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类 知识点题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友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周汝昌

    晚清有一个姓陈号蜕庵的学者曾指出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应当归入子部。我觉得这个人实在了不起，归入子部，等于说《红楼梦》不是传统观念中的野史或“闲书”，而是一部思想巨著。在晚清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可惜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与重视。

    他说的“子部”，就是指我们中华文化体现于书册形式上的“四部”“四库”：经、史、子、集中的“子”类，皆为古代大思想家的论说，亦即“诸子百家”的“子”。这就点明了《红楼梦》的巨大的文化蕴涵。这是敏锐的文化眼力与灼见，十分重要。

    何谓“文化”？“文”，大家都懂得，那么这一个“化”字如何理解呢？“化”即感化、教化、潜移默化、春风化雨之“化”，而且古时以异族学习汉文化为“归化”。要想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必须先学会“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是中国文化最高之境界。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记得甄士隐与贾雨村，但有谁记得他们二人的名字？贾雨村，名“化”，取“春风化雨”之意，表字“雨村”。甄士隐，名“费”。《四书》中有句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故名“费”，字“士隐”。在雪芹时代，读书识字之人一看都懂，又有义理又有趣味，而且还谐音，有双关妙语的匠心。这是独特的汉语文之魅力！我认为汉字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中华文化的特征有两大条主脉：一条是“仁义”二字，这是自修待人之道，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另一条是才情灵秀之气，正是这才气智慧凝结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懂了这两端，再看《红楼梦》，体现的也主要就是这两大方面。即：人际交往、社会伦理、道德仁义与才情灵秀之气所缔造的精神事业。

    有人问我研究红学多年的体会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沁芳”。“沁芳”二字又有何重大意义，值得研究五六十年始明吗？这是因为：大观园的一条命脉是沁芳溪，而所有轩馆景色都是沿着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是故沁芳亭、沁芳桥、沁芳闸，都采此名。

    《红楼梦》中“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写到宝玉与众清客穿过“曲径通幽处”，见到园中一带清流泻于石隙之下。贾政欲因水取名为“泻玉”，但宝玉认为“泻”字不雅，提议名为“沁芳”。“沁芳”这个美好的名字的取义当源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莺莺上场时那段唱词：“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芳”即“落花”，“沁”即“浸于水”，正是《西厢》“花落水流红”的“浓缩”和“重铸”——它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即“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字面“香艳”，内涵沉痛。这就是汉字语文的精髓之表现。

    如果你不懂《红楼梦》与我们的文化的关系，你又怎能懂得它的价值意义，又怎能领会欣赏它的意境之美妙呢？（有删减）

【注】红学，即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五四运动前后，红学作为一门严肃学问堂而皇之步入学术之林，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20世纪三大显学。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艺术实践证明。要相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人物性格在内矛盾。知果不能把握和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真实和社会历史的真实，不能把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成功地祠示出术，就没有活行行的真实的人，就没有真正深刻的典型。

    巴金曾经指出：“为了应付新的需要，有人注意到了优点和缺点，于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加入一些缺点，在动摇人物身上加入一些优点，总之使得每个人甚至反面人物都带有‘人情味’。但是作品里面的那些人仍然没有血色，不像人。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原因是，除了优点和缺点以外，活人的身上还有别的东西。”人类复杂的内心图景，不是用几笔鲜明的色彩可以描画清楚的，不是“优点”“缺点”这种具有确定范围的概念语言可以概括的。事实上，人的性格世界有很大的模糊特征，了解人物形象的模糊性，对作家塑造人物性格，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性格元素模糊性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之间往往是不同向的，甚至是彼此矛盾对立的：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肯定性方向，表现为善，表现为美，表现为真，表现为圣洁；另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否定性方向，表现为丑，表现为伪，表现为鄙俗。这种双向性，使一个人的性格表象变得纷纭复杂，使一个人有时像他自己，有时又不像他自己；有时忠于他自己，有时又背叛他自己。这就是说，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往往不能按照同一确定的方向运动，而正是这种非同向发展的各种性格因素，才形成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例如构成阿Q性格整体的元素是非常复杂的，而这些复杂的性格元素，又表现为双向性：质朴愚昧又狡黠圆滑，率直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故弄又忍辱屈从……这些元素在自身运动的过程中，互相碰撞，互相交叉，形成复杂的性格表象。

    性格元素模糊性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每一个性格元素内部都带有二重性，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此，性格元素自身的性质不可能完全确定，它在不同的情境中总是显示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变化。例如，当一个人在追求真理时，“倔强”的性格元素就表现为肯定性质的“韧性，”而当真进不复存在时还要硬去碰撞，“倔强”元素就转化为否定性质的“固执”。一个人的勇敢，在某种情况下可表现见义勇为的善，在某种情况下则又可能表现为不又亦为的忍。李逵的勇猛有时表现为非常可爱的战斗精神，有时则表现为“排头砍去”的鲁莽。

    此外，性格元素的本质往往不是直接袒露着的，它会被假象包裹着，从而显现出表里矛盾、似是而非的情状，使人们感到难以捉摸。狄德罗曾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因此，要写出鲜活的人物形象，确实值得写作多下一番功夫。

（节选自刘再复《性格组合论》，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表示了担忧：“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唤醒文物的青春

李思辉

    彩陶瓶上，脸部“伸出”了舌头；猪面纹彩陶壶上，眼睛“转”了起来，配文“容我想想”……近日，甘肃省博物馆推出的一组文物表情包在网上走红。博物馆负责人称，表情包是“让文物活起来”的举措之一，希望通过此举让大家更了解文物。

