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类 知识点题库

    《儒林外吏》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几乎完全背离。清代，小说日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所作，他们厌弃流行的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吴敬梓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认识，目光变得敏锐。同时，他以他的朋友和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为创作原型，用讽刺的笔触现实地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意在将小说从流行宗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此前的《西游补》《醒世姻缘》皆系纯粹虚构之作，它们的作者仍然用职业说书人的惯用文辞。相反，《儒林外史》则极少这样做，在这部小说里，多运用口语化的散文笔调，使得描绘的片段第一次与叙述的正文有机结合起来，让那种运用诗词和骈文进行的雕琢描写明显消失。作者有意避免那些公式化的诗词描绘用语，从而证明他已根据自己对不同人物和地点的观察来描写。南京、杭州等江南城市中的美丽风光和丰富的日常生活在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再现。此外，方言和俚语已很少使用，他已自觉地使用“国语”或民族的白话写作，这种纯净和富有表现力的叙述文体，成为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竟相模仿的对象。

    吴敬梓写作的时代，正值乾隆年间，满族统治达到极盛阶段。他的小说写的是先朝明代事情，他对于退出官场的正直性格的褒奖经常被认为是对满族统治的间接批评。但是在他现存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他有意和统治者不合作的例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假托在明代不仅是便利的缘故，而是他对明代历史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并予以尖锐深刻的评论。

(节选自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有删改)

    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之人生而论，大体说来，似乎人常从自然走向文化，从孤独走向大群，从安定走向活动。自然、孤独与安定，如木之根，水之源。文化、大群与活动，如木之枝，水之流。若文化远离了自然，则此文化必渐趋枯萎。若大群泯失了孤独，此大群必渐成空洞。若活动损害了安定，此活动也必渐感怠倦，而终于不可久。

    乡村是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的，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大群与活动。乡村中人无不羡慕城市，乡村也无不逐渐地要城市化。人生无不想摆脱自然，创建文化，无不想把自己的孤独投进大群，无不想在安定中寻求活动。但这里有一限度，正如树木无不想从根向上长，水无不想从源向前流。但若拔了根，倾了源，则枝亦萎了，流亦竭了。人的心力体力，一切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无不从自然中汲取，在孤独而安定中成长。人类挟着这些心力体力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才能创建出都市，在大群中活动，来创造出文化，而不断上进，不断向前。

    一个乡里人走向城市，他带着一身的心力体力，怀抱着满腔的热忱与血气，运用他的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来奋斗，来创造。他能忍耐，能应付。他的生活是紧张的，进取的，同时也消散了精力。一个城里人走向乡村，他只觉得轻松解放，要休息，要遗忘。他的生活是退婴的，逃避的。他暂时感到在那里可以不再需要智慧，不再需要情感，不再需要意志与气魄。他也不再要紧张、奋斗与忍耐。然而他却是来养息精力的。在他那孤独与安定中，重与大自然亲接，他将渐渐恢复他的心力体力，好回头再入城市。

    人类断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人类最理想的生命，是从大自然中创造文化，从乡村里建设都市，从孤独中集成大群，从安定中寻出活动。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华的都市，已热闹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动中讨生活，那只是挣扎。觅享用，那只是堕退。问前途，也恐只有毁灭。想补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乡村，在孤独的安定中另求生机，重谋出路。

    因此人类文化之最大危机，莫过于城市僵化，与群体活动之僵化。人类从自然中产出文化来，本来就具有和自然反抗决斗的姿态。然而文化终必亲依自然，回向自然。否则文化若与自然隔绝太甚，终必受自然之膺惩，为自然所毁灭。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科学落后的民族，如何习得科学，建设新都市，投入大群体而活动？城市人如何调整科学发展过度的种种毛病，使僵化了的城市，僵化了的群体生活，依然回过头来重亲自然，还使人享受些孤独与安定的情味？这是现代人所面遇的两大问题。而其解决困难的方法与途径各不同。这里需要各自的智慧，各自的聪明，谁也不该学步谁，谁也不须欣羡谁。

（摘编自钱穆《乡村与城市》）

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陈雍君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报道和发表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这就是“键盘依赖症”。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成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得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围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却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做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旼，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养。”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诗骚”传统，又称“风骚传统”，即《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所形成的文学精神的传统。《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和”“孝”“敬”“德”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

    随着全球化引发的本土文化的深刻变化，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内“我（们）是谁”的认同问题被推上了理论前沿，逼迫我们作出回应和解释。“诗骚传统”所特有的道德承担和哲学品格在当代社会正可以成为医治当下文学疾患的良药，成为正在重建中的具有当代性和民族性的“新文学”的重要基础。

    首先，弘扬“诗骚”传统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使当代文学重新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由周代礼乐文化孕育而成的《诗》，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不仅内涵着儒家的礼教、乐教思想，也体现着儒家所提倡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与贤人政治观念。先秦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不是空想的，不是神道，而是和理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力求符合实际的、辨证理论观点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文精神得以“自强不息”、永不衰竭的主要原因。

    其次，提倡“诗骚传统”中兼济与独善相结合的人格，使当代文学成为重塑国民灵魂的一个重要途径。“诗骚传统”形象地展示和诠解了先秦哲人的人生智慧，倡导勤学好问、刚毅自省等优秀品质。历代对《诗》的阐释发挥构成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人生诸观念，比如苦乐观、生死观、穷达观、处世原则等多方面的内在意义。忠信诚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系统，成为历代文人在面临重大人生抉择时的重要思想支撑点。

