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类 知识点题库

流行语折射多元文化心态

    所谓流行语，是指在某一时期、地域中出现的、广为流行的语汇。它以鲜活的形式来表达特殊的含义，丰富了我们的话语空间。对原生态的生活形式和内容有很强的概括性，又不失幽默、调侃的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多元，传媒的发达，尤其是网络的异军突起，流行语往往在一夜之间传遍社会的各个角落。流行语无一不是社会现实、社会风尚的某种折射，借助于网络等传媒，犹如插上了翅膀，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由于这些流行语契合了现代人的某种心理期待，产生了共鸣，成为其快速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其实，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有属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流行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现在我们翻看《诗经》，依然能够品味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和价值取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每年都有相当规模的流行语调查和发布。

    流行语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属于社会热点，有的属于网络语言，有的是商业化助推的结果。流行语属于典型的大众文化，有鲜明的大众文化的特点。以前可能是小范围的传播，现在由于借助于现代传媒，能够很快地在社会上传播。应该说，流行语的流行，是社会文化有活力的表现。从一个社会来说，历来有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分野，流行语显然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虽然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经常有所排斥，但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大众文化常常扮演着主体的角色，不少流行语经过沉淀后可以进入主流社会，甚至进入精英文化的范畴。

    流行语的盛行，也是文化多元的产物。在大众传媒时代，尤其是网络时代，流行语的盛行，说明话语权的下移扩散越来越明显，它反映社会冷暖，反映时代节奏，尤其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心态。

    当然，部分流行语也呈现出泡沫化现象，浅表化，庸俗化。因而，我们平时经常可以接触到一些非常粗俗甚至不堪的流行语，消解着一个社会应该具有的主流价值观。

    “流行语强迫症”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社会庸俗化的表征之一，比如说，每年的春晚小品，为了包装和商业化效果，而刻意制造出一定的“流行语”，但这些流行语总体价值不大，甚至成为廉价的时尚点缀品。

    流行语是社会和时代的晴雨表，透过流行语，我们可以领略社会和时代某种微妙的文化心理，体味社会和时代的某种深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流行语是民间生活的润滑剂，哪儿的民间社会充满活力，哪儿的流行语就大量出现。什么时候的社会生活越宽松活跃，什么时候的流行语就越发达。流行语贴切地反映着时代的变迁。

    《诗经》既是一部古老的诗歌总集，又是一个果蔬飘香的菜园子。《诗经》中的蔬菜种类繁多，水生、陆生、藤本、草本，这些蔬菜的意象，或平铺直叙，或譬喻象征，或托物起兴，抒发先民的意念和情感，表达他们与自然的亲近和热爱。

    《诗经》中的蔬菜很多，至少有30种以上，有苍耳、野豌豆、蕨、荠菜、车前草、田字菜、冬葵、香蒲、水芹等等，光是蒿类，就有白蒿、青蒿、蒌蒿、牡蒿等，大多数蔬菜清香可口，至今民间仍有采集或栽培食用，如苦菜、冬葵、荠菜、水芹、莼菜等等。其余蔬菜味道不甚美。诗经时代采择蔬菜多以野生植物为主，所以一些野菜带有特殊气味，需要经过处理才能进食，多作为穷年灾月的救荒本草。《诗经》中也有一些颇有贵族气的蔬菜，如萝卜、芫菁、莲藕、韭菜等，大约在那个时代已经广为种植了。

    《诗经》最早出现的是“荇菜”，这是种水生植物，“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经•周南•关雎》）。“关雎”为“风”之始，自古解“诗”者千万，儒生七嘴八舌，都把“荇菜”当成“起兴”的道具，以“荇菜”的流动无方，喻淑女之难求，让这道味美的菜成了陪衬，忽略了本身的食用价值。荇菜今名“杏菜”，又名“金莲儿”，多年生草本，茎多分枝，沉入水中，性近于荷花，花开时常弥覆顷亩，在太阳下泛光如金，黄灼灼小花，一看便惹人喜爱。茎与叶皆柔软滑嫩，加米煮羹，乃江南一道名菜。

    川渝一带盛行“烫火锅”，素菜中最受青睐的就是豌豆苗。豌豆苗的祖先是一种唤作“薇”的植物，即野生的豌豆苗。《诗经•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岁亦忧止。”葱绿的豌豆苗，既是饭桌上美味的食物，又成为寄托相思的精神食粮。去采豌豆苗的过程，做登山运动，锻炼身体，陶冶情操，还可以借此见自己的心上人，所以《诗经•召南•草虫》有言：“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卷耳作为北方山石上一种伏地而生的植物，采幼苗嫩叶炒熟，滑而少味，而作蔬菜味不甚美，应是穷苦人家的菜蔬，或年岁歉收时的救荒食草。采择卷耳的过程充满了诗情画意：“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采采”动词叠加，既充满口语色彩，又音韵极美，采卷耳变成了类似于采花扑蝶一样的审美活动。

    水芹是自古食用的一种重要蔬菜，如《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诗经•小雅•采菽》“觱沸槛泉，言采其芹”。可见诗经时代已经广为种植，后《吕氏春秋》称“云梦之芹”是菜中的极品，现在我国中部南部栽培较多，尤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最。在江苏，水芹还被称为“路路通”，常作为春节期间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

    《诗经•周南•芣苢》篇中，妇女采集芣苢（车前草）是一种由来已久的风俗，古人采其嫩叶及幼苗作菜蔬，是极普遍的救荒本草。此外民间以为食此草可怀孕生子，且可治疗难产，有极强的药用价值，也是朴素的种族繁衍观念的体现。

    《诗经》里有一片绿油油的菜园子，阅读《诗经》中的句子，仿佛看见阳光下一棵棵蔬菜在园子里随风摇曳。

（高智《<诗经>里的菜园子》，有删改）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处于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期。如何防止全球化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

