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类 知识点题库

不必对新版《红楼梦》太较真

苑广阔

    6月27日晚，顶着世界杯的压力，顶着英德大战的叫喊声，新版《红楼梦》终于和四川观众见面。与新版《三国》对名著进行肆意颠覆不同，新版《红楼梦》严格按照原著拍摄。前三集播出后，观众对新版《红楼梦》的争议不断，观众的争论还是集中在演员造型、文言文台词等方面。

    小说《红楼梦》是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之作，旧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又是古装影视剧中的经典之作，所以后人再翻拍这样的文学经典和影视经典，换了谁来拍、谁来演，都会引来争议。在先入为主的心理影响下，原著小说和旧版电视剧中的故事、人物等等，都已经在读者和观众心目中有了一个印象，形成了某种固定的认识，后来人无论拍得多好、演得多好，都会和观众原有的印象有冲突、有距离，所以引来争议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几年影视界翻拍成风，几乎所有的古典文学名著和影视经典作品都被翻拍了个遍，甚至出现过一部电视剧有三四个版本的事情。这些翻拍作品，往往都在公众中引起极大的争议，引起各方大打口水仗。以笔者的看法，其实对于这些影视剧作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认真，更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动辄以糟蹋经典、制造精神垃圾来批判它们。

    说白了，它们不过就是一种精神产品，既然是产品，就有质量优劣之分。我们观众作为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如果觉得这个产品合自己的口味，那就多看两集，或者是从头看到尾也无妨；如果觉得它不合自己的口味，甚至觉得这就是一假冒伪劣产品，那就不看它，反正遥控器在你自己手里，买电影票的钱也在你自己手里，一切都由你自己做主。而且，现在影视剧产品那么多，据说一年光电视剧就有上万集，这个不好看咱看其他好看的呗。

    同时，如果观众对于影视剧制作过于挑剔、过分苛责，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影视剧的创新和发展。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年香港导演刘镇伟拍摄《大话西游》系列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这完全是胡闹，是在糟蹋经典，但是后来怎么样？这两部电影偏偏就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受到无数年轻观众的推崇与膜拜。

    所以，不管是对于已经播完的新《三国》还是对于刚刚开始播的新《红楼梦》，我们都不妨宽容以待，多些理解，给影视剧制作者们更大的发挥空间，以给我们提供更丰富多样的艺术作品。

(摘自《每日新报》，略有改动)

天才与灵感

朱光潜

    灵感既然是突如其来，突然而去，不由自主，那不就无法可以用人力来解释么？从前人大半以为灵感非力，以为它是神灵的感动和启示。在灵感之中，仿佛有神灵凭附作者的躯体，暗中驱遣他的手腕，他只是坐享其成。但是从近代心理学发现潜意识活动之后，这种神秘的解释就不能成立了。

    什么叫做“潜意识”呢？我们的心理活动不尽是自己所能觉到的。自己的意识所不能察觉到的心理活动就属于潜意识。意识既不能察觉到，我们何以知道它存在呢？变态心理中有许多事实可以为凭。比如说催眠，受催眠者可以谈话、做事、写文章、做数学题，但是醒过来后对于催眠状态中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往往完全不知道。此外还有许多精神病人现出“两重人格”。例如一个人乘火车在半途跌下，把原来的经验完全忘记，换过姓名在附近镇市上做了几个月的买卖。有一天他忽然醒过来，发现身边事物都是不认识的，才自疑何以走到这么一个地方。旁人告诉他说他在那里开过几个月的店，他绝对不肯相信。心理学家根据许多类似事实，断定人于意识之外又有潜意识，在潜意识中也可以运用意志、思想，受催眠者和精神病人便是如此。在通常健全心理中，意识压倒潜意识，只让它在暗中活动。在变态心理中，意识和潜意识交替来去。它们完全分裂开来，意识活动时潜意识便沉下去，潜意识涌现时，便把意识淹没。

    灵感就是在潜意识中酝酿成的情思猛然涌现于意识。它好比伏兵，在未开火之前，只是鸦雀无声地准备，号令一发，它乘其不备地发动总攻击，一鼓而下敌。在没有侦探清楚的敌人(意识)看，它好比周亚夫将兵从天而至一样。据心理学家的实验，在进步停顿时，你如果索性不练习，把它丢开去做旁的事，过些时候再起手来写，字仍然比停顿以前较进步。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在意识中思索的东西应该让它在潜意识中酝酿一些时候才会成熟。功夫没有错用的，你自己以为劳而不获，但是你在潜意识中实在仍然于无形中收效果。所以心理学家有“夏天学溜冰，冬天学泅水”的说法。溜冰本来是在前一个冬天练习的，今年夏天你虽然是在做旁的事，没有想到溜冰，但是溜冰的筋肉技巧却恰在这个不溜冰的时节暗里培养成功。一切脑的工作也是如此。

    灵感是潜意识中的工作在意识中的收获。它虽是突如其来，却不是毫无准备。法国大数学家潘嘉贵常说他的关于数学的发明大半是在街头闲逛时无意中得来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向来没有在数学上用功夫，猛然在街头闲逛时发明数学上的重要原则。在罗马落水的如果不是素习音乐的柏辽兹，跳出水时也决不会随口唱出一曲乐调。他的乐调是费过两年的潜意识酝酿的。

    艺术家往往在他的艺术范围之外下功夫，在别种艺术之中玩索得一种意象，让它沉在潜意识里去酝酿一番，然后再用他的本行艺术的媒介把它翻译出来。吴道子生平得意的作品为洛阳天宫寺的神鬼，他在下笔之前，先请斐曼舞剑一回给他看，在剑法中得着笔意。王羲之的书法相传是从看鹅掌拨水得来的。法国大雕刻家罗丹也说道：“你问我在什么地方学来的雕刻？在深林里看树，在路上看云，在雕刻室里研究模型学来的。我在到处学，只是不在学校里。”

    从这些实例看，我们可知各门艺术的意象都可触类旁通。书画家可以从剑的飞舞或鹅掌的拨动之中得到一种特殊的筋肉感觉来助笔力，可以得到一种特殊的胸襟来增进书画的神韵和气势。推广一点说，凡是艺术家都不宜只在本行小范围之内用功夫，须处处留心玩索，才有深厚的修养。鱼跃莺飞，风起水涌，以至于一尘之微，当其接触感官时我们虽常不自觉其在心灵中可生若何影响，但是到挥毫运斤时，他们都会涌到手腕上来，在无形中驱遣它，左右它。在作品的外表上我们虽不必看出这些意象的痕迹，但是一笔一划之中都潜寓它们的神韵和气魄。这样意象的蕴蓄便是灵感的培养。

选自朱光潜《谈美》）

生命超越的美学

    在西方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成立时间并不长。德语中“Aesthetik”一词原意是感性学或感觉学。美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在西方哲学看来研究人的认识有逻辑学研究人的意志有伦理学研究人的感性经验则有美学。感性学是相对于情感或者感性认识的一门学科。它以感性经验为基础人欣赏自然、人生或艺术产生某种情感的变化引起快感的经验这是美学研究的中心。西方美学关注的是审美经验、感性、感情、快感等。

