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综合 知识点题库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材料一：

    从模特走台到婚庆主持，从影视拍摄到电视选秀，越来越多的幼稚面孔出现在大众娱乐的领域。带着孩子走进“娱乐圈”已成为许多家长的选择。3岁练舞蹈、4岁学钢琴、5岁练书法、6岁画国画的孩子比比皆是，“小明星”们正在被全力打造出来。看看舞台上的这些孩子们吧——“小模特”浓妆艳抹扭腰摆胯，“小婚礼司仪”煽情搞笑大谈情爱，“小歌手”劲歌热舞高唱情歌……他们的脸上少了些许天真，多了几分成熟；少了些许稚趣，多了几分老成。

    为了成名成星这样一件概率极小的事情把孩子抛进“名利场”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古有方仲永“天才沦为平庸”的先例，今有因成功主演《小鬼当家》中的“凯文”而一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耀眼的童星的麦考利﹒卡尔金的堕落。鲜花和掌声往往成为“童星”成长中的陷阱。而那些娱乐圈的“常青树”多是在成年后才涉足此行业的，他们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涉足娱乐圈是他们在对自身兴趣特长进行客观审视、对才能智慧进行正确评估和对未来人生道路进行合理规划之后，做出的职业选择。因此，他们的“星光”经久不衰。著名主持人杨澜，在大学毕业加盟《正大综艺》之前，走的是一条中规中矩的求学道路，成为央视当红主持人的她后来又主动选择了全身而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传媒学硕士，为自己充电，从主持人走向传媒管理并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杨澜的厚积薄发对那些心急的“童星”父母来说，很有启发性——让孩子成为社会良材才是父母最大的成功。

材料二：

    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课”，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近日，九部门共同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其中，要求城市与农村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这一规划的出台，将引领家庭教育的新方向。

    俗话说，成人在家庭，成才在学校。自古以来，我们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纵观历史，古有“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被视为垂训子孙及家庭教育典范的《颜氏家训》，近代有“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的《傅雷家书》，当代则有五花八门、品类繁多的关于家庭教育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总结。可以说，家庭的一点一滴教育、培养、规范以及耳濡目染的熏陶，便是对孩子成人的塑造过程。家庭教育搞得好，孩子就行端人正，社会就风清气正，国家就魂强根正。

    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教育也逐渐进步。教育模式由过去的浅耕粗作到现在的精耕细作，方式由专制野蛮过渡到民主文明。然而，新的挑战也随之产生，有的家长借口忙，对孩子“生而不伴”；有的家长迫于生活压力，对孩子“养而不教”。与此同时，家长的困惑也与日俱增。随着网络作为“第三者”介入家庭生活，传统权威型家庭教育方式受到挑战；面对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家长不知如何把握教育尺度，比如重视学习成绩还是重视全面发展？诚实守信是不是就等于迂腐？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忍让是不是没出息？竞争激烈，还要不要协作互助……迎接挑战，解决困惑，必须沿着正确方向加强和引导家庭教育。

    还应看到，家庭教育首先是父母的自我教育。我们常说，父母就是孩子的“活教材”，“你的行为，决定孩子的世界”。试想，如果父母没有道德底线，如何教育孩子守住道德底线？如果父母贪污腐化堕落，何以教育孩子堂堂正正做人？当然，家长不能止于做个“好榜样”，还要当好“导航员”。如果我们急于求成，对孩子进行“掠夺性的早期开发”，他们的童年便黯然失色；如果我们虚荣攀比，以“为你好”的名义逼迫孩子学这学那，结果往往南辕北辙。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好家长，才能教育好孩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全球矿业巨头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塞巴斯蒂安·雅克日前表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为全球带来繁荣。他认为，澳中之间共同的经济利益为两国持续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澳中间的贸易合作多年来都是澳中关系中重要且成功的一部分。”雅克说，力拓长久以来在澳中贸易关系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中国目前是力拓最大的客户，该集团年度销售总额的43%以上来自中国。在谈到未来发展时，雅克表示要继续发展力拓集团与中国的关系，使其更加紧密。

（摘编自《落实“带一路”倡议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材料二：“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单方面去规划世界，而是要存正融入世界。“一带一路”建设涉及范围广、领域多，需要内外、各方协同联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切实推进统筹协调，坚持陆海统筹，坚持内外统筹，加强政企统筹。“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城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是中国倡议，但其成功需要凝聚国际共识、全球智慧。共建“一带一路”既需要各方诚意决心，也需要各方远见卓识；既需要战略对接、规划对接、项目对接，也需要智慧对接、舆论对接、行动对接。不断夯实持续发展新框架，需要实现上述六大方面的全面对接，特别是智慧对接。

（摘编自赵磊《“一带一路”展现新时期中国开放胸怀》）

材料三：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消息，居住在北极以外的人可能不清楚，但北极的人们正在蓬勃发展。在新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主导下，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文章称，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北极资源丰富，占地球储量的20％，人口稀少，居民人数仅有400万，基础设施欠发达。北冰洋迄今是世界上最小和最狭窄的大洋之一，连接着亚洲、欧洲和北美。北半球约有90％的国际贸易发生在这三大洲。通过利用北极运输，世界将获得更有效的运输系统，当地人将受益于经济机会的大幅增长。互惠互利是巨大的。文章称，北极有很大的增长机会。它位于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地位意味着它可以往南到欧洲，往西到北美，往东到亚洲，寻求合作伙伴来建设基础设施。

（摘编自《中国“一带一路”进入北极》）

材料四：

    “一带一路”源自历史文化概念。其中，文化交流合作是“一带一路”的灵魂，可以推动我国与沿线各国的全方位、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文化交流可以促进民心相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和宗教众多，政治立场、利益诉求、行为模式都存在巨大差别。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而实现民心相通，首要而有效的手段就是文化交流。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超越国界。发挥文化交流的向导力、融合力，可以全面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现状及利益诉求，从而起到消除偏见、化解歧见、增进共识的效果。

    文化交流可以保障合作共赢。近年来，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在欧亚地区活动日益科额；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相关国家仍存在一些领海、岛屿和海洋权益之争。要保证“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实现合作共赢，就离不开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在推进“一带一路”活动中，充分发挥文化的桥梁作用和引领作用，加强各国、各领保各阶层、各宗教信仰的交流交往，并使之成为政治、经贸、军事、社会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润滑剂”“催化剂”，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文化交流可以提升中国形象。“一带一路”是借用古丝路历史资源与沿线各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就要求我国能够换位思考，通过中华文化对外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以“中国智慧”丰富人类文明，主动塑造好文明大国的整体形象，让“一带一路”更加体现中国发展的包容性、普惠性、共享性，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亲和力。

（摘编自《努力推进“一带一路”建没下中外文化交流》）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近日，ETCP智慧停车产业研究院联手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共同发布《2017中国智慧停车行业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停车难”问题的症结，并不仅仅在于车位数量少。虽然我国停车位缺口率已经达到50%，但与此同时，车场的平均空置率也高达51.3%，存在严重的停车资源浪费现象，这正是导致停车难的另一大关键原因。

    《报告》提供的详细数据显示，各类停车场高峰期以外的时间段的车位使用率过低，其中，商务写字楼、公共场馆、医院、交通枢纽、商业综合体的停车场日均使用率均低于50%。尤其是商业综合体类停车场，其日均使用率仅为37%，低于平均水平的43%。

    《报告》以十大核心城市（武汉、成都、苏州、上海、重庆、广州、长沙、北京、西安、深圳）作为数据研究的主要样本，结果显示，2017年8月份城市车位最高使用率仅有55%（深圳），最低至38%（武汉）。

