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综合 知识点题库

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人从时期感受和体验母爱地能力地发展；第二部分阐述，以及的根本区别；第三部分指出一个成熟的人终会脱离，他成为自己的父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曾国藩传

朱东安

    曾国藩从小就有很高的志向，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劲，这与他父亲的教导有关。

    其父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可从几十年的经历中，他悟出一条真理：“有志者事竞成！”为此，曾国藩青少年时代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刻苦读书，百折不挠。

    一天，曾国藩在家背书，可有一篇文章就是背不下来。这时有个贼正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准备等他背完睡觉后动手行窃。可曾国潘国一直背不下来，就不去睡觉。贼等不及了，跳起来大怒道：“你这个笨蛋，背了这么多遍还背不下来，我都听会了！”说完，那个贼果然背诵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还有一回，曾国藩和妹妹一起跟着父亲外出。父亲看到路边有棵“狗尾草”，马上出了一句上联：“狗尾草！”妹妹马上回答：“鸡冠花。”一会儿，他们经过一座桥，父亲又随口出一句上联：“观风桥。”兄妹俩都没有对出。三天后，曾国藩突然跑去对父亲说：“听月楼。”父亲一听，对儿子的执著大加赞赏。

    为激励自己，曾国藩还给自己取了个号：涤生。

    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解释的：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涤生”就是“见善思齐，有过则改”的意思，可见曾国藩时刻不忘自己的远大志向。

    后来他的父亲把他送到涟滨书院和岳麓书院学习。在名师的指点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曾国藩在学业上实飞猛进。1834年，曾国藩24岁，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

    这年冬天，曾国藩独自北上京城，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结果名落孙山。然而，进取不止的曾国藩依然高唱着“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1836年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还是没有被录取，但他没有灰心，他相信自己还年轻，仍有机会。放榜后，曾国藩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南返。

    会试虽然落榜，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在交谈中得知曾国藩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言谈举止中，易知县看出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无量。当曾国藩开口向易和县借钱做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给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

    经过金陵时，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一同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但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书买下来。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俭用，所费也很有限。这时已是初夏，随身所带的皮袍冬衣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的盘缠。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

    回家以后，父亲曾麟书得知他当了衣服借了账，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望着慈样的父亲，曾国藩暗暗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功夫不负有心人。1838年，曾国藩终于得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至此，曾国藩走完了自己的科举之路，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志向。

    这位远居山村，出身寒素的偏强小伙子，从此由“田舍郎”一跃而进入了“天子堂”，实现了少年时代就立下的远大志向。此时的他感觉前途无限，便产生了一定要做一个屏藩国家的重臣的志向，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子城”改为“国藩”。就是“为国藩篱”的意思。从取号到改名，少年时代的理想又升华了。

（节选自《曾国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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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金庸作品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特征是：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相反，其主要作品都通俗而不媚俗，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

    武侠小说是娱乐的，是通俗文学，但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一般的娱乐品，而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如金庸自己所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金庸将武侠写出新经典，这说明，题材、类型是限制不了作家的，真正杰出的作家、有文化素养的作家完全可以在某种固定的题材里写出了不起的作品来。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因为面向大众、形式通俗，就自降格调。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媚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家之大者，未尝不如此。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写作，真正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百姓，端正立场，负责任、有见识，对时代和现实不回避，这一点我们应该向金庸学习。

（摘编自《金庸作品的魅力和文学养分 思想淬炼与境界提升》人民日报2018年11月06日）

材料二：

【注】①此处小说指14部长篇武侠小说。②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2月。

（数据来源：《关于“文学阅读与当代生活”的问卷调查》）

材料三：

    “今天看金庸的小说，如同当年的《水浒传》，基本看来还是通俗的作品，但是逐渐，时间会把它经典化。”陈洪认为，通俗文学经过经典化之后，尤其是像金庸作品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现场。“随着经典化，更加显示出价值。现在写文学史，不可避免要写到金庸了”。

    陈洪认为，金庸小说的高度、可读性和内涵，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圆融的知识涵盖、厚重的历史感、对传统血脉的继承，“金庸的作品是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小说的成功范例”。陈洪提到，“庄禅”与“孔孟”是金庸塑造“武侠英雄”之理想人格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庄禅意识”是如何体现的？陈洪总结，在价值追求上，这些人物不仅蔑视俗世的富贵，而且对江湖的荣誉、权力也没有兴趣；在行为方式上，大多不拘小节，不顾毁誉，率性而为；在情感状态上，往往看似游戏人生，实则内心肝肠如火，一往情深。“孔孟”的思想因子，也深深埋藏在金庸塑造的一个个灵魂中。陈洪指出，“见义不为，无勇也。”金庸小说中处处体现“义”字。

    伟大，是陈洪给金庸作品的评价。“因为金庸，是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的因子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激活再生。以他的文学的生花妙笔，活生生的形象、抓人的情节，激活再生的成功典范”。

（摘编自陈洪《寻找金庸小说的传统文化风骨》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19日）

材料四：

    在空间距离最近的香港读者眼中，金庸先生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世界第一健笔”。

    《明报》之所以能在香港报纸中独树一帜，除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还与他的社评分不开。“我必须要写好社评后才能放心吃饭”。金庸有意识地让社论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国际形势和重大新闻更是金庸社评的主要话题。1964年，金庸在一篇题为《世界粮食分配不均》的社评中谈到粮食安全，“纵然有一半以上人口从事耕作，拉丁美洲仍然有数百万人陷于饥馑；非洲方面，每一个农民所生产的粮食只够他本人及家庭成员吃”。他以日本作示范，认为其农业制度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

    除了对国计民生的关切，面对复杂变幻的时局，金庸也总是强调人民性。“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因此《明报》得到市民群体的广泛支持。

（摘编自《环球人物》杂志201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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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润物细无声

——记教子有方的刘伯承元帅

    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如稍不注意，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容易滋生一种依赖心理，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即使不掌握本领，也能在父母的保护伞下安逸自由的生活。对这种现象，刘伯承早有察觉，因此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孩子，要当普通一兵，要好好学习，努力读书，掌握一种或几种本领，长大以后独立生活，靠自己的本领吃饭，而不是靠父母的功劳过日子。

    建国初，刘帅率军进入大西南。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业，便将他们留在北京。每次因公回京，总忘不了叮嘱一番。有一次刘帅回京开会，尽管时间紧迫，她还是在吃午饭的时候把儿子太行和女儿密群叫到自己的住处，要兄妹俩读一篇讲述一位父亲在儿子犯罪被判刑后，悔恨自己没有及早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文章，题目叫《审判后的谈话》，还让他们谈了自己的体会。

    刘帅曾说“我们是打扫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就是把舞台整理好，创新要靠你们，你们要想唱好戏？就要好好学习，要有真本事”“我的诀窍只有一个，就是刻苦学习，”他还结合自己在苏联的学习经历谆谆教导：“当初我在苏联学习时，尽管汉语的水平较高，但俄文连字母都不认识，但我只有一个念头：学，刻苦的学！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人家学十遍我学一百遍。”

    刘帅的话，每一个字都震撼着孩子们的心，他们决心刻苦学习。

    有一次，太行不仅没有完成父亲留下的背诵任务，还把书中的一页撕去了半页。刘帅发现后并没有发脾气，而是拿出自己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上读过的书给儿子看，这些书籍的质量很差，用的年头又久，但都平平整整，书中有不少眉批，还有不少粘贴的地方，看起来仍十分清楚。他就此教育孩子：“书是一位百问不厌的老师随便你问他多少次，他都不会生气发火，总是耐心地回答你的问题。你要爱惜书”说完，便将太行撕掉的半页用白纸补上粘好，用毛笔一笔一画地把缺页的内容写上去。

