布时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批评，被认为“绝对不能接受”，对神圣的卢浮宫来说，是“残酷的暴行”“巨大的错误”。但随着时间的冲刷，埃菲尔铁塔和玻璃金字塔都成为巴黎的著名地标。可见，建筑这门艺术需要时间，有一种难以提前预知的独特神秘性。

但为何，即便是在关于美和丑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答案的背景下，即便是在建筑的独特神秘性需要被慢慢证明的背景下，还是有些建筑无论让业内人士来看还是让普通民众评价，都是“当之无愧”的“最丑”？有建筑学者给出的标准或能回答这一问题：对权利和资本过度膨胀的价值观体现，建筑使用功能极不合理、与周边环境和自然条件极不和谐、滥用符号、低劣崇洋山寨、形象媚俗、盲目仿古、体态怪异恶俗……由此可知，虽然审美不分高下，但人们对审美的底线却能达成共识，挑战审美底线的建筑，都是舍弃了文化与艺术的追求。

由此，人们追问，到底需要怎样的建筑？一个明确的答案是：我们需要的一定不是媚俗崇洋、照搬照抄等挑战审美底线的“丑陋建筑”。建筑，是为了让人诗意地栖居，建筑设计应尽可能发挥物理空间承载社会活动的实用功能，实现与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即便是当时备受争议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它的设计者、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设计理念也是清晰的——“对于法国人来说，卢浮宫不仅仅是拥有绝品收藏的博物馆，更是他们历史甚至日常生活的核心。金字塔的律动来自整个建筑的几何性，而这种几何性正是深植于法国文化的，塔身的玻璃映射出卢浮宫和天空，以及巴黎美丽多变的光线嬉戏。”在实用性方面，通过改造，卢浮宫此前曲折的参观路线和昏暗的展厅状况得到改善。同样是贝聿铭的作品，坐落在中国的苏州博物馆也很好地考虑了周围建筑风格与实用性，成功地扮演了传承历史、开拓未来的角色。

以此作为一个观察的窗口不难发现，建筑应当与历史文化和艺术结合，应当与当地环境呼应，应当承载一定功能。用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的话概括，“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建筑之规模、形体、工程、艺术之嬗递演变，乃其民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映影；一国一族之建筑适反鉴其物质精神，继往开来之面貌”。在中国这片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土地，建筑应自然而然地生根于这样的历史文化。

（摘编自陈晨《让建筑在文化的根上长出新芽》）

材料二

建筑的艺术和其他的艺术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现在先谈谈建筑的艺术和其他艺术相同之点。首先，建筑的艺术，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和其他的艺术一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通过人的思想意识而表达出来的，并且是为它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又赋予建筑以民族性。它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的形象往往会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反应。

从艺术的手法技巧上看，建筑也和其他艺术有很多相同之点。它们都可以通过它的立体和平面的构图，运用线、面和体，各部分的比例、平衡、对称、对比、韵律、节奏、色彩、表质等等而取得它的艺术效果。这些都是建筑和其他艺术相同的地方。

但是，建筑又不同于其他艺术。其他的艺术完全是艺术家思想意识的表现，而建筑的艺术却必须从属于适用经济方面的要求，要受到建筑材料和结构的制约。一张画，一座雕像，一出戏，一部电影，都是可以任人选择的。可以把一张画挂起来，也可以收起来。一部电影可以放映，也可以不放映。一般地它们的体积都不大，它们的影响面是可以由人们控制的。但是，一座建筑物一旦建造起来，它就要几十年几百年地站立在那里。它的体积非常庞大，不由分说地就形成了当地居民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强迫人去使用它，去看它；好看也得看，不好看也得看。在这点上，建筑是和其他艺术极不相同的。

（摘编自梁思成《建筑的艺术》）

想象､联想和抽象是催生精密科学诞生初期阶段的重要思维方式｡创新首先应该有想象､联想和抽象能力｡摩根说过：“数学发明的动力不是理性，而是想象｡”以严密逻辑为基本特征的数学尚且如此，其他的就更毋庸置疑了｡

恰如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所指出的：“想象力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发现新的事实，而且激发我们做出新的努力，因为它使我们看到有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梦想和猜测若无推理使它们作有益的用途，也只是胡思乱想而已｡”同时，他也指出：“在探索新知识的过程中，想象力虽是灵感的源泉，但如不受到训练，也可能酿成危险；丰富的想象力须用批评与判断来加以均衡｡”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近代美国一位哲学家也曾经警告说：“尽管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所有的想象都有益处……存在许多‘非创造性的想象’”所以并非所有的想象力都是有用的，即使产生了有创造性的想象和联想，仍然是不够的，后面还需要理性的逻辑推理能力｡由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古希腊的数理哲学思想和理性精神，所以尽管我们产生了大量有关农业､畜牧业和制造业等的发明创造，但发明创造并未导致科学在中国诞生｡要克服胡思乱想，就必须使自己具有判断力，具有足够的逻辑推理能力，来证明自己的想象和猜想的合理性；要使想象过渡成科学，必须运用的后续手段是理性､严密的逻辑推理｡