    综合来看，国内各大城市车位利用率之低，令人咋舌。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报告》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车位使用率提升到80%的情况下，重庆、上海两个城市单纯通过提升车位使用率，就能满足2019年的全部车位需求。也就是说，只要车位使用率提高到一定水平，未来两年内，即便这两个城市不再新建车位，也能满足车主的需求。

（摘编自《都说停车难，车位竟50%闲置？大数据报告揭露真相》2017年12月22日搜狐新闻）

材料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停车难问题产生的实质是稀缺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即有限的车位资源和日益增长的汽车需求间的矛盾。因此，解决思路主要在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种模式。”重庆规划展览馆规划研究中心总经理常延聚说。

    常延聚告诉记者，从国际经验来看，需求端主要以经济手段和替代手段为主。前者通过收费等形式抑制停车需求，如英国伦敦为限制车辆进入中心城区，从2000年起提高市区停车费用，且进入者要缴纳额外的“拥堵补偿费”。

    “此外，1962年日本出台法律，规定车主在上车牌时必须提供车库证明，确保在距离住宅直线距离2公里内有存车场所。伪造车库证明、有车而没车位都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曾在1998年推行类似的‘有位购车’制度，但由于出现虚开车位证明乱象，政府无法精准掌握市区的车位数量，这一具有前瞻性的举措于2004年取消，非常可惜。”程德安说。

    专家认为，替代手段重点则在打造舒适快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减少私家车的使用频次。如日本通过修建科学便利的公共轨道交通，使市民乐于接受，进而减少了私家车的使用。“所有城市交通政策的出台、资源的配置、设施的建设均应以落实‘公交优先’为第一要务。”周涛说。但一味抑制需求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还应从供给侧着手，在不过度限制市民停车需求和不占用过多土地面积之间寻找平衡点。

（摘编自《我国车位缺口超5000万个停车难“全面爆发”》2017年4月28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今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提出鼓励发展共享停车模式。基于共享思维，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将城市闲置停车位信息实时汇总分析，实现了对空闲停车资源的有效利用。

    市场的需求，再加上政策的支持，共享停车持续升温，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已有ETCP、Airparking、有位停车、车位分享等多款与共享停车有关的App上线。

    共享停车对于解决停车难确实有不少优势，部分城市已初见成效。一方面，共享停车可有效缓解停车难的问题。共享停车既可以提高车位的使用效率，又可以为业主带来收益、为车主带来便利。另一方面，相比新建停车场，共享停车无需增加任何土地的开发和使用成本，仅需服务平台、端口的技术支持以及少量的人力维护即可。

    共享停车在推广阶段遇到了不少麻烦。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停车位的矛盾，一些居民认为小区的停车位共享之后，随着陌生人、陌生车辆进入小区，会带来安全隐患。部分业主还面临着临租人延时带来的无位停车的问题。二是车位所有权复杂，有的属于小区业主，有的属于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等，所有者利益诉求并不一致。有些小区虽然符合共享停车位的条件，但是因为物业与业主之间本身就矛盾重重，为了避免引发更多的矛盾，业主、物业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不过“共享”已成为趋势，只是在实现共享停车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协同，细化规则，克服目前面临的种种困境，才能真正推动新举措的实施，从而极大地缓解“停车难”。

(摘编自《缓解停车难：共享停车已成未来发展趋势》2017年11月16日中国交通新闻网)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小题。

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他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的病，刚好了一点，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大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的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着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饰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他们，这种眼光是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象很难以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作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也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象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的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节选自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线教育市场需求升温。这种升温一方面在于在线教育类产品是面向家长市场，但体验者却是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用户错位的产品，因此它需要准确切中家长的心理需求。当前，中产阶层家庭队伍逐步壮大，对子女教育投入见涨，许多家长为了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下血本。而中产阶层对于知识、阶层与未来的焦虑往往会压在下一代身上，导致在线教育市场尤其是基础教育需求也逐步庞大。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处于基础教育的人口接近1.8亿，预计到了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0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指出，相较于传统线下教育，在线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它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学习时间碎片化的需求，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线教育还可以跨越由地域等方面因素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问题，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低了学习的门槛。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之前被紧紧封锁在学校围墙之内的知识信息，正在通过在线教育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出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一对一直播、一对多直播及录播相结合等多种在线教育形式，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尤其是近几年盛行的在线教育直播课程，更是受到不同群体的欢迎。在线教育直播课程不再是老师们自说自话的单方面授课形式，而是有了交流、分享的过程，这无疑提高了学习效果。

    “同时，在线教育机构在运营过程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房租等成本，使得在线教育体现出价格优势。”熊丙奇认为。

——搜狐网2017年08月18日

材料二：

    近段时间，“小猿搜题”涉不雅内容，指控“作业帮”蓄意抹黑陷害，两大在线教育平台激烈开打，再次将人们的视野拉回到这个已经被业内冷落许久的行业，隐藏在其背后的乱象及问题也浮出水面。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方平认为，健全行业自律不失为一剂良方。 “我国可以建立一个行业内部的权威认证机构。”它们的主要责任是，对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学成果进行追踪认定，不管是颁发的相关证书，还是作出的效果评价，都是真实而有效的。“该认证机构作为第三方，与在线教育机构和学员之间都不存在利益瓜葛，作出的评判可信度较高，但若该认证机构有失公允，则要负一定责任。”程方平解释说。

    对于建立权威认证机构，姚建龙认为可以借鉴，他建议我国建立完善有序的行业规则，帮助行业内部自查自纠，提高行业积极性。储朝晖指出，建立公正客观的行业标准，就要明确奖惩规则，对有良知的在线教育机构应积极鼓励，对粗制滥造、剽窃盗版甚至冒用他人名声宣传的，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采取零容忍态度。

    “除此之外，我国在线教育的教学质量不高，也成为制约在线教育发展的因素。”储朝晖建议，应当把握“内容为王”的原则，优秀教师和优秀内容才是在线教育发展的保证，才会有市场。

    熊丙奇认为，在线教育行业知识库体系庞大，专业多且层次深，因此行业内部需要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鼓励行业协会创建一套丰富的知识库体系，丰富在线课程的种类及内容，让整个行业受益。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三：

    如果要从源头抓起，准入资质是第一道环节。程方平认为：“教育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类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线教育机构还具有教书育人的责任，因此，教育机构不能以纯商业模式运作，工商注册管理和教育部门的双重认定方能取得办学资格，不仅不能放松，还需要严管才行。”

    姚建龙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在线教育培训法，在立法上明确主管部门和相关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共同治理。完善在线教育的资质审核，规范相关手续流程，加强对在线教育机构的审查，不仅要依法依规有序发展，还应将其子公司、分公司、加盟店等纳入审查范围，争取将每一个环节落实到位。

    程方平也建议，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在线教育教师的资格认证标准，从事在线教育的教师都要经过互联网和教育方面的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授课。

    “大力发展在线教育，不仅是社会的进步，更是时代的要求，因此立法上对此也应该加以鼓励，要制定相关的鼓励性政策。”姚建龙建议，应当将《教育法》第六十六条加以细化，增强我国的网络环境建设，打造更有利于信息化教育的发展环境，政府也应当加大对在线教育的投入，对发展优良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设一批质量优、口碑好的在线教育品牌。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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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优化生产和消費等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构建符合我国长远战略利益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有利于实现需求引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促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近年来，我国在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要看到，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重点领域消费市场还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监管体制尚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还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改善。

