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类 知识点题库

    中国文化是一种入世的文化，中国伦理是一种入世的伦理。但是，这种入世文化与入世伦理的持存和运作的条件，是在文化结构和精神结构中必须存在某种退出机制或撤出机制作为互补和互动，就像在出世文化中必然要求入世的机制或必然要求以入世为前提一样。正是这种反动才使入世具有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功能，这正是儒家与道家生长的哲学土壤，

    就伦理世界而言，儒家以入世的态度建构和维护伦理实体，即通过以“伦理上的造诣”为本质的道德世界或道德自我意识的建立，使个体皈依于实体。儒家伦理中个体对实体的皈依，乃是一种悲怆情愫，或者说儒家伦理正是试图培育这种悲怆情愫。由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孔子的“三畏”中，以“畏天命”为首，为什么在儒家入世文化中要悬置一个作为最高范畴的“天”，为什么要始终不放弃追究“莫之为而为”的“天”和“莫之致而至”的“命”。

    但是，儒家伦理难以回答一个问题：在个体与实体，在入世过程中遭遇矛盾甚至尖锐冲突时怎么办？儒家以修身养性的德性修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可最终消除二者之间的紧张，是“宁可改变自己的欲望，而不改变社会的秩序”。但是，事实上这种道德性的进取并不能或者说并不在任何境遇下都能真正消除这种紧张。道家以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方式，并通过在道德世界中培养和形成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能力和品质，即退隐的“伦理上的造诣”解决个体与实体的矛盾，维护伦理实体。通过否定欲望的价值，以维护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儒家与道家，在终极意义的价值取向方面却殊途同归。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道家的这种在文化结构和伦理精神结构中的退出机制，仅以儒家的入世，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总难以避免被颠覆和破坏的危险。

    庄子的哲理寓言“曳尾于涂”中得到典型的诠释。一只乌龟，正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摇着尾巴，有人欲取它的壳供奉于庙堂之上。这只乌龟到底是想被杀以后为人供奉，还是混迹于泥水之中？庄子的选择是：“曳尾于涂”。“曳尾于涂”正是道家式退隐取向的文学表述。

    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家国一体，与这个结构相联系的伦理精神的特点是整体至上、人伦至上。个体没有被给予应有的地位，血缘、宗法、等级三位一体的各个层次的伦理关系对个体无疑是一种叠加的束缚，儒家伦理所要求的，就是在这个关系缜密的伦理世界中安伦尽份，坚持义务的绝对性。然而个体毕竟在现实世界或教化世界中是一个不可抹杀的存在。道家通过从伦理世界中的退出，通过在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关系中对自然和现实价值的否定，达到伦理世界的稳定和个体精神世界的平衡。这种取向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是对现实世界、伦理世界的消极认同和消极维护。

包容是文化对话的前提

    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单一语境中自给自足，不同文明的交流是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对话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包容”精神是当前特别值得重视与倡导的，中国古代的先哲就已经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将“和”作为最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在中国古代先哲看来，过分狭隘的视野与心胸，无助于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的发展。在治国上，要做到海涵大量，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具体到文化选择上，便是在坚持思想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充分汲取其他学派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为思想的整合、文化的构建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保持更为积极的活力。

    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提倡包容、立足和谐的时代，多是世界处于相对和平，社会经济走向繁荣，国际关系相对缓和，民众生活安宁平静的时代，多是充满生命力、创造力的时代。历史上也不时出现过以自我为天下中心，企图垄断真理、垄断思想、垄断言论、垄断利益的现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拒绝包容，拒绝交流，这样的立场、态度、做法，曾使民族陷于巨大的灾难，导致各种矛盾愈演愈烈，争斗纷至沓来，后果极其严重，教训至为深刻。

    可惜，直到今日，那种排他性的文化追求、同一性的文明取舍，依然还有市场。在一些人那里，文化自大症，文明优越感，并未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改变，他们总以为真理在握，总是热衷于扮演“教师爷”的角色，总是喜欢占据着道德与政治的制高点对其他国家与其他民族指手画脚。这样一来，导致正常的文化对话与交流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对弱势一方来说，他们主张对话，却无法赞成居高临下式的不平等对话；他们希望交流，却难以认同只有被动妥协式的单向型接受。所以，这种罔顾历史教训与文明发展规律的做法，不仅无益于世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而且也会阻碍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目前，在对中国发展道路怀有疑虑、对中国现实政治抱有抵触、对中国文化传统展示存有偏见的人之中，真正持敌视的立场与态度、总在“妖魔化”中国的只是极少数。而这“极少数”之所以会如此，恐怕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包容的思想有关。因为没有包容之心，就很难以平等的态度尊重他人的意愿，很难去理解并接受异质的文化，就一定会常常处在隔膜与误解之中，也就很难以积极的态度去认同并开展正常的对话。

    在这种情况下，认知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立足于“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了。老子有云：“大邦者下流”，“大者宜为下”，王弼释云：“江海居大而处下，则百川流之；大国居大而处下，则天下流之”，其中所揭示的包容之核心价值观，可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完全值得令人思考与借鉴。

    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但我们也要明白：“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缺一不可。如果只是“各美其美”而不能“美人之美”，甚至还竭力丑化他人，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美美与共”的。我们更要警惕：不能在包容中迷失自我，“包容”不能成为迷失自我的迷魂汤，包容与坚守应该是一对孪生兄弟。

    衷心期待，“包容”能成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良性互动、共谋发展的一项价值层面上的指导原则。

    （选自《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4日24版，作者纪宝成）

学问的气象

袁行霈

    ①作诗讲究气象。诗之有气象如山峦之有云烟，江海之有波涛，夺魂摄魄或在于此。气象以雄浑飘逸为上，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皆以其超凡的气象而传诵千古。

    ②做学问也讲究气象。学问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毋庸标榜而下自成蹊。

    ③仅以中国近现代的学者为例，其中即不乏具有大气象的人物。归纳他们的特点大概有以下这些：

    ④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这倒不在研究题目的大小，题目大的如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题目小的如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气象都不凡。在他们的手里，资料的采用和组织灵活而有规矩，出神而又入化，犹如魔方的组合，而不像积木的堆垛。他们治学的道路平正通达，思维的逻辑清通简畅，如书法之笔笔中锋、万毫齐发、力透纸背。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宋代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其下阙有日：“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气象何等恢宏!如果借用来形容学问，“尽挹西江”可以说是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搜集起来；“细斟北斗”可以说是把有关的材料细细地加以辨析；“万象为宾客”可以说是把相关学科都用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学问能到这一步，也就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

    ⑤有气象的学问必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为后人树立典范。陈寅恪先生所撰《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自昔大师钜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对王国维先生的开创之功，陈寅恪先生讲了三点：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先生的这三点已经被治文史的学者奉为圭臬了。