    再次，发扬“诗骚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使当代文学成为价值的引领者。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精神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是借助抽象的概念建构而成的，而是通过诗、骚加以形象的表述，又以“诗骚传统”的延续而代代相传。《诗》《骚》在被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中，其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倾向被逐步地发掘出来。随着历代文人的讽诵，儒家的思想也代代相传。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展示了人在现实中进与退的矛盾冲突和精神层面的取舍与延宕。历代文人在对屈骚的解读中反观自我，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找到自己。

    由此可见，“诗骚传统”实际上就是古典人文精神和中华民族文脉的载体，历代能得此传统之真义的文人，才是中国文脉与人文精神的承担者。立足当下文学时代性、民族性缺乏的现状，借助于对诗骚传统形成历史的梳理及再阐释和再承续，我们便可以找回我们民族精神的源头，找回那使人的信念清澈明晰的真理。

（摘编自《论“诗骚传统”》）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

    武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经典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因而经典具有了某种特殊品格。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表现于它的超时代价值。《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体制及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内含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释的可能，例如，今天我们可以从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层面进行阐发，思考如何使个体充分履行各自义务的问题。经典不仅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更有超越地域的世界性的意义。真正的经典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文化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中外经典，概莫能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其重点讨论的正义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不只适用于西方；儒家典籍《论语》讨论的仁道原则，其意义同样超越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尚未相互作用时，这样的意义也许隐而不彰，但当不同文化彼此相遇，经典的世界性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要开眼界。在阅读、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如果眼界封闭，常常会给经典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制；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经典。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来，借鉴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主动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管是西方文化的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都既要以其各自的特殊内涵为背景，也要以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前提。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还要再反思。再反思就是在承认经典所拥有的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普遍性的前提下，对时下一些流行看法进行理解和反思。如“以中释中”，即以所谓纯粹传统中国概念去理解中国的问题，这种思路明显忽视了经典的普遍意义。外来语已逐渐输入并融入现代汉语，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外来思想和观念内容。当我们用受外来语影响的现代汉语去理解经典时，相应地也受到外来语背后的深层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而，试图以“纯而又纯”的中国观念去解释以往的经典，事实上已缺乏可能性。与之相比，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学无中西”的观念则更具有开放意识，他就是在当时世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以世界文化视野来反思和理解多样文化经典的。近代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等大儒者，他们尽管以回归或延续儒学为学术旨趣，并对西方文化有各种批评，但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在不同层面上都受到西方外来观念的影响，都体现了“学无中西”的理念，这也就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杨国荣《经典的意义》）

    生态创新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它结合当前被全世界广泛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运用经济领域的眼光和手段，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追溯其根源，不能不提及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单纯的发明创造不是创新，只有当它被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由此将生态创新定义为：“指包括生态系统本身的变革、创造新的人工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即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再生产，各个环节生态化过程。”

    生态创新这一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当下的社会时代特点紧密相关。当前，由于环境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日趋严重，如果单纯依靠投入来治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无力承担。生态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在于取得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包括一个国家范围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公平和国家之间的公平，它强调资源的有效利用，要求单位资源消费量为人口创造的福利最大化；同时，它又排斥平均主义，过度的平均不利于资源开发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代际公平涉及的是稀缺资源在不同代人之间的合理配置的问题，具体体现在数量上要至少保持稳定，在质量上要求不至于发生代际退化。

    单就环境与资源而言，不公平问题还可上升到更深的层次。首先，在不同阶层之间，一方面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会更多地关心生存问题，对保护环境资源认识不够，从而导致了广泛的掠夺性开发和普遍的短期行为。其次，发达国家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本质上是对其他国家环境权益的剥夺，而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两难之中。很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生态创新是重要的途径。当然，生态创新也并非万用万灵，需要决策者们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应对处理。

    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统治了地球长达200多年。它是众多造成当代环境问题根源中的深层根源。所以，要确定可持续发展战略，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伦理关系，改变传统的主奴关系，确立尊重与爱护自然的观念。其次，环境质量具有消费性，因此在评价生活质量的时候，必须要将环境质量考虑进去。对公众而言，除了学法、懂法、守法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社区公益性的环保组织或协会，维护自身环境利益。最后，在生态创新前提下，人们的价值基本尺度必须具有可持续性，财富观也应更新为生态财富观。这是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价值财富观的本质区别。

（摘编自高文杰等《生态创新的几个基本问题》）

    在美国文化和图书分类中，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是两种主要的类型，虚构文学主要指小说、戏剧、诗歌等，非虚构文学则是纪实文学、散文、传记、调查报告等。1966年美国新闻记者杜鲁门·卡波特《冷血》被视为非虚构文学的发端，作品凭借对新闻背后故事的深入发掘，参与到美国社会60年代的自我反思、批判之中。

    回到中国语境，非虚构写作的流行大致有两个脉络，一个集中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如《中国在梁庄》《大地上的亲人》等作品；二是集中在新闻领域，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非虚构式的新闻报道如《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少年杀母事件》《了不起的茅侃侃》等成为“10万+”文章。前者主要是专业作家或和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写作者完成，后者基本上是新闻人、媒体人，很多有在传统新闻媒体工作的经验。