（摘编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

材料二：

    在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期间，消费对保持经济增长，稳定社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如上图所示，消费对GDP的贡献从2011到2012年期间断层工飞跃至50%以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首；在2015年，消费贡献又一次飞跃并开始稳定在65%左右，接近西方发达国家70%-80%的消费贡献率数字，表明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通过廉价出口与公共投资建设的快速积累资本阶段已经基本结束；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经验与规律开始逐渐适用于中国模式；经典经济学中，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开始在中国市场中有所体现。

（摘选自《亿欧智库：2017中国消费升级报告》）

材料三：

    没有一个严谨的权威来源可以考究，它是被人们约定俗成的用以描述一切“消费结构的升级变化”过程，并在经济学领域内被使用。

    亿欧智库研究发现，虽然各方对消费升级的具体界定均不相同，“消费结构改变”这一内核始终清晰。亿欧认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拥有三个层级：生存基本的温饱类需求、以“安全”和“娱乐”为代表的服务型需求，以及以“认同”、“尊重”为核心的自我实现型需求。随着购买力的发展，三类需求从底部向上依次实现。社会整体购买力的提升，会使得温饱、服务和实现三类需求按不同的比例得到满足，造成结构性变化；其次，当社会文化带动消费心理发生较大变化时，温饱型消费、服务型消费和实现性消费之间会直接发生平移转变。这两种变化，会带来消费品行业的震荡和消费品类的洗牌。

（摘选自《亿欧智库：2017中国消费升级报告》）

材料四：

    消费升级大趋势下，消费者想要的不只是产品，还包括更好的消费体验。《报告》显示随着技术新，消费习惯变化，零售业正在以满足消费需求为核心，围绕消费新场景，通过技术连接，实现线上线下消费渠道愈发融合，最终形成以“消费者数据”为核心的零售新生态。

    2017年新零售风起云涌，在人、货、场的重新架构中，人逐渐成为核心驱动因素，尤其是借助IP形象势能来拉动用户群体消费，已经变成越来越多零售品牌的共识。在影视剧等文化产品中做内容植入也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操作。百味草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植入中推出古典寒食“团子”，《三生三世》开播完结之后，“桃花醉”大卖，都体现了商家在消费升级时代的营销创新。

    围绕消费场景，消费升级企业势必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作为最重要的因素进行考虑。实现线上线下渠道融合的新零售也应运而生。

    跨界零售新物种“盒马”，通过商品再造、技术再造、流程再造和物流再造，把一般意义上的生鲜超市转变为移动互联时代的体验式消费中心。围绕“餐饮体验+生鲜超市零售+基于门店配送”，打造了新零售的样板间。通过算法驱动的智能物流，实现门店附近3公里范围内，30分钟送货上门。同时商品定位新鲜、健康、时尚、精致，围绕“大厨房”概念，基本以食品和日用百货为主，主打“盒马特色”的生鲜品种也一应俱全，满足用户一日三餐基本需求。

（摘编自《2017中国互联网消费数据报告：消费升级改变了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今天，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2018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已形成五大聚集区，相关投资增加明显。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政府和市场在“数字中国”建设领域的投资热度继续高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其中，各级政府的相关投资项目有超过六成投向了公共服务领域。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类企业已经形成了京津地区、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等五大聚集区域。在人才供需方面，中西部地区提供的大量人才，很多都流向了东南沿海省份。报告还指出了在“数字中国”发展中，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东、中、西部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再比如大数据发展非常快，但是人才跟进的速度还不够快。

国家信息中心还发布了《“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3.4%，高于我国整体外貿增速，雨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速最快。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貿易中，中国的进口额增速，五年来首次超过了出口。（摘编自《2018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发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018年5月5日）

    材料二：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为47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为236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相比增速达40.5%。预计未来几年，大数据市场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

   

接近2/3的企业已经成立了数据分析相关部门，企业对数据分析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近四成的企业已经应用了大数据。在接受调查的1572家企业中，已经应用大数据的企业有623家，占比39.6%，与2016年相比上升4.5%。

   

    （摘编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发布的《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8）》）

材料三：

    近期，交通出行、网络购物等诸多网络平台企业纷纷被曝出可能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购买同样的产品或服务，老客户反而要比新客户花钱更多。

    “杀熟”不是新事物，并非线上独有，在线下也很常见。以到餐厅吃饭为例，你若常去某家餐饮店就餐，与店主、伙计熟悉后，久而久之，反而会出现被怠慢现象：点完莱呼叫下单，服务员却迟迟不来。

    在“互联网+”消费环境中，“杀熟”发生更频繁、实现更容易，其背后是电商营销“千人千面”技术在起推手作用。平台方会根据搜集到的用户个人资料、购买习惯等行为信息，通过大数据模型建立用户画像，然后根据画像给不同用户推荐相应的产品、服务和定价，实行区别化的价格营销策略。说到底，用户相当于被大数据算法给“算计”了，消费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正当合法权益也受到侵害。

    无论线上线下，“杀熟”其实是“店大欺客”的一种表现。这个“大”，要么是“体量大”，仗着在行业中的支配地位，产生“奈何不了我”的盲目自信，要么是“架子大”，认为“用户忠诚度”足够高，导致服务开始缩水。

    治理大数据“杀熟”等各种“店大欺客”行为，监管部门理应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堵住监管漏洞，提高违法成本；平台应坚持“以用户为核心”的互联网思维，用更多优质服务吸引用户，并且在对大数据进行商业开发时，筑牢安全保护的防火墙，加宽隐私保护的屏障。

（摘编自《大数据杀熟，是在有意“消费”消费者的忠诚度》，《人民日报》2018年6月1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主持人）我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了，但贫富差距依然很大，那您认为收入分配格局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呢？

    （辜胜阻）我国经济总量（GDP）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我们人均GDP也从30年前的不到两千美金的水平，现在发展到人均GDP已经超过四千美金。我们现在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政府财政收入也早就超过日本了，应该说“国富”做得好。我们现在的财富分配格局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富人很少，中间层（中等收入阶层）也很少，大量的是低收入阶层。“十二五”期间怎么从“国富”走向国民共富，走向民富优先，在民富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富强，这是非常重要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前不久有一个争论，说中国是世界贫富差别最大的国家，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世界贫富差别最大的应该是巴西。巴西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贫富差别太大。它的行业贫富收入差别甚至达到28倍，我们现在的贫富差别是15倍。所以怎么样解决这种贫富差距，实现国民共富，特别是让老百姓先富起来，这是关键。

    （主持人）您认为分配制度改革是“十二五”最难的攻坚战，为什么是最难的呢？

    （辜胜阻）因为你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间的比重，那么你就要降低政府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或者降低企业的比重。现在我们有不同的企业，像国企的利润还不错，有接近两万亿的利润，你让它来提高它的劳动者收入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是广大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它的利润很薄，做得好的利润率只有3%～5%，一般的只有1%～2%，大量的小企业还在亏损当中。你让这些中小企业涨薪，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就非常艰难。所以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虚拟化、热钱化，游离于实体经济，比如温州这些地方70%的企业转向房地产了，过去是靠做实体经济起家的，而且做得很好，比如打火机、鞋，但是现在都不做了，都逃离实体经济，出现了民间资本热钱化和虚拟化，都去做投资，炒房、炒煤、炒股。这样一来就必然造成我们产业的空心化，经济的泡沫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带头降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在GDP中间的比重，和中小企业联手提高劳动报酬。但是现在我们的政府有很多制度都是刚性的，它的负担也很大，你现在让它降低都很难。所以有的财政专家说我们的税负水平不是低而是高，将来还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又很难降低它的比重，那“十二五”规划建议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将来就很有可能很难落实。所以难就难在这里，三者利益关系的调整非常艰难。