    主席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是中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中国方案，结合中国思想、中国理念、中国实践，为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奔跑的人们指明方向、注入能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发展并改变世界。它不仅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把区域性、民族性的历史带入全球范围，不同的文化在相遇相知中交流互鉴。近年来，自由贸易快速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推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过去那种孤立片面、相互对立的旧观念逐渐被整体、全面、相互联系的新理念所取代。旧观念容易引发冲突、战争，新理念倡导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同住“地球村”的各国人民共同发展、和谐生活，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信奉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哲学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源远流长，无内无外、天下一家是其核心原则，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是其终极目标。这种“天下观”与和而不同、和为贵等“和文化”有机结合，构成中国人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天下观”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中国梦与攸关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世界梦紧密连接在一起，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既让世界发展成为中国的机遇，又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机遇。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0日，有删改）

    周朝初期的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礼乐传授在官府，亦“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礼不下庶人”的制度逐步遭到破坏，即后人所说的“礼乐崩坏”，并由此引发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老子和孔子是推动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兴起的主要代表。老子和孔子以后的庄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在礼乐文化的思潮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思周朝“礼乐崩坏”的深刻原因，并系统阐述礼乐文化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史称“百家争鸣”，共同推动了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转型。

    面对西周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的传统以及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作为周朝守藏室之官的老子不能不对此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思考。他将礼乐的核心精神与其道论联系起来，以其道论来解释周朝礼乐的核心精神，同时又以礼乐的核心精神来解释其道论的价值内涵。具体来说，老子一方面继承周朝礼的秩序和质朴的精神，同时继承乐的和谐和宁静的特质，另一方面又以道来给予这种精神和特质以新的解释，因此，以道论来诠释西周礼乐的核心精神，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由此形成其深刻反映礼乐文化精神的道家学说。道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道德经》中。

    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则从具体的礼乐规范中探寻和揭示蕴含于礼乐之中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它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最终形成高于具体礼乐规范的“仁道”的思想体系，并将其作为礼乐的理论基础，使礼乐由政治上层的外在规定，变为包括为政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自觉追求。他还删述礼乐文化经典，由此创立儒家学说，成为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由于出生于礼乐文化最盛的周朝第一封国——鲁国，因而对周朝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情有独钟。他不仅在理论上系统阐述礼乐文化，而且将他所阐述的礼乐文化普及于民众。他开创学习礼乐文化的私学学派，并有弟子三千。他教弟子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教），而以礼乐为先。儒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礼记·乐记》及其他相关文献和典籍中。

    道家和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中兴起的两股主要的思想力量。这两股思想力量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甚至世界的思想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和“百家争鸣”的结果表明，“礼崩乐坏”只是周朝封建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礼乐文化的崩溃。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表面上是诸侯僭越、破坏制度，实际上却是社会发生变革，要求礼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经过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不仅彻底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局面，而且经过老子、孔子等诸子子百家的争鸣和解释，礼乐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更进一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因此，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进一步确立了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

（摘编自刘德喜《礼乐文化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道法自然的智慧

赵建永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身。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等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据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的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山水画，从真正诞生之时起便与中国哲学中最核心的“道”的精神紧密相连。

儒家的道德感悟是与山水连在一起的。《礼记•中庸》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正是以山高水长来形容仁爱之道。同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所以，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更是崇尚自然山水。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心灵相照、气息相通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关系。而庄子心目中的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则更是一种心游万仞的自如之境。老庄哲学，成为中国山水画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历代山水画家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

    将空理与山水融合起来进行阐发更是中国佛教和禅宗的一大特色。佛教徒们“性好山泉，多处岩壑”。建于深山之中的寺庙已经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山水的亲近不仅有利于僧人们的修悟，也是他们具有较高审美感受力的表现，于是中国山水画史上便有了王维和诸多卓越的画僧。

    透过对儒道释哲学与山水关系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三者对山水的态度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即都乐于从山水中得到审美愉悦，并且将山水大美与主体人格塑造和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统一起来。而在山水文化基础上诞生的山水画，“以形媚道”，体现出中国哲学精神的深层内核。中国山水画，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切入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精神的最佳途径。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基础上的山水画，为山水画家创造了一个走向“天地境界”的通道，为山水画的欣赏者提供了一个深邃而广阔的体验“天地境界”的审美空间，它可以让欣赏者“澄怀观道”，得到审美愉悦的同时实现主体人格的超越。

    可以说，山水画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山水画深刻影响和熏染着中国人的审美品格、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毫无疑问，山水画精神的传承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当代的山水画家，担负着“正本清源”，让山水画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魅力发扬光大并且将传统山水画进行“创造性发展”的历史使命。

    “正本清源”的“源”不仅仅是山水画艺术层面上的“源”，不仅仅是明清，是唐宋，甚至是春秋，它更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之源，是对“道”的体认。如龙瑞先生所言：“我们所谓的‘正本清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化核心思想进行的还原。”当代的山水画家，应该在对中国哲学和美学精神深刻体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作，不仅表现天地山川的自然之美，还表现出画家的秉赋、襟抱和人格境界之美，从而让人们在山水画面前产生感动，产生震撼，产生共鸣，感受到艺术之美，进而感受到山水之美以及中国人生生不息感天悟地的人文精神之美，重新建立与山水自然的亲近与和谐的同构关系，最终深刻体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之境，感受“天地境界”，实现人格和人生境界的自我超越。

    历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山水文化基因正流淌在自己的文化血脉里不被大多数山水画家和大众所认识，山水画几乎成为“高处不胜寒”的濒危遗产。因此，当代山水画家应承担起“教育和传播”的责任，“志道”，“弘毅”，真正担负起任重道远的文化使命。

（摘编自陈仕彬《当代山水画家的文化使命》）

    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格调作为诗论术语，是要求诗歌既具有美的形式，又具有大格局、高境界：前者是调的审美含义决定的，后者是格的人格、道德含义决定的。这两个字起初是并举而非连用的，连用之后，有时也还分而论之。

