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综合 知识点题库

材料一：

    畸形化的“天价片酬”现象，说到底还是中国影视产业不成熟的产物。产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制作成本还未形成合理的分配机制，重大牌明星的“眼球效应”而轻后续的技术制作，而这些正是形成“天价片酬”的重要原因。“天价片酬”现象存在多年，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改观。这表明单纯的市场调节或许难以改变，但主管部门的干预调节如何适度和有效，同样考验智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通告中表示，将指导行业协会联合大型影视公司抓紧制定抵制“天价片酬”的行业自律公约。通过行业自身的调节形成合理机制，这或许也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

（摘编自《长江商报》2016年8月31日）

材料二：

    2012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为根本任务。对照目前影视业发展现状，笔者认为一些影视产品偏离了先进文化方向，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比如现在清宫剧流行，剧情雷同模式化，荧屏上豪华贵气的宫廷别院、披金戴银的皇室贵胄，演绎着奢华糜烂、纸醉金迷、尔虞我诈的宫廷生活，主子、奴才互称，如此文化产品只是传播封建、享乐、奴役等思想，难以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难以提供正能量。

    当前影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制约，或许并不是资金问题，如果真缺钱，明星大腕高额片酬从而何来？当前影视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许是专业人才素质、创意、产权保护、文化价值观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影视产品就无法成为社会的正能量，而钱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炒作影视类公司另一个直接的社会负效应就是财富更趋两极分化。明星们的片酬动不动就上百万、上千万，影视公司上市后影视明星作为股东，其财富又将被股市放大，千万富翁变成亿万富翁，亿万富翁其钱财则变得不计其数。明星们趁着股市文化的缺陷暴富两次，其财富远超过其贡献的社会价值，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摘编自腾讯网，2017年03月02日，有删改）

材料三：

    近年来，影视创作日益繁荣，但大量悬浮于现实的玄幻剧、言情剧占据荧幕，既不能给观众的生活以指导，也不能深化人对现实的思考。电视剧《白鹿原》通过精心的制作，让观众真切感受到现实主义的魅力，呼唤现实主义重新回到观众的视野中。

    当下影视角色常常流于扁平化、脸谱化和同质化，缺少人味儿和烟火气，更缺乏文化内涵，这与影视创作脱离现实的土壤有很大关系。《白鹿原》以强烈的现实关照塑造了持重的白嘉轩，狡黠的鹿子霖，憨直的鹿三等一系列生动的形象，通过细腻生动的细节描写还原了角色的复杂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原《中国艺术报》总编辑李树声指出，《白鹿原》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原型人物，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白鹿原》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都是一个文化史实，是20世纪文化反思的捷径，也是本世纪文化良知的成功展示。特别是白嘉轩、鹿子霖，他们经常手执烟袋，对坐在祠堂两侧，暗喻他们对应传统文化的不同侧面。

    影视作品要接地气，还要有地域色彩。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伟国认为，电视剧艺术只有植根于本民族的生活，深挖有地域文化的空间，民情的风俗、习俗等，追溯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积极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地域的风土人情，语言特点和文化精神。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7月2日）

王忠诚院士：当个好医生不容易

李舒亚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

    “人脑就像豆腐一样，很软，一捏就坏了。里面集中了人体20%的血液，神经纤维比头发丝还细，线路非常复杂。”王忠诚上大学时解剖课曾考满分，可学习脑神经外科还是明显感到有难度。“大脑是人的生命、思想、行动的中枢系统。神经系统一旦患病，通常表现都较严重，轻则瘫痪、痴呆，重则往往有生命危险。”

那时，学习科研条件艰苦。王忠诚白天上班，晚上学习。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他和同事们只能靠着少得可怜的翻译材料进行摸索。一年后，王忠诚首次为脑部肿瘤患者实施手术，获得成功，这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当时，中国能初步掌握的脑部疾病诊断办法是气体造影，这种方法有2%～3%的危险性，且病人要承受头疼欲裂巨大的痛苦。此时，国外已有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危险性降至0.1%～0.3%，病人基本感受不到痛苦。

    为此，整整一个夏天，王忠诚和同伴泡在医院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反复在尸体上进行研究和试验，终于自主成功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又经多年临床实践和不断完善，他于1965年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专著被视为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标志，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然而，由于那时隔离防护措施较差，王忠诚长期几乎是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中，他的白血球数降至3000多，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为此，他特别怕感冒发烧，曾先后八次患肺炎，两次险些丧命。可他说：“豁出去了!外国人能做，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自此，数不清的病人受益。

    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次国际大会”上，王忠诚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面对脑部造影和手术台，会不会觉得乏味?王忠诚说：“人的情况太复杂，每个病例都不一样，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20世纪80年代，CT技术、显微手术等引进中国，王忠诚的神经外科医疗技术也日臻完善。他曾是世界唯一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医生，这个数字曾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王忠诚也因此被誉为“万颅之魂”。

    王忠诚又试着向一直被国际医学界视为手术禁区的“脑干”进行探索。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在这里“动刀子”，被称作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可能关系到生死存亡。经过十几年的公关，王忠诚终于循序渐进地突破了这个禁区。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至今，他已做了6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所谓“好医生”，不是不犯错，而是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尽可能少犯错。”尽管手术死亡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但王忠诚仍然说，人的实际情况太复杂，每个案例都不尽相同，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即使非常小心有时也难免出错。说起从事一生的事业，王忠诚皱着眉说：“当医生太不容易了，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所以，他总是告诫学生：“下诊断永远别说百分之百。”

    “病人也对我们的成长做出很大贡献。”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每次手术后，王忠诚总是不放心，总想去看看，或者打电话询问病人的康复情况。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人救活，还要让他能活蹦乱跳才行。”

    他还强调，对于医生而言，一重技术，二重品质，“没有好的医德，再好的医术也发挥不出来。”

材料一：

    现在的校园贷“申请便利、手续简单、放款迅速”，导致的是“信息审核不严、高服务费、高违约金”问题，而大学生年轻冲动，虚荣心强，金融知识匮乏，防范意识薄弱，这些因素持续堆积，乱象就不可避免了。教育部、银监会等部委曾多次发文提示校园贷风险，多地地方金融局也下发配套细则。令人遗憾的是，在百般呵护下，一些大学生依旧没能逃脱非法校园贷的“魔爪”。这从客观上证明了大学生的借贷需求旺盛，只有为大学生提供渠道畅通、手续便捷、利率合理的金融借贷服务，让校园贷在法治化市场化的轨道上运行，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对于“校园贷”问题，除了加强监管，更要精准打击，必须及时补上漏洞，严格区分合法借贷与金融诈骗，对某些打着校园贷的幌子给大学生“挖坑”的借贷平台，该取缔要取缔，该重罚要重罚，不能手软。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遏制校园贷乱象的蔓延，并保障其健康、良性的成长。此外，大学生也要不断加强对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同时少些虚荣心，避免过度透支消费。