    该馆推出文物表情包，把严肃的文物和大众娱乐“混搭”在一起，勾画出一种别致画风，深受网民喜爱。这种看似“不着调”的搭配，实则非常用心，契合了文化审美上的冲突美。

    在世俗视角里，“冲突”两个字往往充满争议。一些人在艺术审美上过分强调匹配、协调、柔和，笼统地认为有冲突就不好。实际上，在中西方美学中，“冲突美”都一直备受推崇。尤其是现当代，“冲突美”在文学、绘画、电影等视觉艺术作品中非常常见。法国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断言：“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这句话一度被人们看为“戏剧定律”。梳理研究我们会发现，包括《赵氏孤儿》《雷雨》在内的很多中国戏剧、小说都饱含着浓郁的冲突美。

    “文物表情包”把庄重严肃的文物与戏谑不羁的网络流行语“拉郎配”，除却了前者的腐朽呆板之气，赋予了后者传统文化之魂，二者在强烈对冲中，达到了寓历史文化于网络流行语之中的“中和”。这是“文物表情包”没有明显违和感，被赞“魔性十足”的直接原因。此前，网上很火爆的康熙“朕知道了”纸胶带、“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的动态照片等，之所以迅速蹿红，也是因为“冲突”让静态的文物“活”了起来。

    赞赏“文物表情包”的冲突美，并不意味着此类创意可以无的放矢。相反，它必须谨慎着手、小心为之。精心推敲文物与网络流行语的内在联系，确保二者实现顺畅融合，避免不搭调。拿捏好尺度，防止戏谑太过对文物的严肃性造成亵渎，产生违和感。文创作品可以活一些，但文物毕竟相对传统严肃，在创作过程中必须把握严肃性与娱乐性之间的平衡，否则就可能弄巧成拙。包括“文物表情包”在内的文物宣传推广，有的虽算不上正儿八百的文艺创作，但其创意和设计也需遵从审美规律。

    正如专家所言，让文物活起来，既要面对博物馆自身，不断挖掘文物藏品的文化内涵，让文化遗产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也要面向公众，创新文化传播的表现形式，让文物的故事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人心，融入百姓文化生活。以合适的方式把历史久远的书画古玩、瓶瓶罐罐，从尘封中请出来，唤醒文物的青春，为人们所喜所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贵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贵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弭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根，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强调教育教学功能，将书院视作学校，这是宋代书院的一个特点，而其结果就是书院与科举相结合。它是历史的选择，对书院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自从选士的科举和养士的学校扯到一起后，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就成了令人头痛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北宋中后期三兴官学就做出了将二者剥离的努力，但积重难返。

    南宋理学家们也曾有过对官学进行改革的尝试，失败之后，他们弃置官学，转而致力于官方书院的建设。具体的做法仍然是从批判科举入手。张栻在《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刘珙建设的目的是“岂特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エ而已乎？盖欲成就人オ，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可见岳麓书院并不反对科举，但反对仅仅为了科举。这种态度比较现实，意在科举之外另辟新径，以达到书院的教育目标。

    白鹿洞书院的做法更为灵活，朱熹发布《招举人入书院状》，为即将奔赴临安参加省试的举人办起了培训班。此举意在利用集训的机会，以理学家讲学修身的一套来修正世俗的科举观念。其用心仍然是在以书院来匡正迷失方向的官学教育

    等到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为石鼓书院作记时，他总结历史，观照现实，提出在地方官学之外，另立门户，创建官办书院，“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也就是说，在理学家们看来，官方书院和州县官学同属于国家教育系统，而书院被定位在补充匡救州县官学不足的坐标上。这与替代官学的北宋初年完全不同，理学家们这时追求的目标是，让官方书院主要作为修正官学沉迷科举的弊端而存在。

    官办书院如何去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呢？理学家们设计的理想目标是，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关于这一点，朱熹曾清楚地表述为“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理学家并不泛言反对科举，只将反对的目标锁定在仅仅以科举为目的这一点上，而将大量的精力倾注于讲学事业，希望以自己理学的教育理想来化解消融书院生徒的利禄之心，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南宋学者，不分派系，无论朱陆，在对待科举的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既认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又对其不可胜言之害深恶绝，而希望以“讲学”来予以救正。其“大要”在“续洙泗之正传”，而“淑诸人者”，无外乎为“忠君、孝亲、诚身、信友，用则泽及天下，不用则无愧俯仰，如是而已”。至于救正之方，也就是讲学的内容，则各家各派已呈现不同特色，“天理人欲之分”剖析章明，是张栻、朱熹的长处，“喻义喻利之论”敷阐精至，是陆九渊的强项。

摘编自邓洪波《宋代书院的开拓与进取》）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人类社会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空间是固定、具体的，而时间则需要通过某种办法加以测定和标识。人们测定和标识时间的参照最初是感知和观察到的物候和气候的变化。什么时间月圆了、月缺了，什么时候气候转暖，种子发芽、庄稼生长了……这些变化就被我们的先人用来作为早期测定时间的依据。

    时间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人们为了更准确地衡量、计算、记录时间，就要进一步选择具有普适性、恒久性和周期循环性的参照物。于是，太阳、月亮、谷物的成熟期等，就成为了优选的参照系。人类很早就学会观察日月星辰，用以测量时间。大约在纪元前五千年，人们利用指时杆观察日影。纪元前11世纪，已经有了关于日晷和漏壶的记载。详细记录时间的钟表的发明，大约是13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了。

    协调和规范各民族或国家群体内部公共时间制度的，是各国的特定历法。世界现行历法最为普遍的有：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太阳历或称阳历，我国当今使用的公历就是这一历法，作为我们传统时间制度组成部分的二十四节气的制定，实质上也是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还有以月球围绕地球旋转周期为参照物的太阴历或称阴历；我国自夏代开始使用、后经汉武帝太初元年修订的兼顾太阳历和太阴历确定的历法是阴阳合历，即所谓“夏历”“农历”，或俗称的“阴历”“旧历”。这样说来，我们的夏历是既参照了对月亮的观察，又参照了对太阳的观察而制定的。

    我们的民间传统节日体系，例如春节、元宵节等都是依据过去千百年来通行的阴阳合历而确定的。这种历法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正像我们对光华照人的月亮以及太阳倍感亲切一样，对使用了几千年的阴阳合历我们同样有着深深的钟情和依恋。

