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综合 知识点题库

许渊冲：岁月困不住的人生

王晶晶

    得到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那年，许渊冲虚龄90岁。

    很多人都觉得，这怕是老先生此生最高的荣耀了，结果2014年8月2日，93岁的许渊冲又荣获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成为该奖项自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给中国文化界狠狠地争了一口气。

    时下有个热门的词叫“无龄感生活”，说的就是许渊冲这样的人。90多岁的老人，骨瘦如柴却声如洪钟，听力不好但思路清晰，记忆力更是好得让年轻人都要羡慕。家里书桌上，放着正在翻译中的莎士比亚作品集。“我已经翻完4本了，两个月译一本，目标是译完莎翁全集”。老先生的150多部译作里，有一大半都是退休后才出版的。

    这样的人生，岁月根本就困不住。

    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许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同届。在他眼里，相见第一面，这个叫做许渊冲的同学就“冲劲十足”。1957年，同学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许渊冲觉得自己不能落后，在外语领域也要搞出名堂。到1958年，他已有4本译著。

    看到他的一些事迹，你会觉得他真是个自负的“狂人”。

    他印过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写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他评点过自己的翻译水平，“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他敢说“我的翻译超越了诗词原文”。其实许渊冲并不狂，他只是像一个战士一样，坚守自己的阵地，绝不妥协。“到现在还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我不认为自己狂，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坚信自己是对的。”

    2004年和2008年，许渊冲提出了“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他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处找到源头，到近代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锺书的“化境”，形成一套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核的文艺理论。

    许渊冲说，在西方，翻译是科学。“科学解决不了文学问题。文学要美。要有全局观点，不要只注重表面形式，而要把文章里面的内容翻出来，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为了能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许渊冲教授选择了其中他所喜欢并能译成韵文的作品，书中许先生的译笔优美，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其代表作为《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许渊冲教授对原作的理解精深独到，将原作的妙处表达得淋漓尽致，加之又熟谙中英诗律，细刻精雕，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所以他的作品往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深得广大外国读者的好评。

    翻译对许渊冲来说，也是让他身心愉快的不老灵药。“我啊，天天和古人打交道。我现在翻莎士比亚，我就跟莎士比亚打交道。我亦古亦今，我的现代就是古代，古代就是我的现代，我足不出门，来往的都是古代名人，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所以我是非常愉快的。不翻译，我每天做什么呢？”

    有人问：“为什么要重新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呢？”他说：“100个人注解，就有100个不同的解释。我有我的新意见啊，我现在边译边参考两个版本，一个朱生豪的，一个卞之琳的。他们翻得好的地方，我保留。不好的，我改掉。”

    “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

    年龄不是问题。对许渊冲来说，最好的年华是现在。“因为我活得越久，学得越多，看得越多，越有经验。灵感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逝去的。”

    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恰如老先生的人生。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95岁的翻译家许渊冲是个“异数”——时间好像忘了把他变成老人。傍晚，北大畅春园，他总要独自骑着自行车，遛上个把小时。骑车是他退而求其次的健身项目，游泳才是最爱。两年前，游泳馆的工作人员看他都九十多了，再也不敢放行。（文汇报《许渊冲：译道独行侠》）②谈到即将出版的27册的《许渊冲全集》，许先生说：“集子就是把几十年工作的精华都集中起来。我的翻译也有很一般的，也有糟粕的。精华也是受前人的启发。精华留给后来者，我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环，把美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这是我的中国梦。”（田泳《翻译大家许渊冲：曾被指为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

材料一：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

    优惠的政府政策、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服务”全面对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

    国外媒体评价，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这样大规模、这样专业化地吸引人才回国。

    “现在，海归回国主要是被‘吸’回来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条件、更有能力吸引全球人才。

    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纵观历史，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赴外求学、归国兴邦。

    今天，除了拥有前辈们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吸引大量海归人才归来的，还包括自我价值与个人梦想的实现。

    然而，在全球竞争中发展成一个人才大国、人才强国，仍需下更大决心、更大力气。一份面向全国200多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编制过死、编制偏紧”是人才管理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从人才发展上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布局不优、效率不高等困境，破解这些“瓶颈”，唯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材料二：新东方海威时代与全球化智库（CCG）共同发布了《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六成企业在招聘时仍更倾向于使用海归人才，而82.5%的单位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优待（如更核心的岗位，较高起薪等）。

    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是，身处海外的留学生在回归本土职场的过程中也遭遇了些许不利因素。《报告》结果显示，多数企业的招聘岗位数量，招聘时间，招聘渠道对海归求职较为不利。同时，海归人才在求职过程中也暴露出对国内就业形势不了解，错过企业招聘季以及缺乏明确职业规划等问题。超过50%的海归认为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回国就业的第一不利因素，同时47.3%和32.4%的受访人员认为回国时间错过校招季以及岗位海投效率低这两大因素导致了海归回国就业难度增大。

（摘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三：日前，杨振宁、姚期智两位老科学家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一事，引发热烈关注。

    在舆论场上，以耄耋之龄回归故土的杨振宁更是备受关注。已近百岁之龄的杨振宁，估计已不会如年轻时那般埋头扎根于科研一线，或许正如他本人所述，“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是文化的归属感让他对故土恋恋不舍。亦或是科学上的引路精神让他回来发挥“余热”，为后来者指引前路，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杨振宁选择入籍，是他对晚年道路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国家的道路选择是交叉的。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创造的开放环境，对世界潮流的融入，杨振宁的归来方才有了现实的可能；而杨振宁等一批海外科学家的归来，又会给中国科研带来从项目到建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迎来杨振宁桑榆晚年的同时，也不可否认，错过了杨振宁最辉煌的科研生涯。由此，未来的方向也当因之厘清：让更多科学家们愿意留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出最精尖的科研成果，不仅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血液，更因为是先进的设备、优厚的条件、社会的理智与尊重、环境的平和与包容。

（来自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有删改）

居里夫人自传（节选）

    1914年8月1日，德国向法国宣战。所有符合条件的公民，包括实验室的职员和学生，都加入了军队的行列，镭研究所实验室里只剩下我和一个有严重心脏病的技师。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都应该义无反顾地尽其所能，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我当然也不能例外。我把实验室所储存的镭，放到绝对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和运用自己的学识，尽一切努力为国家作应有的贡献。我主要的工作是为各个军事医院提供X射线检查，同时负责组织战地医疗队。

    战争期间，利用X射线能够查出伤员弹片所在的确切位置，医生手术时可以十分迅速和准确。如果是骨骼和身体器官受到损伤，通过X射线也能一目了然地发现。借助这一手段，医生对许多内伤的恢复情况也能了然于心。但是战争开始的时候，没有一所军事医院配备X射线治疗仪器，也没有必要的技师，在其他的医院里这种设备也是寥若晨星。

    我决心自己来解决设施和技师这两大难题。我四处奔走，把所有的实验室X射线设备集中在一起，1914年8月和9月两个月里，建成了几个X射线医疗站，由我培训的志愿者在医疗站里负责具体操作。在马恩战役中，这几个X射线医疗站起了很好的作用，只是这种设备和人员太少，无法满足整个巴黎地区所有医院的需要。

