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死亡
陆文夫
作家有三种死法。一曰自然的死,二曰痛苦的死,三曰快乐的死。
自然的死属于心脏停止跳动,是一种普遍的死亡形式,没有特色,可以略而不议。快乐的死和痛苦的死不属于心脏停止跳动,是人还活着,作品已经或几乎是没有了!
作家没有了作品,可以看作是个人艺术生命的死亡、职业的停顿。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年事已高,力不从心。这不是艺术的死亡,而是艺术的离休,他自己无可自责,社会也会尊重他在艺术上曾经作出的贡献。
痛苦的死亡却不然,即当一个作家的体力和脑力还能胜任创作的时候,作品已经没有了,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种苦难和折磨(包括自我折磨)所造成的。折磨毁了他的才华,苦难消磨了他的意志,作为人来说他还活着,作为作家来说却正在或已经死去。这种死亡他自己感到很痛苦,别人看了心里也很难受。
快乐的死亡却很快乐,不仅他自己感到快乐,别人看来也很快乐。昨天看见他大会上做报告,下面掌声如雷;今天又看见他参加宴会,为这为那地频频举杯。昨天看见他在高朋中大发议论,语惊四座;今天又看见他在那些开不完的座谈会上重复昨天的意见。昨天看见他在北京的街头;今天又看见他飞到了广州……只是看不到或很少看到他的作品发表在哪里。
我不害怕自然的死亡,因为害怕也没用,人人不可避免。我也不太害怕痛苦的死,因为那时代已经过去。我最害怕的就是那快乐的死,毫无痛苦,十分热闹,甚至还有点轰轰烈烈。自己很难控制,即很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因为我觉得喝酒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少喝一点可以舒筋活血,据说对心血管也是有帮助的。作家不能当隐士,适当的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可以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对创作也是有帮助的。可是怎样做才能不酗酒,不做酒鬼,这有益的定量究竟是多少呢?怕只怕三杯下肚,豪情大发,嘟嘟嘟,来个瓶底朝天,而且一顿喝不上便情绪不高,颇有怨言,甚至会到处去找酒喝。呜呼,快乐地死去!
走进诗的世界
尝试给诗下定义的人很多,但是到现在为止,为所有诗人和读者所公认的定义还没有出现。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中国诗无论从主题、样式还是语言、技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也不打算给诗下一个固定的定义,而只想在介绍有关诗的若干基本特征的同时,指出某些关于诗的认识,廓清一下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就像在大理石上雕像,去掉了多余的部分,所要雕的东西就自然呈现。
首先,所有的现代诗在外形上的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分行。当然这是针对现代诗而言,我国古代的诗是不分行的;还有一种不分行的诗体叫散文诗,但它与一般意义的诗不大一样。现代诗有时行数多了还要分节,这主要是根据内容需要而安排的。他依据人们呼吸的休止,把空间间隔转化为时间间隔,使小的停顿与大的间歇更为明晰;它又适应人们的感情波动,把重要的东西用分行来强调。
可是,分行写的不一定是诗。特别是对于新诗来说,分行虽说有重大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辅助手段,不是构成诗的决定因素。有些非诗的东西,即便分了行也丝毫不会令其增色,比如分行写的标语口号能算诗吗?郭沫若曾经讲:“广义的来说吧,我所写的好些剧本或小说或论述,倒有些确实是诗,而我写的一些‘诗’却毫无疑问地包含有分行写出的散文或韵文”(《序我的诗》)。这话固然包含着郭沫若的自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他以及许多现代诗人创作的实际情况,因而有着普遍意义。
其次,一些诗总会让读者感受到一定的韵律、节奏,这往往是通过押韵来实现的。押韵不仅使诗具有了音乐性,便于记忆,而且相同的韵脚本身构成了一种复沓,这就起到强调的作用,可帮助情感和意义的集中。正因为如此,我国古代诗人、民歌手以及不少新诗人都是很注重押韵的。不过,有的人把押韵强调得过分甚至绝对化了,就难免适得其反。某些初学者把凑字找韵的顺口溜当成诗,他们为了押韵甚至娇揉造作,削足适履。其实,韵并非构成一首诗的决定因素,押韵的不一定是诗。诗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惠特曼的《草叶集》不押韵,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不押韵,但没有谁说它们不是诗。
再次,诗有比其他文学样式更精美、隽永的语言,或抒发美好的情感,或表达发人深省的哲理,或描绘动人的场景。但是,诗的美却不是靠华丽词藻装饰起来的,华丽词藻的组合不一定是诗。诗的美应该是内在的美、本质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而不应该是浮艳的美、矫饰的美。诗人朱湘认为:“本来在诗力用形容词就是一种最笨最乏的方法;有想象力的人决不肯滥用它们的。遇到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只是轻描淡写的用一二个字带过去,决不让读者的注意耗费在这种小的枝节上。”(《闻君一多的诗》)有些人写诗,却不从内在的本质下功夫,而是致力于堆砌词藻,结果只会引人反感。诗的语言是一种形象的语言、独创的语言。诗人善于将自己的崭新发现或超拔领悟,用一种十分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诗贵在发现,即诗人要有自己的语言。诗人不写诗则已,要写就要力求出新,要让作品有独特的情思,独特的神韵,独特的风采。
最后,诗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从根本上说来源于生活。有人认为,既然诗来源于生活,那么生活中有什么我就照样写什么,于是大量罗列生活现象的“诗”就制作出来,并充斥在我们的书刊上了。其实,生活现象的罗列不一定是诗,诗不是生活的“照相”。诗与现实的关系,不像平面镜似的直接反映,而是要经过诗人头脑的折射。因此,诗与现实生活相比,有省略,有集中,有变形,而这归根结底是由诗人的思想感情决定的。在各种文学形式中,诗的主观性最强,一般不宜太实。当然这不是说诗排斥写实,实的细节、情景、场面,放在一个特定的诗的构思中去,也会有妙趣。
如何看待“燕赵文化”
燕赵区域以燕山、太行山、渤海、黄河为四面分界,主体为次生黄土的平原地带。虽然这一区域具有“地边胡,数被寇”的特点,但燕赵文化仍属于华北平原上以汉族为主的旱地农耕文化。
燕文化与赵文化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各自的特征,但又大体接近而趋同。相对于其他周边区域而言,“慷慨悲歌”是燕赵文化的共同基调。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具有特征主线的区域文化是优越的文化。在全国各个地域中,燕赵区域是极少数真正形成了文化特征的地域之一。燕赵文化得以形成“慷慨悲歌”这一特征主线,为古今所共认,历代所称道,其内涵鲜明,无可否认。这是燕赵区域的优越之处,值得骄傲。
中国古代“知己”“知音”的价值观念,是“燕赵悲歌”的产生机制。燕丹的精诚与荆轲的侠士志向契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而这也正是北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慷慨悲歌”的历史认同,有三次高潮。荆轲刺秦王,与燕太子丹在易水告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这是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的第一次概括。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以邺都为活动中心,诗风雄峻古朴,慷慨悲凉,燕赵文化第二次被称作慷慨悲歌。唐代,高适等人以气质自高,慷慨悲歌,临风怀古,燕赵文化第三次被人称为慷慨悲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从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成为燕赵文化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意象。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如明清之际,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特征也有鲜明的体现。
“慷慨悲歌”的实质,乃是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一种贯穿人生的精神力量。燕赵侠士的轻生尚义,表面上看是不重视生命,实质上却是更加重视、更加珍爱生命的体现。“燕赵悲歌”体现为一种超越“千金”、超越“生死”的价值观,燕赵文化精神在此具有最为突出的表现。了解到人的生命除了肉体的存在,还有精神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教导人们,突破对自我的一己关怀,寻求更高的价值。燕赵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价值观。