（来源：2016－10－21《经济参考报》）

材料二：

材料三：

    校园贷乱象触目惊心，如何解决？答案是打开校园贷的“正门”。

    据报道，日前建行和中行向市场推出其校园贷产品。其中建行的“金蜜蜂校园快贷”年利率5.6%，授信额度在1000元到5万元；中行的“中银E贷路校园贷”最高贷款金额8000元，不含任何手续费。

    野蛮生长的校园贷平台不会自律规范，即使靠制度约束和形成常态化的风险监控，短时间内也难以奏效。更重要的是，校园虽是小社会，但也成为“大江湖”，尤其大学校园汇聚了最庞大、最前卫的年轻消费群体，他们也掌握了更便捷的信息化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规范的信贷平台已成为大学校园的必需品。

    正规金融机构推出的校园贷产品，也缓解了校方和家庭的压力。“正规军”进军校园贷，除了强化了大学生们的信用意识，还降低了校园消费的风险。此前那些野蛮生长的校园贷平台，几乎全都是采取诱惑的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审批就让大学生们掉入彀中。

（2017－05－25中评网）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平台开始进入校园分期市场。不少平台无法满足监管层的要求，在政策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权衡营业状况后，选择主动清盘停业，由于这部分平台待收较小，容易完成清算，主动停业或许是平台良好退出的不错选择。“校园贷”本质上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具备其应有的工具价值。如果接受“校园贷”服务的对象能够挖掘其价值，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和理财观，“校园贷”是利大于弊的。

    网贷之家首席研究员马骏认为，校园贷市场肯定不会消失，因为需求存在，近段时间出台的政策也并非一刀切，而是建议平台更加规范。对于校园贷平台适合转型的方向，马骏认为，可以随着毕业生的发展轨迹进行转型，比如目标客户为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这样也能有效地控制平台成本。

（来源：北京商报）

材料一：

    中药是我国的民族瑰宝。

    随着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的日益增加、健康观念的变化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相较于毒副作用相对较大的化学药，中成药以其源于天然、副作用小、疗效确切、价格相对低廉的特点和优势，逐渐被世界认识并接受。中成药学优势日益凸显，中成药服务发展迅猛。

    目前，中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的系统的现代经济产业之一。中药种植业、中药制造业、中药流通业构成了完整的经济产业链。我国每年向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大量的中药材和植物提取物，中医药产业已成为当前我国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

    随着我国药品监督管理的逐渐规范，中成药工业发展态势良好，进入较为平稳的发挥阶段，销售收入由2011年的3，318.72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223.92亿元，复合增长率为17.02%。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中国报告网）

附图：

材料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植物药市场销售额已超200亿美元，而作为中药起源地的中国，却无与之相称的国际地位。2012年在中药出口品种中，中药提取物出口额仅为11.3亿美元，占中药出口额的48.5%中药材和饮片的出口额为7亿美元，仅占出口额的33%。

（摘自2013年11月20日中国经济网）

材料三：

    近年来，我国中药秘方大量流失，商标在国外屡遭抢注。据统计，我国已有900多种中药被国外企业抢先申请专利。中医药如今成了发达国家的“摇钱树”，“老祖宗的宝贝”沦为人家碗里的“肥肉”，难道不该警醒吗？

    中医无国界，技术有归属。中医药扬帆起航，走出国门，不能丢掉国际话语权，必须制定相应的国际标准，用法律手段保护好知识产权，筑牢“防火墙”，烙上“中国印”，让中医药这座宝库永远姓“中”。

（摘自201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2017年初，浑身布满穴位的针灸铜人，在瑞士日内瓦世卫总部亮相，而早在2011年，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鉴》发表了中药治疗甲流的临床研究成果，这两件事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标志事件。

    在西医看来属“不治之症”，中医依然能上演妙手回春的传奇，中医彰显了其独特的优势，可以解决一些西医无法解决的难题。

    中医药在海外蓬勃发展，中医药目前已遍及183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建立的中医药中心已有10个。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数据不包括中国）中医药团体有1200多个，目前受过专业培训的中医针灸师有50多万名。

（摘自2017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汤道耕（艾芜）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祖父给他取名叫做“道耕”，是希望他能够“耕读传家”。

    汤道耕的祖上来自湖北，迁徙的路艰辛而漫长，凭的是“人生贵自强，自强则白手可成家，他乡可发迹。勿畏难而诿命，何患事不成耶”的豪气，积得一份家业，这种人生贵自强，白手成家的豪气在后辈的血液中暗暗传承，直到汤道耕这里，光着脚，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再次印证了祖先独自闯荡天下的勇气和韧劲。

    1925年的暑期，汤道耕从四川省师范学校肆业。他踏上成都望江楼下有些摇晃的木船，沿着府南河顺水而下，悄悄走出了亲人们的视线，开始了三十年背井离乡的生活。在路上，群山的优美与静寂，山民的淳朴与穷困，盗马贼的凶悍和灵巧，边地少数民族的独特风俗，缅甸的异域情调……他来到，看见和说出。

    从四川到云南，道耕看到太多兵匪造成的祸乱对穷苦人家正常生活的骚乱。道耕为了安全夹杂在商队中，像那个时代和那个土地上的一只眼睛，来到，看到，并注定了后来用自己的笔说出那些无人知晓的山里人家的苦难与悲怆。

    赤脚流浪，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一步一步，汤道耕走成了著名作家艾芜。

    艾芜在丁玲的介绍下加入了左联。在“左翼作家联盟”这个词组中，别人看中的是“左翼”，而更能吸引道耕的却是“作家”，他希望从这个组织里的作家那里能够学习到文艺写作知识，也结识一些写作上的朋友。

    真正有时间在上海的亭子间坐下来以后，艾芜开始用笔温习自己当年的漂泊史，这使他在这个喧嚣嘈杂的大都市中找到难得的宁静。1933年冬，他完成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其中《三峡中》讲述的是一些典型的社会底层游民的生活，故事中的环境就是一个典型的“江湖”。读书流浪人的艾芜，加上小时候熟悉的读物，包括他的笔名，父亲所入的游民组织哥老会都对他产生潜在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作者对游民生活不由自主地有着一种同情。他的叙述已经带有真实和幻想相混合的色彩，同时这种想象还受到左翼革命思想的制约。

