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综合 知识点题库

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

    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

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

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码，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中计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国家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材料一:

    网红指的是在社交平台上具有一定量的社交资产,并且有能力将这些社交资产变现(变现方式通常包括广告与网红电商)的人。网红的商业价值正在被逐渐挖掘。相比较于粉丝经济的“漫灌”营销,网红经济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网红兼具广告或流量费相对较为便宜以及更为平民化的特点;二是网红们凭借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性,能够更精准地将产品导向粉丝需求,实现“精灌”营销,提高了消费转化率。

    在网红产业链中,主要的成员包括小型社交平台、综合社交平台、网红、网红经纪公司、电商平台以及为网红提供产品的供应链平台或品牌商。

    (摘编自《网红产业链深度解析:揭秘网红店为何成为热点》)

    材料二:

    2020年前全球的互联网活动90%将与在线视频有关,而超过70%的人将以在线视频替代电视作为观看影片的主要方式,庞大的在线视频商机将因之浮现。根据Go-Global的统计资料,中国是在线视频成长潜力最大的国家,2013年约有5.7亿在线视频的观看者, 2015年在线视频观看者已上升至7.1亿。2014年的在线视频产值约240亿人民币,预估2018年约900亿人民币,平均每年以超人民币,平均每年以超过35%的速度增长。

    (摘编自《2016年中国网红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预测》)

    材料三:

    自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以来,借着“消费升级”的春风,相关产业链均展示出了强大的经济动能。随着“双十一”的到来,在消费者欢快“剁手”的背后,更多的人看到了“新零售”带来的成千上万的新商业机会、新岗位需求,其中,“电商网红”作为直接连接消费者和产品的一环,其巨大的流量价值和变现能力已经得到验证。而关于2016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的大数据报告显示,95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中,“网红”以54%的惊人数据高居第一。

    (摘编自《齐鲁晚报》)

    材料四:

    自2016年10月到2017年5月,微博直播观看人数迎来新一轮增长,除了秀场直播发展迅猛以外,多个垂直领域日均观看人数也成倍增加。其中,美食和游戏领域增长最快,分别为341.8%和342.6%,时尚、搞笑、母婴、美妆等领域增长率接近或已超过100%。日均观看人数增长较多的领域是美食、母婴等垂直领域,说明直播对用户渗透程度进一步加深,各领域内容与直播结合程度继续提高,网红内容开始向直播形式进行更深层次的转移。

    2016年,短视频市场迎来爆发性扩张,网红短视频内容消费量也随之大量增加。从2016年5月起,微博网红原创视频播放量稳步增加,到2017年3月同比增长209.4%,这期间月增长率最高达75.4%,涨势喜人。网红短视频内容播放量的持续增长,意味着网红内容形式份额比例不断改变,大量图文内容被信息量更丰富的短视频所取代,短视频也开始相应地迎来网红数量与用户量的逐步增加。

    (摘编自《2017年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

    材料一：

    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试抚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么？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一百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

    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当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不看见现在许多又麻雀（指打麻将）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士们乃至于教员们，不大半由学生出身么？你慢些鄙视他们，临到你来，再看看你的成就吧！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

    （摘编自朱光潜《谈读书》）

    材料二：

    世间有两种快乐，第一种是因为无知，第二种是因为彻悟。无知的人，每天无忧无虑，什么都不想。他们做的事，干的活，只是为了吃饱喝足。这种简单而无知的快乐，就像是动物，为了生存而生存，不需要复杂的思维和智商，更不会去主动获取新的知识。而彻悟，是因为读过一些书，或经历一些事，心境发生改变，生命变得更加有质感。

    书，像一扇门，透过这扇门，你可以看到别人每天都想了些什么，他们如何总结这个世界，又如何想象另一个世界。我们小时候读的书，如同小时候吃的饭，一时半会儿看不出什么，直到成年后，前者成为了我们的精神，后者成为了我们的骨血，两者都融入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气质，大多藏于读过的书中，读书就像一把把开山刀，每每拿起来挥舞，就能在你内心开垦出一片新的旷野，从而腾得出地方种植更多作物，到了秋天，心灵便可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忙碌着收获思想。