燕赵文化具有多元性。在“慷慨悲歌”激扬人性的同时,也包含了不少世俗的、物欲和肉欲的不良内容。这些流弊在民间、在当今,也都有不同轻重的表现。其救治方法,则莫过于以风俗治风俗,以文化治文化,以精神治精神,如古人所谓“风教”,由低而高,由杂而纯,由俗而雅,由外在而内在。
(摘编自张京华《“燕赵文化”概念界定的要点》,有改动)
“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年和天
牛撇捺
中国人的日子,是按年过的,或者说在时间上是以年为单位过的。比如说“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比如一首歌里唱的“黑板上老师的……噢,一年又一年……我的童年”,比如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实事求是年”,如此等等。处处可以看到年的影子。
中国人要弄件什么事,常常要搞个什么什么年,比如很多省区很多行业很多单位提出的“创新年”“发展年”“落实年”等等。提出这些概念,动机是好的,创意也是好的,口号是响亮的,说明要集中精力在一段时间做一两件大事,解决一两个大问题。但效果如何呢?“创新年”你有哪些发展,“落实年”你又落实了什么?结果呢,我有些悲哀地发现,好像什么也没有。提口号与没提口号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甚至连不根本的区别也不多。一切按部就班,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怎么干怎么干,与口号无关。
为什么好的创意好的动机好的思路没有带来应有效果?是倡导者自己就没有把它当真?不是!哪个领导不想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种好,哪个领导不想把自己的口号变成群众的行动,哪个领导不想把看书的蓝图变为现实?有刻意作秀者,但为数极少。那么是中层干部不配合,是群众不贯彻?似乎也不是。单位搞好了,对中层干部、对职工有什么坏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以为出在“年”上,是“年”坏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年”挺大挺长,三百六十五天呐。有这么长的时间,倡导者布置者便十分从容,报告一念,文件一发,就等好消息了。就以为自然会有人贯彻,就以为可以今天未干明天干,本月未动下月动。“日月长在,何必忙坏。”中层干部呢,多少也有这样的思想,某某年,一年时间,着什么急。群众呢,你上面不着急,我更没有着急的理由。于是乎,大家心安理得地迈着习惯了的四方步向前缓行,优哉乐哉,到了年底,总结的时候,谁也不会惊诧,时间过去了就过去了,某某没抓也就没抓,写总结的时候硬往某某上靠就可以了。我想,一个又一个某某某某年就是这样在温馨与恬静中流产的。
与年相比,我以为月和日更为可靠。如果提倡某某某某年的领导们改为月,倡导某某某某月,而且以天为单位去抓,可能其新的创意和举措就会见效。比如以前搞过的“民族团结月”“质量月”等效果就不错。改年为月甚至天,领导者就会考虑敢不敢提什么口号,如果不想真干,喊出口号会遭遇尴尬。如果确有想法,要搞某某某革月,那他们会真抓实干,会下功夫,会去督促、去检查,会靠前指挥,甚至会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会同全体干部群众一起搞出点名堂来,而不会使某某某某月落空。“月”孤悬“年”外,好掌握,好监督。如果连“月”也把握不住,提了某某某某月也等于白提,那么我建议,一妨抓住一年中的几天,切切实实干几件事,解决几个问题。如此,领导得的威信尚在,事业也还有希望。不妨试试
(选自《特别文摘》2016A版7)
中国茶史
郑培凯
上古时代,茶在中国的植物图谱中已经出现,但是最早时,茶属于药品,或者属于菜蔬,一直到了唐代,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行销到了游牧民族地区,茶才正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用之物。这时候,陆羽创立了完整的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方法,包括提出了“茶有真香”的核心观念。根据一些古籍记载,战国时候,四川一带已经有饮用茶的习惯,秦灭蜀后,将之带出来,这里也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符合“南方有嘉木”的说法。
到了三国魏晋时代,浙江和江南普遍种茶,饮茶人也增加,不再属于贵族专利,扩展到士大夫阶层,用以待客。当时也做成饼,叶片大汁不能黏合的就用米汤去黏合,喝的时候先去研磨,然后用沸水冲泡,还没有形成唐时那种复杂精美的饮用法。不过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已经很普及饮用茶了,包括对器物和水都有讲究,但是饮用方式还比较古朴,茶处理如同蔬菜,放在水里煮喝,加各种香料与佐料,基本上就像蔬菜汤。属于实用阶段。唐之后,茶饮不再是实用主义,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这就成就了“饮茶之道”。茶之流行,除了交通和社会原因,也包括禅教大兴,在参禅过程中,为了提神不寐,也为了打坐,很多寺庙推广喝茶。当时禅宗影响很大,又影响到了民间,渗透特别广泛。
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当时宫廷的饮茶习惯非常发达,制作茶的技术比之唐代还要复杂。先是龙凤团,后来发展到石乳、白乳,再后来又有小龙团,以及各种密云龙、瑞云祥龙,越来越精细,层出不穷。当时的点茶手法是水和茶要用得恰当,比例均匀,否则就表面的沫饽不匀。还有斗茶法,没有水痕的最佳。为了达到效果,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包括茶叶制作、茶叶击拂、茶叶品饮、器物优略,都形成了仪式和系统。
明代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茶,与品茗环境和制茶都有很大联系,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系,所以明朝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品茶的情趣方面,一是恢复了唐宋赏茗器的乐趣,对茶饮的程序和器物的雅洁再三致意,不因为明使用紫砂壶为主的相对简单的品茗体系,就不欣赏器物了、不对茶器物有追求了。另一方面,着重性灵世界,追求品茶所带来的心灵的修养的提升,期待有和谐之境界。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饮茶方式,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茶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就成了基本使用青花杯,或者白瓷杯,紫砂壶成了最主要的泡茶工具;二是福建工夫茶的出现,导致了小紫砂壶的流行,这都是明清的茶事重点。但是随着清中期后民生的凋敝,整个的品茗雅趣开始走向没落,走了下坡路。尤其是189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有心心思提及品茗雅事了。这之后,战乱频繁,革命事起,品茗之趣长期无人提及,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关,这也是历史失落太久的缘故。大多数中国百姓用大杯冲泡茶,倒是也符合质朴之道。
(选自《醒狮国学》)
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人文科学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意义分析和价值的解读方法来验证人类的情感、观念、精神和理念;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综合文化研究的各种方法,考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诸多表现,探索和发现人类社会及其诸领域的发展规律。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尺,更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催化剂,以其独到的价值理性的导向功能和工具理性的实效功能,探索指引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提炼升华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理念,探索着人类自身的发展方向。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至上的观念也相应而生并逐渐膨胀,直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人文精神,稀释了价值理性的本真意义,从而遮蔽了人类的双眼,使人类社会步入了物质越丰富、精神越匮乏的悖论和怪圈。这种现象提醒我们要重视对新型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塑造。