    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得到茅盾等人的好评，这篇小说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饱含着艾芜对家人、故乡的深情。这种流行于左翼文坛的文学范式后被称为“社会剖析小说”，影响深远。

    1961年，艾芜被安排到云南去体验生活。一路的参观给艾芜带来写作的激情，他似乎再次找到了原来创作《南行记》的感觉，迫不及待的写作“南行记续篇”。这无疑满足了《南行记》读者对“续”的好奇，也再次给艾芜带来荣誉。

    1981年2月，艾芜受邀进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南行。云南的一路上，回忆着自己的经历，倾听着别人的遭遇，震憾于死亡一样的沉默，血的控诉，更加让艾芜感到人世之沧桑凄凉。9月起第三次南行的写作陆续发表，合集叫《南行记新篇》。

（选自王毅《艾芜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艾芜是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选自“百度百科”）

②艾芜的文章想象大胆，情调浪漫的色彩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而艾芜的性格却是认真刻苦、一丝不苟，他被称为“墨水瓶挂在脖子上写作的作家”。（选自200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艾芜和沙汀的友谊》，有删改）

③三次南行，对于艾芜的写作乃于他的一生都意义重大。南行，似乎成了艾芜一生的一条主要线索，成了艾芜写作的一个原点，他一次次地回到这里。（选自黄岳年《南行百年说艾芜》，有删改）

材料一：

    春节临近，烟花爆竹摆上了各地的零售摊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今年放不放鞭炮”的大讨论。

昨天，首都文明办发出倡议书，号召市民绿色环保、文明出行过大年，留住“北京蓝”。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人群中82.9%表示今年春节期间在北京不打算燃放烟花爆竹，比去年同期上升6.4个百分点。按照规定，如果在春节期间遇到空气重污染橙色以上预警，北京市将全面禁放烟花爆竹，98.3%的被访者表示会严格遵守。

    昨天，法晚记者从新浪微博等多渠道随机截取的1万8千余条网络留言显示，近四成网友不想燃放烟花爆竹是出于保护空气环境考虑，另外，有近一半的网友建议各地组织一次集中燃放，既安全又环保。

（节选自《法制晚报》）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长期肆虐，人们对蓝天白云的迫切渴求，呼吁不放烟花爆竹的民间声音已经越来越强烈。首都文明办顺势而为，发出倡议，语言亲和平易，感情真诚友善，可谓顺应民心之举。相对于此前河南“禁炮令”的朝令夕改，高明了太多。

穹顶之下，雾霾肆虐，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少有人是彻底的无辜者。人类存在于城市之中，每个人都在排放、每辆车都会排放PM2.5，每个家庭都在使用和消耗能源。通过行为的克制，为环保尽一份力，应该成为每一位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然而，自觉行动是一码事儿，强制限制是另一码事儿，春节期间的“禁炮令”不是不能出台，应确需充分的民意支持、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完成行政和法律程序，方可实施。在此之前，引导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节选自《每日新报》）

材料三：

    给鞭炮热降温确有必要。除了固有的不安全因素外，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略。最近几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普遍偏差，一级二级预警天数显著增多。而燃放烟花爆竹，往往会让本来就很差的空气质量雪上加霜，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台禁放、限放烟花爆竹措施，这确实大有必要。

    烟花爆竹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尽管燃放烟花爆竹具有极大的危害，我们很难一步到位将其彻底禁止。过年，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过年方式。但前提是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不能为了利益去铤而走险，做出违法的举动，这到头来只会是害人害己。而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积极寻求新的、更安全、更环保、不扰民的过年欢乐方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说，确有必要给当前的“鞭炮热”降降温。

（节选自“东北新闻网”）

材料四：

    近年来，各地对于春节烟花爆竹的管理从限放到禁放，体现的是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而普通民众从对禁止放炮规则的抵制到主动执行，也说明大家环保意识在增强，人人都希望过一个祥和绿色的健康年。电子鞭炮作为年货“新宠”持续走俏，就是环保宣传、民众自省的最佳佐证。

    事实上，“年味儿”并不等于“炮味儿”，传统的中国年有丰富的年俗，少了鞭炮，还有祭灶、除尘、写春联、挂年画、贴窗花、蒸年糕、包饺子、守岁、拜年、舞狮子、耍龙灯、逛花市、赏灯会等，这些方式都会使“年”更有味道。

    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承担责任，自觉放弃燃放爆竹，为改变公共环境尽一份心力，形成了政府提醒、百姓配合的社会管理新局面。它的价值将远超春节不放爆竹本身。

（节选自《法制晚报》）

材料一：

    走出国门20年后，已经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公司”的华为，正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考验。

    成立于1987年的华为，从代理香港公司产品起家，逐渐开始自主开发产品，到1995年，华为的销售规模已经达到15亿元，但由于中国国内电信设备市场的总体发展速度放缓，华为在传统的程控交换机领域的利润被吞蚀，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压力，而市场需求也开始出现多元化。

“‘走出去’是为了活下去！”华为副董事长郭平曾在2012年的一次会议上这样解释华为“走出去”的内在动力。根据华为2017年年报，目前华为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世界1/3以上的人口。2017年，华为销售收入实现6036.21亿元，其中欧洲、中东、非洲地区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1638.54亿元，同比增长4.7%；亚太地区实现销售收入744.27亿元，同比增长10.3%。只有美洲区域受拉丁美洲运营商业务市场投资周期波动影响，销售收入有所下滑，为人民币392.85亿元。

    “华为是中国少有的愿意去了解全球的技术治理机制，熟悉全球专利制度和电信标准技术制度，与技术治理的利益相关方有很好的互动，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超越现有治理机制的一个公司。”清华大学朱恒源副所长如此评价。他说：中国建设全球化的过程，是进入商业市场的全球化过程，所有人都需要适应。但是，主导全球的话语体系是欧美发达国家建立的，要在这个体系里崛起、发展、为自己争取空间，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会用别人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个语言首先是英语，其次是规则。