    小儿子刘蒙解放初期生于南京。刘帅有感于三国东吴名将吕蒙发奋上进，从而留下“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的佳话，就给儿子取名“阿蒙”。

    1967年的一个早晨，刘帅让阿蒙背诵《辨奸论》。阿蒙觉得这篇文章太难了，怎么也背不通。于是，便预先想好了一个借口，便跑到树林里去玩。在父亲检查背诵时，他说：“《辨奸论》是苏洵影射王安石的，王安石，主张革新变法，所以这不是一篇好文章，我不想背它。”

    刘帅知道儿子的鬼心眼，但没有揭穿，而是沉静地说“你从小就想做个勇士。你现在大了，应该懂得勇敢，就是不怕困难，勇者不惧嘛！只要你不怕困难，半个小时后，一定能够背下来。”

    在父亲的鼓励下，阿蒙真的花了半个小时将《辨奸论》背熟了。那天晚上，他问儿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学《辨奸论》吗？”阿蒙思考了半天，仍然感到茫然。刘帅和蔼地说：“让你学习《辨奸论》，是要你在学习细致观察问题的方法，从而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读文章，一定要多思考。”刘帅知道儿子阿蒙有点鲁莽，为了让儿子克服这一缺点，一天晚上散步的时候，他给儿子讲了西汉张良的故事。

    刘蒙曾深情地说：“爸爸不仅教我们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各方面的修养，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教育方法灵活。想起这些，我也像许多孩子一样，觉得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节选自《共和国元帅家风》，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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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十九大以来，总书记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考察调研时对乡村振兴进一步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就要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篇章。

（节选自201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材料二：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张芳曼）

材料三：

农业农村四十年巨变

    日前，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及农业对外开放等情况。

    “现在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今年粮食丰收了。”韩长赋说，今年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正常，粮食产量有望继续保持在12000亿斤以上。特别是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产量基本稳定，库存充裕，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韩长赋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6年达到和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这说明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这个水平。如今，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

    韩长赋表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治国理政最大的事。国家新的粮食安全战略提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近年来各地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水平、装备水平、信息化水平不断进步。同时，通过地方政府特别是主产区重农抓粮的积极性、调动亿万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我国粮食生产能力持续提高。

    韩长赋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农业基础的稳固给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撑。“像一艘船，农业是压舱石。有了农业的稳定发展，保证了粮食安全，我们就能应对经济上、国际上的各种风险。”

（选自2018年9月28日《农民日报》，有删节）

材料四：

    乡村振兴战略有历史延续性，也有历史创造性，是新时代中国乡村发展需求与国家建设需求的有效契合和对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问题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瓶颈，所以调整和完善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成为国家“三农”战略的重心，具体表现为国家主导的集体化发展战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战略。进入新时代，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逐步凸显，促使国家在制定乡村发展战略时注重实现城乡发展的均衡性。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发展战略具有较强延续性，同时也会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既有的发展经验和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需求进行不断调整和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将会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从乡村振兴的内容来看，涉及乡村经济、生态、文明、治理、生活，是一项全面的系统性工程。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是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布局下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是补齐农村这块短板，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和繁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中之重。

（节选自2018年2月5日《央广网》《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2004 年，中国正式开展月球探测工程，并命名为“嫦娥工程”。嫦娥工程分为“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三个阶段。2007 年 10 月 24 日 18 时 05 分，“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升空，在圆满完成各项使命后，于 2009 年按预定计划受控撞月。2010 年 10 月 1 日 18 时 57分 59 秒“嫦娥二号”顺利发射，也已圆满并超额完成各项既定任务。2012 年 9 月 19 日，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表示，探月工程已经完成嫦娥三号卫星和玉兔号月球车的月面勘测任务。嫦娥四号是嫦娥三号的备份星，将与玉兔二号合作完成任务。嫦娥五号主要科学目标包括对着陆区的现场调查和分析，以及月球样品返回地球以后的分析与研究。中国人的探月工程，为人类和平使用月球迈出了新的一步。

    （摘自《百度百科•探月工程》）

材料二：

    中国因成为第一个将航天器降落在月球背面的国家而进一步赢得自豪感和威望。通过取得的经验、开展的试验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这将惠及全人类。探月行动可以测试新方法和新材料。月球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能源以及像钛和铀这样的稀有元素。

    探月行动的高昂成本和专业知识意味着中国无法独自开展工作。嫦娥四号的合作伙伴包括德国、荷兰、沙特和瑞典。中国人可以自豪，不过所有人都将受益。

    （摘编自香港《南华早报》，2019 年1月3日）

材料三：

    1 月 3 日，一张清晰的月背影像图“刷屏”各大外媒。这是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由中国发射的嫦娥四号探测器拍摄，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嫦娥四号探测器翩然落月， 首次实现人类飞行器在月球背面的软着陆，首次实现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称，“进入 21 世纪后，成功让探测器在月球着陆的国家只有中国。中国有望在月球开发领域领先世界一步。”

    美国《天文学》杂志指出，“这次登陆是中国太空计划的重大成就，为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提供关于未开发的月球区域的新数据库。同时，这项任务将收集独特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早期的太阳系，甚至可能是早期的宇宙。”英国《独立报》也认为，“这次任务将是对月球遥远的另一面的开拓性观察。”

    英国《卫报》称，“此次任务的目的是详细测量月球的地形和矿物成分。鉴于着陆地——艾特肯盆地被认为形成于月球历史早期的一次巨大碰撞中，嫦娥四号可能会为月球的形成提供新的线 索。”

    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战略与能力高级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看来，“嫦娥四号的成功是值得中国骄傲的，这不仅仅是一项科学使命。中国人对太空探索计划充满热情，并将其视为中国崛起的关键部分。”

    （摘编自《中国正开辟太空新时代》，人民网 2019 年 1 月 7 日）

材料四：

    近年来，全球太空探索产业经济及产业发展呈现出市场收入持续上涨、产业发展环境日益完善、参与主体不断增多、创新模式大量涌现等态势，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和贡献日趋显著。

     

（摘编自《全球太空探索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前瞻网 2019 年 1 月 9 日）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我们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宣传思想工作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加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移动媒体将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要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主流媒体要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要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现在，国际上理性客观看待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为中国点赞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主流媒体的历史机遇，必须增强底气、鼓起士气，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

    （摘编自《求是》杂志第6期2019年3月16日《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材料二：

   

    材料三：

    从“纸媒时代”到“微博微信”再到“视频、H5、VR全景”……一大批“提笔能写，对筒能讲，举机能拍”的全媒体记者涌现出来，“融媒体记者，就应该干嘛嘛行、做啥啥精”。紧跟科技发展步伐，唯一不变的状态就是改变。把网络信息前沿技术运用于新闻传播实践方面，新华社走在前列——2015年推出自主研发的“快笔小新”机器人写稿系统；2017年底，发布全球媒体首个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2018年11月，全球首个合成新闻主播——“AI合成主播”亮相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新闻领域开创了实时音视频与AI真人形象合成的先河。