客观而言,大学既是知识的宝库,又是精神的殿堂,它具有追求真理和传承善德的双重使命。大学不仅应成为国家强大的智力资源宝库,而且应成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精神灯塔。追求知识、崇尚科学,无疑是大学的重要使命,但“知识”与“科学”难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崇高性,无法解决其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只有得到大学之“道”的规范和引领,“知识”和“科学”才能成为人类的福祉。同时,人文情怀是科学精神的不竭动力,唯有接受人文精神的引导,科学精神才能冲破功利主义的藩篱,摆脱唯我主义的束缚。自古以来,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所具有的顽强的求真精神、崇高的献身精神、不懈的探索精神和无穷的创造精神,正是源于他们博大的生命情怀、无私的人生态度、高洁的人生志趣和崇高的人生理想。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我国的教育方针,这就意味着大学造就的是德、智、体、美、心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健康发展的人,而不是残缺不全、工具化、碎片化的人。大学教育塑造的人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宽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丰富的知识、坚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应该具有强劲的创新创造能力,更应该拥有正确运用这种能力的德性。爱因斯坦曾说:“学者必须德才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业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爱因斯坦告诫我们要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厚重的人文底蕴、广博的人文情怀和深刻的人文素养,只有这样,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
现代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秉承着人类文明的重要传统。基于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我国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不论在内涵发展还是在外延拓展方面,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更离不开人文情怀的滋润。
(摘编自王晋、王岩《现代大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有删改)
荀子的文学创新
兴盛于汉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特殊文体的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如“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主要是从汉赋形式的演变上,探求其受诗、骚等前代文学样式的影响与联系。但真正自觉地去进行赋的创作并对汉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创赋人和奠基者,应该是荀子。
荀子是第一个以赋命篇的人。他的著作《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等五篇。其中,有对礼、知等抽象的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描写,也有对云、蚕、针等具体事物的逼真摹写。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七言或多言,善用排比,韵散间出。在手法上,则铺陈回环,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后来汉赋作者所继承并发展的大赋特点,这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赋。看来,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这说明赋之最早出现应是荀子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当然,赋体在汉代蔚为大观,类型繁多,其发端和起源,也不会是单一的。但荀子作为第一个自觉进行赋创作的人,应是体物赋的创始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所谓体物模型的典型的汉大赋是以荀子作赋之法来创作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还反映在他的作品《成相篇》上。该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以三三七加四七的句式,写出极有弹弦节奏特点的韵文作品。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黯愚黯堕贤良……”从通篇来看,内涵丰富,亦论亦述。既用这种弹唱之词来阐发深刻的治国之理,又用来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在形式和表现上,则曲调简短,极富民间劳动的节奏感,且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荀子的这种文学创造,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勃然兴起的弹词正是继承了荀子所创制的这种弹唱文学的特点,才成为以叙说故事为主、深受民间喜爱的文学范式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动力,有其独特的文化之源。他“年十五游学于齐”,在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春申君的推重和赏识。可见他的一生除曾短时游秦、赵等国谋仕不遂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齐、楚两国度过的。而在被孟子称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的战国时代,“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当时的齐、楚两国,先后形成稷下和兰陵两个文化中心,形成肥沃的齐楚文学土壤。
荀赋五篇,全以隐语写成,说明其产生与隐语风习有直接关系。《文心雕龙·谐隐》中即有“楚庄、齐威,性好隐语”的记载,这说明齐、楚两国都有好隐语的风俗。而《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齐威王之时喜隐”,《新序》记载“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事,也说明隐语在齐国可能已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而有着更有效的传播。正像以隐语来写作的荀赋,只有在齐、楚这样丰厚的隐语土壤中才能培育一样,荀子的颇多文学创新成就,就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时代结晶。
2009年12月24日,黄大年教授走下飞机,迈出了回归祖国的第一步。他辞去了在英国公司的重要职务,回到母校——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全职教授,开始为我国的航空地球物理事业耕耘、播种。
“为什么回国?”经常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在英国奋斗了18年,他已拥有了优越的科研条件和高效率的研究团队。他在英国剑桥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任高级研究员12年,担任过研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培训官。他也成了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他的家庭也早已超出了衣食无忧的水平线。位于剑桥大学旁边的花园别墅,宽阔的草坪,豪华的汽车,学医的妻子还开了两家诊所,他已成为少数跻身英国精英阶层的华人之一。舍弃这些回国,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这句歌词就是最好的答案!