    我向红十字会请求帮助，他们给了我一辆普通的敞篷汽车，经过我的设计和改装，这辆车变成了流动X射线医疗车。车上有一台设备齐全的X射线放射设备，一台发电机固定在车厢里，利用汽车上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以供应X射线设备所需的电力，只要有医院需要，我们便迅速开车赶到。

    医生们尝到了流动医疗车的好处，这种车的需求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我向政府提出了增加流动医疗车的计划，很快得到“全国伤员救护会”的大力帮助，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我的计划在最短的时间里变成了现实。法国与比利时之间的作战区以及法国其他地区，总共创建和改造了200多处X射线医疗站，还为军队装备了20辆流动X射线医疗车。这些车辆都是各界人士慷慨捐助的，还有些人捐赠了整套的X射线放射设备。这些私人捐赠对救助战地受伤士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时，称职的司机很少，没办法我自己学会了开车，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亲自开车前往。那些医院和救护站的医生、护士大公无私、勇于牺牲的精神，使我们心生钦佩之情，并常以她们的精神鞭策自己去克服一切困难。那些被抬到救护车上的伤员鲜血淋漓、血肉模糊，令人不忍目睹。在作X光检查时，他们咬紧牙关强忍着搬动身体所带来的剧痛，从来没有任何抱怨。他们在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时所表现出的坚强毅力和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经常让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以及对人类生命的摧残，永远忘不了那血腥恐怖的场面，我坚决反对一切战争。

    当时我最为头痛的一件事是没有得力的助手，帮助我进行X光检测。因为X射线技术在医学领域使用不久，掌握这方面知识和技术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战争时期，符合条件的人大多数都去服兵役了，我决定培养妇女做我的助手。于是，我向卫生部建议，在伊迪斯·卡维尔医院下属的护士学校里，增加一个X射线照相科，我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1916年，镭研究所开始组建这个科并培训学员，在整个战争期间共培训了150名妇女。所学习的课程有基础理论和解剖学，此外还要接受一般的实习和训练。她们的文化基础都比较差，但只要肯努力学习，便能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这里毕业的学员后来都成了优秀的X射线照相技师，得到了卫生部的赞赏。其实，按她们所学的课程只能成为医士的助手，但是她们当中却有很多人能够独立操作这项技术，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

    由于战争期间从事了大量医疗救护工作，我在X射线在医疗的应用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大量的医疗检验新技术知识。为了说明、证实X射线照相术对医疗的重大价值，尤其是对战争时期的发展与和平时期的用途进行比较和说明，我编写了一本名为《战争中的放射学》的书，并将它出版发行。

（节选自《相伴一生的伟大传记》）

材料一：

    近年来，无人机开始在民用市场起步，其中农林植保和电力能源巡检这两个领域表现出对无人机较为迫切的需求趋势，且具备较为可观的市场规模前景，而考虑到无人机现阶段的技术已可满足需求，故预计供需的契合度较高。在其他相对小众的民用领域方面，无人机凭借其优势，预计也将在消防救灾、公安系统、国土测绘、气象环保监测、包裹派送等方面一展身手。

材料二：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三：

    在无人机“黑飞”愈发猖獗的今天，及时出台法律和强有力的措施，确保航空安全刻不容缓。要有效禁止“黑飞”，就必须通过法律明确划定界限，怎样使用无人机才算合理合法地“白飞”？许多购买无人机的朋友，可能既不清楚如何申请证照，又不太明白哪些地方是禁区，对于“黑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缺乏认识。一些无人机使用者只是觉得机场周边空旷，因此到机场附近放飞无人机。自己觉得无人机距离机场尚有距离，却不知不觉进入了航道，给航行安全带来威胁。因此，法律需要明确划定边界，证照谁来管理，哪些地方可以放心使用无人机。

    绑住无人机任性的翅膀，离不开技术创新。例如，技术手段已经证明“电子围栏”可以有效避免无人机越界。又例如，一些企业对于售出的每一架无人机都能在云端实时监控。假若企业和监管部门在技术层面肯投入，无人机越界“黑飞”的现象就会得到整治。

    杜绝无人机“黑飞”，要采取疏堵结合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无人机购买者和使用者的安全和法律意识。有人建议，要采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每一台无人机的产品说明中都做出明确警示并引导用户到监管部门网站了解相关法律和禁飞区域。无论怎样，只有唤醒每位无人机使用者的法律意识，才有可能最大限度避免悲剧发生。

（选自王健《作为“双刃剑”的无人机》）

材料四：

【注】无人机自主控制等级是衡量无人机技术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材料五：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2017年6月1日起，已经或正准备购买无人机的用户需要注意，如果您的无人机起飞重量在250克（含）以上，就必须根据民航局发布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进行实名登记注册。8月31日后如果仍未注册，其行为将被视为非法，无人机的使用也将受影响。

    民用无人机的登记注册制度是国际上普遍采取的一种管理方式，是无人机管理的基础。5月18日，民航局已完成民用无人机登记注册系统的开发并上线运行。

    2017年以来，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事件频发。据民航局方面介绍，仅今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就发生12起无人机违法违规运行威胁民航安全事件，其中7起造成航班调整、避让、备降、延误。

    6月12日晚，重庆机场遭遇无人机干扰，持续近4个小时，造成重庆机场40余个航班备降，60余个航班取消，140余个航班延误，上万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材料一：

    我很高兴发现一群和我一样喜欢自然的孩子，但聊着聊着就发现他们中有一半人最喜欢的是在自然里骑车。有个男孩说：“我和爸爸在沙漠里骑车，基本上都不走大路。我爸爸和越野车们赛车。他说就算走大路去沙漠也很好玩，因为还是可以看到动物，而且和汽车比赛很有趣。”还有个男孩说：“我们每年8月都去犹他州，我妈妈的朋友有3辆全地形车。我们骑着好玩，但最主要是晚上看鹿啊臭鼬啊之类的动物。你要是把鱼的内脏丢在外面，晚上出去就能看到5头黑熊。太好玩了！”第三个男孩说：“我们每周末都去沙漠，他们那儿有比赛。有个小山没人去，因为上面都是石头，所以我们把它改造了一下，上山后可以跳下去，我们在那儿看到蛇洞和蛇了。热的时候我们就出去找蜥蜴。”还有一个女孩天真地补充说：“我爸爸有辆四轮驱动的卡车，我们去沙漠，不去自然之类的地方。”

（摘编自理查德·洛夫著，郝冰等译《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

材料二：

【注】其他，指机构一类的特殊群体，如政府机构等。自然教育，指以有吸引力的方式，让人们在自然中体验、学习关于自然的知识，建立与自然的联结，树立生态的世界观。

材料三：

    去爱非人类的生物，其实并不太困难，只要多了解它们就不难办到。这种能力，甚至是这种倾向，可能都是人类的本能之一。这种现象被称为“亲生命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特别关注生命以及类似的生命形式的倾向，有时甚至会想与它们进行情感交流。人类能够很敏锐地分辨出生命与无生命。我们认为其他生物是新奇、多样的。未知的生物，不论生活在深海、原始林，还是遥远的深山中，都会令我们觉得兴奋。其他星球上可能有生物的想法，也总是吸引着我们。恐龙更是人们心目中生物多样性消失的象征。在美国，参观动物园的人数要超过职业运动比赛的观众数。而在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是昆虫馆，因为这儿展示的物种最新奇，样式也最多。