有人曾经把科学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猜测型的，主要采用想象，联想和抽象的思维方法，对一个问题进行猜测以后，然后才去设法证明它是否正确｡猜测型科学家缺乏逻辑推理和证明能力，一般来说失败率极高，成功也多是依靠运气｡另一类是推理型的，这类科学家不猜测，而是先收集足够多的资料，再通过推理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这类科学家往往缺乏“想象”和“联想”｡通常第二类科学家有很高的成功率，但一般只是在学科现有的范式下进行创造，很难取得重大突破｡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两者相结合，既有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猜测，又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只有这样，才能使丰富的想象力不仅仅停留在艺术创造的阶段，更推动想象转变成严密的科学理论｡

(有删改)

材料一：

人类的阐释自始至终都在追求真理性和澄明性，那是人类向往的阐释目标，也是阐释的理想境界。真理和澄明虽然昭示的是阐释的两个不同的层级，但都指向一个事实：阐释是面向公众的。这意味着阐释是一种公共性的行为，只有坚守公共性，才能圆人类的阐释之梦。离开公共性，阐释不可能，更遑论真理性和澄明性！阐释本身有它的内在规则，这个规则总体来说极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好随意确定。它可能是整个人类的规则，也可能是生活在特定区域或国家、操持不同语言、从事不同专业研究者的规则；它遵循的是人性的共同性，或者是沟通、交流之后业已达成的共同性，其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意义的澄明。

我们言说政治，政治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我们言说历史，历史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我们言说道德、伦理，道德、伦理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我们谈论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公共性本身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但它又蕴含着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公共性包含着真理和谬误。真理不可能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族群都是真理，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谬误也是。当然，这种公共性是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没有永远的真理和谬误，而公共性却是永远的。公共性的存在需要公共阐释去解惑释疑，需要公共阐释去彰显真理。在一定程度上，公共阐释维持着时代的公开、透明，维持着社会的公平、公正，维持着政治的民主、正义，维持着人类的审美判断。

（摘自李健《公共阐释：作为一种阐释理论的合法性》）

材料二：

“公共阐释”也即“阐释的公共性”，是对文学阐释行为根本属性的一种界定。任何一种阐释行为，都是一种参与生活、理解世界的方式，只有“公共阐释”才能让每一个个体有效并且高效地充分对话。与之相对的，则是“个体阐释”，也即阐释的个体性。它强调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都有着自己的个性、性别、民族与生活经历，对待同一问题的视角与态度确实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是，如果仅仅将两者确定为二元对立的概念，显然是将问题简单化了。一般来说，“个体阐释”中会带有“公共阐释”的烙印，每一个个体都不是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而“公共阐释”中也会带有“个体阐释”的痕迹，如果没有个体作为基础，就不会出现阐释的具体性与交互性。面对如此棘手的“阐释循环”，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这一进入就是一种“介入式”的阐释行为。在置身于他者之中时，个体也在不断地拓宽自己的视域。这里的他者既指向个体（文学作品、个体读者），也指向整体（社会历史环境），更是要领会到“整体只是源于单个情形的范式展露”。文学阐释激活了世界、读者、作者与文本这四个时常被不同的文学理论切割破碎的要素。

文学阐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阐释”。它首先面向的是文学作品，即对文学作品作出阐释主体的感受、理解与判断。在具体的文学阐释过程中，存在着以“个体阐释”为基础，并从个人走向社群再到整个人类的一种趋势。这一过程的每一次完成则意味着“个体阐释”得到了时空的检验而成为“公共阐释”。

从政治学的角度，我们往往会将“公共性”与“私人性”对立起来谈，但是如果转移到文学领域，“公共性”的问题还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维度。这就是“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问题。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说，“事实上，任何文学史都不会没有自己的选择原则，都要做某种分析和评价的工作”。从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史来看，文论研究的重点出现了一个从“文学之外”转向“文学之内”，再转向“文学之外”的过程，即我们通常所描述的从“作者中心”向“文本中心”再向“读者中心”的两度转向。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来，即使是“文学之内”的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及其关系，也是社会历史的再现或投射，这些均是现实生活在文学世界中的一种艺术化表达。