    （摘编自《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

    材料三：

    我们说过很多次，一个好的读者也是自我要求很高的读者。他在阅读时很主动，努力不懈。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些观念。你想要用来练习阅读技巧，尤其是分析阅读技巧的书，一定要对你也有所要求。这些书一定要看起来是超越你的能力才行。你大可不必担心真的如此，只要你能运用我们所说的阅读技巧，没有一本书能逃开你的掌握。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技巧可以一下子像变魔术一样让你达到目标。无论你多么努力，总会有些书是跑在你前面的。事实上，这些书就是你要找的书，因为它们能让你变成一个更有技巧的读者。

    有些读者会有错误的观念，以为那些书一一对读者的阅读技巧不断提出挑战的书籍一—都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中的书。结果一般人都相信，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只有科学作品，或是哲学作品才是这种书。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已经说过，伟大的科学作品比一些非科学的书籍还要容易阅读，因为这些科学作者很仔细地想要跟你达成共识，帮你找出关键主旨，同时还把论述说明清楚。在文学作品中，找不到这样的帮助，所以长期来说，那些书才是要求最多、最难读的书。譬如从许多方面来说，荷马的书就比牛顿的书难读一—尽管你在第一次读的时候，可能对荷马的体会较多。荷马之所以难读，是因为他所处理的主题是很难写好的东西。

    读一本好书，却会让你的努力有所回报。最好的书对你的回馈也最多。当然，这样的回馈分成两种：第一，当你成功地阅读了一本难读的好书之后，你的阅读技巧必然增进了。第二——长期来说这一点更重要——一本好书能教你了解这个世界以及你自己。你不只更懂得如何读得更好，还更懂得生命。你变得更有智慧，而不只是更有知识——像只提供讯息的书所形成的那样。你会成为一位智者，对人类生命中永恒的真理有更深刻的体认。

    （摘编自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

材料一：

    11月25日，以“幻想无界，共享未来”为主题的2018中国科幻大会在深圳闭幕。与会专家表示，我国科幻行业近年来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前景乐观。

    会上，南方科技大学发布了《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科幻产业产值超过140亿元人民币，2018年上半年，原创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前六个月产值已经接近100亿元。

    中国科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呈现出出版、漫画、影视、衍生品、旅游等全产业链发展的局面。我国科幻小说发表平台继续增加，作品发表数量增加，质量也逐渐提高。2019年将上映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上海堡垒》等几部国产科幻电影，受到产业界的期待。科幻教育有望成为科幻行业的增长点。“去年，涌现了大量以科幻为内容的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教学课程。今年全国多地的高考试题出现跟科幻相关的作文或知识点，这些有望对科幻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为科幻产业发展积蓄后备力量。”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吴岩说。

    当前科幻产业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专家指出，我国科幻优质资源总体上比较稀缺，管理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等，有必要聚集整合有限的资源，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郑凯说，无论是科幻电影还是其他衍生品，优质的内容是产业的源头，要有持续的优质内容产出，应给科幻作家营造更好的创作环境，让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还有一些与会者认为，出版界和网络阅读平台应当在挖掘有潜力的科幻作家上给予支持。

（摘编自喻思南、张珊珊《中国科幻，前景乐观》）

材料二：

    “中国科幻产业的黄金时代可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科幻文学，一部分是科幻影视。对科幻文学的前景我真的看不明朗，但是对中国科幻影视我是抱着坚定乐观信心的。”刘慈欣说。

    刘慈欣坦言，中国的科幻文学还处于一种很初步、规模很小的状态，长期从事科幻写作的作家群体也很小，同时缺少有影响力的作品。“《三体》的爆红只是意外，这并不意味着科幻文学的成熟。”

    对未来中国科幻影视的发展，刘慈欣称，现在很多科幻影视项目都在运作之中，2019年至少有三四部高成本的、工业化的、按照好莱坞的工业标准去生产的科幻电影会上映。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这个就是对科幻产业，尤其是科幻文学最有利的一个肥沃的土壤。”刘慈欣说，即使目前对世界的影响力有限，但发展空间广阔，中国科幻产业仍有迎来黄金时代的可能。

（摘编自马佳欣《刘慈欣：中国科幻产业需要共同守望“黄金时代”》）

材料三：

    我国目前大部分的科幻小说都是属于硬科幻系列，一般是由有较高理工科背景的专业人士创作完成的，普通人很难去理解，刘慈欣的《三体》已经在故事情节上实现了突破，但是还是有很多读者表示读来吃力。科幻是科学与文学、科学与想象的边缘和交叉领域，技术细节的想象和运用确实是有理工背景的人的一种优势，但是有理工背景的人比较强调思维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忽略了作品的人文性、叙事感，内部的冲突感不强，导致故事不是很好看。因此阅读范围仅限于小众范围内，无法延伸到大众范畴。

