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中人”到“完人”的追求(节选)
湘乡流传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偷在房梁上等着曾国藩熄灯睡觉好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在背一篇文章,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都等急了,跳下房梁说,你真笨,我都背下来了,你还背不下来,然后拂袖而去。此笑话显然是后人杜撰,但故事透露出曾国藩的脑袋可能确实不是很灵光。这个资质平庸、出身普通、成长于偏远深山之中的小孩,最后怎会出将入相成为儒学大家呢?
曾国藩曾在家书里说:“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句话体现了他“尚拙”的人生哲学。
在日常生活上,他“笨拙”地坚持他的日课十二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比如他要求自己每天读《廿三史》二十页,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还有他从三十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到他61岁去世,也不间断。在战争上,他不像孔明一样有很多锦囊妙计,用的也是笨拙的计策。他以“扎硬寨,打硬仗”而著称。湘军主动攻城时,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他曾用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战争生涯:一是“屡败屡战”,一是“艰苦卓绝”。
曾国藩做事靠的是自己执著坚韧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信念。那曾国藩树立的是什么样的信念?遇到困难时又如何勉励自己去实现目标呢?
曾国藩有一联自箴,耐人寻味: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这副对联说的是他勉励自己实现目标的方法﹣﹣吃苦和惜时。其实人世间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实现的。立志、努力行动、历尽磨难、珍惜时间,这可能是所有成功人士的模式。但说到容易,做到就很难了。曾国藩用一个“悔”字来确保自己可以做到。
“悔”,就是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悔过自新。正是因为深刻的反思和追悔,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先是一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学家。在戴孝办团练的初期他又采用法家思想,认为乱世必用重典。晚年时,父亲去世,曾国藩在思云馆中重读老庄,从而学会了以柔克刚、功成身退。晚年的曾国藩,接受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建议,和李鸿章一起上书建议朝廷送清国小留学生出国深造,师夷长技以自强,因此他又是西方新思想的启蒙者。
曾国藩不仅自己在历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还在仕途上成就了一批人,而这些人则成为晚清时期的中流砥柱。他知人善用,在他的人生中,他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落魄士子。耳熟能详的做高官的有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鸿章等等。学者则有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左宗棠本一介布衣,是他向皇上举荐,后来有平定新疆之功。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的时代里,曾国藩和他物色的人才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带来了执著的精神和希望的曙光。
曾国藩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治家有道,教子有方。他对子女的教育,在其家书中多有体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如下的两方面。首先,居安思危,勤俭持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曾国藩曾说:“居富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效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兴旺气象。”曾国藩在当官时,时时想着不当官时家人如何生存。“克勤克俭,宜耕宜读。”这样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可聊以为生。其二,曾氏主张,不留钱财给子孙,但留诗书和家规。在富厚堂里最让人徜徉的地方,是3栋藏书楼,多的时候,藏书30万册。在这山清水秀的清净之所读书思考,坐拥万座书城,又有长者的谆谆教导,怎能没有出息。
【相关链接】①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摘自“百度百科”)
②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个人的品格修养很少有人能够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
(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昨天,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简称“中制协”)授权法务委员会发表声明,首次明确将《美人私房菜》收视不佳归结为“制作方没有购买收视数据,结果这个一直在全国排名前5的优质播出平台,一夜间掉到了第22名”,并借势声讨“收视率俨然成为评价中国电视剧优劣的唯一标准。收视高,不论真假就可以领奖杯、拿奖金,获得高收益、高赞誉;否则便一败涂地。”
这份声明痛揭收视率造假黑手并未止于此,而是进一步揭示了“黑产业链”各个环节都是“共谋”的事实。据调查,目前购买收视率的价格已攀升至每集30万至50万元人民币。以全国排行前20家卫视频道每年播出13000集电视剧计,全年有40多亿人民币被这股黑势力非法窃取。
(节选自2016年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二:
近日,中制协发表声明表示,针对我国电视剧市场上购买、播出电视剧业务中存在的收视率造假现象,将坚决打击造假行为,努力打造电视剧播出新环境。
收视率调查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服务的,并非电视节目优劣的评价标准。但是在我国,一些电视台广告部为争夺广告资源,开始收视率造假行为,之后愈演愈烈。
(节选自201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电视剧收视率作假现象由来已久,主管部门多次开会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但收效甚微,该现象依然呈不断蔓延之势。
本着“打铁先要自身硬”的原则,中制协在《关于坚决抵制收视率作假的自律承诺书》中说:今后凡我会会员单位参与收视率作假,一经查实立即列入企业信用黑名单,通报全行业。情节严重者依据协会章程给予开除会籍处分,并报告政府主管部门,建议取消其电视剧经营制作资质。承诺书要求全体会员坚决与收视率作假现象作斗争,有责任向法务委员会提供线索和证据,全力配合调查。与会的会员单位均表示响应协会倡导,并在这份承诺书上签了字。
中制协会长尤小刚表示,“我们也同时希望,国家尽快建立收视率调查的大数据系统,采用统一的、合理的、有效的收视率调查方式,让中国电视剧制作者能一门心思地提高电视剧的质量,真正让电视剧凭质量说话!”
(节选自2017年1月4日《光明日报》)
材料四:
收视率仅仅是一项效果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多少人看了某节目或频道、看了多长时间等情况。然而,除节目本身因素外,收视率还受时段、编排等因素的影响,仅凭收视率高低无法判断节目质量优劣。况且,观众的观看感受多样复杂,收视率的冰冷数字无法判断观众是“身心愉悦”还是“边看边骂”。其实,业界对收视率能否真实可信地反映电视台和电视节目收视情况的质疑由来已久。收视率造假一事只是再次提醒我们,不应将收视率当成判定电视台和电视节目优劣的唯一标准,业界亟须出台更专业、科学的电视评价体系,引入多方面的评价机制,在收视统计领域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更多的收视统计机构加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维护客观公正的收视评价体系,建设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
收视率造假的问题关键不只在收视率这个衡量标准本身,还在于电视从业者的态度。电视行业片面追求收视率的不良风气,导致明星价格虚高、内容同质化、审美价值取向低俗等问题屡见不鲜,已经伤及电视产业的肌理。与其饮鸩止渴,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不惜破坏行业规范,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钻空子进行收视率造假上,电视从业者不如潜心研究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在市场容量下降的情况下开拓综艺节目、电影和网络剧等新空间,提高好剧、好节目的收看效率。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陆孝彭
1958年初秋,中央军委决定,我国要自己研究制造一种新型的喷气式强击机,强击机既有超音速的飞行速度,又有高效能的空战、陆战、海战的战斗力,这对于年轻的中国空军来讲,无疑是至关紧要的。为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亲自到沈阳参加了相关会议,最后确定把这个任务交给陆孝彭。
带着共和国的期望,陆孝彭从沈阳来到了南昌,担任了“强-5”飞机的总设计师。
陆孝彭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后来赴美国留学,曾在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作,参与过舰载喷气机的设计。之后,他又在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公司担任过一种亚音速战斗机的总体设计。1949年,陆孝彭得知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巧妙地躲过特务的尾随,辗转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国以后,陆孝彭将自己的才智都贡献给了年轻的中国航空事业。1952年,他曾在沈阳112厂第一飞机设计室担任“歼教-1”飞机的主管设计师,在同行们的通力协作下,成功制造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
要设计强击机,一无图纸,二缺资料,陆孝彭虽感困难重重,但多年来的科研实践使他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抗难力”。陆孝彭夜以继日地翻阅着世界各国的航空资料,他认为,随着现代化防空体系的完备,强击机应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能够从敌方的雷达盲区钻过,迅速地接近攻击目标.出其不意地对目标进行袭击,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强击机!