（摘编自爱德华·威尔逊著，杨玉龄译《生命的未来》）

材料四：

    与亲生命性相对的是生物恐惧症。和亲生命性一样，这些生物恐惧症也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恐惧的强度会因个人的遗传与经历差异而有所不同。最轻微的症状只是稍微厌恶，或感觉不安。但严重的案例，可能就是标准的临床恐惧症，激发交感神经系统，造成恐慌、恶心以及冒冷汗。这种根植于天性里的生物恐惧感，随时准备为危险源所激发，而危险源就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在自然界中所遭遇到的危险，包括高度、密闭空间、湍急的水流、蛇、狼、老鼠、蝙蝠、蜘蛛以及鲜血，却不包括刀子、磨损的电线、汽车以及枪支，虽然它们比起古代的危险源，更具杀伤力，但在进化历史上还是太过近代，不足以形成可遗传的天性。

（来源同材料三）

材料一：

    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优化调整了税率结构等，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个专项附加扣除。此次个税制度改革走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转换的关键一步，有助于解决分类征税方式下不同所得项目之间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将大幅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现从普惠制改革到定点减负的转变。财政部部长刘昆说，个税起征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同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是在广泛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和充分凝聚各方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公开征求意见到《办法》公布后各方面的反映看，社会各界对《办法》的评价是积极的、正面的，普遍认为专项附加扣除力度之大，超出预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减负政策。”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说，财政部将会同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要做好信息系统优化和数据共享工作，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交换，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使纳税人能够充分、便捷地享受到扣除政策。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经济日报》）

材料二：

表一：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后不同收入水平的减税情况（单位：元）

表二：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扣除情况测算

【注】扣除款：指按照《办法》规定从享有该专项扣除政策的纳税人的应税收入中减除的款项。如王某扣除五险一金每月实发工资8000元，减除5000元免税额，其应税收入为3000元，现在其享有子女教育专项扣除每月再扣除2000元，那么这2000元即扣除款。

（摘自田志伟、田展《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材料三：

目前一个典型的城市家庭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每年大约是3万元，考虑到边际成本递减，抚养两个小孩的成本大概为5万元。如果夫妻两人年总收入为25万元，按目前的抵扣方案，养育两孩每年抵扣额为2.4万元，在20%的税率下，这意味着家庭一年只能节省4800元，与年均5万元的养育成本相比微不足道。

（摘自梁建章《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按小孩人头抵税》）

材料四：

    依据《办法》，夫妻双方只能在负责自己的父母养老时获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若夫妻双方仅有一方具有工作收入，实际上承担着夫妻双方父母共同的养老，但法律却只允许其在缴纳个税时抵扣自己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不允许抵扣对方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这不仅不合理，而且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材料一：

    2019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梅宏作为团队代表，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了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证书。以梅宏团队为研究主力，北京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研发的“云—端融合的资源反射机制及高效互操作技术”改变了传统“白盒”互操作技术思路，提出颠覆式的数据互操作技术途径—“黑盒”思路，通过揭示信息系统内部基于云—端融合特性的计算反射机理，发明了通过系统客户端外部监测与控制实现业务数据和功能高效互操作的整套技术及平台，突破了信息孤岛业务数据和功能与第三方系统高效互操作这一制约大数据价值链上下游的“卡脖子”技术，使信息孤岛开放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事实上，对于互操作的研究已开展多年。传统互操作技术采用“白盒”思路，需要在全面了解信息孤岛内部实现细节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用修地铁挖隧道打比方，“白盒”思路是把地铁沿线道路全部“打开”，做“明挖”，效率低、成本高、风险难控。因此，各国科学家一直在寻求互操作技术的突破。

    梅宏和同事黄昰教授、张颖副研究员、刘譞哲副教授、郭耀教授、熊英飞副教授组成的核心研究团队，基于十余年系统软件研究，发现了信息系统内部基于云—端融合特性的反射回路，发明了“云—端融合的资源反射机制及高效互操作技术”。科研团队颠覆传统“白盒”路线，将信息系统视为“黑盒”，通过对系统客户端的外部监测与控制来实现系统业务数据和功能的高效互操作，消除了系统源码、数据库表、后台权限、原开发团队等“白盒”依赖，从而将信息孤岛开放效率平均提升两个数量级。类比挖隧道用盾构机来替换传统开路挖地一样，这项“黑盒式”互操作技术就像盾构机，在获得用户授权后，就可以构造出连通不同系统的数据管道。如同水在水管、燃气在燃气管流动一样，各个系统的数据就在这些对应的数据管道中有序流动，实现了高效的互操作。

    1992年，梅宏来到北京大学，师从著名计算机软件科学家杨芙清院士进行博士后研究。2007年，依托北京大学建设的“高可信软件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获批建立，梅宏担任实验室主任。在实验室成立的第二年，他带领的团队便以“新型构件化应用服务器PKUAS的研发”荣获2008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011年，实验室在教育部评估中被评为信息科学领域优秀重点实验室。

（摘编自柴葳《“黑盒式”互操作技术连接信息孤岛——访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梅宏团队》）

材料二：黑盒式互操作技术原理

（信息来源：科技部）

【注】中枢神经系统是人体神经系统的主体部分。中枢神经系统接受全身各处传来的信息，经它整合加工后成为协调的运动性输出，或者存储在中枢神经系统内成为学习、记忆的神经基础。

材料三：

    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要有“龙头”牵引。企业必须发挥主体作用，以产业需求引领前沿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着力打通科技成果精化“最后一公里”。以“云—端融合系统的资源反射机制及高效互操作技术”的研究项目为例，打破信息孤岛是实施大数据战略的重大需求，因特睿团队将北大的这一基础研究成果成功转化为产品，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进一步强化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能力，他们共同研发的“燕云”技术及产品，累计打破数千个制约“互联网十政务”发展的信息孤岛，成为支撑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一项共性关键技术。

    这几年，我国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取得了很大成效，产学研一体化创新也有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围绕“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的主线，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机制，不断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激发创新这个发展新引擎的最大驱动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摘编自余建斌《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要有“龙头”牵引，要有“先手棋”意识》）

材料一：

    在刚过去的2018年12月，许多中国女性的朋友圈都被故宫文创推出的六色口红刷了屏。每只口红的外壳上装饰着皇家刺绣、古董家具或仙鹅等图案，其灵感就来自于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文物。故宫口红上线仅4天，买家就将10万多只口红抢购一空。这让“故宫”不再仅仅是历史厚重的博物馆，更成为深受青年喜爱的时是品牌。

    事实上，故宫的文创产品早已不是第一次成为“网红”和“爆款”。自2013年起，故宫文创和故宫淘宝就不断开发各类“爆款”文创产品，如“奉旨旅行”行李牌、“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朝珠式耳机等，一次次地抓住了年轻人追求独特与个性的心理，每每推出的文创产品均大受欢迎。