    皎然《诗式》中说谢灵运的诗“其格高，其调逸”，这里的格是就内容整体而言的，是谢灵运特立独行的人格转化成的精神境界；调不单指音调，是就形式整体而言的，指其音调和谐而自由，遣词造句纵心任情。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论格而不论调，如说郑谷诗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此格指的是诗的境界。又说晚唐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此格是诗人胸怀、境界赋予作品的总体风格。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说：“之法有五，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诗前三者大体对应于格，后二者则是对应调。严羽系统地探讨诗法，后世诗法及文法的基本问题大多不出此范围。宽泛意义上的格调论，包括思想要求和艺术要求、内容与形式关系以及整体上效法古典还是重视新变的古今之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沧浪诗话》中都有所涉及，故而严羽被视为开后世格调论先河之人。

    “格”、 “调”在诗文评中的连用标志着格调论正式出现，但其含意不固定，有时偏于 “格”的含义，是就内容而言的思想境界：有时偏于“调”的含义，是就形式而言的审美性。

    因为格指诗歌体制、是观作品整体，所以就有了格局、境界的意思。概括明代的格调论，“格”是诗歌体制、整体格局，是知觉层面的诗歌内容，指代作品的境界和思想价值：调则是听觉层面的音节声调，与视觉层面的诗体——四、五、七言、长短句等相应，关乎情绪和感觉，不一定涉及意义。二者的结舍，是形式美与或高远或深沉境界的一体，只是在具体．的诗文评论中可能偏于某一方面的意义。

    格调论除讨论诗歌的形式与境界外，还展开了两个具有一般性的文论问题，一是崇古还是创新；二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主情还是主理。

    值得重视的是，当格调论涉及古今之争、情理之争、内容与形式之争时，道德与审美、人格与文风的关系问题就凸显出来。从孔子、刘勰到韩愈，都注重传统道德的永恒价值，要求文章传播正确思想，培育健全情志，同时也对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品位提出了高要求。明清学者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将人格与文章、艺术风格统一起来。作为格调论的总结者的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六朝发挥了秦汉乐府的形式美、音乐美，至唐诗格律工整，兴寄和诗教则有所缺失。他要求不仅学习唐诗的声律美，更要追溯古诗的思想境界。

    现当代学者论及格调时，同样是将人格和文风统一起来。评说一个人、一部书，一件艺术作品及其他审美对象之格调有无、高低，可能是道德评判，也可能是审美评判，可能是就内在精神境界而言，也可能是就外在风范而言，当然更可能是兼而有之。

    “中国哲学”一般指“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中国哲学史”。然而，仅仅从知识系统或学科分类的视点去看待“中国哲学”，又是不完备的。“中国哲学”至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意义世界的“中国哲学”，即其中驻台的终极意义、人生价值理念与境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天人之际”“性命之源”等中华文化的根源性思考，还有中华民族的“五常”“八德”等核心价值；第二个层面才是作为学科建制或知识与学术层面的“中国哲学”，即学术性研究，并与外国哲学形成比较性研究的知识内容，亦相当于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视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

    改革开放使中国哲学获得了新生。在此之前，中国哲学一度成为批判的对象，既不能成为国民的精神价值，亦没有获得学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哲学界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重要阶段。

    40年来，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特性及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这体现在研究范式的转化。一方面，靠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史料任意地打扮的状况已属过去，学者们力图发掘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与价值。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带来了西方的新理论与方法，学者们通过了解世界哲学发展现状和话语体系，进行批判借鉴，避免自说自话。范式转化还体现在问题意识的凸显、研究方法论的革新。学者们努力彰明中国哲学自身的哲学问题、精神、方法、范畴、特点、风格与传统， 深度建构、阐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哲学思维发展史，体现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超越境界、修养功夫论、言说论辩方式的特色，及其与欧洲、印度等哲学智慧的同异及世界上几大哲学传统的碰撞与交融。

    40年来，中国哲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传统哲学与现代的关系，经与经学，诸子百家，佛教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等，已成为热门研究方向或显学。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自觉，也在各方面得到了彰显。由各少数民族成员自己书写的各少数民族的哲学史著作值得称道，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进入到了自觉的反思与总结的阶段。我们相信，将有更多的以新的研究视域与诠释方法进行研究的个案与通论性的各民族哲学史的论著发表、出版，特别是对相关资料的系统整理。

    40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朝着全面认知与体验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方向发展，表现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主体性具体建构的特征。文化自信，包含着中国哲学的自信。礼乐文明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天人互动，理想与现实贯通，人生意境的追求，普遍和谐的智慧已超越了国界，可以贡献给全人类。中国哲学关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之道，为人类自然生态平衡和世界不同文明及其伦理的对话交流提供了智慧，也是现代人养育社会会德及健康的心性情才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哲学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摘编自郭齐勇《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哲学》）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锺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版）

“我正在哪里”的文学观照

    ①“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经典的哲学命题始终萦绕在世人的脑海中，引发阵阵沉思。其实，在这三个命题之中，还蕴含着另外一个命题，那就是“我正在哪里”。“我从哪里来”，是要理清自己的来路，寻根溯源；“我要到哪里去”，是对未来走向的一种前瞻性思考，展望自己的去路；“我是谁”试图解决“我”的本质性意义，是人向内用力，对自身进行拷问。而“我正在哪里”，是从外部的角度，让人确立自己的坐标和支点，对所处的时代、时空进行精准的定位，摸清楚自己所处的外在环境，对人自身进行更为透彻的审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艺领域提倡现实题材创作，就是期待作家艺术家围绕“我正在哪里”的命题进行艺术化的回答与阐释。

    ②书写过往，一头扎进历史的故纸堆，有时看来是一件颇为快意的事，因为路径可能是现成的，可以轻松上路，再运用好一些刚面世的新资料和现代化的新思维、新手段，总是能留下一些新的发现或者新的思考，区别在于多与少、深与浅。