    真正好的作品，仅靠技术细节是写不出来的，还需要更深刻的东西，需要对人类、对社会、对世界、对宇宙的理解。比如西方人关心的问题是文明冲突和对人性的终极审判，而中国却更关注新技术带来的伦理冲突和国家的崛起，有广泛文化号召力的科幻作品应该对社会自身的现实问题进行观照、做出回应。

（摘编自吴苡婷《科幻产业的发展瓶颈问题剖析》）

材料一：

    在刚过去的2018年12月，许多中国女性的朋友图都被故宫文创推出的六色口红刷了屏。每只口红的外壳上装饰着皇家刺绣、古董家具或仙鹤等图案，其灵感就来自于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文物。故宫口红上线仅4天，买家就将10万多只口红抢购一空。这让“故宫”不再仅仅是历史厚重的博物馆，更成为深受青年喜爱的时髦品牌。

    事实上，故宫的文创产品早已不是第一次成为“网红”和“爆款”。自2013年起，故宫文创和故宫淘宝就不断开发各类“爆款”文创产品，如“奉旨旅行”行李牌、“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朝珠式耳机等，一次次地抓住了年轻人追求独特与个性的心理，每每推出的文创产品均大受欢迎。

    2016年5月l1日，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推动了博物馆文创的进一步发展。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符合自己文化调性、具有自身展品特点的文化产品。2018年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上，首都博物馆开发出“文具系列”“家居生活系列”“旅行系列”三个主题的现代衍生品，让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这些清宫美物围绕。

此外，国际著名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也开始登录中国.2018年7月l日，大英博物馆天猫旗舰店正式上线，中国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购买千里之外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这不仅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同时也为国内博物馆做好文创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借鉴和学习的思路。

（2019年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简要流程

材料三：

    博物馆自身人才从数量到专业广度通常具有局限性，台北“故宫”的经验显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是高效提升文创产品质量的关键。

    台北“故宫”通过举办各类公共活动，广泛向社会公众征集创意，陆续开发了“翠玉白菜伞”“‘朕知道了’纸胶带”“冰山一角袜”等广为人知的产品。此外，还开展诸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习营”之类的活动，这类活动一方面让社会公众亲近故宫文化，愿意深入了解博物馆，另一方面有效地调动了社会资源参与公共博物馆文化创意的积极性，使文创元素更加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故宫”没有在内部设置部门或保留常设的文创团队，而是外聘设计师团队开展工作。台北“故宫”要求合作团队与其进行时长半年左右的沟通磨合，团队成员共同接受培训，互相交流心得，使外聘设计师提升对院藏文物的认识，特别是对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入了解，确保之后的产品开发得以事半功倍。这一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经由专业设计师与文博专家的知识互补和思维碰撞带来的“1+1>2”合作的效果，容易设计出具有时代冲击力又不失文化底蕴的文创产品。

    在完成创意设计以及产品生产之后，所有经审核的产品即进入营销环节。台北“故宫”文创产品的营销在本土主要依靠委托承销渠道，包括员工消费合作社、台湾手工业推广中心、台北“故宫”馆内的专卖店等类型。而通过品牌授权商渠道，台北“故宫”则实现了营销范围的大幅扩张：首先与代理商建立合作与代理关系，再通过代理商的专业营销渠道销售“故宫”文创产品，例如，通过与法蓝瓷公司（Franz)的合作，台北“故宫”的大量文创产品得以在遍布全球的数千家法蓝瓷经营网店中销售。

（吴静《两岸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产业开发模式研究》）

    材料一：暑期将至，一些家长开始为孩子安排暑假游学项目。所谓游学，是一种将学习和旅行相结合的学习交流方式。不少家长会为孩子选择国内或国际游学项目，丰富孩子的暑假。近年，游学日趋低龄化，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学龄前儿童纷纷加入游学队伍。

    据统计，2017年中国海外游学人数约80万人次，市场规模达到130亿元，预计到2020年我国游学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200亿元。而且，通过海外游学接触海外教育的人群已由原先出国留学为主的高中毕业生或是本科毕业生，快速扩展至中小学低年龄段学生群体。

    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让孩子报名去游学无可厚非，但游学越来越低龄化，小学生甚至学龄前儿童也去游学，年龄尚小的孩童，是否适合于海外游学，这值得商榷。

