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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关于“仁”的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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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
“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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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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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 |
“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己，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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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
“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 ——《论语集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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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 |
“孔谓之‘仁……’（耶稣）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科学家）谓之……‘吸力’．咸是物也。” “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 ——《仁学》 |
材料一 董仲舒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
——摘编自李存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材料二 朱熹把《大学》中的一些理论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至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原始儒学在孔子之后就有性善性恶之争，董仲舒向往的是一个完善和谐的大一统官学体系，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争端的继续存在……率先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说。他认为，性善与王道教化有着不相容的矛盾……对于荀子主张的……圣人性恶论，他认为这必然会破坏君主专制赖以成立的重要支柱，即圣人代天立道和行道的灵符。所以他舍弃孟子和荀子的说法，他认为：人性有善恶之分。
--屠承先、陈增岳《论董仲舒对原始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材料二理学家提出“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这是两汉的粗较儒学所无法比拟的。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如果一种思想成为拥有权力的意识形态而笼革一切，这时，会有一些空洞的套话反复，这些话语不仅会常常写在书里而且会成为背讷的教条，甚至当作生活的金科玉律……我曾经相当注意明代和清朝初期，皇权运用普遍主义的真理观念对思想的垄断和遏制。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请回答：
材料一：书院的兴盛使官学不足的现象得到弥补，对宋代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宋代教育的宗旨以“明人伦”为本。宋代出现了义学等新型教育模式，为下层社会的儿童提供了更多的受教相会。家训、族训、族规在利用宗法关系团结族人、教育族人的同时，对家族中子弟有很大的教育作用。教育传播工具由早期书（手抄本）向印刷书（印本书）转变。
——摘编自赵玉洁《宋代童蒙教育及书院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材料二：1901年清廷颁布“书院改制诏”：“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则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在清末改制中，由于培养专尚训诂词章的传统儒学之的办学目的，已不适应时势发展的要求，且晚清书院实际承担起发展学术、传承文化和培养人才的历史重任，很多书院添加了时务、算学、格致等各种实学课程，开始系统地借鉴西方近代学校课程体系。在教学管理方面开展了一些新的尝试，呈现出近代学校教育中班级授课制以及分科教学法的特征，课试时只考所习专业课题。
——摘编自张传燧、李卯《晚清书院改制与近代学制建立的本土基础》
材料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见梁惠王时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孟子向梁惠王讲了一番大道理，提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成为后世儒者的至理名言。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道：“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朱熹甚至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他的学生北溪先生陈淳更明确地说：“义与利相对而实相反，才出乎义，便入乎利，其间相去甚微。……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因此，理学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洪秀全设计的“人间天堂”，康有为规划的大同世界，谭嗣同的仁学理想，孙中山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实现三民主义社会的蓝图，章太炎、朱执信等人对零星的社会主义思潮充满兴趣，李大钊等人一度崇尚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与追求。为达到变革社会政治的目的，他们常常糅合中西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相混淆：康、梁等引进平等观念，比附于墨子的“爱无差等”，将西方议院制与中国古代明堂制相提并论；章太炎将现代地方自治看作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翻版；孙中山则将自由与中国人的“自私”相等同。
——摘编自徐杨《传统社会心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变革思想的制约》
材料一 两宋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变革期，为两宋女子的教育生活带来难得的机遇和发展的空间。与其他朝代相比，两宋女子教育与生活是融为一体的，多种史料呈现着女子教育的“本真”；在时空状态下，两宋女子教育生活在传承中又呈现出开放与时尚的发展态势；“母教”文化也在教育生活中得以完美建构。正因为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多元与自觉，以致在诗词、书画、科技、科举、家教以及军事、政治等方面有出色的表现。
——摘编自赵国权《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样态与检视》
材料二 康熙帝即位后，朝廷深感八股文考试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在康熙二年（1663）规定乡、会考试停止八股文，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康熙七年（1668）又“命乡会试复以八股文取士”。……戊戌变法期间，主张变革者将教育症结归于科举取士制度的束缚之上，光绪帝下令各级科举考试一律改试策论而不用八股文，但改革科举制度的各项措施尚未真正实施就宣告失败，八股文起死回生。1905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考试。
——摘编自刘海峰《中国科举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