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写冯
马犇
代写是个老行当，多在邮局附近出摊。少时，一两家；多时，十多家。
这个行当无需太多東西，一张桌，一沓纸，一支笔足矣。讲究的代写人，会使专用笺纸，且以毛笔书之。但多数代写者只用钢笔，纸也就地取材，机关、企业、学校的稿纸都有人用。
代写多是代人写信，偶尔也代写诉状、遗嘱、传记、家史。代人写信并不复杂，顾客口述大概内容，代写人书之。也有代写回信的，不识字的人拿来收到的信，请代写人读信，然后将回信的大致内容告知代写人。
代写冯不是最早的代写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加入队伍。选择代写，并不是因为他已从工厂病退，而是另有他因。
代写冯秉持着自己的原则，每写完一封信，就忘掉内容，在写信的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出顾客的想法。加之其润格在同行中最低，所以找他代写的人特多。
与别人不同的是，当有人往台湾寄信时，代写冯写信封前，都会与顾客商议，“同志，请允许我在信封背面画一个代写摊的标志。”多数顾客不会拒绝，或者说并不在意，因为别说他画个标志，就是涂满信封，邮资也不变。
代写摊的标志是个大头菜，下面写有“大头菜·冯”。后来为提高效率，代写冯刻了枚章，上置大头菜图案，下刻文字，极易辨识。
解放前，淮城有不少人在南京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兵败台湾前，有很多淮城籍的国民党军官回乡将亲友带走。所以后来，淮城往台湾寄的信，往往比寄往周边的信还多。
代写冯清楚地记得，他六岁时，哥哥十岁，身为国民党军官的舅舅回乡省亲，在冯家小酌，代写冯和哥哥在院里玩耍，哥俩路过堂屋时，舅舅立即召唤哥哥。谁也没想到，饭毕，哥哥即被带走。从此，一条海峡分隔开哥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掀起寻亲潮。由于老家所处的街巷已被更名数次，即便哥哥记得旧址，信也会被打回。而哥哥的地址，代写冯更是一无所知。
令哥俩终身难忘的或许只有大头菜，因为他们小时候，家里有个腌制老卤大头菜的作坊。当年，站在巷口，就能闻到大头菜那极为特殊的香气。
那些年，因为贫困，大头菜被广泛食用。虽然条件艰苦，但淮城人一直乐观，他们尝试着“细做”大头菜，且将腌制大头菜的卤留下来，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卤仍在缸里。用老卤腌制大头菜成了当地的习俗。
旧时岁月，老卤大头菜不仅让单调的饮食多了些滋味，还给困窘的生活提了鲜。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老卤大头菜并没消失，它成了淮城人的情结。再后来，它在外地也红火起来。淮城有民谚曰，“大头菜不是菜，出门人得外带。”淮剧《补缸调》更为直白，“河北闻名大头菜，招来宁沪大客商。肩挑车运到码头，货到南边用船装。远销南京和上海，还有扬州和镇江。河北地方腌切户，家家都有腌菜缸。”
《补缸调》里的河北，即河下古镇北边的河北村。代写冯家正住在河北村，当年，哥俩餐餐都离不开自家的大头菜。
代写冯干了十多年，代写的寄往台湾的信有数百封。一个冬日，梁二拿来台湾亲戚的回信，代写冯照例读给梁二听，除了梁家的信，还有张宣纸，几列隽秀的毛笔字，上书──近日，几位淮城籍友人相聚，席间，谈及家乡的大头菜，梁君便拿出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封背面钤着大头菜的印。梁君说淮城有个代写摊，所代写的来台的信皆有此印。“大头菜·冯”，代写摊莫非恰是吾弟所设吧，今借梁君的信，附上通联。含泪盼复。
代写冯热泪盈眶，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笨方法竟能找到哥哥。代写冯替梁二写完信，即给哥哥写信，一口气写了十多页。自此，哥俩频繁通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哥哥回乡，五十年了，哥俩终于重聚家乡。代写冯做了很多家乡菜，还特意放了碟老卤大头菜。令代写冯意想不到的是，哥哥从包里拿出一个从未开封的小坛。这是当年离淮时，母亲塞给他的。
哥俩夹起大头菜，老泪纵横。
那些鸟会认人
刘亮程
我们搬走了，那窝老鼠还要生活下去，偷吃冯三的粮食。鸟会落在剩下的几棵树上，更多的鸟会落到别人家树上，也许全挤在我们砍剩的那几棵树上，叽叽喳喳一阵乱叫。鸟不知道院子里发生了啥事。但它们知道那些树不见了。筑着它们鸟窝的那些树枝乱扔在地上，精心搭筑的鸟窝和窝里的全部生活像一碗饭扣翻在地上。
冯三一个人在屋里听鸟叫。我们没有把鸟叫算成钱卖给冯三，我们带不走那些鸟，带不走筑着鸟窝的树枝。那些枝繁叶茂的树砍倒后，我们只拿走主杆，其余的全扔在地上。我们经营了多少年才让成群的鸟落到院子，一早一晚，鸟的叫声像绵密细雨洒进粗糙的牛哞驴鸣里。那些鸟是我们家的。我们一家十六只耳朵听鸟叫。冯三这个人眼睛不好使，耳朵也有些背。从此那些鸟将没人听地叫下去，都叫些什么我们再不会知道。
大多是麻雀在叫。麻雀的口音与我们相近，一听就是很近的乡邻。树一房高时它们在树梢上筑窠，好像有点害怕我们，把窠藏在叶子中间，以为我们看不见。后来树一年年长高，鸟窠便被举到高处，都快高过房顶一房高了，可能鸟觉得太高了，下到地上啄食不方便，又往下挪了几个树枝，也不遮遮掩掩了。
夏天经常有身上没毛的小鸟从树上掉下来，像我们小时候从炕上掉下来一样，扯着嗓子直叫。大鸟也在一旁叫，它没办法把小鸟弄到窝里去，眼睁睁看着叫猫吃掉，叫一群蚂蚁活活拖走。碰巧被我们收工放学回来看见了，赶快捡起来，仰起头瞅准了是哪个窝里掉下来的，爬上树给放回去。
一般来说爬树都是我的事，四弟也很能爬树，上得比我还高。不过我们很少上到树上去惹鸟。鸟跟我们吵过好几架，有点怕惹它们了。一次是我上去送一只小鸟，爬到那个高过房顶的横枝上，窝里有八只鸟蛋的时候我偷偷上来过一次，蛋放在手心玩了好一阵又原放进去。这次窝里伸出七八只小头，全对着我叫。头上一大群鸟在尖叫。鸟以为我要毁它的窝伤它的孩子，一会儿扑啦啦落在头顶树枝上，边叫边用雨点般的鸟粪袭击我。一会儿落到院墙上，对着我们家门窗直叫，嗓子都直了，叫出血了。那声音听上去就是在骂人。母亲烦了，出门朝树上喊一声：快下来，再别惹鸟了。
另一次是风把晾在绳上的红被单刮到树梢，正好蒙在一个鸟窠上，四弟拿一根木棍上去取，惹得鸟大叫了一晌午。
还有一次，一只鹞子落在树上，鸟全惊飞到房顶和羊圈棚上乱叫。狗也对着树上叫，鸡和羊也望着树上。我们走出屋子，见一只灰色大鸟站在树杈上。父亲说是鹞子，专吃鸽子和鸟，我捡了块土块扔过去，它飞走了。
除了麻雀，有时房檐会落两只喜雀，树梢站一只猫头鹰，还有声音清脆的黄雀时时飞来。它们从不在我们家树上筑窠，好像也从不把太平渠当个村子。它们往别处去，飞累了落在树枝上歇会儿脚，对着院子里的人和牲畜叫几声。
那堆苞谷赶紧收进去，要下雨啦。
镰刀用完了就挂到墙上。锨立在墙角。别满院子乱扔。
我觉得它们像一些巡逻官，高高在上训我们。只是话音像唱歌一样好听。乘人不注意飞下来叨一口食，又远远飞走，飞出院子飞过村子，再几年都见不到。
那些麻雀会认人呢，我对父亲说。昨天我在南梁坡割草，一只麻雀老围着我叫，我以为它想偷吃我背包里的馍馍。我低头割草，它就落在前面的草枝上对着我叫，我捆草时它又落到地上对着我叫。后来我才发现是我们家树上的一只鸟，左爪内侧有一小撮白毛，在院子里胆子特别大，敢走到人脚边觅食吃，所以我认下了。刚才我又看见了它，站在白母羊背上捡草籽吃。
鸟就是认人呢，大哥也说。那天他到野滩打柴，就看见我们家树上几只鸟。也不知道它们跑那么远去干啥。是跟着牛车去的，还是在滩里碰上了。它们一直围着牛转，叽叽喳喳，像对人说话。大哥装好柴后它们落到柴车上，四只并排站在一根柴禾上，一直跟着牛车回到家。
追风筝的人（节选）①
卡勒德·胡赛尼②
“把风筝给我！”阿塞夫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我停止了观看，转身离开了那条小巷。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手腕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流泪。就从刚才那个屋角，传来阿塞夫的狂笑。
我仍有最后机会可以做决定，一个决定我将成为何等人物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跑开。
结果，我跑开了。
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塞夫说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止，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
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约莫隔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望着阿塞夫和那两个人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十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辙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起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
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子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 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失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面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
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儿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头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就像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身上的伤口一样。也假装没有看到，从他的伤口上滴下的血滴，它们滴下来，将雪地染成黑色。
“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