    为了找到一个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又准确标识寒暑往来规律的计时办法，人们将一年365天平分为24等份，分别给予一个名称，如立春、雨水等，于是就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时间标识制度。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节气的名称与今或有不同，但在汉代刘安著《淮南子》中，就明确有二十四节气名称的记载了。各个节气都有明显的“物候”作为标志，即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我们的先人发明节气，把自然界的变化、动植物以及人体功能的状态和变化都反映出来了，而且相当准确：雨水，草木萌动；立秋，凉风至等。这些都是从人们对自然界的细腻感觉出发而形成的，体现出对客观规律的准确认知，相当科学。

    以上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合并使用的阴历阳历时间制度，各有其科学依据、计算方法和历史发展进程。表面上看来似乎互不关联、彼此相悖，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交错使用、互为补充，形成了协调并用、多元而统一的时间计算体系。这个多元而统一的时间制度就是我们中国人生产生活节律和节日体系的背景。

（刘魁立《中国人的时间制度》，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生态文学是伴随生态问题出现而产生的文学门类，可以说，生态意识催生出生态文学。当然，生态文学不只主题关乎生态，还追求一种“美”的境界。这种境界表现为，在作品中不仅再现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是怎样的，而且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生态文学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不长，仍是一个新兴的文学形态。但它有着自己的特质。

    这种特质首先体现在，报告文学表现突出，多种文学体裁并进。早期生态文学多采取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文学形式以报告文学和散文居多。报告文学如徐刚写沙漠化防治的《穿越风沙线》，岳非丘写长江污染防治的《只有一条长江》等，可谓第一人称表达范例。散文如苇岸写华北大平原上动植物及农事活动的《大地上的事情》等，影响深远。近年来，小说和儿童文学领域也不乏生态文学佳作，带给我们惊喜。长篇小说如周建新写人与海的《老滩》，中篇小说如老藤写生态变迁的《青山在》，儿童文学如陆梅写海岛的《无尽夏》等，都可圈可点。

    全面观照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进展，是生态文学的又一特质。近年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以及植被保护成效明显，生态文学作家以自觉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关注和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热情讴歌和礼赞生态环境保护者。蒋巍《塞罕坝的意义》讲述塞罕坝三代人种树护林的故事，陈启文《穿越共和盆地》真实记录与反映新中国治沙成就，李云峰《汾河行思录》关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等等。这些作品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多个领域，呼吁人们提高生态环保意识，以更大力度、更多措施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生态文学还以与时俱进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当代文学增添新质。生态文学一个重要特征是突出作家置身自然的体验和感受，或者说，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其体验和感受，这是生态文学的独特之处。生态文学作家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无论记人、叙事、状物、抒情，或是回溯历史、描摹心灵，都能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关注自然生态到走入人类内心，关注人类普遍精神生态。作家们以人文主义情怀，对人类社会生态问题进行理性深刻的剖析与反省，努力去探寻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出路。

    随着以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为代表的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积极变化，逐渐认识到生态问题关涉深层文化。这就要求生态文学必须进入人的内心：道德对我们的约束、我们对自然的敬畏、我们对发展的审视和思考，无不是生态文学着重考量的课题。将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精神深深嵌入民族文化，把生态文明的种子播入读者内心，是生态文学的使命和责任。

    生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但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念，乃至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学作用巨大。生态文学从生态问题中来，到人的灵魂中去，帮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认识到人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融入和回归自然。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的脚步越走越坚定，绿色之路也越走越宽广，生态文学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生态文学作家当以更多洞察、体验和激情，以更好的表达，探寻生命万物之关系，表达对美丽中国的畅想，助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

（摘编自李青松《生态文学绿意盎然》，2020年4月3日《人民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开创了古代金融的新篇章。

    宋代在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信用形式有借贷、质、押、典、赊买赊卖等多种形式。借贷分为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政府借贷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在紧急情况下通过贷给百姓粮食或种子的方式，帮助他们度过困境。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它可以解决社会分化和“钱荒”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特殊支付和燃眉之急的需要。质、押是借贷的担保形式，由质库、解库等机构经营。质属于动产担保,它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于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契约交付债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在典期内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出典人也不必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存在着通货紧缩现象，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遍，几乎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从实际效果看，它解决了军需、加强了流通，更重要的一点，它对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构成了冲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对货币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钢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纸币和印刷技术保障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和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出现了诸如茶引、盐引、交子、关子和会子等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茶引、盐引要求相关人员先用粮草或现钱的付出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凭此类纸质信用工具异地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这些信用工具的使用，除了可发挥信用功能外，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在专卖货物领域能够共同获利，既有利于商人从政府专卖的货物中分得一份利益，又有利于政府实现增加收入、补给军需等目标。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要求相关人员先交纳现钱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再根据需要持交子、关子、会子到指定的地区兑取现钱。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保障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结算。它们的使用，弥补了货币的不足，节省了货币流通需求量。此后这种交子、关子、会子逐步发展为纸币。可见，宋代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使用，是社会径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摘编自王芳 《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在快节奏的信息化社会，劝导人们开卷读书的很多理由正在变得缺乏说服力。阅读能让人获得有用的知识？上网似乎也可以；在书本中感受远方？那为什么不去旅游呢；领略名著带给人的震撼？看改编的电影岂不更方便？于是，阅读即便没有变成小众的，似乎也变得奢侈起来。

②然而，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从书本中获得的巨大愉悦，足以让人废寝忘食。一个角落、一本书，就能筑起一个完整而缤纷的世界。这也是阅读有别于其他文娱活动的根本特征，即它是不依赖其他感官的、高度个人化的精神活动。通过阅读，我们最终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并在这种周行而不殆的智识训练中使精神日益丰富。在这个意义上，阅读乃是每日必须进行的精神刷新。在一次次的刷新中，勤于阅读的人将逐渐成长为一个有着丰富心灵层次、心智成熟的现代人。