（摘编自《华为：荆棘丛生的国际化道路》）

材料二：

    近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注。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的“新常态”之下，参与全球竞争的中国企业首先必须掌握好法律工具。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进程，就意味着融入国际规则，在所在国法律框架下开展业务。这就要求中国的企业有更强的法律意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当今世界，虽然逆流横行，但全球化仍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对于华为来说，只要技术领先，产品质量好，性价比高，最终可以赢得市场。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尽管遇到各种干扰和阻力，但争取到更多的国际合作，企业和产品争取到更多的认可和支持，正是回应这些干扰最好的方式。

（摘编自《竞争摩擦不可避免，但中国企业的全球抱负不应削弱》）

材料三：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将加强与主要大国沟通对话与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拓展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积极为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中国建设性方案。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继续推动中美经贸碰商。中国秉持互利合作、共赢发展，一贯主张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贸易争端。我们对作出的承诺认真履行，对自身合法权益坚决维护。

（摘编自李克强总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数据来源：艺恩电影智库 数据统计时间：2012.01.01-2017.09.27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材料一

    据多家媒体报道，多项研究显示近年来全世界的蜜蜂数量减少，甚至存在灭绝风险，蜜蜂数量锐减已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

    在坊间传闻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蜜蜂消失后，人类只能活四年。”这个假托爱因斯坦的说法虽然已被证实确实为“假托”，但却从一定程度上昭示了蜜蜂的特殊性。

    在人类发现蔗糖和甜菜糖之前，是蜜蜂生产的蜂蜜开拓了人类舌头味薔上最初的甜。假如蜜蜂灭绝了，首先人类可能再享受不到蜂蜜的美味了。其次，除了玉米、小麦、大米等风媒作物以外，全球约30%的农作物都依賴虫蝶授粉，如果传粉昆虫消失，虫媒作物的产量就会显著下降，有些甚至会出现减产甚至绝收的危机，人口数量持续暴增的人类将面临严重的饥荒。

有研究表明，相比人工授粉，昆虫授粉可以使大多数作物的产量质量都得到提高。而相比苍蝇、黄蜂、甲虫这些授粉昆虫，能够大规模家养的蜜蜂在授粉上更高效更专业，。

    (摘编自《假如蜜蜂灭绝人类只能活四年？》2018年4月3日《中国妇女报》)

    材料二

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在自然界中是非常珍貴的能量来源，是许多动物都无法拒绝的诱惑。通过法国及西班牙岩画上的证据推测，人类大约从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在野外获得蜂蜜了。

    为了获得秘密的蜂蜜来源，古塢及人最早对蜜蜂进行驯养。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养的昆虫之一，西方蜜蜂随着人类活动被带到世界各地。目前除南极洲外，每个大陆均有西方蜜蜂分布。但毕竟西方蜜蜂对于许多地区来说是一种人为引入的外来物种。由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一些本土的野生蜜蜂种群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

    以中国为例。西方蜜蜂于1896年被引入，由于它们体型较大，竞争能力强，造成我国野外分布的原生种类中华蜜蜂的分布区域迅速缩小，而一些本土生态系统中依赖中华蜜蜂传粉的植物，西方蜜蜂很少拜访，进而也影响到植物授粉量。

    (摘编自《“蜜蜂消失后，人类只能活四年”》，2018年5月1日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

    材料三

    为了防患于未然，科学家们也开始着手研究“机器蜂”或其他替代品，来实现蜜蜂的授粉功能，以应对未来蜜蜂可能消亡的糟糕情况。但从目前来看，短期内都无法代替蜜蜂。

    想要生产1千克的蜂蜜，辛勤的蜜蜂必须要完成200万朵花以上的巨大“工作量”，90万英亩(约3642.17平方千米)的杏仁树，需要蜜蜂为3万亿朵花来授粉。像无人机授粉这种方式需要远程操控，指挥整个蜂群那样的一大群无人机似乎不切实际。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某日，通过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和人工智能，无人机有一天“学会”自己飞行。

    机器蜂无法像真正蜜蜂一样“酿造”香甜的蜜，因为蜂产品内部有蜜蜂自身携带的生物活性物质，这点是机器蜂完全不可能取代的。

    另外，在传粉昆虫和开花植物的协同进化过程中，蜜蜂等昆虫逐渐形成了高效传播花粉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这也是机器蜂难以具备的。

    (摘编自《假如蜜蜂灭绝，人类只能活四年？并非耸人听闻》2017年4月24日新浪科技)

    材料一：作为首部国产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为启动中国科幻影视工业奠定了基础。“它达到了行业很高水准，迈出了追赶好莱坞顶级制作的一大步。”未来事务管理局合伙人李兆欣说。

    《流浪地球》的核心情感之一是传递中国人对家的眷恋之情。这是国人关于亲情、英雄、故园、家国的故事。影片中的春节、回家等情感元素，契合了春节档期的节日氛围。同时，电影把故事架构在浩瀚宇宙中，用具象化的电影表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本土文化。导演郭帆表示，文化内核将是我们科幻文化的基石。

    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说，《流浪地球》广受好评，说明中国的科幻创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由“单打独斗”的图书出版为主向“集团作战”的电影制作为主转变。高水平的作品、受众市场的培育、稳定的投资、科幻迷群体的增长是中国科幻创作进一步发展的四大关键因素。这种转变所反映出的全社会科幻热情的高涨，也和中国近年来在科技领域的整体显著进步有直接关联。

    （摘编自《中国科幻电影一大步》，《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2月9日）

    材料二：中国电影整体上处在从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型的阶段，不少环节存在明显短板。

    硬科幻电影的投资规模很大，而且是一种风险投资，其投融资模式还有待探索。《流浪地球》拍摄一度面临资金短缺等困境，是主演自掏腰包6000万才使之得以起死回生。这类“剧情”很难被复制。科幻大片的前提是优秀的科幻小说，目前国内科幻创作的队伍还十分弱小。具有全民知名度和市场号召力的科幻作家屈指可数。硬科幻电影特效制作方面的专业人才，既要有对艺术深刻的鉴赏力，又要有坚实的理工科背景。这方面我们的储备远远不够。

    近年来上映的美国科幻大片着眼的是利用电视电影强大的传播力来进行科学文化传播。这需要制度保障：一是建立电影和电视作品的科学性审查机制；二是在硬科幻电影的编剧、导演、道具制作等环节，要建立科学家、科普专家参与到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机制。

    （摘编自《我们离硬科幻电影时代还有多远？》，《新京报》2019年2月11日）

    材料三：中国科幻的“中国”命题如何成立?导演郭帆希望能够在创作中尽量提炼出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元素，他曾表示：“希望中国科幻电影能够成为像中国的武侠片一样对世界电影史有一定意义的电影。”

    要世界接受中国科幻电影，全面复制好莱坞科幻电影的模式显然不可行。有人提出，可以借鉴日本、韩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经验——把民族特色、当代亚洲的都市体验与科幻的普世性相结合。

    另外，中国社会最近10年所发生的剧烈变化，给科幻作者带来了很大的创作空间，利用这些体验去创作正是科幻电影本土化的契机。

    (摘编自《中国科幻电影的前世今生》，《解放日报》2019年2月18日)

    材料四：麻辣财经：《星球大战》等知名科幻电影产业链很长，衍生出了很多周边产品。《流浪地球》在相关市场开发上，有哪些考虑?