事情就如我想象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爸爸和拉辛汗在喝茶，听着收音机传出的噼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
【注】①节选部分背景：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小说中“我”（阿米尔少爷）的助手是“我”的仆人兼儿时唯一关系亲密的玩伴哈桑。“我”为了赢得爸爸的欢心，要在这场斗风筝比赛中获胜。在斗风筝过程中，“我”成功割断对手的风筝线赢了比赛，但要取得最终胜利还要捡到那只最后掉落的风筝。哈桑全力以赴替“我”去捡风筝，却遭到了阿塞夫等人的欺辱。②卡勒德·胡赛尼，美籍阿富汗作家。③哈扎拉人是在阿富汗长期受到普什图人歧视甚至迫害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哈桑就是哈扎拉人，而“我”是普什图人。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①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作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依我看，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②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斗鸡，后者像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③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份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痩，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①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它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作“猪兄”。
④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儿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②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至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至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⑤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注]①劁：阉割（猪）。②看青：守护未成熟的庄稼。
留余
侯发山
康家的生意越做越大，可是，康百万发现，康家的摊子大了，利润倒没怎么上升。难道是里面有人捣鬼？他通过调查，发现大相公以及各个行当的相公、账房先生及小相公，都是按照他的旨意在循规蹈矩地做事，并没有投机取巧，更没有吃里爬外。原因出在哪里呢？他愁肠百结，百思不得其解。
这天后晌，康百万信步来到了神都山下，想散散心，排解一下心中的郁闷。黄河黄，河面宽阔，像一幅闪光的黄绸；洛水清，水流平静，河面如清绒的地毯。如果说黄河有男子汉的粗犷，则洛河有女子的婉约。两条河交汇后，一黄一清界限分明，绵延数里后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经过一番激烈“搏斗”，最终洛河融进了黄河里。据说，伏羲创造的八卦图就是根据这一景象画出来的。黄河里走着不少大大小小的船只，船工的号子抑扬顿挫，此起彼伏……一个头戴草帽的老汉，站在河边的树下，拿着一个大舀子——漏水的勺子，一动不动地盯着水面。
康百万来到老汉身边，顺势坐在河岸上，观看老汉捞鱼。
老汉看了康百万一眼，没有说话，转眼盯着水面。
康百万瞅了瞅老汉身边的鱼篓，发现鱼篓里只有两条二斤左右的黄河鲤鱼，皱着眉头问道，大叔，您啥时候来的？
老汉说，大清早就来了。
康百万不禁惊讶地问，大叔，大半天您就弄到这两条啊？黄河里的鲤鱼不是也不少吗？
你是说我捞鱼的水平很臭吗？老汉似乎不高兴了。
康百万忙说，大叔，没有，我没有那个意思。
忽然，老汉猛地一甩胳膊，舀子划了一个优美的弧线，似乎瞬间完成了下水和出水的过程。一条鱼被舀子捞着了，这条鱼不小，有三斤多重。老汉把鱼丢进了鱼篓。
康百万发现了秘密所在，忽然笑了，快嘴快舌地说，大叔，您的舀子的洞太大了，只能捞到大鱼，一斤以下的小鱼都捞不到啊。
老汉气呼呼地说，如果舀子底部没有窟窿，想“一网打尽”，大鱼小鱼都不放过，怕是一条鱼也捞不到。
为什么？康百万顺嘴问道。
老汉说，有句古话叫做“漏水的勺子才能舀到大鱼”。这是为啥？因为漏水的那些孔，不但没有影响俺们捕鱼，反倒如渔网一般，减轻了水的冲击力，捕大鱼如探囊取物。
大叔，您说的好像有一些道理。可是，像您这种捞法啥时候才能把鱼篓捞满呀？康百万感到不可思议。
老汉瞪了康百万一眼，恶狠狠地说，我不稀罕小鱼！
康百万闹了个大红脸，不明白老汉为何会发这么大的火。
话不投机，好半天两人都没有说话。康百万觉得无趣，准备起身离去。
老汉瞄了康百万一眼，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康百万说，如果连小鱼也不放过，天长日久，河里还会有鱼吗？不留鱼，俺们渔民日后咋生活？后世子孙咋生存？赶尽杀绝那是自掘坟墓！
“……”康百万张嘴说不出话来。仔细琢磨老汉的话，不禁对老汉肃然起敬，他的话太有哲理了。
当天晚上，康百万失眠了。留鱼？留鱼？留余？康百万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兴奋得差点叫起来。
不久后，康百万召集家族会议，大刀阔斧地改变经商策略，其中最主要一条就是，做生意只赚取利润的百分之六十，要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均衡，保持人与社会、自然各种关系的和谐，相伴相生，正常谋利，谋正当利，适可而止。他说，留余忌尽，忌盈忌满，福不可享尽，势不可使尽，心机不可用尽，留余不但是昌家之道，也是做人之则。随后，他让当朝文状元牛瑄雕刻“留余匾”挂在客厅，作为家训让后世子孙铭记。
此后，康家世世代代秉承留余思想，一直富裕了四百多年。
（原载《天池小小说》，有删改）
另一座村庄
宗崇茂
油菜花在春天总是开得如此漫漶。
母亲从乡下打来电话说，你早一点回来吧。我知道母亲的意思。我已有好几个清明节不回老家了。我总是在家乡的春天到来之前就必须离开她，向西，一路向西。
现在，我总算回来了。我终于能够在家乡的春天好好停留并不紧不慢地呼吸。听从母亲的话，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傍晚，我就坐车回到老家。
夜里，竟响起了雨。我有些担心，明天，是准备给父亲立一块碑的。母亲已请好帮忙的人，一下雨，地里就会泥泞得难以行走。雨点打在窗户和瓦楞上，像是水浪轻轻拍打船底的声音。睡在床上，我竟有些恍惚，仿佛不是睡在自家的屋里，而是睡在一条漂泊不止的船中，我一时找不到归家之感。多少年了，我的灵魂是一粒轻轻的尘埃。它从故乡这块泥土上扬起，现在，却一下子难以在这块土地上重新安顿下来。
这还是我的故乡吗？或者说，我的灵魂还把它当作故乡吗？也许，我怀念的只是另一个村庄，已永远不可能再回来的那个村庄。那时，父母都还很年轻，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但是，如今父亲早已不在，只有母亲还孑留于这个春天。
早晨起来，天空睛好。昨夜的那场雨好像只是一种幻觉。阳光携着微风，或是微风携着阳光，暖暖地照着，吹着。树、空气，更加绿而清新了。
油菜花，在菜园里、河堤边、甚至草房子的屋顶上，一簇一簇地盛开着，更不用说田野里那铺天盖地的金黄了。这样的季节，我简陋的小村庄也因此而变得美丽无比起来；无边的花海中，村庄喘息似的在起伏中荡漾。
母亲早已在石匠那里定制好父亲的碑，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怎么也并列其上？只是未像父亲的名字那样用漆涂红，还是凿出的那种淡淡的石白。问母亲。母亲说，先在你父亲那里报个“户口”，等我去了，你们只要用红漆把名宇涂红就行了。
坟地在村子的南头，离村子仅隔了五六块田地，四面环水，有一道窄窄的堤坝与村子相连，我不明白，当初是村子里的哪一位，把这一片田地确定为村人的安葬之所？又为何安排得离村子如此之近？有一次，就这个问题，我向村中的那位老人讨教。他是村中的“老秀才”，远近闻名的风水先生，双目几乎失明。他说，这是大家的意见，离得近，天天看得见，心里踏实，好。
他的答案让我惊异！这些识不了几个字的农人，难道都是不凡的哲学家？死，早已被他们视作生的一部分，完整而密不可分。
那时，父亲刚走不久，而我远在天边。母亲在田间劳作时，歇息的间隙，总是习惯于抬头把目光投向坟地的那一片。高的、矮的、新的、旧的，错落的坟茔中，母亲找到父亲的那一座。黑鸟盘旋，纸灰一样飞起飞落。就这样，母亲与父亲隔河相守，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白昼与黑夜。
石碑被抬到坟地。这里同样生长着一片一片金黄的油菜花，无人种，也无人收，却年年开不败的野油菜花。众多的坟，使这里稍显拥挤。从碑上的名字一一看过去，大多是我热悉的名字，我熟悉的长辈。我忽然觉得有些宽慰，我的父亲，仍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仍像从前一样，是一个村庄里的人。这片墓地，分明是村庄以外的另一座村庄！那些血脉，仍在看不见的地方，汩汩地淌着，连着。
家家户户的坟茔都培了新土，坟茔变得亮堂高大，太阳照着尘世，也照着故人，春阳之下，一切都在蓬勃地生长，即使死亡，也被罩上一层暖意。逝去的人啊，你们为何总是深藏不露？只让你们曾经生活过的村庄默默记取、怀念；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外，仿佛一群不肯归来的远行人。
石碑竖立起来。像是父亲的新居。母亲非常高兴。她拿来一块红绸缎，在碑的顶端系上。碑在风中一下子显得非常醒目。我立刻明白了母亲的心事一一眼神越来越差了，她是想在众多的坟茔中，一下子就能找到父亲的那一座。
小河清澈安静。油菜花在水中的倒影尤显美丽。几只白蝴蝶从水面掠过，倒影轻轻晃动起来，使水中的美变得有些虚幻——就像一座村庄与另一座村庄，就像生与死，它们永远为邻，互为倒影，彼此护佑。我相信，日日夜夜，它们都能听到彼此亲切的呼吸。
选自《流浪途中的玫瑰》，有删节
手 艺
孙如静