    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1967名幼儿园到高中阶段学生的家长的调查，53.4%的受访家长担心孩子过早出国游学会因自理能力差，不能照顾好自己；52.0%的受访家长担心孩子小，去游学容易出现安全问题；29.1%受访家长认为孩子过早出国游学，会导致孩子之间相互攀比。

    海外游学项目，绝大部分消费并非孩子目前所需，也非学校要求，却是有关机构的热炒。海外游学现在似乎变为了“刚需”，甚至有家长认为不让孩子去游学，对不起孩子，也丢面子。

    其实，从孩子成长的角度看，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并非“海外游学”一条路。家长应理性消费，量力而行，仅抱有“别人去了，我们也得去”的想法，很容易变成“到此一游”。 

    （选自潘铎印《“海外游学”要量力而行》）

    材料二：

    国际游学用户游学目的

    用户参加国际游学的收获

    （选自《2018中国国际游学行业发展报告》）

    材料三：  近年来，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以及70后、80后家长针对子女教育观念的变化，游学市场增速明显。但游学机构资质参差不齐，一些旅游平台与教育机构推出的游学产品有“游”无“学”，价格畸高，内容注水，加之家长之间盲目攀比，游学市场一片热闹的背后，质量令人担忧。

    目前，海外游学市场行业门槛低、缺乏标准，大量机构涌入使整个行业呈现出“野蛮生长”的态势。业内人士张亮告诉记者，普通海外旅游产品毛利率一般在5%至10%左右，而海外游学产品则可以超过30%，高额利润空间对从业者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据了解，在一些国家，游学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行业规范和体系。在美国，正规夏令营任教的老师需要先参加相关培训和考试再持证上岗。在日本，游学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全国修学旅行研究协会等机构会提供大量专业游学方案和服务。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国际游学发展历史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我国游学机构、从业师资的资质审查和游学内容等则基本处于监管盲区。我国可借鉴一些国家的专门条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机构资质、服务规范、师资监管等明确规定，重要的是要明确教育、工商和旅游部门的职能范围，同时建立游学评价指标体系并定期考核，让游学真正体现自身的价值。

    （选自《贴“游学”标签旅游产品就能涨价，游学市场质量堪忧》）

    材料四：近日，启德教育在北京发布《启德游学年度调研报告》，报告以客户服务数据为基础，结合行业及合作机构数据，对小学、初中、高中及本科阶段的学生分别进行调研，勾勒出学生和家长眼中的最受欢迎的国际游学的模样。

    数据显示，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国际游学目的地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在国际游学时间和价格区间的偏好上，学生和家长最多选择的是2周左右的游学，而4-6万为家长最能接受的价格区间，占比达到40.85%，这说明家长更看重国际游学的性价比。

    随着游学市场的蓬勃发展，各种游学产品令人眼花缭乱。但目前市场上的国际游学产品不外乎游学类、营地教育类、插班类、背景提升类四大类型。调研结果显示，背景提升类的项目最受欢迎，而营地教育类的国际游学深受北、上、广、深等城市的青睐。

    在选择游学时，小学、初中阶段的学生与高中、本科阶段的学生优先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游学对于留学申请的帮助是小学和初中阶段学生最先考虑的因素，其次为学习和游玩的搭配比例，对于高中和本科学生而言，他们更关注学习部分的课程安排。这体现出身处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对游学有着不同的需求与期待。

    此外，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国际游学时看重的服务也不尽相同。高中和本科学生的家长，更看重与留学申请相关的服务，而小学和初中学生的家长，则更关注游学过程中对孩子的陪护照顾。 

（摘自郝孟佳、兰美娜《最受欢迎的国际游学什么模样——大数据来“解码”》）

材料一：

    中国戏曲诞生于十三世纪，是一种形态和内容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其他表演艺术综合而成。戏曲中每一个元素都有特定的含义，是中国文化的体现。

    中国戏曲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其种类繁多，不同地区都有各异的戏剧种类，比如昆曲、坠子戏、粤剧等。不同剧种使用的乐器也有区别，比如，京剧使用的是管弦乐和打击乐。

    中国传统戏曲具有深远的艺术影响力，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的喜爱。中国元代时期是戏曲的黄金时代，元代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戏曲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戏曲作品。这些作品至今被中国人以及外国观众所喜爱。而在中国明代时期，戏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时代。

    中国传统戏曲的内容涵盖了各个方面，创作来源十分广泛。一些经典戏曲是以讲述爱情故事为主，比如，中国古代四大爱情戏曲《长生殿》、《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还有一些戏曲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