    ⑥中国历来是道德学问并重，学问的气象实有赖于道德的高尚。为人正直、诚实、刚强，方能不随波逐流，而勇于坚持真理。如果又能虚怀若谷，富有宽容精神，气象就更加不同了。读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十分佩服其渊博与精审。余先生积毕生之力，指出纪晓岚多处疏漏舛误，但在《序录》中却有这样一段话：“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这段话在宽容中透出恢宏的气象，令人敬佩!对后进晚辈爱护提携不遗余力，也是大家气象的表现!偶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收有蔡元培先生手迹六件，其中四件是介绍别人出版著作的，而且有三件讲到版税问题。其措辞如：某君“寒士，版税实缓不济急”；“如贵书局能与预订发行”。使某君“不必再分心于经济问题，则深为感荷”；“寒士打算，殊为可悯”；等等。我一边看他的手迹一边想象他的心肠，感动之余更增加了几分钦佩。

    ⑦平时读书有感，多少窥见一点学问的气象，心向往之，聊作这篇札记，借以自勉。

    “儒”本来是亡国遗民宗教，所以富有亡国遗民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所以“儒”的古义为柔懦。到了孔子，他对自己有绝大信心，对他领导的文化教育运动也有绝大信心，他又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同化的历史实在是东部古文化同化了西周新民族的历史—一西周民族的新建设也都建立在“周因于殷礼”的基础之上——所以他自己没有那种亡国遗民的柔逊取容的心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这个新运动的新精神，这不再是那个“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柔道所能包涵的了。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_我颇疑心孔子受了那几百年来封建社会中的武士风气的影响，所以他把柔顺的儒和杀身成仁的武士合并在一块，造成了一种新的“儒行”。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可见，孔子提倡的儒道是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这是一个新的理想境界，绝不是那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的柔懦的儒的境界了。

    《论语》记载了一次对话——于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又记着一条有趣的故事——“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这便是当时人们对于孔子的观察。“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的新精神，是古来柔道的儒所不曾梦见的新境界。

    但柔道的人生观，在孔门也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那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孔子从来不曾抹煞这一套，他只是不承认这一套是最后的境界，也不觉得这是唯一的境界罢了。

    《中庸》中有子路问“强”一节，这里说的话，无论是不是孔子的话，至少可以表示孔门学者认清了当时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又可以表示他们并不菲薄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他们看准了这种柔道也正是一种“强”道。一个人自信甚强，自然可以不计较外来的侮辱；或者他有很强的宗教信心，深信“鬼神害盈而福谦”，他也可以不计较偶然的横暴。“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所以可说是一种君子之强。但柔道也有流弊，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了。这种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乡原”：只能柔而不能刚；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阉然媚于世”，而不能有踽踽凉凉的特立独行。

    孔子从柔道的儒风里出来，要人“柔而能刚”，“恭而有礼”，要“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中庸》说的“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这才是孔子要提倡的那种弘毅的新儒行。（选自胡适<说儒》，有删改）

    近期多档文化类节目受到热捧。冷静来看，这些节日正是在众多浮躁、模仿、抄袭、千篇一律的真人秀中的一次突围，是在反智、游戏、嘻哈氛围中的高标独立。节目的成功，反映了传播者在文化建设、价值坚守、节目创新上的自信、自觉与自新，为我们找到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钥匙，发现并开掘了观众的真正需求，引领了时代风潮。

    传播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坚持，深知这片土地氤氲成长的文化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从《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到《见字如面》《朗读者》，这种别开生面的节目创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很多人效仿欧美模式、膜拜韩国风潮的时候，这些节目坚守自己最熟悉的题材而渐入佳境，抵达当下的热度。创作者们从成语、谜语、汉字、诗词、书信这些最习以为常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找承载节目风骨和精、气、神的支撑。“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找到了丰沛的历史资源和文化底蕴。诗词书信有乾坤，里面透露出的意境、情怀、神采等等都是我们中国人最富生命力和独特气质的元素。而这些精髓一旦释放，能量无限。

    自信意味着不拿腔拿调，不刻意掩饰。在这些节目中，节目设计、嘉宾选手的即兴评述和发挥，真实与真诚是关键。《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里，复旦附中的武亦姝、北大博士陈更、初一学生叶飞，即兴真实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嘉宾、主持人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现场激发与碰撞的真实信息，来自创作者以自信开放的心态，去发现捕捉这些精彩的细节，而不是刻意去摆设。

    一个有担当的媒体不应去跟风、迎合甚至媚俗，而应自觉引领观众。这种引领是在媒体专业操守与大众需求之间的反复考量、磨合与融合。尤其在当前自媒体纷纷扰扰的时代，专业性弥足珍贵。但专业性是正襟危坐？是精深难懂？是曲高和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谓的专业性是用专业理念去引领、激发和满足大众需求。

    文化类节目已经到了讲故事诉情怀的时代。文化内涵的融入，让节目增添了意趣和底蕴，让观众在娱乐中还能细细品味。在同质化节目都在浅表的游戏打闹时，这类节目真正触到了观众的共鸣与痛点，引发了观众的共鸣。诗词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情感共鸣、流行歌词的灵感来源，更重要的是诗词里有天地、有历史、有社会、有故事、有人生、有情怀。而书信亦如是。它们让观众领略到了爱到深处的言之切切、情到浓处的低沉婉转、悲到痛处的肝肠寸断。节目的成功也让传播者看到，原来观众并非都追求低俗浅薄，寻求感官刺激。

    一个缺乏故事的节目是没有力量的。这里的故事不仅指参赛选手背后的故事，也指节目设计的叙事环节，更是对故事的核心——人与情感的重视。《中国诗词大会》经过巧妙设计，冲突、悬念、延宕形成很强的叙事张力。选手背后的故事足以引发观众的共鸣。在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关于选手和主持人的微信推送放大了口碑效应。

    文化节目火了，要警惕一哄而上，又可能形成新的抄袭模仿。任何题材和形态的产品同质化地推出，生命力都不会长久。希望它能不喧哗，润物无声，成风化人。而这需要创作者更高的智慧、更大的耐心、更开放的心态，从自己的文化中寻求滋养，用最好的故事手段，把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东西做到极致，其他一切纷至沓来。

（选自《人民日报 》，有删改）

    立足于儒家的新人文主义，仍然需要证明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何在。因为在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上，至少存在过两种人文主义：一是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二是20世纪前期美国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基于儒家资源的新人文主义，与它们有何区别呢？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是一种针对中世纪基督教黑暗时代的人文主义，它强调的是摆脱以上帝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而发现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要求在生活世界和思维世界中，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运用人的理性能力，使人自由地发展其本性。这种人文主义最终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它和现代性有一种深层次的联系，即世俗或凡俗的兴起。这种兴起曾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这种人文主义忽略了对人的精神领域的关注，有巨大的空白与缺陷；另外，它因为对个体的过度强调，形成了一种原子主义的自我观念，进而扩展到民族、国家和文化观念，于是民族冲突、国家冲突和文化冲突成为一种必然；另外，当对人的理性的强调成为一种绝对的肯定后，工具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便压缩了人自身的生活世界和心灵领域，造成了对人自身的伤害。因此，这种人文主义在造就现代社会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埋下了现代性弊病的根源。