老罗头从县城回来了。前些日子，他总觉得日子过得不太顺心，像是缺少些什么东西。按理来说，儿子当上了副县长，儿媳妇刚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日子一天天好过了，可自己为什么总是乐不起来呢？
一天，他无意中看到家里有一个漏水的盆子，他举起盆子，一线阳光透过小孔落在他昏暗的眼睛里，多么熟悉的动作，多么熟悉的感觉啊。老罗头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总是乐不起来了，他怀念自己的手艺——补锅。
晚上，老罗头连夜收拾包袱，他恨不得长出翅膀飞回老家。
终于回到老房子，老物件还在，老罗头简单地收拾一下，中午时分，就在门口架起了火炉，抽起大风箱，清清嗓子大声喊，“补锅啰——，补锅啰——”。这两嗓子把隔壁的长河老爷子喊出来了，老爷子一看到老罗头，顿时脸上乐开了花。来到老罗头的小摊前，咣当一声，好家伙，几个盘子，一个水壶，两口铝锅，全撂了下来。老爷子笑着说，老伙计，你不在的这几年，我把家里漏水的锅碗瓢盆都攒起来了，就等着你的大风箱再抽气了。一声老伙计，让老罗头听着心里暖暖的。
老罗头使劲地抽了抽大风箱，火炉伸出长长的舌头，火舌欢快地舔着黑黑的锅底，老罗头将碎的铁锅片放进一只小小的坩蜗，再把坩埚埋进火炉中间，等了许久，铁锅片熔化成红通通的铁水，他迅速舀出铁水，倒在一块柔软的、圆圆的毡子上，晃了几圈，铁水就变成了一粒圆圆的金属球，然后把金属球对准盘子的漏洞，轻轻一挤，用力一压，漏洞瞬间消失了。接下来是进一步验证，用补好的盘子舀上半勺水，高高举起，“看，滴水不漏！”老罗头得意地说。长河老爷子说“老罗头，几年不见，看来你的手艺还够火候哦。”老罗头拍拍胸脯说：“功夫在这里，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不能丢啊！”
老罗头每天从大清早坐到傍晚，路人就像一阵风一样从他眼前飘过。除了长河老爷子和几个老伙计偶尔来陪他说说话以外，几乎没有人在他小摊上停留。当年老罗头的手艺可是个绝活啊，多少人想拜师学艺呢。看着满脸愁容的老罗头，长河老爷子叹了口气说：“现在人家都用电饭锅、高压锅、电磁炉了，那些家用电器五花八门的，哪还用得着我们那个年代的大铁锅啊。哎，也只有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喜欢那股烟火味了。”这番感慨让老罗头心里有了郁结，没两天，竟然病倒了。
这下可把他的儿子急坏了，心想，老头子不跟着自己好好享福，一个人跑回老家瞎折腾，把自己折腾到医院来了。住了几天医院，找不到病因，却也不见好转。
最后，还是长河老爷子说了一句：“你爸这是心病，心病还要心药医啊。”儿子吩咐一声，手下人立刻到镇上各家各户，到废品收购站去搜索，去收购，很快给老罗头找来了活。
听说有人找他补锅，老罗头腾的一下从病床上坐起来，病全好了。一只小火炉，一个大风箱，老罗头的补锅小摊又开张了。
原以为一切恢复了平静。没想到有好事者在闲聊中提到，老罗头补的锅都是他儿子高价收购来的。偏偏这些闲聊又被老罗头听到了。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阵急火攻心，老罗彻底倒下了。老罗头临终前，给儿子留下一句话，不要把我放到那些坛子罐子里，要把我放到补好的锅里，那里暖和。
大地
毕飞宇
①在村庄的四周，是大地。从某种程度上说，村庄只是海上的一座孤岛。我把大地比喻成海的平面是有依据的，在我的老家，唯一的地貌就是平原，那种广阔的、无垠的、平整的平原。这是横平竖直的平原，每一块土地都一样高，没有洼陷，没有隆起的地方，没有石头。你的视线永远也没有阻隔，如果你看不到更远的地方了，那只能说，你的肉眼能看到的距离到了极限。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你的每一次放眼都可以抵达极限。极限在哪里？在天上。天高，地迥；天圆，地方。
②我想我很小就了解了什么是大。大是迷人的，却折磨人。这个大不是沙漠的大，也不是瀚海的大，沙漠和瀚海的大只不过是你需要跨过的距离。平原的大却不一样了，它是你劳作的对象。每一尺、每一寸都要经过你的手。“在苍茫的大地上”——每一棵麦苗都是手播的——每一棵麦苗都是手割的——每一棵水稻都是手插的——每一棵水稻都是手割的。这是何等的艰辛，何等的艰辛。有些事情你可以干一辈子，但不能想，一想就会胆怯，甚至不寒而栗。
③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下午，家里就剩下了我和我的父亲。我们在喝茶，吸烟，闲聊，其乐融融。我的父亲突然问我，如果把“现在的你”送回到“那个时代”，让你在村子里做农民，你会怎么办？我想了很长时间，最后说：“我想我会死在我的壮年。”父亲不再说话，整整一个下午，他不再说话。我说的是我的真实感受，但是，我冒失了，我忘记了说话的对象是父亲，我经常犯这样的错。父亲是“那个时代”活下来的人，我的回答无疑戳到了他的痛处。我还是要说，父亲“活下来”了，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壮举。他老人家经常做噩梦，他在梦里大声地呼叫。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他老人家叫醒，赶紧地。我相信，每一次醒来他都如释重负。他老人家一定很享受大梦初醒时的轻松和快慰。
④庄稼人在艰辛地劳作，他们的劳作不停地改变大地上的色彩。最为壮观的一种颜色是鹅黄——那是新秧苗的颜色。我为什么要说新秧苗的鹅黄是“最壮观”的呢？这是由秧苗的“性质”决定的。秧苗和任何一种庄稼都不一样，它要经过你的手，一棵一棵地、一棵一棵地、一棵一棵地插下去。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无边无垠的鹅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庄稼人的指纹。鹅黄其实是明媚的，甚至是娇嫩的。因为辽阔，因为来自“手工”，它壮观了。我想告诉所有的画家，在我的老家，鹅黄实在是悲壮的。
⑤我估计庄稼人是不会像画家那样注重色彩的，但是，也未必。“青黄不接”这个词一定是农民创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世界上最注重色彩的依然是庄稼人。一青一黄，一枯一荣，大地在缓慢地、急遽地做色彩的演变。庄稼人的悲欢骨子里就是两种颜色的疯狂轮转：青和黄。青黄是庄稼的颜色、庄稼的逻辑，说到底也是大地的颜色、大地的逻辑。是逻辑就不能出错，是逻辑就难免出错。当我伫立在田埂上的时候，我哪里能懂这些？我的瞳孔里永远都是汪洋：鹅黄的汪洋——淡绿的汪洋——翠绿的汪洋——乌青的汪洋——青紫的汪洋——斑驳的汪洋——淡黄的汪洋——金光灿灿的汪洋。它们浩瀚，壮烈，同时也死气沉沉。我性格当中的孤独倾向也许就是在一片汪洋的岸边留下的，对一个孩子来说，对一个永无休止的旁观者来说，外部的浓烈必将变成内心的寂寥。
⑥大地是色彩，也是声音。这声音很奇怪——你不能听，你一听它就没了，你不听它又来了。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这些都是声音，像呢喃，像交头接耳，鬼鬼祟祟又坦坦荡荡，它们是枕边的耳语。麦浪和水稻的汹涌则是另一种音调，无数地、细碎地摩擦，叶对叶，芒对芒，秆对秆。无数地、细碎地摩擦汇聚起来了，波谷在流淌，从天的这一头一直滚到天的那一头，是啸聚。声音真的不算大，但是，架不住它的厚实与不绝，它成巨响的尾音，不绝如缕。尾音是尾音之后的尾音，恢宏是恢宏中间的恢宏。
⑦还有气味。作为乡下人，我喜欢乡下人莫言。他的鼻子是一个天才。我喜欢莫言所有的关于气味的描述，每一次看到莫言的气味描写，我就知道了，我的鼻子是空的，有两个洞，从我的书房一直闻到莫言的书房，从我的故乡一直闻到莫言的故乡。
⑧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里说过：“大自然充满诗意的感染，往往靠作家给我们。”这句话说得好。不管是大自然还是大地，它的诗意和感染力是作家提供出来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读者还是作为一个作者，我都要感谢福楼拜的谦卑和骄傲。
⑨大地在那儿，还在那儿，一直在那儿，永远在那儿。这是泪流满面的事实。
大地
毕飞宇
在村庄的四周，是大地。某种程度上说，村庄只是海上的一座孤岛。我把大地比喻成海的平面是有依据的，在我的老家，唯一的地貌就是平原，那种广阔的、无垠的、平整的平原。这是横平竖直的平原，每一块土地都一样高，没有洼陷，没有隆起的地方，没有石头。你的视线永远也没有阻隔，如果你看不到更远的地方了，那只能说，你的肉眼到了极限。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你的每一次放眼都可以抵达极限。极限在哪里?在天上。天高，地迥；天圆，地方。
我想我很小就了解了什么是大。大是迷人的，却折磨人。这个大不是沙漠的大，也不是瀚海的大，沙漠和瀚海的大只不过是你需要跨过的距离。平原的大却不一样了，它是你劳作的对象。每一尺、每一寸都要经过你的手。“在苍茫的大地上”，每一棵麦苗都是手播的，每一棵麦苗都是手割的，每一棵水稻都是手插的，每一棵水稻都是手割的。这是何等的艰辛，何等的艰辛。有些事情你可以干一辈子，但不能想，一想就会胆怯，甚至于不寒而栗。
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下午，家里就剩下了我和我的父亲。我们在喝茶、吸烟、闲聊，其乐融融。我的父亲突然问我，如果把“现在的你”送回到“那个时代”，让你在村子里做农民，你会怎么办?我想了很长时间，最后说：“我想我会死在我的壮年。”父亲不再说话，整整一个下午，他不再说话。我说的是我的真实感受，但是，我冒失了，我忘记了说话的对象是父亲。我经常犯这样的错。父亲是“那个时代”活下来的人，我的回答无疑戳到了他的疼处。我还是要说，父亲“活下来”了，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壮举。他老人家经常做噩梦，他在梦里大声地呼叫。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他老人家叫醒，赶紧的。我相信，每一次醒来他都如释重负。他老人家一定很享受大梦初醒的轻松和快慰。庄稼人在艰辛地劳作，他们的劳作不停地改变大地上的色彩。最为壮观的一种颜色是鹅黄一-- 那是新秧苗的颜色。我为什么要说新秧苗的鹅黄是“最壮观”的呢?这是由秧苗的“性质”决定的。秧苗和任何一种庄稼都不一样，它要经过你的手，“一棵一棵”地、“一棵一棵”地、“一棵一棵”地插下去。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无边无垠的鹅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庄稼人的指纹。鹅黄其实是明媚的，甚至是娇嫩的。因为辽阔，因为来自“手工”，它壮观了。我想告诉所有的画家，在我的老家，鹅黄实在是悲壮的。