为了完善他的设计雏型,陆孝彭把设计室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他们从解剖“米格-19”喷气式飞机入手,了解和熟悉喷气式飞机的结构、性能。
在这设计过程中,谁也无法说出陆孝彭究竟有多少个彻夜未眠。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纸,他都要亲自过目,亲自核算。几万张图纸,几万个数据都浸透了陆孝彭的汗水。有时为了核算一个数据,他经常通宵达旦,助手们见他太辛苦,主动提出分担他的工作。但他深情地回答:“我自己不校阅一下,总是放心不下呀!”
4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陆孝彭熬红了双眼,熬瘦了身体,但他身边的图纸却像一座座小山一样日益增高,15000多幅飞机设计图终于完成了,那锥形的机头,加大的后掠机翼,流线形的蜂腰机身,美观的机尾翼,活像一只腾空的银燕,跃然在纸上。
和许多事物一样,“强-5”的设计既有一般喷气式战斗机的性能,又有自己的特色。在设计过程中,陆孝彭注意吸收各国战斗机的优点,又勇于大胆创新。为了提高“强-5”的飞行速度,他大胆地采用了跨音速面积律理论。
1961年8月,随着国内局势动荡、经济条件恶化,为确保“两弹一星”等重点计划顺利进行,“强-5”飞机的试制工作被责令停止。100多人的车间,仅剩下14人搞“强-5”机研制。可陆孝彭仍痴心不改:“‘强-5’飞机我搞定了,14个人也要把‘强-5’飞机拿下来。”陆孝彭坚持和工人、技术人员在一起,边设计、边劳动,加班划线,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
1962年秋,陆孝彭和他的同伴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试制出第一架“强-5”样机。喜讯传到北京,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空军司令部等立即发来了贺电贺信。
1966年6月10日,“强-5”的飞行实验开始了。随着叶剑英元帅的一声令下,机场上的“强-5”战斗机,像一只矫健的银燕,在强大气流的推动下,昂首挺胸冲向蓝天。
陆孝彭在从事飞机设计研制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编写的《飞机总体设计(讲义)》,为南昌洪都工学院培养总体、气动设计技术人员提供了教材。1983年,在庐山召开的全国跨音速学术讨论会上,陆孝彭发表了《论激波和极限线的关系以及二元翼剖面表面激波生成的条件》一文,为应用查普雷金特殊解求解复杂的气动力问题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
相关链接:①1983年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空军基地举行飞机表演。在与世界第一流的美国“F-16”战斗机、法国的“幻影-5”战斗机等的比赛中,我国的“强-5”赢得了低空、超低空飞行和打地靶三个项目的第一名。(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百度百科)
②洪都航空集团公司在编印的《洪都报》纪念陆孝彭的专刊中,用通栏对联赞扬他:“科学报国百折不挠,无愧航空功臣巨擘;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堪为世人一代楷模。”(百度百科)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实现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2018年1月2,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
2014一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玛,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新浪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材料一: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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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 面积 (平方公里) |
中心城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
轨道交通出行比例 |
轨道交通 运营里程 (公里) |
私家车 出行 比例 |
上下班 高峰期 交通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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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
668 |
17774 |
23% |
631 |
38.7% |
重度拥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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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
664 |
17056 |
25% |
683 |
36% |
重度拥堵 |
|
首尔 |
605 |
15087 |
69% |
1098 |
20.9% |
轻度拥堵 |
|
东京 |
627 |
14525 |
62% |
2705 |
14.7% |
轻度拥堵 |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却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李后强等《以人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19日)
材料四:“大城市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举措,让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聚集更多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这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另外,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还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让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共同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和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南丽江《应对“大城市病”国外有妙招》,《中华建筑报》2018年4月22日)
材料一:
今年春节,有个国产电影非常火,这是一部科幻片,讲的是太阳系面临毁灭,人类为了生存,要带着地球去流浪,花2500年时间在宇宙中重新找一个星系定居,可是在途经木星的时候,却遭遇了生死险情,最后通过全人类的齐心协力和英雄的自我牺牲,成功闯关,继续漫漫征程。这部电影就是《流浪地球》。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大片。
《流浪地球》的科幻热,还带动了科学热。在中国科技馆,《流浪地球》已经被收藏为首部科幻影片,现在,每周在这里,都会举行解密《流浪地球》里面科学知识的大讲堂。
中国科技馆馆长殷皓表示:“我们要把电影当中涉及到的一些科学知识,给公众和孩子讲清楚,比如说AI技术,比如说我们的无人机,比如说汽车无人驾驶。”
同时,在业内看来,《流浪地球》的火爆,对下一步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摘编自央视网《<流浪地球>火爆, <焦点访谈>告诉你它赢在哪》,2019、2、26)
材料二 :
《科技日报》北京9月6日电(记者操秀英):国新办6日就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和2018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安排举行发布会。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部长白希在会上表示,最新的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发现,截至2018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8.47%,正接近2020年底达到10%的目标。
据介绍,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是决定国家整体素质的重要指标,至少10%的公民具备科学素养是该国家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节点。发布于2015年的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了6.20%。白希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的科学素质稳步提升,但数据也反映出我国公众科学素质发展中一些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一步将进一步缩小差距,力争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摘编自《科技日报》:《调查显示:不到9%的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2018、9、7)
材料三
电影《疯狂的外星人》未映先热,在贺岁档票房预售中排名第一。观众对影片的期待,可能主要来自题材——一个荒诞离奇的科幻故事。近年来,国产科幻题材的电影其实并不多见,影片预售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说明已经有了一定的观众基础和科普土壤。
随着社会进步,科普的方式在不断更新。从传统的阅读科普读物,到科技兴趣社区的出现,再到现在蓬勃发展的短视频科普,知识传播方式不断革新,同时也让科学知识可以触达更多的人。人才的支撑同样重要,越来越多专业人士参与科普,加之政府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这些变化正源源不断地为科普事业注入新的生机,让其活力奔涌。
近日,以“中科院之声”抖音引领的“科抖”爆红,这些以传播知识、普及科学为主的小视频,累计发布超过300万,累计播放量已超过3388亿次;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的一位医生弹唱“心电图之歌”,将急救知识唱给更多人,视频上传后,短时间内点击量超过26万次;北京林业大学的师生,利用新媒体技术传播植物知识,努力让公众读懂每一抹绿色……正是这些科普力量,架起了一座座连接公众与知识的桥梁,催生了科普的春天。
公众科学热情的点燃,离不开科普人士的耕耘和付出。中国“天眼”正式建成启用,引来无数网友赞叹;嫦娥四号降落月球背面,一张看似普通的月面照片刷爆了朋友圈。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都会引来无数围观。潺潺小溪,终成大河。这些科普的努力,不仅能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养,激发他们对科学探索的勇气和信心,还能激励更多专业人士深耕科普。
(摘编自《人民日报》:《走出实验室,科普圈新粉》,2019、1、31)
材料一:
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四号的成功着陆,是人类又一个航天梦想的成功“落地”。
3日11时40分,通过“鹊桥”中继星的“牵线搭桥”,嫦娥四号着陆器获取了月背影像图并传回地面。这是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拍摄的第一张图片。大胆创新、努力攻关,这是中国航天人让梦想奔跑起来的强大动力。年近九旬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院士说:“这一刻,我们都是幸福的追梦人!”