    龚格尔(《流浪地球》制片人)：好苿坞动漫、科幻电影都有比较完善的全产业链条支撑，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当前，我国电影衍生品运营机制还不够完善，尚未形成包括科技研发应用在内的工业体系。不能太急躁，首先还是要用心把电影做好。《流浪地球》的后市场开发还没有深入详细的规划。

(摘编自《〈流浪地球〉金猪拱门，科幻产业成掘金新战场?》，人民网2019年2月11日)

材料一：

5G，即第五代移动电话行动通信标准，是对现有无线接入技术（包括2G、3G、4G和WiFi）的技术演进。中国5G技术研发试验在2016—2018年进行，分5G关键技术试验、5G技术方案验证和5G系统验证三个阶段实施。5G第一个标准版本于2018年6月完成，完整版本或于2019 年9月完成，并有望在2020年实现大规模商用。5G移动通信技术是通信技术不断发展和移动用户不断增多的必然产物，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重视。从基础条件来看，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近几年经济的发展更是带动了信息产业的超高速发展，整个数据处理能力正稳步提升。同时，中国发展5G还具有政策红利，国家早于2013年进行5G发展战略规划；华为等通信巨头频频完成技术突破，助力中国5G技术走在全球前列。

    （摘编自《2018中国5G产业市场与商业应用模式研究报告》）

    材料三：

    5G可达到10GB/秒。传输速度的提升，意味着网络容量的扩大，在同一时间内，就可以允许更多的用户访问网络。5G通信使用毫米波技术，容量超大。毫米波覆盖的频带范围非常宽，能够满足数字信号的传输要求。其兼容性也很好，5G通信选用多输入多输出技术，通过部署大规模天线阵列，就能够支持几百根天线同时工作。

    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之下的全球化高科技公司来说，想要生存并发展，首先要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前段时间，作为全球四大通讯器材商之一的中兴公司由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元气大伤。其次要有风险意识，以美国为例，其兴趣主要在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不惜为此高筑贸易垒壁。全球化的高科技公司所面临的贸易形势非常严峻，因此在开拓新的市场时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另外需分散经营，多点开花。如华为的产品在西方发达国家遭到抵制，却突破封锁，在印度有所收获。

    （摘编自《5G：高科技之争缘何变了味？》）

    材料四：

    未来5G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将是巨大的。根据预测，到2035年，5G在多个行业将会为全球经济创造12.3万亿美元的产出，占2035年全球实际总产出的4.6%。在中国，从产出规模上看，2030年5G带动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将分别达到6.3万亿和10.6万亿元。中国和美国有望在接下来的15到20年都主导5G研发与资本支出。在2020—2035年间，美国在5G价值链的研发与资本性支出为1.2万亿美元，份额约为28%，中国为1.1万亿美元，份额约为24%。到时排名前两位的美国、中国会共占超过一半的份额。

2019年将会是5G商用元年，5G的投资会贯穿2019全年。中国高铁成为中国名片，是建立在京沪高铁350KM稳定运营的基础上；中国5G则需要建立在华为、中信、移动、电信、联通和大量的成熟产业链的基础上。目前以华为为首的一批5G公司，正在逐步掌握核心科技，成为5G技术的引领者。

（摘编自《中国的5G建设，未来会成为中国的名片》）

    材料一：

    思维导图，英文是The Mind Map，又叫心智导图，是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思维工具，它简单却又很有效，是一种实用性的思维工具。

    思维导图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使主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链接。思维导图充分运用左右脑的机能，利用记忆、阅读、思维的规律，协助人们在科学与艺术、逻辑与想象之间平衡发展，从而开启人类大脑的无限潜能。思维导图因此具有人类思维的强大功能。

    思维导图是一种将思维形象化的方法。我们知道发散性思维是人类大脑的自然思考方式，每一种进入大脑的资料，不论是感觉、记忆或是想法——包括文字、数字、符码、香气、食物、线条、颜色、意象、节奏、音符等，都可以成为一个思考中心，并由此中心向外发散出成千上万的关节点，每一个关节点代表与中心主题的一个连结，而每一个连结又可以成为另一个中心主题，再向外发散出成千上万的关节点，呈现出放射性立体结构，而这些关节的连结可以视为你的记忆，就如同大脑中的神经元一样互相连接，也就是你的个人数据库。

    材料二：

    思维导图利用图像、分支和关键词等元素，充分调动全脑来记录和表达思想，它有四大原理，分别是图像原理、发散原理、收敛原理和主动原理，它有四大要素，分别是图像、颜色、线条和关键词。

    思维导图的结构也很简单，主要结构是中心图、主干和分支，除了中心图、主干和分支之外，还有关键词和小图像。

    中心图占据了思维导图的中心，是将思维导图的主题以一幅大的图像或者“图像＋文字”的形式表示出来；主干也叫思维导图的一级分支，它与思维导图的中心图相连，是信息组织的主要几个大的方面；一级分支下面又有二级分支，是每一个大方面下的几个小方面。逻辑层次非常清晰。主干和分支以线条的形式表现，关键词写在线条上，简洁明了。

    关键词和分支旁边可以画一些小图像，加以颜色等，就可以更好地刺激大脑，印象更加深刻。

    材料三：

    从系统思维的要求来看。思维导图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工具。主要原因是：思维导图表面上看是一张放射性的大网，但如果把枝叶都垂下来，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树形结构。而现实中的系统绝不会都只是树形结构这么简单，系统的结构是非常多样的，并且有的复杂系统很可能是多种基本结构的组合，会非常复杂。所以，如果凡事都用思维导图，那么我们其实是曲解和简化了原本的系统。