1992年,黄大年在“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全额资助下,被选送至英国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他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2004年3月20日晚,他正在大西洋深水处与美国某公司开展技术攻关研究,却接到辗转而来的父亲离世前最后一通电话:“儿子,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我能理解你的处境。你要记住,你可以不孝,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国的人!”两年后,母亲离世前给他留下的依然是这句话。
在海漂的18年里,黄大年的心和祖国一直连在一起,他关注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惦念着母校,无论是参加学术会议还是讲学,他招之即来。“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2009年4月,当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把国家“千人计划”有关材料试探性地发送给黄大年时,让他没想到的是,黄大年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打了回来,并明确表示要认真考虑回国。
听到祖国的召唤,黄大年心潮澎湃。那朝思暮想的祖国啊,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啊,那些血脉相连的亲人啊,一瞬间占据了他的脑海。
“回想当初的选择,我没有后悔过。”这是黄大年常说的话。他在回国后的第6天,就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成为第一批国家“千人计划”的专家。
2010年10月,吉林大学成立了“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黄大年为带头人。团队集中研究了能够在空中、水面和深水环境下,高效率获取空间分布的重力场、磁场、电磁场、放射性能谱和光电等数据的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和技术,构建服务于陆地、海域、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下的精确移动测量技术体系。
在带领团队冲上一个又一个国际前沿科技制高点的过程中,黄大年一直在推动科研团队与国际的融合。他利用自己在国外多年积攒下的人脉和声望,多次带团出国考察,并促成合作事宜。
爱迪生曾说过,有所成就是人生唯一的、真正的乐趣。在这个层面上,黄大年始终都在用自我成就与国家需求的紧密结合,塑造着一种超越个人快乐的伟大志趣。
(摘编自《吉林日报》2017年3月1日《把一切献给你,我的祖国》,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2016年6月底,黄大年吃着救心丸走进评审验收现场,完成了一个超亿元级别的国家大型项目的评审验收工作。(孟海鹰《黄大年:放弃国外豪车豪宅回国任教,填补诸多空白》)
②“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从来没觉得我和祖国分开过,我的归宿在中国。”(黄大年)
大数据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巨量可利用的碎片资源。大数据时代的资源环境被寓意为一堆杂乱无章、排列无序的知识碎片。面对无限碎片信息构建的信息化学习环境,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化”资源应用模式被打破。学习者需要用全新的思维方式,认识复杂多变的大数据环境而带来的学习上的变化。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上网人数迅猛增加,因而带动了“平民文化”的兴起。大量的网民组成了微资源开发的主力军。在网络世界里,专家、学者、普通大众、政府官员之间消除了权威界限。人人都有言发,创造了互联网领域巨量的微资源。这些微资源相对于书籍、报刊等,其资源间是零散、无序和互不关联的碎片知识,严重阻碍了人们对知识的获取。在一些专业学科领域,诞生了专业开发团队,他们开发了“微课”“微视频”等大量微资源。这些资源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资源。
大数据时代促使了新媒体的诞生,新媒体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高效便利的条件。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发展的概念,在一定时期,总有一种媒体占主导地位。”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形态,大数据时代的新媒体是指新信息技术环境下,如数字广播、数字报纸等媒介。尤其是移动媒体的出现,为随时随地上网提供了便利,使学习者过去无法利用的“闲置”时间得到了充分利用。工作或生活之余,休闲或坐公交、地铁途中,利用移动媒体,学习者有意识的碎片化学习,久而久之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零碎时间”。
碎片化时间内获取的知识是零散、无序和互不关联的碎片,单个碎片知识其自身价值意义并不高,需要学习者利用思维意识对其“再加工”。“再加工”是碎片化知识到新知识体系嬗变的过程。大数据时代解决知识碎片化之道是帮助学习者建构新的知识体系。碎片知识犹如人体各个部件,脱离了知识体系这个生命整体,任何部件都会失去原有意义。
如何将碎片化知识与已有知识融合,建构新知识体系?在碎片化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需要利用新媒介挖掘碎片知识并对其进行整理、剔除、汲取、加工等操作,实现知识碎片到知识点有意义的重组,并完成知识点到新知识体系嬗变的过程。此过程中,整理主要完成对碎片知识的归类与管理,剔除主要依据个体经验,去掉对个体新知识体系建构无意义的知识碎片。在整理与剔除过程中,也要汲取新的知识作为补充。由于知识碎片的离散性,在知识点、新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系统化思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贯穿整个过程的始末。
(摘编自王承博等《大数据时代碎片化学习研究》,有删改)
“任务驱动型作文”源自于西方国家日常语言教学得写作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法”,这种语言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语言交际口语或书面语表达。这种教学法,根据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互相影响把任务分成五类:拼板式任务,要求学生把散乱的若干信息拼成一个整体:信息式任务,给两个或两组学生有互补作用的信息,为了完成交际任务,双方必须协商以探清对方的信息:解决问题式任务,给学生一个问题及一系列信息,让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决定式任务,给学生一个可能有几种结局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协调和讨论选择一种结果,进行论述:交换意见式任务,学生参与讨论,交换意见,但无须达成一致。
国内一些学者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驱动”一词,用于作文教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张开明确提出了2015年高考课标全国卷作文的两道题目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并对其概念做出阐释:“试题往往是给学生创作出一个情境,出现对立性的问题,让考生通过写作,提出解决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如今年作文中‘写信’‘权衡与选择’等任务型指令,着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他认为,在材料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能“较好地解决材料作文的泛角度与阐释作文收缩性之间的矛盾”,是在承继材料作文“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自然、多元”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在避免套作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与传统的材料作文对比,“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首先,材料的内容思想紧扣“主旋律”。正如张开所说:“作文试题凸显考试对人才培养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形成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其次,材料具有真实性的特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是新闻事件、社会热点,与传统的材料作文的审议故事、名言警句、诗词歌曲、图片漫画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真实性暗含了鼓励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命题意图。第三,材料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在:材料往往具有争议性,争议性重在考查考生的思辨能力;_关涉的人物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或几类人,这就保证“任务”的指向有多种选择:命题者对材料没有鲜明的感情倾向。这样的材科,能保证考生选择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写作。同时,考生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特点和物质,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立意的主旋律,但一定注意不要“贴标签”、“穿靴戴帽”、空发议论。住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可从反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某些消极落后现象,在对比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节选自《语文周报》特邀专家:尤立增《怎样写好任务驱动型作文》)
书与人的随想
梁衡
人类社会是连续发展的,我们常将它比作历史长河,而每个人都是其中搭行一段的乘客。我们上船之时,前人就将他们的一切发现和创造,浓缩在书本中,作为欢迎我们的礼物,同时也是交班的嘱托。由于有了这根接力魔棒,所以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某一学科积几千年而有的成果,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其掌握,而腾出足够的时间去进行新的创造。书籍是我们视接千载、心通四海的桥梁,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要拿到的通行证。历史愈久,文明积累愈多,人和书的关系就愈紧密。