③古人讲“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这并不仅仅在讲旁观者的感受，更是在提醒自己，不读书就会让灵性蒙尘。那些带着墨香的书页在你指尖哗哗流淌，或记载着高深玄妙的思想，或传递着历史深处的信息，在你的脑海中排列为奇妙而华美的文字城堡。我们手捧书本阅读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升华的过程。我们在阅读中将重新发现自己，这也正是“人文日新”的真义。

④如果说和他人相处是一项必备的社会能力，那么与自己相处则体现一种可贵的精神定力。太多人习惯了众声喧哗，却无法和自己平静地相处片刻。只有阅读才能给人这种能力。我们在阅读中学着和自己对话，正如我们在终极的意义上独自面对人生一样。在某种意义上，阅读是对庸常生活的救赎，让我们得以暂时跳脱出琐碎的眼前之事，对永恒之物进行片刻的凝望。而这，正是精神人格养成的过程。

⑤阅读也是为了和这个世界更好相处。我们提倡阅读，并非为了闭门不出、与世隔绝。阅读不是为了逃避世界，而是为了更好地拥抱世界、热爱他人。从阅读中，我们不仅在与高尚人物的灵魂对话，更能见识到比眼前的世界更深邃、更辽阔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包括人类已知的历史空间，也包括历代经典作家们营造的精神空间。通过这种思接千载、神游八荒的精神活动，我们将学会谦卑，也将变得柔和、平淡；学着更深地理解他人与世界，更具包容心和同理心地看待这个世界上的诸种缺陷与不足。

⑥阅读是一项几乎没有门槛的活动，人人都可领略文字之美；阅读又是一项由浅入深的精神历练，需要持之以恒才能登堂入室、窥其堂奥。这个世界需要书籍的火种来点亮，而一个追求内心丰富的人，也总有赖于阅读带来的精神刷新。

（选自2015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白龙《阅读，是对精神的刷新》）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建党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做出了关键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饮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悬崖绝壁、大石山区，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

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赶上来，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贫困地区发展步伐显著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社会事业长足进步，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千百万贫困家庭的孩子享受到更公平的教育机会，孩子们告别了天天跋山涉水上学，实现了住学校、吃食堂。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新改建农村公路110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里。贫困地区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大电网覆盖范围内贫困村通动力电比例达到100%，贫困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许多乡亲告别溜索桥、天堑变成了通途，告别苦咸水、喝上了清洁水。110多万贫困群众当上护林员，守护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

（取材于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讲述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使西海固地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电视剧《山海情》，成为2021年开年最受关注的电视剧作品。《山海情》以福建与宁夏进行的“东西协作”扶贫为背景，艺术性地呈现了宁夏西海固地区的移民们在国家政策的帮扶下，通过辛勤劳动和不懈探索，最终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

宁夏西海固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还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合人类居住，是绝对的穷山僻壤。20世纪90年代的西海固生活有多难，《山海情》一开篇就进行了真切呈现。画面中，西北农村真实的年代感、丘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地域风情、坚韧炽烈的当地民风和挣扎求生的民生之艰让人身临其境。村民偷吃了扶贫项目的珍珠鸡种鸡，移民们从玉泉营平原逃跑，扶贫干部在火车上遭遇扒窃，种植蘑菇价格低到“菇贱伤农”……从引水困难、交通不便的基础设施问题，到村民不理解、不配合的心理因素，这种从物质到精神的多方面压力为脱贫攻坚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形形色色的麻烦在《山海情》中依次上演，而这些问题也正是真实扶贫工作中的难处。通过生活化表达，《山海情》寻觅到了脱贫攻坚题材的主旋律影视剧更接地气、更真实的摹写方式。

《山海情》展现的闽宁镇发展生产、易地搬迁、转移就业、发展教育、生态补偿等脱贫手段，是中国几十年脱贫攻坚工作的缩影和代表。小小闽宁镇，浓缩的是中国伟大脱贫事业的经验。《山海情》通过桩桩件件融汇在生活中的扶贫故事，以小见大地展现脱贫攻坚的中国智慧。

（取材于韩浩月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没有乡村的振兴就没有民族的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2020年11月1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宣布，固原市西吉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标志着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全部“摘帽”，从此告别绝对贫困。一代又一代西海固人渴望撕掉贫困标签的夙愿，如今得以实现。

西海固原来的贫困带有显著的社会特征和广义特征，所以，脱贫后的巩固拓展，要强调扶志和扶智，脱贫后的扶志和扶智已不只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物质条件匮乏的问题，而是要追求农民发展。与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扶志和扶智，不只是知识和文化的简单堆积和表面普及，改善环境条件、掌握自立技能、提高自尊水平、克服消极观念、升华情感体验、获取思想认知、享受精神境界、优化社会评价等等是更有效的扶志和扶智。从集中力量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全社会对三农认识和理解上的重大转变。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要求，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总要求，这个过程非常清晰地告诉人们：三农不只是三农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事情，三农不该再是问题，而应是事业。

所以，西海固的脱贫要强调：脱掉的不只是“衣食不保”的那层“贫”，更要脱掉“心穷志短”的那种“贫”。要脱掉“心贫”，扶志和扶智很重要。谁目睹过西海固的昔日容颜，谁见证过西海固的今日巨变，谁就会自然而然与当地人一样产生一种共识：在西海固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成杲、衔接乡村振兴、实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以扶志和扶智为主的扶心努力，始终具有重要意义。

（取材于罗进贵等的相关文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韩非子》如何取法老子

周苇风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因为口吃，不喜言谈。曾数次上书进谏韩王，却不被采纳。但他的文章传入秦国后大受欢迎，秦王甚至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史记》中，韩非与老子合传，同传中还有庄子和申不害。庄子和老子是道家人物，韩非和申不害为法家人物。司马迁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黄老学派形成于战国时期，最初流行于齐国稷下学宫。它既讲道德又主刑名，既尚无为又崇法治，既以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又强调“道生法”，要求统治者“虚静谨听，以法为符”。作为儒家学派的一员，荀子曾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思想难免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他清醒地认识到，礼的施行无法完全依靠“克己”来实现。于是，便提出了礼法并举的思想。理解了这个学术背景，司马迁说韩非“其归本于黄老”也就不奇怪了。