（摘编自2018年12月12日环球网）

材料二：

    2017年，陌陌直播做了一期“国粹艺术来袭”的直播节目，北方昆曲剧院演员邵天帅和北京京剧院演员白金，第一次被请进直播间进行网络直播表演。

    那次接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观看总人次超过140万。直播中，邵天帅和白金两位青年演员，不仅表演了《牡丹亭》《长生殿》《贵妃醉酒》等经典剧目，还为网友介绍了妆容、服饰等戏曲知识，网友与他们不停地互动交流，并在听得尽兴之余把“小金熊”“金话筒”等虚拟礼物送给二人。

    在白金看来，戏曲等传统文化曾经一度面临传承困境，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自身内容和形式，没有跟上现代社会多样化的审美，而直播的出现，则“倒逼我们不得不做出改变，否则没法面对直播间里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观众”。

    酷狗直播平台的主播庄妃，本是粤剧演员出身，擅长粤剧、京剧、川刷等传统艺术，拥有超过20年的舞台表演经验。入驻酷狗直播后，庄妃将网络直播特效与戏曲结合在一起改编莲花手舞，并在戏曲表演中穿插粤语说唱，让传统戏曲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受到年轻观众的欢迎和追捧。

（摘编自2019年3月20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推进戏曲传播与普及？日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围绕“戏曲传承与网络直播”进行了深入探讨。

    对于戏曲，传播和传承同样重要，如果不能吸引年轻人，发展必然受限。“文化领域有许多优质内容，但缺少优质传播，尤其是当下基于新媒体的传播。在戏曲领域，问题尤其突出。”面对进剧场的观众日益减少的现状，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陆先高说，“网络直播与传统戏曲结合，既能拓宽传统戏曲传承传播的渠道，又能丰富网络直播的内容、提升网络直播的内涵，更能有效扩大传统戏曲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可谓一举多得。”

    比起传统的舞台演出或电视转播，网络直播有着独到优势。中国评剧院院长侯红说，网络媒体传播打破了时间、地点的枷锁，不拘泥于时间先后、人数多少和场地大小，能在电子产品上随时播放、回看，十分自由。再者，网络直播的内容十分丰富，演员的排练是怎样的，服饰、化装有什么学问等台前幕后的方方面面，都能链接到多平台上展示、互动。“这样不仅能大幅促进宣传推广，观众的反馈意见还利于提升品质，让艺术更好地服务人民、让观众检验。”

    不过，戏曲携手直播也必须注意一些问题。“快餐文化没有足够内涵，年轻人的关注会迅速递减，但对传统文化的渴求会自觉回归。”侯红说，因此不能为了吸人眼球而过于娱乐，甚至违背原则，扭曲戏曲的内涵和灵魂，只有尊重艺术规律，才能营造利于戏曲健康发展的传播格局。

（摘编自2018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字序为什么从上至下

李海平

    左图为良渚黑陶贯耳壶；右图为龙虬刻文陶片。

    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的，字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则。目前出土的大量疑似文字的行款方式，如江苏吴县澄湖良渚古井出土的黑陶贯耳壶，腹部的4个字呈横斜状排列；而江苏高邮龙虬发现的刻文陶片，可以分为两组，4个字的那组应是竖排。

    不过，这种自由式的行款在面临字数增多，或是有其他更高功能需求的记录时，不足就非常明显，新型的行款必然出现。

    对新行款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应是新需求。根据早期汉字的应用情况，我们不难猜测，它就是甲骨文占卜、竹简记录等活动。所以，能对行款样式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甲骨和竹简本身，二是活动性质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的甲骨常被略去，因为甲骨本身对字序没有多少约束；而竹简常受关注，学者们常从持简习惯、书写习惯等方面入手，认定竹简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对于自上而下的字序，尤其是单简书写时，无论是“方便说”，或是“持简习惯说”，都略显牵强。

    “方便说”认为，汉字字形便于竖写，所用的竹简宜于竖写，这是汉字竖写的决定性条件。但事实上，尚没有真正讲究书写顺序的初期汉字，是无所谓竖写横写的，这时候的书写是为字形服务，而非字形为书写服务。

    “持简习惯说”认为，古人应是席地而坐，左手持简，置于胸前，右手执笔而书，正是持简的习惯性动作决定了字序的下行。这个说法的前提条件是古人必须有竖向持简的习惯，而这其实是很难确定的。