    为此，在20世纪初期，美国学者白璧德提出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白璧德认为旧人文主义认为人可以无限发展是有问题的，所以他的新人文主义要以平衡和自律来改善人的境况。同时，白璧德也重视东方的智慧，这一倾向，直接影响了他的数位中国学生，如吴宓、梅光迪等，这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中造就了《学衡》一派。具体来讲，白璧德指出了西方思想犯了过度夸大理性作用和过分强调实用主义的错误，由此，人很难在情感与理性、统一与杂多之间获得平衡，而失去了这种平衡，就使得人类沦入了过度的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则要重建一种人能平衡自身情感与理性的能力，即建设一种真正的克制，这种克制比知识或同情心要更为重要。另外，他对自由与限制也有一种平衡性的理解。他认为，过度的自由和过度的限制，都会导致失败的结果；尤其是在教育中，只有实现了自由和限制的平衡，才可能使新人文主义的人得以养成。从总体上看，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只将人理解为情感与理性的存在，而忽视了人的精神具有超越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他虽然表达了一定对东方思想的亲和，但始终没有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只是试图在希腊、希伯来和近代思想中寻求一种平衡的可能。他也无法真正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所以他才会简单地将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等同，而没有认识到自然的独立意义与价值。

    基于儒家的新人文主义与上述两种人文主义都不同。一方面，它是人文主义，也强调重新认识人，但是它认识的人，不仅包括人的理性与价值，还包括人的丰富的精神领域、信仰追求。另一方面，它之新，要求人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还原整个宇宙自然的价值，认清人类在宇宙自然中的位置；摆脱原子主义的自我观，还原社会群体的价值，认清个人在社群中的价值；摆脱民粹主义、国家主义，还原人类文化的多元性，认清本文化传统在世界文化中的意义。

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

龙其林

    日前，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因病不幸逝世，引发社会各界集体缅怀。金庸作为新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引发了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强烈关注与重新评价，拥护者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超越了时代、民族、地区、性别的限制，成为中国文学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批判者则认为他的小说缺乏现代感，是农耕文明时代审美趣味的体现。

    金庸武侠小说受众广泛、影响力深远，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对于这位早已被写入文学史的当代作家，质疑与批评的声音始终不曾消失。在批评者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乃典型的通俗文学，是市场经济大潮兴起的产物。这种观念看似冠冕堂皇，实则经不起推敲。通俗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支，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四大经典名著除《红楼梦》外，其他几部小说都是当时的通俗小说，但这并不构成对于一些通俗小说经典性的否定。以是否属于通俗小说来评判金庸武侠小说，无异于缘木求鱼。

    至于批评金庸的小说具有农耕文明时代的审美趣味，因而认为其作品的精神价值、故事缺乏现代性则更是令人莫名惊诧。作为独立的审美个体，作家基于自身审美趣味，思想立场创作出具有特色的文学作品本是应有的创作自由。倘若依据作家审美趣味趋于传统，崇尚农耕文明，以判断作家思想守旧、观念落后、对于现代文明隔膜，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揣测。且不说作家有选择自己独特创作题材与审美偏好的自由，即便是表现传统农耕文明趣味的作品，也丝毫不影响其作品的优秀。若简单地以作品是否具有农耕文明趣味作为臧否标准，则沈从文、汪曾祺、陈忠实、刘亮程、张联等作家都将被剔除出优秀作家之列。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对于同时代人往往评价谨慎。盖棺定论的思维习惯，使得中国文学研究界在评价在世的、同时代的作家时不免较为保守，甚至极为苛刻。金庸武侠小说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历史检验，“金学”也日趋兴盛，但这并不妨碍同代学者的批评与苛求。而更值得反思的，或许还在于一些学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味追求。他们以激进的姿态否定传统文化，在文学现代性的憧憬中排斥古典文学，于是具有章回体小说结构、传统趣味、驳杂文化的金庸武侠小说长期摒弃在经典作家之外。

    金庸的去世，让中国社会认识到其武侠小说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力，也使中国文学研究界越来越意识到以往对于通俗文学简单评价的缺陷，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全球华人地区甚至英语世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金庸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他通过武侠小说为读者们奉献了一批富于文化内涵、充满奇异想象和民族大义的优秀作品，赋予了中国当代文学以新的语言魅力和文化自信。

（来源于2018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陈寅格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拜遇黄石公等就颜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作为创作和表现对象的一种文学形态。生态是我们赖以生存、生活的基础，是人的生活之需、生存之要、生命之本。它包括大自然——大气圈、水圈、动植物生物圈等，也就是与生命活动和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自然背景。文学是人学，文学距离人自身最近，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是文学表达的重要内容。生态文学可以深入反映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推动社会反思，承担起文学反映现实、抚慰人心、启发思考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生态文学拥有悠久的历史。古代的生态文学作品以诗歌和散文为主。从《诗经》《楚辞》对自然景物特别是植物细致而生动的描写，到山水田园诗，以及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都可以说是古代的生态文学。古人所写的一系列景物记、游记等，从战国时的《山海经》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从唐代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到明代的《徐霞客游记》，这些记述山川河流、游历感悟，描写花鸟虫鱼、动物植物和大千世界的作品，构成了中国古代生态文学的基本面貌。

       从中国古代生态文学的理论背景看，其繁荣兴盛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有着密切关联。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和为贵、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等哲学思想，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也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哲学和美学基础。在今天，推动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继承这些宝贵的思想和文学遗产十分必要。

       中国生态文学具有独特性，其描写的题材和内容纷繁复杂、形式多样，尤其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环境优化美化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涌现出环境保护文学、水文学、植物文学、动物文学等，蔚为兴盛。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存在生态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滥采等现象，反映生态问题的报告文学也随之出现。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报告中国：我扪将失去长江》、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都旨在揭示生态毁坏以及水资源、大气和河流污染的危害。此外，生态文学还包括描写树木花草的植物文学、以动物作为主角或描写对象的动物文学。在动物文学里，动物小说一枝独秀，从姜戎的《狼图腾》到杨志军的《藏獒》都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为江河湖海洋等“泛生命体”作传是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徐刚的《长江传》《地球传》，哲夫的“江河三部曲”以及王若冰的《渭河传》，郭保林的《大江魂》等。生态文学还包括海洋文学，如邓刚的小说《迷人的海》。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一批表现治沙治污、退耕还林、绿化祖国、建设绿色中国美丽中国的文学作品。包括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徐刚的《大森林》、李青松的《告别伐木时代》《一种精神》、哲夫的《水土中国》等。何建明的《那山，那水》是对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一个生动描写，反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思想。冯小军、尧山壁的《绿色奇迹塞罕坝》，杨贵峰的《奔跑的绿洲》等是对闻名世界的中国治沙成就的真实记录与反映，体现了近些年中国在防治沙漠化、石漠化方面取得的成绩。