3日22时22分,嫦娥四号着陆器与巡视器成功分离,玉兔二号巡视器(即月球车)顺利驶抵月背表面。着陆器上监视相机拍摄了玉兔二号在月背留下第一道痕迹的影像图,并由“鹊桥”中继星传回地面。据介绍,嫦娥四号着陆地是从未实地探测过的处女地,或将取得突破性发现。
(摘编自《人类首次!嫦娥四号成功登陆月背》,“人民网”2019年1月4日)
材料二:
嫦娥四号成为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探测器,为地面与嫦娥四号探测器搭建起通信桥梁的中继星“鹊桥”发挥了关键作用。
“鹊桥”于2018年5月21日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中继星“鹊桥”主任设计师孙骥说,“鹊桥”虽然不是嫦娥四号任务的主角,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使命就是为月球背面的着陆器和巡视器提供中继通信服务,相当于把一个地面站搬到了天上。
他介绍,“鹊桥”运行的轨道非常特殊,环绕地月第二拉格朗日(L2)点,距离月球背面的探测器最远有7.9万公里,距离地球近50万公里。嫦娥四号探测器的信息传給“鹊桥”后,会首先进行解调等处理,再传回地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和空间科学首席科学家叶培建表示,将尽力让“鹊桥”工作时间足够长,在其寿命内如果外国航天器想去月球背面探测,也可以通过这颗中继星获得帮助,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摘编自《“嫦娥”成功落月“鹊桥”功不可没》,“新华网”2019年1月7日)
材料三:
50年前,美国宇航员威廉·安德斯将月球背面描述成孩提时代玩过的沙堆,“没有边界,满是碰撞痕和坑洞”。那是人类第一次亲眼看见月球背面的样子。
50年后,月球永远背对地球的那面山地荒原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地球来客。1月3日,中国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降落在月球背面,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世界首张近距拍摄的月背影像图。这是全球第一艘在月球背面实现着陆的人造航天器。
《华尔街日报》称,在未来几周的探月任务中,中国的长期计划应该会有明显的早期收获。在月球背面作业本身就是一项壮举,因为此前月球背面与地球的直接通信是不可能的。美国“福布斯”网站表示,2019年1月将迎来密集的航天发射仅月球就会“接待”两批地球来客。除了中国的嫦娥四号,印度计划于1月31日发射该国首个月球着陆器和漫游车“月船2号”。古往今来,人类不断加快探索宇宙的步伐,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这条看似永无止境的道路上,夹带着好奇心的驱动力、民族自豪感的激情,以及数以万亿美元计规模的产业诱惑。摩根士丹利估计,2019年,投资界将开启“太空之年”,到2040年,太空经济规模将达到1.1万亿美元。
(摘编自《万亿蓝海待掘投资界开启“太空之年”》,“人民网”2019年1月8日)
《中国诗词大会》赢得高收视高关注 诗和远方唤你去读书
文/莫斯其格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巅峰对决”,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比拼,近来圈粉无数的16岁高中生武亦姝经过个人追逐赛、飞花令攻擂资格争夺以及攻擂战三轮比拼,最终战胜擂主彭敏获得年度总冠军。
网友表示通过节目受益良多。“感谢诗词大会使我体会到了现代语言难以描绘的情感。‘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快餐时代,网络段子流行多了,优秀诗句传播少了;以功利心阅读的人多了,以诗词提升素养的人少了;生硬刻板的诗词教育多了,教学生懂得欣赏诗词的少了。”“唤醒传统文化基因需不懈努力,即便走得再快,也请勿忘‘诗和远方’!”
“繁华落幕,速去读书!”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落幕后,不少观众感慨,通过节目感觉自己知识储备还是欠缺很多,激发了读书的兴趣。“看过比赛,马上捧起诗集背诗去?”“诗词大会终究是节目,看完节目,是洗洗睡了,还是秉烛夜读?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你的问题是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杨绛先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也用来自勉。”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则认为:“尽管时空相隔,但古诗文中蕴含的情感是贴近当下的。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对美好的事物有向往之情,当人们遇到挫折和烦恼时,心灵也同样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
观众对中华古诗词的日渐关注和喜爱,让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负责人李定广欣慰,但他表示,目前大部分人学习古诗词还是基于实用主义,尽管中小学教材中古诗词比重较以往有所增加,但教学仍以应试为主。李定广认为,需要加强古诗词的审美教育,引导学生自然地、自发地体会诗词中的温暖和情意。
对于武亦姝的获胜,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王白云则认为,“在诗词大会上,比的并不是对诗词美的感受和品味,而是九宫格、干扰项,在熟稔中高考套路的语文教师眼里,简直是一场标准化考试。古诗词或传统文化复兴的端倪,在这样的诗词大会上,能看到几何?实事求是地说,不多。”
有的网友则认为:“作为一个中学生,武亦姝的才华和形象都令人喜爱和佩服。但我始终不赞成以这种方式来接触和理解古诗词,诗词这玩意儿说白了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体现,是心灵与自然借助传统文化的对话,它没有那么功利,那么直接,那么紧张,那么剑拔弩张。”“一部手机在手,哪首唐诗查不到?干嘛还要背?”