    中国和西方原属不同的文明其思想也有根本的差异。粗而言之中国哲学重在生命西方传统哲学重在理性、知识。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它将宇宙和人生视为一大生命一流动欢畅之大全体。生命之间彼摄互荡浑然一体。我心之主宰就是天地万物之主宰。人超越外在的物质世界融入宇宙生命世界中伸展自己的性灵则为中国哲学关心的中心。所以远在古希腊之时西方哲学家戮力向外追求探索知识而中国圣哲们则推倡“反己之学”强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强调生命的超越。中国哲人长于证会西方贤哲长于思辨。西方哲学是知识的、思辨的而中国哲学则是生命的、体验的。生命超越是中国哲学的核心。

    在这样哲学背景下产生的美学它不是西方感性学或感觉学意义上的美学而是生命超越之学中国美学主要是生命体验和超越的学说它是生命超越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美学纯粹体验中的世界不是物质存在的对象不是所谓“感性”（sensibility）而是生命体验的真实（truth）。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美学的重心就是超越“感性”而寻求生命的感悟。不是在“经验的”世界认识美而是在“超验的”世界体会美将世界从“感性”、“对象”中拯救出来因为“为道日益为学日损”。在中国美学中人们感兴趣的不是外在美的知识也不是经由外在对象“审美”所产生的心理现实它所重视的是返归内心由对知识的荡涤进而体验万物通于天地融自我和万物为一体从而获得灵魂的适意。中国美学是一种生命安顿之学。像明张岱《湖心亭看雪》短文中所叙述的生命体验大雪三日与友人相约于西湖湖心亭看雪他们来到此亭此时“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乾坤同白在这白色的世界中亭中的我惟是一点这一点置于莽莽宇宙、皑皑上国中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伸展。这一点是小的但当它融入茫茫世界就伸展了性灵获得深心的安适他在心灵的超越中拥有了世界。虽是一心却与造化同流。中国美学追求的是身心的安顿它并不在意一般的审美快感而力图超越一般意义的悲乐感所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在超越的境界中获得深层的生命安慰。

（有刪改）

不甘寂寞的当代艺术

陈德洪

    当代艺术在市场退潮后犹如积压的商品，在寂寞的如库房的展厅中陈列，因为市场热潮不再而更加刻意扮演一种曲高和寡的姿态。其间的忸怩作态、故作高深、自我标榜其实也难掩对廉价赞誉追捧和高价售出的热切期待。艺术家过于标榜个性、微观叙事导致的自恋和自我中心其实极端矛盾地希望得到公共性的认同、传播和抬举。

    移动互联网彻底改变了艺术的生态，把微小的嗓音放大到全民皆知。于是大家都不寂寞，但传入耳朵的声音则全是八卦。艺术成为一种舆论，一种街头巷议的等同物。如此接地气的状态要再扮演崇高的角色已经更加困难，于是，理论家、批评家粉墨登场，专著、论文、研究成果，研讨会套用各种晦涩的话语，营造一种浓郁的学术性氛围，让不再有光晕的艺术发出万道金光，等待被迷住双眼的金主下注。教授、博士、专家、xx长，xx主席使艺术界成为一种头衔密集的重灾区。

    说了这些闲话全由几本闲书引起。所谓“以史为鉴”、“殷鉴不远”这些格言在这个重视历史叙事的国度可谓深入人心。改写历史的冲动无处不在。而通过几本闲书，我恍然发现中国艺术史是一部悲催的血泪史和心灵的放逐史。国破家亡，江湖放逐成全了一个又一个艺术大家——颜真卿、黄公望、倪瓒、徐渭、八大、石涛，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即便是盛世的李杜不也不得志吗?或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不算离谱的结论:艺术史往往不是记载那些功成名就者和歌功颂德者的荣誉证书，它更可能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由此来看，艺术本是寂寞的，而不甘寂寞的往往是以艺术之名进行的操作、经营、糊弄以及蒙和骗的勾当罢了。当作品成了小便器，套用丹托的名言，是理论使小便器成为了艺术。我们如果不识时务地去拨开附加于艺术的层层包装，最终呈现的可能象贵妇人的一身赘肉不堪入目。

    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经典的作品《阿卡迪亚的牧羊人》或许可以看成一种关于艺术史的隐喻。艺术是那坟墓里的枯骨，而艺术史就是对墓志铭的解读，也许不做掘墓人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看清艺术的真相。但盗墓者垂涎的是艺术坟墓中想象的宝物，没有人想盗窃那几根枯骨。由此奉劝有大师情结的艺术家们，不修成正果，炼成舍利，枯骨不可能因为陪葬的华贵而增值。

    艺术研究者其实面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艺术场域知道的并不比牧羊人更多。解读墓志铭也许并不是艺术研究者真正的工作，正如牧羊人，放羊才是正业才是生活，而研究墓志铭则是生活的闲暇和余兴。古人讲“游于艺”，没有游于艺的超脱与从容，也许就已经和艺术擦肩而过了。

    回归寂寞对中国当代艺术未必不是好事，而不甘寂寞的折腾倒是需要警惕了。

    长期以来，文学创作被看作一种只有作家才能拥有的天赋，而这种天赋是不能或者不易被学校培养的。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我国大专院校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不培养作家”的传统，这导致“写作学”在大学学科体系内处于边缘化甚至不被承认的地位，一些大学的中文系一度取消写作学课程和教研室，更谈不上该学科的现代化转型及向“创意写作学”的深度发展。

    “创意写作”是一切创造性写作的统称，包含狭义虚构类创造性写作和非虚构类创造性写作等。创意写作不仅培养作家，还更多地着力于为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核心从业人才，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写作人才。

    今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产业化发展时代，中国当代文学至此已经不再仅仅是所谓“圣手”作家的天才事业，而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20世纪80年代所谓“纯文学”概念可以概括的范畴，文学写作逐渐成为文学编辑、广告人、编剧、书评人和影评人等的修养基础。此外，文学经过口头时代、纸面时代的发展，其创作规约和技巧已经无比丰富，超越了绝大多数人可以无师自通的能力范围，没有相对专业的训练，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而时代主流艺术形式的新变化，更要求我们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创意写作学，使得这种写作技能可以通过有效途径得以培养。

    首先，创意写作学的发展是繁荣当代文学创作的需要。创意写作学在美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科学有效的创意写作学训练可以培养作家、繁荣创作。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及成就，而这个成就与创意写作学科在美国高校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受过创意写作训练的“作家”，美国战后普利策奖获奖人多数出身于创意写作训练班。美国当代知名作家几乎都有创意写作学位，许多作家甚至受聘于大学，任教创意写作专业，我们所熟悉的白先勇、严歌苓、闾丘露薇等都曾系统学习过创意写作，著名作家哈金也在作家工作室教授创意写作。