       生态属于全人类，生态文学更易具有世界普遍性，是可以被全人类读者广泛接受和认可的一种文学样式。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和中国样本，可以丰富和充实世界生态文学宝库。同时，生态文学对中国独特的生态保护解决方案、经验、模式的描绘和书写，也能为世界生态文学包括自然文学、动植物文学、环境文学等带去许多有益的启示。

（摘编自李朝全《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

不“泥其迹”，要“师其意”

①如今，借助网络平台和广播电视，时代先锋、道德楷模、航天英雄、奥运冠军乃至商界精英、大众明星等“人们心中的偶像”正在走进“寻常百姓家”。他们的奋斗人生，是青年人最好的励志教材。他们的经验教训，是青年人健康成长的有益指南。

②不过，也听不少青年说，榜样的人生令人感动却让人难以效仿，心生敬佩却难以企及，心生羡慕苦于无门“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的确不可能拥有航天英雄们的机遇，也很难创造奥运冠军们的辉煌，不会也不期望遭遇“最美司机”吴斌、“最美教师”张丽莉那样献出生命和健康的“非常瞬间”甚至于，许多人也可能缺一点“草根明星”的幸运。但并不是要克隆人生、复制成功，才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面对榜样人物，我们需要的是学习，而不是片面、机械地模仿。

④齐白石曾有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美国思想家爱默生也说过：“羡慕就是无知，模仿就是自杀。”就像模仿永远成不了经典、做不了大师一样，“模仿”得了他人的人生轨迹，却永不可能超越别人，相反，还可能迷失方向。

⑤师其意而不泥其迹。学习，不是跟着他人亦步亦趋，而是要善于汲取他人的思想、经验、教训，学习他人的精神、意志、品行，从而借助榜样力量，修正自己的方向，追逐自己的梦想，最终找到自我，成就人生。

⑥人生：的路要靠自己走。总是怀着“捷径”心态，就会走弯路。榜样人物就是人生的加油站，激励我们坚定地走好自己的路。一个人要走向成功，必须坚守、努力、勤奋。感叹“神女”刘洋的幸运时，可曾知道这“幸运”背后写满了她付出的超乎常人的努力?惊喜孙杨的碧波奇迹，可清楚“奇迹”背后是他16年不懈的努力、每天15000至20000米的超强训练量?羡慕比尔?盖茨的财富人生，又有多少人了解他在创业前就已有编程7年的经历?_____ ▲______，___▲___?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学习榜样，就是要学习他们坚定的信念、不懈的努力、艰辛的付出。

⑦学习榜样人物的过程，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唯有知道“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才能明白“我要到哪里去”，以及“我如何去做”。王潮歌有句人生感悟：“弄明白自己的长处，一生不愁。”对照榜样审视自己，用他们的意志磨砺自己的意志，用他们的精神振奋自己的精神，让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强大。

⑧成功是学习的馈赠，不少失败往往源自机械克隆与简单拷贝。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善于学习、坚持积淀，等到有知识、经验或智慧向外“吐”的时候，花就自然开了，柳也就有了浓荫。

⑨京剧大师郝寿臣曾告诫弟子，“把我捏碎了成你，不要把你捏碎了成我。”对于每个人来说，贵在从别人身上汲取营养，成为独特的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锻造成-把不同凡响的好剑，在时代的风浪中所向披靡，收获精彩的人生。

(选自《人民日报》作者：桑林峰)

材料一：

“知人论世”源出《孟子》中的一段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后人浓缩为“知人论世”。要想了解作者其人，就必须知晓他所处的时世以及他在这个时世中的行为和经历。

历史上，许多文学批评家都把“知人论世”作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如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晋人刘琨的作品时说：“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这是用刘琨罹逄厄运的经历，来解释其诗作何以多感慨悲愤之词。

“知人论世”常被学者视为重要的人物研究法。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历史学者朱成甲写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用的就是陈寅恪所说的“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朱成甲说：“我费了比研究李大钊本身的材料多得多的时间，去研究与之相应的背景，去研究与之相关的大量事件和人物。”朱先生这样研究李大钊，无疑比只研究李大钊本人的材料要全面、准确和深刻得多。李新、刘桂生两位史学名家评价朱成甲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时说：“它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这句话是对“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的极好说明。

（选自李乔《也谈“知人论世”》，有删改）

材料二：

孟子所谓“知人论世”，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成为一种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窗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人间词话》）。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介绍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通过持续的背景介绍，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表面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而本意却是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张籍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地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选自王美智《例谈“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有删改）

材料三：

文本的创造虽然脱胎于某种事件、特定社会环境，但一旦创造出来之后，它就有了独立性，就有了普遍意义，加上阅读者、理解者的多元性及其自由发挥的特性，人们不一定关切作者是谁，不一定关切它产生的时代。这就是文本所蕴含的理想性，或者文本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这对读者是有价值的，但这与作者是不是“如此”没有什么关联。由此，我们进一步说，文本的意义一旦创作之后，与创作者便是若即若离的，其即其离取决于研究者对文本的需求。如果研究者仅仅是满足艺术上的需求、满足某种共同的意义需求，那就是“离”；如果研究者想对文本的内容和性质、文本的来源和特点等作深入的研究，想对作者创作这种文本的缘由进行探索。那就是“即”。在前一种情况，文本是独立的存在，文本并不必然与创作者一致。因此，文本的阅读与解释，与“知人”“论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而文本的价值与影响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关于作者主体信息的情境下产生。司马迁说读到孔子的书，就想象孔子的为人。他根据文本去想象作者，没有人怀疑其想象的可靠性。而这种想象之所以存在、可靠，是因为它的“公式性”，即对每个作者我们都可以通过作品去想象他，但那不属于“身处”和“时世”了，而属于观念的逻辑，属于人文的理想，属于公共精神的需求。如此我们进一步说，文本的研究与理解，如果限定在“世”的范围，无疑有其解释学意义，而且是“知其所以然”；但只有跳出“世”的窠臼，我们才能“知其所以不然”。在解释文本实践中。离开“知人”和“论世”，并不是离经背道、毫无收效的行为，尤其不是缺乏创造的行为。

（选自李承贵《“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解释学命题的考察》，有删改）

随着美国不断挑起事端，全方位对中国频频施压，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正经受考验，国际秩序也愈发不稳。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就中美问题采访了俄罗斯知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卢金。

环球时报：很多人用“新冷战”来形容现在的中美关系，作为一名俄罗斯学者，您怎么看？

卢金：中美正在进入一个类似“冷战”的漫长地缘政治对抗时期。尽管现在中国在军事上弱于美国，但我认为已可以把当下中美的情况称为“新冷战”。

美苏冷战时，双方都在寻求统治世界，两个敌对阵营都宣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持最终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现在和当时不同：美国及其盟友保留了当年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即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并以此最终解决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全球抱负，中国只是在试图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主要经济利益。我将此局面称为“新型单边冷战”。