    不少人把思维导图既当作自己思考某个问题的起点，又当成了终点。当把一张思维导图画完时，就以为已经大功告成、万事大吉。思维导图的流行使很多人误以为系统分析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可控的过程，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给剖析清楚。它使人们忽视了系统的复杂性，低估了系统思维的艰巨程度，从而逐渐形成一种浅尝辄止的思维习惯。

    所以对待思维导图正确的做法是：适度地使用它，把它作为思维工具之一，而不是全部。以问题的本质、本原为起点和终点进行思考，思维可视化的形式应依不同问题的性质而自由变化和创造，不必拘泥于思维导图的结构和风格。

材料一：

中华读书报：20世纪70年代您就开始诗歌创作，诗歌使您的作品具有怎样的底色？

梁衡：诗歌是时代的号角。我写诗也是受到时代的影响，1975年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写大寨的诗歌。我小时候受古典诗文的熏陶，被父亲逼着背《千家诗》。大学赶上激情澎湃的时代，《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等，我都背过。诗歌对我的创作的影响，一是陶冶情感，二是锤炼语言。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激情。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时期举办第一次“全国好新闻奖”，您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就得了奖。新闻和文学，您是如何转化自如的？

梁衡：首先是时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正好抓住了。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主角，记者是时代的主笔，我写《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就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关口。但那篇通讯只有几千字。正好《青年文学》创刊号要出版，我以此为题材写了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获得几个文学奖项，这是时代给予的。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即使您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创作也没有停止。《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等政治散文被誉为“红色经典”。创作这类作品，您是否愿意谈谈是如何把握的？有何特点？

梁衡：写政治散文和我的经历有关。自古作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家、思想家兼作家，比如范伸淹和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是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思考；一种是专业作家，比如李白、司马相如。那时兼职作家多于专业作家。当然现在专业作家多了，倒过来了，多于政治作家。作为官员作家，我认为有责任从我理解的高度为下一代讲清楚历史。我写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但我走的一条特殊的路子，把伟人的思想人格提炼出来，用辩证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把历史的面貌剥清楚，挖掘其轨迹和情感。文学是人学，当然也应该是伟人之学。

我的政治散文把握这样几点，一是直接抒写同时代的重大政治人物和事件，剖析理事，不避尊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六位总书记我写过三位，包括瞿秋白、张闻天、等，其他重要领袖人物如周恩来、、彭德怀、方志敏等也都写过。二是书写前代人物、事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审视，找到独特的切入点，关照现实。

中华读书报：对于散文创作，您的主张是什么？

梁衡：我的文学主张是“二为三境五诀”：“二为”指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散文唯美是对的，但文章只有美的技巧，作家就成了一个杂技演员。我主张文以载道，要有思想。“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境界，一是客观的描述之美，“形境”；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教人留恋体味，“情境”；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谓之“理境”，这三个境界一个比一个高。“五诀”是：形、事、情、理、典。指要达到三境的方法，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您谈的最多的是“时代”。您的文学创作与国家命运总是连在一起的。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为什么您有这种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

梁衡：一是来自家庭熏陶。我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后担任霍州县长。他读了很多书，我受他的思想影响。二是来自时代和大学教育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大家一起照相，他坐在前边的椅子上，后面的同学很清楚地看到他肩膀上的补丁。人大就是那样艰苦奋斗的氛围。当年我们学雷锋学焦裕禄，每到周末同学们找地方帮别人义务干活。时代造就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三是受马列主义、西方科学史和的世界观的影响。

（摘编自舒晋洽《梁衡：从学术中拎出一条文学的彩线》）

材料二：

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与“骚圣”屈原、“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等一起，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元朔二年，汉武帝实施“推恩令”，真正结束了绵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司马相如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又合称《天子游猎赋》）完成于推恩令的酝酿期。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司马相如敏锐地感觉到了诸侯王横行的时代即将过去，大一统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以当时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纵笔讴歌了这一历史转变。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尽管从经学的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相如赋主题的误读。笔者认为，《天子游猎赋》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歌颂汉朝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肯定朝廷对诸侯王的规范与管理；第二个主题是劝导汉武帝戒奢从俭，实行德政。第二个主题，只是司马相如顺便对汉武帝做的一个提醒与劝诫，并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即自我悔悟、改弦易辙的方式体现的，用语十分含蓄。

“赋圣”崛起，离不开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天下一统、经济繁荣、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

（摘编自踪凡《“赋圣”何以诞生》）

材料一：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林雅华最近在和中学任教的同学聊天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老师家长都力推孩子看《觉醒年代》，孩子竟然难得‘听话’，和家长一起坐下来，看得津津有味——代际之间形成目光的交汇”。

《觉醒年代》凭什么吸引年轻人，或者说，当下收视和口碑双赢的主旋律剧，究竟有什么秘密，让年轻人如此“上头”？

林雅华认为，主旋律剧满足了当下年轻人了解新话题、认识新思想的欲望。在国家与社会昂扬奋进的总体氛围中，新的话题随之产生，新的“流行”亦随之产生。年轻人是社会中最活跃的文化群体，他们对国家与社会的变化也是感受最为敏锐的群体，在某种意义上，这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同频共振”。文化领域的现象更是如此。如果没有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山海情》一类的作品也就没有如此坚实的依托，年轻人也不会对此形成话题的场域。《觉醒年代》同样如此。国力的提升唤起了当下年轻人“平视”这个世界的自信心，也给他们带来新的话题，而《觉醒年代》恰好是这个话题最好的呈现。

另外，主旋律剧的价值和意义迎合了当下年轻人的成长需求。林雅华说：“无论是《山海情》还是《觉醒年代》，剧中都有一个很突出的主题——年轻人应该怎样活着。”

“个人层面的痛苦和烦恼，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代年轻人都在时代的大潮中找寻青春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林雅华说，“当下，身处巨大竞争压力中的年轻人，在主旋律剧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不熟悉的风云激荡的时代，看到上一代年轻人追寻意义的过程。这在某种意义上为他们打开了视野，让他们看到了青春意义与生命意义的深刻书写——那就是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在为理想和信仰的奋斗中，克服琐碎和平庸，从而获得某种超越。”

在林雅华看来，为了“打入”年轻人的圈子，主旋律剧也逐渐善于“娱乐”。当然，这里的“娱乐”，并不是娱乐化。“娱乐化”往往将娱乐放在首位，人为降低了严肃性与真实性；而“娱乐”是寻找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切入，借助故事、细节和走下“神坛”的人性，使中国历史与主旋律思想更易于被年轻人接受。