    ③书写未来，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一种无羁绊的放纵，竭尽全力地搅动自己的脑容量，去对世界进行私人化、个性化的观察与开拓，只要无限地忠诚于自己大体上可行了。尽管“未来已来”，但更远的未来还在路上，还是可能歇口气的。

    ④而书写现在，却是一件棘手的事。大家都在场，都身处其中，绝对的“零距离”，稍有偏差和不符，就容易冠之“不真实”“太离谱”的罪状。好不容易把事情梳理得纹路清晰，但发展中的事实陡然拐弯，有了新的轨道，于是一切努力可能会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笑话。

    ⑤“我正在哪里”的现实题材创作是难的。现实生活的话语方式、言说姿态已经发生了截然不同以往的变化，再一味搬弄那一套“老古董”，纯属无效劳动，甚至成为反面教材。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偃旗息鼓、败下阵来，作家艺术家必须要有切实的行动，要有专业的敏感，而走走过场，无异于隔靴搔痒，难有真收获、大收成。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直面时代，是作家艺术家的使命，也是宿命。

    ⑥自然，现实题材创作不是对现实进行简单的搬运，而应该是一种创造，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创造。孙犁说过:“为人生的艺术，不能完全排斥为艺术而艺术。你不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没有艺术，达不到为人生的目的。”现实题材创作不是单向的，而是复合的，要有大的气度和胸襟。同时，有必要明确的是，现实题材创作本身并不意味着“高级”，简单化地滑入“题材决定论”，以为只要是现实题材创作就有“豁免权”，就天然地“高人一等”。现实题材创作就是好的，这是一个伪命题，而以为篇幅长的、规模大的就好上加好，更不是一种好风气。文艺创作是有水准要求的，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是有一套完备的价值评判体系的。任何文艺作品，都要经过这套评判体系的衡量，才能得出真正的斤两。

（有删改）

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代文学中的妙用

李雪

    ①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今天，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就离不开民族文化所激发的强大精神力量。

    ②中华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中华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标识。在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中，不少当代文学作家就妙用了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创作了优秀的文学作品。

    ③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人道德修养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但自五四运动之后，我国文学发展受外来影响日益加重，接受外来文化思想，弱化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导致文化一度出现“无根”状态。当代作家借鉴传统文化中的元素，增强了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使当代文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是当代文学的一条主脉。陈忠实《白鹿原》中用核心意象“白鹿”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范小青的创作涉及了佛教主题，说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张炜的《你在高原》饱含着对以农业文明为底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钟情。

    ④同时，当代文学作品也十分注重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元素的合理运用。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的笛声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王安忆《小鲍庄》中唱古的调调以及叶梅小说《花树花树》中的哭嫁歌等，营造了别具一格的审美意境。传统音乐元素以其极富象征性的背景赋予了中国当代小说或是阔大幽远、或是精致圆融的境界。中国诗歌和绘画美学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胜境，因此，一些小说家在构筑意境时，以情景交融、神与物游的虚实相间笔法创造美感境界，在浓重的诗情画意中给读者以丰赡的生活实感和生活情趣。

    ⑤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古玩、弈棋、戏曲、书法乃至武术等的灵韵在当代小说中也得到有效秉承。比如阿城的《棋王》，就借棋写出了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精髓。有的作品还涉及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和中医元素等，呈现出一幅较全面的传统文化图景。当然，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代小说的应用，不是对传统文化元素简单的移植，而是提炼其精髓再巧妙地融入到作品中，使传统文化元素与当代小说完美结合。

    ⑥令人称赞的是，哪怕是号称自由生长的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也比比皆是，如影响较大、反响不错的《琅琊榜》《风起陇西》等，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为对古典诗词进行合理化用，使小说语言带上了古典美学的气质，原本显得轻浅的网络文学也就增添了一份独特的古韵。

    ⑦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深刻全面理解中国文化传统，敏锐把握人民大众的审美趋势，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指导下，自觉化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和理想，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当代作家艺术家责无旁贷。

(有删改)

总书记指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将“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对“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全面部署。在“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更多的政策和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靠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开辟道路。

靠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开辟道路，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国家的生机活力。同时也要看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不够充分。“十四五”时期，解决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夯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在市场能够高效配置资源的领域、在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的事项上，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和资源要素配置主体：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有效弥补市场失灵。

靠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开辟道路，要在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现代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的基本保障。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健全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等一系列活动的制度供给和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实质是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和创新。要根据不同要素属性、市场化程度和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加快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土地管理体制。在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在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完善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制度；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探索实行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注册管理制；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在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发展，支持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加快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快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改革的推进方式也将出现一些新特征新要求。要更加注重处理好顶层设计和专项改革的关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了未来5年和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主要目标、优先领域和重点任务，这是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

（节选自彭森《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开辟道路》）

材料一：

有数据显示，中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餐93克，浪费率为11.7%，2012年以来，“光盘行动”广泛开展，“舌尖上的浪费”现象有所减少，然而生活中不难发现，一些场景中还存在明显的浪费现象，如单位食堂，人们排队倒掉餐盘中余下的很多饭菜；宴席散去，酒桌上留下了不少“未光之盘”；餐厅消费中也时常可见超量点餐……

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全国夏粮生产数据显示，全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产量创历史新高。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减少餐饮浪费，是践行绿色低碳生活观念的必然要求。有研究显示，如果人类减少粮食浪费和提高粮食生产链的效率，将对保护地球自然资源和改善人类生活，做出巨大的贡献。节约粮食，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保证粮食安全，同时又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资源消耗，可谓一举多得。