书籍是平行于物质世界的另一个精神世界,它不仅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更使人们获得了极大的精神自由。作为物质的人,正常人刚生下来是没有任何疾病的,生机盎然,傲对世界。以后就灾病渐起,有一种病就减少一分活动的自由。作为精神的人正好与此相反。他刚降生时,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于是就识字读书,读一本书就获得一分自由,读的书越多,获得的自由度就越大。哥白尼一生研究日心说,备受教会迫害,到晚年生活困顿,双目失明,举步维艰,但他终于完成了划时代巨著《天体运行》。到去世前一刻,他摸了摸这本刚出版的新书欣然离开了人世。这时,他在天文世界里已获得了最大自由,而且还使后人也不断分享他的自由。所以一个学者到了晚年,哪怕他是疾病缠身,身体的自由度已极小,精神的自由度却可达到最大,甚至在去世之后他所创造的精神世界仍然存在。人之初性本愚,只是后来靠读书才解疑释惑,慢慢开启智慧。不读书的人无法理解读书人的幸福,就像足不出户者无法理解环球旅行者或登月人的心情。就像一只不停刨洞的土拨鼠,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吃穿二字。你可以自得其乐,但实际上已比别人少享受了半个世界。既然书总结了人类的一切财富,那么读书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知识、才能、气质。
古语言:读书知理。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掌握了世界。爱因斯坦在伽利略、牛顿之书的基础上,发现相对论,物理世界一下进入一个新纪元。马克思穷读了他之前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一下子就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一个人只有当他借助书籍进入精神世界、洞察万物时,他才能跳出现实的局限,才有了时代和历史的意义。像当年独上井冈,面对腥风血雨坚信能再造一个新中国,他懂得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这个理。像马寅初,敢以一朽老翁面对汹汹批判,而坚持到胜利。他懂得人口科学这个理。他知道即使身不在而理亦存,其身早已置之度外。他们掌握了事物之理,看世界就如庖丁观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是常人之所难及。
我们作为一个历史长河中的旅人,上船时既得到过前人的赠礼,就该想到也要为下一班乘客留点东西。如果说读书是一个人有求知心的标志。那么写作就是一个人有创造力和责任感的标志。读书是吸收,是继承;写作是创造,是超越。一个人读懂了世界,吸足了知识,并经过了实践的发展之后,才可能写出属于他自己而又对世界有用的东西。这样他才真正完成了继承与超越的交替,才算尽到历史的责任。写作不是抄书,你得把前人之书糅进自己的实践,得出新的思想,这是一种创造。文章也是一面大镜子,验之于作者可知驽骏。古往今来,凡其人庸庸,其言云云,其政平平者,必无文章。古人云立德立言,人必得有新言汇入历史长河而后才能得到历史的承认。我们不妨把每个人留给这个世界的文章或著作,算作他搭乘历史之舟的船票,既然顶了读书人的名,最好就不要做逃票人。这船票自然也轻重不同,含金量不等,像《资本论》或者《红楼梦》,那是怎样一张沉甸甸的票据啊。不读书愚而可哀;只读书迂而可惜;读而后有作,作而后出新,是大智慧。
(有删改)
①近来,许多平时从未展出过的油画作品渐渐出现在博物馆、美术馆展览中,这是充分活化文化资源的好事。但不无遗憾的是,一些展出作品虽已经过初步修复,却仍可见颜料脱落、画面破损等问题,反映出当前国内馆藏油画作品的保存、修复依然面临挑战。
②新中国成立前后,第一代、第二代油画家接力创作,铸就了20世纪中国油画的不朽丰碑。其中一些兼具历史与艺术价值的作品距今虽不过百年,但由于绘画材料、保存方式等未受到高度重视,画作遭受了不同程度损伤。例如,徐悲鸿所作《愚公移山》被误以正面向内卷致颜料脱落;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因长期未经修复出现画面开裂等病害。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厚重的色彩,还有时代的见证。
③国内油画修复事业起步晚、社会关注度低是客观现实。1999年,上海油画雕塑院从国外引进修复设备,成立我国第一家专业油画修复研究机构。短短20年,修复工作虽取得了进展,已有一批经典油画得到修复,但在修复专业建设、行业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
④目前,我国博物馆、美术馆展览接连不断,但也存在过分关注展览策划而忽视基础保管工作的现象。当博物馆、美术馆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到展览工作和“明星文物”中时,展厅外的库房是否已分门别类地建立恒温恒湿的保存环境?当展厅里观众络绎不绝时,那些库房中落灰的“大多数”作品又该如何有尊严地与世人见面?
⑤推进油画修复工作,树立正确修复理念、加强预防性保护意识不可或缺。国际文物修复领域,“可逆性、可识别性、最小干预性”是三大公认修复原则,但在国内实际操作中,一些画家自己充当修复师,盲目选用材料,对画作产生了不可逆影响;一些商业修复工作过度清洗、修补作品,把修复变成了“整容”。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公众对油画修复的态度、方法还需改进。油画“修复”不是简单的“修理”“修剪”,而需要完善的专业学科体系作支撑,遵循规范的操作流程,对症下药。更重要的是将“修复”贯穿于艺术品保护全过程,从保存、维护、包装、运输到展览,都将艺术品安全置于首位,让预防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同时还应认识到,没有一劳永逸的修复工作,随着岁月流逝,艺术品处于变化的状态,需要一代代人在传承中守护。
⑥油画艺术作品数量多与专业修复人员少的矛盾是我国油画修复行业面临的严峻考验。法国2002年颁布的《博物馆法》要求,修复师必须接受5年培训并获得毕业文凭和专业证书。这意味着想成为油画修复师并非易事,不仅修学时间长,还需具备生物、化学、历史、艺术等多方面素养。故而,推进高校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建立一批油画修复工作室,加强人员交流,形成权威行业标准,通过法律法规治理行业乱象,才能让更多对油画修复感兴趣的人踏进来、走下去。此外,推动油画修复行业进步也并非是要在短时间内培养起一大批水平参差的从业者,也不必每个博物馆、美术馆都要设立修复人员职位,而应注重人才质量。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为例,该馆既有自己的修复人员,也会通过招投标方式与高校、专业公司合作完成修复项目。法国的一些博物馆也会选择雇用自由职业的修复师。这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修复工作的经验对我国油画修复行业的未来发展不无启迪。
⑦油画修复不仅是还作品以昨日风姿,更是铺就文化传承的明日之路。在油画修复工作中对作品的再认识,有助于不断深入、修正、补充艺术史。另外,公开修复过程、展出修复作品也是向公众揭开修复工作面纱、吸引人们走近艺术的捷径。据悉,今年7月荷兰国立博物馆将修复伦勃朗的《夜巡》并通过网络直播修复全程,相信这一举措将为油画修复界“圈粉”不少,也将廓清许多公众的认知误区。对于博物馆、美术馆来说,重视修复工作还意味着获得更多捐赠藏品的可能。只有当公众充分信任博物馆的保存、修复、研究能力时,才会愿意将珍贵的作品捐献给馆方,实现更广泛的文化共享。
(摘编自马苏薇《破解油画修复难题》,《人民日报》2019、4、7)
总书记指出,要“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这就要求我们把创作的根须深扎在中国大地上,深扎在民族传统的厚实土壤中,深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实现从“高原”向“高峰”跨越。我们的文艺创作只有与历史、生活、人民、时代保持天然的联系,才能充分体现民族化、生活化、大众化的气质与风格。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忠实于生活和人民,只要是遵循艺术规律,其作品就必定会打上那个国家、那个民族、那个时代的烙印,并形成独一无二的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这种特点和风格越鲜明、越民族化、越具有生活根基和时代精神,其创作就越有可能成功。歌德、普希金等巨匠们,都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走向成功的。普希金已经离世180多年了,但是俄罗斯人民不会忘记他,始终把他看成是“俄罗斯的良心”。鲁迅是学贯中西的大作家,他的作品浸透着浓郁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充盈着中华民族的气质和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息息相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成为当之无愧的“民族魂”。
同时,一个民族的文艺总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只有在广泛阅读大量西方各流派作家的作品之后,才能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中感悟到民族传统、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可贵之处,从而更自觉地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说他“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巴金说他是“照西方小说形式”写自己的“处女作”的。但他们写出来的小说,又的确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一点儿也没有所谓的“洋派”。事实表明,举凡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在坚持民族特色和优秀传统的同时,又积极、合理、有效地实现了吸收、融会、创新和发展,以开阔的眼界、深邃的思想、新颖的形式、独特的气质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没有必要强调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越是深入,就越要求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试想,来自中国的作品却没有中国的特色和味道,有的却是东施效颦、不伦不类的美国味、英国味等,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文艺创作如果“以洋为尊”“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拾人牙慧,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文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总是通过文学家、艺术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等方方面面的把握来体现。因此,创作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绝不是单纯的形式、方法、风格问题,根本在于深刻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在审美愉悦中给人以温暖和启迪。
(摘编自孙煜华《写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苦恼
契诃夫
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
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车夫约纳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但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但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
“赶车的,到维堡区去!”约纳听见了喊声“赶车的!”