    其次，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化发展格局呼唤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未来的国力竞争是文化创意产业的较量。谁在文化上占据了先机，谁就能真正在“观念”上影响世界，就可能在竞争中获胜，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落后最主要是由高校文学艺术教育落后所致，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强大的文学艺术教育学科，但我们缺乏这个学科引擎。2009年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首次确认了文化可以产业化发展的思路，此后各地各级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为我国走向文化资源大国、文化创造大国、文化消费大国、文化输出大国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和发展提出了要求。

（摘选自许道军、葛红兵《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

    南宋诗人陆游在《示子遹》一诗中谆谆告诫其子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①。正令^②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他自言年轻时写诗，只知在辞藻、技巧上下功夫，到了中年才领悟到，诗为六艺之一，肩负着治国安邦之使命，岂可等同于文字游戏？如果要立志做个诗人，那就务必懂得，声韵偶对、字斟句酌只是雕虫小技，仅仅在这上面劳心费神、花样翻新，是因小失大、本末倒置，重要的是要在“诗外”——即在“道”上下功夫。

    那么，艺术创作之“道”，当如何体察、如何感悟？

    “道”蕴藏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要深入体察民生民情，努力开阅视野与胸襟。胸中有丘壑，下笔才能满纸云烟，作品才会有深刻的内涵，字里行间才会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有了它，才情方能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一代有一代之文艺，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嬗变，只有投身于时代洪流，真真切切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体悟社会中的美与丑、清与浊、正与邪、真与伪，才能产生充沛、澎湃的激情，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的动人篇章。“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当今这样一个阔步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就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道”蕴藏于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多读多学，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一切文学艺术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传统。歌德曾经说过：“每逢看到一位艺术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汲取了前人的精华，正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一个人的品格和操守、修养与情怀、才思与识见，都离不开前人作品的潜移默化和启发。庄子曰：“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诸葛亮曰：“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善于不断从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中汲取营养，才能强大自己的心灵、高尚自己的品格、丰沛自己的才情、敏锐自己的艺术感受力与表现力，才能在创作时，文思泉涌，得心应手，“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才能拥有一种“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创造出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艺术”。

    文艺创作，离不开“技术”的训练，但更得益于“道”的体悟。

（节选自赵海菱《文艺的“技”与“道”》，《光明日报》2018年12月）

    传统表演艺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座蕴藏丰富、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民族民间艺术資源宝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一些传统表演艺术项目已走出困境，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仍有一些项目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传统表演艺术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表演通常具有群体性特征：无论侗族大歌还是壮族山歌，人人都可展示歌喉；无论汉族的秧歌，还是藏民的锅庄，民众欢乐起舞的场面都蔚为大观。对这类非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坚持其生活性、群体性。两不仅局限于艺水团体或演出队等小范围内。广大民众为庆贺丰收、祭祖敬神、禳灾祈福而载歌载舞的即兴表演，寄托着他们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丰富情感。使传统表演艺术“雅化”，固然能彰显各类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但也弱化了传统表演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

    当然，各类民间表演艺术过充分提炼和艺术升华，进而搬上舞台，其成功之作对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如春晚舞台上，藏族舞蹈《飞弦路春》、蒙古族舞蹈《吉祥颂》等都曾大放异彩，然而，在对民间表演艺术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中，有些实施者没有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将一些传统艺术改编得面目全非。比如，有些人在改造民乐时套用画方音乐编排方式，被改编的作品便失了自身的魂魄。因此，对民族民间艺术进行“二度创作”，应既不失其本真的艺术特性，又科学地融入现代元素，适应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编导们深谙民间表演艺术的特性，并能进行实地调研、采风，挖掘出民间艺术的基本元素与本质精神。

各种传统表演艺术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呈现的，考其演出行为形式形成艺术价值。这类非物质文化产的特性决定了应对其实施活态传承与保护、使之以鲜活形态生存于民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施中，有些地区視保存为保护，重视硬件设施，各类场馆及专题博物馆建设颇具规模，民间收集来的各种乐器、道具、面具、服装等都得到妥善收藏，这种博物馆式的展示与收藏，虽然能较好地保存民间表演艺术的物质载体，但变活态传承为固态展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件统表演艺术的生存发展问题。有人认为通过录音、录像等数字化手段便可记录、存储、呈现表演艺术的成果和过程，达到抢救性保护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对文化遺产的部分信息进行了保存，人在进行艺术表演时涉及的很多现象难以精确量化，其中不少信息是无法获取和记录的。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保护，才特合其自身的传承发展规律。

（摘编自李荣启《论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作为巫书的《山海经》，其内容是由古代巫师若干世纪的承传附益积累，再由不同时期巫师群中的不同作者（可能还有才士文人参与其事）将它们笔之于书而成就起来的。古代的巫师，实际上就是古代的知识分子，一切文化知识都要通过巫师的手进行传播。因而在这部书里，除神话传说外，还涉及地理、历史、宗教、民俗、历象、动物、植物、矿物、医药、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等等，这真可以说是一部奇书，一部古代人们生活日用的百科全书，虽然只有三万一千多字。为什么以神话为主的一部巫书竟会包括那么多学科？因为这正是原始时代原始先民通过神话思维刻印下来的痕迹。所有探讨认识的一切，都蒙上神话或宗教的色彩。有些探讨认识，仍是比较正确的，那就成了科学的萌芽，给我们提供了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

    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的神话，有《大荒西经》所记的女娲之肠化为十神的神话。这个神话把作为女性开辟神的女娲的形姿大略勾画出了一些，但要观其全貌，还得参考其他文献资料。女娲的最大功业，乃造人和补天两件事，这都属于开天辟地性质的工作。盘古是众所周知的开天辟地大神，而这位男性的开辟神，却是直到三国时代才见诸记载的，可知其起源之晚。又女娲和伏羲本是配偶神，而据有的学者说，盘古乃伏羲的音转。如所说无误，则其因神话的流传演变，使女性开辟神让位于男性开辟神的迹象，更是显明可见。

    男性的神和神性英雄开始受到注意而被颂歌，是从原始氏族社会母权制到父权制，乃至父权制确定以后才有的事。从这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神和英雄，构成《山海经》神话的主要部分。神话中的最著名者，有夸父追日，刑天断首，鲧、禹治水，黄帝与蚩尤战争等等。或表现为与大自然进行的斗争，或表现为部族与部族之间的争战，或属神国内讧，或带有反抗神的意愿：种种色色，充分展现出男性的阳刚之美，构成一幅幅宏丽壮伟的画图。《海内经》所记“鲧复（腹）生禹”的情节，则是原始社会某些由母权制刚刚进入父权制的部落里男人乔装生子叫作“库瓦达”的习俗在神话上的曲折反映，给我们提供了人类学和民俗学上很好的认识价值。

    天帝的出现是奴隶制社会初期反映在神话上的显明标志。《山海经》里有众多的天帝：黄帝、颛顼、炎帝、少昊、帝尧、帝喾、帝舜……大都具有神帝而兼人帝的神格，表明这些神话英雄人物初由原始社会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所以即使作为天帝，还有时难免遗留下一些部落酋长的形姿。