    以内容创新唱响时代强音。人民日报社策划推出5篇“总书记的人民情怀”系列报道和14篇“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道；新华社推出《心中的牵挂》《答卷》《誓言》《那年，我们21》等50多个浏览量过亿的重磅融媒体产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出时政报道“组合拳”，以时政V观微视频、时政新闻眼等方式第一时间准确报道，阐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总书记调研考察时的感人瞬间，展示总书记的崇高风范。

    创新对外传播手段，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中国日报社充分发挥外籍记者编辑队伍优势，以“好运中国”“解码中国”等短视频栏目为依托，打造了“英国小哥”方丹、“美国小哥”艾瑞克、“英国小妹”夏洛特等“网红”记者，透过“外眼”看中国、通过“外嘴”讲中国，扩大主题报道的国际影响力。新华社“New China”账号在脸谱、推特、优兔、Instagram、连我、VK等六大平台使用19种语言发稿，总粉丝数突破1亿，跻身世界主流媒体账号第一方阵最前列，让“中国声音”更加清晰响亮。

    （摘编自新华社2019年1月26日《守正创新 有“融”乃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融合发展成就综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脸识别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别技术通过摄像机或摄像头，采集含有人脸的图像或视频流，并自动在图像中检测和跟踪人脸，进而对检测到的人脸进行脸部的一系列相关处理技术。人脸识别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在安全，认证等身份鉴别场景，其中，人脸识别技术在安防领域地应用日渐凸显。

    人脸识别作为现阶段在安防工作中应用效果最好的生物特征技术，其与安防的结合已被上升为国家战略。未来的人脸识别技术，将基于准确率的不断提升，提升各个应用领域的运作效率，带来安全性，效率、易用性等各方面的升级，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赵艳艳《人脸识别技术在安防领域的应用凸显》）

    材料二：

    近日，国际权威调研机构发布了《全球人脸识别设备市场研究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研究了全球人脸识别技术的市场状况，报告指出，中国是人脸识别最大的市场，中国AI独角兽云从科技目前市场份额排名全球第一。

    报告称，2017年，全球人脸识别设备市场价值为10.7亿美元，到2025年底将达到71.7亿美元，在2018年至2025年期间将以26.8%的速度增长。而我国是人脸识别技术最大的市场，2017年占全球比例29.29%，预计2023年将达到44.59%，在2018～2023年复合年增长率为29.53%，这主要得益于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计划》等政策的出台。

    报告称，全球排名前三的制造商，在2017年的收入市场份额占全球所有制造商收入的20.37%。其中；云从科技（即重庆中科云从科技有限公司）在2017年的市场份额是12.88%，是人脸识别技术及设备研究制造的领头羊。

    （摘编自《全球人脸识别设备市场研究报告2018》）

    材料三：

    如今，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重庆江北机场、上海虹桥机场等全国80%的枢纽机场过安检时，“刷脸”技术可以让乘客快速通关。重庆的多家银行也能实现“刷脸”取款。这项技术来源于云从科技。

    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的中国AI独角兽云从科技成立于2015年3月，是一家由中科院重庆研究院孵化的专注于计算机视觉与人工智能的高科技企业。作为人脸识别初创公司之一，中国AI独角兽云从科技是一家从“出生”就贴上“国家队”标签的公司，也是唯一一家受邀制定人脸识别国家标准，公安部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

    看嘴型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的海云数据是人工智能与可视分析领域的领军企业。在唇语识别技术上，海云数据对英文的识别准确率在80%左右，中文准确率为71%。如应用到场景教育，身份识别，公共安全，军工军事等领域，将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5月，由海云数据承建的“白云机场可视分析智能指挥决策系统”在广州白云机场投入使用，该系统将机场内飞行区、航站区、综合区的各项业务数据进行整合，结合大数据可视分析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对飞机流，旅客流、行李流、货物流、交通流的全区域覆盖、全流程管控，每分钟可处理6万条信息。

    （摘编自黄军《人脸识别技术七夺世界冠军》）

    材料四：

    对于中外人脸识别效果的巨大差异，航天科工智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统总体部专家何东昌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解释，首先是国外的国情问题。“有些国家认为，人脸识别存在隐私问题，甚至对视频监控技术的应用都有一定限制。”例如在英国，面部识别和追踪技术就曾引发巨大争议，英国各界甚至发起一项“请警方停止用摄像头进行面部识别”的抗议活动。类似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如亚马逊公司利用云计算平台，人工智能技术帮助警方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此提出了抗议。

（摘编自《科技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节选)

    严家炎

    武侠小说的高层次升华

    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晢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又是文化小说；只有想象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学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

    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

    从艺术上说，金庸小说有不少称得上是文学精品，和市面上那些粗制滥造之作大相径庭。作者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艺术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改造武侠小说，将这类小说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金庸笔下，武侠小说被生活化了。金庸重视小说情节然而决不任意编造情节，他更看重的是人物性格，相信“情节是性格的历史”，坚持从性格出发进行设计，因而他的小说情节显得曲折生动而又自然合理，既能出人意外，又能在人意中。金庸小说又很讲究艺术节奏的调匀和变化：一场使人不敢喘气的紧张厮杀之后，随即出现光风霁月、燕语呢喃的场面，让人心旷神怡，这种一张一弛、活泼多变的艺术节奏，给读者很大的审美享受。金庸还常常用戏剧的方式去组织和结构小说内容，使某些小说场面获得舞台的效果，既増强了情节的戏剧性，又促使小说结构趋于紧凑和严谨。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融两方面的长处，传神而又优美。金庸对过去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当然是注意汲取它们的长处的，我们从他的小说中，常常可以感觉到作者综合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滑稽小说等众多门类的艺术经验，创造性吸收，从而使他成为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但是，金庸借鉴、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使他的小说从思想到艺术都呈现出新的质素，达到新的高度，这却是根本的和主要的方面。金庸小说实际上是以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学所获得的成功。有容乃大。金庸这种多方面的借鉴、汲取和创新，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小说大师，他在武侠小说中的地位不是单项冠军，而是全能冠军。

    新的文学革命

    文学历来是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相互冲击又相互推动的机制中向前发展的；高雅和通俗的相互制约又相互影响，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小说被看作“闲书”“小道”而不能进入文学的殿堂，这严重阻碍着文学的发展。七十多年前的“五四”文学革命，终于打破上千年的偏见，使小说登上文学这个大雅之堂。这是当时那场文学革命的巨大历史功绩。然而，这场革命又是不完全的。“五四”先驱者只把新文学中的小说抬了进去，对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却鄙视而持否定的态度，通俗文学几十年来只能转入社会底层，成为文坛底下的一股潜流。尽管赵树理那样的有志之士企图汲取通俗文学经验创制一种新文学使它能在农民中扎根，但整个来说，通俗文学及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依然不受重视。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

    载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小标题为《明报月刊》编者加

    材料二

    我看金庸(节选)

    王朔

    再读金庸就是《天龙八部》电视剧播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无聊的晩上也看了几眼，尽管很难容忍从服装到道具到场景到打斗动作的糊弄和得过且过，有几天还是被剧情带着走了。金庸迷们也不满，说比小说差远了。电视剧糟蹋原作是有传统的，这话我也就信了，看到书店摆着这套书就买了，准备认真学习一下，别老让人说没看过人家东西就乱说话。