    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对纸媒等传统媒体带来多方面的冲击，使得传统新闻业面临危机，体现之一是很多资深记者跳槽到移动互联网平台，如正午故事、谷雨故事、真实故事计划、《人物》、《南方人物周刊》等。由于非虚构文章经常成为“爆款”，这导致自媒体公号文章追求非虚构的风格，成为新闻性非虚构写作兴起的内在原因。

    非虚构写作还与社会学、人类学有一定的关系。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报告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现在看起来都带有非虚构的色彩，如美国机械专家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国社会学家吕途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等，都是典型的非虚构作品，呈现出了新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在研究方法上，社会学、人类学所使用的民族志、口述史、田野调查，对非虚构也完全适用。

    非虚构写作的伦理问题，主要是写作者与被写作对象的关系，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遭遇和交流的过程。好的非虚构作品强调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平等意识和倾听理念，不是先入为主地用自我的理念来讲述他者的故事，而是首先学会倾听，去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来理解别人的逻辑，进而把自我的认同相对化，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对话，既是为了使他者发出主体性的声音，又是对自我的一次反思。非虚构写作“天然”带有一种平民性和人民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虚构作品经常关注平民、底层和社会边缘群体，非虚构的文化职能是让弱势者变得可见；二是非虚构写作者本身也带有去专业化、去职业化的倾向，如新中国以来特别注意培养工人作家、农民作家，也就是说要让工农兵从被描写对象，变成书写的主体，这种“文化翻身”是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作为支撑的，而美国创意写作也是一种让非职业作者掌握写作方法，先学会用非虚构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总之，非虚构有两种基本的理念，一是平民意识，写普通人，让弱势者发声，二是全民写作，非虚构打破了写作的专业化、圈子化，鼓励非职业作者借非虚构讲述自己的故事。不过，非虚构写作对流量、点击率的追求，造成新闻性非虚构写作有时候为了吸引眼球，也带有猎奇性和揭秘性，这恰好是需要警惕的地方。

（摘编自张慧瑜《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非虚构写作》）

     100多年前的某个10月24日，奥地利人马克斯·舒施尼发明了塑料袋，这种包装物既轻便又结实，在当时无异于一场科技革命。可舒施尼做梦也没有想到，到塑料袋百岁“诞辰”纪念日时，它竟然被评为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发明”。

    塑料袋“糟糕”，是因为它大多是用不可降解和再生的材料生产的，处理这些白色垃圾很多时候都只能挖土填埋或高温焚烧。据科学家测试，塑料袋埋在地里需要200年以上才能腐烂，并且严重污染土壤;而焚烧所产生的有害烟尘和有毒气体，同样会造成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一时间，“远离塑料袋”“拒用塑料袋”“禁用塑料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事实上，要在短时间内完全禁止使用塑料袋是不现实的。积极的态度是依靠科技进步，即采用回收利用和降解相结合的办法去解决。然而环保意识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树立的，一方面，塑料袋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奥”，吃起来“香”，因为它的确有它的便利之处;另一方面，许多消费者认为，塑料袋是免费赠送的，不花钱的东西不用白不用。针对这种情况，1989年7月起，美国近半数的州实施了《塑料袋禁用法》，禁止所有不能分解和还原处理的食品塑料包装袋上市。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禁用厚度不到20微米的塑料袋，并控制生产这种塑料袋的原料。意大利则实行《塑料袋课税法》。

    这些法律的推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以爱尔兰为例，自从征收塑料袋税之后，全国塑料袋的使用量降低了90%。与此同时，各国都加强了对可降解塑料包装材料的研制，并加大了开发塑料回收利用技术的力度。舒施尼那项“最糟糕的发明”将以一种全新的形式继续为人类造福。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音乐是人类最具普遍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音乐经过数千年发展，积淀了丰富的民族艺术智慧和文化传承，形成了鲜明的民族个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人文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社会功能，具有特殊的美育价值。

    中国传统音乐有助于审美修养的提升。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乐感”文化，注重心与乐的相通相融，追求音响的虚淡空灵，讲究韵味的深邃悠长。通过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增强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是学校美育的重要途径。如箫、筝、笛等民族独奏乐器因其清丽婉转的音色特点，适于表现悠闲淡泊的审美情致。京剧、昆曲、越剧等戏曲剧种，其唱腔唱词、伴奏乐器、服饰舞美等都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活动也都渗透着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如蒙古族音乐的悠扬高亢、维吾尔族音乐的热情奔放、侗族大歌的委婉质朴。传统音乐文化学习的过程，是学生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判断力形成的过程，也是审美修养提升的重要途径。

    中国传统音乐有助于理想人格的养成。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好的音乐不仅可以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涵养性情，对社会精神风尚也有着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在孔子的教育哲学中，道德与音乐是相辅相成的，通过音乐建立和维护社会统一、宜人的法定秩序，最终实现社会的“大治”。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强调音乐对人思想的净化作用，认为音乐教育承担着把人教育成美的人、完善的人的重要功能。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古琴以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居“琴、棋、书、画”四艺之首，与文人雅士的精神志向息息相通，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留下了如《高山流水》《广陵散》《阳关三叠》等大量优秀作品。传统音乐的学习，能让学生与优秀作品所展现出来的自然之美、艺术之美、人文之美产生共鸣，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激励精神，温润心灵，进而培养起对人类、自然以及一切美好事物的关爱之情，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最终达到理想人格的养成。