约纳猛地哆嗦一下。从沾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
为了表示同意。约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撒下来……
约纳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约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
“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约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
“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
“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
“赶车的,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如今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有乘客就行……
“好,走吧!”驼子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快点跑!”
约纳感到他背后驼子的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他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约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
“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
约纳回转身,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样死的。可是这时候驼子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声明说,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约纳收下二十戈比以后,久久地看着那几个人的背影。后来他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大门口,不见了。他又孤身一人,寂寞又向他侵袭过来……他的苦恼刚淡忘了不久,如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约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腔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这种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
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约纳已经回到大车店。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边坐着了。炉台上,地板上,长凳上,人们鼾声四起。约纳瞧着那些睡熟的人,后悔不该这么早就回来……
“连买燕麦的钱都还没挣到呢。”他想,“这就是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
墙角上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站起来,带着睡意,往水桶那边走去。
“你是想喝水吧?”约纳问。
“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儿子死了……”
约纳看一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一点影响也没看见。那个青年人盖好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他的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地谈一下这件事……应当有条有理。详详细细地讲一讲才是……应当讲一讲他的儿子怎样生病,怎样痛苦,临终说过些什么话,怎样死掉……是啊,他现在可以讲的还会少吗?听的人应当惊叫,叹息,掉泪……
“去看一看马吧,”约纳想。
他穿上衣服,走到马房里。他想起燕麦,草料、天气……关于他的儿子,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不能想的……跟别人谈一谈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摹他的模样,那太可怕,他受不了……
“你在吃草吗?”约纳问他的马说,“好,吃吧……既然买燕麦的钱没有挣到,那咱们就吃草好了……是啊……我已经太老,不能赶车了……该由我的儿子来赶车才对,我不行了……他才是个地道的马车夫……只要他活着就好了……”
约纳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
“就是这样嘛,我的小母马……库兹马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
约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文本有删改)
文本一:
采薇(节选)
鲁迅
这半年来,不知怎的连养老堂里也不大平静了,一部分的老头子,也都交头接耳,跑进跑出的很起劲。只有伯夷最不留心闲事,秋凉到了,他又老的很怕冷,就整天的坐在阶沿上晒太阳,纵使听到匆忙的脚步声,也决不抬起头来看。
然而这不平静,却总是滋长起来,烙饼不但小下去,粉也粗起来了。养老堂的人们更加交头接耳,外面只听得车马行走声,叔齐更加喜欢出门,虽然回来也不说什么话,但那不安的神色,却惹得伯夷也很难闲适了:他似乎觉得这碗平稳饭快要吃不稳。
十一月下旬,叔齐照例一早起了床,要练太极拳,但他走到院子里,听了一听,却开开堂门,跑出去了。约摸有烙十张饼的时候,这才气急败坏的跑回来,鼻子冻得通红,嘴里一阵一阵的喷着白蒸气。
“大哥!你起来!出兵了!”他恭敬的垂手站在伯夷的床前,大声说,声音有些比平常粗。
伯夷怕冷,很不愿意这么早就起身,但他是非常友爱的,看见兄弟着急,只好把牙齿一咬,坐了起来,披上皮袍,在被窝里慢吞吞的穿裤子。
“我刚要练拳,”叔齐等着,一面说。“却听得外面有人马走动,连忙跑到大路上去看时——果然,来了。首先是一乘白彩的大轿,总该有八十一人抬着罢,里面一座木主,写的是‘大周文王之灵位’;后面跟的都是兵。我想:这一定是要去伐纣了。现在的周王是孝子,他要做大事,一定是把文王抬在前面的。看了一会,我就跑回来,不料我们养老堂的墙外就贴着告示……”
伯夷的衣服穿好了,弟兄俩走出屋子,就觉得一阵冷气,赶紧缩紧了身子。伯夷向来不大走动,一出大门,很看得有些新鲜。不几步,叔齐就伸手向墙上一指,可真的贴着一张大告示:
“照得今殷王纣,乃用驿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示。”
两人看完之后,都不作声,径向大路走去。只见路边都挤满了民众,站得水泄不通。两人在后面说一声“借光”,民众回头一看,见是两位白须老者,便照文王敬老的上谕,赶忙闪开,让他们走到前面。这时打头的木主早已望不见了,走过去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甲士,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丁,肩着九旒云罕旗,仿佛五色云一样。接着又是甲士,后面一大队骑着高头大马的文武官员,簇拥着一位王爷,紫糖色脸,络腮胡子,左捏黄斧头,右拿白牛尾,威风凛凛:这正是“恭行天罚”的周王发。
大路两旁的民众,个个肃然起敬,没有人动一下,没有人响一声。在百静中,不提防叔齐却拖着伯夷直扑上去,钻过几个马头,拉住了周王的马嚼子,直着脖子嚷起来道:“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吗?……”
开初,是路旁的民众,驾前的武将,都吓得呆了;连周王手里的白牛尾巴也歪了过去。但叔齐刚说了四句话,却就听得一片哗啷声响,有好几把大刀从他们的头上砍下来。
“且住!”