(摘编自《广州日报》)
昨天,一位专家表示,《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饱受关注和喜爱,正在于它带着深埋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基因,这些国人耳熟能详、打动人心的诗词激发了大家心中的情怀。
此外,古意盎然的诗词,也将观众不知不觉地带入到古风意韵之中,让人体会到流落在当下焦躁忙碌的生存环境缝隙中的一丝优雅和浪漫。这使得很多人开始怀念旧时的诗意生活,选手陈更曾说:“诗歌与其他学问不同的一点是,它与技能无关,所以接近它,被它吸引,被感动,让人觉得心不死。一字一词里见乾坤,滴水映月般表现大千世界。”由此可见,诗词——这属于中华文明的语言文字,反映的正是我们东方人内心的丰富情思,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独特的东方诗意,也使得《中国诗词大会》一播即热。
(摘自《扬子晚报》报道《诗词大会为何能引发如潮思考》)
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文化素养和文化基因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诗词大会》圈粉无数,恰恰说明了在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愿意亲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诗和远方”。在《中国诗词大会》上,选手们对古诗词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学者嘉宾对诗词内涵、创作背景等内容的解读,更是一场文化大餐,让人如痴如醉。
然而不可回避的话题是:既然每个人身上都有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但这样的基因为何常常被压抑,而不是被唤醒呢?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快餐时代,浮躁的气息似乎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即便明白开卷有益的道理,许多人依然缺乏耐心与沉静,不愿去品味诗词歌赋带来的美好意境。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上,我们走了弯路。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教育曾经被挤到了边缘,近些年才再获重视。课堂中的诗词教育,往往抛却诗词的绝妙词句和美好意境,专注于反复咀嚼诗词的中心思想,专注于由此衍生的各种试题。这样的传授方式,往往让学生瞬间对诗词失去兴趣。另一方面,在许多家长的内心中,过度专注于对孩子“一技之长”的培养,让诗词歌赋等浸润心灵的知识不知不觉间受到冷落。
在这样一个节奏明快、资讯发达的时代,坐下来聊聊诗歌、品味人生无疑是奢侈的。然而,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除了奋斗的力量,还需要“诗和远方”。中国的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左右,内心的精彩将会成为更多人的追求。希望《中国诗词大会》引起的这股风潮,能够一路走下去,让古老的诗词歌赋再度焕发青春,也让“腹有诗书气自华”成为更多人的追求。
(摘自央广评论《生活中不能没有“诗和远方”》)
材料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英文缩写BDS)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2000年,首先建成北斗导航试验系统。2017年11月5日,中国第三代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它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建造“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18年12月27日,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代。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独具短报文通信能力。北斗系统有一些GPS系统不具备的性能和特点:一是北斗系统空间段采用三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合星座,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高轨卫星更多,抗遮挡能力强,尤其低纬度地区性能特点更为明显;二是北斗系统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号,能够通过多频信号组合使用等方式提高服务精度;三是北斗系统创新融合了导航与通信能力,具有实时导航、快速定位、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五大功能,短报通信功能使得用户在高空、海洋等正常通讯无法覆盖的区域可以实现位置信息的回传,从而达到报警和救援的目的。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短短十余年,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从无到有,进而投入产业化运营。“北斗之父”孙家栋强调,时间、空间信息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中国需要在北斗导航系统自主可控的基础上,探索和其他卫星系统的兼容和互相操作,以提高定位精度与提升服务质量,推动地面应用的发展。
从2017年8月初开始,中国和俄罗斯专家进行了两国导航卫星的联合在轨试验,以测试北斗和格洛纳斯两个系统的兼容和互相操控问题。卫星的兼容,涉及频谱、轨道的协调,目前协调难度还不是很大;但互相操作显得有些复杂,与独立自主有一定冲突,不太容易协调。
(摘编自《“北斗之父”孙家栋:中国发展北斗导航不排斥GPS》)
材料三:GPS系统占据卫星导航市场90%以上的份额(甚至有数据显示:2015年前,中国卫星导航芯片市场的95%被美国占领,GPS占据了中国卫星导航应用市场近99%的份额;在全球卫星导航产业中,运营服务占其导航产业的比例最大,平均达到60%左右,并且是增长最快的部分;而我国北斗产业中运营服务占比仅为17%,远远达不到平均水平)。相较于美国GPS,中国北斗的商业化应用启动时间晚了约20年。想要超越GPS,获得更多应用终端的青睐,北斗需要找到“弯道超车”的机会,而技术和产品上的特点是“弯道超车”的物质基础。
四川九洲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继宏指出,我们要走差异化竞争的道路,以泛在高精度的融合应用为抓手,在“源、端、云、服务”等方面打造位置生态链。只有把BDS的服务做到无缝泛在,做到精准和融合,才可能走出一条特色道路。
美国GPS目前也正在升级换代,预计到2020年实现GPS3,也就是第三代的布局。GPS3卫星彻底实现了军码和民码的分离,为屏蔽民码打开方便之门,这意味着战时那些利用GPS民码制导的武器将可能被直接掐断定位信号,或受到错误导引而产生灾难性后果。和欧洲伽利略系统的竞争,主要是系统建成并提供全球导航定位服务的先后之争,谁先布置完毕,谁先获取应用市场和经济利益。
随着北斗特色服务水平和“北斗+”融合应用水平的提高,北斗导航系统可以给大众生活带来更多、更显著的便利,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摘编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前景广阔》)