    中国传统音乐有助于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某种文化在观念、心理和行为上的认可、接受和融入，它可以使人们在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等方面达成一致，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文化都是最重要、最有生命力的文化认同内容。我国的传统音乐如同浩瀚的海洋，单就民间音乐而言，56个民族保存了丰富的歌种、乐种、曲种、剧种等，而每个种类又有多种多样的乐器以及乐队组合、唱法和奏法等表现形式，现已收集到的民间歌曲有约30万首，器乐曲约200种，这些丰富多样的民间音乐是我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大量文人音乐、宫廷音乐与宗庙祭祀乐等音乐资源。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和传承，能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进而增强文化自信。

(摘编自许冰《传统音乐教育如何传承“乐感”文化》）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渊源和特点。认清中国文化的渊源与特点，才能认清中西文化的差别，从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应有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走自己的文化道路。

    中国汉字的最早起源与祭祀、巫术、占卜有关，代表了人与天、地、神灵的沟通。一画开天，二分阴阳，三为天、地、人，汉字体现的这种神圣性，实际是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的汉字文化一脉相承。汉字从甲骨文、金文、演变到楷书、宋体，前后相继又特色鲜明；从李斯的小篆到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毕昇的雕版印刷到清代的《康熙字典》，中国文字、文化的演变有非常清晰的传承谱系。

    中国汉字成千上万，它的发生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汉字虽以象形造字开始，但绝大多数是形声字，既表音又表义：汉字结构有左右、上下、内外之分，但都有一个中心，都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方块字。同时，作为书写性文化，汉字最能体现中国人的艺术个性与审美情趣。真、草、隶、篆、行，五体变化，气韵生动。书法家的一笔一画，结构章法，都有情感和个性因素在里边。中国汉字还具有地域性特点。一方面各地方言百花齐放，多姿多彩；另一方面它又基于共同的文字表述获得了多样的统一性，这种方言和汉字加强了人们的交往，促进了人们的感情。

    然而，近一百年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些人迷失了自己的文化方向，丧失了应有的文化自信和理性认知，他们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应该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人过激地主张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倡导文字改革，即推行简化字、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人们出发点是好的，但事实上，这两项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汉字是否非要走西方拼音化的道路？笔者认为，汉字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化个性。与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它主要是一种“以形表意”的文字，集形、音、义三位一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明、最形象、最丰富的一种文字体系。况且，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历来注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这种吸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翻译融入中国文化，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如我们的许多门常用语，如世界、平等、相对、清规戒律等都来自佛教用语。正是基于上述道理，汉字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是谁优谁劣、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各自在保持文化个性和文化特点的同时，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发展的问题。正如《礼记·中庸》讲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论语·子路》讲的“君子和而不同”。

    （节选自汪振军《汉字传承与国家文化安全》）

作为最贴近时代、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报告文学，其创作是建立在真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之上，是以文学的艺术手法来报告社会生活中真实的事件和人物。

在报告文学创作的实践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而写？写什么？思想感情的着落点和创作的立足点在哪里？夏衍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树立了一个榜样。这部作品主要反映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情况。作者的思想感情是站在同情社会弱者的立场，创作的立足点面向平民，甚至是不起眼的“小人物”。

《包身工》充满感情、带有温度，其旋律仍然是积极向上的博爱。作者笔下散发出博爱情怀，对女童工有着深切的同情，对她们遭遇的不公和悲惨命运进行直接揭露。夏衍的笔像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解剖着那个时代的“脓疮”，对那个社会进行“刮骨疗毒”，把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以形象的方式记录下来，他要告诉世人那里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世界，是怎样的真相，进而呼唤善良的人起来抗争。1959年，夏衍在《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中写道，他“感到‘灵魂的震动’”“感到愤怒”“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

《包身工》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作者饱含真情之外，还在于作品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文章开头有这样的内容：

“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

这段文字，无论是语言描写、环境描写、动作描写，都注重细节的刻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包身工》的艺术感染力还表现在充分运用和借鉴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等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有些评论家甚至把《包身工》作为小说来研究。创作《包身工》时，夏衍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多种表现方法熔于一炉，交错运用，并衔接得恰如其分。尤其是小说手法的运用。他着重描写了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如芦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通过对他们的刻画，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除了人物描写，值得研究的还有他对写作对象生活场景还原式的描绘，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劳动为线索，串起一个个场景，结构严谨，情节生动，画面具有冲击力，特别是某些镜头式的具体描绘，如包身工们早晨喝粥的情景描写，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写实性。

无论是讴歌时代，还是记录社会，报告文学作家都要为社会的进步贡献文学力量，以有温度的作品感动读者，进而凝聚人心，激发更大的前行动力。

（摘编自曾散《以有温度的文字探索光明——读夏衍的<包身工>有感》）

在新一轮考古挖掘中，三星堆遗址 6个坑出土金面具残片、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一时间网上热议不断，公众纷纷讨论三星堆遗址，这彰显了三星堆的独特魅力和深沉内涵。

三星堆遗址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厚度。悠久绵延的中华文明如同一棵历史沃土培育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从枝叶可以追溯到根脉和源头，三星堆遗址便与古蜀文明的起源密不可分。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是分别位于成都平原至川东及三峡一带的两支青铜文化，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文化圈。自夏时朝起，这个文化圈内开始渗入了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至商时期，则又大量接受了二里头和殷墟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在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三星堆遗址共分四期，依次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夏代至商代前期、商代中期或略晚、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其中最早的宝墩文化距今约 4800～4000年前，历史可谓悠久，其积淀亦因之深厚。