环球时报：关闭中国驻美总领馆，出台各种制裁中国官员的措施，对中国企业频频打压……类似事件都在美俄关系中上演过。中美关系会逐渐演变得像当下的美俄关系吗？

卢金：美俄对抗和美中对抗有一些相似之处，因为华盛领把莫斯科和北京都视为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手。不过，从大多数美国战略学家的角度来看，中国是更危险的威胁，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做得更好，打碎了美国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信念”——经济繁荣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上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转变。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反华措施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短时的异常”，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常态”。更多类似措施会接踵而来。中国必须学会在这一情势下生活，不要再期待时光的回归。

环球时报：外界很担心中美间发生军事冲突，您认为这可能吗？

卢金：总的来说，可能性很小。然而，无意中爆发热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相信，北京也注意到了这种可能。第一种潜在的可能是局部冲突的升级，比如在台湾海峡或南海；第二种可能是，美国的权利落入真正的狂人手中，这些人不关心战争后果，或者认为值得通过战争的代价去实现自己疯狂的目标。

环球时报：《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把中依明确定义为超过恐怖主义的“对美最大现实成胁”。美国对中俄的定位对世界秩序意味着什么？

卢金：这意味着世界将迎来一个漫长的对抗时期。中俄是非常不一祥的国家，它们为数不多的相似之处是：都是大国，都不想成为美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政治制度都与美国不同。事实上，任何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国家，都会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

这些国家要么改变政策，要么就该为同华盛顿及其盟友的长期对抗做好准备。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对抗将成为全球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球时报：作为一个与美国合作、竞争、对抗甚至缠斗了几十年的国家，俄罗斯有哪些经验与教训可以和今天的中国分享？

卢金：我可以谈谈俄罗斯这些年的经验教训。正如我刚才所说，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原因部分是意识形态，但主要是地缘政治。这意味着对一个大国来说，除非它无条件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并成为美国的“卫星国”，否则它永远不能完全满足美国的要求。

俄罗断、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大国，都需要彼此间互相合作以克服各自面临的挑战，同时与美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保持合作大门的敞开。

（搞编自《环球时报》，第5159期，2020年9月2日）

材料一：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之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是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视角进行高度概括的，然而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究竟是怎么打破的？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并没有细说下去。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苦苦地探寻。

我们知道，小说故事的元素是人物、情节、线索等，但如何组合，也就是结构方式，这オ是创造，才能显示作家的天才。曹雪芹正是在《红楼梦》叙事结构的组合方式这一点，打破了传统。

传统叙事的经典作品《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其时空表现形态虽各自不同，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叙事原则：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是一致的，文本形成的以主要的人物和主要的事件为枢纽来挽结和创建整体的时空结构，就是故事的时空结构。所以人们习惯在分析叙事的结构方式时集中在时间链条上，提炼出叙事的主线和副线，形成传统线性的单一的结构方式和思维方式。

《红楼梦》追求时间艺术的空间化，打破了传统线性单一的结构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历史、现实和梦幻混合、交织、重组，小说人物任意穿行在时间的隧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维构成的立体时间体系中来来往往。“现在”不是折射过去的记忆，便是投影未来的图像，有时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幻想，并在物理时间、心理时间、梦幻时间和神话时间里进进出出。“传统”在被打破，也体现出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即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的分离，创造了小说时间艺术的多维空间形式。这是我们过去认识不到的层画，也正是《红楼梦》叙事“新变”的内涵。

摘编自郑铁生《〈红楼梦》的故事是怎样讲的》）

材料二：

《红楼梦》是长于写实的。“石头”在全书第一章中答复空空道人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这段写实主义的声明由“石头”所做，有点令人哭笑不得，也有点中国式的聪明灵活的辩证法。

写实的作品中，穿插装点一些神话的、魔幻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使写实的作品增添了一些幻化的生动、神秘、奇异，使写实的作品也生出想象的翅膀，生出浪漫的色彩，这就比一味写实，除了实还是实的作品更文学了。

一般地说，写实的作品易于厚重，梦幻的作品易于轻灵，或反过来说，写实的小说易失之于拙，梦幻的小说易失之于巧。能不能把两者结合一下呢？厚重中显出轻灵，执着中显出超脱，命运的铁的法则中显出恍恍惚惚的朦胧。这是真小说家的境界，这是人生真味的体验。荒诞、幻化也是人的精神主体的一种要求，当科学性、必然性、可知性不能完全满足人的主体要求（包括观赏、享受的要求）的时候，荒诞性与梦幻性就应运而生了。

荒诞、幻化也是一种美，是一种突破了现实的硬売、摆脱了大地芜杂的美，就像梦的美，痴的美。荒诞化、幻化是把小说与人生间离的重要手段。《红楼梦》一开篇，作者就强调“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一方面强调不失其真，未敢失其真，一方面又强调不可当真。这就给创作主体留下了极大的艺术创造力纵横馳骋的余地，也为读者留下了阅读与欣赏的即进行二度创作的自由。

小说毕竟只是小说，至少首先是小说，虽然不如起诉书或辩护词那样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却因失去了这种针对性而获得了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

（摘编自王蒙《红楼启示录》）

材料三：

东晋一朝和明清两代，江南文化颇具特色，为《红楼梦》创作带来了深刻影响。

第三十七回写探春发帖倡议在大观园办诗社，其中有这样几句：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馀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则扫花以待。

这里引用前朝四个典故，如慧远组织莲社、谢安东山雅会、王子猷雪夜访戴、杜甫迎客扫花，除唐代杜甫外，其余三个均出自东晋，一个发生在东晋的庐山，两个则发生在东晋的江南，因其知名度甚高，探春发出的帖子，成了大观园中的人文化追求的效仿或竞争的一种标杆。

当然，从女性角度说，东晋时期江南谢道韫少儿时代咏絮显露的才情也自然会影响红楼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这不但在“金陵十二钗”判词中，直接用“堪怜咏絮才”来暗示林黛玉的才情，而且，元妃省亲时让宝玉写诗，宝玉反应迟钝，还是林黛玉帮宝玉代写了首《杏帘在望》，得到元妃赞賞，也让人想起谢道韫在发现小叔子王献之与客人议论时理屈词穷，就隔着帷幕代王献之重新论并，终于扭转局势，所谓“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而后来，林黛玉与史湘云联句时的那种自信，林黛玉和薛宝钗同咏柳絮词的夺人眼球，似乎把围绕着的谢道韫女性才情，进一步发扬光大了。

再看明清，就群体论，明清时代的诗社，特別是女性诗社的出现，是不同于晋代的一个江南文化重要特色，如清代在江南杭州成立的“蕉园诗社”和乾隆年间苏州成立的“清溪吟社”等，给《红楼梦》描写女性创作群体提供了基本的现实依托，并反过来激励启发了后续的江南女性创作，大大挑战了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