我估计庄稼人是不会像画家那样注重色彩的，但是，也未必。“青黄不接”这个词一定是农民创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世界上最注重色彩的依然是庄稼人。一青一黄，一枯一荣，大地在缓慢地、急遽地做色彩的演变。庄稼人的悲欢骨子里就是两种颜色的疯狂轮转：青和黄。青黄是庄稼的颜色、庄稼的逻辑，说到底也是大地的颜色、大地的逻辑。是逻辑就不能出错，是逻辑就难免出错。在我伫立在田埂.上的时候，我哪里能懂这些?我的瞳孔里头永远都是汪洋：鹅黄的汪洋——淡绿的汪洋一一翠绿的汪洋-乌青的汪洋——青紫的汪洋—— 斑驳的汪洋——淡黄的汪洋——金光灿灿的汪洋。它们浩瀚，壮烈，同时也死气沉沉。我性格当中的孤独倾向也许就是在一片汪洋的岸边留下的，对一个孩子来说，对一个永无休止的旁观者来说，外部的浓烈必将变成内心的寂寥。
大地是色彩，也是声音。这声音很奇怪——你不能听，你一听它就没了，你不听它又来了。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这些都是声音，像呢喃，像交头接耳，鬼鬼祟祟又坦坦荡荡，它们是枕边的耳语。麦浪和水稻的汹涌则是另一种音调，无数的、细碎的摩擦，叶对叶，芒对芒，秆对秆。无数的、细碎的摩擦汇聚起来了，波谷在流淌，从天的这一头一直滚到天的那一头，是啸聚。声音真的不算大，但是，架不住它的厚实与不绝，它成巨响的尾音，不绝如缕。尾音是尾音之后的尾音，恢宏是恢宏中间的恢宏。还有气味。作为乡下人，我喜欢乡下人莫言。他的鼻子是一个天才。我喜欢莫言所有的关于气味的描述，每一次看到莫言的气味描写，我就知道了，我的鼻子是空的，有两个洞，从我的书房一直闻到莫言的书房，从我的故乡一直闻到莫言的故乡。
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里说过：“大自然充满诗意的感染，往往靠作家给我们。”这句话说得好。不管是大自然还是大地，它的诗意和感染力是作家提供出来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读者还是作为一个作者，我都要感谢福楼拜的谦卑和骄傲。
大地在那儿，还在那儿，一直在那儿，永远在那儿。这是泪流满面的事实。
爷爷的雷雨天
郑俊华
咔嚓！晚饭刚上桌，阴沉沉的天空，响起一声炸雷。
爷爷腾地从饭桌旁站起来，一把拉起我：不好，有敌情！快，杉木林！
这时候的爷爷，眼睛不再浑浊，脚步不再迟滞，迅速拎上猎枪，我则伸手抓过两把雨伞，打开角门，跟在爷爷身后，冲入夜色之中。
家里老房改造时，我主张，跨院的角门继续保留，因为爷爷，他喜欢！
我和爷爷冲下堤坝，绕过一棵棵百年老松，继续向前摸。
护林的老奎叔慢悠悠地迎面走来。我忙递了个眼神过去：老奎叔，什么情况？
几道闪电劈过，夜空忽明忽暗。爷爷举起枪，如临大敌。老奎叔突然神色一凛，扯住爷爷的胳膊，压低声音说：有敌情，伤员们已经撤了！
爷爷也压低声音：撤哪儿去了？
你家！
快回去，快！爷爷掉过枪口，消失在夜色里。
当年，爷爷还是个身手矫健的青年猎手，我们黑山寨周围的大山，就是爷爷的猎场。大山的山洞、沟谷、古树、悬崖，没有他不知道的，就连那些拧犄角的羊肠小道，也都是他和他的几个猎手兄弟踩出来的。
那年的一个午后，大山里来了一支队伍，大都面黄肌瘦，一袭破旧的灰色衣裤，裹腿打得还算结实；清一色的草鞋，经过荆条子的再三缠裹。再一细看，二三十人的队伍，几乎每个人都有伤，或头部，或腿部，或胳膊，灰白色绷带渗着血迹。
爷爷抄小道赶在他们前面，把随身带的干粮和腊肉、土酒，挂在路边的树上。一大兜，很醒目，他们一眼就发现了。
几个小兵如获至宝，争相过去取下来，拿到一个头缠绷带、手拄木棍的兵跟前。那兵年纪看起来比小兵大，性格沉稳。爷爷当时想，他一定是他们的长官。
那兵没接过东西，对几个小兵说了些山南海北爷爷听不太懂的土话。
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爷爷从树后转出来，把小兵重新挂回树上的兜子取下，郑重地交给了那拄棍的兵。那兵也不是军官，就是伤比较重的老兵。
他们始终没说自己是什么部队，爷爷也没有多问。他们态度和蔼，相扶相助，在那样连日阴雨、缺粮少药的境况下，依然说笑、哼歌。
爷爷喜欢上了这些人。
他当夜回了趟家，没跟家人透露一点儿消息，扛着家里的糙米、土酒、狍子肉和全部的草药，从屋后跨院的角门溜走了。
爷爷是十天后，被后山罗家寨的瞿爷爷带人抬回家的。
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次爷爷是准备凭着自己山里通的优势，把这支与大部队走散的小队伍送过山去。
他们白天急行军，晚上宿山洞，绕开溪流、暗沼、沟壑，奔走在弯曲的羊肠小道上。
第三天下午，电闪雷鸣中，有两架飞机向他们直冲下来。
老兵大喊一声：隐蔽！话到手到，他一把将身边的一个小兵推到了几步外的小石砬子旁，正想就地趴倒，却见毫无战斗经验的爷爷还站在路中央，愣愣地东看西看，老兵扔了手中的棍子，急步蹿到爷爷身后，一个“猛虎扑食”，将爷爷结结实实地压在身下，两人就势滚进了路边的草丛。不过一息之间，空中落下三枚炸弹，把离他们几步远的羊肠小道，炸成了几尺深的断崖。
那次轰炸牺牲了7人，年龄最大的是拄棍老兵，38岁；最小的扛锅小鬼，仅15岁。
鹰嘴岩下的杉木林，堆起了一地坟茔。
一片弹片钻进了爷爷右脑，经当地名医瞿老山人竭力抢救，爷爷幸存了下来，但从此，爷爷的思维就停滞在了炮火硝烟中。
有一年，爷爷被请到县里，拿回了个红本本。村里人这才知道当年他遇到的队伍，是北上长征的红军。
那片坟茔成了爷爷的根据地，年轻时打猎，年老时护林、修坟，差不多每天必到。爷爷最得意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三天怎么了？那咱也是长征队伍的人！
时间是一剂良药，几十年过去，爷爷的病基本好了，但遇雷电、发烧、劳累等情形，还时有复发。
猎枪交公后，木工活娴熟的老爸，做了把一模一样的老式木头猎枪。
爷爷自是喜出望外。
老小孩一样的爷爷，是乡人的话题、乡人的至宝。每当爷爷病发，知根知底的寨里乡邻们，都会十分默契地主动配合。
当大雨落地时，我和爷爷已拐进了跨院的角门……
（选自《小小说月刊》2020年7期）
卖馄饨的夫妻
张子影
三十多年前，我在南方某个小城生活。我家附近一条小街道上，有一个馄饨摊子。每天早晨母亲送我上学的路上，都要带我去那里吃一碗馄饨。
卖馄饨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人煮汤、下馄饨、配料，女人包馄饨。女人的手极快，包好的馄饨在一个小圆盘里一个个站得整齐又精神。滚开的汤里永远有两只滚动的大个棒骨和十几只香菇。馄饨下进锅里煮的时候，男人开始配料：先在碗底铺上一层洗净发好的紫菜，一小撮切得整齐的姜丝，拳头大的一片西红柿，洒上一小撮细盐、味精，撮上十几粒小葱碎，最后淋上几滴芝麻油。把这些做完，锅里的馄饨也就漂起来了，男人左手用漏勺将馄饨捞进碗里，右手紧接着将一大勺滚烫的汤浇下，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一碗，热气騰腾，香气扑鼻。这时候男人就会对女人轻声说：阿宝，来——
女人笑嘻嘻地说一声：好哩。便将手在围裙上擦擦，双手将冒着热气的碗捧起，递到客人面前，说：请。
一碗馄饨九只，一只只胖乎乎的，在碗里起伏。
男人的个子不高，背有点驼。女人的个子更矮，大约只到男人的胸口，听说是幼年时患病，之后就再也没有长高。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的营生。他们的馄饨，永远是那么鲜香，热乎。
馄饨里面的肉是新鲜的，煮汤的棒骨是新鲜的，姜丝、西红柿和小葱也是新鲜的。男人因此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要去菜场采购，女人留在家里和面、擀皮，等男人回来后，他们一起洗菜、做馅料。大约五点半后，他们的摊子就出现在路边了。
买馄饨的人很多，在小城的这一片地方，这条街以及附近几条街的大人和小孩子们，每天早上哪怕多走十几分钟的路，也愿意拐到这里来，吃一碗他们的馄饨，再热乎乎香喷喷地上班或者上学去。
在寒暑假期间，大人上班去了，孩子们没人带。每天都有小孩子围着他们的摊子打闹。男人也不恼，笑嘻嘻地看孩子们玩。半晌午的时候，谁家的孩子捏着大人给的钱来吃馄饨，递上来的钱差了一角五分的，男人也不计较，还是那样配料，煮馄饨，冲汤。鲜香的一碗，九只馄饨一只也不少地上下起伏。女人摸着汤碗温热又不烫手了，再端给孩子。
男人对女人永远是和气的，声音很轻地说：阿宝，来。
女人总是笑嘻嘻地说：好哩。
大约上午十点半钟的时候，他们收摊，男人挑着担子，女人一只手端着盆碗，另一只手挂着男人的胳膊，跟着他往回走。
他们没有孩子，大概是因为女人小时生病的缘故。
几年后我上了大学。大一暑假回来，看到他们还在那里，只不过食摊从挑的担子变成了小推车，用透明的玻璃做了小车厢，洁净的玻璃窗内，碗里铺着仔细洗干净的紫菜，切得整齐的漂亮姜丝、西红柿和小葱碎。馄饨还是那样的馄饨。
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来，父母到车站接我们。那天下着雪，在火车站我搓着冰冷的手说，真想那对夫妻的热馄饨。母亲说，他们家里出了事，夫妻俩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
出了什么事？
男人在早起去买菜的时候被一辆送菜的小货车撞了，那天下雨，天黑，路很滑。
小货车司机当时就把男人送进了医院。司机是个老实的乡下农民，把男人送进医院后，第三天就回乡下，先卖了地里的菜，又卖自家圈里的猪和羊。男人住院住到第三个月，听说小货车司机要让读高中的儿子辍学打工去挣医药费，男人沉默了半天后，对小货车司机说，你走吧。
男人出了院，多年的积蓄都花光了，还伤了一条腿。
伤得厉害吗？我问。
母亲迟疑了一下，说，反正以后过马路也只能慢慢走了。
听了这话，我的心挺沉重。
但是那天在路口，我又意外地看见那对夫妻的馄饨摊子。
还是那辆车，小窗玻璃擦得洁净光亮，那馄饨还是鲜香、热乎。男人的声音有点哑，女人的眼睛是肿的。但是她把碗递到我手中的时候，还是浅浅地笑了，轻声地说：请。
我发现他们的头发都白了一些。白发在冷风中飘着。
胖乎乎的九只馄饨在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汤碗里。上下起伏。样子、味道，一点都没有变。
上个月，我带着孩子回去看望年迈的父母，母亲和父亲已经搬到了另一个小区。下高铁后，我对孩子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还是那个路口，只是原先的小平房变成了高楼，路口添了大广告牌，那个摊车变成了小食铺。母亲说，他们租了这间铺子早上卖馄饨。今天咱们来晚了，他们已经打烊了。
明天早上来吧，我说。
为什么跑这么远来这里，他们的馄饨有什么特别吗？孩子问我。
没有特别，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是那个样子。
正在这时，我看到那个男人走出来，女人也走出来。女人关了灯，男人把一把锁挂在门上，然后挑起担子。女人一只手端着盆碗，另一只手挽住男人的胳膊，跟着一拐一拐的男人往回走。