    进入奴隶制社会时期的神话，《山海经》所记不多，只有《大荒西经》所记成汤斩夏耕一段可以作为代表。夏耕断首，到巫山去逃避罪咎，和刑天断首犹操干戚以舞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但状写了作为失败的奴隶主——夏桀一方（夏耕是夏桀的部将）的畏葸可耻，而且也正面歌颂了作为新兴奴隶主——成汤的神勇无敌。这段神话虽然简单，它却打破了神话只能和原始社会同终始、不能进入阶级社会的旧说。

    《山海经》的神话是多方面的，是神话处于综合体状态和多种学科相结合的神话：有些只是有神而无话；有些是半神话，是残缺不完的神话；有些则近于奇闻异说，贴附在各种学科上面。正因为如此，它才显得五光十色，绚丽多彩，教人应接不暇。

（摘编自袁珂《〈山海经〉：中国神话的根基与起源》）

用什么支撑我们的精神大厦

贾梦雨

    ①我们平时所说的“精神亚健康”，是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追求方面失去正确标准，缺乏价值支点，种种消极甚至扭曲的思想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并体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其实，“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在很多人身上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

    ②“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事业缺乏激情，精神萎靡，庸碌无为；二是对生活缺乏热情，对他来说，活着的意义仅仅在于活着；三是对他人缺乏感情，淡漠、疏离，甚至于防范、欺骗；四是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社会的冷暖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总体来说，陷落于物质的汪洋之中，沉沦于享乐的迷茫之中，浮躁而无信仰、无敬畏、无追求。正如南师大中文系教授贺仲明所说：“精神亚健康的重要表现，就是公众无法从精神涣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安宁；理想和信仰丧失；浮躁的心灵被物所累，排斥关怀和诚信。”

    ③是什么导致了“精神亚健康”的弥漫呢？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地球村”可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它也无时无刻不在拉远人们之间的距离，造成新的疏离。全社会消费思潮的迅速膨胀，在这种后现代的炫目泡沫下，大众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费主义的狂欢所陶醉。被牵着鼻子走，人变成了“经济人”、“时尚人”，永远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拉着你，让你无法脱身，并且身不由己。此外，我们过分重视外在的所谓“成功”，整天追求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房子、汽车、锦衣玉食、无休止的享乐，而且，我们渐渐迷失在这些“身外之物”中不可自拔。物质日益强大而膨胀，而精神的萎缩状态正在加剧，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我们被裹挟其中，身心交瘁。

    ④理想、激情，一个人的精、气、神，这些其实都应该是我们的追求，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支点。而现在，从心灵层面来说，价值的支撑点，人生的追求目标，对幸福的感受等渐渐处于错乱状态。从生存状态来说，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爱情、家庭、事业等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充斥着扭曲。

    ⑤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开始侵蚀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⑥因而，我们都应该有一定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解决好自己的归宿感问题。这就要求一个人加强免疫力，实现内心的真正强大，面对诱惑超然，面对挫折泰然，并在对时代的正确认识中增强责任感。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环境，真正关心人的精神追求。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更好地创造文化的和谐，从多方面创造以人为本的文化生态。

（选自《新华日报》）

    在20世纪以前，我们都说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六经。不过，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并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关于神话是文学起源的观点就居于主流地位。神话是具有神圣性的关于神的故事，重在社会功用性，神话当然对西方文学影响很大。那么，在中国，文学的源头究竟是神话，还是六经呢？

    刘毓庆认为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六经。他的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中国古代没有神话概念，这就意味着神话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而存在。所谓的上古神话，其实是对上古史的一种记述方式。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上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当下文学史著作中所讲述的上古神话，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共工触山等，并不是产生在上古，而是战国以后，真正属于上古的神话很有限。像精卫填海、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等，这属于上古神话，而这些神话都有历史作内核，其实是上古史的神话化。即使神话存在，也构不成文学之源的功能。所谓“源”，一定要形成对“流”的规定性作用才行。即所谓“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它要决定其“流”之巨细清浊。只有有了“流”，“源”的意义才能成立。尽管中国上古产生过神话，但这些神话对中国文学并没有规定性，形不成“源”的功能。无论怎样抬高它，它也无法取得像希腊神话在欧洲文学史上那样的地位，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并不像研究者所说的那般巨大。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设问和思考：假如没有上古神话，中国文学是否会逊色？中国文学史是否会改变它的形态与发展方向？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个巨星如“李杜”“苏黄”“唐宋八大家”是否会出现？我想结论是很清楚的。假如没有西方学者神话研究的理论与观念的输入，恐怕至今人们也不会意识到有神话的存在。也就是说，没有神话，中国文学史不会重写；而没有六经，中国文学史则必须重写。因而把神话定位为中国文学之根，是不能成立的。将神话作为中国文学之源，是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的结果。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讲义》虽然是借鉴日本学者的文学史著作写成的，但仍然把“以治化为文”认作正宗。到1923年，汪剑余将林氏著作改编为《本国文学史》时，开始引入了“神话”概念，并说：“自汉以后，神话大兴。”鲁迅、茅盾都是较早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但鲁迅撰写的《汉文学史纲要》和茅盾撰写的《中国文学变迁史》中，都没有给神话位置。神话为文学史作者普遍关注，应该是在上世纪中叶的事情。这其中当然有中国神话资料钩沉工作取得的进展，更重要的是随着苏联文学理论的传入，神话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里程。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土壤和前提，由此有人推论中国上古也应该像希腊一样有一个神话为主体艺术的时代，神话也应该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土壤和前提。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古典文学简史》、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詹安泰《中国文学史》、杨公骥《中国文学》等，都是将神话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来论述的。

——(摘编自《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什么》)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共81章，有5100多字。《道德经》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文意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据文献记载，老子静思好学，知识渊博。他的老师商容教授知识过程中，老子总是寻根问底，对知识非常的渴望。为了解开自己的疑惑，他经常仰头观日月星辰，思考天上之天为何物，以至于经常睡不着觉。后来，商容老师“实乃老夫之学有尽。”推荐老子入周都深造。文献记载:“老子入周，拜见博士，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学业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通过这段经历，老子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也使他远近闻名。老子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环境是周朝势微，各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战争不断。严酷的动乱与变迁，让老子目睹到民间疾苦，作为周朝的守藏史，于是他提出了治国安民的一系列主张。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华。“道”作为《道德经》中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动力源。“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道”与“法”在规则、常理层面有相通点，但不同于西方自然法。“法”应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作用。

    总而言之，老子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贵在“无为”“无事”等圣人之治，而圣人之治的手段并不是通过制定刑法等国家制度来对老百姓加以规制，圣人以合乎自然、不行强制来推行其统治。而法律制度是治国者统治人民的工具，是统治者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与维持社会秩序建构的国家机器，老子认为这些法律制度以及国家机器的存在都是统治者的有为措施，而这些有为措施又体现了统治者雄心、私欲、智慧等产生争战、贫富、盗贼等祸害的缘由的因素，往往滋扰人民按自然之道来生活，所以老子极力反对这些措施与法令制度。因此，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中可以得出结论，法需要顺应“道”与“德”的运动，效法自然之律，在辩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治理作用。