材料一:制作科幻电影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还需要科学素养的支撑。反映的是电影工业乃至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国科技的迅速发展,为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发展提供了沃土。《纽约时报》发现了《流浪地球》与嫦娥与四号着陆在时间上的“巧合”,联想到中国在太空实现里程碑式跨越的时代背景,指出“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和科幻片领域都是后来者,但现在这种局面就要改变了”。
与令人叹为观止的情节和特效同样吸引外国观众的,还有《流浪地球》中体现的中国亲情观念、英雄情怀、奉献精神、故土情结和国际合作理念。很多国外影评人都注意到这部电影的“与众不同”——尤其是“不再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而是人类共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的理念,是对好莱坞科幻电影叙事套路的突破。将中国独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融入对人类未来的畅想与探讨,拓展了人类憧憬美好未来的视野。
(摘编自《<流浪地球>折射源自现实的未来感》,2019年02月14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在电影《流浪地球》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不同于美式科幻片的元素。在春节的北京地下城,街头张贴着“福”字,孩子们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课堂上朗读朱自清的《春》,而冰封的大地上,济宁、上海、杭州的路标宛然。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 -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这样一部电影开启的世界更为期待的原因---我们期待能看到更多中国价值、东方理念,在人类想象力的疆域里延伸,在更为极端与特殊的情况下处理人类面临的永恒拷问。
对于观众而言,对电影的评价,或许可以少一些意气之争、多一些理性之言。既看到长处也看到短板,既不是捧杀也不是棒杀,才能激励文化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换个角度看,指出电影甚至原著的不足和漏洞,也不是用来贬低作品的,而是让我们的想象力跟着小说、跟着电影一起激荡,一起去迎接中国科幻电影真正的春天。
(摘编自《<流浪地球>争论意味着更高的期待》,2019年02月11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流浪地球》是用世界听得懂的电影语言电影语言讲述的中国科幻故事。电影的构思、讲述手法和拍摄技术等借鉴了好莱坞等西方经验,但又没有照搬照抄,而是消化吸收再创新。它胜就胜在,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术”有机融合。中国文化、中国视角和中国价值观赋予了《流浪地球》不同于好莱坞大片的精神和灵魂。尽管电影仍有不少瑕疵,有很大改进空间,但充分证明了中国电影正步上与世界一流水平作品相比肩之路。
《流浪地球》也在启迪西方,怎样建设一个更好的新世界。好莱坞的科幻片剧情几乎都是逃离地球,孤胆英雄以一己之力拯救地球,而《流浪地球》展示的是用集体协作的办法带领几十亿同胞一起拯救地球。西方个人主义与中国集体主义、家国天下情怀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恰恰反映了当代西方的困境。
(摘编自《借鉴好莱坞 又没有照搬照抄》,2019年02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四:《流浪地球》原著作者刘慈欣说:“它很好地建立了一个各方面对中国科幻、高成本科幻电影的信任。”
长期以来,科幻片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的短板,有过的一些尝试,不是制作太粗糙就是故事太拙劣。《流浪地球》却用比较成熟的制作手段讲述了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有着恢弘的想象力,却又具备了中国文化的内核,既能唤起中国人情感上的共鸣,也能让老外觉得好看。所以,它能赢得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并不偶然。《流浪地球》的成功也证明,中国并不是拍不出科幻大片,关键在于怎么找对方向、精益求精把它拍好;也不是讲不了故事,而在于怎么去精心打磨,讲好一个故事。
(摘编自《<流浪地球>,<焦点访谈>告诉你它赢在哪》,2019年02月26日央视网)
材料一:
“特色小镇”作为新兴概念与传统小镇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在梳理特色小镇概念时,应当严格划分特色产业小镇与特色旅游小镇。特色产业小镇是以鲜明的产业为支撑,形成宜居宜业为特征的产城融合一体化发展,并使其产品具有国际化的市场竞争力,或占有国内较大市场份额的生产、生活一体化的小镇。特色产业小镇不同于以产业为主体、主要作为发展工具和空间载体的产业园区,而是以居民为主体,具有多元的功能、完善的服务、社区的认同、浓郁的生活氛围。而依托优美自然环境、悠久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民族风情等要素构成的特色文化旅游小镇,则是以文化旅游产业为核心竞争力,吸纳外来游客在地消费为特征的另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特色产业小镇与特色旅游小镇在本质上存在巨大差异,是不相融的,但在一定的条件背景下可以相互影响,因此“产业与旅游双轮驱动”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特色文化是特色小镇的核心内容,特色小镇建设的根本是以特色文化为内涵、资源整合打造出特色产品。
(摘编自王丹《实现特色小镇旅游和产业双轮驱动》)
材料二:
特色小镇的类型主要有工业发展型、历史文化型、旅游发展型、民族聚居型、农业服务型和商贸流通型。从有关数据来看,国家可能更支持旅游发展型和历史文化型的特色小镇,申报旅游发展型和历史文化型可能更容易申报成功。
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特色小镇类别分布
(摘编自《2018年中国特色小镇建设现状与发展前景分析》)
材料三:
浙江特色小镇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备相应的要素和产业基础。科学把握浙江经验的可复制和不可复制内容,合理借鉴其理念方法、精神实质和创新精神,避免脱离实际照搬照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要从实际出发,科学推进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布局,走少而特、少而精、少而专的发展之路,避免盲目发展、过度追求数量目标和投资规模。
(摘编自四部委《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
材料四:
在保持特色小镇宜居尺度方面,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建设小尺度开放式街坊住区。应以开放式街坊住区为主,尺度宜为100一150米,延续小镇居民原有的邻里关系,避免照搬城市居住小区模式。
(二)营造宜人街巷空间。保持和修复传统街区的街巷空间,新建生活型道路的高宽比宜为1:1至2:1,绿地以建设贴近生活、贴近工作的街头绿地为主,充分营造小镇居民易于交往的空间。严禁建设不便民、造价高、图形象的宽马路、大广场、大公园。
(三)适宜的建筑高度和体量。新建住宅应为低层、多层,建筑高度一般不宜超过20米,单体建筑面宽不宜超过40米,避免建设与整体环境不协调的高层或大体量建筑。
摘编自住建部《关于保持和彰显特色小镇特色若干问题的通知》
历史母本
余秋雨
多年来我一直被问,写作散文受谁的影响最深。我曾经如实地回答过“司马迁”,立即被提问者认为是“无厘头”式的幽默。
“我们问的是散文啊,您怎么拉出来一个古代的历史学家?”