因此，强调“公共阐释”或“阐释的公共性”，应该落脚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点上，即在处理“文学内外”关系上，坚持“文学之外”的关系为主来统摄“文学之内”的关系，重建“隐含作者”“叙述者”与“真实作者”“理想读者”“真实读者”以及人物间的社会关系的投射等。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批评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历史功能，这也正是强调“公共阐释”或“阐释的公共性”的要义之所在。

（摘自曾军、辛明尚《文学阐释的公共性及其问题域》）

材料一：

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由来，学界都普遍认为源于马尔沙克。他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等特性，遗憾的是他没有做出深入分析。而后许多经济学者借用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把语言引入经济活动中来，探讨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所具有的经济势能。国内的研究始于21世纪，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西方研究的理论成果，但是缺乏深入研究，没有形成佢完整的体系。到底什么是语言经济学？它的范式和本体论基础是什么？这些都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不过，学界对于它的研究对象问题已经有了基本的共识。

对于语言本身产生、演变规律的研究，见诸语言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的文献相对较多，尤以语言学为主。语言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语言的内部要素（语音、词汇、语言）进行，特别强调遵循语言自身规律，把一切不属于它们研究对象的东西排除在外。而语言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把语言作为研究素材，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语言的形成、发展、传播、更新和消亡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人们的经济理性选择在此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因此，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语言经济学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或借鉴。例如，借助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的均衡和最大化思想来探究复杂语言系统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常规性”，并探讨语用行为中言语资源配置的均衡和优化问题。

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语言产生、演变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可以归结为语言的作用或考者语言的经济势能，这也是语言经济学的时髦话题，目前这一方面的理论相对成熟。比如布里克利和艾米陈利用儿童移民的数据探讨了语言能力与工资收入分配的关系，格林测算出英语的强势地位可以帮助英国在欧洲获得较高收益。再比如拉齐尔、切尔以及德·斯旺关于语言趋同理论（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题）的研究，是为国家的语言规划提供理论基础的；奇斯维克等提出语言的人力资本性质，是为一些移民国家制定语言政策提供支持的，美国的GRE、英国的雅思考试等就是受这些理论的影响。围绕着语言的学习、培训和信息化处理等形成的语言产业，它自身的发展规律、组织结构及其对经济的贡献度等等，都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语言经济学发展至今不过50多年，作为一个迅速拓展的研究领地，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现有的研究零散而杂乱。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语言经济势能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对语言本身的研究。甚至在有些学者看来，前者都不属于真正的语言经济学研究。可以预见，在以后的研究中，语言学界和经济学界对于语言经济学的认识分歧还将长期存在，毕竟语言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差太远。即使在经济学的框架内研究语言也会因经济理论的不同而产生迥然不同的结论，因为经济学囊括了太多的学派与内容。不过，语言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或许将会是语言经济学作为新兴领域最能彰显活力之处。

（摘编自黄少安、张卫国、苏剑《语言经济学导论》）

材料二：

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它强调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来研究语言，这为我们研究新词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言语活动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定式，即言语的内部始终有一种力量——人的交际和表达的需要与人在生理上（体力上）和精神上（智力上）的自然惰性之间的基本冲突。人们总是在寻求更多、更新、更明确的语言单位来表现自己的内心想法。在这个活动中，人要消耗体力、时间、精力，所以人们在不断寻求能够省力又能被人普遍接受的语言词汇。这就是法国语言学家马尔丁内提出的“语言经济学原则”。如：“‘拼养’孩子让人欢喜让人忧。”新词语“拼养”就适应了简洁、省时、省力的经济学原则，时下在年轻的父母中得以迅速流行。再如：“美国选民对恶炒‘中国话题’不感冒。”这里的时髦词语“中国话题”是指西方国家对崛起的中国是否对世界构成威胁的议论，其中隐含的是有些发达国家的某些政客在大选前利用媒体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而引起的一系列话题。

新闻新词语在展示我们国家经济腾飞的同时，对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现代化的传媒技术手段如电视新闻、书籍、广播等传播着大量的新词语，扩展了人们的知识面，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开拓了人们的思考空间和鉴赏能力，提高了人们的思维想象力、创造力和生活热情。新词语传播的新的价值观念，使精英文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引导人们追踪时代发展的步伐，从而改变明天的经济生活。现如今，大量流行的缩写新词语以其少量的符号表达了尽可能多的信息，适应了讲究速度和效率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语言经济原则，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

（摘编自潘锐《新词语的语言经济学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