男人跛着腿，背更弯了。他们的头发也更白了，我仿佛听见男人说：阿宝，来——
女人笑嘻嘻地说：好哩。
他们就这样手挽着手，一直走进暮色里。
(有删改)
飞翔
墨白
全伯说，我走了你就好好地守着，别出去乱走。呈祥说我知道了。全伯走出栅门又站住了，回头望着呈祥仍有些不放心地说，我说的都记住了？呈祥说，记住了。全伯说，我三五天就回来，我真的回不来就让长安再派一个人回来，别急。呈祥说，我不急。全伯走了两步又站住了，他回过头来又说，要不是家里打电报过来，说啥我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守着，这么大个工地……呈祥说，你放心走吧，我又不是小孩了。全伯说，我说的都记住了？呈祥说，都记住了。你去吧，你看六路车过来了。全伯说那我就走了。
呈祥站在十月的阳光下，看着全伯匆匆地融进人流里，一会儿，呈祥就看不到全伯的身影了。呈祥想，都走了，在这座城市里我连一个熟人都没有了。呈祥在建筑工地的栅门前一直站了很久，汽车荡起的尘土如细雨一样在他的面前飞扬，各种声音如鸟的翅膀一样在他的面前发出呼呼的声响，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听到，他立在那里，十月的阳光照在了他的背上，照在他的头上，汗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一直流到脖子里。他想，家乡田野里的阳光也是这样焦热吗？他突然意识到，他应该站在更高的地方朝家乡的方向看一看，他真有些想家了。呈祥这样想着，回头看一看身后已经立起的大楼，呈祥想，10层哩，多么高。呈祥一边想着一边回身关上工地的栅门，又用锁锁上，他站在杂乱地堆着各种建筑材料的工地上沉思了一下，就走向工棚。在工棚里他在自己的床铺前停住了，他从枕头下抽出了两本书。呈祥回身立在那里看看一排靠墙卷起的铺盖自言自语地说，正好有时间复习功课，我不能这样就完了，我还要考，明年还要考！非得到这城里来读大学不可！呈祥的心里涌出一种复杂的情感，他一边往工棚外边走一边这样对自己说，明年我还要参加高考！
呈祥再次来到阳光里，他抬头看一眼面前高高耸立的大楼，而后朝楼里走去。在还没有完工的楼梯上到处都是一些废弃的工具，他一边往上爬一边踢动着那些东西，有一只废桶从楼梯的缝间落下去，呈祥听到楼下传来了一声沉闷的声响。当他爬到楼顶上的时候，他突然看到楼顶的平台上有一群鸽子，那群散漫的鸽子在阳光下发出咕咕的叫声。那群鸽子在呈祥的面前飞了一图最后朝南飞去了。呈祥的视线随着飞远的鸽子看到了一望无际的蓝色天空，天空里布满了阳光，阳光下是一片高高低低的呈各种样式的楼群。呈祥想，这就是城市？在城市之外呢那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全伯现在一准已经乘上回家的客车，那客车要不停地走上5个小时才能到家，家里的秋庄稼都已经成熟了，家里的秋庄稼都已经收割了，玉米、大豆、高梁、芝麻、棉花。他仿佛看到了父亲黑黑的脊梁在田野里映射着太阳的光芒，他仿佛看到了母亲那双粗糙的手在棉田里忙碌。呈祥想，接下来就要翻耕土地种麦子啦，种完麦子长安就会带着人马回来了，还有全伯。呈祥想，全伯现在到哪儿了？呈祥立在楼顶的平台上，有风从远处吹过来，掀着他的衣角。呈祥的目光又落在远处的楼群上，他拍一拍手里的书自言自语地说，考吧再考一年，我就不信考不上。呈祥这样想着就在平台上坐下来，依着墙壁坐下来，那里没有风，呈祥坐在楼顶的阳光里感到很舒适。在十月的阳光里呈祥很认真地打开了不知被他看过多少遍的课本，呈祥想，我再考一年，我就不信我考不上。呈祥一边看一边这样想，阳光照在他身上，使得他浑身发懒，头也有些晕晕的，不一会，他就在阳光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呈祥在十月的阳光里慢慢地入睡，时间一点点在他面前流失。在睡梦里呈祥和全伯一起乘车回故乡去。呈祥说，我想家。全伯说，想家就走吧。呈祥就跟着全伯往车站去。可是到了车站呈祥还没上车客车就开走了，呈祥对着车上的全伯不停地叫，可是车还是开走了。呈祥想，我要是会飞有多好呀！呈祥一急真的飞了起来，一会儿就追上了那辆客车。呈祥后来就被一种声音弄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看到在不远处有一群鸽子。呈祥迷迷糊糊地说，是鸽子。鸽子会飞我也会飞，呈祥这样说了一句又睡着了。阳光真的使人浑身发懒，呈祥这次不知睡了多久，呈祥又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要到城里去，可是他找不到城门，他沿着又高又大的城墙一直往前走呀走呀，一直走到日落西山红霞满天，他也没有找到进城的门。这时他看到从城墙上飞起一群鸽子。呈祥想，我要是会飞多好呀！会飞一飞我就飞进城里去了。呈祥这样想着，一用劲果然飞了起来。就在这时呈祥再次被鸽子呼呼哒哒的翅膀声惊醒，呈祥看到他的视线里满是红色的霞光，那霞光里有一群鸟在高高地飞翔……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1997，12期）
棚车
苏童
祖母五十多年没坐过火车了。祖母把火车叫做棚车，她说，现在的棚车比以前好多了，都说现在的棚车上每人都有座位，没想到是这么好的座位，都是皮沙发呀。姐姐说，什么皮沙发，其实就是椅子上蒙了一层人造革。祖母说，人造革比皮沙发还光滑呢，那人造革不比猪皮牛皮强？你没坐过以前的棚车，以前的棚车上连硬板凳都没有，现在，现在的棚车比以前好到天上去啦，你还撅着嘴？你还嫌挤？
姐姐不知道祖母为什么把火车叫做棚车，祖母的解释听上去振振有词，她说，我没有说错，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我五十年前就坐过火车啦！姐姐仍然不明白，而且她始终觉得棚车这个字眼听上去很可笑。
姐姐对以前的老掉牙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她听见祖母絮絮叨叨地向邻座说着五十年前的往事，姐姐不想听，但她的眼前渐渐地浮现出五十年前的一列火车，火车在遍地的炮火弹雨中驶过原野。火车的木棚里站满了衣衫褴褛面如菜色的难民，其中包括青年时代的祖母。她的背上还驮着一只装满小鸡的篓子。姐姐无法想象祖母当时的心情，但她能够准确地想象那篓小鸡惹人喜爱的模样，它们肯定是鹅黄色的毛茸茸的，它们叽叽喳喳地挤在祖母的篓子里，一定可爱极了。
那篓小鸡呢？姐姐突然抬头问祖母。
小鸡能怎么样？死了几只，活了几只，公鸡卖了，母鸡留着生蛋。祖母朗声笑起来，她在姐姐腮上拧了一把。傻孩子，鸡能怎么样？又不是人，能活上五十年吗？
姐姐觉得祖母根本没有说出小鸡的故事，祖母总是这样，有意思的事情她都不记得了，没意思的事情却说个没完。姐姐忍不住抢白道：只有人才能活五十年吗？那可不一定。
祖母灿烂的笑容一下子凝住了，祖母最恨的就是姐姐跟她顶嘴，她的干瘪的嘴唇嚅动了几下。姐姐记得祖母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生她气了。祖母不高兴的时候，她的头会向左侧轻轻摆动，不停地摆动，它让姐姐想起了祖母房间里的那只老式挂钟。
祖母叹了口气说，出门在外不容易呀。祖母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又移向邻座，邻座含笑点了点头，但随后他就拿起报纸挡住了自己的脸。
姐姐看见祖母脸上掠过一丝惘然之色，她的白发苍苍的头部又开始向左侧轻轻摆动起来。挤什么？一点也不挤！祖母又说。姐姐知道祖母这会儿又想与她说话了，但姐姐心里也在生祖母的气，她故意侧转脸去望着窗外。
祖母一时找不到人说话，便从篮子底部摸出一叠锡箔，后来祖母便专心致志地叠起元宝来了。
一个老妇人拎着一只大篮子从车厢那头过来，一路搜寻着座位，谦卑的笑容像一朵凋谢的菊花，她走近祖母身边时眼睛兀自一亮，就像找到了亲人。姐姐看见了她篮子里的东西，与祖母的一样，也是一篮锡箔叠成的元宝。
我这儿不挤，坐我这儿吧。祖母盯着老妇人的篮子说。事实上祖母看见那个老妇人时眼睛也亮了，姐姐说，两篮子锡箔元宝成了什么联络暗号，她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老妇人与祖母挤坐在一起，而且是祖母主动地为对方腾出了一半位子。
清明啦，该上坟啦。老妇人说。
可不是吗，我是回老家上爹娘的坟，祖母说，我五十年没回老家了，老家里也没什么人了。本来不想回去，可前一阵做梦，梦见我爹娘坟上的草枯了，树上的叶子掉光了。醒来一想，是不是爹娘没钱花了呢，五十年啦，爹娘从来没向我要过什么，这回想起我来啦，想起跟我要钱花啦。
于是，祖母和老妇人兴致高涨地谈起清明的事。我姐姐说她在一旁听得又好笑又生气。忍不住奚落了一句。
祖母停止了叠锡箔的动作，她用罕见的严厉森然的目光盯着姐姐，眼睛里渐渐地闪出怒火，姐姐便慌乱地低下头去，低下头去嗑瓜籽，后来她听见了祖母悲伤沉痛的声音，你看看现在这种孩子，将来我们去了什么也不会有的，这种孩子，他们不会送一个锡泊元宝给你的。
姐姐心里在说，当然不送，但她不敢说出声来。姐姐咯嚓咯嚓地嗑瓜籽，火车就轰隆轰隆地往前开。
火车就轰隆轰隆地往前开，火车将把我祖母送到我曾祖母的坟茔边，送她去上坟。
火车开到我老家大约要九个小时，对于我姐姐来说，这段旅程已经变得乏味而难以忍受，姐姐的耳朵里灌满了她讨厌的闲言碎语，鼻子里则钻进了任何人都讨厌的脚臭味。祖母对此浑然不觉。祖母恰恰变得愈来愈活泼了，因为她发现自己渐渐成了半节车厢几十个人的中心，有人干脆就跑过来站在祖母身边，竖起耳朵听她说阎王爷抓人的故事。他们像木桩一样坚固地立在我祖母四周，有的张大了嘴满脸惊悸之色，有的窃窃私笑，只有一个男人对我姐姐说，你推什么推呀？这儿热闹就站这儿，坐火车闷，听她们说说解个闷嘛。
姐姐突然急中生智，她扯着嗓子对我祖母喊，奶奶，下车啦！我们到啦！
要知道我祖母坐火车最担心的就是下错了站，最担心的就是火车到站时她不知道。我姐姐后来向全家人描述人群散开的情景时得意地笑了。我们认为那是一次有趣的旅程，可是我姐姐并不这么看，她说，那叫什么坐火车。坐的简直就是，棚？对，就是棚车，棚车。
（有删改）
荞花雪白
陈年喜
①西沟岭上，纷白如雪的荞麦花把我惊住了。
②农历六月中旬，山风恣意。荞麦花从山腰一直铺排到山顶，跨沟过涧，各自成片，彼此斗彩。这里是迭部县洛大乡，荞麦是这里人们的主粮。
③接我们上山的三轮车司机叫马彪，矿上的专职司机，壮硕的藏族青年，在陡峭盘绕的山道上，他把三轮车开到了四五十迈。
④这儿的荞麦主要是苦荞。马彪指着对面山顶说，山越高，苦荞越好。远处的山巅直插云雾，天地相接处，有星星点点的牦牛吃草。
⑤说话间，矿山到了。
⑥这座锑矿规模小，只有七个工人：五个洞内工，一个外勤，一个厨师。这是我见过的体量最小的矿山，但工作难度一点也不小。柴动空气压缩机工作了太多年份，缸体已严重老损，矿洞延伸到了百多米，再往前，山体就要穿了，那边是藏民们的神山。
⑦原来的两个爆破工因病不能再干了。我和小康接手他们。小康是我的徒弟，我们一起辗转过很多地方，他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一个青年，我则从小陈变为老陈。