培养节约习惯，需要善于发挥宣传教育的重要作用。“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崇尚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政府层面还需加强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培养理性、健康的饮食观和消费观，鼓励和表彰节约行为，倡导餐桌上的文明新风。同时也要重视教育层面的作用，如学校加强相关知识与政策的科普。还可通过新媒介、新平台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大众，真正做到让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也不再困难。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还需餐饮行业共同努力，优化服务与经营模式。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后，湖北武汉餐饮业协会第一时间响应号召，发布包括“N-1点餐模式”在内的6条倡议。北京、江苏、陕西等地行业协会的倡议书也包括多项节约措施。这些举措从服务侧为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提供了动力，值得重视与借鉴，从而启发社会各环节探索更有效的节约措施。

遏制铺张浪费之风，更需从上到下形成全维度的社会风尚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只有党政机关、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才更具有感召力与说服力，才能助推全社会自上而下形成节约风尚。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过“紧日子”，节约粮食，杜绝公款浪费，为人民群众做好榜样。“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个人行为层面的问题，还关乎国家整体战略布局与国计民生。只要人人都行动起来，做好实践者与监督者，形成杜绝浪费的良好氛围，文明新风能吹遍神州大地，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将会成为社会新时尚。

（摘编自王欣夷《让“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成为社会新时尚》）

材料二：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约有1/3被丢弃或浪费掉，相当于13亿吨粮食，约合1万亿美元的经济成本、7000亿元的环境成本以及9000亿美元的社会成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球还有大量极端贫困人口营养供给得不到保障。联合国日前发布的《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全球饥饿人数可能将在去年6.9亿的基础上增加0.83亿～1.32亿。

强烈反差的背后，是全球购买力不均衡的现实。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世界最贫困地区，消费者的食物浪费程度很低，每年人均约10公斤，而在高收入国家，这一数字超过了100公斤，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指出：“粮食是足够的，今年也是如此。问题在于人们购买食物的能力。”食物浪费造成的需求过剩会推高食品价格，这对食品支出占比较高的穷人影响更大，令他们难以负担具有充足营养的食物，生存境遇进一步恶化。

在市场经济中，买多少食物似乎是消费者的个人自由，有人还拿经济学的“破窗理论”为浪费行为开脱，认为这是为食品餐饮行业的繁荣作贡献，就像打破一扇好端端的窗户玻璃能给玻璃厂和安装工人带来经济收益一样。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在其著名论文《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反驳，“你的理论停留在看得到的那些东西，没有考虑那些看不到的”更换窗户的财富本可以另作他用。

食物浪费的机会成本和环境成本都很大。粮食生产是资源密集型产业，除了账单上标明的成本，人们在丢弃食物时还浪费了大量看不见的土地、化肥、水、能源等资源，人们本可以把这些资源节省下来，归还侵占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降低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一方面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生产供应受到威胁，一方面食物需求还在不断增长。据预测，2012～2050年的人口增长和收入增加将导致全球农产品需求增加35%～50%，这将给全球自然资源造成更大压力。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人类需要采取多种应对措施，制止食物浪费和损失应该是其中最基本和必要的行动。

（摘编自尚凯元《制止食物浪费，不止有本经济账》）

材料三：

从目前看，我国现行法律中虽有一些关于制止浪费行为的原则规定和要求，但比较分散或笼统，缺乏必要的约束措施和惩戒机制。

立法遏制餐饮浪费，需明确职能部门、餐饮经营者消费者等各方的责任，制定出易于操作的监督措施和处罚标准，并着眼于构建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惩罚并重的制度机制。必须指出的是，餐饮浪费只是粮食浪费中的重要一环育种、收获、储藏、运输、加工等环节的浪费同样不可忽视。立法遏制粮食浪费必须坚持“全面原则”，涵盖从育种到餐桌的所有环节，确保每一粒粮食都不被浪费。

换言之，千呼万唤的《粮食法》该出台了。遏制粮食浪费任重道远，法治是治本之策。最新消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决定成立工作专班，开展相关工作立法有望提速，令人期待。

摘编自陈广江《立法制粮食浪费迫在眉睫》，有删改）

材料一

先秦儒家在考量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强调和谐、仁爱。如何实现此种理想？路径就是“尽物之性”，即万物向荣，各尽其性。董仲舒在总结儒家的仁爱思想时所说的“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实质上不过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下的处理人与物之关系的延伸表达而已。不过，在先秦儒家看来，对动物的爱与对人的爱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有区别的爱源于儒家的差等之爱理念。这种差等之爱循着“亲亲—仁民—爱物”的路径递减。对人的爱尚且为差等之爱，对动物的爱自然又次之。

那么，在利用乃至食用动物方面，先秦儒家如何做到与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一致的呢？他们的做法是：制天命而用之，杀伐以时。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而动物“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其道德地位自然低人一等，因此动物可以为人所用。不过他并不主张对动物的随便利用和过度利用，而是主张遵循自然规律而用，即“杀伐以时”。他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从实践层面讲，这种做法至少始于禹王时代。

（摘编自王云岭《儒家视野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启示》）

材料二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其作为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原则，乃是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地球上本无人类，后来才有人类——地球形成已有45亿年，产生生命已有42亿年，出现人类不过短短的300万年，这是科学事实。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可以没有地球，地球是至今为止被发现唯一有生命存在、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这也是科学事实。我们对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讨论应基于上述科学事实，并把握两个所指：

其一，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一部分，自然孕育了人类，为人类馈赠了居所与养分。自然是人类的根，是人类的源。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其二，自然界的演化出现了异化，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人类，自从有了人类，地球史便进入“人类纪”，即由人类主导的地质年代。随着文明的发展，今天作为自然界之产物、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已有能力把地球和自己一同毁灭，而且人类的所作所为正在毁灭地球和自己，生态危机已经使地球和人类面临劫难。地球要延续，人类要延续，这是文明的思维。地球能否延续，人类能否延续，这是文明的忧患。总之，人类搭乘着地球之舟漂浮在无垠的星际海洋，与地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类与地球命运与共，何去何从，全靠人类自己。