    2016年5月11日，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推动了博物馆文创的进一步发展，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符合自己文化调性、具有自身展品特点的文化产品。2018年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上，首都博物馆开发出“文具系列”“家居生活系列”“旅行系列”三个主题的现代衍生品，让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这些清宫美物围绕。

    此外，国际著名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也开始登录中国。2018年7月1日，大英博物馆天猫旗舰店正式上线，中国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购买千里之外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这不仅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同时也为国内博物馆做好文创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借鉴和学习的思路。

（2019年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简要流程

材料三：

    博物馆自身人才从数量到专业广度通常具有局限性，台北“故宫”的经验显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是高效提升文创产品质量的关键。

    台北“故宫”通过举办各类公共活动，广泛向社会公众征集创意，陆续开发了“翠玉白菜伞”“‘朕知道了’纸胶带”“冰山一角袜”等广为人知的产品。此外，还开展诸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习营”之类的活动，这类活动一方面让社会公众亲近故宫文化，愿意深入了解博物馆，另一方面有效地调动了社会资源参与公共博物馆文化创意的积极性，使文创元素更加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故宫”没有在内部设置部门或保留常设的文创团队，而是外聘设计师团队开展工作。台北“故宫”要求合作团队与其进行时长半年左右的沟通磨合，团队成员共同接受培训，互相交流心得，使外聘设计师提升对院藏文物的认识，特别是对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入了解，确保之后的产品开发得以事半功倍。这一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经由专业设计师与文博专家的知识互补和思维碰撞带来的“1+1＞2”合作的效果，容易设计出具有时代冲击力又不失文化底蕴的文创产品。

    在完成创意设计以及产品生产之后，所有经审核的产品即进入营销环节，台北“故宫”文创产品的营销在本土主要依靠委托承销渠道，包括员工消费合作社、台湾手工业推广中心，台北“故宫”馆内的专卖店等类型。而通过品牌授权商渠道，台北“故宫”则实现了营销范围的大幅扩张：首先与代理商建立合作与代理关系，再通过代理商的专业营销渠道销售“故宫”文创产品，例如，通过与法蓝瓷公司（Franz）的合作，台北“故害”的大量文创产品得以在遍布全球的数千家法蓝瓷经营网店中销售。

（吴静《两岸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产业开发模式研究》）

    材料一：

    1月8日上午，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为薛其坤院士团队完成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

    自209年起，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带领由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物理系组成的实验团队向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实现发起冲击。历经四年努力，团队生长和测量了l000多个样品，利用分子束外延的方法生长出了高质量的Cr掺杂（Bi，Sb）2Te3拓扑绝缘体磁性薄膜，将其制备成输运器件，并在极低温环境下对其磁电阻和反常霍尔效应进行了精密测量。终于发现在一定的外加栅极电压范围内，此材料在零磁场中的反常霍尔电阻达到了量子霍尔效应的特征值，世界难题得以攻克。

    美国《科学》杂志于2013年3月14日在线发表这一研究成果，引起物理学界巨大反响，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称赞其是诺贝尔奖级的成绩。发现量子霍尔反常效应团队的五位主要完成人，平均年龄48岁，他们瞄准同一重大科学目标，各有所长但相对独立，单元科研团队的成员间形成了高效合作。团队成员们表示：“中国的基础科研正处在一个黄金时代，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奋斗者，倍感幸福。”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1月9日）

    材料二：

    薛其坤说，要观察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需要材料的性质同时满足三个苛刻条件：绝缘的、拓扑的、磁性的。但在实际材料中，实现以上任何一点都具有相当大难度，更别说同时满足三点、。“就如同要求一个人同时具有短跑运动员的速度、篮球运动员的高度、体操运动员的灵巧一样。”用薛其坤的话说，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要求。

    幸运的是，2008年，薛其坤团队抓住拓扑绝缘体这个新领域的契机，在国际上率先建立了拓扑绝缘体薄膜的生长动力学机制，并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揭示出拓扑绝缘体表面态的拓扑保护性和朗道量子化独特性质。2009年，薛其坤领导的实验团队对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进行攻关。2012年底，团队从实验上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美国物理学家霍尔于1880年发现反常霍尔效应133年后，终于实现了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为了实现这一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薛其坤和他的团队花了整整4年时间。

    什么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薛其坤形象地说，该发现可以改变电子的运动轨迹，使其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一样有序。这项研究成果将会推动新一代的低能耗晶体管和电子学器件的发展，解决电脑发热、能量耗损等问题。对普通大众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有可能摆脱手机或电脑发热、耗电快、运行慢等困扰。

    （摘编自《人民网》2019年1月8日）

    材料三：

    重大实验发现是对人类智慧的一个巨大挑战，这对研究团队的科研素养和积累，以及实验技术水平的要求都非常高。每毎听到有人称赞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发现是多么了不起，薛其坤都会回一句，“这是我们团队精诚合作、联合攻关的共同成果，是中国科学家的集体荣誉”。在他看来，“团队协作、攻坚克难”的创新模式是拔得头筹的重要因素。

    薛其坤称自己的团队是“世界上最有战斗力的团队”，因为这些科学家在各自领域都是一流的“专业选手”。如今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不确定的目标，从单兵作战走到了一起。“瞄准同一重大科学目标，不同擅长但相对独立的单元科研团队的成员间形成了高效合作，其深度和持久性在国内外也不多见。”薛其坤自豪地说。

    展开实验的4年里，团队成员通过一次次的生长、测量、反馈、调整，争取每一步都做到极致。背后支撑实验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是精密的试验系统，这是实验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集中彰显。薛其坤团队的实验室位于清华大学一栋普通实验楼内，踏入实验室，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摆放着的科研仪器，其中有五套精密实验系统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这些仪器成就了实验技术的最好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最近20年中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大力投入。”薛其坤如是说。

    （摘编自《人民网》2019年1月8日）

    材料一：

    2018年的武大樱花季除了传统的樱花看点之外，就要数武汉大学在校园管理上的优化了。除了保持“实名限额、免费预约、双重核验”等基本政策外，还特别引入了人脸识别闸机，预约而来的游客需要“刷脸”才能进入校区。

    从2015年到2017年，人脸识别技术经历了从快速落地到多领域应用的井喷式发展。如今，坐车可以刷脸、支付可以刷脸、自动取款也能刷脸、甚至连公厕取纸都能够刷脸……没有一点点防备，“刷脸”已经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金融、交通、教育、安防、社保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什么人脸识别能够独得市场认可，落地与应用都如此迅速呢？

    首先，相比于指纹识别必须要采集指纹信息，人脸识别具有非强制性。它不需要被测者主动提供任何信息，只要你露出你的脸，它就能在不经意间对你完成识别。因此，人脸识别在便利性和隐蔽性方面更具优势。其次，因为人脸识别是利用可见光获取人脸图像信息，无需接触设备，因此不用担心病毒的接触性传染，在安全性和卫生方面更有保障。最后，在实际应用场景中，人脸识别技术可以进行多个人脸的分拣、判断及识别，并发性特点让其在识别速度和范围上具有明显优势。