三星堆遗址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文明高度。三星堆遗址的文明特征极为显著。从陶器上看，三星堆早期的陶盉与二里头早期的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无区别；三星堆的“将军盔”，也与河南安阳殷墟的同类器物非常近似。从青铜器上看，三星堆的铜尊、铜耍罍显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可知在与彼时中原文化的交流融汇中，古蜀文明得到了较高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其三、四期出土的诸多带有强烈信仰色彩的特征性器物说明，三星堆古城曾是雄极一时的蜀地共主一一鱼凫王朝的都城。这恰可与《蜀王本纪》中“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之记载相印证。古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神像、礼器和祭品，说明了古蜀文明的神权国家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通过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灿烂文明。

三星堆文明呈现出中华文明的交流广度。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曾断言：“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认识”。至少就对外文明交流的情形而言，李先生的论断可以得到较充分佐证。三星堆遗址具有东、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依据已发现的诸如金杖、青铜雕像、海贝等文物，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早在那时，古蜀国先人已与印度、中亚乃至两河流域的文明有所接触。由此设想，三星堆文明虽处于所谓“华夏边缘”，但却与西北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有着固定交通路线，南面可通过滇、缅、印之间的古道直接通往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甚至可以穿越历来被视为“人类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与该地域文明发生交往。因此青铜时代的巴蜀与外部世界，绝不是一个彼此封闭的空间，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三星堆文明走向世界提供强力支撑。

（节选自王学斌《三星堆遗址为什么重要？》，有删改）

材料一：

艺术形式越来越呈现出多元、融合、交叉、难以分类的趋势，新艺术形态顺势而生。

回望人类艺术谱系的发展，留下一长串艺术随技术发展而演化的足迹，艺术因工具变迁更加精彩。每一种新艺术形式的诞生，每一次艺术的重要变革，都离不开新科技文明的推动。如果没有解剖学和透视学的出现，就不可能出现文艺复兴绘画的兴盛；如果没有摄像技术及数字技术的发展，电影将无法诞生，更别提从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二维到三维、从真人到CG的演变了；如果没有机械转台、投影设备、多媒体屏等舞台装置，舞台艺术的呈现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艺术创造者的视野与艺术灵感因科技要素刺激不断拓展，新要素的灌注往往也给艺术受众带来崭新的艺术审美体验。画家陈丹青说：“艺术跟着工具走……一切取决于那件工具发明了没有，人发明什么，就有什么艺术。”艺术发展总是因工具、手段的丰富而变迁成长，从艺术内容到表现形式，从古老传统艺术到新锐实验派，都在融入新技术文明的潮流下获得再生。装置艺术、城市公共艺术、新媒体艺术、数字艺术设计等，都是伴随着生产力催动下的文明变迁脚步而生，借助新艺术的载体和介质，记录下一个时代思想的面貌。

传统艺术有了新工具的“点化”，被赋予了新生命并创造出了新鲜艺术体验，其艺术表现力和表达形式也变得更震撼、更强大，新艺术场景营造给予观众前所未有的艺术体验和视觉盛宴。曾经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焰火作品“大脚印”而家喻户晓的当代艺术家蔡国强，于2019年担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焰火总导演，他以独具的艺术创意与视觉特效设计，化传统为神奇，借助先进数控技术，用传统烟花神奇地演绎了“70”“人民万岁”等字样，强烈的视觉效果和艺术力量把观众带入了火药爆破艺术的震撼空间。同时，借助技术工具和艺术新场景的营造可以突破社会和自然的物理空间局限，二维空间可以变成三维立体空间，静态画面成为加入时间线的真实生活镜像。凤凰卫视、故宫博物院一起打造了动态的清明上河图，让宋代汴梁的市井生活活起来，角色带入感极强。虽历千年犹身临其境，似手听得见市声攘攘，让人们不知不觉沉浸在了历史回响中。敦煌研究院与腾讯网合作，让千年的壁画动起来，走进大众视野。艺术借了数字技术的一臂之力悄悄带来了一种文化观览方式的变革。

如今电影艺术实现了从2D到3D的转换，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空间及角色环境的立体呈现效果。2009年，全球首部将IMAX和3D技术结合的电影《阿凡达》上映，影片颠覆了人们对电影的认知。新的艺术形式超乎人们的想象，新的科幻电影更加炫目多彩，开拓了人类认识和审美的疆域。艺术形态与艺术观念在科技变革中不断调整更新，丰富着艺术理念和美学选择，不知不觉间也改变了受众的艺术审美心理，艺术表现力也因为技术加持获得了超能动力。

（摘编自高宏存《艺术园科技发展赋能更精彩》）

材料二：

新媒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当前的新媒介主要指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网络应用，如微博、微信、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介对创作生产全方位的重塑和影响，使当前文艺呈现许多新特点、新趋势。

文艺创作新类型、新形式不断涌现。比如网络文学就是新媒介催生的文艺新品类。数以万计的在线作家以日更两亿字的速度，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小说创作规模和文学传播奇观。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网络文学有望成为全球性文化现象。在视频领域，短视频、竖屏剧、互动剧等新鲜形态层出不穷，丰富人们的文艺生活。