    这套书是7本，捏着鼻子看完了第一本，第二本怎么努力也看不动了，一道菜的好坏不必全吃完才能说吧?我得说这金庸师傅做的饭以我的口味论都算是没熟，而且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哈喇味儿。除了他，我没见一个人敢这么跟自己对付的，上一本怎么，下一本还这么写，想必是用了心，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什么速度感，就是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集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起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他是真好意思从别人的作品中拿人物，一个段誉为何不叫贾宝玉?若说老金还有什么创意，那就是把这情种活活写讨厌了，见一女的就是妹妹，一张嘴就惹祸。幸亏他前边还有个《水浒》，可以让他按着一百单八将的性格往他笔下那些妖魔鬼怪身上贴标签。这老金也是一根筋，按图索骥，开场人物是什么脾气以后永远都那样，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正的邪的最后一齐皈依佛门，认识上有一提高这是人物吗?这是画片。

    就《天龙八部》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不至于文字上一无可为。

    中国旧小说大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在弘法的幌子下诲淫诲盗，这在金庸的小说中也看得很明显。金庸笔下的侠与其说是武术家不如说是罪犯，每门派即为一伙匪帮。他们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暴行戴上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为了正义哪怕血流成河。

    我不相信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我指的是这些人物身上的人性那一部分。什么小说，通俗的、纯的都是人类自身的写照，荒诞也是因为人的荒诞在先，总要源自人体的一部分真实，也许是梦魇，也许是幻想，也许是病态，可能费解，但决不是空穴来风。只有一种小说跟这都不挨边，那就是坏小说，面儿上看着别提多实了，骨子里完全是牵线术，跟着作者的主观意图跑，什么不合理的事只要情节需要就硬干，说起来有名有姓，可一点人味儿没有。

    我认为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这群人通过他的电影电视剧的广泛播映，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以为这就是中国人本来的面目。都说张艺谋的电影歪曲了中国人的形象，我看真正子虚乌有的是金庸会些拳脚，有意见就把人往死里打，这不是热血男儿，也与浩然正气无关，这是野生动物。

    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不知道。也许在中国旧的、天真的、自我神话的东西就是比别的什么都有生命力。

    载于《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1日

    材料三

    金庸致《文汇报》编辑部的信

    金庸

    《文汇报》编辑部：

    接奉传真来函以及贵报近日所刊有关稿件，承关注，及感，兹奉专文请指教：王朔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佛家的所谓“八风”，是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顺利成功是利，失败是衰，别人背后诽谤是毁，背后赞美是誉，当面赞美是称，当面詈骂攻击是讥，痛苦是苦，快乐是乐。佛家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八风中任何一风时情绪都不为所动，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随即想到孟子的两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那是人生中的常事，不足为奇。我写小说之后，有过不虞之誉，例如北师大王一川教授他们编《二十世纪小说选》，把我名列第四，那是我万万不敢当的。又如严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都令我感到汗颜。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二、“四大俗”之称，闻之深自惭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龙先生、琼瑶女士，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不称之为“四大寂”和“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笔下留情。三、我与王朔先生从未见过面。将来如到北京耽一段时间，希望通过朋友介绍能和他相识。几年前在北京大学做一次学术演讲(讲中国文学)时，有一位同学提问：“金庸先生，你对王朔小说的评价怎样?”我回答说：“王朔的小说我看过的不多，我觉得他行文和小说中的对话风趣幽默，反映了部分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闷。”我的评价是正面的。四、王朔先生说买了一部七册本的《天龙八部》，只看了一册就看不下去。香港版、台湾版和内地三联书店版《天龙八部》都只有五册本一种，不知他买的七册本是什么地方出版的。我很感谢许多读者对我小说的喜爱与热情。他们已经待我太好了，也就是说，上天已经待我太看好了。既受了这么多幸福，偶然别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

金庸

1999年11月3日

—载《文汇报》1999年11月3日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人无诚不行

    ①信，是一种行为验证，然而“诚信”这个词，“诚”在“信”前，“诚”比“信”更为重要，诚，是内心自觉。诚信，必须心意真诚，才好信守约定。

    ②所以孔子论诚信，为我们所熟知的那句“言必信，行必果”之后加了一句令人惊愕的话：“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出言就必须要信守，做事就必须要坚决，这并非君子所为，而是没有判断能力、不问是非黑白、浅薄固执己见的小人行径！这句话真是石破天惊！言行一致并不一定代表诚信品格？ --在孔子这句话里，就涉及了“诚”的重要性：假如被迫做出的承诺不是本心所愿，假如一时糊涂的约定不是正义所为，那么还要去义无反顾地践行它吗？假如对坏人做出了违心承诺，假如做坏事顺从了错误约定，这些权宜之计、这番歪理邪说反倒要如约信守吗？当然不是！

    ③对孔子这句惊人论断，孟子就深以为然，孔子说了小人的言行，孟子便明确说君子的言行。《孟子》中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惟义所在”，唯有正义存在，才能心正意诚。

    ④所以宋人晁说之就说：“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人无信不可立，心不诚更不能行。不讲首要的诚心实意，仅凭“信”的结果来衡量人品未免会有失偏颇。没有心之诚在前，信之行就成了刻板的教条、拘泥的桎梏、僵化的思维、固执的行径、不情不愿的强迫、形式主义的空洞。

    ⑤《大学》里论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孟子所言的正义、正心，都是从“意诚”开始的。能秉真诚之性、能怀赤诚之心。能发坦诚之言，才能拥有正直的心，才能遵循正义的理，才能奉行正义的事。

    ⑥而《中庸》又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心诚才能明了真理，明了真理才算真正心诚。所以，在不明理时做出的错误承诺，本就是心不正、意不诚的，怎能再信其行、顺其非，让错误更加荒谬地履行？

    ⑦“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贯穿了万事万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万物，因而君子以诚为贵。这也正是“中庸”这一智慧思想的重要出发点，中庸之道的做法就是：本于诚，用于中，致于和。

    ⑧“诚”是君子最看重的本心，先做到“诚”，而后才能达到《孔子家语》里描述的理想状态：“言必诚信，行必中正。”诚信这个词因而涵盖着内外两方面的意义：诚于中，信于外。中庸之道要“本于诚”，诚信之道要“诚于中”，由此可见，诚之为贵，就在于它关乎着内心的本源，是为人为事的出发源点，若本末倒置，只要求表面行为的达标而忽略了对内心意愿的安顿，便是缘木求鱼，背离了“诚信”的本质意义。

    ⑨《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只有天下最为真诚的圣人，才能掌握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则，树立天下的根本德性，了解天地万物化育的道理。

    ⑩国之诚信，在固邦，在安民；人之诚信，在立世，在明道。

（摘自2017年2月22日光明网，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6月25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1颗G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以及两颗IGS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爱星”。

（摘编自2019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去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难题，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O/IGSO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的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 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作为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北斗直接牵引带动着数百家单位、上万名研制人员。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这是一项团队工程，在过去20多年的研制过程中，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谢军说，即便是团队中的泰斗和“明星”人物，也不“藏着掖着”。他们相信“教会徒弟才能解放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从而醉心于推进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