我不知如何解释,后来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岁越长,披阅越多,如果自问最倾心哪位散文家,我的答案依然没变。
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动。
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这不是散文是什么?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话本,不是传奇,不是策论,不是杂剧。
既然历史本是如此,司马迁也就找到了写史的最佳方式。他以第三人称的叙述主体从容地说着,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说得那么富有表情,有时赞赏,有时倾心,有时怀念,有时祭奠,有时愤怒,有时讥讽,有时鄙视。但这一切,都只是隐约在他的眉眼唇齿间,而没有改变叙述基调的连贯性。
有时,他的叙述中出现了较完整的情节,有人物,有性格,有细节,有口气,有环境,几乎像一则则话本小说了。但是,他绝不满足人们对故事情节的世俗期待,绝不沦入说唱文学的眉飞色舞,叙述的步履依然经天纬地,绝无丝毫哗众取宠之嫌。
有时他不得不评论了,除了每篇最后的“太史公曰”,也会在叙述半道上拍案指点,却又点到为止,继续说事。事有轻重远近,他如挥云霓,信手拈来又随手撇去,不作纠缠。
这样一来,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各种色调、各种风致、各种意绪、各种情境的大组合。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出鲜明的人生旋律,构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丰富交响。这便是真正的“历史文化大散文”。
《史记》的这种散文格局如云似海,相比之下,连唐宋八大家也显得剪裁过度、意图过甚,未免小气了。
若问:以散文写史,是否符合历史科学?我的回答是,既然历史的本相是散文状态而不是论文状态,那么,越是以近似的形态去把握,便越合适。否则,就会像捕云驯海,谁都劳累。
又问:把《史记》作为散文范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写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满天气象;画地可以选其一隅,也必先四顾大地苍茫。散文的范本应该比寻常散文开阔得多,才能摆脱琐碎技巧而获得宏大神韵。
除了内容,散文的基元是语言。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也称得上是千古一笔。
司马迁的文笔,是对他周围流行文字的艰苦挣脱。在他之前,文坛充斥着浓郁的辞赋之风。以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追求文学上的铺张和奢侈。到了司马迁时代,此风越演越烈。好像是要呼应汉武帝所开创的大国风范和富裕局面,连散文也都竞相追求工丽、整齐、空洞、恣肆,甚至还要引经据典,磨砺音节。虽然确也不乏文采,却总是华而不实、装腔作态。这种倾向发展到以后,就成了过度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的六朝骈文,致使到唐代,韩愈、柳宗元他们还要发起一个运动来反对。
知道了司马迁的文字环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笔的干净、朴实、灵动,包含着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整齐的骈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话、参差错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这种散句熔炼得似俗而雅、生动活泼,实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写作的基础诀窍。他还不让古代语言以“佶屈聱牙”的形态出现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须改得平易流畅,适合当代人阅读。我们如果在他的书中看到某种整齐、对称、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断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例如后世专家们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为韵的句法,一致肯定为后人羼入。
说到这里,我实在无法掩盖积存已久的现代悲哀。我们的时代,离两汉六朝已那么遥远,不知何时突然掀起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当代骈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话的整齐排列,文采当然远不及古代骈体,却也总是不怕重复地朗朗上口。有一次我被邀去参加一所大学的校庆,前来祝贺的官员居然有五位完全重复一个同样的开头:“金秋十月,桂子飘香,莘莘学子,欢聚一堂。”后来又有一位官员只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风送爽”,后面十二个字还是一模一样。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为四周都觉得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传媒上启发年轻人写作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归质朴叙事。这是多么常识性的意见啊,却据说引起一片哗然,都说少了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何来“文学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这种不像正常人说话的所谓“文学性”,其实是最为低俗的“伪文学形态”。中国人已经摆脱了两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摆脱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彻底摆脱过一次。而且,每次被摆脱的文体,都比现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还是应该更认真地读《史记》,除了认识历史学上的司马迁之外,还应该认识文学上的司马迁。
昨夜写作此文稍憩,从书架上取下聂石樵先生写的《司马迁论稿》翻阅,没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话,不禁会心而笑。他说:
我国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汉代,汉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史记》。
这个观点,颇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几句话结束这篇文章了:《史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母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看上去它只与文学中的诗有较大的差别,但鲁迅说了,与《离骚》相比,它只是“无韵”而已。
两千年前就把文史熔于一炉的这位伟人,其实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炼了,熔炼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炉就是那盏小油灯。
难道,它真的熄灭了?
(有删改)
我们将两个小女孩送交给日军后,他们还回了信,说八路军这样做,他们很感谢。
自从送走了两个孩子之后,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事,还常常为她们担心。烽烟四起,兵荒马乱,不知两个小姑娘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
材料一:
文字,是文明时代的标志。在我国,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了图形文字,殷商时代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现存最早最完备的文字体系。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隶书行楷,汉字留住历史的记忆,推动着中华文明的进程。汉字的构造和演化过程,也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和对世界的感知方式。
凝结着中国智慧的汉字,是迄今为止唯一存于世上的古老表意文字,将我们源远流长、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凝聚成一个整体。它所具有的形体美、音律美和意蕴美,使民族文化具备了强大的包容能力。单字信息含量大,又提升了文字的扩展能力和稳定性,使现代的我们仍然可以阅读2000年前的古代文章,临摹古人的书法。
(摘编自孟杨《汉字,筑起心中的长城》)
材料二:
近年来,原创文化电视节目颇受欢迎,从《中华好诗词》《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到《汉字英雄》《中国灯谜大会》,都聚集了不错的人气和口碑。在张一清看来,这不仅仅是做一档好看的电视节目那么简单,而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文化氛围的升温。
“我从2014年开始参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去年明显感觉到关注这一节目的人越来越多——学生、老师和孩子们身后的家长,这成为了一个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活动。”张一清说,要想在某一领域取得一项突出的成绩,必得有广泛的参与群体作为支撑,现在,《听写大会》就具备这个条件。“报名参与节目的孩子越来越多,经过选拔后的水平也在逐年提升。各地的活动都在贯彻这样一种精神: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最后获得一个名次,而是因为学生喜欢汉字,愿意了解汉字背后的中华文化,进而了解我们的历史。”
张一清说自己的第一本职工作是关注语文教学,第二是关注汉字本身。认识汉字、了解汉字是阅读的基础,而理解力的提高则能够激发孩子更多的兴趣和潜能。在张一清看来,汉字里蕴含着中国的文化基因,是每个人接触中华文化的基本单元。本世纪初,他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儿童的汉字认知研究”,探索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力。通过参与语文教师培训,参加语文教学教研活动,张一清对儿童的语文教育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为了推广中华传统文化,让更多孩子领略文字的魅力,张一清在北京阅读季“书香校园”活动期间,前往中小学、国家图书馆等地开设讲座,交流汉字文化。
(摘编自《张一清:探寻汉字文化基因》)
材料三:
中国当代著名视觉设计跨界艺术家宋旦汉字艺术展近日在纽约开幕。汉字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重要载体,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宋旦用极其独特的创意手法让汉字散发出书画同源的本色之美、形意之美和禅境之美。
宋旦此次创意水墨汉字展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以我国百家姓为基础,将姓氏汉字融入茶壶图案,远看是茶壶,近看是汉字。宋旦表示,他的创作指导思想就是努力将汉字形象化、符号化,让不懂汉字的外国人对汉字产生好奇和兴趣,从而进一步了解汉字深奥的内涵,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宋旦坚信,他的创意水墨汉字艺术,将成为弘扬中华文化,加深交流了解,践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新形式,必将进一步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中华姓氏文化也将成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进一步强化民族凝聚力的独特文化符号。
(摘编自李秉斯《宋旦创意汉字形象化 让外国人对汉字产生好奇心》)
如果说圣徒、绅士、骑士、牛仔是西方文化人格的表征,那么中华文化人格则体现为“君子”。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君子文化未溃。
何谓君子?据考,“君子”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流行于西周。《说文解字》中“君,尊也。从尹,发号”,“君”本指奴隶社会中的国君,“子”是对男性的尊称。“君子”最初是对统治者的泛称,常常与被统治的百姓、民众相对立。后泛指有德行有修养的人,敦厚、儒雅、端庄、从容,具有道德隐喻性。君子的能指和所指皆增值,除却国君、诸侯、公卿大夫以及德才兼备的男子,还包括妻子对丈夫的爱称和品行高洁的女子等,品德成了君子的核心。藉此,君子的来源渠道更广泛,君子群体便日益壮大。从庙堂到民间,从贵族到平民,从精英到大众……君子的身份变迁昭示了君子文化的包容性。
周公制礼作乐,一方面通过一系列仪式规定,保持政治生活稳定有序的运行,另一方面通过仪容、言行、道德、知识、修养的陶冶浸染,塑造出一个支撑起整个社会骨架的君子集团。君子集团居高位,锦衣玉食,制订规约,拥有话语权,甚或是话语霸权。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权力式微,君子不再纯粹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以道德、修养的践行者被儒家所推崇,并赋予新的人文内涵,一举成为济世的高标。由此,君子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新君子群体”产生。他们通过推广“六经”,强调仁爱精神,播下了人文思想的种子。
做一个君子,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终极目标和信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当然,君子毕竟是楷模、典范,不可能没有门槛,因此,君子文化对于君子的外在和内在都有质的规定。君子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有标配。君子还应具有英雄气度。当然,对于君子的内在要求更为恢弘深远。修身养性是低配,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终极目标。欲实现高标,主要依凭才学,不仅需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还得富有文人雅趣,懂得享受人生。当君子内外兼修,自然就剔除了权势阶层的倨傲,增加了温良恭俭让等人文内涵,从而成为一种美好的文化精神。
君子文化风行于数千年前,在当下这个信息化、商品化、全球化的时代,它也一直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佩玉,以及梅兰竹菊作为“四君子”时常成为中国文人的珍爱之物。“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不仅仅是一种符号化的仪式,并非附庸风雅,体现的往往是对“美好之质”的喜好和崇敬;即使不识字的农夫,大多明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动口不动手”等蕴含的道理,并身体力行。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中国文化的血脉之根。
一般认为,君子的对立面是小人,这其实是误解。事实上,成不了君子,不意味着就会成为小人。君子与小人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要求人人成为君子是不现实的,但是,要求人人不是小人,却是必须的。君子并非完美无瑕,完美无瑕是对君子人格的理想化追求。正因为君子非圣贤,有瑕疵,才更具有亲和力、普适性和感召力。君子可能是邻家大叔、挚友、同事,抑或,我们有时的所作所为亦是他人心目中的君子。优雅的气度、出众的能力、美好的德行、深沉的内涵,具备这些必要因素,你就是君子。
(摘编自《人民论坛》2019年05月)
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大数据研发,如今早已融入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麦肯锡公司的相关报告指出,大数据将会成为未来创新力、竞争力和生产力的关键基础;“运用大数据进行决策”,也被列为未来影响人类发展的23项技术变革之一。然而,对大数据发展的“负面性”,近年来不乏反思的声音。
英国《卫报》分析,大数据时代,各人信息本身就已变成了可被出售的产品。在反应人被科技操纵的英国电视剧《黑镜》中,有一集讲的是根据用户的社交网络数据评分,来预测一个人是否靠谱、是否有资格租房、坐飞机。评分高受人尊重,评分低则被轻视。大数据所延展出来的种种特性,令它多少显得有些技术性的“冷酷”。
人们害怕大数据的发展,会使自己在未来被控制或被替代,这样的担心不能说是多余的。据欧盟统计,目前90%的工作都需要人们具备某种数字技能,而65%的欧盟新入学的儿童将从事目前尚不存在的职业。不过这一尚处于青年时期的“新技术”是复杂的多面体,因此观察也需要更丰富、多元的角度。
事实上,没有大数据时的人类社会,组成历史进程的每一个个体是极易“消逝”的。竹简、纸张被毁,一段历史也许就此被遗忘。影像也有被永久消除的可能性。而现在,当个体数据被一一抓取、储存、上传、记录,人们的生活和记忆就此定格为历史进程中的永恒坐标。
每5名中国网民就有一人追赶过“韩流”;《舌尖上的中国》播出时,美食类商品的购买高峰从白天变到夜晚……此前电商企业推出的“淘宝时光机”,通过大数据分析,清晰呈现了十年来用户的消费状况。诚如网友所言,“大数据骨子里是有温情的”历史的发展潮流沉淀而来的大数据,同时又在精确的记录和塑造着历史,填补着个人记忆和情感消逝的遗憾。这或许可以说明,看似冰冷的数字,一旦和生活相融,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温暖。
“一个世纪前,最有价值的商品是石油,今天则是数据。”福布斯网站发表文章预测,2018年将在技术领域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大数据不再仅仅是纯技术,会更多地应用于管理与实践。科技发展的初心是造福于人,摸清大数据的“脾气”“习性”,有效推动其和实体经济、现实生活深度融合,我们才有可能畅想数字红利。
(摘编自201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一切艺术作品在表现手法上不外乎两种倾向:一种是直率地,无保留地和盘托出;另一种是取含蓄、隐晦的方法使其引而不发,显而不露。中国古典园林中的私家宅院则多采用内向布置形式,或依附于住宅的一侧,或退避于住宅的后部,从外表看起来极为平淡,甚至于根本看不到内部,致使来到园外,一墙之隔竟然都不知道里面另有一番景色,这本身就是一种“藏”的表达方式。有些园虽然有门直接与外部相通,但是一般都处理得极为小巧、朴素。进入园门后通常以影壁、藤蔓、山石为屏障来阻挡视线,从而使人们不能一览无余地看到园中的全部景色,园林中的“曲”“隐”“藏”就是含蓄的审美境界。
在古典园林中,无论是高大的楼阁或是小巧的亭榭,全然的相露总是不如半藏半露显得含蓄、深远、幽静。比如苏州狮子林中的卧云室,这是一栋体量高大的楼阁建筑,若建筑在四周空旷的平地之上,难免使人感受到肃然森严之感。幸好,在这里却深藏于石林草木丛之中。四周的怪石叠加,松柏蔽天。只是楼的一角或从缝隙中显露,或是从树梢中显露于外。这样既能显示出山楼的所在,意境的深远,又十分含蓄且耐人寻味。中国古典园林构筑之所以崇尚含蓄美的创造,就在于含蓄能启发游人思维,鼓起了人们审美想象的翅膀,并引导欣赏者进入更为广阔、更加深远的审美境界。
(摘编自陈静《中国古典园林特色和审美》)
材料二:
中国古典园林以“可居可游”、多功能的宅园式为大宗:早期的寺庙园林都是皇家或贵族士大夫们舍出的住宅或郊外的别墅,皇家园林也是以宫馆为主的离宫为主要形式,士大夫文人的园林则追求“园日涉以成趣”,因此更是与住宅连在一起。所以可以说,私家园林是士大夫的家园、皇家园林是皇帝的家园、寺庙园林是“神” 及信徒的家园,反映了“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尽管传统文化也吸取了牧业民族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基础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吸收便都以能否适应农业文明的需要为前提。万里长城体现的正是华夏民族试图把农耕区围护起来的防御心态。
中国古典园林文化反映出的自然式封闭和内向的心态也和中国古代稳健儒雅的自然经济的发达有一定的关系。中国内陆辽阔,空间巨大的环境,为民族生存、发展与创造,提供了回旋和施展的舞台,在西方近代文明兴起以前,中国是东亚乃至当时全世界最强大、最富足的国家,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它的文化发展也无须借助他人的土地。私家园林的经济基础往往也是建立在宗族色彩十分浓烈、封建自然经济经营方式的地主庄园经济基础上的。人民长期栖息在广袤的大陆上独立发展,面积广大,先秦的人们习惯上把“中国”与“天下”“四海”“海内”等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定居的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似乎与世隔绝,聚族而居,无法冲破人类原有的血缘关系。
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高度完备的系统,它与封建的专制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古希腊,多岛海洋型地理环境,从事海上工商业贸易活动,流动性很强的生活方式形成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古印度血亲关系存在于家庭甚至种姓内部,但在整个社会结构方面却基本上不起作用,它不存在“家国同构”;在古代的欧洲,贵族、平民、奴隶之间,存在着十分鲜明的等级差别,中世纪的僧侣、贵族、平民的层次更为分明,血缘政治基本上被等级政治、地缘政治冲垮了,所以更谈不上“家国同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族权始终是政权的补充,张载“立宗子法”,“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程颐“若宗子法立,则人知尊祖重本;既重本,则朝廷之势首尊”。这种宗族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着广大的民众。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这就是中国文化为什么那么富有安土、爱土、敬土、乐天、思乡、怀旧、寻根、问祖等情趣的根本原因,也是与追求冒险和刺激的西方民族的区别所在。