《韩非子》有《解老》《喻老》两篇，顾名思义是解读《老子》的专著。从这个角度来看，韩非可以说是早期研究《老子》的专家。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道是客观自然规律。韩非接受了老子对道的阐述，承认道决定宇宙万物的演变。同时，老子认为道具有“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对此，韩非则进一步发挥，强调道是变化的，天地也是变化的，人也在不断变化中，整个社会都在变化。由此，治理社会的方式和方法自然也应该变化。但是，韩非也非常重视道的稳定性。道的稳定性在现实中表现为法。法是依道建立起来的，人人必须遵守，不能随意更改。

《老子》曰：“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一思想到了申不害和韩非手里，则发展为以权术驾驭群臣，也就是术。韩非对以进为退、暗藏杀机及权谋的运用，可以说是津津乐道。《韩非子》就明确提出：“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春秋战国时期，残酷的现实使法家意识到，人君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民众和敌国，而是来自臣下。所以，申不害和韩非都主张术应该隐藏在君主心中，不能为臣下窥破。术有权术的含义，但法家的术不仅仅局限于权术的运用。《韩非子》认为，所谓的术就是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明确职责并严加考核。这样，君主就可以操生杀之柄，督促群臣尽力工作。

人们在谈论法家时常常商、韩并举，认为韩非的思想是商鞅的继承和发展。确实，韩非认同商鞅富国强兵的种种举措，也主张建构一元化社会控制体系。然而，在继承商鞅法治思想的同时，韩非更加关注稳固社会秩序的永续。韩非和商鞅都认为，社会秩序的稳固在于加强君主专制集权。但是，商鞅对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具体措施缺少详细论述。韩非批评商鞅知法而无术，认为商鞅的种种富国强兵之举因“无术以知奸”，最终只能“资人臣而已”。由此，韩非尽力鼓吹权术，以弥补商鞅的不足。

不过，既然有驭臣之术，就会有欺君之方。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反而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定性。秦始皇后期迷信权术，为了让人觉得自己威严、神圣和神秘，长期疏远大臣，这就给了赵高弄权的机会。二世胡亥即位后，继续沿用秦始皇的做法，最终连刘邦逼近咸阳的消息都被权臣蒙在鼓里，可以说是自吞玩弄权术的苦果。

(选自《解放日报》2019.08.06)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19年火遍全国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中国影史上动画票房第一，它将中国动画电影的“天花板”提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再加上先前的《白蛇：缘起》与近期的《罗小黑战记》等，再次引发了国产动漫是否已经“崛起”的讨论。仅从产量与体量来看，中国动画产业已位居世界前列。2014-2018年，中国年均上映国产动画电影达34部，而2019年年初至10月已有32部上映。数据亦显示，2018年中国动漫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500亿元。中国早已成为动画生产的大国，并正向动画生产强国迈进。

中国动画产业的转型升级正在展现成效。在国家文化战略层面，国家产业扶持政策为动画发展提供了强劲助力，近年来中国动画逐渐告别补贴时代的粗放增长模式，开始向追求质量与效益的模式转型。在产业内部，自 2015年光线传媒成立霍尔果斯彩条屋影业以来，各大电影公司纷纷在动画领域谋篇布局、精耕细作，涉及动漫、影视、游戏、衍生品、授权、实景娱乐的动画全产业链开始逐渐搭建起来。

然而中国动画的问题仍相当突出：动画类型在电影产业中的票房份额还不够高；工业体系还远未成熟，多是小而散的手工作坊式公司，缺乏具备强劲创作能力与雄厚产业实力的龙头性企业，即使是《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制作公司可可豆动画，亦因缺乏充分的自制能力，不得不大量对外分包；缺乏成熟规范的生产和管理流程……要判断国产动漫是否已经“崛起”，取决于判断的标准和参照系。纵向比较，中国动画无疑已成就卓著，但在面向国际的横向比较之下，其短板弱项亦很明显。

（摘编自詹庆生《国产动漫“崛起”仍在进行时》）

材料二：

国产动画兴起，首先源自内容质量的提高和题材的多元化。在内容质量方面，腾讯旗下企鹅影视推出的《快把我哥带走》曾在日本动画网站 NICONICO取得人气第一的成绩，《日暮之隙》则入围了戛纳电影节电影市场展映单元，国产动画的水平正在得到认可。在题材方面，除了仙侠、武侠、奇幻等常见题材外，音乐、搞笑等此前少见的题材也不断走向市场。

国产动画商业化道路越走越顺。《全职高手》主角叶修成为 9个品牌的代言人，《魔道祖师》与可爱多跨界合作，《斗罗大陆》牵手康师傅绿茶……国产动画商业化空间不断拓展，付费观看优质国产动画已经成为常态。从未来发展看，国产动画产业的全速奔跑，一方面有赖技术“加持”，另一方面需要国产动画不断提升原创能力，并加强生态建设。腾讯视频副总裁王娟也表示，腾讯正探索在其平台上培育、转化国产漫画与动画作品，“建立完整内容矩阵，是营造国产动漫生态的原动力”。

（摘编自陈静《国产动画商业化道路越走越顺》）材料三：

文化自信视野下，我国动漫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还将面临以下问题，一旦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的动漫产业将会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首先，动漫作品的文化创新不足。现阶段国产动漫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抄袭与模仿，文化创新不足。国产动漫对国外动漫的盲目跟风与模仿，使国产动漫失去了民族文化的灵魂，难以引起国人情感上的共鸣。例如 2015年的国产动画电影《汽车人总动员》，构成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最终向迪士尼和相关公司赔付135万余元。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失败创作，根源就在于创作者缺乏文化自信。