其实，从更宏阔的视野上看，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于地球上的自然万物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即生命共同体。山和水是有生命的，山和水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命共同体。地球是生命的摇篮，反过来又是生命的产物。地球正是因为有了生命才成其为地球——一颗绿色的星球，一颗向太阳开放、从太阳获得源源不断能量补充的星球，否则就会像太阳系其他星球一样是毫无生息的死球。善待地球就要善待生命，善待生物圈的生命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一旦丧失，生物圈这一生命共同体就会崩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会瓦解。地球自然万物作为生命共同体或生物共生体系的良性运转，是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摘编自刘湘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点阐释》）

材料三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曾经“怨天尤人”，把环境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自然界本身。但是，近年来，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非科学活动，是人类无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自我调节机制而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人类出于自己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一方面，将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资库，任意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则错误地把自然界当作“垃圾桶”，肆意弃置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品。到头来，人类意欲征服自然，却反遭自然界的惩罚。究其根源，就在于未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已经发挥到了顶点，而是意味着人类并没有解决好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其实，真正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应当以对受动性的认识为约束条件，能动性本身也应表现为两个方面：在认识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在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如果后者不以前者为基础，能动性就可能超越受动性而变成一种盲目性的意向活动。要调整好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人类就得不断推进自己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了解。长期以来，急功近利的片面性观念，把人们引向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无节制的耗费上。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脱离人的受动性而盲目膨胀，这种“能动性”无疑会祸及自身。恩格斯在总结了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经验与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们不能只注重改造、征服和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长，而忽视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总之，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出现，是同过去几个世纪中人把自己视做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的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

（摘编自卫美云《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之辨析》）

材料一：

“全国文明城市”是评价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最高荣誉，也是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中央文明委近年来持续表彰文明创建先进典型，不断激发基层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全面提升市民综合素质、城市文明程度和群众生活质量增添新动力、注入新活力。经过六届评选，目前已经有307个城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中央文明办在深化拓展、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将部署开展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活动，努力打造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城市范例。

（摘自王子铭等《文明花开满城芳一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迈向高质量谱写新篇章》）

材料二：

青岛市市北区是老城区，老旧小区多。“楼院里乱堆乱放、私搭乱建，有时刚刚清理完，很快又堆上了。”市北区开平路街道办主任王增慧带领街道干部完成拆违和清理任务，让街坊邻居们切实感受到了创建文明城市、加强基层治理带来的好处。随后，社区干部通过举办“邻居节”等活动，组织邻里座谈，做通群众思想工作，从根源上杜绝乱堆乱放、私搭乱建。

今年8月30日，青岛启动“志愿服务让岛城更文明“主题实践活动，仅两个月时间，全市新注册志愿者60200人，开展活动3000余次。“我们还在媒体设立‘回音壁’‘问政青岛’等栏目，不断凝聚起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力量。”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孙立杰说。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陆治原表示，青岛在创建更高水平文明城市过程中，不但聚焦关乎群众生活品质的工程设施，更关注文明城市的精神培育，涵养“文明力量”，注重志愿精神、文化价值、理想信念的传播，打造“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全力以赴”的新格局，不断提升城市品质。

（摘自徐锦庚、肖家鑫《青岛市——城市品质内外生辉》）

材料三：

成都聚焦风貌改善，优化公园城市形态，集中开展市容市貌整治，打造一环路“市井生活圈“，累计实施拆违建、增绿化项目2687个、整治背街小巷1979条；实施“绿满蓉城、水润天府“行动，加快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环城生态公园，建成天府绿道4627公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5%。2020年成都空气优良天数达280天，“窗含西岭千秋雪”的诗意美景成为市民常见的生活场景。

成都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润城，打造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社区示范点，构建“15分钟文明实践圈“，以筹办大运会、世园会等赛事展会为契机，开展“幸福成都·美在文明“等群众性文明实践活动；推动文明城市、村镇、单位、家庭、校园“五大创建“，健全道德模范、最美人物等“成都榜样“选树机制，涌现出55名全国、全省道德模范，730名“中国好人”“四川好人”。

成都市坚持以孵化培育志愿服务组织为抓手，基本建成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充满活力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文明兴蓉“平台注册志愿服务组织总数3.1万个，注册志愿者241万人，志愿服务逐步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凝聚向上、向善、向美的集体人格，城市友善公益的大爱情怀进一步彰显。

（摘自《成都：铸造公园城市文明之魂》）

材料一：

2015年以来，国产动漫《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接连登陆大银幕，改变了中国电影市场中好莱坞动漫、日本动漫独领风骚的现状。“国漫”的亮眼表现离不开鲜明的国风内核：以中国传统文学文本为母题，对其加以现代阐释和改编，从而生成既传统又现代的全新中国风文化IP。这些IP由于其融汇古今的全新中国风格切中其生存体验和审美经验，备受Z世代追捧。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电影在人物设定、价值理念等方面都没有完全遵照某一神话母本，而是对其进行具有现代特征改编。面对命运的捉弄，哪吒在绝望中呼喊出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一具有鲜明个人主义色彩的口号切中了Z世代强烈的自我意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青年群体津津乐道的网络流行语。《哪吒》的结局也并非经典模式当中弱者战胜强者、正义战胜邪恶，而是“灵珠”与“魔珠”携手实现保护苍生与救赎自我的使命，其背后隐含的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以及阴阳互生的哲学观念。《哪吒》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而超越了流行文化的窠臼，让作品具有了“余衍层”，兴味蕴藉、发人深思。

国漫的异军突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时代精神的召唤与显现。国漫电影也并非书写时代心灵的唯一形式，近年来借助B站、抖音等以短视频UP主为特色的社交平台，汉服、古筝、田园生活等古风文化成为Z世代最喜爱的“民族风”。但古风并非Z世代初创，远有五四时期的武侠电影，近有金庸、古龙、梁羽生，除此之外还有各类历史、古装或穿越题材的文艺作品。它们与Z世代古风文化共享着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看似相近，但在媒介特性和文化逻辑上却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Z世代古风文化的视觉性特征。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风格的视觉元素不再是叙事的附属而存在，而是成为主导。