    （主持人）收入分配改革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为如果要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那这时候我们的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就会遇到一些困难。那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辜胜阻）企业在高成本的状况下，就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放弃、不做了，它们就退出了。还有一部分企业必须转型升级，在过去三四年靠廉价劳动力会获得很好的利润，大家就不会去创新，就不会去推进技术的进步。所以有的老板讲，现在我五个人的事情请三个人干给四个人的工资，还有五个人的事情我请三个人干，再买一台机器，这就意味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有机变化，还有的说我要通过管理的创新降低企业的成本，来应对人力成本的上升。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和企业一定要联手来做这件事情。作为企业自身来讲，你要通过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作为政府来讲，你应该帮助企业减轻负担，让它们轻装上阵，让它们有一定的财力来解决收入分配制度中间存在的问题。

（节选自《全国人大代表辜胜阻谈收入分配改革》）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所谓“非虚构写作”，指的是一种基于“事实”的文学创作活动，它采用讲故事的叙事方法反映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虚构性写作基于“想象”的特点不同，非虚构写作是围绕“采访”建构“真实性”。真实事件、真实经历、真实体验是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要求。

    严谨的非虚构写作活动要求写作者有扎实的采访过程。为了写作《像我这样的黑人》，霍华德·格里芬乔装成黑人进行浸入式体验，多次乘坐公共汽车穿越密西西比州等种族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区域。为了写作《出梁庄记》，梁鸿追踪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跑遍全国十一个省市，访谈了340余人。

    中国是非虚构写作的“富矿”，因为“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几乎完成了西方400年的历史，经历了犹如过山车般的眩晕与速变。光怪陆离的现实常让人有匪夷所思之感，比虚幻更为不真实，每个人都身处一种被分裂和被分割的生活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几种生活、多元观念同时并存，仅仅是一墙之隔，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场景”。

    面对剧烈变革的中国社会，传统作家来不及发现、洞悉、分析、沉淀、总结和提炼现实生活，由此造成文学在及时、鲜活、生动、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表现乏力。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霍洛韦尔所说，当一切事情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变化时，“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了”。即使是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报告文学，近年来也因调查技巧单一、表达手段单一，无法满足当代读者对事实深层次的追求而走向衰落，甚至有一部分沦为宣传文体，成了“吹捧文学”“推销文学”，失去现实主义批判性，遭到读者的厌弃。

    和传统的新闻文本相比，非虚构作品同样具有优势。传统的新闻文本往往擅长粗线条地转述新闻事件的框架，见“事”不见“人”。非虚构作品在恪守新闻“真实性”的前提条件下，不遗余力地挖掘人物、事件背后更为丰富的意义，在个人思索和公众历史、社会使命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精神和生活的内核；其中叙事策略和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可体验性和可理解性，让读者更深切地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抵达真正的“真实”境界。

    非虚构作品与虚构文学有不同的阅读价值，后者偏向超越与审美，前者重在挖掘社会历史真相。从近年来全球媒体的非虚构写作实践来看，非虚构写作者重视宏大叙事下忽略的一些边缘题材，喜欢写作主流媒体忽视的焦点，如不被广泛关注的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等。

    有意思的是，非虚构写作不是专为职业作家与记者而准备的，业余的大众也可以参与到非虚构写作中，记录下自己身边的人事。非虚构写作平台“有故事的人”的写作理念是“每个人都有故事，都可以写出故事”，并且认为非虚构写作者“可以来自名流，来自职业写作者，也完全可以来自贩夫走卒、升斗小民”。与专业文学创作、专业新闻写作相比，非虚构写作打破了写作的壁垒，推翻了写作的围墙，拆除了写作的藩篱，让普通人成为写作的参与者。

    非虚构写作在我国的兴起体现出整个社会文艺需求和理念的变化。1990年代，中国纪录片领域曾发起一场“新纪录运动”，原先被遮蔽的底层社会开始在镜头中向我们敞开。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非虚构作品有了更多的渠道发表与传播，广大普通人的写作活动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故事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写作领域即将展开的可能是一场文字世界的“新纪录运动”。

（摘编自刘蒙之、张焕敏《非虚构写作：内涵、特点以及在我国兴起的多维因素》）

阅读下面《红楼梦》两回的节选，完成下面小题。

[甲]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节选

(贾宝玉梦中到“太虚幻境”，受警幻仙姑邀请入内宴饮，恳请一游，警幻同意了。)

宝玉喜不自胜，抬头看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两边写着对联道：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

宝玉看了，便知感叹。进入门中，只见有十数个大橱，皆用封条封着，看那封条上皆有各省字样。宝玉一心只拣自己家乡的封条看，只见那边橱上封条大书“金陵十二钗正册”，宝玉因问：“何为‘金陵十二钗正册’?”警幻道：“即尔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故为正册。”宝玉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怎么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单我们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个女孩儿。”警幻微笑道：“一省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两边二橱则又次之。馀者庸常之辈便无册可录了。”宝玉再看下首一橱，上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又一橱上写着“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册”橱门开了，拿出一本册来，揭开看时，只见这首页上画的既非人物亦非山水，不过是水墨滃染，满纸乌云浊雾而已。后有几行字迹，写道是：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天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乙]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孔雀裘”节选

(生病的晴雯得知平儿丢失的虾须镯是怡红院的坠儿所偷。贾母给宝玉一件俄罗斯国孔雀裘，他穿了去参加宴会。)

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向枕边拿起一丈青来，向他手上乱戳，又骂道：“要这爪子做什么?拈不动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不如戳烂了!”坠儿疼的乱哭乱喊。麝月忙拉开坠儿，按着晴雯睡下，道：“你才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这会子闹什么!……

晴雯方才又闪了风，着了气，反觉更不好了。翻腾至掌灯，刚安静了些，只见宝玉回来，进门就瞎声顿脚。麝月忙问原故，宝玉道：“今儿老太太喜喜欢欢的给了这件褂子，谁知不防，后襟子上烧了一块。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论。”一面脱下来。麝月瞧时，果然有指顶大的烧眼，说：“这必定是手炉里的火迸上了。这不值什么，赶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个能干织补匠人织上就是了。”说着，就用包袱包了，叫了一个嬷嬷送出去，说：“赶天亮就有才好，千万别给老太太、太太知道。”

婆子去了半日，仍旧就拿回来，说：“不但织补匠，能干裁缝绣匠并做女工的问了，都不认得这是什么，都不敢揽。”麝月道：“这怎么样呢!明儿不穿也罢了。”宝玉道：“明儿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说了，还叫穿这个去呢。偏头一日就烧了，岂不扫兴。”晴雯听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说道：“拿来我瞧瞧罢!没那个福气穿就罢了，这会子又着急。”宝玉笑道：“这话倒说的是。”说着，便递与晴雯，又移过灯来，细看了一会。晴雯道：“这是孔雀金线织的。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就像界线似的界密了，只怕还可混的过去。”麝月笑道：“孔雀线现成的，但这里除你，还有谁会界线?”晴雯道：“说不得，我挣命罢了。”宝玉忙道：“这如何使得?才好了些，如何做得活。”

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说，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实实撑不住。若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帮着拈线。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这虽不很像，若补上，也不很显。”宝玉道：“这就很好，那里又找俄罗斯国的裁缝去?”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小一个竹弓钉绷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纫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后，依本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两针，又端详端详。无奈头晕眼黑，气喘神虚，补不上三五针，便伏在枕上歇一会。