从这个角度看，年轻人之所以喜欢《觉醒年代》，是因为剧作消弭了历史人物与当下年轻人之间的距离。对于剧中人，现在的年轻人不需要仰视，也不必被他们的“权威”吓倒，师长、朋友般的形象，让大家觉得他们宛若眼前，蔡元培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慢羊羊村长”，还有他那句挂在嘴边的“谁也不能伤害我蔡元培的学生”，很难不让人心生喜爱。

《觉醒年代》还让年轻人对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产生了感性的发现。陈独秀在陶然亭约见钱玄同、刘师培，三位文人有诗酒相伴，在大雪当中谈论国家与民族未来，有诗情画意，也有豪情社志；新旧文化两派人马对战，双方都很有PK精神，为了怎么在杂志与报纸上“打嘴仗”，两方也经常在内部唇枪舌剑，火花通常在此诞生，这对年轻人来说，是种陌生体验。

在好看和“上头”之后，主旋律剧的价值和意义终究会凸显出来，年轻人其实一直在寻找活着的意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从这些主旋律剧作中，带着温度和情感，穿越历史而来。

（摘编自蒋肖斌《<觉醒年代><山海情>回答的是：你的青春应当怎样度过》

材料二：

在中国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节点，《觉醒年代》用初心、匠心、诚心、史心、艺心，熔铸成有质感的影像语言，追寻跨越历史长河的中华民族精神，为电视剧献礼中国百年华诞再添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力作，照亮了同类电视剧的创作之路。

这部作品首次以电视剧的形式回溯中国的起源和孕育过程，生动再现中国近代历史的大变局，深刻讲述中国人民是如何选择了中国。此外，这部剧首次将中国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追求真理、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过程正面清晰展现出来，彰显中国的来历和初心，这是《觉醒年代》的主题，也是最重要的艺术贡献。

该剧以精巧的故事架构全景展示中国近代惊心动魄的思想变革。《觉醒年代》从社会思想观念的进步切入，以《青年杂志》问世到《新青年》成为中国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建立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觉醒年代》对思想变革进行戏剧性架构，既保持政论性又突出观赏性，达到了“让观感舒服的状态”。

（摘编自杨明品《<觉醒年代>：党史学习的优质教科书》）

同志在为《福州古厝》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近日，总书记沿河西走廊自西向东，先后来到敦煌、嘉峪关、张掖、武威、兰州等历史文化名城考察调研，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城市文脉的关注。

城市文脉是贯穿于一个城市历史文化中的人类精神血脉，是这个城市在漫长时光中积淀的地域色彩和文化个性。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保存好自己城市的文脉，因为这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资源和动能。今天，国人有能力在城市文脉保护中大有作为了。

近年来，我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其他类型的城市，进行了大量城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的制度探索。除了历史文化名城必备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外，各地还制订了许多接地气、可操作的具体规章制度。这些具体细致的法规将会为城市文脉的保存延续发挥长久的积极作用。但是直到今天，总体上看我国城市文脉保存制度建设的路仍然很长，城市之间参差不齐的情况比较普遍，每个城市都有大量空白处需要填补，都有大量调查研究的具体工作要做。

要保存好城市的文脉，必须发挥多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在城市文脉的保护工作中，社会力量参与的意愿比较积极。一般说来，企业更适合于需要投资并能得到回报的项目，社会组织更适合于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个人则多做志愿者或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三者配合，可以较好地推动城市文脉的保存。就中西部城市文物保护工作最为常见的资金困难问题来说，企业的进入使市场资本参与进来，可以大大缓解这一难题。就东部城市文物保护人力不足的突出问题来说，运用较为充裕的财政资金购买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服务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较好方式。

要保存好城市的文脉，必须做到保护优先和合理利用的辩证统一，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作为城市文脉载体的文物、遗迹、风俗都属于典型的文化资源，必须在保存完好的基础上经过现代城市的重新组织进入百姓生活，才能发挥出传递文明、保存特色、启迪心灵的作用。在此，我们既要关注城市文脉保存的本真整体效果，又要关注城市文脉延续的长期久远效果，同时还要关注城市文脉传播的数字虚拟效果。后者是利用5G技术将城市文化资源虚拟化，使其获得数字化的存在方式和延展方式。这是先进科学技术对城市文脉的保护和开拓运用。

对于城市管理者、建设者来说，一方面，应探索城市文脉的价值内涵、伦理特征、审美倾向。另一方面，要把这些认知通过街道布局、地名门牌、博物馆展陈、节日民俗活动甚至影视图书多层次立体式地呈现出来。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推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又能润物无声地滋养民众心灵，使城市文脉在延续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又不断增强对自己城市和民族传统的文化自信。

（节选自刘东超《保存好城市的文脉》）

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各种分配正义的原则，确定并规范各种资源、机会和财富的分配。在当代，政治哲学家基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对这些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进行归纳，我们会发现存在三种基本的原则，即平等、需要（福利）和应得。相较于当代分配正义观念，儒家视域中的良序社会应秉持哪些分配正义原则呢？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一原则是"生存需求原则"，也称人道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每个人的人格在天赋中都具有道德尊严；每个人的生存需求与同类人一样都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儒家认为，人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当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时，儒家生存需求原则提出了一种类似于"优先主义"的分配策略，主张优先满足那些生活更加困难的弱势群体，即"贫困者优先"。为此，儒家肯定了物质财富对于普通人民的重要性，"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膝文公上》），在儒家看来，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民生存的前提条件，更是实现人性向善的必要基础。因此，政府有责任保障老百姓的物质利益不受侵犯，而且应关注天下的穷苦百姓，尤其是须关注和救济鳏、寡、孤、独等无法自足的弱势群体。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二原则是以仁礼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又称贤能分配原则，其主要表现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根据这一原则要求，职位与俸禄应当按照人的贤能与贡献程度来进行分配，因此造成的职业分途、地位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是不正当的，故依儒家之见，仁德圣贤人物和士人君子与普通百姓相比，因为道德修养、功绩大小而占据不同的权位，享有不同的待遇所造成的差别又是应得的。在儒家的观念中，差等分配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常常通过社会分工加以论证。或者说，按社会分工所形成的等级差序来进行分配，显然是合乎正义的。相反，如果人人平等，事必躬行，反倒会乱了社会秩序，使人人疲于奔命，故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三原则是"机会开放原则"，也称机会平等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国家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开放部分社会职位，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被教化、学习等方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和能力，从而担任一定的官职，带领民众走向仁爱之道。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一主张的确在客观上将"劳心""劳力"与"治人""治于人"等同起来，将社会分工与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等级混同在一起，造成了"治人"或政治统治异化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而广大劳力者只能被治于人。但我们也要看到，儒家在理论出发点上未必承认统治的一劳永逸，也并不否认包括平民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学习技艺和修身而获得参与政治的正当资格。