Z世代迷恋古风文化，但不再局限于江湖里的侠客故事，而是更钟情于古风视觉符号的审美化呈现。古风文化从叙事到展现的转变背后，是媒介环境的转型。Z世代生长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取代了文字成为文化生产和传播的主导媒介，视觉性远比故事性更能吸引观众，忘掉故事、记住画面，这是古风文化形态转变的社会动因。同时，与文字相比，图像娱乐性有余而深刻性不足。不过近期的古风文化现象让我们看到，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Z世代习惯于互动式和参与式的传播方式，互动和参与过程中不仅能够深化情感，还会产生无数的超链接文本，这些文本纵横交错，成为密集的文化网络，在多个维度上丰富他们的知识体系，从而避免读图带来的浅薄化问题。

对于Z世代来说，古风视觉符号系统并非终结而是开始，承载着中国古典审美的古风视觉文化，不仅能够唤起Z世代的文化记忆和民族认同，而且能够生成超文本，与众多文本发生链接，进一步加深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情感，如此生成的文化闭环，也正是越来越多青年成为民族文化“自来水”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刘润坤、张慧瑜《古风国漫“破圈”：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文汇报》2021年11月03日）

材料二：

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流行文化和时尚文化往往都是标准化的社会生产所主导的，大量标准化和同质化的产品都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以同样的形态展现在橱窗面前。古风文化实际上是对文化产品工业化和流水线化的抵制。具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希望获得有特点的文化产品或者是艺术表达形式，各式各样的古风文化产品也就应运而生。但是古风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商业化和复刻化的过程中，当流行文化与商业化结合在一起时，古风文化从最初给人眼前一亮，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大量同质化的产品。丧失了其创新性和创造性，也不利于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这直接关系到古风文化能否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工业化、标准化、商业化的生产过程中，如何保持古风文化的独特性是一个需要思考的话题。

古风文化的发展要避免三个误区：一是不能过分夸大古风文化在文化传承和文化接续中的作用。古风文化尽管容易被普通民众所感知，其所涵盖的内容也只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中的沧海一粟，仅凭古风文化一己之力，恐怕还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和文化接续。二是古风文化产品要避免粗制滥造问题。古风文化从小众走向大众过程中必然有市场运作和商业化的推动，成为商家牟利的手段，引发了模仿、复刻的风潮，却因为文化的同源性难以被定义为抄袭，进而引发粗制滥造和炒作的现象，不利于古风文化的发展。三是古风文化产品不能过度依赖“粉丝经济”。古风文化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依然集中在粉丝圈内，“粉丝经济”是支撑古风文化的关键消费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粉丝经济”的后果会导致依赖古风文化形成的趣群化群体越来越集中，反而不利于其发展。

此外，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也可充分利用古风文化流行的契机，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古风文化的流行在改变文化断裂上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但作为文化传承、文化接续、文化输出的工具和产品，尚显不足。因此，培养和挖掘古风文化的优秀创造者，需要政府、社会和平台共同努力。

（摘编自田丰《古风文化的特征及其未来发展》）

材料一：

戏曲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根脉。毋庸讳言，其传承发展遇到了困境，观众逐步流失、市场慢慢萎缩，令人担忧。一些戏曲人士自恃正宗，不肯轻易改变，但相当多的观众觉得戏曲要与时俱进，否则看戏的观众会越来越少。在文化市场多元丰富的今天，如何守正创新，让戏曲在文艺百花园中风采依旧，是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戏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产物，为人民服务是其不变的宗旨，创新是其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体现。针对社会转型、消费多元的现实，戏曲界有识之士为冲出困境，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围绕现实生活创作剧本，利用声光电技术革新舞台呈现，借助网络技术提高传播效果，引入时尚元素改善传统唱腔，为传统戏曲融入时代闯新路。20世纪末《前门情思大碗茶》是一首京味儿十足的戏歌，让听众在大碗茶里，细细品味戏曲文化的独特韵味，近来李胜素的《梨花颂》更是让人在长恨一曲千古迷中，感受到京剧梅派唱腔的新魅力。这些时代经典一经推出，再经网络传播助力，迅速成为大众喜爱的“网红”。谁说戏曲没人喜欢了？只要你真心为民，不断创新，戏曲就会冲出困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重视活跃在民间的“草台班子”，使其成为壮大戏曲传承发展的有生力量。面广量大又常年活跃在城乡演出市场的“草台班子”，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正是他们的存在，维持了戏曲传承脆弱的生态。政府可以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民间的“草台班子”；国有文艺院团主动传帮带，给本子、送曲子、圆场子，引导其不断提高艺术层次，为戏曲传承多做贡献；“草台班子”也要虚心学习，不为暂时的生存困境所忧，不为一时的市场票房所惑，时刻牢记文化人之责，以成风化人、雅俗共赏的精品力作提升艺术层次，吸引更多的戏迷，为戏曲繁荣发展多做贡献。

戏曲名家与百姓大家互动，厚植戏曲传承发展土壤。戏曲传承关键靠人，戏曲市场开拓关键在培育。面对断层的消费群体，我们在巩固中老年消费群体的同时，应花费更多的精力培育年轻消费群体，让欣赏戏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戏曲名家要率先垂范，改变戏曲界少数人抱残守缺的观念，主动扛起戏曲振兴大旗，回应时代关切，深入基层、扎根群众、问计于民，从观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观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用好戏锁定票友，黏住戏迷，扩大受众，以水滴石穿之功，改善戏曲传承生态，把与戏曲渐行渐远的年轻观众重新拉回戏院，不断扩大戏曲传承的“朋友圈”。