宝玉在旁，一时又问：“吃些滚水不吃?”一时又命：“歇一歇。”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时又命拿个拐枕给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熬上半夜，明儿把眼睛抠搂了，怎么处!”宝玉见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

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刚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绒毛来。麝月道：“这就很好，要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瞧，笑说：“真真一样了。”晴雯已嗽了几阵，好容易补完了，说了一声：“补虽补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嗳哟了一声，就身不由主睡下了。

钟扬身上具有哪些优秀品质？作者是运用什么手法来刻画这个人物的？《“探界者”钟扬》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传说的炎黄二帝至今，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以夏商周为三代，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更难成功论证。虽说当时的先民并没有什么文明史论，但是到清末因西方文化的冲击，有人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系统归纳，当时的学者以及儒家读书人普遍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无论是按照西元纪年法还是中国人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中华文明从上古传承到清都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但它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学术文化，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后被司马迁打破，他不仅仅是以书论史，更多的是奔赴实地考察，访问天下老者，记录了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王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符合，一个条件为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条件为古代国家的都城。大家一致认为一个文明国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必然会出现这两样东西。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

（选自《炎黄二帝与华夏文明的兴起》，有删改）

材料二：

殷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当时甲骨是被当作“龙骨”来售卖的，清朝史学家研究发现，龙骨也大多是传说中殷代文字的承载之物。上面的文字记录与司马迁史书上面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契合。甲骨文证明了殷代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西方史学家口口声声说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被打破。中国人一直坚持的五千年文明史观也一下子被证明大半。

后来三星堆的横空出世让整个中国史学吃惊。三星堆的古蜀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文化古国，谁也没想到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需要靠它来旁证。那里出土的青铜器物无一不代表着古蜀国有着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太阳神崇拜，而上面的铭文雕刻也叙述着古蜀与夏朝之间的恩怨。经时间验证，它们都是四千八百年前的物品。

可我们心心念念的炎黄二帝却始终虚无缥缈。而位于郑州双槐树的考古却让中国人的五千年实物文明梦得以实现。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确认位于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有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这处都邑性聚落遗址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也就是说，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就形成了繁华的都市群。”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说。

“根据过去的考古发现，中原地区给人一种5000多年前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有过‘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说法。双槐树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选自《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有删改）

材料三：

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发掘领队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他说。专家认为，这一天文遗迹明显具有特殊人文含义，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一只用野猪獠牙雕刻的、正在吐丝的家蚕。作为已发现的中国最早骨质蚕雕艺术品，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李伯谦认为，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代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河洛古国”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双腹器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这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选自《同望5300年！——“河洛古国”文明溯源》）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各题。

叶圣陶在四川

1940年初夏，叶圣陶来到成都，在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工作。他白天去办公， 晚上教儿女们写写文章。常常在晚饭之后，把油灯移到桌子中央，至善、至美、至诚就凑着光亮，认真地听父亲讲解。有时候，儿女们也和父亲热烈讨论。他们每人每星期交一篇文章。叶圣陶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对儿女们的作文，他也从来不出题目，随他们写去。这也是他们一天中最感兴味的时刻。叶圣陶一边看他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看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孩子们：“原来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 ”他问得十分仔细，简直就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孩子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但是，对于叶圣陶，到了成都以后，使他格外高兴的事，却要算和朱自清的朝夕相见了。几十年来，这两位作家亲似手足。朱自清曾写过《我所见的叶圣陶》《叶圣陶的短篇小说》等文章。1931年8月，朱自清由北平动身访问欧洲，就是在叶圣陶鼓动下，才写出了《欧游杂记》的。朱自清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曾提到叶圣陶帮助“设计”“题字” “校对”等。叶圣陶曾写过《与佩弦》的散文，讲述他们之间的友情：

“……促膝谈心，随兴趣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割析玄理，密诉衷曲……可谓随意之极致了。这当儿，名誉之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诳等心也都没有，只为着看出内心而说话，说其不得不说。其味甘而永，无所不领会，真可说彼此‘如见其肺肝然’的。”

现在，很难得他们同处一地，又在一起工作，还先后合编了《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作为中学生学习国文的课外读物，列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丛书”出版。

为了浇灌《中学生》这块抗战时期青年的精神家园，叶圣陶1945年9月离开成都到重庆，住在螃蟹井开明书店那个局促的小楼上。看稿编辑，和作者、读者书信联系，甚至校对都由他自己动手。他热情、认真、宽容，一心一意为作者和读者服务。来稿只要有可用之处，他就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赵景深在《文心剪影》里说：“他的复信措辞谦抑，字迹圆润丰满，正显出他那谦和而又诚实的心。”正如当年他主编《小说月报》曾精心培育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新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时那样。他那公而忘私的精神和工作态度，给予年轻一代的教育、鼓舞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当时《中学生》杂志一位年轻编辑后来回忆说：“他是实际的教育家，但不是取教训态度的老师，而是取辅导态度的顾问……他是热忱的事业家，在编辑部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脚踏实地、以身作则，放手让青年编辑在实践中锻炼，有合理的建议欣然采纳，对可用的稿件热诚支持，有忽略的地方及时提醒，有弄错的地方予以纠正。”这就是真正的教育者的榜样。在他身上似乎更多的是儒家思想，从他为自己的儿女取名至善、至美、至诚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但是，他又能把握时代的潮流而有所取舍，不断前进。

（取材于《叶圣陶和他的世界》，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尽管火星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之一，但探测火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截至2020年12月，人类历史上共有49次火星探测任务，但只有约20次取得了成功。并非所有这些失败都是早期“摸着石头过河”导致的。2016年，欧空局的“斯基亚帕雷利”火星着陆器坠毁于火星表面。此外，大量技术问题频发，迫使欧空局及其合作伙伴俄罗斯航天局不得不将他们的下一次火星任务ExoMars推迟到2022年。

    不同的国家在航天领域的发展模式不同，因此新的太空竞赛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方案上最佳”的竞争。这反映了所谓“太空竞赛2.0”的特殊特征，与上世纪的“太空竞赛”相比，它看上去更加多样化。除了美国的航天机构，世界上其他国家航天机构和私人航天机构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亚洲航天机构尤甚。如果中国在发展上领跑，那么它也将引领全球航天发展的视野。

    但是，迅猛发展中也蕴藏着较大危机。中国航天的快速发展依旧得益于丰盈的政府拨款和军事政策支持。根据美国国会委员会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国把太空领域视为“地缘政治和外交竞争的工具”。显然，与网络空间一样，宇宙已成为新的基本作战领域，美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这意味着商业考虑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第二位的，即使它们在整体方案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已经启动新的航天发展“五年计划”，上一个“五年计划”在2020年以140余颗航天器的成功发射结束。在未来，中国将组建全新的在轨空间站，发射航天器采集火星土壤与探索木星等。

（摘编自《外媒：新太空竞赛已经打响，剑指火星，中国发展举足轻重》）

    材料二：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向着浩瀚苍穹出征了！尽管7个月、最远4亿公里的长途布满荆棘，但任何险阻都无法阻挡我们对未知的渴求。人类文明屡因断惑而进步，天问探火将因穷理而不凡。