就个人言，《红楼梦》多次提及明四家唐寅、仇英等人的绘画。特别是苏州才子唐寅，在小说中，如草蛇灰线般若隐若现，对小说不同人物的个性塑造、言行刻画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不少学者指出，林黛玉的《葬花吟》与唐寅的《花下酌酒歌》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唐寅在生活中也有哭花、葬花之举动。

总之，一种由晋代开启的江南性情文化传统，在明代得到大大发挥，并在清代《红楼梦》中体现出集大成的意义。

（摘编自詹丹《一部（红楼梦〉，是江南性情文化传统之大成》）

人有“人设”，城有“城设”。在城市形象传播中，每个城市都想在人们心中种下一颗有标签的种子，或温婉豪放，或休闲激情，等人们要出门之时，这颗种子即刻生长，“抢夺”行人的最终决定。

短视频出现之前，城市标签多是由地方政府主导，集中来自旅游、传播、历史、文化等方面学者的智慧，共同拟定出一个城市的象征性标签，然后动用各种传播资源，花掉不菲的宣传费用，甚至不惜建构事实上的标志性建筑，让这个标签亮起来。但现实是，这样的形象传播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因为不管是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还是我们身处的传播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城市形象传播，是一种规模化的政府宣传，城市的管理者是主导者，请大导演、大明星，拍个大宣传片，然后组织资源去传播。现在的城市形象传播，是一种个体化的随机性传播，路上的快递小哥、街上的摆摊大姐、茶楼酒馆的老板及员工、天南地北到城市旅行的游客……每个人都可以举起手机随手拍摄、即刻传播、立刻回复，城市形象被每个人传播，可能在不经意间突然爆红。

按照传播学理论，新传播技术催生了新传播形式，赋予了个体前所未有的传播能力和传播资源。城市形象传播，由原来的广场式大宣传，变成了场景式个体化传播，人们很少再有耐心看完导演好的城市宣传片，而是在指尖上翻看各个城市“人间烟火”的现场表演。城市也不再是由钢筋水泥、标志性建筑组成的跟公众有距离的所在，而是有生活、有温度、有情感的零距离场所，城市百态显示得淋漓尽致，市井生活呈现出不同城市的别样姿态。画面不一定精美无比，记录却一定是实实在在的。

这是城市形象传播在短视频新势力下出现的新景象。在这个新景象中，城市形象从规模性的宣传变为渗透式的传播。由知识渊博的专家和严肃认真的组织机构设定的城市形象宣传，变成了指尖上分享式的娱乐性传播。城市形象宣传的宏大话语，变成了社会传播的个体话语，一个个短视频，由于公众个体的介入，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染力。由街道、高楼、标志性建筑等构成的“千城一面”，在声音、影像、文字的融合中，夹杂着慨叹、震撼、享受、新奇的情感代入，一个个城市形象鲜活起来，变得更加真实，更具温度，更有号召力。当然，城市形象的传播渗透，还可以出现在电影、电视剧等影像之中，就像最近某春节档电影塑造的山城重庆，让公众看到了重庆的迷人魔幻之处。

整体而言，由新传播技术催生的短视频新势力，让人时时刻刻感受着一个个日新月异的城市。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传播形式，更新了城市形象的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样态，再加上日益挑剔、永不满足的受众，一个城市的文化、历史等在触手可及的短视频中更加生活化、个体化、立体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形象设定的内涵在变化，要由绞尽脑汁的设定转变为扎扎实实的建设。在短视频的传播中，城市建设的软件和硬件，都会被不带包装地呈现出来，城市本身魅力来源于真实而不是宣传，人们会在短视频的笑声和泪水中去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理解的城市形象设定。

（摘编自任孟山《短视频带来指尖上的城市形象传播》）

材料一：

①近一段时间，内卷化成了一个网络热词，被频繁地用于各类社交媒体针对诸多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之中：从对各行各业内日益普遍化的“996”工作模式的声讨，到对高考负担过重与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趋势的担忧，甚至到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批判与解读，内卷化一词成了公众对复杂现象进行描述与深入剖析的概念切口。

②然而，同基于内卷化概念的相关讨论方兴未艾的图景相悖的是，人们对内化一调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何往往不甚明朗。内卷化，这一源自文化人类学域，最初被用作描述社会文化变迁规律与分析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的专业词汇，其原意已然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经由不断的解构与重构延伸出了更多新含义。

③内卷化，亦称过密化，最初由文化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提出，用于描述社会文化模式的变迁规律，即当一种文化模式进入到最终的固定状态时，便逐渐局限于自身内部不断进行复杂化的转变，从而再也无法转化为新的文化形态。而在中国语境下，内卷化概念最初闻名自历史学家杜赞奇对于古代中国经济生活的研究成果中：杜赞奇借用内卷化一词描述清代人口爆炸，廉价劳动力过剩，从而无法带动技术革新，使得古代中国的经济形态长期停滞于小农经济阶段的发展状态。其后，历史学家黄宗智在其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将内卷化总结概括为对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经济状态的描述，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内卷化定义的共识性理解。由此，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开始逐渐将内卷化概念延伸至更广泛的研究领城当中，以求借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存在的诸种问题。

④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内卷化的具体内涵从最初对于社会文化变迁规律与分析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的描述，已逐渐产生了演变：对于个体而言，内卷化——无论体现在考生之间的升学竞争当中，还是体现在各行各业内正在日趋普遍化的“996”工作模式当中——更多指代其学习、工作与生活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与成本，却并不能相应地获得更多回报的“无效努力”的状态；而对于宏观社会而言，诸多个体的内卷化又能够引发整个行业乃至社会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却需要付出同以往相比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整体效率下降的状态。

⑤内卷化相关话题的主要参与者，通常是接受过良好教育，受雇于学术机构、金融领城与互联网行业等部门的青年白领群体。一方面，面对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健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等旧问题，以及“996”工作模式的普遍化、社会阶层固化与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等新问题，这些群体基于自身晋升困难、劳动权益难以获得保障、暴露于潜在的经济与健康风险却又无力改变，从而不得不继续从事日益常态化的过度劳动的处境，往往可以在内卷化概念对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的描述当中取得情感上的共鸣。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文凭在近年来愈发陷入通货膨胀化的趋势，社会竞争的压力并未伴随着全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而得到抑制，反而被不断地加剧，在这一背景下，“高学历”标签在就业市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渐从锦上添花之物沦为最基本的“敲门砖”，而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白领群体，其“身价”同样亦相应地快速贬值。

⑥在此基础上，内卷化所映射出的，由诸多个体的内卷化所引发整个行业乃至社会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却需要付出同以往相比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整体效率下降的状态，成为一种足以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并同白领群体们所面临的无奈而迷茫的处境高度契合。