（摘编自《中国北斗的自主创新之路——将“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材料四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中韩两国都有一句俗语叫“远亲不如近邻”。基于地理相近、文化相通的优势，中韩两国高层交流频繁，经贸合作呈现快速恢复的迹象。在确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前提下，中韩两国开通“快捷通道”，为重要商务、物流、生产和技术服务等人员往来提供便利，有利于维护本地区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同比下降6.8%，但第二季度呈现V字形反弹，实现同比增长3.2%。社会融资规模、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等经济指标持续改善。在这一背景下，中韩推动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潜力巨大。未来，两国在跨境电子商务和地方经济合作方面拥有广阔前景。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中韩两国政府推出的政策务实有效，还为双方未来合作播下种子。譬如，韩国政府近期推出“绿色新政”计划，中国强调坚定不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在绿色经济领域两国拥有宽广、灵活的合作空间。又譬如，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扩大有效投资，包括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这将给包括韩国企业在内的投资者带来巨大机遇。面向未来，在一些尖端产业领域，两国可以探索打造针对不同行业、不同技术的合作项目模式。在创新产业培育过程中，实现基于取长补短、相互合作的共同发展。

（摘编自朴胜赞《期待在发展与创新中合作共赢》）

材料二：

近日，中国国家京剧院经典剧目《大闹天宫》连续8天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圣多明戈大剧院“云端”热播。《观察家报》等当地主流媒体多次对演出进行报道，哥伦比亚观众纷纷在网上留言，称赞中国艺术家为庆祝哥中建交40周年带来美好礼物。

“中国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京剧表现形式丰富多样，融合了唱、念、做、打，还有哑剧和武功，运用了象征手法和虚拟场景，同时具有视觉冲击力和节奏韵律，是中国的国粹艺术。《大闹天宫》将让哥方观众大饱眼福、惊喜不已。”哥伦比亚前文化部部长、圣多明戈大剧院院长奥索里奥在首播前专门录制视频，向当地观众介绍京剧的魅力及欣赏京剧之道。

哥中友协主席普亚纳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介绍演出，其中一条写道：“1992年，波哥大戏剧节上演《大闹天宫》，场场爆满。观众每晚堵在演出大棚前不肯离去，最后戏剧节不得不延长两周巡演，其盛况至今历历在目。孙悟空形象从此伴随我们这代人成长。令人高兴的是，如今‘美猴王’又俘获了一代哥伦比亚年轻观众的心。”

（摘编自吴杰《哥中友好种子深埋孩子们心田》）

材料三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主席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一富有雄心的重大宣示，既表明了中国全力推进新发展理念的坚定意志，也彰显了中国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新贡献的明确态度，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路透社报道认为，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的承诺，是“多年来最重要的应对气候变化承诺”。

中国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五年规划，并将全国目标向地区分解落实并实施考核，通过采取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能效、推进碳市场建设、增加森林碳汇等一系列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19年底，中国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1%，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3%，中国对外承诺的碳减排2020年目标提前完成。泰国《曼谷邮报》报道认为，中国将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巴西《请看》杂志报道认为，中国的承诺可能会改变到2100年前对全球变暖的预测，或将有效降低届时全球气温的上升幅度。

摘编自人民日报《中国减排承诺激励全球气候行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百年前，老京张铁路实现了我国自主设计建设零的突破，詹天佑和他设计的“人”字形八达岭线路让国人振奋；2019年底开通的新京张高铁，成为第一条采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实现自动驾驶等功能的智能高铁。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新老京张铁路见证了中国铁路的百年飞跃。

科技创新的时代大潮奔腾不息。除了高铁这张响亮的名片，我国在信息通信、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也已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一次又一次刷新着我国高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的纪录。2020年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在全球131个经济体中，中国创新能力持续位居世界前15行列，是跻身综合排名前30位的唯一中等收入经济体。我国商标申请量、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国著作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连年提升，2019年达到7.39%。

正如总书记所说，总的看，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知识产权法规制度体系和保护体系不断健全、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明显提升，对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秩序、扩大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1950年，我国颁布了《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商标注册暂行条例》等知识产权法规，对实施专利、商标制度作出了初步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知识产权工作逐步走工正现化轨道。

（摘编自《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科学指南》，《求是》杂志编辑部2021年1O月02日）

材料二：

科技实力直接关系到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当今世界，核心技术、高端科技就是现代的“国之利器”，谁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任凭风浪起，稳坐约鱼船”，赢得长远发展的巨大优势。

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提升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各国都千方百计筑强已有的科技优势，而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是换不来的，在引进高新技术上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我们必须奋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首要的是明晰主攻方向。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找准我国科技发展现状和应走的路径，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将现存的“卡脖子”环节逐个攻克。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关键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创新创造者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基础条件、搞好相关服务；要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努力解决基础研究“一公里”和成果转化、市场应用“最后一公里”有机衔接问题，打通产学研创新链、价值链；要狠抓创新体系建设，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同时也要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重点是抓好科技创新主体。既要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又需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力争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没有科技的自立自强就没有出路。我们要深刻认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长期性、艰巨性，提前谋划，保持定力，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确保已经推出的一系列政策真正落实到位，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科技创新的动力引擎。

（摘编自何铁城《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解放军报》2020年11月09日）

材料三：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的核心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自主创新的内容而非内涵。自主创新的成果，一般体现为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品牌等。

当今世界科技迅猛发展，国家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科技实力上，经济竞争力、文化影响力最终取决于自主创新能力。它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和发展的筋骨，是一国持久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也是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对于企业来说，自主创新能力就是自主集成和应用各种技术知识并由此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包括技术搜索能力、学习能力、研究开发能力等；对于国家来说，自主创新能力就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意识地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流动和应用并在此过程中创造财富从而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主要是一种制度能力，而不完全是一种技术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等同于国家竞争力。

（摘编自百度百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时隔8年，那个写《活着》的余华又活了！他的长篇新作《文城》将由新经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文城》继续在人生、命运、时代等余华曾深刻挖掘的主题上求索，书写一个人在命运浪涛里的寻找，以及一群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在溪镇人最初的印象里，林祥福是一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哪怕后来成了万亩荡和木器社的主人，他身上的谦卑和沉默依旧没有变。他的过去和一座谜一样的城联系在了一起，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找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他原本不属于这里，他的家乡在遥远的北方。为了一个承诺他将自己连根拔起，漂泊至此。往后的日子，他见识过温暖赤诚的心，也见识过冰冷无情的血。最终他徒劳无获，但许多人的牵挂和眼泪都留在了他身上。

自1990年代《活着》出版以来，从张艺谋改编同名电影，将福贵的经历搬上荧幕，到易烊千玺手写读后感，“随着福贵走在洒满盐的路上”，一代代读者，不分老幼，不分城乡，一遍遍读他的作品，从小说中看到现实，在感动中获得力量。《活着》让每个读过福贵故事的人都相信，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透过《文城》，读者也将在那个熟悉的余华身上，窥见他令人耳目一新的一面。余华曾这样谈写作：“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变了。”也许正是因此，他的许多小说都在书写记忆，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

在《文城》中，余华继续追寻一段被历史记忆封存的时光，同时，他也突破以往的创作，把故事背景上溯至《活着》之前那个更残酷的清末时代。余华在讲述这段往事时，承续了民间叙事的风格，不动声色地融入魔幻色彩，从不同视角讲述了林祥福、纪小美以及与他们相连的各色人物的爱恨悲欢、颠沛起伏，牵引出军阀混战、匪祸泛滥的时代之殇。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余华曾这样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我现在叙述里的小镇已经是一个抽象的南方小镇了，是一个心理的暗示，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而在《文城》中，余华不仅书写熟悉与亲切的南方小镇，还描绘种着高粱玉米的黄河北边。《文城》也将见证一个我们曾熟悉的余华的回归——那个采用底层视角、关注普通人“活着”的壮美故事、将历史和时代真正融入人物生活的余华，他是一位忠实的叙述者，也是一位耐心的聆听者。