创作者对受众需求把握更为准确，文艺创作更加有的放矢。借助大数据技术，精准定位的信息“窄播”使传播效率得到全方位提升；由于在线及时互动，创作者得以把握用户心态，了解粉丝需求。因此，无论是视频网站精细的内容分类，还是网络文学的创作类型，都能与其受众精准匹配。跨媒介艺术消费更是强化深度体验，一部优秀的系列作品可以根据不同媒介有针对性地定制和分发内容，有效吸引不同受众群体的支持。

文艺创作成为跨越多种艺术门类的综合行为。数字技术方便各种艺术门类之间的取长补短与互相借鉴，走向更具综合性的融合创新。媒介间相互依存、彼此助益的特性，使文化艺术产业链不断延长、愈加完备。比如，一部优秀网络小说，可以延展出影视改编、动漫制作、游戏开发、音频传播等产业链价值。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出版后，各种版本的衍生品纷至沓来，话剧、电影、电视剧风行一时，相关游戏改编和视频混剪数不胜数。新媒介语境下，全产业链开发已成为文艺生产的常规路径，每一个新文本都对整个故事作出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

（摘编自陈定家《新媒介赋能文艺创作生产》

材料一：

所谓“物质变精神”。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外部客观物质的东西反映到主观意识中来，形成主观的如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等东西。所谓“精神变物质”，就是将实践中业已形成的方针、政策、理论、方案等观念性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群众实践，从而转化成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力量。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从认识的过程来看，表现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来看，表现为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干部的领导实践过程来看，表现为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认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并不是任意的过程，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物质可以变精神，但是正确的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精神可以变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客观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总之，强调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摘编自樊瑞平、张心立《倡导对干部进行认识论教育

——重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中国早期的每次大挫折，都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早期的干部像陈独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坚定，但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结果给党带来1927年的大挫折。开始以为，只要听苏联的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是要掉脑袋的。中国第一堂学到东西的党课是谁上的？是的对立面蒋介石在1927年给上的。敌人是最好的教师，沙场是最好的课堂。你正儿八经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一流血，什么都学会了。那一次蒋介石逼得人抛弃了陈独秀“绘画绣花”式的革命，脱了西服，拿起枪上了山。中国的历史逻辑就这样展开了。

开展武装斗争，刚刚打开一点局面，王明又带着斯大林的圣旨来了。李德、博古等人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将用于欧洲平原的坚守阵地决战的战法用于中国东南山地，最后把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大转移开始时，他们还是死守他们那一套办法，结果损失惨重。当时你说他，他不听，很多人也不敢怀疑他。为什么？人家是“权威”，王明曾受到斯大林单独召见。后来的张国焘更厉害，他受到过列宁的接见，而且据他自己说是中国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这些人牌子都很硬，文凭也很高，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最后实践的权威打倒了观念的权威，到陕北后，我们党明白了，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不断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年3月24日，谈到《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大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自觉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问题是唯心主义是不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当时许多在领导岗位的人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更缺乏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为此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认为，它好就好在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服从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和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教条主义本质上就是唯心主义。

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同志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实践的检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说，思想来自血的教训，这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学来的。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华盛顿的白宫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不这样，与长征一样，还是要流血，要亡党亡国的。

(摘编自张文木《我们赢在哪里？赢在人才！》)

材料三：

社会实践是人们有计划、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主观之于客观的活动，经过社会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真理，具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性，即不论什么人，只要是他的思想、理论、认识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就是真理性认识，相反便是谬误。但在现实生活中，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往往与“某些领导人的某些意志”“某些书本中的某些原理”“某些权威人士的某些言论”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认识路线坚持下去，就应该遵照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和“此外再无别的”而“只能是”的“绝对性”要求，坚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出发，检验、修正他们的那些错误意志、言论和丰富、发展书本上写的不成熟不完备的原理。“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是中国人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科学知识的生命力所在。所以说，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会实践，是既公正又无情的，由它所赋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的客观性，是与阶级真理、权力真理、权威真理等一切形式的主观理论不相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摘编自唐梅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汽车自动驾驶不再是想象中的场景，你知道汽车是如何看清周围的环境，实现自主驾驶吗？这就不得不提到机器人的“眼睛”——三维成像激光雷达。

激光雷达，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借助激光对物体距离进行测量的主动探测遥感设备。三维成像激光雷达工作包括两大部分，即激光距离测量过程和激光三维成像过程。

现有的激光雷达测距方法有很多种，除了直接测量激光脉冲飞行时间，还可以通过对发射激光信号的幅度、频率等参数进行调制来间接获取目标的距离信息。

脉冲激光测距是一种发展十分成熟的测距体制，不仅可以用来对远目标探测，还可以用在数公里甚至数十米测量场景下。目前的汽车自动驾驶中也大多采用这种方法，其测距精度可以达到厘米量级，这对大部分的应用场景已经足够。

那些对测距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如“空间交汇对接”中最后的接近段等，厘米级测距精度已经不能满足它们的要求，这时候需要用相位激光测距的方法来测量。

相位激光测距发射的是经过了调制的连续激光信号，通过测量回波信号与发射信号之间相位差来确定目标的距离。与脉冲激光测距相比，相位式激光测距法有更高的测距精度，其测距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但是由于相位式测距发射的激光为连续波，这使得它的平均功率远低于脉冲激光的峰值功率，因而无法实现远距离目标的探测。我们生活中常用的手持式激光测距仪大多都是采用相位激光测距的方法。