⑦内卷化一词的流行，反映出当下大众对于既有社会问题的反思欲望正在逐渐激活，但即便如此，相关讨论仍存在诸多局限之处。一方面，滥用内卷化一词对各类相互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联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做法仍略显牵强，即便是在专业的社会科学领域内，面对流变而复杂的现代社会及其林林总总的症结，没有任何单一的概念拥有对其一言以蔽之的能力；另一方面，内卷化一词武断而过度的使用往往会导致我们对于复杂问题的理解变得过于简单化。

(摘自冯皓辰(内卷化：一个学术名词如何得考生、社畜和时代的共鸣》)

材料二：

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阶层开始固化，内卷成了一件越来越普遍的事情，就像卷心菜，始终在原地卷自己，既不会再长高了，也不会再变大了，从此停滞不前。

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出现新的变化之前，面对这个“内卷化”的时代，我们该如何跳脱出简单自我重复，没有任何变化和改观的圈层，实现人生的跃迁呢？

首先要做的，不是自怨自艾，而是反思自己当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如此，你才能开启自我成长自我进化，避免被卷入无效的低水平重复中。成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实践，去行动。换句话说，你需要一步一步地去行动，去试错，然后通过这个过程中的思考，来对行动的方向和节奏进行调整。就像你要学游泳，不是先去找一本游泳的书，而是先下水去试着感知水的属性，然后在练习的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动作哪里做对了，哪里做错了，进而去调整游泳的动作，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学会游泳。所以，认知升级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行动中的反思。之所以行动中的反思可以对抗“内卷”，是因为在内卷化的时代，我们会倾向于在舒适区里画地为牢，虽然看起来很努力，但却并没有什么用。而行动中反思，不仅要求我们通过行动来获取认知，并且要在行动中去反思自己获得的认知，去伪存真，改良我们的行动，然后真正地让我们的认知升级。只有你获得了人与人之间认知上的差异，你才有可能避免卷入一场毫无意义的人为竞争，进而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很多人的内卷，来自于从众，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更分不清自己人生里的轻重缓急。就像别人加班了，你也一头扎进去加班，别人家小孩练琴了，你也要给自己家小孩报班，结果就进入了内卷化的陷阱。爱因斯坦曾说，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这其实就是一个升维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改变自身看问题的视角。提升自己   的思维层次，拓展出新的人生视角，发掘出一个全新的人生格局。你才有机会跳脱出内卷化的生活，从自身真正的价值观出发，打破低效的自我重复，避免无效的竞争，完成人生的破局。

内卷”的一个特点是僵化，我们呆在原有的圈层里，看似在不断努力不断精进，其实都是一些无效的自我重复。在生活的各种“内卷化”之下，我们很多人会失去工作和生活的热情，感觉人生无趣无聊。这时候，超越“内卷”的关键，就是创新，通过找到新的人生赛道，拓展自身能力圈，从而走出当下的囚徒困境，获得再次发展。

(摘自《“内卷化”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实现人生跃迁？》)

材料一

近日下发的《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指出，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求中小学校通过有关课程和活动开展书法教育。

书法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乃至世俗生活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电脑、手机的普及，人们的交流方式以及学习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有所削弱，书法教育的状况堪忧。首先，中小学学生书写不规范、不工整、不美观，字迹潦草；其次，“双姿”不规范的比例很大，坐姿和握笔姿势不正确；再次，学生普遍缺乏写好字的心态和习惯，多数不在意字写得不好；最后，“提笔忘字”现象日益严重。

全国中小学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郭振有提出，1988年成立的中国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积累了丰富的书法教育的经验，各地应借着“书法进课堂”的东风，扩大书法特色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

（《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25日12版，有删改）

材料二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书法教师队伍建设。要逐步形成以语文教师为主体、专兼职相结合的书法教师队伍。目前，广东省中小学书法教师队伍的基本情况如何呢？现有的教师是否能够胜任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需要？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一次面向广东省中小学语文教师和美术教师的问卷调查。

接受问卷调查教师所在的学校中，配备有专职书法教师的占18.77%，由语文老师兼任书法教师的占27.18%，由美术老师兼任书法教师的占25.6%，没有配备书法教师的占28.45%。缺乏能胜任书法课教学的教师这一现实也在另一项统计结果中反映出来，高达48.35%的教师认为目前学校开展书法教育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可胜任的书法教师”。

要解决书法教育师资队伍不足的问题，建议加强现有教师队伍的培训，还要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学校聘请有书法专长的校外人员（尤其是当地少年宫和文化站的书法教师），经过适当的教学培训后担任学校书法教师。

（冯善亮，周凤甫《广东省中小学书法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节选）》，2015年1月）

材料三

当前教育部稳步推进书法教育进课堂工作成绩显著。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对“识文断字”基本功提出新的要求，总体目标是打造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的示范标杆，培养学生的“一种能力、两种意识”。

但在继续推进中小学书法教育工作的落实中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着一些问题。江西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对全省35所中小学抽样调查显示，86%的学校因没有书法师资、教材等问题，开设的书法课走过场，形同虚设。

如何把书法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理事卢中南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他建议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开设书法课的情况全面调查，建立相应的督导机制，提高书法的地位，将书法作为推进中小学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书法评价机制，并明确列入教育督导和评价中；重视并定期检查书法教学实施情况。成立专业的书法教育监管小组，每学期、学年到校巡管，检查开课的真实情况，重在监督落实。对书法获得成果的奖励制度要等同于其他考试科目。要设立书法教师资格证，有明确的书法专职教师的“入职名额编制”，使书法教师专职化。除提高书法教师地位、保证书法教师专职教书法外，必须对全体教师进行汉字书写培训，尤其是语文教师。尽快制订师范生的书写技能训练目标，尤其是师范院校文科学生必须有相对严格的书法课程。

卢中南说，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再到家庭，合力形成严密的书法教育管理机制，才能把书法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中国艺术报》2017年03月06日7版，有删改）

宋代韩驹说：“作语不可太熟，亦须令生。近人论文，一味忌生语，往往不佳。”何以用熟语创作出来的作品欠佳呢？胡仔解释说：“事浅语熟，更不思究，率尔用之，往往有误。”从文艺心理学角度看，正因为用语太熟，文人不经思考便“率尔用之”，致使创作进入了无意识的自动化状态，结果就出现了纰漏。胡仔的说法有点流于皮相之谈，其实这样炮制的作品即使没有错误，也终究是满纸套语，缺乏新意，难以摆脱平庸的宿命。王直方在其《诗话》中说：“圆熟多失之平易。”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过熟则滑。”表现的圆熟，读者虽然易于接受，但失之于顺滑，留下的印象必不深刻，因此接受效果难免会打折扣。表现的圆熟，还给人似曾相识的陈旧感，让人产生审美疲劳，甚至滋生排斥和逆反心理。有见识的作家，都知道处理好诗文生与熟的关系。蔡绦在《西清诗话》中记载：“王仲至召试馆中，试罢作一绝题于壁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荆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作‘奏赋《长杨》罢’，且曰：‘诗家语如此乃健。’”把“日斜奏罢《长杨》赋”改为“日斜奏赋《长杨》罢”，王安石只调换两个字的位置，就充分凸显了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差异，在表达效果上化惯常为新鲜，化熟悉为陌生，同时也有一股内在的劲健灌注其中。魏庆之在《诗人玉屑》“语不可熟”条中说：“东坡作《聚远楼》诗，本合用‘青山绿水，对‘野草闲花’，以此太熟，故易以‘云山烟水’，此深知诗病者。”苏东坡深谙“熟”的危害，于是改弦易辙，以陌生化的方式进行应对。陌生化理论认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苏轼的对句，打破了常规，给人一种春风拂面的新鲜感。