⑧一半废弃的渣坡被山民们见缝插针地种上了荞麦，得炸药药末滋养，枝叶异常壮硕，它们顺着坡势一直爬到洞口边。洞内每爆破时，巨大的气浪卷着尘屑冲出洞口，在荞花上撒一层粉灰，然而过上一夜，山高风疾，它们就又清洁如初了。
⑨每天，在等待洞内爆破后尘埃落定的时间里，我和小康就坐在坡边看荞花。荞麦花并不都是白色的，也有粉红色的，它的粉红又与桃花的粉红不同：桃花的粉红有些轻佻，有些炫耀；荞花的粉红则显得心无旁骛 ， 完全是为了传粉结籽而存在。荞麦花期很长，从农历的五月一直开到十月，早开的荞花已经籽粒成熟，后面的还在次第开放，给人们一种永不凋败的错觉。
⑩奇怪的是，我们很少看到这些荞麦地的主人，藏民们居住在更高更远处，生活在自己的方式和节奏里。而荞麦也一直按照自己的秩序和节律生长、成熟，从不因为无人照顾而荒疏。
⑪矿场扩容，活承包给了马彪。干活的是一群当地妇女，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妇女干活，而且是重体力活。她们带来了两辆架子车，几把镐，几只锨，任务是把一片缓坡铲平，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⑫所有的活计里，挖土、铲土、砸碎石头都不难，难的是拉车，一车土上千斤，而山势又陡，下面是看不到底的沟。拉车的女人叫苦荞，是其中唯一会说普通话的人。
⑬苦荞专门拉车倒土，这一车拉走，那一车又满上了。车到坡边，两臂猛地一抬，腰身猛挺，一车土哗地就倒下了山坡，车子停止得恰到好处，不前一寸不后一寸，再一拧背，车子就收了回来。
⑭重活的人都能吃，工人灶上主要吃米饭，炒土豆丝或拌黄瓜下饭，女人们都能吃两碗，菜总是不够。苦荞不好意思去抢菜，端一碗白米饭坐在角落吃。爆破工有专门的菜盘，我和小康吃不了，就招呼她来夹菜，她好久不敢伸一下筷子，越劝越不敢动，嘴也不敢大张。
⑮马彪说苦荞是个苦命的女人。三年前，丈夫在合作市做建筑工，给高楼刷墙外漆，出意外去世了。她有一个女儿在县城读初中，成绩年年班上第一。
⑯八月十五，月亮挂在西沟岭上，又大又圆，似乎触手可及。月光柔亮，西沟岭也柔软了。这个时候，荞麦熟了，矿场也快完工了。
⑰藏民们从四面八方下来收割荞麦，他们赶着牛车，开着三轮，骑着摩托，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深秋了，甘南的山色依旧苍绿，山雾已不再那么厚重，山巅从云里露出来，牦牛群朦胧又清晰。据说，山那边一侧，就是千丈雄关铁尺梁。
⑱一次，我连着几日高烧不退，小康推门进来，拎着一个头巾包裹的包，说是苦荞专门托人送来的。
⑲打开来，是一卷荞面卷，一瓶荞花茶。荞面卷纤薄，渗透在墨绿的荞面颗粒里，茶还温热，荞花在茶杯里浮沉。我咬了一口饼，喝一口荞花茶，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和苦涩。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尝到荞麦的味道。
⑳我们一群异乡人在西沟岭上一直工作和生活到了第二年四月。时光荏苒，而今，那轮仿佛近在咫尺、美得无可比拟的月亮依旧常在我眼前，而那漫山开放的荞花，就是西沟岭上的另一片月光。
（选自《散文》2021.1，有删改）
①荞花的粉红则显得心无旁骛 ， 完全是为了传粉结籽而存在。
②我咬了一口饼，喝一口荞花茶，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和苦涩。
红梅
（日）川端康成
父母面对面地坐在被炉边上，观赏着古树红梅绽开的两三朵花儿，一边争论着。父亲说：“这棵红梅的花儿，几十年来都是从下面的枝桠开始绽开的。自从你嫁过来以后，也没有改变过。”
“我没有这种感觉。”母亲没有附和父亲的感怀，父亲很不服气。
“自从嫁过来以后，我压根儿没有空闲观赏过梅花。”
“那是因为你稀里糊涂地虚度岁月。”
说完这些，想到与红梅的寿命相比，还是人的一生短暂，父亲就没兴致继续感慨了。
不觉间，话题转到新年的糕点上来。
父亲说他正月初二，在风月堂买了点心回来。母亲却强调没有那回事儿。
“瞧你，我不是让车子在明治糕点公司那儿等了一会儿，又坐这部车子绕去风月堂吗？我的确在这两家铺子买糕点了嘛。”
“你的确在明治糕点公司买了，可是，自打我到这个家来以后，就不曾见你在风月堂买过什么东西。”
“言过其实了吧。”
“当然，我从来没尝过嘛。”
“别装糊涂了，过年你不也吃过了吗？我的确买回来了嘛。”
“唉，真讨厌。大白天说梦话，你不觉得害羞吗？”
“咦？难道是我——”
女儿在厨房里准备午餐，父母的争论全听见了。她是了解真情的。但她无意开口，只顾微笑地站在锅台边上。
“的确带回来了吗？”母亲好不容易只对父亲在风月堂买过东西这一点，准备予以承认似的，可她又说：“不过，我没有看见过呀。”
“我是拿回来了嘛——会不会忘在了车厢里？”
父亲的记忆也发生了动摇。
“怎么会呢——要是忘在车厢里，司机一定会送来的。他绝不会悄悄拿走，是公司的车子嘛。”
“这也是啊。”
女儿忐忑不安。
母亲似乎全然忘却了，这够奇怪的。父亲被母亲这么一说，似乎也渐渐失去了信心，这就更加奇怪了。
正月初二那天，父亲乘车兜风，是去过风月堂买了许多糕点回来的。母亲也品尝过了。
沉默持续了一阵子，母亲骤然想起来似的，直截了当地说“哦，哦！是糯米面小饼！你是买过糯米面小饼。”
“对嘛！”
“有绿豆馅点心，铜锣形馅点心，还有许多糕点，真叫人不好办呐。”
“对嘛。我是买回来了嘛。”
“不过，那种粗点心是在风月堂买的？那种东西。”
“是啊。”
“哦，对了，对了。的确，我把它给谁了。用纸包好，是给人家了……啊，是给谁了呢？”
“对啊，是给人家了。”
父亲如释重负，接着他又说：“是不是送给了房枝呢？”
“啊，对，是送给了房枝。对，我还说让孩子看见了不好，是悄悄包好送去的。”
“是啊，是房枝？”
“唉，确实是那样。是送给房枝了。”
父母的对话暂告一段落。他们感到彼此的谈话一致了，各自都得到了满足。
然而，这与事实也不尽相符。点心并非送给原来的女佣房枝，而是送给了邻居的男孩子。
女儿正在等待着：母亲会不会又像方才那样想起点心到底给谁了呢？饭厅里鸦雀无声，只传来了铁壶的响声。
女儿端上做好的午饭，摆放在被炉板上。
“好了，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父亲说。
“听见了。”
“你妈糊里糊涂，真让人头疼。而且还越来越固执了。好了，平时帮着你妈记着点，好吗？”
“究竟谁糊涂？你爸爸也——今天的风月堂话题，我认输了。不过——”
关于房枝的事，女儿欲言又止。
这是父亲辞世前两年发生的事。父亲患轻度脑溢血症后，基本上不去公司上班了。
打那以后，红梅照例从下边的枝桠先开花。女儿经常回忆起父母关于风月堂的这段对话。然而，她不曾跟母亲言及。因为她觉得母亲早已把这件事忘却了。
（节选自《川端康成作品集》，有删改）
猿①
李修文
那年春天，在云南，一座小县城里，他见到过一只猿。为了谋生糊口，他跟着几个人来这里，劝说一位企业家给他们投资拍电影，企业家好吃好喝地招待，但就是不松口。这几个人反正也吃了上顿没下顿，干脆便乐不思蜀，成天在小旅馆里睡到黄昏，天黑之前，再赶到企业家的庄园里去喝酒，他们来的时候，花都还没怎么开，倏忽之间，不管走到哪里，梨花樱花海棠花的花瓣已经落得人满身都是了。
小旅馆所在的巷子走到尽头，再往西，过了一个废弃的水果市场，就来到了一座无人问津的动物园。据说，这动物园是民办的，即将改为房地产开发项目，但是手续还未齐全，所以，就还有一天没一天地开着，那些孔雀、大象和云豹，也只好有一天没一天地继续在这里打发时日。
一旦起得早，又或心乱如麻的时候，他便去看那些无所事事的动物，当然，他并不买票进园子，每回都只是远远地站着，隔着铁栅栏去眺望它们，大多都只是影影绰绰，但是，他知道，自己根本不需要将它们看得多么清楚，似乎是，只要看见动物们是在厮混与无所事事的，他就放心了，因为瞬时之间，他也原谅了自己的厮混与无所事事。
话虽如此，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虚终究还是如影随形：花瓣们落下来的时候，只要有一朵落在他身前，他便用脚去踩，神经质般，一脚一脚地，直到将花瓣踩成了齑粉和烂泥。
然后，他就看见了那只猿——一个下雨天，他亲眼见到它被五花大绑运进了园子，他以为这只是暂时的，毕竟，初来乍到有可能令它愤怒。哪里知道，他天天去看，发现它天天被绑着。直到他在铁栅栏外面遇见饲养员，终于忍不住好奇，去问他，那只猿，为何在这里是这般下场。哪里知道，饲养员竟然对他说：那只猿，是一只终日里都在寻死的猿。来这园子之前，它在四川的一个游乐场里，成天表演钻火圈和踩自行车，在观众鼓掌的时候，它还得作揖和做鬼脸，一只被驯养过的猿，过这样的日子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可是，那只猿的自尊心却特别强，从第一天登台表演，它就不愿意，不驯服，终于有一天，它就开始寻死了，好几度被人救下，但它却执意要死，没办法了，游乐场的老板将它送给了眼前这座园子的老板，可是，新老板也拿不准它会不会再寻死，只好一样将它终日里五花大绑起来。
他被震惊了，不知道被什么人砸了一拳，这一拳砸得他的太阳穴炸裂般疼痛。自此之后，管他是在喝醉了的迷幻中，还是在睡着之后的梦境里，饲养员对他讲起过的一幕，便不时在他的脑子里电影场景一般闪过：游乐场，暴雨，闪电，高耸的假山上，那只猿，爬到了假山的顶峰，闭上眼睛，而后，头朝下，纵身一跃，跌入了山下；但它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死，而它只是要死——它爬起来，重新上山，仍然是暴雨，闪电，仍然是闭上眼睛，头朝下，纵身一跃。
它始终都没死成，然而，它竟然一直都还在寻死。
夜晚里，他又和同伴们一起，去企业家的庄园里喝酒，企业家叫来了一帮姑娘跟他们喝，自己却并不喝，为了让企业家早日痛下决心，他和同伴们一如既往，全都拼尽了气力去和姑娘们喝酒，间或还要给企业家说上几个段子。他不擅长讲段子，只好一次次起身，给那些姑娘敬酒，第三轮敬过的时候，一道闪电当空而下，照亮了庭院，还有庭院里的假山，他打了个冷战：闪电里，他似乎见到那只猿就站在假山之巅。
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像个小丑，而且，那只猿正在见证着他如何扮演一个小丑，他竟然慌张得要命，差点捂住自己的胸口，只好硬下心肠，对幻觉视而不见，再去敬酒。又一轮敬过，他坐下来，面红耳热，喘粗气，身边的同伴，还有那帮姑娘，尤其是那帮姑娘们，大都喝得神志不清了。这时候，企业家端起了酒杯，让他和同伴们先走，他自己接着和姑娘们喝。
走出来后，他在假山底下摔倒，接着呕吐，呕吐的间隙，一抬头，他又看见了那只猿，那只猿也冷漠地看着他，他们对视着，但他知道，他正在被鄙视。
也许是，他需要更加真实地被鄙视，大雨中，他竟然丢下同伴，一个人发足狂奔，奔向了那座隐秘的、无人问津的动物园。
铁栅栏上了锁，他就去攀爬那铁栅栏，雨水滂沱，闪电接连而下，掉落在地上好几次，他仍然一心一意地去攀爬，看上去，他就像一个心如死灰的盗贼，临死之前要再大捞一把；越过了铁栅栏，他在黑暗里环顾，辨认了好一阵子，总算找到了那只猿被关押的所在——一座高大的、从前曾经关押过长颈鹿的铁笼。铁笼的一步之隔，有一棵苦楝树，他便马不停蹄，跑到苦楝树下，抹去脸上的雨水，现在，他终于可以领受真实的被鄙视了，似乎唯有如此，他才能够继续自轻自贱，才能跟自己说：什么都没用的，继续这么混下去就好。