    ①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古代交通工具一般只有两类：一类是陆路的车马，一类是水路的舟船。正如南朝梁江淹在《别赋》中所写：“船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古代送别诗词中出现的“长亭”和“南浦”意象，就与运用这两类交通工具出行密切相关。

    ②秦汉时期，自两京始，在车马所行的官道两旁，已经开始设置邮亭与驿站。邮、亭、驿的设置在功能上是有区别的。唐代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说“邮，行书舍也”，可见邮是负责递送文书的机构。而《汉官旧仪》中记载“亭长持三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盗”之语，可见亭的职能是抓捕奸盗。驿站的设置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古代制度，驿的功能主要是递送朝廷文书或为朝廷任命的使者和官僚提供上任与出使的旅行服务。邮、亭、驿三者有区别也是有联系的，功能上有太多的重合，故有邮亭、邮驿、驿亭等复称。北周庾信在《哀江南赋》中说“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大多是文学家夸张之词，而非实录。《汉官旧仪》所载“十里一亭”“五里一邮”，并言邮亭相去“仅二里半”，汉代也未曾付之实施，这么密集的邮亭，得有多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朝廷与民间的负担又是多少，可想而知。但长亭短驿，在中国古代交通体制中确实长期存在。《说郛》中记载了宋人一首打油诗：“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这首打油诗就道出了中原地带有“长亭短驿”这样一个事实。

    ③古代诗人们在南方写的诗词和在北方写的诗词，其所选用的意象形成的意象群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在古代送别诗词中，这种差异同样存在。南方作家所写的送别诗词，长亭、短亭、阳关、古道等意象，相对较少。如《楚辞》中，“长亭”“短亭”等意象的用例几乎没有；相反，与河流相关的“浦”或“南浦”的意象却极为常见。这种现象，与中国南北不同的地理特征紧密相连。

    ④屈原是南方诗人的代表，其赋中多见“浦”字，《九歌》中有“望涔阳之极浦”之语，《离骚》中也有“送美人兮南浦”之句。对于“浦”，《说文解字》解释说“浦，水滨也”。《风土记》说“大水小口别通为浦”。这里有大小河道分流处，理所当然成为舟船停泊之所。“南浦”是什么时候开始演变为水路送别诗中比较固定的意象，据初步考察，或与屈原的“送美人兮南浦”这一名言有很大关系。但使“南浦”这一意象和送别情怀形成比较固定联系的，完全得力于南北朝诗人。如江淹《别赋》中说“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谢朓《送远曲》诗中也有“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的诗句。唐诗宋词中，“南浦”意象俯拾皆是，王维《送别》诗曰：“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李白《赠汉阳辅录事二首》诗曰：“南浦登楼不见君，君今罢官在何处？”柳永《倾杯》词曰：“离宴殷勤，兰舟凝滞，看看送行南浦。”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诗人承继屈原这一手法，不断将离愁别绪的文化因子，添加到“南浦”之上，以致使“南浦”这一意象成为送别之地的代名词。李贺《黄头郎》诗曰：“黄头郎，捞拢去不归。南浦芙蓉影，愁红独自垂。”清人王琦注曰：“南浦，送别之地。”叶葱奇也注曰：“古人送别之地多称南浦。”

（节选自《古典文学常识》）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严峻形势，主席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对于坚定全球抗击疫情的信心、携手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享有健康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是各个国家的共同责任。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严重威胁全人类的健康与福祉，也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短板，凸显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能否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不仅是对中国的一场大考，也是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一重大挑战、最终战胜疫情？关键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打造健康共同体。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仅针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而且着眼于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的长远发展，关乎全人类的未来， 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携手国际社会合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坚定决心，也充分彰显了中国自觉把自身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统一起来的大国胸怀和历史担当。

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基、人人享有健康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其中“普遍安全”就包含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倡议，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更好地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保驾护航，维护人类的整体安全与健康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归根结底是要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今天，各国人民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断增多的新形势下。凝聚全球之力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抵御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风险挑战，维护世界普遍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迫任务。

人类文明史也是一场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史。这次疫情充分说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是最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之一，维护这一产品，国际社会任何成员都不能置身事外。主席指出：“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实践已经表明，要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唯有通过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面对疫情在全球蔓延的严峻形势，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需要采取切实行动，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坚决打好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要凝聚各国力量，共同制定合理的防控措施，建立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尽力阻止疫情跨境传播；共同合作加快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科研攻关，力争早日取得惠及全人类的突破性成果；携手帮助公共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等等。各国应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部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进一步加强各国之间的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合。

（摘自2020年04月 14 日《人民日报》）

信息时代语词生成的方式

季红真

①网络无疑是新世纪最显赫的事物，其兴起和普及以空前的速度加快了国人进入现代文明世界的步伐。记录这个快速进入过程最直接的无疑是网络流行语，网络用语体现汉语自身的变化，直接反映着语用的变异。

②首先是与电子信息工程相关的大量词汇迅速冒头，形成一些中心词组的群落，比如网络一词带动的是系统性的偏正式语汇生成，由网民、网友、网购，一直到网红，最直接地体现着外来语被吸纳进汉语系统的一般方式。

③最大量的网络用语仍然是汉语自身在大的文化环境变迁中形成的词组，比如，由官二代派生出富二代、作二代。电脑的联想功能和汉字的造词原则高度兼容，图文转换的自由切换形成了不少新的词组，而且以勾连的方式形成大量新的语汇，比如“葛优躺”来自一部电影的图像，而发展为对他台词语体的命名“葛优体”，进一步以联想的方式命名一大串其他影人的语体，如“陆川体”等，以及恶搞的“秋裤体”，直至切换为纯粹语言学的命名方式，比如“如果体”“诗词混搭体”等。

④在所有的网络语言中最通用的还是传统汉语词汇，因为适应了最大多数网民的知识结构和接受能力。比如，由政府住房政策调整出现的关键词“刚需”立即被与族字连用为“刚需族”，进入以“族”为中心词的词汇群，比如“考拉族”“考碗族”“私奔族”，这一类造词方式最直接地体现着官方语汇与民间语汇的衔接，及其兼容与联想扩散的语用特征。

⑤体现着这类联想特征的新词汇最突出的是那些有着历时性词语的意义变形，最典型的是“虎父无犬子”的古老格言中的主词，先由文本转换为口语的“虎爸”，再派生出猫爸、兔爸、鼠爸，无奈的心理征候愈演愈烈；而由“末代皇帝”派生出的“末代农民”则含义复杂，传达出平民化时代思想自由的同时，也流露着社会转型期喜忧参半的全民性焦虑。

⑥谐音的运用也使大量反讽式的语词出现，如：旅游/驴友的词性由动而名的转换，则有意忽略词义转变的中间项“旅友”，造词方式虽说仍然是传统汉语的功能，而民间代步动物的出现在微妙的自嘲中逆转着原始存在的命名方式，由以熟悉的简单事物类比陌生的复杂事物，翻转为以熟悉的复杂事物（车、船、飞机）转喻已经基本退出了人类交通工具的简单而日渐陌生的事物（驴），几分怀旧，几分自得，都在幽默中展示了葱笼的心态。