    孔孟之道，首求断惑。然欲断惑，则必先证得大宇宙之唯一真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周，华夏祖先就曾提出有关火星的猜想，而后，几乎历代王朝都设有专司天象的官方机构。先秦时期，著名诗人屈原在《楚辞》中写下“日月安属？列星安陈？”的《天问》长诗，体现了古时可贵科学精神的萌芽，也给予了今时中国行星探测工程以命名的灵感。天问奔火，肩负了祖先的重托，接续着科学的求索。

    翻开人类历史，火星探测共40余次，成功24次，通关概率仅一半左右。航天专家说，探测长路挑战重重，即便一粒微小的尘埃都可能对航天器构成巨大考验。然而，人类最可贵的精神就是断惑，身为地球上最高等的生物，求知欲超过一切。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将载入史册：于中国，它是国家航天科技走向更远深空的里程碑，开启了国人对地球之外一颗行星的深入探索；于世界，它意味着国际太空探索再添生力军，人类对宇宙奥秘的认知将进一步深化。

    火星的形貌与地质构造如何？哪里有水冰分布？大气环境与表面气候怎样？内部结构、物质组成如何？……这些都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即将研究的重点科学问题。然而，天问穷理的深意远不止于此。

    任何一个天文学的探索项目，其背后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带动的绝不仅仅是基础理论的进步，还对很多重要的应用技术具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实践证明，深空探索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是非凡的。尿不湿、脱水食品、太阳能电池都曾是航天领域“高大上”的尖端科技，而今，这些应用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天问探火，是中国行星探测工程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迈出这一步，我们将亲证宇宙实相，穷理而达本；坚持走下去，我们将创造更大福祉，推动人类进步。

（摘编自《新华时评：探火因穷理而不凡》）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民俗是社会群体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历经代代传承而生生不息。丰富的民俗文化，反映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传统和人文品格。

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乡村是维护和推动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根植于乡土的民俗文化已经深深嵌入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基层党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关联互动，民俗文化可以发挥出助力现代乡村治理的独特功能。

以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为例。在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关系聚居的当地瑶族群众采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加之依山而建的木质结构居所，极易发生火灾。历史上，为了保护家园，瑶族群众纷纷自发组织开展灭火行动，这一习俗延续至今。今天，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替代了“刀耕火种”，但瑶族群众居住空间的特性仍使得火灾隐患较大，成为乡村治理的一个难题。为此，瑶族群众发起成立民间志愿消防队，吸纳更多瑶族同胞共同开展火灾扑救。他们还联合当地消防部门组建了说瑶话、唱瑶歌的“瑶族乡村消防宣传队”，将灭火场景等内容，用歌舞、剪纸、刺绣等民俗文化体现出来，走乡入户传播消防常识。

可见，民俗文化能够在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因为，在乡村中，与民俗文化有关的各类活动仪式，往往具有公共事务属性，便于村民集体在参与公共事务中开展社会服务。发掘好、运用好民俗文化的积极因素，有助于提升乡村群众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强化人们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意识和主人翁精神，进而在各项活动中自觉承担起乡村治理的责任。

在民俗文化中发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资源，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民俗文化发挥治理效能的过程，也是对乡村群众的情感和行为进行引导的过程。充分发挥优秀民俗文化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守护好民俗文化，深刻理解民俗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民俗文化在传承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民俗文化，有鉴别地加以整理，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要求，“开展移风易俗行动”，“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培育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量，要鼓励民众自觉抵制、摒弃不合时宜的习俗观念，畅通优秀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治理的通道。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不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彰显传统文化凝心聚力的引领作用。

（人民日报《优秀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治理》）

材料二

近日，玉屏侗族自治县开展民俗文化培训活动，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优秀少数民族文化。

此次培训主要围绕玉屏侗族山歌、侗族酒歌展等内容开展，还邀请了该县民俗专家吴绪忠进行授课。培训中，吴绪忠从玉屏民间音乐中的山歌类别、曲调风格特色及歌词体裁规则等方面作了细致讲解，指出山歌、酒歌源于侗族群众勤劳朴素的生活，歌曲创作及演唱既要有内涵又要接地气。随后，参训学员齐声开唱，现场气氛热情高涨。

近年来，该县充分挖掘弘扬县内优秀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结合侗族“赶坳”、三月三、六月六、九月九等传统民间习俗活动，广泛宣传推广，展现了民族民间文化的魅力。

本次培训活动旨在培养一批县内民俗文化爱好者，积极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中，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提供有力保障，为加快推进该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

（人民网《玉屏开展民俗文化培训活动》）

材料三

新学期，“农家土灶”进了上海市金山区枫泾中学的课堂。

灶头饭那份柴火的香气虽然搬不进教室，灶膛里烘山芋的欢乐也很难言传，但随着灶壁上栩栩如生的灶画一点点成形，学生们仿佛也能走进那“土土的快乐”。

“灶画里都是故事，这样的课既让我们亲近家乡风俗，还了解了它背后的传承和意义。”初三学生顾思语趴在地上边埋头勾描边告诉记者，功课之余，很享受这样的专注时刻，“我和同学都没想到，原来爷爷奶奶家的灶头和灶壁画还有那么多艺术内涵。”

如今，两周一次、贯穿一个学期的特色课程已经让学生们有了期待。从开始时的互动交流，说说身边看到的灶画；到灶画色彩纹样、文字布局的探究解读；再到动手体验创作，绘制自己心目中的灶画，这门“土味十足”的课越来越受到学生追捧。

设计这门课程的是枫泾中学高级美术教师娄春花。她告诉记者，在金山农村，昔日家家户户都有土灶，如今土灶少了，但在很多人心中，它依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于是，利用学校美术特色教育优势，娄春花主编《人间烟火——金山灶壁画》一书。在各方支持下，这门课程纳入“艺术育人金山模式”区域课程，从原来的“小打小闹”，成为一门常态化课程，教材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们希望通过对灶壁画题材内容、表现形式等相关知识的讲授，结合实际纹样的绘制，让中学生更加了解家乡，同时也能让当地的灶头文化得到更多关注和更好传承。”娄春花说。在娄春花看来，如今的乡村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灶头文化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灶头是乡愁，承载的是家的味道，是家人的爱，更是一种民俗文化。和学生一起‘还原’农家土灶的点点滴滴，也是一次寻根之旅，寻找乡村的根，也是寻找每个人心灵的归宿。”

（摘编自《光明日报<民俗文化进了中学课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我们的人民军队也是一个诗的军队。从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诗随征途吟，歌伴战斗唱。一个农村热血青年，1976年入伍，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从南疆的“猫耳洞”，到北国的“地窨子”；从京城军事首脑机关到晋北塞上的“战神劲旅”，从“大漠孤烟直”的乌海地区，到林海雪原的呼伦贝尔……这就是马誉炜的军旅之路，这就是一个当代军人诗的轨迹。《诗意军旅》是他从戎30余年的短诗选集。诗意与军旅同行，这也应了宋代杨万里的一句名言：“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

《诗意军旅》中凝聚着战士的忠、孝、爱。忠——忠于人民忠于党，这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和不变的军魂。作者入伍第一首诗《从军》就写道：“今朝踏上从戎路，男儿有志当报国。”《从军三十周年赋》写道：“转战南北三十载，四海为家无怨忧。卫国戍边洒血汗，甘愿奉献壮志酬。”《西行诗》（之二）写道：“黄河故道日西斜，大漠绵绵沙如雪。从军何惧走边关，志在西部建功业。”忠，是军人道德规范的核心，忠于职守，才能精忠报国。