这样的余华有着独特的文学力量，能够令自身经历截然不同的读者，与他的文字产生情感上的相通与共鸣。正如他所说，“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

(摘编自傅小平《余华长篇新作〈文城〉推出》，2021年02月22日《文学报》)

材料二

这几天，一张著名作家余华在某培训机构活动中演讲《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热传。很多人都对此表示迷惑不解，还有人把此事直接上升到了“文学已死”的高度。

余华能不能教高考作文？以余华今时今日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当然有资格在公开场合谈论一下高考作文。

有人认为，余华是大作家，但未必了解高考作文怎么写。此类质疑不无道理，但又有些小题大做。首先，听一场演讲就能学会写作文本身就是天方夜谭；其次，余华演讲的主旨也不是教学，而是鼓励广大考生积极面对人生的挑战，希望他们爱上文学。

所以，完全没必要给余华扣上一个“文学已死”的大帽子。但余华教作文引发的争议，背后还有值得探究的真问题。

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余华所代表的纯文学和高考作文所代表的应试作文，评价标准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当下的作文教学或者说语文教育，该以何种方式接纳文学，很受社会关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0年浙江省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文章辞藻华丽、引经据典，惊艳了阅卷老师，得到满分。但当被公布在互联网上后，它遭到的却是“群嘲”——这位小作者不会“说人话”，华丽的语言之下，只有贫乏的思想。

平心而论，小作者没有错，高考作文本来就是要讲技巧的；网友们也没有错，没有人喜欢无病呻吟、卖弄技巧的文章。问题出在，优秀的高考作文和优秀的文学作品，未必是重合的。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一位能够在高考作文中获得高分的考生，可能应试技巧高超，但很可能不懂文学，也对文学没有多少兴趣。这种情况无疑是遗憾的——我们培养出了很多拥有应试技巧却未必有充足人文素养的“人才”。

余华的文学造诣再高，也未必是那个适应考试形势的教练员。余华和高考作文联系在一起，依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好事。社会在呼吁、政府在关心、高考在改革，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的观念——高考作文的分数，不该是人生的目标。

语文和文学都需要“出圈”“破界”，互通有无，加强交流，以人为本，放眼未来。唯有如此，才能为国家培养更多全面发展、拥有更高素养的人才。

(摘编自202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李勤余《余华教作文引争议，背后的真问题是什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文本一：

从淦女士到冯先生

——作为教师的冯沅君

张可礼

冯沅君是“五四”后涌现出的杰出女作家，以“淦女士”等笔名而广为人知。她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还是一位一辈子都在教书育人的教师。冯沅君的情趣和爱好是多方面的，她到高等院校任教以后，虽然对上述的多方面的爱好仍有兴趣，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她能做到割爱，始终把主要精力投用在教学和教书育人上。

冯沅君一生讲过多门课程，除了基础课外，还开设了几门选修课。她在讲授时，基于讲稿，但又从不照本宣科。研究文学史、作家作品属于人文学科，其中有一些属于基础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着的丰厚人文精神和审美情趣。教者和听者重在体悟、体验。冯先生讲文学史、作家作品，感情特别投入。1949级学生吕家乡回忆：“冯先生讲课则富有感情。有一次讲到王维的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她按照‘三叠’的方式朗诵了一遍，语流很快，像绕口令一样，引得同学们大笑。还有一次讲到明代散曲家王磐的《咏喇叭》，冯先生又朗诵又表演又赏析，我至今还记得她眉飞色舞的神态。”冯先生课堂教学的情感投入，1949级学生赵淮青也铭记不忘：“有一次，她讲苏东坡的词《念奴娇》，一字不落地背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她的讲解，完全沉浸在作品中，洋溢着对千古名篇的挚爱。我还记得她在讲台上踱着步子，目光凝视前方的风度神态。这首词写得大气磅礴，她讲得也铿锵有力。先生虽外表纤弱，却传达出词中神魄飞扬的气势，把苏词的感情发挥到极致，自然也难忘。冯先生讲李清照《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时，又完全是另一种气氛。又是一次一字不落地朗诵，声音低回，如泣如诉，充满似水柔情，字字送进听者的耳膜，令人肃然动容。无意间，发现她的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光。沅君先生很推崇元代杂剧大家关汉卿，高度评价关汉卿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窦娥冤》这部作品。当她朗诵到《不伏老》中的‘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时，声音高亢壮烈，富于感染力，也透露出她爱憎分明的性格。”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每篇作品都是独特的，不同的作品情调也不同。冯先生讲授时，针对不同的作者作品，设身处地，满怀真挚的感情，讲出了真情别调。

冯先生讲课，常有顿悟，随时随地发挥。1953级学生郭同文回忆，1954年春，冯先生讲授岑参的诗歌，“此时，她虽然大病初愈，但讲起课来却精神焕发、口若悬河，声音铿锵有力。她绘声绘色地分析了岑参写边塞风光的《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当讲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时，她望了望窗外：校园里梨花盛开，洁白如雪，阵阵春风扬起片片梨花飞舞。她满含深情地讲道：‘诗人用春风比北风，用梨花比雪花。何等深切，何等独特！同时也表明了：寒冷的日子里也蕴含着明媚春意来临，显示了诗人在严寒中的乐观情怀！自古以来，写春风的诗歌甚多，而用春风比北风的诗，这却是首创。’”

冯先生特别重视课后辅导这一环节。她同课堂教学一样，认真负责，而且有自己的探索和特点。重视个别辅导，也重视集体辅导。

冯先生个别辅导多是在她家中。她为了辅导有针对性，事先尽量汇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认真准备，然后细心地讲解。1955级学生吴长华回忆：“那时我们高年级要准备写学年论文，我选的题目是《论<牡丹亭>》，每一周总有一晚上要到她那里去。每次到她家里，她总是早已等在会客室里了。那时她身体不好，没讲几句话，就常常要咳嗽，可是她还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辅导、讲解。在讲解前先朗读一遍。使我惊奇的是她身体那么弱，朗读却是铿锵有力，节奏性很强，至今仿佛仍在我的耳边回响。她对我们很亲切，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对我们提出的哪怕是幼稚的问题，也都认真解答。”(有删改)

文本二：

冯沅君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浸染了古典诗词的艺术情调。冰心擅长“诗化的白描”，并常常引用或化用古典诗词的词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斯人独憔悴》)这种特征亦体现在冯沅君的小说中，如《慈母》题下引孟郊的诗《游子吟》，《劫灰》集题词引《诗经》中《小雅·节南山》的诗句等等，几乎是惯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沅君还在某一篇作品中引用古诗的句子或自作诗词来表达主人公特定的心理活动。如《误点》中引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隔绝》中嵌进一首长达四节的新诗，都和作品的情节和主人公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动、情绪特征相吻合，起到了极好的烘托作用。冯沅君这一创作上的特征，无疑和她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关。这一特征使她的作品更加深入人心，深得新文学初期受过古典文学熏陶、训练的读者的喜爱。总之，她的作品别具一格，很有特色。

(摘编自百度百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在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的革命者、建设者们常常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用革命的诗词记录着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气概。诗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诗词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充分抒发了人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1925年前后，大革命高潮风起云涌，青年勇立潮头。他在橘子洲上以一篇《沁园春·长沙》，讴歌壮丽的秋景，发出了时代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回答又是无比坚定的，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因为他们是革命理想的象征，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只有他们，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崇高使命。