    （中国智能制造网）

    材料二：

    上周公布了iPhoneX应用脸部识别功能，就在几天前，杭州一肯德基餐厅宣布可以刷脸支付了；农业银行总行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推广人脸识别系统；旅游业界很多领域已经开始试水应用刷脸技术——“刷脸”应用呈爆发式增长。但不少人也对该技术的安全性提出质疑。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对此做专题报告，对齐爱民教授进行专访。

    记者：指纹、虹膜、面容甚至基因等个人生物信息被大量搜集存储，目前这些已经被采集的生物信息，其利用和保护现状如何？我们该用怎样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

    齐教授：指纹、虹膜、面容等生物信息毫无疑问是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同于地址、电话号码等由社会生活经验等而形成的其他社会性抽象符号，这些生物信息直接采集于人体，体现个人的生理特性且与唯一对应。通常正是由于此唯一对应性降低了用户的被“复制”和“替代”的担忧。但在特殊情形下，指纹、虹膜、面容等此类唯一识别生物信息的收集，将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推入更大的不确定风险中，一旦为他人非法使用，造成的个人信息侵权问题、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个人生活安全甚至是生命安全都将远远大于其他社会类个人信息的非法收集、处理和利用。

    鉴于此类个人生物信息可直接且唯一识别到个人，从个人信息理论分类角度，其敏感程度远高于一般信息，甚至可称之为“敏感信息”中的“敏感信息”。鉴于其存在特殊风险，因此在保护层级上要高于“一般信息”，需要受到特殊关注和保护，但是以上讨论还仅限于学术领域，未列入立法实践的议程。

    记者：技术革新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包括生物信息、健康数据、生活习惯等在内的个人信息被国外厂商大量搜集利用，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齐教授：由于全球化和国际化趋势的加强，个人信息早就突破了地域的局限，成为各国竞争和关注的焦点。在当今信息时代，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主动权。个人信息跨国传输问题早就超越个人信息保护的层面，上升到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在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为他国厂商广泛收集的情况下，其除了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等透视我国公民的消费习惯和购买倾向外，同样可以了解我国整体社会发展状况及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国国家安全面临极大的安全隐患。2013年出现的斯诺登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但这只是被揭露出的冰山一角，事件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上述安全威胁却并未停止。在生物识别信息相关法律保护体系还未成熟之前贸然授予个人权限存在风险，尤其是在支付领域，因此较为稳妥的做法是保留个人权限或者为其设定上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数据人》第732期）

    材料三：

    用户上网产生的位置信息、购物历史、网页浏览痕迹等数据归谁所有？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大规模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是否合法？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人工智能与未来法治”论坛上，与会者就人工智能背景下数据财产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现行《物权法》把物权分为动产和不动产，而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财产，难以按照此种分类方法进行归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提到，有观点认为，数据财产权的基本原则是谁的数据归谁所有，没有任何主体指向的数据是公共资源，但人工智能收集、储存、加工信息的过程中，数据的占有和转移是无形的，也没有有效的权属证明。如何对数据进行确权并且建构起权利内容和权利转移制度，这些问题尚未解决，需要立法予以回应。

（财新网）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    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邳遇黄石公等，就颇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材料一:
      2015年11月2日,万众瞩目的大飞机C919总装下线,露出“真容”。它是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制造、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客机,反映了我国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体系建设迈向世界前列。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领域亮点频出、精彩纷呈:“神舟”飞天、“嫦娥”探月、“蛟龙”潜海……今天,我国在航天、医药、生物、信息等重要领域科技实力已跻身世界前列。但也要看到,我国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比如,我国科技人员总量虽居世界第一,但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仍严重不足。据有关机构统计,在全球顶尖科学家分布中,美国以50%的比例占有绝对优势,英、德为15%,我国仅占5.4%。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我国不少产业还处于中低端,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出现很多“卡脖子”问题。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归根到底是顶尖人才的竞争。”强化基础研究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才为核心。无论是国家实验室建设还是财政性科技投入,都必须服务人的需求、提高人的创新能力和素养,充分体现科研人员在基础研究中的决定性价值。

(摘编自《如何坚持创新发展》,2016年1月29日)

材料二:

材料三:
      当前我国科研和经济的联系不紧密、长期存在“两张皮”现象。为了破解“两张皮”,科技创新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只有建立起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才有利于实现科研与经济社会发展无缝对接。

      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可建立起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更密切的联系。将生产实践中的科技创新需求及时反馈给大学和科研院所,有利于持续产出并迅速推广新的科研成果。

      当前形势下,我国的创新主体呈现系统性、多样性特征。既要支持“顶天立地”的大型创新领军企业加强基础前沿研究,也要鼓励“铺天盖地”的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源源不断地探索创新创业,主动试错,这将大大提升创新创业的总体成功概率,促进重大创新和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当前中小企业创新面临很多困难,如融资难、创新能力不足等,需要全方位的引导和支持。亟待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让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

      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非常关键。要从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两个方面同步发力。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法规,大幅提高了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收益比例,但仍然有不少束之高阁、“锁”在实验室的科技成果难以转化。对此,专家表示,要支持大学和科研机构发展创新型衍生公司,加强技术转移及商业化能力建设,同时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的管道。从国际层面看,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将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单向“引进”向双向“引进与出口”转变,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加强创新能力和技术转移的开放合作。

      近年来,我国打击仿冒侵权的力度逐年加大,但由于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不合理、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依然不给力,创新型企业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认为,当前我国在创新和知识产权文化环境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秘书长马秀山说,只有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激发社会创新活力,让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有效集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放大社会生产力的乘数效应,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摘编自《创新,第一动力如何引领发展》,2017年11月2日)

层解：第二部分（第8-16段），写焦裕禄率领的调查队经历的艰辛和取得的成就。

材料一：

前不久，《现代汉语词典》推出APP版本的消息引发了关注。相比于其他纸质图书，辞书的数字化、网络化显得更为迫切。

辞书的“互联网基因”，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对于网络阅读，人们常常有“碎片化”的忧虑，而辞书恰是由众多“碎片化”的条目组成的，并且也是供人们“碎片化”检索使用的。因为有了数字化，因为有了互联网，辞书检索变得非常简便。

今天，辞书的修订更新也变得更容易。重要的辞书，从《辞海》到《现代汉语词典》，无论是解释古语的，还是收录今词的，大多需要不断修订。对于一部纸质辞书来说，修订周期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几年，如此漫长的等待，到新版问世时，当初的新知有的已变作旧闻了。把辞书移植到互联网上，就能实现随时随地更新。拥抱互联网，改变着辞书的传播生态、编纂生态。

通过搜索引擎勾连起来的互联网世界，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库，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一部辞书。虽然丰富无比，但也内容庞杂。即使是查询网络百科，由于“开放编纂”，也会让你遇到真伪莫辨的难题。当你输入一个关键词，得到成千上万个结果，逐一阅读、辨别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会让你觉得还不如去查检一部权威、精当的纸质辞书。

将众多看似“碎片化”的条目集纳到一起，无异于对一个知识体系进行描述。在一个知识领域内，如何提炼、筛选词条，如何编排，如何释义，需要具备这个专业领域的素养，也离不开辞书编纂的学问。汉代许慎编纂《说文解字》时，讲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