(摘编自曹林娣《中国园林艺术风格论》)
尊经阁记
① (明)王守仁①经① , 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君子之于六经也, ,所以尊《易》也; ,所以尊《书》也; ,所以尊《诗》也; ,所以尊《礼》也。
②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② , 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③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 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为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③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 □。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 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
④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注释】①经:这里指儒家奉作经典的《诗》《书》《易》《礼》《乐》《春秋》六部著作。②人极:此处指做人的道德标准。③影响:影子和反响,这里是指关于六经的传闻、注释。
①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
②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
③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
④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
材料一“五四”以来的文化研究中,曾出现一种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纯粹是时代性”的观点,可称为“有古今无中外论”。这种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乃至抹杀人类社会以民族的形式存在这一历史事实。在原始时代,社会的基本形式是氏族、部落;在阶级社会,社会的基本形式是民族。既然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以民族的形式存在,那么,人类文化在此阶段也一定要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共同的民族文化不仅可以把一定数量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也可以把这些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人类社会以民族为基本形式这一事实还告诉我们,具体的文化总是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而一般的人类文化只能存在于这些具体的民族文化之中。离开了各种各样具体的民族文化,所谓一般的人类文化只是一种虚构。因此,文化“有古今无中外论”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一般能通过特殊而存在的辩证法。
文化方面民族差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首先,地理的隔绝机制是民族差异形成的基本条件。因为地域的辽阔、山海的阻碍等因素,各个民族各自独立地生存,文化上差异的产生也不可避免。例如,随着地理上的隔绝,同一种语言会分化为各种各样的方言,会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网络和不同的“市民社会”,人们的思想感情也会疏远、隔膜起来。
其次,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民族差异最重要的自然根源。地理环境的差异不仅会对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对他们的科学、艺术、宗教等产生直接影响。
其三,一定范围内自由创造的可能性是民族差异形成的重要机制。种族、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是人们从事文化创造的基础,同时也是对文化创造的限制,而自由创造只是在这一定范围内的发挥。因而,文化的发展既非绝对必然的,也非完全自由的,而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偶然与必然的统一。
其四,不同文化发展成果对人类自身的不同改造是民族差异的最高表现。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文化发展的成果又不断地反作用于人本身。各民族在创造不同风格的音乐、美术的同时,也发展了不同的审美趣味。“喜闻乐见”的民族气派,正是文化成果长期作用于人本身的结果。审美趣味如此,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亦莫不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不仅表现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而且创造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这种文化成果与人自身的身心变化的相互作用,是民族差异的放大器、加速器和稳定器。
最后,民族斗争是民族差异的强化剂。古往今来,民族之间的矛盾、对立、冲突史不绝书。许多征服者民族推行强制同化的政策,而被征服的民族则千方百计为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斗争。在这种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中,许多细枝末节的差异也会获得不寻常的意义。例如在清朝末年,剪掉辫子就意味着公开表示与清朝统治决裂。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不仅是人类以民族为单位长期生活的自然产物,而且在民族斗争中人被人们有意识地巩固、强化。
应当指出,虽然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不能事事归因于经济,但归根结底是人类生产力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的结果。文化上民族差异的形成原因,都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上才得以发挥作用。因此,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不是超历史的存在,不是纯自然的存在。因而,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也是历史的、可变的,相对的。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
材料二 文化差异性是始终存在的。历史上对待这种差异性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是对凡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人,一概作为异端,必征服之,同化之,以至绝灭之而后快。当年白种人占领南、北美洲,对当地土著文化就是持这种态度。
第二种是承认其价值,但只是作为珍稀的收藏、猎奇的点缀或某种可供研究的历史遗迹,实际上是排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抽空其生命,崇拜其空壳。如果我们混同了已成遗迹的、定型了的“传统文化"和今天仍然活着的并主宰着亿万中国人民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的,受过现代文化洗礼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复旧充新生,抵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那么,中国文化的发展将陷入困境。
第三种态度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这是将事物放到其自身的文化语境内去进行观照的一种方式。它赞赏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而应受到尊重。这种态度当然远比前两种态度来得宽容合理,但再进一步追问;千差万别的文化有没有普遍认同的东西呢?人类有没有可能超越民族中心主义?这些都是文化相对主义所面临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无论如何,文化差异总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事实。正是这些差异赋予了人类文化以多样性。我们固然不必保留辩子或者“三寸金莲”以供猎奇者玩赏,但中国文化自有其无法“欧化”的特殊的魅力,中国文化的更新也自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所谓的文化相互同化、融合而导致的“世界文化一体化”,只能带来人类文化的单调和没落。事实上,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自己,将异国作为帮助自己发现自己的“他者”,从另一种文化的陌生角度来观察自己,看到许多从内部无法看到的东西。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加以认知和解释。文化之间的误读难以避免,无论是主体文化从客体文化中发现新义还是反观自己,都很难不包含误读的成分。而从历史来看,这种误读又常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契机,因为恒守同一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封闭。
(摘编自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
《木兰辞》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长篇叙事民歌,讲述木兰替父从军、最后荣归故里的故事,体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忠孝两全的价值观。美国动画版《花木兰》则对《木兰辞》进行重新诠释,木兰为了证明男女平等、实现自身价值而主动从军,体现美国人崇尚个主义的民族性格。《花木兰》在中国上映后,获得不错的票房。不少观众表示故事有新意,能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