然而，那只猿根本不曾理会他，它只是安静地端坐于铁笼之内，全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它当然看见了自己，但却跟没看见一样，在它眼里，似乎众生已然平等，他和一株苦楝树别无二致。这下子该怎么办呢？他未能满足，但却也不至于去激怒它，就横下了一条心，持续不断地去和它对视，也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他终究未能在那只猿的眼神里找出自己和苦楝树的区别。雨越下越大，他不断地打着寒战，一个闪念袭来，他的身体里却骤然生出了崭新的震惊：实际上，他有可能真正是配不上那只猿的鄙视的——现在的它，是尘缘了断的它，是一身清凉的它，所谓的隘口与关卡，它早已渡过了，证悟和执迷，故乡和他处，等等等等。确切的是，这世上的一切语词，语词背后的迷障，都和它一干二净了，现在的它，只剩下死亡一件事。
雨水继续浇淋苦楝树和他，当然还有那只猿，猛然之间，他开始仇恨那只猿，他嘲笑它：想死还不容易吗？你倒是绝食啊！说来说去，你还是智力不够，绝食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想到嘛！可是，一念既罢，他觉察到了自己的脏，于是，他如坐针毡，在雨水里茫然四顾，最终，他仓皇着，从苦楝树底下跑出去，再次翻越了铁栅栏，一步步，落荒而逃。
【注】①节选自李修文《猿与鹤》，有删减。
文本一：
珠海望远
冯英子
到珠海的第二天，珠海度假村的副董事长吴兆声先生在中餐部的楼上请我们吃晚饭。餐厅靠海那边，是一式的大玻璃窗，从窗中望出去，海上风光非常美丽，澳门历历在望，九洲港外的横州岛和细岗岛，也隐约可见。我忽然想到，这个楼才是地地道道的望海楼。
从这个楼上望出去，极目千里，尽是南海风光。珠海市在珠江的出海口，与新会的座门为邻。厓门的山叫作厓山，1279年，宋元的最后一战，就发生在这里。那一年，宋将张世杰与元军主帅张弘范在此会战，不幸战败。宰相陆秀夫恐被俘受辱，负着小皇帝跳入海中，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这是赵宋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想不到如此平静、如此美好的海域，当年曾经是决定两个朝代胜败的场所。在珠海几天，我几乎一直在思考着这段历史。
从珠海的香洲区到拱北区，有一段路是沿海而筑，人少，路静，海浪拍击着堤岸，发出“哗哗”的声音。我几次徘徊在这条迷人的路上，有时站在海边的礁石上，一阵风浪，衣履尽湿，浑身感到凉意。想到杜牧那句“折戟沉沙铁未销”的诗，我也很想能够找一点儿沉沙的折戟，追思一下前朝的战争，为什么江山如此美丽，人民如此勤劳，有着200多年统治经验的赵宋，却敌不住新兴的政权？为什么甘为对方奔走的，有许多赵宋王朝的将军？
这恐怕要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谈起了。他惩于五代军人的拥兵自重，用此计消除割据，集兵力于自己手中。赵宋以后，藩镇割据之局不再存在，大将奉命出征，回师部队上缴，兵不识将，将难拥兵，节度使之类不过是个空名罢了。从集权这点来看，自然不是坏事，可惜他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就是只管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忽略了外部的敌人。中央虽然膨胀，四肢却相对萎缩，缺少了缓冲和中间地带，金兵一出，可以直捣东京，赵宋君臣，望风披靡，割地称臣，以儿皇帝自保。元军来犯，他们也是打一仗、败一仗，逃到海边，终至灭亡。说得透彻一点儿，历史自有它发展的规律，非个人的主观意志可左右，厓山的败亡，正是赵匡胤自己撒下的种子。
当然，也有人看到了这个危机，文天祥就是其中之一，他任兵部尚书后，就主张“分境内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数日齐备，有进而无退，日夜以图之”。可惜被认为是“迂阔”。一个人病入膏肓，却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良、平不能用，扁鹊、华佗也只能束手，赵宋之亡，不在于厓山之战，而在于自缚其手足。
张弘范覆亡赵宋之后，在厓山立过一块碑，大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来歌颂自己的功劳。这种如此高调的行为引起遗民以及后世的谩骂，人们纷纷对他进行谴责。有传闻说，后世有人在“镇国”前加了一个“宋”字，变成“宋镇国大将军灭宋于此”。所谓的“宋”将张弘范灭宋，其实是后人的一个美好愿望，但实际上张弘范没有当过一天宋臣。自古一朝天子一朝臣，张弘范孝忠元朝，无可非议。腐朽没落的王朝必然被新兴王朝替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解放以后，原来刻有张弘范题字的石碑被航道部门炸毁，直到1964年秋，当地政府请田汉先生题写了“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13个行草大字，刻在近岸的奇石上，以纪念这悲壮的历史。
珠海的风景实在很美，有海，有山，有湾，有滩，有四季常青之树、八节盛开之花，每一个宾馆、每一家酒店都是一个小小的花园，这么多小花园又组成了珠海的大花园，花团锦簇，光辉灿烂，而且古代建筑的巍峨同现代的富丽调和在一起，九洲城是天安门的缩影，珠海宾馆却是江南园林的再造。总的说来，它比深圳典雅，比厦门开阔，作为一个经济特区，也确实具有许多有利条件。我望着珠海新会间的海域，一直想着厓山之战的情景，但历史决不会重复，看来我倒是忧天的杞人了。
（有删改）
文本二：
小品文是很小的。人家或以为它太小了，只配供人消遣，不能载道。我则以为除供人消遣外，还须载道，其寿命才能长久。不过，道也有个分别，假如我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所说倘真是道，也未免太艰深了。小品文所载之道，应该是众人应该明白而且都能明白之道理，那便有普及的价值了。世间不少长篇大论，因太长太大，只有以读文章为职业的人才有工夫去读它；又因其说理复杂曲折，也只有以读文章为职业的人才能读得懂，这便没有普及的价值。小品文短小，读来不甚费时，所述之理浅显，读来不甚难懂。有此两个长处，小品文可作普及文化与教育之良好工具。要小品文能载道，又要它能普及，便须文章作得很好。就形式说，当为短小。短小之法，我也可以举一些，曰，不要导论，不要结论；反之，只要一个本论。近来常见三五百字之小品文，其开端便占一两百字，太不经济。小品文虽极短小，内部仍可以有严密的组织，仍可以有起承转合。一句抽象之道理，可以写三两句具体之说明，正面说了，还可以说反面。总而言之，小品虽经济，然而是“文” 章。
（节选自周谷城《泛说小品文》）
坝上（节选）
李凤群
第一次跟父亲去坝上，是七岁，跟着父亲去卖蚕豆，父亲挑着两个布袋，出了房子，从田壊过去，经过一 片芦苇荡，爬上地势高的坝上。说是坝，其实从他有记忆开始，它就是两块断垣。中间地带像掉了门牙的豁 口，又像一个幽暗的洞穴，被某个发怒的妖怪一只大斧从中劈开。这个豁口因其深险而显得神秘而阴森，一 脚踏空，就会掉下去。大人总是会用这个地方恫吓调皮的孩子：“不听话，送你到豁口去。”
步行十多分钟，才到达往上的坡面。直到听见风在耳边飕飕地响，视野开阔，高处到了！他有一种莫名 的躁动，仿佛要去见大世面。站到大坝的高处，可以看见一望无垠的庄稼地，一座座屋顶。在更远的地方， 有一个集镇。人们在那里采买煤油针线、拔牙贴药膏、看戏听庐剧……
随后几年，江水凶狠，豁口越来越大，两端用绳子牵着，中间放一只小划子，那一里多路，有时需要耗大 半天。真难哪，最严重的一次，坝断水急，有经验的老船工都不敢过豁口。代销店里早没有了炒菜的盐，豁 口隔绝，镇上的豆浆油条、绸缎棉袄显得更远了，每个人都忧心忡忡，恐惧把人的心吊在嗓子口，防汛的警 报不顾早晚，令时间失去规律。
十一岁，唐松源被告知要到坝上修工事c “修好了坝出门就不用坐船了？”
“是的。”父亲肯定地说。
因为年纪还小，他的任务是从板结的河床上铲土，把排队的夢筐填满。此后的每一年，他都作为家庭重 要成员参与堤坝水利建设。他舍得下力，他要自由进出，这个理念使他比他的父亲更显得老到和沉着。
前后七年，这条有着巨大缺口的大坝终于合拢在一起，严丝合缝，像自古以来从没断开过一样。自此， 官方文件上出现“豁口大坝”四个字，概括了它的古往今来，现在，村子里的人果然可以撇开船，直接往镇里 去。春天的时候，到农机站去买种子，夏天去买农药，冬天去村外走亲戚，或者看大戏。
渐渐地，“坝上”成了 一个专有名词，它仅特指他们建成的那一个区域。“坝上”也成了一个象征：坝的这 边是家乡，成了老地方，那边成了外面，成了可以沟通的远方。
奇怪的是，渐渐地长大，他却越来越觉得大坝不过如此，并不高，也并不宽。
有一年夏天，洪水逼近门槛，政府也在用大喇叭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庄稼已经被淹没，唯一可以玩的地 方就是坝上。只有唐松源，完全没有一个遭受损失的人应该有的沉重和沮丧，相反，他的脸上亮晶晶，显得 很平静。他回忆起自己挑过的每一筐泥土，脚底站着的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夯实命运的证明。他从来没 有怀疑自己筑坝的意义。
但是，真正经历了第二场洪水暴发的时候，他开始想不通了。那是一九六四年夏天，大水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漫过了门槛，村长带上全村连夜出逃°唐松源坐在自己修建的大坝上目睹这一切：浑浊的水面上漂 浮着数不清的断枝残苗，以及被冲垮倒塌的房子里冲出来的锅碗瓢盆……灾民和坝外的人隔坝相望，不平 之气在灾民之间弥漫，冬天辛辛苦苦地修坝，到头来就是保别人的平安？！
有一天，唐松源跟队长并肩去上工，冷不丁地，他开口了。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我们年年出人出力，可是挡水坝没有建在我们村子前面？”
这个问题，一定有许多人问起，可是没人像他这么礼貌客气，否则队长不会亲切地蹲下来，还递根烟给 他，耐心地对他说：“在哪里筑坝，这是科学，不是感情。我们村的堤坝地基不牢，就算加高筑厚，到头来也不 一定管事。小唐，你是聪明人，你能想得通。”
二十二岁，唐松源结婚。他和妻子是上一个冬天在坝上共事时认识的，他们一个手铲，一个肩挑，完美 地配合了一整个冬天。又过了几年，上面派来了工程师和技术员，在靠近江水的弯道处，他们又参与修建了 一个节制闸。农民们虽然懵懵懂懂，但边干边学。闸口完工时，唐松源总算知道这家伙是用来控制水流量、 调节水位的水工建筑物。它既可以防洪，也可以排涝。第一次泄洪的时候，形成瀑布一样壮观的水流，人们 站在旁边又喊又叫。闸口“坝上”提高了一个档次，它自己也成了一个标志。现在，以“闸南”和“闸北”为分 界线，“豁口”是过去，“闸口”是现代化。