孝——孝敬父母，孝老敬亲。在《诗意军旅》中，孝敬父母的诗就有20多首。马誉炜出生在河北景县一个普通干部家庭。从1976年入伍时写的诗《不忘妈妈的嘱托》，到2006年母亲去世，他在呼伦贝尔写下《哭娘》“盼到阳春月，未料噩耗截。北疆隆冬长，泪眼空对雪”，前后相隔30年。马誉炜转战南北，卫国戍边，但他一直生活、工作在父母的目光里，父亲去世后的每年清明节，誉炜都以诗句寄托哀思，化悲痛为力量。在战士心目中，忠与孝是叠合在一起的。自古忠孝难两全，人民战士却要将忠孝担在双肩。

爱——爱人民的生命、财产，爱子女，爱士兵。铁马金戈的战斗生活，铸造了人民战士的骁勇雄风。其实，战士的爱更深，情更浓。马誉炜的女儿2003年6月参加高考，当时正值“非典”流行后期。马誉炜时任乌海军分区政委，千里的牵挂，只能以诗《遥寄女儿》为女儿助阵。一个月后，女儿被首都师范大学英语教育系录取，誉炜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他闻讯喜泪纵横。2006年5月1日，在内蒙古巴尔虎草原，时任呼伦贝尔军分区政委的马誉炜，乘车下连队正遇见两位徒步巡逻的士兵：“他们背着闪亮的钢枪/脸蛋儿冻得通红/大衣上粘着潜伏留下的草根/军帽下是两双警惕的眼睛/我连忙走下车来/将辛劳的士兵兄弟相拥/让体温传递着战友深情……”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生动镜头，却把我军官兵友爱、团结如钢的瞬间化作永恒。一肩担负着战神，一肩担负着爱神，爱是人民战士的情根。

《诗意军旅》中洋溢着真、善、美。著名诗人艾青在他的《诗论》中把真、善、美化作诗的“三个轮子”，三者并驾齐驱。作为形象思维的诗，应该给人以真、以善、以美。誉炜的诗，酸甜苦辣都是真，喜怒哀乐皆是善，风花雪月全是美。他亲身经历、有感而发的，才有声有色、惟妙惟肖，真实感人、真情动人。《诗意军旅》的出版，标志着当代新型军事人才的成长和崛起，是新边塞诗的新成果。我坚信，担负着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一代精兵，是热爱诗意军旅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一定能够一路奋进一路歌，为保卫祖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创造新的辉煌业绩和英雄史诗。

（摘编自石祥《诗意与军旅同行》）

材料二：

艾青以“最伟大的歌手”要求自己，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乱岁月，还是在解放后的生活里，写作已然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他说道：“我永远渴求着创作，每天我像一个农夫似的在黎明之前醒来，一醒来，我就思考我的诗里的人物和我所应该采用的语言，和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能有一分进步……甚至在我吃饭的时候，甚至在我走路的时候。”一个诗人，始终渴求着写作，坚持着写作，这一点，深深地感动着同为写作者的我这样一个晚辈，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作家对于文学至死不渝的热爱。

——铁凝

伟大的抗日战争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艾青随之扩大了政治视野和精神天地，他所创作的长诗《向太阳》和《火把》，以磅礴的气势表现了中华民族所焕发出的振奋精神和英雄气概。

——张同吾

艾青诗歌创作具有自己鲜明的个人特色。他诗歌中最主要的两个主题是对祖国和土地的热爱以及对光明美好生活的追求。感情的表达，艾青也形成了自己的鲜明风格，即以朴素的语言抒写饱含忧郁的深情。

——郭纪金

（摘编自各名家对艾青诗歌的文学评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在今天，某些作家以为只要自己写的是现实题材，就一定是货真价实的现实主义作品。这 让人不得不存疑：写现实题材的作品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吗？答曰：非也。

在我看来，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与现实题材的结合无疑更能显示出写实的重量和深度，二者是相得益彰的，但并非写现实题材的作品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正如鲁迅当年批评“革 命文学”时所言：“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的现实主义不同于茅盾的现实主义，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不同于卡夫卡的现实主义。可见，最重要的不是写什么样的现实、而是作家如何理解现实，又如何表达现实，由此决 定了现实主义的“真”与“伪”。

埃德加·莫林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在《地球·祖国》一书中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现实主义： 一种是不对抗现实，并且去适应它；一种是重视现实，以便改变它。对现实妥协、屈服，不是 真正的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往往只是对现实的低级的模仿，丧失了作家的意志，丢失了文学的价值。

“重视现实，以便改变它”，我以为才是我们现实题材文艺创作应当坚持的“真现实主义”。 借用罗兰·巴尔特的话来说，现实生活在人那里一直都呈现着三重面貌：真实的、意象的和书写的，小说作为某种特殊的书写形式，它要书写的并非“真实的生活”，而是“意象的生活”。 现实主义不能仅仅当作一种描写现实、接近真实的创作方法，不应仅仅满足于对现实的逼真摹写，更不应该因此而成为某些低俗、庸俗、恶俗的所谓“现实主义写作”的借口，而应该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态度和立场。文学应该有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精神，也就是说，真正的现实主义既要对黑暗给予揭露和批判，同时也要关注人性的探究、人性的含量、人性的传达，要展示一种理想价值和人文情怀。进而言之，“真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对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进 行揭示和批判，从而凸现出作家自身的价值标尺和对现实的是非判断。这样的作家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这样的文学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现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现实主义。现实永远是流动的，文学也永远是流动的，文学永远不是简单地模仿现实、反映现实，而是发现现实，甚至创造现实，这种发现和创造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作家对艺术形式的再发现和再创造，而这恰恰是那些迷信内容的“题材决定论者”所忽略的。很显然，就叙述效果而言，它们因过分追求对现实的模仿而 遵从于生活本身的线性逻辑，显得过于沉稳和僵化，缺少与现代人的喜乐愁怨相匹配的开放和灵动，也难以与当下多元变动的社会生活和读者的阅读心理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现实主义，不仅呈现在作品内容的批判性和人文性上，也必然要求在形式上充满探索性和当代性。总之，写现实题材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文学。

（摘编自江飞《现实主义的“真”与“伪”》）

材料二：

现实主义作品关键是要有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是我们在作品中体现出的对人的一种高度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命运的关注。因为关注人的现状，人的发展，所以会对环绕着人的环境的一些问题进行揭露或者批判，所以现实主义精神里一定包含着批判 性，抗辩性。真现实主义创作要始终把人民真的放在心中。

当然，在文学写作中，我们写的都是具体的人，你可能写的是一个干部，一个职员，或者是一个小人物，其实都没关系，心里装着人民，把每一个小人物都当大人物对待，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我觉得严格意义上讲，文学作品中没有绝对的小人物。如陈彦的长篇《装台》出版之后评价很高，原因就是他写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是给舞台装置背景的，灯光、布景、假山、造型等等。这群人很能吃苦，爬高登低，既是力气活但不懂艺术也不行。他写他们的含辛茹苦，也写了他们力尽所能地相互温暖和帮助他人。这个作品里的主人公顺子，先后跟三个女人好，但爱情在其中起的作用并不很大，这三个女人都是没有着落，需要帮助的人。他悉心地爱护照顾每一个女人，让她们体面地生活。他自己过得已经很艰难了，但尽其所能领着一帮小兄弟干活装台，以便他们养家糊口。作品写出了小人物难以言说的苦处，更写出了一个小人物的担当，小人物不光像萤火虫一样带着光亮照亮自己，同时也温暖别人。这个作品在怎么样写小人物和处理小人物方面确实有他的新意。所以我认为好的作品中没有小人物，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要把每一个小人物都当大人物，写出他的灵魂，写出他的神性，这样人物自然就栩栩如生。所以在文学作品中，精心对待每一个人物，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物，其实也是 现实主义精神的一个方面。