⑦至于“网络爆红”带来的复读句式，则是当代语用中源源不断的语言现象，进入网络之后则有了一批特殊的文化基因，大多起源于某个当下事件而被称为“黑话”，比如， “我爸是李刚”。只能在关注这个事件的群体中，成为消费人际疏离的主要方式。“在快乐的感召下，它触发了人类的模仿本能和从众心理”（安安：《“六学”走红：为什么我们对黑话游戏欲罢不能》，见《新京报》二0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模仿中体现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基因：而快乐感召则是群体的基因突变。尽管仍然是源于从众心理，但比起群体的话语暴力则柔化为由讽刺到嘲谑的纯粹娱乐性游戏。

⑧我们的语言文化正在形形色色的复制中突变。

材料一：

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可整天待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吗？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摘编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记者：读书能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魏玉山：同志曾经把书籍比喻为“精神食粮”。读书就是汲取精神营养。读书不仅能够提升一个人的技能，增长一个人的知识，增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对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也能.起到塑造作用。

黄志坚：读书，可以获取信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性情，可以改变一个人、一群人，进而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特别是在当下，互联网飞速发展，信息交互和知识汲取效率迅速提高，文化内容爆炸式增长，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互联网特有的碎片化阅读方式和诉诸感官的视听形态，无形中会助推喧嚣、多元、极化和圈层化的氛围。从这个角度讲，现代人读书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培养一种与书籍这一媒介形态深度相关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让人能沉静下来，更为理性、全面、有语境、有深度地去思考、去认识自己与世界。可以说，一个爱好读书的人，他的精神世界通常会是更加丰富多彩、更为理性客观的。

王蒙：除了读书，我几乎想象不出有一种更好的方式，能全面改善人的精神世界。就我自己而言，虽然读熟悉的书会很愉悦，但我也读一些自己看着费劲的书。比如文言文经典。在开始读《庄子》时，我起码有300字不认识，那我怎么读《庄子》？怎么写有关《庄子》的书？很简单，翻着《辞源》《辞海》，一边查一边研究。这样就把读书变成了一个自我提高和塑造的过程。

记者：读书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王蒙：社会文明程度，会通过很多方面表现出来，如人的礼仪行止，包括说话的方式、讨论问题的方法、对待他人观点的态度等等。一个社会读书多一些，文明程度也会相应高一些。

黄志坚：读书，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它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一本好书是照亮心灵的火炬，是引领社会的旗帜，也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魏玉山：书籍是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传承的最主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传统、传承民族精神、形成共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书籍也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传播的重要工具，读书是一个民族文化创新、科技创造的前提，全民阅读为文化、科技的创新创造奠定了群众基础与知识基础。

记者：您认为，怎样的书算得上一本好书？

黄志坚：什么是好书？作为读者，当然是必须是好看和有用的图书。在书架上选书时，恐怕是要做到四看：一看内容的吸引力，这是最重要的；二是作者的知名度和专业性；三是出版社的品牌；四看书籍的装帧质量和价格。作为我个人，因为我是从事出版工作的，我认为一本“好书”的标准，应该是“两个效益相统一”的产品，即内容好、销售好，就是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同时满足广大读者的实际需求。

魏玉山：什么是好书，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如《水浒》《红楼梦》，在清代曾经是禁书，到当代成了经典。再往前追溯，“四书五经”在秦朝时是禁书，经过汉儒的推崇，逐渐成了后世的经典。具体到当下，好书是因人而异的。对学者而言，知识广博、体系精深、论述深入的书是好书。对普通读者而言，内容丰富、语言通俗的书也是好书。对幼童而言，浅显易懂、朗朗上口的就是好书。但凡一本书，能够为人提供所需要的信息、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能够提升文化的素养、提供心灵的抚慰、砥砺个人的精神，就是好书。

王蒙：我认为一本好书，要语言好、内容深刻，思考问题的角度新颖、高于常人。更为重要的是书的态度，要有大爱的态度、大公的情怀、负责任的心态，要有敬畏心、感恩心、谦卑心、谦让心。正如一个人有品质一样，书籍也有品质，这样的书就会让人爱读并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光明日报》）

朱熹格物致知治学方法强调小时候从小事情、从自己身边的事情去感知这个世界。即首先要对身边的事物感兴趣，追其变换之源、运行之理，然后再逐步探讨大事情的变换之机。他强调学习是积累的过程，先把一点点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弄明白，然后才能实现不同知识点之间的贯通，形成对这个世界的独到见解。他反对没有积累靠所谓的“悟性”一下子通晓天下大事的思想。没有积累，人不可能某天突然顿悟宇宙一切玄机。在南宋时期，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天就是“天”，没有人天真、傻傻地想“天”究竟是什么，它的边界在哪里。但朱熹“很傻很天真”，自五六岁起便为“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而烦恼。虽然朱熹到老都没有画出“天”的边界，但正是他对“苍天”的追问启发了对“天”起源的思考：“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二气……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朱熹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其见识已经把当时人类的认知甩出几条大街，也让今天许多学了物理知识的人汗颜。无独有偶，近代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道：“我小时候很蠢，当别人都想当然地知道时间和空间是何物的时候，我却傻傻地不知道时间、空间是什么，我就一直想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空间。”对这些看起来很简单“很傻和很天真”的问题的思考，终使爱因斯坦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对人类文明进程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

让学生小时候的学习“很傻很天真”，这是朱熹治学的特色，也是一些西方国家在文化教育中所重视的。西方小学教育并没有给小孩灌输太多的知识，而是教会学生看事之道、处事之道。他们的小学老师，其作用就是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书本外的世界，让他们学会欣赏书本外的一切，努力培养他们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和不同感知。他们的小学教育，鼓励小孩思考一些身边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傻傻”的问题，让他们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思考和推究这些“傻傻”的问题能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有趣。这个世界有趣，才能引导孩子们大胆地对这个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想象。“很傻很天真”的人，才有可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

反观我们现在对小孩的教育，最让人感怀的是我们过早地抹去了小孩子的童心，没有教会他们用童年的眼光看待和思考一些“傻傻”的问题。我们往往把成年人的观念、思想、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等提前灌输给孩子们。一些所谓的“天才少年”，对这个世界没有不同于他人的感知和见解，只是更早地进入了成人世界。许多小孩连身边看起来“很傻”的问题都没有弄明白，就开始思考一些远离自己的、反映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科学研究热点。但这些问题远超他们的认知水平，很难让他们体会到思考问题带来的快乐和幸福感。过早抹掉了他们的童心，也就过早地抹掉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许多时候，我们的孩子看起来很“成熟”，但缺少“个性和特色”，这是导致我们学生原创能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让孩子们保持一颗童心看待他们的世界，鼓励他们思考一些“傻傻”的问题，这是朱熹治学思想给我们的启发，也是培养创新型思维的起点。一颗“童心”，往往会带来对这个世界全新的解读，朱熹如此，爱因斯坦亦如此。