对艺术世界完全陌生，当然不可能创作出作品；只有具备了基本的艺术素养，对前人艺术成果有所熟参，对艺术形式上的规则了然于心，艺术家才能进行创作。由此可见，艺术创作是基于“熟”的。但是熟了之后还须能“生”。清人王澍说“书到熟来，自然生变”；郑板桥也说“画到生时是熟时”，他们的表述都隐晦地蕴含这一要求。常言亦道：熟能生巧。所谓“生巧”就是生出新变、生出妙趣的意思。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新变，须反常而合道。熟后不能生，艺术就了无新意，创作的意义将大打折扣。反常而不合道，艺术就步入了险怪一途，其接受和评价将受到影响。艺术创作从生到熟，又从熟到生，这一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就是艺术自我圆满、自我突破的过程。

明代诗论家谢榛说“贵乎同不同之间，同则太熟，不同则太生。”清代沈德潜认为：“唯生熟相济，于生中求熟，熟处带生，方不落寻常蹊径。”以此观之，前人对艺术生与熟的搭配，已有明确的意识，只是没有具体量化而已。在当今这个崇尚科学、一切都趋于量化的时代，艺术作品中生与熟的比例是多少才好呢？有研究表明，70%的熟悉，30%的陌生，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古人今人如流水，几乎每个文人都感叹余生也晚，好文章被前人写尽了。丰厚的文学传统对每个作家都构成了压抑，因此影响的焦虑在所难免。如何进行创新，前人进行过艰苦的探索。梅尧臣主张“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倡导“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说的都是要以旧为新，把熟悉的内容用出新意，使之既似曾相识，又截然不同。只有这样，才真正做到了“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

既要避生，又要避熟；既要熟，又须熟而能生，艺术创作中生与熟的问题，简单又复杂，关涉技与道，能不高度重视吗？

(摘编自朱美禄《艺术创作的生与熟》）

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在对西方史学的借鉴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借鉴必然要经历一个从简单模仿到批判选择再到自主创新的过程。目前，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将理性的批判借鉴升华到自主学术创新层面。新时代，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在学术体系上摆脱西欧中心论、西方史学理论的束缚和影响，用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破除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西欧中心论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已成为横亘在一些世界史研究者面前难以逾越的障碍。以西欧中心论来考察世界历史，往往会出现一些错误倾向。比如，将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灭顶之灾的殖民侵略美化为史诗般的“地理大发现”，这显然背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取向。破除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这要求我国世界史研究者在治学思路上要有新突破。中国是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我国学者当然应该有自己的视角，应该站在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高度写出自己的世界史，只有这样的世界史才是中国人应该贡献给世界人民的世界史。

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连续性、丰富性在世界史学发展中无出其右者。中华民族是具有高度历史理性的民族，注重以史为鉴，善于用历史理性在变化中把握真理。西方许多学者看不出中国史部典籍中的思想观点所蕴含着的丰富的理论与方法，不理解中国古代史家“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达方式，从而错误地认为中国虽然历史典籍丰富但史学思想贫乏。当前，我们要以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需要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比如，以《易经》的“通变”思想解读历史变动以及制度的因革损益，以《公羊传》大一统思想论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合理性。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关键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以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去考察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整体轨迹。

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如何回答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是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提出的时代任务。为顺应时代发展大趋势，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显然突破了西方国家以邻为壑的狭隘视角，是对中国古代“天下一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国世界史研究要深入回答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世界史学科的时代价值。

“疫”这个字人人敬而远之，但就它的字形结构看，除了避之不及的“疒”，它里面的部分其实是“役”的省略，表示“疫”的意思同“役使”有关，因为古人认为，瘟疫大都是恶鬼驱役坏东西兴风作浪。

“役使”这种行为是人类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所付出的努力，是人类智慧与社会进步的体现。在我国古代，牛早已成为可供人们役使的一种富力。比如在“犁”字中，“牛”表示犁这种农具以及用农具耕田都与役使牛有关。《诗经》有一句：“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其中“睆”的意思是明亮。“服箱”是驾车、拉车，因为“箱”最初指古代的大车，这两句诗说的是天空中闪闪发光的牵牛星，它虽然名叫“牵牛”，却并不是被用来驾车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牛已经成为人们在生活中用于负重、运输的一种重要工具了。

大文豪苏东坡在一首题为《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的词中写道：“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这首词既写了春天的景色，同时也是一幅立春时节的民俗风情画卷，其中的“春牛”，是传统民俗中人们用泥土、芦苇或纸于立春前一日做成的“牛”，在立春那天用“春杖”鞭打“春牛”，以示迎春、劝农和催耕，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比较有趣的是，“耕牛”从古至今指的都是耕田的牛；可是与之相对的“犁牛”，在许多古代的工具书中却被解释为“杂色牛”。因为《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句中“骍”原本指赤色马，随之也指赤色牛等，后来还表示赤红色。我国古代有崇尚“正色”的传统，“赤”与“青、黄、白、黑”同属五种正色，所以，赤红色的牛马被视为品相高贵。因此，孔子的这句话是说有杂色皮毛的公牛，生下来的小牛犊却毛色赤红，人们可能因为小牛犊出身卑微而不让它当主角，可是圣明的山神水神也会像人一样舍弃它吗？这句话表明了孔子“不以出身论英雄”的主张。由这句话后来还引出了“犁牛骍角、犁生骍角”等成语，大意是普普通通、甚至有些卑微的父辈，却生下了鹤立鸡群的儿女。

实际上，耕牛外表的毛色与样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服务于农耕等事务的能力与态度。农业是立国之本，勤劳坚韧的耕牛，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农耕的得力助手。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耕牛也正在让位于人称“铁牛”的拖拉机等一系列农业机械，见证了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新农业的气象与辉煌。

从另一个角度看，“犁牛骍角”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种写照。中华祖先筚路蓝缕，从在大自然中寻觅食物，到草创农耕文明，学会种植、发明农具、蓄养牲畜和兴修水利，一步又一步、一代接一代地建立并发展了灿烂的中华农业文化。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全国人民更是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抚今追昔，正是中华民族这种坚忍不拔、默默奉献的“耕牛”精神，让中华民族如山如阜，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摘编自张一清《“耕牛”精神代代传》）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时，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是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的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