当编者把含有相同偏旁部首的汉字罗列在那里的时候，其实不仅是“分别部居”，便于查阅，而且也揭示了那些相同偏旁部首汉字间的相互关系。

（摘编自杜羽的《激活辞书的“互联网基因”》）

材料二：

数字化工具书虽然容量大，轻便小巧，检索便利，可根据读者需要设置很多人性化的功能，还可利用互联网进行远距离的数据传输，却也不是十全十美，所以纸质工具书仍然有电子工具书不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电子工具书和纸质工具书谁更有助于读者掌握信息，一直存在争论。这一问题上很多专家学者也做了调查研究。比如就英语工具书而言，邓琳在调查中发现，读者普遍认为纸质工具书能为学习者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通常除了和电子词典一样能让学习者了解和掌握词义之外，还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例句、语法知识、用法信息以及背景知识等，以帮助学习者准确使用词语，为今后的英语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在面对写作、会话等需要积极产出的言语活动中，纸质工具书的作用更加明显。至于目前学生偏爱电子工具书，并非是因为电子工具书的内容有绝对优势，而是因为电子工具书携带方便。并且陈玉珍在研究中发现，由于电子工具书“输出屏幕的幅面尺寸有限，一次查询的信息量有限，且其微观结构太简单，无法与纸质词典相比”，纸质工具书比电子工具书更有助于读者准确、高效地获取信息，这也是纸质工具书最大的优势。

其次，电子化阅读具有携带方便、容量较大、可选择范围广等优势，但是利用零散时间进行的阅读，获得的是碎片化信息，读者无需严谨思考，容易形成思维惰性。黎荣华曾就英语电子词典和纸质词典对英语专业学生词汇学习的影响展开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尽管电子词典能为英语学习者带来便利，节省时间，可以帮助学生迅速普及很多不知道的单词，但正是由于其极其迅捷的特点，导致学生缺乏思考的过程，对词义理解和记忆不深，对学生词汇量的扩展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负面效应。”这也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很多老师和家长仍然偏爱纸质工具书的重要原因。

另外，目前的电子工具书市场泥沙俱下，很多电子工具书融入了不少商业元素，广告和超链接等附加功能让读者很难集中注意力。这对于读者，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读者来说，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最初想要获取的信息上。同时，电子阅读对于视力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已经有专家表示，长期看电子屏幕对视力的损害非常明显。从健康的角度看，纸质工具书也比较有优势。

上述因素决定了纸质工具书在电子阅读时代仍可拥有一席之地。实际上，在电子工具书凸显纸质工具书携带不便、检索繁琐等缺陷的同时，也凸显了其内容丰富、有利于深度阅读的特性。

（摘编自陈飘平的《纸质工具书为什么不会被电子工具书取代》）

材料三

如何使用词典，在一些地方中小学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由此给学生带来不少“后患”。这就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使用工具书的问题，指导学生意识到科学使用包括词典在内的工具书的重要性，正确看待纸质版工具书与数字化工具书之间的关系，即两者互补而不是互斥，应该坚持适用的原则，在不同情况下善于使用不同介质的工具书。在使用数字化工具书时，教师最好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掌握快速查找信息的方法，熟悉一些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的信源。相对而言，教师给学生做示范，或者师生一起合作探究，能更快提升学生活学活用工具书的能力。

引导学生正确使用工具书，养成遇到不懂或不确定的字词时随手查询的习惯，看似很麻烦，其实对学生学习意识的培养和未来工作非常有帮助。另外，还需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查词典依然是一种必要的学习能力或学习方式，特别是在当下纷繁芜杂的信息环境中，从小养成勤用、善用工具书的习惯，有助于学生形成明辨是非的能力，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练就过硬的语文童子功，逐渐拥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最终成为信息时代具有自主意识的合格学习者。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的《善用工具书应成学生自觉习惯》）

材料一∶

①夫子其人，大概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记载最丰富、细节最生动、面目最清晰、气象最宜人的伟大圣哲，也是华夏文明之学统和道统的重要奠基者，他不唯是“千古一圣”的不二之选，更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恩人！

②《论语》其书，几乎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私家著述，其取法之高、化人之深、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绝非一般经典之可比，即便称其为“中国人的圣经”，亦毫不为过。窃以为，凡有血气、通文墨、思进取、求良知、明善道的中国人，皆应在有生之年阅读此一“圣经”，而且，起始年龄越早越好，阅读次数多多益善！

③其实，只要是读书人，都应该寻找这个缘，把握这个缘，扩充这个缘。我素所敬仰的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诚哉是言也！

④我因读《论语》而受益，久而久之，不免技痒心动，必欲加入“劝人读《论语》”的行列而后快。本书之撰写，盖缘于此。

⑤前辈学者徐梵澄先生在《孔学古微·序》中说：“过往的历史显示出中国人非常保守，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在2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公元6世纪上半叶，曾经有人试图用佛教统治一个大帝国，但是失败了。除此之外，道家是这个民族思想中的巨大暗流，但从未显著地浮上过表面。”又说：“流行的观念认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或以为儒学仅为一堆严格的道德训诫或枯燥的哲学原则。事实却恰恰相反，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亦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测量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和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

（摘编自刘强《每个中国人都是儒家——<论语新识>自序》）

材料二：

①同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个体，尊重个性发展相反，中国伦理传统却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层层统属，各有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而需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则是所谓“五常”：仁、义、礼、智、信，由此而达到“群体和谐”、“四海一家”的儒家理想社会状态。这里反复强调的是群体意识和稳定状态，至于个人的权利和意志则显得无足轻重。这种伦理道德标准的形成，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不无关系。农业社会一般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社会成员在长期的共同地域生活中，彼此互相交往、互相帮助的机会较多，所以比较容易形成集体活动的群体或有某种血缘关系的较大的家族。比较浓厚的群体观念也正是在这种静态、稳定的社会中形成的。“群体和谐”的伦理追求，既有其优长，也有其不足。从优长的一面看，在这种伦理观念制约下，社会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国家、民族乃至家族，很容易形成“命运共同体”，在该共同体内所有成员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往往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能够比较团结、和谐一致。

②同时，在群体生活中，一般而言，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能同舟共济，比较具有人情味。但过分强调群体观念和一致性，像孔子所说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必然会压抑个性的发展，限制个人的创造力，也会使集体缺乏必要的生机与活力，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钱穆批评儒家伦理道德的缺陷时，指出：“他们太看重现实政治，容易使他们偏向社会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略了小我自由。”这是很有见地的见解。的确，如何维持在群体与个体之间，大我与小我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的适当平衡，不因强调集体意识而忽略个体自由，最终阻碍民族创造力的发展，是今天中国文化建设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摘编自《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特色》）

材料三：

①这些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使我对孟子的“四端之说”有了更深的理解。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

②作为“礼”的起始点，这种“辞让之心”就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善意，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乐群”的一面。而在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以及基督教等宗教里，都倡导“谦逊”的价值观。这个“谦逊”，“谦”即谦卑、谦和、谦虚；加“逊”，即逊让、辞让、忍让的意思。总的来说，就是“克制自己，以礼待人”，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克己复礼”。