（摘编自冯仕猛《教育的目的是“育人”不是“育分”——从朱熹的治学思想看当代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7.71亿人次参加各类科普活动，平均每96.6万人拥有一个科普场馆，科普网站、科普类微博和公众号等互联网传播渠道触达人次超过60亿……不久前公布的一份中国科普统计数据，呈现出人们内心的科学梦快速生长、公众科学素质日益提升的态势。

大力开展科学普及，不断增强公众科学素质的背后，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期冀和对创新的渴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科普事业恢复生机并蓬勃发展，公众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缩小，有效支撑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2012 年以来，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进入了快速提升阶段。到2018年，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8.47%，为实现2020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科普自身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质量也越来越高。2013年6月20日，在离地球300多公里的“天宫一号”上，“神舟十号”航天员为全国青少年带来神奇的太空一课，一同领略奇妙的太空世界，激发了孩子们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热情。科普活动参与度越高，越有助于科学素质的提升；公众科学素质越高，越能够推动科普事业的水涨船高。两者的良性循环，无疑会涵养出科学事业和创新战略的一片沃土，培育出更多的创新人才和高素质创新大军。

从掌握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到尊崇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科学素质的提升既关乎每个人的成长，也关乎国家的发展乃至人类的共同命运。意识到人类在“宇宙年”最后一天的晚上才出现在地球，或许就会多一分对生命的理解；认识到从发明天文望远镜到在月球踩下脚印只用了几百年时间，可能会更深刻了解科学的重要性，并对创新旅程充满信心。实际上，只有公众科学素质的大力提升和普遍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才会获得更牢固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像有调查显示，尽管人们担忧人工智能会带来潜在风险，但依然有超过90%的被访者赞成“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类工作效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这说明，公众充分理解和广泛参与科学，才能够在有关科学伦理等争议性事件中明辨是非。

科技的发展没有止境，科学素质的进步也不会停歇。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的当下，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星际探索、新能源新材料等科技浪潮，正不断刷新着原有知识体系和认知维度。

科学突破的周期越来越短，一次新发现、新突破，很可能就会改写教科书。因此，科学素质的提升需要及时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有科技人士指出，公众科学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仍然是我国创新发展的“短板”，同时我国创新发展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优质科普资源仍显供给不足，传播方式还有待改进，传播能力还有待提升，科学精神的引领作用还有待加强。

(摘编自余建斌《让科学素质跟上科技发展步伐》)

聚焦于“风怀”是唐人传奇之为唐人传奇的一个题材特点，豪侠题材和隐逸描写也在唐人传奇中占有显著位置。

所谓“风怀”，即两性之间的情爱。唐人传奇是在德宗至宪宗朝臻于鼎盛的，而其标志之一便是情爱题材的作品骤然勃兴。沈既济《任氏传》、许尧佐《柳氏传》、元稹《鸾莺传》、白行简《李娃传》、陈鸿《长恨歌传》、蒋防《霍小玉传》、沈亚之《湘中怨解》、李朝威《柳毅传》、佚名《韦安道》以及《玄怪录•崔书生》等，均为有声有色的情爱名篇。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敏锐地发现了这一事实，他说：“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也说：“唐代小说主要是从史部的传记演进而来，无论志怪还是传奇，最初都归在杂传类。‘奇’和‘怪’的意思差不多，不过‘奇’的概念较广一些，不但神仙鬼怪可以称奇，人间的艳遇轶闻也可以称之为奇，后世就有把传奇专指爱情故事的倾向。裴铏的《传奇》却是以神怪和爱情相结合为主要特色的。如果以《传奇》作为唐人传奇的代表作，那么传奇和志怪的差别，除了篇幅长短不同，很重要的一点恐怕就在于是否会有爱情成分。”

“虽然唐人传奇有不少神仙鬼怪的故事，而且各个作家还有不同的艺术风格，但是在细节真实上比以往的史传散文都有所进步。它不仅写故事，而且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和感情。尤其在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时，进入到了以往史传散文的禁区，因此突破了一般传记文的范围，开创了一种传奇体的小说。”

“以武犯禁”的豪侠在先秦一度备受推崇，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也曾专设《游侠列传》。但秦汉以后，为侠者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占山为王，成为绿林世界的好汉；二是为清官效命；三是横行一方，实即土豪。

自东汉班固《汉书》以降，历代正史不再为侠士立传，这是因为，行侠难以见容于大一统的天下，作为社会阶层的侠已不复存在。然而，饶有意味的是，从三曹七子到唐代的李杜，诗中的豪侠形象却光彩照人。与诗中的豪侠形象相辉映，在唐人传奇中，通常被正史所摒弃的豪侠义士也成了主角之一。“黄衫客”横空出世，侠骨柔情；冯燕风神高迈，“杀不谊，白不辜，真古豪矣”；柳毅亦儒亦侠，梗概多气；吴保安与郭仲翔，高行侠举，其人际关系超越了世俗的机变算计；昆仑奴以打抱不平为基本人生内容。女侠的出现在小说史上尤具划时代意义。红线、红拂、聂隐娘，这是女侠中的佼佼者；而那些以复仇为人生主题的女侠，则似乎对后世影响更大。

唐人传奇所描述的仙境，与陶、谢、王、孟的山水诗相通，是对隐士生活的美化或诗化。郑还古《博异志》、李复言《续玄怪录》、裴铏《传奇》里常有生机盎然的景物描写，《续玄怪录·柳归舜》《博异志·许汉阳》的想象之丰富、状物之清丽，尤为可观。这种“好游山水”、“永绝宦情”的心理，自然与时势混乱有关，但一代文士热衷于用传奇小说来加以抒写，正说明它承续了山水诗和山水骈文的传统。

情爱、豪侠、隐逸，这三种题材向来为正史所摒弃，或处于正史的边缘，而在辞章和唐人传奇中，它们却居于中心位置。这一事实不容忽略：传、记和传奇同属于叙事作品，其题材选择反而差异巨大；而叙事的传奇与偏重抒情的辞章，其题材选择却重合度极高。这表明：从题材选择来看，传奇是用辞章改造过的传、记，而不再是史家的传、记。

材料一：

新时代乡村振兴不能停留在“农村发展只是农业发展”“农村功能只是提供农产品”的固有思维上，而应该从乡村文化这一内生动力的角度，去推动社会主义乡村的全面发展。乡村振兴首先意味着乡村传统产业文化的创意升级。乡村振兴依托于乡村别具一格的原真文化特质与独特文化创意，也离不开乡村文化产业的勃勃生机与乡土本色的品牌形象塑造。因此，传统产业文化的创意升级，应将文化创意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动能，与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乡村产业的文化附加值；创新宣传引导和示范引导机制，引导多元资金和人才进入乡村文化产业；创新乡村文化资源整合机制，形成地方文化产业品牌，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的良性互动，恢复乡村自主造血的能力与动力。