    这样，就剩下第二点，即活动本身。毫无疑问，甲骨占卜活动占据了纯对的“话语权”，它具有两个先天优势。

    首选，地位优势。“生民之初，必方士为政”，当时以卜问吉凶、占福祸、决犹豫、定嫌疑，无论政治还是生活，占卜可以用来指导一切活动，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其次，亲缘优势。很多学者认为，汉字的诞生与巫及其活动有密切关联。那么，汉字应用相关规则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会遵循巫相关活动的需求，而甲骨占卜是先民最重要的巫术活动之一。

    如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甲骨占卜活动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的关键性作用。

    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来看，它绝大部分是占卜的结果，即神意由甲骨兆相表达出来的

    文字呈现，是一种来自神灵的从天而降的“天垂象”式的昭示。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从形式上正好吻合这个特点。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1月19日，有删改）

    材料一：

    共享经济有助于深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过去产业模式更新滞后的阶段，经济增速下降，出现了供给失衡的情况：一方面市场提供的产品不符合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库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一状况的解决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优化产能，注重需求方的需求，提升合理的供给能力。

    共享经济的出现带动了资源的再分配，使得部分资源得以重新组合，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

    其参与成本也低，平台参与度广，发展迅速，对传统商业市场造成了冲击，削弱了传统商业模式的竞争力。以滴滴快车与出租车相比为例，滴滴快车的司机税收政策不明确，收费低，接单多。而传统的出租车因为投入多、运营成本高、打车费用高而逐渐失去市场占有力。这自然会引起传统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不满，出租车司机抵制“专车”司机的情况屡见不鲜。共享经济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的经济模式，我国还未对共享经济颁布明确的责任追究、税收监管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共享经济大都是通过网络手段来进行认证，资质认证门槛较低，交易平台很难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一旦出现问题，现有的法律法规很难厘清真正的责任人。

    （摘编自《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及治理对策》）

    材料二：

    （摘编自《2018——2019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全景研究报告》）

    材料三：

    在行业成熟度比较高的共享模式中，一些现象偏离了“通过激活社会存量资源来创新经济发展”的初衷。名曰共享经济，其实是资本市场的包装，往往多于盈利模式的创新；个性化服务的提升，也可能多于社会公共成本的节省。比如，最初的网约车，说好了是利用空闲私家车和空余座位减轻交通压力，结果却催生了不少专职网约车司机。到底是提升了资源利用率，还是增加了通行压力，这笔账并不那么好算。如今的共享汽车，也是走了类似的模式，更多是通过增量服务释放了潜在需求。

    （摘编自刘天亮《共享经济应追求社会价值增量》）

    材料四：

    共享单车、共享医疗、共享充电宝、共享厨房、共享衣橱、共享雨伞……距离被称为“共享经济元年”的2015年已过去了4年，中国共享经济迅猛发展，已渗透进许多细分领域和市场，成为互联网经济的新蓝海。中国共享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世界瞩目。外媒注意到，中国共享经济正在转型中稳步发展。

    西班牙媒体称，借助移动应用程序共享各种资源，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的日常生活方式。数以百计提供各种共享服务的企业应运而生。西班牙《发展报》称，除了共享自行车（包括电动自行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以外，中国人又开发出其他的共享服务，如篮球、手机充电宝和雨伞等。

    “共享经济”在全球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美国“福布斯新闻网”对此发表评论称，中国企业带来的“共享经济模式”正在掀起一股新潮流，美国企业也在争相模仿。从“共享经济”的传播中，我们能看到中国企业有能力进入新市场，引领全球的新经济潮流。

    中国服装和自行车会员制服务随着共享经济发展不断增长。《日本经济新闻》9月3日刊文称，中国广泛覆盖的快递网络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们愿意分享更多的物品，以会员制服务为基础的业务在中国正不断获得增长。中国共享经济正从音乐、主流媒体视频推广至有形消费品，比如服装、自行车、化妆品、鲜花等。

（摘编自《共享经济告别“野蛮生长”》）

材料一：

    这段时间，“区块链”成为典论热词。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什么是区块链？从科技层面来看，区块链涉及数学、密码学、互联网和计算机编程等很多科学技术问题。从应用视角来看，简单来说，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和数据库，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体维护、公开透明等特点。