谁都知道这是姜太公的声音,岂敢不听,便连忙停了刀,看着这也是白须白发,然而胖得圆圆的脸。
“义士呢。放他们去罢!”
武将们立刻把刀收回,插在腰带上。一面是走上四个甲士来,恭敬的向伯夷和叔齐立正,举手,之后就两个挟一个,开正步向路旁走过去。民众们也赶紧让开道,放他们走到自己的背后去。
到得背后,甲士们便又恭敬的立正,放了手,用力在他们俩的脊梁上一推。两人只叫得一声“阿呀”,跄跄踉踉的颠了周尺一丈路远近,这才扑通的倒在地面上。叔齐还好,用手支着,只印了一脸泥;伯夷究竟比较的有了年纪,脑袋又恰巧磕在石头上,便晕过去了。
【注】鲁迅创作于1935年12月,故事的主人公叔齐和伯夷是商代小国孤竹国的公子,他们在周武王建立周朝后决定不吃周朝的粮食,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
文本二:
《故事新编》有哪些不同于其他传奇体小说的特点?这指的是鲁迅实现传奇体小说艺术特性的创新经验。人物语言须有谈资,而谈资与场面又相关。《故事新编》善写场面,场面中的人物就某话题各抒己见,语言的魔力由此发挥。谈资多来自典籍。比如《理水》写大禹走后,京师日渐好转了,老百姓聚居在一起谈论大禹功绩、大禹何人,《随巢子》、《古岳读经》里大禹化为熊、大禹如何捉无支邪等传说成为谈资。人物出场还带出典籍所属背景,增加信息、丰满情节。如《非攻》中子夏的徒弟公孙高、学生耕柱子、曹公子、管黔敖、公输般等,这些人物连带着引出行义、送天下、钩拒、木鹊等历史事件的背景。还有叙述者对人物的描绘和对现场情境的议论等,也巧妙借自典籍语汇。如《奔月》中描写后羿拉弓射月形容为“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岩下电”来自《世说新语·容止》有“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如果单有浓郁的古代典籍色彩,至多是古色古香,《故事新编》的奇幻色彩是在蕴含典籍因素的人物语言和叙述者语言中,又明显地夹杂现代语词。如《奔月》中女乙(对后羿)说:“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女辛说:“有时看去简直好象艺术家”。“战士”、“艺术家”等是地道的当代人用语,放到传说中的后羿嫦娥,顿生奇幻感。由此,古代典籍所带有的斑斑锈迹,与充满现代气息的人物语言的结合产生了奇幻色彩。
(摘编自刘俐俐《鲁迅〈故事新编〉故事与小说的人类学思考》《文艺理论研究》)
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老人驾着船去出海,带回来的却是一副大得不可思议的鱼骨。只有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故事,然而,它却那么清楚而有力地揭示出人性中强悍的一面。
在这场鱼与人的恶战中,老人没有产生过放弃战斗的念头。他把那条鲨鱼当作一个可与之交战的敌手,一次又一次地做着限度之外的战斗,他战胜了。回家的路上,鲨鱼抢劫他的猎物。他用木棍、用桨,甚至用舵和鲨鱼搏斗,直到他要保卫的东西失去了保卫的价值,直到这场搏斗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他才住手。
有人说老人桑地亚哥是一个失败了的英雄。尽管他是条硬汉,但还是失败了。
什么叫失败?也许可以说,人去做一件事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失败。但是,那些与命运斗争的人,那些做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却天生地接近这种失败。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常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
在人生的道路上,“失败”这个词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是指人失去了继续斗争的信心,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人类向限度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失败。而没有放下手中武器,还在继续斗争,继续向限度挑战的人并没有失败。如此看来,老人没有失败,老人从未放下武器,只不过是丧失了武器。老人没有失去信心,因此不应当说他是“失败了的英雄”。
那么,什么也没有得到的老人竟是胜利的吗?
我确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胜利就是战斗到最后的时刻。老人总怀着无比的勇气走向莫测的大海,他的信心是不可战胜的。
人类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但是当人们一再把手伸到限度之外,这个限度就一天一天地扩大了。人类在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他们把飞船送上太空,他们也用简陋的渔具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马林鱼。这些事情是同样伟大的。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而那些永远不肯或不能越出自己限度的人是平庸的人。
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强者与弱者的命运是不同的。强者带有人性中强悍的一面,弱者带有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强者为弱者开辟道路,但是强者往往为弱者所奴役,就像老人是为大腹便便的游客打鱼一样。
《老人与海》讲了一个老渔夫的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却揭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
(王小波《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孔子思想与文化全球化
①孔子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不可否认孔子的思想和实践对他以后的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是构成“文化全球化”的重要因子。继承和弘扬孔子的思想文化,有利于促进文化全球化实质性发展。
②文化的全球化问题始终伴随着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化的矛盾,对人们的有关认识加以反思,说明了均质化的文化全球化是个文化乌托邦的地球村,是世界文化的灾难。沟通和对话,“和而不同”才应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事实证明,无论是被列为文化均质化例证的大众文化,还是文化民族性的坚固“堡垒”语言,都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两方面此长彼进。孔子思想文化的辐射效应就是此方面的典型。
③有一个现象令人关注。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平台和汉语国际推广的载体,在短短的几年间便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令人欣慰的同时,也的确令人深思。自19世纪西方文化逐渐成为主导全球的文化以来,“西学东渐”以压倒性优势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21世纪以来,非常有趣的是,在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语境的全球化时代,竟然出现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而且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其原因何在?