其次，动漫作品对文化的挖掘缺乏深入性、广泛性。国产动漫对传统文化在深度与广度的挖掘利用上还远远不够。第一，在对民族文化挖掘的深度方面，流于故事表面，缺乏对故事所蕴含的中国精神和价值追求的挖掘。第二，在对民族文化挖掘的广度上，局限于功夫题材。中国功夫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但国产动漫题材过于集中在武侠元素上，从侧面反映出其对中华传统文化挖掘的广度还不够。其实戏剧、剪纸、皮影、水墨等都是中国文化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都可以运用到动漫创作中。

再次，动漫作品的文化内涵表达不充分。动漫是一种视觉艺术，技术在动漫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动漫创作中，技术的作用是远远不及动漫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涵的作用的。一部缺失文化内涵的动漫作品是不会成功的，不管是日本的《最终幻想》，还是美国的《恐龙》，或是号称“中国动画百年巅峰巨制”的《魔比斯环》，这些作品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文化内涵的缺失。

最后，动漫作品的文化传承时代性不鲜明。国产动漫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更多地停留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上，而对中国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缺乏充分的关注、提炼和运用。动漫作品的文化传承时代性不鲜明，这也是我国动漫产业难以与日美韩等动漫产业强国相较量的重要原因之一。动漫产业是一个高度依附于文化资源的产业，所利用的文化资源一定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否则难以持久传播。这就要求动漫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注重将民族特色与当代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与审美风格相结合，进行现代性转化，使“老树发新枝”，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富有新时代气息的动漫产业品牌。

（摘编自邢红梅、彭微《文化自信：新时代我国动漫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新维度》）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7月17日，作家迟子建做客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深圳综合性媒体《晶报》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

晶报：香港是国际大都市，您认为它产生文学的土壤在哪里？您对香港文学有什么样的观察？

迟子建：香港文学是多元的，比如金庸、西西等作家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对于香港这样的地方，大家往往会讲其都市性，尤其突出其金融中心的一面，而对自然的渴望貌似欠缺一些。我这几天沿着地铁周边四处行走，在轩尼诗道上，看到琳琅满目的商铺，各种药房、杂货铺、腊味店、小酒吧等等，我觉得这些市井处充满香港的人间烟火气，接近了我们生活的常态，接近文学的本体。

作为北方作家，我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浸会大学驻过校，我感受到大学生对文学的渴望。香港虽然商业化痕迹很重，但是，一些小书店就像顽强的草一样，生命力很旺盛。我以为，只要人类对艺术有渴望，文学依然有其生存空间。现在很多人会说文学已死，纸媒必然会被代替，等等。我觉得不见得是这样，报纸、书都有其美妙之处，是电子的东西无法替代的，汉字在自然的光影之下，是如此的妥帖，它让我们闻到生活的气息，我以为，报纸和文学永远有它们生存的空间。

晶报：听说您每年都会回到故乡，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小村子里住一段时间，您觉得故乡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滋养？

迟子建：我在香港大学住过两个月，我特别不适应南方，这里一年四季都是永不凋零的绿树叶，感觉像妖树一样。

我喜欢四季分明的北方，冬天过后，每个生命的复苏都让人惊奇。秋天来了，叶子凋零了，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生命自然的历程，对生死也更有感悟力。大家可以看到我作品的死亡意识很强，因为我每天都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风景，植物每年都在死亡，也会再生。我是悲观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山川草木，死是必然的。大家看我的《群山之巅》，里面有灾难、死亡的描述，而在自我赎罪的部分，我不会让他们进行简单的报复，而是希望从复杂的人性意义上，让他们在青山绿水之间进行自我放逐与自我救赎，让他们自己背上十字架。

我特别喜欢故乡的冬天，万物肃杀，我的思维也变得比较敏捷，经常是对着窗外的一片白雪写作。

在故乡的冬天，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进门烤火，一瞬间的暖，就像寒冷冬天的一缕宗教之光。生活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我的笔下没有绝对的恶人与善人，恶人身上也有人性之光，这是文学之美。我愿意平等地看待恶人。

晶报：从1983年开始写作到今天，您拿过各种大奖，您最终的文学理想是什么？获奖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迟子建：我的写作当然跟拿奖没有关系，我记得1986年获得鲁迅文学奖，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在故乡被通知的。那种感觉很平淡。我写作的过程，是与自己的内心搏斗，是与生活的世界搏斗，因为对这个世界有思考，有不平，所以特别想倾诉。文学是我的伙伴，它是我表达心中理念的渠道。

我从小生活在北极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列车员。如今，我不求书畅销，而是希望自己能够坚持文学理想，写最想写的东西，写到白发苍苍，还不断有进步。我希望自己老时，能做到“不说人间陈俗事，声声只赞白莲花”。

晶报：您的《群山之巅》中有一些与时事相关的内容，比如投毒案。您认为作家该如何处理与当下这个时代的关系？

迟子建：如果一本书是一棵大树的话，《群山之巅》中的投毒案，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分叉，如果大家只是关注到这一个小点，作为写作者，那真的是太寒心了。

作家当然要关注当下，作家的笔要像医生手中的针，把社会的脓包挑开，虽然这个过程会流出恶臭，作家本人也会心力交瘁。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做这件事，能够让时代的人物懂得自我救赎，懂得赎罪，让人物能够有自我发现。

事实上，新闻事件引发作家写作，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比如海明威写过两次世界大战，其作品影响深远，是对战争做了文学的表达。世界经典名作《包法利夫人》《复活》等都是有原型的。我认为，一个作家一方面不能丢弃审美，但同时也不要刻意营造世外桃源，我们要努力营造文学意义上的大千世界。