良好的自然生态是乡村振兴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它不仅直观反映乡村发展的内在文明程度，也是彰显美丽乡村魅力的外在表现。因此，乡村振兴也需要体悟与践行绿水青山的生态文化。一方面，要激发乡民对乡村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深厚感情，增强乡民对自然人居环境的主人翁意识，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村风文化，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另一方面，需要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在治理体系上，乡村振兴既要传承与弘扬优秀的传统治理文化，也要依托于现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浸润实践。要筑牢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需要尊重乡村秩序，结合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激活与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不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古以来，乡村文化赋予乡村社会以秩序，赋予乡贤以声望权威，赋予乡村以自治功能。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治理体系中，须将传统的乡贤文化与现代治理思想有机结合，让德治成为支撑，法治成为保障。

乡村振兴还要注意城乡教育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一体化，正视乡村现实的文化需求，加大投入推进与城市均等的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为此，需要把各项资金切实用在乡民最渴望、最需要的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上；发展乡村教育，兴盛乡村文化，改变乡村学校的式微状态，发挥文化的引领力量，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乡民，让乡民用科学思维来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同时，还要站在乡民立场上，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以乡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培育优良家风、淳朴民风、文明乡风，引导乡民孝老爱亲、勤俭持家、向上向善、重义守信。

（摘编自王慧姝《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现实文化指向》）

材料二：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尤为重要的一环。千村千面，其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各不相同的乡风与文化。乡风文明建设，在润物无声中植入了民淳俗厚的新风尚，造就了千姿百态的美丽乡村。

通州区仇庄村从一个有名的贫穷落后村，变成现如今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全国美丽乡村和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这一变化，始于“以文化人”。曾经的仇庄有“三多”：矛盾多，吵架多，上访多。如今的仇庄早已变了模样，最直观的就是村庄环境的变化。柏油马路宽敞笔直，高耸的路灯上悬挂着各种孝道宣传标语，街头巷尾干净整洁，绿植遍地。村民三两成群地聚在路边的长椅上晒着太阳唠家常，一片和谐温馨。在仇庄，每年腊月二十是“老人节”，这天，全村人都要为60岁以上的老人送去祝福。不仅如此，每逢七一、国庆、重阳等重要节日，村里会邀请老党员、老干部现场为村民讲述仇庄故事，每年开展活动20余次，村民参与达5800余人次。村里还成立了以“村贤”为主要力量的村民宣讲团，定期在孝道文化馆内与大家分享自家故事。此外，村里还创建了“家福学堂”夜间学校，聘请传统文化专家，每周六晚为村民集中授课，共同“读经典，学经典，用经典”，畅谈家庭之道、幸福之道，并通过“仇庄学习书院”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媒介，每天与村民分享传统文化小故事，提升了大家的文化水平。

与仇庄村相距70公里的密云区西邵渠村，同样是一浪祥和景象。村民文化活动室里，太阳透过落地窗晒得满屋热气，几位身穿大红色棉袄的村民正在排练节目。临近元旦佳节，他们正在为演出做准备。”西邵渠，我爱你，我爱你这绿水青山……”，用高粱秆制成的荆笛乐声悠扬，几位村民激情满怀地唱起村歌《我爱我的西邵渠》。这首歌正是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地在这间屋子里创作出来的。自从村里建了这处文化中心，每天最热闹的就是这儿，扭秧歌、唱大戏、练模特步、学广场舞，每到冬季农闲时节，村民就扎根在这里不走了。村里还不定期邀请老师过来指导，丰富的文化活动让村民们乐坏了。“每天都有文化活动，这日子可有盼头了。”76岁的老人戴德瑞说。西邵渠村党支部书记赵青山告诉记者，村子的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村北原来有一处废弃坑塘，占地两千余平方米，如今改造一新，添了绿树红花和亭台楼阁，成了村民遛弯儿的好去处。

像仇庄村和西邵渠村这样的美丽乡村越来越多，人们欣喜地看到，乡村振兴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摘编自王可心《乡风文明为乡村振兴助力》）

材料一：

“养老产业”又称“老年产业”或“银发产业”，是由老年人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产业。国务院日前公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到 2020 年，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到 2.55 亿人左右，老年人口数量及患有相关老年疾病的人群数量在不断增加，对于医疗需求与养老需求也会更加迫切。但目前市场上养老机构在收费和服务上的差距很大，消费水平决定了“一床难求”和“空置率高”的矛盾长期并存。

近几年，国家为了扶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或参与养老产业的发展，在资金补助、税费减免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一些地方未将国家政策具体化，缺少相应的配套实施机制。此外，土地供应、规划建设、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难以落实，未能充分发挥优惠政策对社会力量发展养老产业、兴办养老机构的激励扶持作用。

材料二：

在养老硬件提升的同时，养老服务也依托技术手段不断升级。“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培育养老新业态，提出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新目标。对此，不少养老机构联合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推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类平台，从代买生活用品到预约上门问诊，只要一键下单就可把相应养老照护服务送上门。与此同时，一些养老机构还开始探索居家养老新路径，根据每位老人的特殊需求定制个性化养老方案，精准服务每一位老人的需求。

智慧养老服务不断精细化，离不开大数据信息平台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作为智慧养老的“先行者”，上海市长宁区已上线智慧养老大数据平台，将老人身份信息、养老政策、养老顾问等信息统一纳入大数据平台，并与市级养老服务数据库实现互联互通。通过信息资源整合和 AI 智能外呼系统，平台可形成对全区独居老人全覆盖、常态化、智能化的关爱机制，为满足老人日常养老需求提供技术保障。

目前，上海已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搭建起线上“养老服务平台”，汇聚养老服务中心、日间服务机构、社区老年人助餐点及社区养老服务组织等 3000 多家养老机构的详细信息，实现相关养老服务一屏查询、一键直达，形成全天候响应的智慧养老服务新平台。

（摘编自金晨《智慧养老“一键”直达才安心》）

材料三：

“你好小乐，我想订餐。”78 岁的孙东停老人按下开关，向机器人发出语音指令。德颐顺老年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世风拎着盒饭，一路小跑，爬到六楼，抬手敲门。门，应声而开。孙东停接过盒饭，打开一看，“红烧肉、炒白菜、煎豆腐，全是我爱吃的。”

机器人小乐，来自合肥经开区 2019 年实施的“智慧居家养老”公益创投项目。该项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公司，为居民提供智能化家政、助医、助餐等服务。

“这个老年服务中心有 400 多名工作人员分布在各个社区。后台一旦接到‘订餐’‘陪护’等订单，服务中心会第一时间就近指派人员上门服务。”合肥经开区社区管理局民政处工作人员胡俊杰指着终端显示屏介绍。

上门理发 20 元，家政保洁 150 元……这些账单，统统能刷卡。经开区与银行合作，为老人们定制了“一卡通”。全区 1500 多名低收入老人，每月有 600 元政府补贴资金，用于购买居家养老服务。70 岁以上的低保、空巢老人，90 岁以上老人，基本都发放了机器人小乐。

（摘编自庄俊亭《智然养老 乐享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