如果目标是运动的，除了距离，我们还想知道目标的速度时，该怎么办呢？调频连续波激光测距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不仅可以测距，还可以测速，因此可以应用于相对运动速度较高的目标测距。

“盲人摸象”走完第一步，我们已经成功找到了“大象”的位置和距离，下一步我们该如何知道“大象”的样子呢？这就是激光雷达的成像过程要解决的问题。

简单的理解，激光雷达三维成像其实就是在测出目标各点距离的基础上，同时获得每个点与雷达之间的水平角和俯仰角，这样我们就得到目标三维信息了。按照目标各点三维信息的获取方式，激光成像体制主要有扫描式激光成像和面阵式激光成像。

扫描式激光成像方法目前已经相当成熟，在地形测量、工程建设、汽车导航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它由单点激光测距配合快速光束扫描器件来实现对目标上各点距离信息的获取，再将这些距离信息与该点对应光束指向的方位角和俯仰角结合得到目标的距离—角度—角度图像（Rang—Angle—Angle），又称为三维图像。

扫描三维成像也被广泛用在汽车自动驾驶里。为了提高扫描的速率，市面上的车载激光雷达往往采用发射激光阵列的形式进行扫描成像，这也被称为多线束成像。其中Velodyne公司以360°旋转的多线束激光雷达为主要产品，扫描线数达到了16线、32线及64线，是机械旋转加多线扫描成像的典型代表，技术较为成熟。

除了这种扫描遍历目标的成像方式，有没有其他更加便捷，“啪”的一下就能得到目标三维信息的成像方式呢？

有！面阵式激光成像就是为此产生的一种快速成像方式。相比于扫描式激光成像需要逐点扫描测距的方式，面阵式激光成像仅需发射一次激光脉冲即可以得到一整幅三维图像。如果把扫描成像的方式比作用手指摸索目标全貌，那么面阵成像就像是用巨大的手掌直接覆盖目标。同时，因为没有扫描结构，所以面阵式系统整机结构更加紧凑，体积更小。按照探测器的不同，面阵三维成像大致可以分为APD阵列和CCD相机两种探测方式。

面阵三维成像虽然成像速度快，不需要扫描结构，但是它将系统接收的回波功率平均分布到每个探测像元上，探测像元越多，分散到每个像元上的回波功率就越低，因此面阵成像系统的测距范围远小于单点扫描测距系统，一般仅适用于较近距离的成像探测。

激光雷达三维成像系统与传统的被动相机相比，不仅可以获得目标的强度信息，还有更加丰富的距离信息；与微波雷达成像系统相比，又具有全天时、测量精度高和分辨率高的特点，因而在现代成像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科技和社会的发展，相信三维成像激光雷达在未来会有更大的应用前景！

（摘编自《“你是我的眼”——激光雷达主动三维成像系统》）

材料一：

在线教育一直是教学改革的方向之一，网络课程备受重视，不少学校的在线课程建设规模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其中，青年教师开设网课的比例相对较高。

在线课程的优势是任何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任何单元的学习，其授课效率远远高于面授方式。微课、录播、直播等各种授课形式，都通过网络，把身在异地的老师、学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数以千万计的学生，通过电脑等数字化工具，开始同步或者异步在线学习。这在过去看似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事情，疫情所逼，变成了现实。这是一次教学模式的巨大变革，从此以后，在线教育可能真的会变成主流教学模式。

无论人员多少、何时何地，也不管天气如何，你想学什么都可以，这就是在线教育的优势。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大量的学生同时在线学习时，给网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导致课堂崩溃、断断续续的事情时有发生，也感到了一些带有试验、实践性的课堂，难以通过网课实施，这也是在线教育绕不开的话题，也是它的痛点、劣势。

然而，随着5G时代的到来，“快”字当头，流量已经不成问题，信号传输也不再出现断续与延迟，从此再也困扰不了在线教育。另外，随着高级人工智能与仿真技术的结合，一些试验、实践性教学环节，完全可能在线实施、模拟。消除在线教育的痛点后，在线教育必将迎来新的发展与腾飞。

（节选自《在线教育的优劣势分析》）

材料二：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统计，截至3月30日，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导致全球15.3亿学生停课，占在校学生的87.6%。疫情给教育带来的新情况，各国如何应对？

3月2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文章提到，概括各国疫情之下的教育应急政策，确保“学习持续”是重点工作。所有国家都在扩大现有远程教育模式或引入远程教育模式，大多数国家通过互联网提供在线学习平台。

在几乎所有国家，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被鼓励使用APP来支持与学生和家长沟通，并提供网络课程，有的也通过电视和其他媒体提供学习内容。还有的是用现有的APP来保持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

另外，有国家向所有的利益相关群体包括父母、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发起关于远程教育的宣传运动或宣传战略。沙特阿拉伯使用其官方Twitter账户定期发布在线学习信息。

为确保没有计算机等设备的弱势群体的在线学习机会，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中国一些地方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电脑，为学生提供移动数据包和电信补贴。法国正在努力向5%无法上网或无法使用电脑的学习者提供设备和打印作业；阿联酋设立了一条热线，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技术支持。在美国华盛顿州，不能确保公平机会的话，学校不被鼓励提供在线学习服务，在葡葡牙，政府建议学校与邮局合作将学习材料寄送到没有网络的学生家中。