1936年2月指挥红军东征的，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里又写下《沁园春·雪》。北国的茫茫寒雪，在他如椽的巨笔下，气势恢宏，气象万千；北国的晴日，在他浪漫的想象中，“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时的红军依然困难重重，但对革命斗争充满激情，对革命前途、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那么，到底谁才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主人？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再一次回应了十年前自己的时代之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万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大众，才是历史和时代的真正主人。

诗以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情书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内在精神。的诗词创作好似一幅幅长篇画卷，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记录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堪称一代诗史，史诗。随着岁月的迁转，有些警言佳句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时时吟诵的名句名篇。这些充满强大战斗精神的火红诗句，这些高度凝练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不同阶段奋斗精神的史诗篇章，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诗词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生动刻画了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斗争风骨。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战斗是残酷的，但在笔下，“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与人类历史的英雄传奇。红军战士突破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伟大胜利。在笔下，长征的千山万水，深沟险壑，不过是“泥丸”“细浪”，充分体现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展示了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中国、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与斗争精神，它体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藐视一切因难的战略定力，体现为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强大自信，体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决心。

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和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斗志。以他的壮丽诗篇对这一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1965年，重上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在这里缔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三十八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又面临着种种重大挑战与考验。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创造未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伟大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进动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摘编自康震《风展红旗如画》）

材料二：

《沁园春·雪》是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宋；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1958年年底，他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就个体而言，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郭沫若）》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式、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称其是“一代天骄”。

（摘编自汪建新《诗词中的帝王将相》）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从概念的严谨性来看，“非虚构写作”无疑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似乎涵盖了虚构之外的所有文体。但倘若就目前已发表的一些作品来看，它又呈现出某些独特的文体特征。譬如，它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颇不相同，不追求事件记叙的完整性，不强调话语表达的公共性，也不崇尚主题意旨的宏大性，而是以非常明确的主观介入性的姿态，直接展示创作主体对事件本身的观察、分析和思考。同时，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叙事散文，不仅拥有较长的篇幅，而且在突出其现场纪实性的过程中，多以理性的思考和辨析为主，少有感性的抒情和诗性的怀想。

抛开概念的学理性纠缠，依据我的阅读感受和思考，“非虚构写作”的最大魅力，在于当代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介入。这种介入，是积极主动的，是微观化的，是现场直击式的。譬如李辉的《封面中国》，就是以《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作为聚焦，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在一系列微观化的细节呈现中，传达作家对这些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有效思考。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则以故乡梁庄作为考察坐标，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梁庄的社会变化与存在的问题，也跟踪了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并从中展示了作者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反思。

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现实，“非虚构”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现场式的介入性写作姿态，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当代作家习惯蛰居书斋的想象性写作，激发了作家观察社会的兴趣，使作家能够带着明确的主观意愿或问题意识，深入某些具有表征性的社会现实领域，通过田野调查的手段，获取第一手资料，也获得最为原始的感知体验。同时，它还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意愿，以及对某种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像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就是通过对故乡一些自杀个案的追踪采访、记录和反思，指出巨大的医疗负担和尖锐的家庭关系，仍是威胁中国农民生存尊严的重要因素。

现在，有不少作家仅仅通过媒介资讯了解社会，只是凭借既往的经验惯性来处理现实，由此导致很多作品因为“不接地气”而问题频出。读这些作品，我们常常觉得很“隔”，用本雅明的话说是“经验的贫乏”。而“非虚构写作”的兴起，表明了作家们置身生活现场，开始积极地介入历史或现实内部，直面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既展示自己的精神姿态和思想作为，也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独特的思考。像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以作家自己“卧底”传销组织的亲身经历，鲜活演绎“传销”这颗社会毒瘤之所以屡除不灭的缘由。而李天田的《相亲记》则通过自己的相亲经历，揭示了各类婚介机构的隐秘内幕，对人们的道德伦理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此外，像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作品，在追忆自我成长经历的同时，不断追问历史深处的沉重与诡异。

当然，这种以独特的现场感和真实感作为主要审美目标的写作，艺术性上有时会偏弱些。那些现实调查类作品尤其明显。毕竟，它们突出的是“实录”之后的分析和思考，彰显的是创作主体的特定感受和理性思索。但是，如果当代作家都能够抽出一些时间，亲身介入社会历史之中，进行一些必要的“非虚构写作”，我以为，这会为他们的虚构性写作提供巨大的帮助。

（摘编自洪治纲《人民日报：“非虚构写作”的价值》）

材料二：

显然，就像文学写作从来就没有绝对真实一样，“非虚构文学”和“非虚构写作”从来就离不开“虚构”。也就是说，“非虚构”绝对不等于“真实”。“非虚构文学”和“非虚构写作”中的“非”在“虚构”的面前，它的含义暧昧又含糊不确定，它的态度“骑墙”且模棱两可，完全没有“不”的完全否定的意义，而处于否定与非否定之间，似是而非。比如：理性、非理性、不理性，可以从这三个词汇中看到虚构、非虚构、不虚构的价值取向。因此，所谓的“非虚构文学”和“非虚构写作”，其实是一种微观写作，是个性化甚至个人化的写作，即某些评论家强调的“独立性”。

“非虚构文学”和“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写作形式或者模式是可以存在的，它对鼓励作家打破文学创作理论、体裁、题材、创作方法和技巧的限制，创造性地完成作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从文学体裁上来说，“非虚构文学”不是一种文学体裁，只是一种创作形态、类型：从文学创作方法上来讲，恰如“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所形容的那样，无技巧不是没有技巧，而是打破传统陈规，吸收一切文学技巧，并灵活地为我所用，“非虚构写作”正是这样的一种写作模式，它吸收和借鉴任何文学体裁的方法和技巧，达到作家所需要的一种自由的、独立性的表达。

（摘编自丁晓平《“非虚构”之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文如其人”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文章风格与作者的道德品质相一致，风格是道德的外显；一是指文章风格与作者的性格、气质、才情、学识、情感等相联系。立身和为文不可分离；言为心声，风格也应是作者个性特征的自然流露。

单从个性上看，时间是性格定型的关键因素，这种通过时间积淀的性格特征产生的行为惯性，是短时间内无法完全改变的。再从主观上说，作品的风格就是作者在感受、体验、表现社会生活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个人特征。文风与人的性格特征是一个人生活阅历、社会实践同一进程的产物，两者互相影响，具有相关性，自然可能导致文如其人的现象。尽管作者所言之物可以饰伪，但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性。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一个人既然要为文，甚至是有些难以使其文不如其人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如其人”的确是值得信任的批评戒条。

但是，“文如其人”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文如其人”是一个宽泛的命题，既包含了知性、气性方面的问题，也包含了情性、德性方面的问题。知性、气性与情性、德性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长期以来，在“文如其人”问题上的争论中，混淆了人的气性特征与德性特征这两个不同的层面。知性与文法的关系、气性与风格的关系，属于心理学范畴，是一种必然的对应，实然的存在。而情感表达真实与否问题，人品的好坏问题，属于伦理学范畴，其与文不是必然性相关，而是或然性相关。既是或然相关，就有“文如其人”的现象，也有文、人相悖的突出表现。