    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点，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存证”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为实现社会征信提供全新思路；区块链“分布式”的特点，可以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信息和数据共享；区块链形成“共识机制”，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真正实现从“信息互联网”到“信任互联网”的转变；区块链通过“智能合约”，能够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从而大大拓展了人类相互合作的范围。总体而言，区块链通过创造信任来创造价值，它能保证所有信息数字化并实时共享，从而提高协同效率、降低沟通成本，使得离散程度高、管理链条长、涉及环节多的多方主体仍能有效合作。

（摘编自李扬《区块链，换道超车的突破口》，《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0日）

材料二：

    区块链产业的形成，一度与比特币的诞生和发展密不可分，直接指向了人类对于财富本源的追逐和渴望，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热潮逐渐消退之后，各国已开始意识到区块链作为新兴底层计算技术的真正价值所在，纷纷加快战略布局，在逐步兴起的多元应用的拉动之下，维系着产业规模整体的稳定较快增长。

    从全球来看，区块链产业发展动力依然充足。区块链应用场景已基本实现从起始的数字货币和矿机制造向金融服务的延伸，目前更是向着供应链、数字版权、食药可追潮等多个领域持续渗道。从我国来看，区块链产业具备广阔上场空间。得益于互联网巨头的持续投入和新兴科技企业的积极进入，以及量大面产的潜在市场，区块链产业在2~3年的短时期内几乎完成了面向当前产业链全环节的覆盖式布局，教百家以区块链为主要业务的企业涵盖了产业链上游的硬件制造、平台服务、安全服务，产业链下游的产业技术应用服务，以及支撑产业发展的投融资、媒体、人才服务等多个环节。

（摘编自李颋《区块链创新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光明日报》2019年10月31日）

材料三：全球区块链项目融资数量和金额

（2012年-2019年10月31日）图片来源：零壹智库

材料四：

    俄罗斯《独立报》网站10月29日报道称，中国正在重点关注创新方法的使用，包括区块链技术的推广。专家确信；中国服务行业的数字化运用范围要比美国更广。此外，区块链未来将有助于减轻对美元的依赖。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副教授彼得·莫济阿斯指出：“如今，全世界都在利用区块链技术，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人在经济数字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服务领域的许多业务都以电子形式进行，如单车租赁。商品和服务的线上销售比美国还要普及。中国人就连上街买冰激凌也采用无现金的移动支付方式。”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亚历山大·卢金说：“中国希望在所有新技术方面都占据优势地位。这从5G网络的例子中就可见一斑，区块链是可以用于银行汇款的最新技术。从种种迹象判断，它可帮助绕过美国银行。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美国银行进行外汇结算的。区块链将使银行之间可以不经由中间机构建立直接联系。“因此在我看来，押注区块链将有助于摆脱占主导地位的美元。”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2019年10月30日）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环境美学思想，但没有标榜环境美学的旗号，因此，它多为人们所忽视。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中有益思想可以是说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从哲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第一概念是“天地”。中国人的天地概念具有物质性，天地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世界。同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天地还具有神性，天地不是人格化的具人形的上帝神，而是通人性的无形象的自然神。天地具有意志，墨子称之为“天志”，孔子称之为“天命”。天志或天命对于人世间的事务特别是改朝换代这样的大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周易·革卦》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明以周代商是顺从天命的行为。特别有意义的是中华民族一方面将天地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它与人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将天地与人联系起来，实现天地与人的合一。北宋理学家张载除了说“天地之帅吾其性”之外，还说了人“为天地立心”的话。即一方面天地掌控着人，另一方面人也掌控着天地。这种说法，非常接近于生态文明时代环境建设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中，一方面，我们要树立自然的无上权威性，尊重自然，依赖自然；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参与自然的活动，让自然在实现自己本性的同时兼顾人的利益。

从审美维度来看，最大最高的美属于天地。天地有伟大之美，《庄子》云“天地有大美”。古人把天地也说成“造化”“山川”。“天地”是哲学概念，“山水”则是美学概念。虽然先秦时期，山与水就成为审美对象，孔子有著名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话，但山、水尚未联缀成一个概念。山水概念的出现当在魏晋时代。中国的山水具有环境的意义，因为它强调山水于人的生活价值。宋代画家郭熙云：“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观也。”郭熙明确地将山水与人的关系归之于人的“常处”“常乐”“常适”“常观”，即日常生活。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中国古代的环境美学思想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田园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所结出的灿烂花朵。田园与山水都属于环境。但山水多为自然环境，而田园多为人工环境。如果说山水是环境的外围，那么，田园则是环境的核心。陶渊明《归园田居》中云“开荒南山际，守拙归田园”，田园是开荒的成果。田园中有植物如陶诗中所写“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动物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均是人劳作的产物，是第二自然。田园，人的家园。人在田园中生产、生活。较之山水，田园于人更具亲缘性。于是，田园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口井、一处生命之源、一处身体与灵魂的归宿之地。回归田园，就是回归家园。中国环境美学最高概念是“家园”，家园来自“田园”。田园生活的指导性思想是“耕读传家”。