（节选自《中国教育报》）

材料三：

疫情期间，钉钉作为一款原本只面向上班族的软件迅速被广大学生所熟知。可是很多学生对钉钉的评分可谓进行了血洗。一大波毫无事实依据的1星差评迅速拉低了应用的整体评分。

钉钉只不过把线上会议变成了线上课堂，为处在特殊时期的学生提供了继续接受教育的平台。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根本就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然而许多学生把对学习的厌烦和对学校的抵触全都转化成了对平台无谓的恶意，通过评分的渠道肆意发泄。“天气不好”“午饭不好吃”“昨晚没睡好”等等无厘头的原因成为了抨击一款在特殊时期支持教育事业的软件的理由。

试问是什么样的学生会给在困难时期支持教育的平台泼冷水，是什么样的学生能把自己的假期看得高于一切？诚然，几乎所有人在学生时代最看重的事情之一莫过于假期的长短以及作业多不多等等，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真的可以把自己对十天半个月假期的渴望摆在国家发展的最核心事业之一：基础教育的前面吗？

这些年来学生的各方面负担确实很重，“累死了”这三个字成为了几乎所有中国学生共同的口头禅，但是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每一位学生也都对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冰凉的冷水泼向面对困难却仍然关心教育事业的社会各界。

（节选自《对钉钉的恶意差评是学生群体的悲哀》）

材料一：

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家——国”之间具有某种价值上的同构性，因此，中国的老话说“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大学》讲“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在家孝亲，推之事君；在家悌兄，推之事长。通过“孝”与“悌”在价值观念上的延展，实现从“齐家”到“治国”的跨越，“家齐而后国治”，最终达到德化天下的境地。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孝悌”所支撑的“家”，既具有生存论上的核心地位，同时在社会的“修齐治平”层面上也居于核心地位。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恰恰在这里，有着“公”与“私”的鸿沟：“家”似乎属于私德，似乎很难跨越到公共领域去。

在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家”与“国”的同构性关系一直受到很大诟病，似乎政治上的专制与家庭的伦理观念有着极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家”与“国”则分属两界，有其不可通约之处。如果不能在这个关键部位有所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修齐治平就再难在现代社会立足。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我们同样可以在更为积极的层面上来理解“家”的作用。一如西方的宗教改革，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对于现代社会有着极大贡献，如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做的分析那样；在现代社会，家庭成员的关系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包括孩子对父母的尊重，父母对孩子的疼爱与尊重，以及孩子们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样培育出来的家庭关系对现代社会同样非常有益。但是，在现代文化中，受限于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家”在政治——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始终是缺位的。霍耐特在分析现代社会时非常敏锐地看到，“自由主义思想，把家庭领域只是看成一种单纯给定的，没有什么进一步影响的结构，从而忽略了它在现代社会的政治——道德的建设中的作用”。这一评价是非常有见地的，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社会因自由主义作祟而在认识“家”的社会作用方面所存在的盲区。

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霍耐特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与“家庭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指出：“一个民主性的共同体，是多么依赖于它的成员究竟有多少能力去实现一种相互合作的个人主义，就不会长久地一直否认家庭领域的政治——道德意义。因为要想让一个人把他原先对一个小团体承担责任的能力，用来为社会整体的利益服务，这个人必须拥有的心理前提，是在一个和谐的、充满信任和平等的家庭里建立的。”霍耐特的论述有着强烈的实践智慧，具体点出了在现代社会中，家的政治——道德意义，算是一种现代版的“家和万事兴”。“家”不再是宗法式的共同体，“家”作为专制温床的时代，也早已过去。现代家庭恰恰是培养共同合作、相互支持的重要机制。确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性不是一个“个体”的自然本性，而是在“家”中教化出来的德性之人。从对最亲近之人的爱，“推及”到对他人的爱，进而“推及”到对宇宙的爱，这正是“家”的教育的重要内容；“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教化功能，是“个体”得以社会化的最初和最重要的环境。在现代社会中，“家”所培养出来的善于合作的“个体”正是健康社会的基础。

在“修齐”与“治平”之间找到新的联接点，中国文化传统重视“家”的传统，就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的价值观念有重大意义，这是其他价值观念得以发挥的基础。没了这个基点，整个价值系统中的其他规范就会飘摇欲坠，社会就会迅速进入失范状态。

（摘编自孙向晨《重建“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

材料二：

“家”是中国文明构成的总体性范畴。相比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从其起点上就不屈不挠地摒斥“家”，儒家文明对社会伦理、政治以及经济关系的建构，始终是从“家”出发，形塑“家国一体”的秩序体系。这一“缘情制礼”的反复努力，不仅构成两千多年来中国文明的大传统，也与民间丰富的小传统若合符节，不仅决定我国传统文明的制度和伦理底色，也是更具坚韧性和独立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民情的基础。即使20世纪初以来，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家庭革命”甚嚣尘上，家庭结构和模式、传统家国关系频受挑战，但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家”并没有被根本撼动，反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重建舶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其他思想的依据。由此可见，不理解“家”的内涵和作用机制，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文明的实质特点及其构成和变迁。

其次，“家”在中国文明中的上述地位，立足于作为实体的家已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之源的事实。今天，若戴着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眼镜来打量“家”，视其为纯粹的权利、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受体，而忘却其在生活和历史中形成的作为情感和生命意义的承载，甚而忘却其作为现代人之丰富的情感需求（爱情、亲情以及依赖性）的港湾，我们就很难深入把握中国人的日常情感和伦理结构，也难以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共情的研究。

（摘编自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