此外，文、人相悖还有文、人关系中的外力牵引因素。作品的形成大多出自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不能超绝于世外。由他人、社会所形成的外力一并涌入，往往对作者构成有形或无形的牵引。政治权力的影响在这种外力牵引场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时代的文章，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政治开明时期，作者的自由度相对大，没有或者相对较少约束，这种自由自然可以反映在文章的风格上。在政治严酷时期，作者失去创作自由，有的作者也不得不俯仰从人、随俗为言，文章中就会出现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现象，导致言与志、文与人之间拉开距离，产生不同形式的文、人相悖的现象。一种表现是，作者屈就压力地歌功颂德，投其所好地鹦鹉学舌；另一种表现是，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作者不敢铮铮有声，只好采取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隐晦方式尽管形式上与违心迎合不同，但在本质上同样或多或少隐蔽了真实的人性。

（摘编自张世明《文如其人乎：人格观念与中国考据学方法》）

现代文阅读I

材料一：

体育扶贫是指国家通过实施特别体育政策，履行“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的法律义务，从而保障贫困地区公民享有现实的体育权达到或接近全国同等水平。

对国家而言，体育扶贫的基本属性包括：一是保障义务的法定性。推进贫困地区体育事业、保障贫困人口享有体育权是各级政府的一项职责，在宪法和相关法律中有明确规定。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适应性。随着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贫困地区体育的政策投入水平需相应提高，体育政策在国家扶贫政策体系中的分量需进一步加重。三是实施机制的强制性。实现体育扶贫目标，以问责机制为保障，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对贫困地区人口而言，体育扶贫的基本属性包括：一是权利行使成本的非排他性。体育扶贫不同于个体受益显著的财产性扶贫，贫困人口可以共同享受政策普惠，基本不存在权利收益排斥。二是权利实现效果的互补性。贫困人口的体育权与健康权、文化权等基本权利相互交叉，享有现实体育权的同时其他权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三是权利主体的参与性。体育活动和体育锻炼说到底是个体行为，政府和社会主要提供必要条件，个人须积极参与，别人无法代理。

（摘编自段鸿斌《体育扶贫：法律意涵、政策机制与实施路径》）

材料二：

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需大力发展。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是提高中华民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意见》首次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体育事业的根本目标。群众体育行为是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体育态度及具体的体育活动方式，它是衡量群众体育发展的黄金指标，也是建设体育强国的主要抓手之一。实践表明，“群众体育的进行除了少数是自发性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在非正式体有组织的引导和驱动下实现的……目前，非正式体育组织已经在群众体育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对正式组织具有的“明确目标、清晰边界、规范秩序、权威层级及追求效率最大化”等特征，非正式体育组织水平较低、目标广泛而不明确，主要靠情感、道德等手段对组织成员进行控制。对正式组织而言，非正式组织是一把双刃剑，管理得当，积极功效明显。反之则会阻碍或破坏正式组织及所属成员的利益。

（摘编自胡好等《非正式体育组织在群众体育中的行为表现及规范研究》）

材料三：

从公元前8世纪起，在希腊诸城邦之间出现了一些泛希腊主义的节日，奥林匹克运动会便是其中之一。在古希腊人那里，奥运帮助他们打破实际存在的“部落主义”（相当于今天的民族主义），而形成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身份意识。

不幸的是，现代奥运却反倒一直无法摆脱来自民族主义和体育国家政治化的困扰，最让人们深刻难忘的例子便是1936年在德国举办的柏林奥运会。在冷战时期，“金牌”被一些国家用作与敌对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和显示某种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工具，使得体育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奥运不止一次成为分裂而不是融合世界的运动会。体育国家政治化使得奥运发生了不仅可悲而且有害的异化。

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中，把全能的国家比喻成一个无所不想吞食、无所不能吞食的权力怪兽。体育一旦被国家政治吞食，它本身也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怪兽，它取消体育对人的体格和心灵的培养作用，无视体育高尚的自身目的，把体育变成一种手段，一种显示国力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方式。

体育竞赛对公共政治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其中之一便是学会如何平衡和协调每个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常会扮演的党派和裁判角色。例如，在美国，人们一般有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政治倾向，在竞选时积极投入，希望自己这一方能得到胜利，这是党派的角色在起作用。但是，公民们尊重公平法治的精神，不希望为自己一方的胜利而牺牲民主竞争的普遍规则。“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企图把国会对他的听证说成是“党派竞争”，煽动党派角色情绪，但是，无论是在政治上倾向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公众并没有站在尼克松一边，他们的裁判角色最后还是发挥了作用。

打破金牌心结和由此引发的与其他国家的敌对情绪，这也许是扮演好竞赛观众角色的第一步。在今天的世界里，要设想或期待一个完全去除民族主义情绪的奥运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是，尽量消除以我为中心，避免以敌对意识去看待竞赛或竞争，这却是办得到的。扮演好这种竞赛观众角色对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扮演好类似的角色能产生好的影响，也具有积极的训练作用。这种看来似乎是在体育之外的教育和收获，其实可以成为奥运对人类社会的一个不小的贡献。比起金牌来，这不是更令人期待吗？

（摘编自徐贲《举国体制下的体育是“利维坦”式的怪兽》）

现代文阅读Ⅰ

材料一：

新华社香港1997年7月1日电　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过25任港督的庭院。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7点45分，广场上灯火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时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有删改)

材料二：

BBC香港1997年7月1日报道　他们在回荡珠江两岸的号角声中离开，用挥手画下悠长告别的句点。这是“不列颠尼亚”号的最后一次航行，大英帝国的最终章。

雨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这位最后的香港总督离开总督府时，现场弥漫着情绪。这一刻他准备已久。当降旗的号角声最后一次响起时，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勉力维持住情绪。

这位总督是苏格兰风笛的爱好者，这首《高地教堂》是他最喜欢的曲调。他必须离开代表这座城市的住所，象征这位最后总督的国旗也将随他回国。他的女儿们专注地见证这一历史性的一刻。

总督离开时，他遵循传统，坐车绕行总督府三圈。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代表着承诺“我会回来”。

英国占领香港，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之时。今晚，她的后代将把香港交还。

夜空紧接着被点亮，伴随着隆隆的烟花声。帝国主义的最后一程在节庆般的烟花中画下句点。

午夜来到，历史将香港从英国的怀抱中移开。英国国旗降下，一个半世纪的大英帝国统治随之结束。

登上“不列颠尼亚”号，他给女儿温柔的碰触。

看着今晚在我身后航行的“不列颠尼亚”号，很难想象英国人靠着木造船航行过半个世纪的时代。那时候，香港是个荒凉寂寞的地方，英国人的帝国主义冒险最不可能发生于此。当时香港还没有成为大英帝国最有价值的战利品。

(有删改)

材料三：

美联社香港1997年6月30日电　随着午夜国旗的交换，焦虑不安和兴奋的香港今天摆脱了156年的殖民时代，并开始了在欢欣鼓舞的中国主权下捉摸不定的新时代。

香港剪贴簿上此时此刻展示的英国人结束、中国人开始的种种镜头，显示殖民主义逐渐衰落的图像，以其规模和速度使人眼花缭乱。

英国查尔斯王储的游艇驶离香港。红旗取代了蓝旗。当大英帝国的太阳最终沉落时，天上下雨了。

对英国来说，虽然查尔斯王储和彭定康设法把他们的撤退变成尊严和克制的英国爱国主义场面，但是，这个事件已通过使英国感到沮丧的方式提醒英国：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已缩小。

全世界通过电视观看的这个简单仪式给19世纪的殖民主义以致命的一击，并洗刷了中国一贯认为是根本的耻辱。

对香港630万人民来说，这是未来的黎明。这一天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纪元的诞生。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