（摘编自《迟子建：写作是与自己内心搏斗的过程》，《当代》2020.12.8）

实用类文本阅读

材料一：

为什么86版《西游记》能“霸屏”三十余年，给一代又一代人带来童年欢乐，甚至沉淀为我们的集体记忆？

1982年，《西游记》开拍后，为了找到符合剧组要求的场景，团队跑了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跋涉几千公里，光布景的美术设计图就画了几千张。众多特技，靠人工、人力，乃至冒险完成，如《大战红孩儿》一集，红孩儿放火烧孙悟空的画面，是六小龄童裹上石棉衣被真的火烧；吊威亚的钢丝太细，六小龄童、刘德华等都曾从空中摔下来过，每一帧腾云驾雾的场景，都是演员们拿命换来的……也许，这些细节能够说清，这部道具、特效都略显粗糙的《西游记》，为何能在人们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诗经》有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部能够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经典作品，离不开切磋琢磨的细功夫。曹雪芹著《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古往今来，文艺精品无不是厚积薄发、千锤百炼的结晶。“工匠精神”，往往意味着吃苦的决心、刻苦的努力、艰苦的付出和不苦尽不轻易甘来的过程。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我们怀念过往经典，其实是在怀念那份做事、做人的匠心。这种匠心，不仅体现在文艺创作中，我们身边又何尝没有。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讲述的正是这样的人，在脆弱而又珍贵的文物面前，他们用静心、细心、耐心日复一日地描画、纺织、修补、临摹，让人们看到工匠精神对守护传统文化的意义……为什么我们会被此深深打动？这些普通人，在他们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对工作专注倾心，对细节追求完美，对技艺不断磨砺。也许没有鲜花和掌声，但这样的工作状态和精神品质，让他们身上散发着光芒。

“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工作态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精神气质：坚定、踏实、严谨、敬业、精益求精……如果人人都能将这样的品质在内心沉淀，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摘编自郝思斯《“工匠精神”何以动人》）

材料二：

当今世界最能体现工匠精神的国家，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制造器物之精密，对待工作之严谨，那都是世界闻名的。

前些年青岛突遭暴雨，城中积水却并不多，因此有人就传出这是德国人当年修造的下水管道之功劳。

不论真假，都可以看出德国人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已经完全深入人心。

德国不到一亿人口，为何竟然会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这当然要归功于他们身上的专注的工匠精神。很多人对德国人的印象就是不苟言笑甚至看起来有些呆板。

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就只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即使再微不足道的工作，每个人也都将其看得很重要。

这种刻苦钻研、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和德国人自身的性格也很有关系。那么，除了专注让德国这个人口稀少的国家能够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以外，还有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认真，他们生来都很倔强，凡事都本着“要么不做，要么做好”的原则。所以德国的公司两极分化很是严重，有的在泥潭中拔不出来，有的品牌在世界范围内饱受赞誉。

但是德国从没有哪个公司是一夜暴富的，他们不会投机取巧，只要找准了自己合适的领域就埋头苦干、潜心钻研。德国人从来都不相信有一夜暴富这么一说，首先他们的很多工业原料都需要进口，所以成本肯定会高；其次，他们内心的工匠精神不允许其偷工减料。

因此德国的产品普遍都很昂贵，但都非常经久耐用。德国人的追求是在赚钱的同时，又得保证自己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现在国人总是在说工匠精神，何为工匠精神？问心无愧，就是第一要义。古代的工匠若是都投机取巧，哪还会有这么多的精美工艺品流传于世。

除了专注与认真以外，德国能打造2300多个世界名牌的原因，就是头脑灵活。简单而言就是巧，他们不是只知道埋头苦干，而是适时地做出改变让产品更加适应市场需求。当年中国古人发明的榫卯结构，就是为了让其具有更强的抗震性以及实用性。今天的德国，亦是如此。他们总是能够慧眼识珠地发现大众之需求，也能够很快找准自己的定位。

因此他们发明了很多的绿植设备以及农业工具，以方便人们的生产。而后再发挥专注的敬业精神，如此一来令世人满意的产品便生产出来了，根本就不愁销路。德国人没必要为了节省那点成本而破坏了“德国制造”这块金字招牌，只要它屹立不倒，德国的商品就总能畅销世界。

（摘编自《德国工匠精神》）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乡村振兴不能停留在“农村发展只是农业发展”的固有思维上，而应该从乡村文化这一内生动力的角度，去推动社会主义乡村的全面发展。乡村振兴首先意味着乡村传统产业文化的创意升级。乡村振兴依托于乡村别具一格的原真文化特质与独特文化创意，因此，应将文化创意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动能，与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乡村产业的文化附加值，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的良性互动。

良好的自然生态不仅直观反映乡村发展的内在文明程度，也是彰显美丽乡村魅力的外在表现。因此，乡村振兴也需要体悟与践行绿水青山的生态文化。一方面，要激发乡民对乡村山川草木的深厚感情，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村风文化；另一方面，需要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在治理体系上，乡村振兴既要传承与弘扬优秀的传统治理文化，也要依托于现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浸润实践。要筑牢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需要结合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激活与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自古以来，乡村文化赋予乡村社会以秩序，赋予乡贤以声望权威，赋予乡村以自治功能。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治理体系中，须将传统的乡贤文化与现代治理思想有机结合，让德治成为支撑，法治成为保障。

乡村振兴还要注意城乡教育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一体化，正视乡村现实的文化需求，加大投入发展乡村教育，兴盛乡村文化。同时，还要站在乡民立场上，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以乡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培育优良家风、淳朴民风、文明乡风。

（摘编自王慧姝《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现实文化指向》）

材料二：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尤为重要的一环。千村千面，其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各不相同的乡风与文化。乡风文明建设，在润物无声中植入了民淳俗厚的新风尚，造就了千姿百态的美丽乡村。