③对人有礼貌，本当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善意，是对社会环境的一种友爱之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部分四个词，其一是“友善”。提倡并践行“友善”太重要了！传统的乡土社会，“友善”是对周围熟悉人的。如今工业化、城市化了，我们每天要接触很多陌生人，可是我们并没有与时俱进，还只是对亲友才“友善”。同一个社区同一栋大楼的人，如果不是熟悉的，就舍不得给一个笑脸。这就是一些有海外旅行经验的人感叹的，出境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才知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互相对待。现在这样子，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声称自己来自“礼义（仪）之邦”！

④“礼”是形式，是手段，它的基础和旨归是“仁爱”。孔子又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可见，在孔子的学说中“仁爱”才是目的。

⑤请看，那些在机舱里为座椅打群架的人们，那个争执中拿开水泼向空姐的女子，最要害的不是懂不懂礼，而是心中对别人有无仁爱之心——但凡有点爱心，都不会那么横那么狠吧。

⑥孔子尊敬的政治家管子，是个务实主义者。《管子》“国颂”篇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篇解释“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为什么必须“礼不逾节”？因为“不逾节则上位安”。在社会伦理层面，关于“礼”的学说，不论儒释道，“三家”或者说“三教”，都有可取之处；而且，即便在今天看来，可取之处仍然是主要的。

⑦总而言之，我认为“礼”的核心是“仁爱”与“谦逊”。道理其实很简单。试以乘公交车为例：等车、上车要有“逊让”之心，不要挤，不要抢。如果要好人一味逊让，可能他就不能按时上班了，这不公平。所以，要按先来后到排队，不许插队，这就是“秩序”，也就是“礼制”。上车之后，让老弱病残孕先落座；见后来者有更需要座位的，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这便是“仁爱”；受用了人家的让座，对人家的善意应该表达感谢，这是最起码的“知恩图报”……大家都为别人着想，都守秩序，都与人为善，整个社会就显得彬彬有礼，文明和谐了，这就是“礼义之邦”。

（摘编自鄢烈山《也来说一说“礼”》）

材料一：

史前与夏代的考古与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直接关联着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例如，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陵在今陕西黄陵县，根据史书记载，历代帝王都派人到这里祭祀，这里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国共两党于清明节共同公祭黄帝陵，同志亲自撰写祭文，这一活动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起全国民众奋起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考古领域，黄河流域考古发现已经构筑了1万年以来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没有大的缺环，黄帝时代的文化遗存位列其中。而要清晰揭示这段历史，未来仍需各领域专家对这些遗迹和遗物展开科学研究，当然也需要考古学本身不断再发现、再佐证，现已启动的河南三门峡灵宝北阳平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就是这方面的新探索。

商周至明清考古与今天各类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都承担着这方面的功能。当我们在学习和诠释甲骨文记载的历史时，可以深刻体会中华先民的伟大，感悟语言和文字世代相袭是中华文明流传最广泛、最深厚、最基础的文化基因。当我们面对秦始皇陵兵马俑时，又一定可以品味“六王毕，四海一”的豪迈进程。端详汉代瓦当“长乐未央”的文字，注视乾陵无字碑，再漫步于明清帝陵，心中定会感慨万千。这些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能够让我们触摸和感受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从而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了它们，也就续写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脉。毫无疑问，各地有不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各地历史文化内涵的解析，都离不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对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殷墟、秦始皇陵兵马俑、龙门石窟等遗址来说是如此，对其他各类考古遗址和遗存来说亦是如此。考古学不仅要把五千多年的文明内涵说清楚，也要解决好中华文明根系问题，探寻“不断裂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从而帮助人们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今日中国的认知和理解。

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一方面要以加强能力建设为着力点，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另一方面，通过对考古遗存的讲解和知识传授，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掌握传统文化精髓，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文化，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摘编自韩国河《考古工作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

材料二：

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不是指某一种特色，而是指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综合特色。从学科的角度而言，世界上存在着人类学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考古学两大体系，前者注重研究“文化”，后者注重探索“历史”。曾经有学者认为，考古学就是考古学，既不是人类学的，也不是历史学的，似乎存在着考古学学科独立的第三条道路。现在看来，“考古学的考古学”这种道路，并未成功地被踏出来，考古学仍然分为两大学科体系。这两种不同的考古学学科体系适应不同的国情，例如，英美考古学以人类学的考古学为主流，这同英国的殖民扩张和美国的移民国家历史与国情息息相关。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5 000多年的文明史，有着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和历史传说。《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提出历史学与考古学需要融合发展，决定了中国特色考古学学科体系是历史学的考古学，这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认为，人类的一切过往都是历史，因而历史学的考古学包括史前时期、原史时期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对应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就是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至明清考古，科技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则与各阶段的考古紧密结合。研究考古学这一学科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和构建中华民族史，展示中华文明瑰宝，研究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解释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从学术体系角度看，中国考古学有以下四大特色。第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论指导中国考古学研究。这对于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考古理论和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作用尤为重大。比如，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我们可以分析出史前长江流域以商品经济为经济基础建立的以神权为主、王权和军权为辅的政治体制，带有一定的民主性。而黄河中游地区以自然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建立的以王权和军权为主、神权为辅的政治体制，带有集权性。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明化模式。第二，历史考古学方法论。考古学、文献史学、人类学三股资料整合拧成的证据链绳，所有的指向性趋于同一个史实，充分体现出融合发展、创新出新的方法论。其中，考古学包括科技考古，文献史学包括传世文献、地下出土文献、神话传说等，人类学资料包括民族志、方言、方志、民俗、民间传说等。第三，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中国考古学既不是国际主义的考古学，也不是西方学者误认为的纯粹民族主义的考古学，而是以“民族的即是世界的”辩证法，正确处理中国考古学中本土与世界的关系。第四，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有机结合，考古成果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的文化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奠定考古解读源头基础。

(摘编自何驽《中国考古学的特色、风格与气派》)

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移情作用是和美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移情作用不一定就是美感经验，而美感经验却常含有移情作用。美感经验中的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

姑先说欣赏自然美。比如我在观赏一棵古松，我的心境是什么样状态呢？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古松本身的形象上，我的意识之中除了古松的意象之外，一无所有。在这个时候，我的实用的意志和科学的思考都完全失其作用，我没有心思去分别我是我而古松是古松。古松的形象引起清风亮节的类似联想，我心中便隐约觉到清风亮节所常伴着的情感。因为我忘记古松和我是两件事，我就于无意之中把这种清风亮节的气概移置到古松上面去，仿佛古松原来就有这种性格。同时我又不知不觉地受古松的这种性格影响，自己也振作起来，模仿它那一副苍老劲拔的姿态。所以古松俨然变成一个人，人也俨然变成一棵古松。真正的美感经验都是如此，都要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移情作用最容易发生，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分辨所生的情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物的。