（摘编自白烨《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

现代文阅读Ⅰ

材料一：

公共性本是文学的天然属性，不管是创作，还是批评与研究。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一系列概念、思维及其操作范式的规训下，我们逐渐把公共性剥离于自身。其中，“纯文学”“人文精神大讨论”“学院化”像是施加于当代文学的三次手术，这三种提法及其关联的一系列知识实践、意义生产已经将当代文学的公共性消解殆尽。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来看，文学史的进程其实是强压在文学身上的诸多功能逐渐被卸载、被其他艺术门类和人文学科分担的过程，于是文学逐渐退居于现代社会的边缘地位。同时，那些本就与媒介技术关系紧密的艺术门类，自然会在知识传播、智力训练、审美愉悦等层面与文学发生竞争，并强势挤压文学的生存空间和意义辐射范围。在一个常态化的现代社会，文学居于文化结构的边缘位置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何在边缘位置参与思想文化的多元竞争和对话，参与社会、历史、政治形态的整体建构，才是思考如何重建文学公共性的起点。

然而，当文学公共性缺失的相关问题被提起时，我们总是把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的冲击和挤压。其中最常用的手法是，无限夸大、片面强调前述这些观念中所陈述的社会、历史、政治因素，并将其归结为环绕于所谓文学本体的外部势力。尽管我们或许还记得一些概念、思维产生的原始语境和复杂、丰富的意义层次，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一直走的是一条自我阉割、自我约束、自我提纯的窄化之路。于是，“纯文学”“人文精神大讨论”“学院化”这三种观念包含着自我反省意识、自我保护策略的历史判断，沦落为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公共性缺失的遮羞布。

(摘编自方岩《当代文学的公共性》)

材料二：

20世纪末，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作家过于关注私人领域，有效回避或远离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使文学承载的思想文化的引导功能变得越来越微弱，从而也使文学公共性不断萎缩和几近失语。

文学是“人学”，应该坚持人的理想，站在人的立场上，关注社会现实，以人的价值、理想、精神对非人道的“物”抗争，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批判。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丰富内涵，表现对人类精神、人性的深刻关怀，始终体现、凝结并发展着真、善、美；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肩负着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和社会行为的示范者的重要使命。然而，当下中国一些文学作品却反其道大肆描写人所具有的动物本能及潜在的欲念，追求个人意识和极端私人化的自娱自乐，远离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和文学传统的“载道”功能。文学价值取向的种种偏差，迅速瓦解文学传统话语的权威，文学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内容与形式是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中国古人倡导“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载道”和“言志”是“文”和“诗”存在的基础。无论是新乐府运动，还是古文运动，中国古代几次重大的诗文革新运动，都举着反形式追求、反靡丽文风的旗号。然而，在当下中国，许多作家脱离社会生活，缺少必要的生活积淀和独特的社会体验，他们的创作素材不得不靠报纸的社会新闻版内容或者影视碟片来填充，甚至靠凭空想象捏造；同时，许多人过于追求华丽的语言以及纯形式的文学艺术。文学内容供给的缺位，导致中国当下文学的“皮囊化”。

目前，社会一些“黄、赌、毒”作品的出现，既严重冲击了出版业的市场秩序，也毁损了文学的声誉。其中有人为原因，但更多是制度缺陷造成的。长期以来，我们对作品的评估、监管和治理的法律或机制特别缺乏，一定程度上滋生或助长了这种文学乱象。

中国文学艺术源远流长，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不断积淀、总结、提炼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优秀的文学传统精神。然而，在当下中国文学中，这种精神却被亵渎了。有些作家长期脱离或无法审视当代现实，忽视对民生、社会的深层关怀；他们缺乏历史穿透力和人性洞察力，沉迷于自我历史回忆，或以自然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态度面对现实，把人性之恶绝对化、主题化，让人们不断浸泡在苦难、痛苦、仇恨、压抑、凶恶、畸形、污秽或变态的情感状态之中；面对市场化，他们放弃了文学特有的审美理想和独立原则，以迎合畸形的社会需求为写作目标，不仅让文学蒙羞，也加速了文学的边缘化。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文学公共性的基本使命就是改革、型塑人的主体结构和情感意志，促使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甚至精神关系发生历史变革，谋求建立一种新的存在秩序与社会关系结构。目前中国应当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实现向文学公共性本位的回归。

(摘编自蔡清辉《当代中国文学公共性的缺失与重构》)

论述类文本阅读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一文中指出：“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而往事得以流传后世，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文字记录的传播，实物的遗存，口耳相传。由此，这三方面的史料分别被称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口述史料就是“通过有计划的访问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人，录下他们的谈话，从而获得的某一特定问题的口述凭证，也称口碑资料”。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本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取材原则，通过多种途径搜求史料，他不仅从“《六经》异传”中取材，还从“百家杂语”中取材，其中通过访问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人而搜集到的资料，成为《史记》史料的一个亮点。

班固曰：“故司马迁据《左传》、《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皇室所藏图书档案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史料来源，而多次游历，实地考察，在广泛交游中搜集的资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史料的补充源。司马迁在壮游中，不仅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还搜集了全国各地关于上古历史的传说，特别是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口碑传颂，司马迁尤为重视。

对于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的，司马迁则不将其作为信史材料来看待。为了真实记载历史，司马迁不仅从古人留下的足迹中去寻找，而且还向当地百姓探询有关黄帝、尧、舜的事情。对于从民间收集到的口述史料，司马迁并不是全部记载，而是“择其言尤雅者”，即本着科学的精神，通过认真地甄别，筛选，选其可信的和重要的口述史料，适当的安排、剪裁，并加以一定的具体描写，这种筛选、剪裁，当然也与司马迁独特的审美观有关系。“择其言尤雅者”不仅是《五帝本纪》的取材原则，也是整部《史记》的取材原则，更是司马迁选取口述史料的原则。纵观《史记》中的口述史料，虽然不是《史记》史料的重要来源，但经过司马迁去粗取精，已成为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史记》中大量的口述史料，司马迁并未明确标示出，而司马迁明确指出口述史料来源的共有二十余处。

分析《史记》中的口述史料，其内容大概可分为以下几种：其一是叙述某一历史人物一生或一段经历或一件逸事，其中既有民间的口碑传颂，也有知情人的口述，如《淮阴侯列传赞》、《冯唐列传》、《赵世家赞》《五帝本纪赞》等；其二是叙述历史事件，主要是民间的口碑传颂，如《刺客列传》中关于荆轲刺秦王历史事件的记载；其三是当时人们的只言片语，主要是对某一现象、某一问题的看法评论，如《齐太公世家赞》、《卫将军骠骑列传》等。

《史记》口述史料主要有两种叙述方式，一种是口述，一种是自述。口述主要是知情人的口述或民间口碑传颂，司马迁记录整理。对这一类的史料，司马迁常常明确标示出口述史料来源。如“苏建语余曰”、“淮阴人为余言”、“墟中人曰”等，这种方式是《史记》口述史料的主要方式。自述是司马迁把搜集到的口头流传的史料记录下来，写到相应的人物的传记中。口述史料与文字档案史料已经融为一体，对此，司马迁也常常说道，“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等。

（摘编自马雅琴《〈史记〉口述史料之研究》）

注：“他广”，樊哙的孙子。“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田仁和我关系很好，我所以把田叔田仁放在一起进行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