通州区仇庄村从一个有名的贫穷落后村，变成现如今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全国美丽乡村和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这一变化，始于“以文化人”。曾经的仇庄有“三多”：矛盾多，吵架多，上访多。如今的仇庄早己变了模样，最直观的就是村庄环境的变化。柏油马路宽敞笔直，高耸的路灯上悬挂着各种孝道宣传标语，街头巷尾干净整洁，绿植遍地。村民三两成群地聚在路边的长椅上晒着太阳唠家常，一片和谐温馨。每逢七一、国庆、重阳等重要节日，村里会邀请老党员、老干部现场为村民讲述仇庄故事，每年开展活动20余次，村民参与达5800余人次。村里还成立了以。“村贤”为主要力量的村民宣讲团，定期在孝道文化馆内与大家分享自家故事。此外，村里还创建了“家福学堂”夜间学校，聘请传统文化专家，每周六晚为村民集中授课，共同“读经典，学经典，用经典”，畅谈家庭之道、幸福之道，并通过“仇庄学习书院”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媒介，每天与村民分享传统文化小故事，提升了大家的文化水平。

与仇庄村相距70公里的密云区西邵渠村，同样是一派祥和景象。村民文化活动室里，几位身穿大红色棉袄的村民正在排练节目。“西邵渠，我爱你，我爱你这绿水青山……”，几位村民激情满怀地唱起村歌《我爱我的西邵渠》。这首歌正是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地在这间屋子里创作出来的。每到冬季农闲时节，村民就扎根在这里不走了。村里还不定期邀请老师过来指导，丰富的文化活动让村民们乐坏了。“每天都有文化活动，这日子可有盼头了。”76岁的老人戴德瑞说。

像仇庄村和西邵渠村这样的美丽乡村越来越多，人们欣喜地看到，乡村振必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摘编自王可心《乡风文明为乡村振兴助力》）

现代文阅读Ⅰ

材料一

书写时代是文学的一大功能，也是网络文学创作的历史使命。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文学都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心灵中的折射，是时代精神的艺术表征。《红楼梦》是这样，《百年孤独》是这样，网络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从这次上榜的作品看，《浩荡》《朝阳警事》《天下网安：缚苍龙》《星辉落进风沙里》这些聚焦现实题材的作品，从不同的生活剖面书写了我们这个时代，彰显了我们的时代精神，而《书灵记》《死在火星上》《天道图书馆》等玄幻、科幻甚至灵异类作品难道就与我们所倡导的时代书写、时代精神没有关系吗？恐怕未必。

书写时代、反映生活有不同的艺术路径，不同作家会施展不同的文学灵性。选择现实题材的网络作家大多采取的是“正面强攻”的写法，让自己的笔触直面现实，将故事和人物融入时代生活的洪流。于是，我们从《浩荡》所描写的深圳创业、青春奋斗故事中，看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变迁对一代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巨大影响，让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里传响着历史奋进的足音；《朝阳警事》运用“接地气”的白描手法表现社区民警的从警生涯，用翔实的细节支撑起平凡人生的坚韧与努力，没有“查理苏”，不用“金手指”，却在细针密线的故事铺陈中彰显出时代生活的鲜活本色；而《星辉落进风沙里》则是在一个沙漠探险、驴友救援的故事构架中，蕴含着个人奋斗的责任、青春成长的担当与勇气，以及“你守护世界，我守护你”的温情与关爱。很显然，这些描写正是我们时代某一侧面的文学存照，也是网络创作直面时代的文学尝试。

但对那些玄幻、仙侠、科幻类题材创作能否书写时代，是否具有介入现实的可能或干预生活的价值，难免让人存疑。实际上，鲁迅先生就曾说过，“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神思，所谓‘天马行空’地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却是三只眼、长颈子，也就是在正常的人体身上增加了眼睛一只，拉长颈子的二三尺而已。”相对于现实题材书写时代的“正面强攻”，幻想类作品的奇思妙想不是写实而是写意，不是正面描写而是曲折表达，不是写生活中“已经有的样子”，而是写想象中“希望有的样子”。老子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刘勰的“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也许可以解释这类表意现象。我们看到，这次榜单中的二次元小说《书灵记》，融入修真、仙侠等幻想元素，架构出一个由《论语》《孙子兵法》《聊斋志异》《本草纲目》等文化典籍及唐诗宋词中幻化而出的书灵故事，其所展示的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二次元肖像创意，不正是我们赓续传统、传承文明的时代元素吗？看来不是只有对标当下、表征现实的作品才能成为书写时代之作，虚拟的想象、夸张的幻想也可以与书写时代、干预生活建立起或隐或显的艺术关联。这样说来，“网络创作如何书写我们的时代”关键不在于“写什么”，更在于“怎么写”。一个作品是不是时代书写，其实是源于作者的立场、情怀、笔力与看待世界的眼光的。

（摘编自欧阳友权《网络文学如何书写我们的时代》）

材料二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以现代精神和现代的形式完成了文学的现代变革。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对象是鲁迅所批判的封建旧文学，陈独秀所说的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才子佳人小说和礼拜六文学被统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被扫进了历史的角落。从形式上看，网络文学将五四文学批判的旧文学（类型化的通俗小说）重新复活了，网络文学为什么会走历史的回头路？

网络文学与五四新文学面对的历史语境不一样。五四新文学面对的是晚清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局面。在文化上，积极向西方学习，以民主、科学、自由、博爱、平等、个性解放等现代思想对国民进行精神启蒙。在文学形式上，这场求异域新声的文学运动借用欧化的语言和欧化的形式，开启了中国文学的雅化道路。上世纪 90年代兴起的网络文学面对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文学开始边缘化。高等教育不断普及，全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学对民众启蒙的意义下降。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文学的世俗化色彩增强，文学的消遣功能增加，网络媒体的普及应用与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和多元化发展相契合，作为娱乐化的网络文学应时而生。

网络写作发表的环境与传统文学有根本的不同，写作的内容和风格自然也有较大改变。在网络上，作者和读者不喜欢一本正经地说话，轻松、戏谑的表达成为网络流行的语言风格。在网络语境中，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网络流行语、符号、表情等，各种调侃、有趣的表达写进文学作品，带来了鲜明的网络风格。

（摘编自周志雄《文学史视域中的网络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