再说欣赏艺术美，比如说听音乐。我们常觉得某种乐调快活，某种乐调悲伤。乐调自身本来只有高低、长短、急缓、宏纤的分别，而不能有快乐和悲伤的分别。换句话说，乐调只能有物理而不能有人情。我们何以觉得这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居然有人情呢？这也是由于移情作用。这里的移情作用是如何起来的呢？音乐的命脉在节奏。节奏就是长短、高低、急缓、宏纤相继承的关系。这些关系前后不同，听者所费的心力和所用的心的活动也不一致。因此听者心中自起一种节奏和音乐的节奏相平行。听一曲高而缓的调子，心力也随之作一种高而缓的活动；听一曲低而急的调子，心力也随之作一种低而急的活动。这种高而缓或是低而急的心力活动，常蔓延浸润到全部心境，使它变成和高而缓的活动或是低而急的活动相同调，于是听者心中遂感觉一种欢欣鼓舞或是抑郁凄恻的情调。这种情调本来属于听者，在聚精会神之中，他把这种情调外射出去，于是音乐也就有快乐和悲伤的分别了。

再比如说书法。书法可以表现性格和情趣。颜鲁公的字就像颜鲁公，赵孟頫的字就像赵孟頫。所以字也可以说是抒情的，不但是抒情的，而且是可以引起移情作用的。横直钩点等等笔划原来是墨涂的痕迹，它们不是高人雅士，原来没有什么“骨力”、“姿态”、“神韵”和“气魄”。但是在名家书法中我们常觉到“骨力”、“姿态”、“神韵”和“气魄”。我们说柳公权的字“劲拔”，赵孟頫的字“秀媚”，这都是把墨涂的痕迹看作有生气有性格的东西，都是把字在心中所引起的意象移到字的本身上面去。

从理智观点看，移情作用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迷信。但是如果把它勾销，不但艺术无由产生，即宗教也无由出现。艺术和宗教都是把宇宙加以生气化和人情化，把人和物的距离以及人和神的距离都缩小。它们都带有若干神秘主义的色彩。所谓神秘主义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不过是在寻常事物之中见出不寻常的意义。这仍然是移情作用。从一草一木之中见出生气和人情以至于极玄奥的神秘主义，深浅程度虽有不同，道理却是一样。

（朱光潜《谈美》，有删节）

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标识，它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行动，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文化。一部革命文化的产生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斗争史。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革命文化来源于伟大的革命实践，有革命斗争实践才有革命成功。研究革命文化，必须研究革命斗争，包括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等。这些革命斗争实践为革命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其蕴含的不畏牺牲、乐于奉献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都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特质。同时，革命文化也为革命实践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例如，延安精神来源于党在延安时期坚持敌后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革命实践。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价值，正在于其中蕴含的精神要素对延安时期乃至今天的奋斗实践产生的指导、鼓舞和借鉴意义。

没有理论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革命实践与革命文化的形成发展，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蕴含的核心要素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比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中蕴含的鲜明的群众观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革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容。

人民群众是革命实践的主体，革命文化是由中国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创造的。正是有了中国的坚强领导，才有了中国革命，才孕育形成了革命文化。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曲折艰辛的探索中，中国结合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与任务，充分坚持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用革命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系统地领导人民群众在以不同方式参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革命文化。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正是因为革命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创造和丰富发展的，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泛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成为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朱喜坤《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拿来主义

鲁迅

①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②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③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④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⑤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⑥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⑦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⑧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⑨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可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⑩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材料一：

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遍应用，构筑了一个数字化的信息空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社交、娱乐、购物到出行，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各种网络平台。这一变化在赋能数字产业、释放科技创新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容忽视的挑战，短视频沉迷现象就是其中一种。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需要提升数字素养，运用数字化时代的伦理智慧加以调适。

近年来，数字伦理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所谓数字伦理，是指立足以人为本，在数字技术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等方面应该遵循的要求和准则，涉及数字化时代人与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比如，在社会层面，如何弥补“数字鸿沟”，让数字技术的发展更加公平可持续；在企业层面，怎样避免技术滥用、不当采集用户数据，以正向社会价值创造为目标；在个人层面，应该怎样区分现实与虚拟，化解网络成瘾、短视频沉迷等困扰，解决注意力缺失、知识碎片化等问题。正确应对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挑战，才能让人们成为数字化时代的主人，而不是被数字和算法驱使。

短视频沉迷等现象成为很多人的困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科技加速创新，而观念、伦理和法律等相对滞后造成的。对此，应该充分运用系统思维，在创新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一方面，对那些明显不正当的企业行为和严重的侵权行为，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管，比如最近对平台垄断、侵害用户权益等行为开展治理；另一方面，应通过价值观、伦理规范等柔性调节，促使社会、企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更加重视数字伦理、提升数字素养，实现数字化时代的协同治理，迈向更加美好的数字生活。其中的关键，是明确造福人类、可持续发展、公众利益优先、共享科技红利等科技伦理原则，并通过制度安排、产品设计和服务规范，嵌入数字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各个环节。

对于生活在数字化时代的个体而言，数字素养意味着如何更好面对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独自面对各种电子屏幕和数字界面，每个人的注意力和行为数据也成为数字技术持续获取的目标。这一趋势不仅产生了隐私保护，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与陷阱等问题，还造成了注意力缺失、游戏与短视频成瘾等心理与行为失调。改变的关键，在于个体能够在数字生活实践中反思数字技术对人的认知与行为的影响，学会自我调造适度节制，让自己掌握信息获取和遨游数字世界的主动权，而不是被碎片信息所淹没，甚至沉溺于数字娱乐不能自拔。要让数字娱乐和虚拟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补充，进而借助虚拟生活改善现实生活的质量，让数字技术服务于现实所需。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让科技造福社会和人民，需要全社会提升数字素养，让科技成为自我实现与追求美好生活的阶梯。

（摘编自段伟文《数字化时代需要“数字素养”》，《人民日报》2021年6月7日）

材料二：

特斯拉女车主在上海车展维权的事件在网络世界不断发酵，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公共议题。事关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在大众追问的情绪因素以外，我们更需要理性地检视特斯拉事件折射的诸多数据治理问题。

从历史上看，我国高度重视数据主体的权益保护，从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到2017年6月1日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从刑法到民法典，现行法律法规都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满足用户围绕其数据的安全可信利益。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对数据可控，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不应该利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便利条件非法获取用户重要数据，损害用户对自己数据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对系统可控，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不应通过网络非法控制和操纵用户设备，损害用户对自己系统的控制权；此外，保障用户的选择权，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应利用用户对其产品和服务的依赖性，损害用户的数据安全和利益。

在数据流转利用的过程中，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扮演着重要的生态角色，他们担负义务的实现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数字生态的法治水平。目前各界从业单位纷纷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全面建设数据合规风控体系，自觉以实际行动遵从法律法规要求，满足民众的各项数据权益诉求，提升自身的能力建设与品牌形象。事实上，在当下实践层面，企业等各类主体依法根据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做出同意，开展数据采集、处理以及披露等活动，已经成为普遍的业务共识。而除非取得个人单独同意，企业等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公开披露处理的个人信息，更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的明文要求。

（摘编自吴沈括《“特斯拉维权”背后是数据法治化命题》，《光明日报》2021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