建造这个闸口的时候，唐松源受过一次伤，他的左脚大拇指感染后因为浸泡过久而坏死，最后不得不整 个切掉。如果当时当回事请假去就医，坏死本可避免，可他大意了。宣传干事写文章说他怕胱误工期而隐 瞒了伤情，他想辩解，可是他又不喜欢扫宣传干事的兴，最后，默认了。
新建好的闸口因其宽阔和雄伟，一度成了年轻人聚焦的地方。在镇照相馆的橱窗里，挂得最多的除了 孩子们站在油菜花地里的照片，就是情侣们拘谨地站在闸口桥墩上，仰望着镜头的照片。
B . “修好了坝出门就不用坐船了？”折射出村民对坐船过豁口的恐惧心理，说明修好大坝具有重要的意义。
C . 从不怀疑到想不通，追问队长修建大坝的意义，这一转折推动了情节发展，也使唐松源的形象更为饱满。
小说充满乡土生活气息，买种子、农药和看大戏等贴近生活，多处穿插了农村集镇喧闹的生活景象描写。
儿子的敌人
莫言
一
黎明时分，震耳欲聋的巨响把正在噩梦中挣扎的孙寡妇惊醒了。爆炸的强光像闪电抖动，气浪震荡窗纸，发出嗦嗦声响。她走到院子里。下雪了。她想，大慈大悲的菩萨，保佑我的儿子吧。
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大林前年死在打麻湾的战斗中、小儿子小林正在随军攻打县城。
炮声停止了，从西南方传来一阵刮风般的枪声，似乎还夹杂着人的呐喊，军号的声音似乎漂浮在枪声和人声之上。她知道，只要有号声，就说明儿子还活着。小林是个号兵。中午时分，又一阵枪声响过，但这一次她没有听到军号。她浑身打着哆嗦，飞快地跑出去。没等她跑出村子，络绎不绝的担架队就挡住了去路。
担架队漫长得像一条河。她哭嚎着，跟着往前跑。
担架队停在打谷场上。还没落地，就有七八个医生冲出来。她也跟着冲过去，哭喊着儿子的名字。女卫生员拉住她的胳膊，粗声粗气地说：大娘，您就不要添乱了！
她把哭声强压下去，悲哀鼓得胸腔疼痛难忍。
黄昏时刻，做完手术的伤兵都抬走了，神情疲惫、胸前血迹斑斑的医生和嗓音嘶哑的女卫生兵也走了，留在场院里的，是死去的士兵。天依然阴沉，但西边的天脚出现了一片杏黄的暖色。轻薄的雪片在空中团簇，宛如毛茸茸的柳絮，降落在死者脸上。她一遍遍地看着他们，从一具尸体到另一具尸体。她用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拂去他们脸上的雪花。她感到手上粗糙的老皮，摩擦着那些年轻的面皮，就像摩擦着绸缎。后来，村长和民兵架着她的胳膊把她送回了家。一路上她像撒泼的女孩，身体往下打着坠儿。民兵把她抬到炕上，村长大声说：睡吧，老婶子，小林没死，你就等着享福吧！
她嗫嚅着：不，你们骗我，小林死了，小林……她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
二
她刚刚闭上眼，就听到胡同里一阵喧哗。一个清脆的声音问讯着：“这里是孙小林的家吗？”
她大声答应着坐起来，就像一团云从炕上飘下来，随即她就看到，那个昨天见过的女卫生兵提着一盏放射黄色光芒的马灯，背着一个棕色的牛皮挎包，带子上栓着一个伤痕累累的塘瓷缸子，还有一条洁白的毛巾，清脆的声音就从她口里发出：“这里是孙小林家吗？”
女卫生兵表情严肃。两个青衣民夫抬着担架站在身后，担架上捆着一根粗大的席筒。女卫生兵将一把金黄色的铜号递给她：“孙大娘，您的儿子孙小林，在攻打县城的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
她感到那把军号就像一块烧红了的热铁，烫得手疼痛难忍，还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她把烫人的铜号紧紧地接在怀里，就像接住吃奶的婴儿。
“孙大娘，您的儿子牺牲在冲锋的队列里，他的死是光荣的。请您赶快验收，我们去送别人的儿子回家。”
村长歪过头吩咐民兵队长：“把席子解开，让大婶看看儿子。”
一道灿烂的绿光随着席筒的张开流泻出来。她的哭声一下子堵住了。她看到，一个身穿绿衣的士兵鲜明地出现在她的眼前。菩萨啊，她的心激动地跳动着，这不是我的儿子！他们抬来的不是我的儿子！她把头低下去，一直低到离那个士兵很近的地方。她嗅到了像结了冰的糖葫芦散出的甜丝丝的气味。死者很年轻，跟她的儿子同样年轻，肯定也没超过二十岁。一看上去非常柔软的头发遮住了他的额头，脸色像冻了的苹果，凝着一层深红的蜡光，两道浓眉下，漆黑的睫毛交叉在一起。这是一张年轻漂亮的脸，脸上凝固着甜蜜的微笑。
女卫生员眼里跳动着惊恐不安的光芒：“这怎么可能？我亲眼看着他卷进席筒的，他没穿敌人的衣服。”
民兵队长冷冷地说：“好啊，你们把一个敌人抬了回来！你们把烈士的遗体抛弃了！”
女卫生员大喊着：“胡说！”
“别急，”村长老练地说，“也许是临时换了套衣服？这种事情打扫战场时经常有。大婶子，你好好认认，这是不是小林？”
她把眼睛几乎贴到了青年的脸上，唤到一股熟悉的奶腥气。她将死者额上那缕头发拢上去，看到他双眉之间有一个蓝色的洞眼，边缘光滑而规整，犹像匠人用钻子钻出来的。她默念着：也是个苦孩子啊！她的眼泪如同连串的珠子，滴落在死者手上。这时，她听到一个细弱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大娘，我不是您的儿子，但请说我就是您的儿子，否则我就要被野狗吃掉。大娘，求求您，您对我好，我娘也会对您的儿子好……”
她感到鼻子一阵酸热。她把脸贴到士兵脸上，大声哭喊着：“儿子，你就是我的儿子……”
院子里只剩下她和年轻人了。她端详着他依然生气勃勃的脸，大声说：“孩子 ， 你不是我的小林，我的小林哪里去了？”
死者微笑不语。
她找出一条新的毛巾，蘸了热水给他擦脸。她将小林与眼前的士兵进行了对比，越来越感到他们相似，简直就像孪生兄弟。她找出小林的衣裳，给他换上。她想，无论如何也得弄副棺材。她把墙根那个木柜拖出来，将破衣烂衫揪出来。她嘟哝着：“孩子 ， 委屈你了……”
三
她听到有人在胡同里大声喊叫：“这是孙小林的家吗？”
她急忙从炕上爬起来，到了大门外，看到那个女卫生员提着一盏马灯，斜背着一个牛皮挎包——带子上拴着一个伤痕累累的搪瓷缸子和一条洁白的毛巾——急匆匆地走过来。女卫生员身后，两个青衣民夫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捆着一根粗大的席筒。女卫生员满面悲凄，低声问讯：“这里是孙小林的家吗？”
迷失在雪中的城市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
1
那个早上是寂静把马可瓦多叫醒的。打开窗户：整个城市不见了，被一页白纸取代。
电车因下雪而停驶，马可瓦多只好走路去上班。沿途，他自己开辟出他的通路，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畅快。
所有大小道路像沙漠般无边无际的展开。被覆盖的城市，谁知道是否还是同一个，或者在夜里已换了另一个？谁知道在白雪下到底还有没有加油站、书报摊、电车站，或者只是成堆成堆的白雪？马可瓦多一面走一面幻想着自己迷失在一个不同的城市中：事实上他的脚步正把他带往每天工作的地方，同样的仓库。等走进大门口，这位搬运小工惊讶地发现自己站在一成不变的墙内，仿佛那些让外头世界消失的改变，独独漏掉了他的公司。
2
在那等着他的，是一把比他还高的铁锹。车间主任威利哲姆先生把它递给他，说：“公司前面人行道上的积雪轮到我们铲，也就是说轮到你铲。”
铲雪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尤其对那些没吃饱的人而言，可是马可瓦多却觉得雪就像一位朋友，撤消了禁锢他生命的牢笼。于是他发奋工作，一大铲一大铲的雪花由人行道上飞向路中央。
还有失业的西吉斯蒙多对雪也充满了感激，他在那天早晨被市政府征召成为铲雪工人，终于眼前有了几天确定的工作。他把目标锁定在能够成为小队队长，然后——这个志向是一个秘密——再青云直上。
西吉斯蒙多转身看到了什么？一个忙碌的家伙在人行道上东一铲西一铲零乱地用雪把那一段刚清完的行车道又盖住了。他用装满雪的铁锹指着对方的胸口：“喂，你！是你把雪铲下来的？”
“啊？什么？”马可瓦多惊跳起来，但承认：“喔，大概是吧。”
“好，那你立刻用你的小铲子把它弄回去，要不然我就让你把它吃干净。”
“可是我应该要铲掉人行道上的雪。”
“我要铲的是马路。那怎样？”
“不然我要放哪里？”
“你是市政府的吗？”
“不是，我是Sbav公司的。”
西吉斯蒙多教他如何把雪堆在路边，于是马可瓦多把那一段马路重新打扫干净。心满意足，铁锹插入雪中，两人注视着完成的作品。
“你有烟头吗？”西吉斯蒙多问。
当他们互相为对方点燃半支香烟时，一辆扫雪车驶过，扬起两大波白浪掉落两侧。等这两个人抬起目光，他们清过的那段又重新盖满了雪。那辆车，转着它的大刷子，已经拐弯了。
3
马可瓦多学会把堆雪打压成结实的小墙。如果他一直不断作这样的小墙，便可造出完全属于他的路径，通往只有他知道的地方，而其他人在这些路里都会迷失。
在人行道旁某一处原来就有一堆庞大的雪。马可瓦多正准备整压它以与他的小墙同高时，才发现那是一辆汽车：公司董事长亚伯伊诺的豪华大轿车，全被雪盖住了。既然一辆车和一堆雪之间的差别这么微小，马可瓦多埋首用起铁锹来雕刻一辆汽车。他雕得实在很好：在两者之间还的确分不出来哪个才是真的。为了给这个作品做最后修饰，马可瓦多用上了一些铁锹挖出的废物：一个生锈的圆罐子作车灯，一片煤气阀让车门有了把手。
门房、传达员和工友一阵脱帽礼，董事长亚伯伊诺从大门出来。有深度近视眼的董事长，自信地快步走向他的汽车，抓住突出的煤气阀，拉出，低下头连脖子一起钻进雪堆中。
4
马可瓦多已经转过街角在中庭清扫。
中庭的小孩作了一个雪人，还没有鼻子。孩子们便各自跑回家里的厨房在蔬果中翻找。
马可瓦多看着雪人思考着什么。专注于他的沉思，以至于没听到屋顶上两个男人喊叫：“喂，先生，您移动一下位置！”他们是负责除去瓦片上积雪的人。然后在一瞬间，三百公斤的雪迎头落下。
小孩带着他们的战利品胡萝卜回来。“哇！他们做了另一个雪人！”
“我们帮两个都装上鼻子！”便把两条胡萝卜分别插在两个雪人脸上。
马可瓦多，死多于活地感觉到透过那层把他埋没和冰冻的白雪有人送来了食物，便咀嚼起来。
“我的妈呀！胡萝卜不见了！”小孩们都吓坏了。
其中一个最勇敢的并不放弃，把一颗青椒也塞给了雪人。雪人狼吞虎咽地把青椒也吃掉了。
小孩们再试着放上一小根木炭当鼻子。马可瓦多用尽全身力气把它吐掉。“救命啊！它是活的！雪人是活的！”小孩们全都跑光了。
5
在中庭的一角有排放热气的闸门。马可瓦多，迈着雪人沉重的步伐，把自己移到暖乎乎的闸门上。
拿起铁锹暖身，他继续在中庭工作。有一个喷嚏停在鼻头，就停在那里，没决定到底要不要出来。马可瓦多铲着雪，半闭着眼，而那个喷嚏始终卡在他的鼻尖。突然间：“啊……”，几乎隆隆震耳的：“……啾！”比地雷爆炸还要猛烈。由于空气急剧的变动，马可瓦多被震撞到墙壁上。
这个喷嚏引起的根本是一个龙卷风。所有中庭的雪扬起，纷飞有如暴风雪，然后被上方的漩涡吸进去，撒入天空。
当马可瓦多从昏厥中重新张开眼睛，整个中庭都是空的，连一片雪花也没有。在马可瓦多眼前出现的是一如往日的中庭，灰色的墙壁，仓库的箱子，那些日常的满怀敌意的东西。
196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