（摘编自敦鹏《论儒家分配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反思》）

材料一：

①在数量众多的学者中，有大批精通本业的专家和许多杰出的天才，而雄辩术虽有各种根据，因而可获得最丰厚的报酬，但成为演说家却绝非易事。除演说这项艺术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博大精深外，谁还能想象出其他原因？对于各种事物的渊博知识是必要的，否则词语的流利就会空洞可笑；演说本身的构成不仅依靠选择词语，而且依靠细心地遣词造句；自然赋予人的各种感情都应深刻地加以认识，因为演说中的一切力量和技艺都必须用来融合或激起听众的情感。应该具备一定的优美和机智，教养良好者应有的知识；在抨击和回答时的敏捷和简洁，以及精心表现出的体面和文雅。此外，还得记住全部古代知识和大量事例；一般法律，特别是民法的知识也不能忽视。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由身体的动作、姿势、外观和声音的抑扬变化所决定的演说风格。因为相对平凡的演员表演艺术就已证明：从本质上说，风格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力量。

②尽管许多人都以极大的努力塑造自己的外观、声音和姿势，但谁不知道，能使人们屏息聆听的演说家过去和现在都屈指可数？对于记忆，那个一切事物的贮藏库，我能说些什么呢？除非它所保存的素材和词语是思想和创造力的成果，否则，纵使演说家的才能超群，亦将无所裨益。我们不必惊叹优秀演说家之难得，因为雄辩术来自所有上述各种条件，而每一种条件都须经过艰苦努力才能成功地获得。我们还要告诫孩子们和珍视其荣誉与光荣的人深思这个目标的深广程度，不要以为通过他们现正遵循着的箴言和大师们的教导，通过练习就可以达到预期的高度，而应懂得他们必须采用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摘编自西塞罗《大演说家的本质》）

材料二：

①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②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③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④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⑤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

（摘编自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2020年被称为“火星年”，“窗口”将在这一年打开。这是奔赴火星的窗口，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窗口，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火星探测器的发射窗口每隔26个月才出现一次，错过这次照面，要再等780天。为了把握这难得的发射机会，各国摩拳擦掌，纷纷推进各自的“探火”计划。2020年，在飞出地球、去往火星的航天器队列中，将首次出现五星红旗的标识，我国地外行星探索任务的空白将就此填补。而国内首部系统论述火星的权威性科学专著《火星科学概论》（欧阳自远、邹永廖主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及时推出，应运而生，满足了从事火星探测的科技工作者的需要，填补了我国在火星科学研究著作方面的空白。

《火星科学概论》涵盖了火星在太阳系中的地位、与其他类地行星的比较、空间与表面环境、形貌构造、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火星的形成与演化等内容，系统分析了国际火星探测的历程和未来规划，特别是我国火星探测的科学设想等，不仅展示了已有的探测成果，还分析了火星探测目前存在的重要科学问题。

2020年，我国第一次实施地外行星探测，就将开创人类火星探测史上的新纪录：在一次任务中实现轨道器的“绕”、着陆器的“落”、火星车的“巡”三个目标。那么，轨道器、着陆器、火星车各自的使命是什么，它们的科学仪器、功能指标、结构设计又有何区别？火星探测任务要面对的火星环境是怎样的，需要克服哪些困难？人类历史上的几十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了哪些新发现，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又有哪些特色与创新？你所希望了解的这一切，都能在《火星科学概论》中找到答案。

中国人历来对探索宇宙充满好奇。从“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到“神舟五号”飞船实现中国人飞天梦，再到“嫦娥一号”上九天揽月，航天人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踏出了中国航天事业从地球出发，走向深空的每一个脚印，也是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的宝贵见证。

中国探月工程始于2004年，而火星探测工程则于2016年立项，“玉兔”和后来的“玉兔二号”月球车，显然为火星车的研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月球和火星的环境却截然不同。月球土壤颗粒尖锐，月尘带有静电，但火星不存在这个问题。火星上稀薄的大气对人类生存来说是好事，但难以准确预测的气压和风向，给穿过大气层的航天器增加了许多不可预知的影响，让登陆火星的技术难度要比登陆月球大得多。火星比地球更加远离太阳，温度更低，加之球性的沙尘暴遮挡太阳能电池板，火星车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为此，中国的火星车将有一对“更大、更漂亮”的翅膀，努力迎着阳光奔跑。

材料一　家国天下是中华文化无论走向何方都割舍不了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情结。它指涉三种伦理实体：家是本源而直接的伦理实体，是最小的共同体；天下是普遍而抽象的伦理实体，是最大的共同体；国作为现实的伦理实体，既是家的扩展，又关联着天下之想象。家国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诠释的中心，它使中国人在不同的实践境域中，无论是作为家人、国人还是作为天下人，都与其所在的世界结成唇齿相依的关联。

中华文化中各种共同体的道德前提离不开家国天下的伦理情结。以此观家、观国、观天下，就是用一种关联性思维把个体与整体相贯通的家国天下的伦理观。用这种伦理观看待家国天下，则一切共同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命运共同体。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延展看，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内蕴着一种走向世界的伦理情结，并由此预设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精神轨迹。

共同体的想象是中华文化礼治德治之本和文明教化之根。它从历史深处走来，构成了中华文化将个人命运与共同体整体命运相融贯的伦理型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植于共同体之中。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摘编自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在谈到“天下”的时候，中国古代总是将它和“公”与“太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平理念。《老子》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认为只有以天下为怀，其德才能称得上“普”。《管子》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他的意思是，处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怀，处理到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怀。《礼记》引录孔子的话——“天下为公”。“公”可以理解为公正、公平、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则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平是天下公平基础上的提升。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这中间含有生态平衡之义；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由于“太平”概念视界阔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友好相处就是没有战争。张载提出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这一理念认为，这种太平不能只是一时的，而应是“万世”的。换句话说，张载要的是永久的太平。这万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来？张载提出“开”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开”就不能靠等，靠恩赐，事实是太平等不来，也没有谁能恩赐。“开”，就是开拓、开发、开创。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时也会有最大的牺牲。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里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摘编自金香花《“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