④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具有普适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仁、和”,这种思想,在儒、释、道、医、易各家的诸多典籍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追求“和”的同时,也讲究“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夫和言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即是认为“和而不同”是万物生长、发育的法则和规律。
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即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和而不同”对人类社会而言,倡导的正是承认差异、多元共处和相互依存。这种价值观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且也愈发为人类社会所接纳,成为世界性的价值标准。联合国已将孔子定为人类十大思想家之首,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成为当今世界人权的基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孔子思想、中国情怀,需要把中国核心文化介绍给世界。
⑥毋庸讳言,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同质化或趋同化。同时,文化全球化也意味着文化的殖民化,必须予以谨慎对待与警惕。但文化全球化更意味着文化的高度互动、相关化。不同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展观、碰撞,强调文化表现领域的全球性,在审视和探究的意义上,文化全球化应是一种兼具同质化和民间质性的过程与现象。
⑦人类文明是多元化的文明,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就文化层面而言,全球化显然不是单一价值体系的西方文化,而是世界不同民族的文明互动融合呈现出来的一种态势。因此,“孔子全球化”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认识文化传统,坚守民族本位,不断反思质疑,发展开放交流,在主动参与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中与其他文化共建人类文化。
(本文有删改)
睡眠质量决定着白天的精神和工作效率,对此我们都深有体会。一旦缺乏睡眠,人会明显出现精神浹散、工作效率低下以及反应能力下降等负面影响。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睡眠影响大脑功能的机制。
来自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麦肯·内德加德发现大脑有一套排污系统,大脑在睡觉时,可以通过该系统将清醒时产生的毒素蛋白排出去。其中平时充斥在大脑周围以及脊髓中的脑脊波扮演着“清洗剂”的角色。研究者发现脑脊液会利用脑部血管周围的一些小通道进入大脑组织执行任务。在清洗过程中,大脑会随着脑脊液排出一种有重要负面影响的蛋白——β-淀粉蛋白,这一蛋白通常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元凶。内德加德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小鼠在睡眠和麻醉时大脑皮层中细胞周围的空间会扩大60%,这意味着睡觉时会有更多的脑脊液进入大脑,同时内德加德还观察到在这个过程中,β-淀粉蛋白消失的速度大约是清醒时的两倍。
内德加德的发现激起了神经科学家们极大的兴趣,来自波士顿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劳拉·路易斯也验证了内德加德的结论。在研究中,路易斯在人类的大脑中观测到了脑脊液反复清洗大脑的过程,并且她还发现这一过程和睡眠节律是同步进行的。这里所说的睡眠节律是指我们在睡眠过程中息息相关的脑电波节律,它通常与睡眠的不同阶段相关。比如睡眠过程总是快速眼动睡眠(REM)和慢波睡眠(SWS)交替进行的。REM会伴随高度活跃的脑电信号,梦境就是在REM阶段出现的;而SWS则只会伴随低活跃的慢脑电波,因此SWS也被称作深度睡眠,决定着每晚的睡眠质量。当我们入睡时,通常由浅层的慢波睡眠开始,然后进入深度的慢波睡眠,最后再回到浅层慢波睡眠。睡眠过程中,大脑会多次执行这种循环,并且在每个新循环开始之前以及即将醒来时进行快速眼动睡眠。
“这些同步发生的事件背后,一定有一些我们没有发现的联系。”路易斯表示。为此,路易斯召集了13名志愿者,研究他们进入慢波睡眠时的脑脊液、脑电信号以及血氧浓度依赖信号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在脑脊液进入大脑之前的数秒钟前,血液会迅速退出大脑,给大脑腾出更多的容量。人们在熟睡时许多神经元会处于关闭的状态,因此大脑不再需要高水平的血氧浓度,血液也开始退出局部区域。当血液流出,为了弥补下降的脑压,脑脊液正好趁此时机涌入大脑,形成液体替补并完成清洗工作。当志愿者进入深度睡眠阶段,脑脊液经特定脑区过滤后周期性地进入大脑,并且环绕整个大脑流动。脑脊液到达脑部最上侧时,会渗透进脑壁细胞的小动脉之间,充斥脑组织间隙与其中的液体进行混合。这一过程会伴随着有节律的慢波脑电波刺激神经调节信号,促进脑中废物和毒素的排出。
根据这一结果,许多神经疾病的机理似乎就能够说得通了。路易斯解释道:“慢波脑电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弱,在患有神经性疾病的人中衰减得更加厉害。”因此,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神经疾病患者往往都会缺乏优质的慢波睡眠,而这样会积累更多的毒素蛋白,最终病情也会变得更加严重。现在,这项实验已经让科学家找到了脑脊液、脑电波和慢波睡眠之间的联系,我们也能更进一步理解睡眠这项重要活动的意义。但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脑脊液大清洗时会带走脑中的垃圾,但它们可能还做着更加重要的事情。”路易斯表示。
(摘编自《环球科学》)
①歌手李健谈到参加“我是歌手”的初衷时说,我首先是为满足自我表达的愿望,先悦己而后才能悦人。
②能够做到李健这样,很是难能可贵。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悦人者众,悦己者王”。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取悦别人,费尽心思去讨好别人,为别人活着,宁愿违背心愿也要取悦别人,希望能通过别人来提升自己。可一味去迎合别人的口味,失去了自我的个性,失去了鲜明的风格,反而得不到更多人的喜欢。
③其实,悦己者才是真正的王者。为自己而创作,一切发乎心,发乎自然,活出自己的境界和风采,便能够获得内心的愉悦和创作的乐趣。悦己者拥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魅力,因为悦己而光彩四射,因为光彩四射而赢得更多人的瞩目。
④这样说来,悦己才能悦人。如果一个人做的事连自己都不喜欢,又何谈让别人喜欢?演员宋丹丹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说:“过去,我总是不遗余力地想使自己符合男人的标准。‘我够好吧’成为口头禅,但常常感到被轻视。现在我会说‘这就是我’,却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⑤无论是在婚姻爱情、日常处事中,还是在艺术追求和人生追求中,都应该把悦己放在第一位。做好自己,让自己愉悦,别人就会尊重你,爱戴你。打个比方说,你穿衣服是为了让自己看着漂亮,而不是迎合别人的眼光。“女为悦己者容”,我想,应该是“女为悦己容”,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也不是为了大家,而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你感觉自己漂亮了,自然会自信大增,别人也会觉得你漂亮。
⑥说得更宏大一些,你在坚守人生追求时,一定要把悦己当做基本条件。我身边有一个人,活得真实率性,他把“悦己”当成生活信条,因而不会趋炎附势,不会委曲求全,也不会随波逐流,他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成功标准,始终坚守着心中美好的愿望。他的生活姿态很是让人羡慕。
⑦当然,有些情况悦人是必要的,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全大家的利益。我们要说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不妨碍社会公德以及公共秩序,悦己都应该是悦人的基础。
⑧不过有的时候,悦己和悦人是会发生矛盾冲突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而这种个性有时会与大众心理发生矛盾。我们知道,有很多艺术家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比如梵高、舒伯特等人,他们一直在追求自己的艺术境界,可悦己的同时并没有“悦人”。很多时候,你坚守自己,满足了表达的愿望,却与世界格格不入。这样的时候,也是考验一个人的时候,是放弃自我迎合世俗,还是永远为自己而活?能够做到“悦己”的人是了不起的,我以为,他们活得清醒,懂得自己毕生想要的是什么。这样的人,终究会得到别人认可的,他们有了不起的超凡脱俗的境界,更值得仰望。
⑨“悦人者众,悦己者王”,能做到“悦己”的人,永远是人生的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