（选自李广春《怎样扩大戏曲的“朋友圈”》）

材料二：

在戏曲辉煌的年代，看戏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在给民众持续带来欢乐的过程中，戏曲也实现了自身的大众化。秦华生认为，近几十年来，戏曲之所以逐渐萎缩，虽然跟文化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有关，但就戏曲自身而言，娱乐性减弱，跟观众的互动也越来越少，导致了戏曲越来越曲高和寡，脱离民众。“观众花钱买票进戏园子，首先是找乐子的，而不是花钱去接受说教的。”

新媒体为丰富戏曲的娱乐性，提供了手段和路径。比如，越来越多戏曲人开始在网上直播，用全新的方式表演传统戏曲。像酷狗直播平台的主播庄妃，本是粤剧演员出身，擅长粤剧、京剧、川剧等传统艺术。入驻酷狗直播后，庄妃将网络直播特效与戏曲结合在一起改编莲花手舞，并在戏曲表演中穿插粤语说唱，让传统戏曲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受到年轻观众的欢迎和追捧。

戏曲也开始跨界进入网游、手游，把戏曲的娱乐性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比如，武侠手游 《楚留香》携手浙江昆剧团，将昆曲戏服“穿”到了游戏中人物的身上：成年女性款式色调温婉柔美，发饰点翠精美动人，上身后应了那句“如花美眷”；成年男性款式色调清雅宜人，剪裁潇洒飘逸，体现出“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气质。除了服装，昆曲风格的宅邸家具等也被植入游戏中，很多从未接触过昆曲的青少年，却通过游戏认识了“木兰花·桌”“木兰花·椅”与木质雕花屏风“锁南枝·杂”。

（选自韩业庭《新媒体为戏曲搭好传承舞台》）

材料三：

近几年，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措施出台，戏曲市场呈现明显回暖迹象。但现状是否就如数据那般乐观？繁荣之下有哪些不足？

从剧目创作看，近几年各类艺术节和剧目展演取消烦冗奖项、强化基础评论等措施让各院团更加潜心投入创作，加之国家艺术基金等各类资金对优秀剧本和舞台创作的大力扶持，新作品孵化有了坚实保障，数量相较前些年也有大幅度提升。但这其中现象级、极具人气和口碑的佳作并不多，作品打磨率、复排率、演出率和知名度并不高。好的艺术创作需要时间和经验积累，需要“七稿八稿，没完没了”地提升，需要大量成本及资源投入，需要把选择好题材、提高作品的成活率视为根本。

再看演出和观众数据，与前些年相比确有显著提高，剧场中黑头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观众的年龄跨度也越来越大，以演员或是院团为中心的“粉丝群”借助新兴的传播方式聚集起更多年轻观众，着实令人欣慰。值得注意的是，名家名剧名院团的演出虽很火爆，观众数也一直呈稳中有升的趋势，但基层院团常规演出、青年演员日常演出以及下基层、进社区的普通巡演，数量及上座率却冷热不均、参差不齐。老年观众和青年观众在剧目选择上泾渭分明，老年人明显倾向于传统老戏，青年观众更乐于接受新编戏和实验戏，这种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偏食”对戏曲长远发展亦有影响。

（选自宋芳科《戏曲“热”发展中的“冷”思考》）

宋词在题材走向、风格倾向上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从而以委婉含蓄的美学特征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独树一帜。从总体上看，宋词与唐诗一样，题材内容包罗万象，艺术风格也丰富多彩，并没有固定的美学特征。但是就主要倾向而言，宋词与唐诗是各有侧重的。唐诗既富于浪漫气息和理想色彩，又因关注社会现实而蕴涵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体现着积极有为的人生追求。唐诗中虽然也有李商隐诗那种接近词境的心曲低诉，但代表唐诗主流的无疑是李、杜、韩、白所创造的昂扬之气与阳刚之美。宋词则不同，虽然苏轼词如天风海雨，辛弃疾词如山呼海啸，但在整个宋词史上，婉约词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苏、辛都善于写婉约词；其婉约词的水准并不亚于秦观、周邦彦。所以宋词在总体上有如下特征：题材走向．上注重个人生活而不是社会现实，表现功能上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风格倾向上偏好阴柔和婉而不是阳刚雄豪。可以说，宋词弥补了中国古典诗歌中女性和爱情题材方面的不足。

中国古典诗歌中并不缺乏描写女性的作品，但是那些诗的主题大致上是下面两种：一种是哀悯社会上某些不幸的女性，例如征人妇、商人妇、弃妇、宫女等，这些作品事实上是反映社会问题，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题材。另一种是把女性当作欣赏乃至玩弄的对象，主要的代表作是南朝的宫体诗，一些作品着力描写女性的容貌服饰，格调上往有淫靡的倾向，显然不是健康的女性题材。宋词则不然，宋代词人深入地体会女性的感情，细致地揣摩女性的声气。宋词不但生动地描绘了女性的明玛翠羽和容貌体态，而且成功地制出了女性的眉尖颦笑和心底微澜。从立说倾向来看，宋代词人对女性的态度是同情、理解和尊重。

宋词在爱情题材上具有更大的开拓意义。由于受到儒家诗教学说的巨大影响，中国古典诗歌中爱情题材的欠缺成为先天性的痼疾。宋词的独特性质和功能使它克服了这种缺陷。

由于词体具有很强的娱乐功能，文人们长期视之为小道，他们填词时不免带有游戏笔墨的意味，并未把词着作与诗文一样的严肃文体。这样，词就没有被赋予政治救化的意义，它逐渐发展成“艳科”，并与庄香严肃的五七言诗分道扬镳。在宋代，诗、词有着非常明确的功能性分工。宋代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上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们用来抒情述志的诗文作品也庄重无比，爱情题材在诗文中几乎绝迹。但是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生活优裕，接触歌儿舞女的机会较多，他们的私生活中当然会有男女恋情的内容。于是词这种特殊的诗体便被选为合适的情感宣泄口。宋词在爱情题材方面的巨大成就，在整个古典诗歌史．上独领风骚，这是宋词在内容上的最大特征。

(摘编自莫砺锋《唐诗与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