“耕读传家”畅行于清，曾国藩、左宗棠等均大谈“耕读传家”。“耕读传家”涉及中国人的追求。耕，主要是为了家庭人员的生存。读，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去做官，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做一番大事业。“读”显示出中国人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家——国。于是，中国人的家园情怀上升为家国情怀。深厚浓重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传统，延续至今。

（选自陈望衡《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当代转化》，有删减）

人生当架几座桥

①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谈起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10岁那年，叔叔送我一本地图。在中国地图一页，我看见台湾地区用墨涂黑了。我问：‘为什么台湾要用墨涂黑呢?’叔叔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为我国和日本打仗打输了，被日本人占了。’我当时很气愤，心想，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被日本人抢占了呢?一定要把台湾夺回来!”从此，茅以升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知识，掌握本领，报效国家。

②茅以升从小天资聪慧，但他更得益于后天的勤奋刻苦。中学时，祖父教他读古文。祖父先将文章抄录一遍，要求他在第二天上课前背熟。没想到，祖父刚抄录完，茅以升已能背诵出来。茅以升锻炼记忆力的故事很多，最著名的是他背诵圆周率的故事。1940年，茅以升任职的唐山工程学院迁到贵州平越县。校庆那天举行游艺会，同学们欢迎茅院长表演个节目。茅以升不会唱歌、跳舞，就说：“我表演背圆周率吧。”他一口气背到小数点后一百位，同学们热烈鼓掌，赞叹不已。

③1933年春天，茅以升受命在钱塘江上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大桥。当时在杭州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叫作“钱塘江上造桥”，意思是指不可能做成功的事。因为钱塘江的潮水和流沙都是别处罕见的。潮水来时，潮头壁立，毁坏力惊人。流沙是极细极轻的沙粒，一遇水流即被冲刷走。江底流沙覆盖，深达40多米。所以，杭州人说“钱塘江无底”，在钱塘江上造桥被认为是异想天开。而当时，中国所有的现代化大桥都是外国人修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茅以升认为在钱塘江上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④钱塘江大桥正式开工后，遇到的困难一个接一个。外面传着闲言碎语，说什么“这样干下去，哪里会成功?”银行也中断了贷款。茅以升的母亲听到这些事后对他说：“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茅以升的号)造桥，也有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也同样能渡过难关。”那时的“孙悟空”就是造桥的全体员工，“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里的一条法规：利用自然规律，克服自然界的一切障碍。茅以升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和建桥工人的智慧，先后攻克了80多个难题，发明了“射水法”“沉箱法”等施工方法，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

⑤钱塘江大桥既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茅以升把工地办成学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人才。我国一些重要桥梁工程，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一些负责人都曾经历过钱塘江大桥建设的洗礼。建国后，茅以升又参与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先后担任专家组组长、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总设计师，为武汉长江大桥的顺利建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⑥建桥讲究处处平衡与和谐。一座瘸腿、不平衡的桥梁，怎能让车辆行人平安到达彼岸?同样，人架设知识的桥梁也是如此。茅以升既通晓工程技术，在文史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学桥、造桥、写桥，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他写的《桥名谈往》《二十四桥》，博古通今，文笔极好。特别是他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更是难得的文学佳作。曾对茅以升说：“你的《桥话》我看了，写得很好。你不仅是个科学家，而且也是个文学家哩!”

⑦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的日子，茅以升都始终如一地勤奋工作，即便到了晚年仍然壮心不已。他说：“我还有一桩心事，就是台湾问题。1945年，台湾光复后，我曾到台湾去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看到了台湾的迷人景色，还看望了那里的老同学和朋友。1955年，我到日本访问，恰好住在下关(原名马关)的‘春帆楼’。当年，李鸿章签字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就是住在‘春帆楼’。看到李鸿章住过的房子，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架设连接海峡两岸人民的大桥。这是我在有生之年想要完成的一件大事。”

材料一

深圳是最早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之一，2000年就启动了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规范标准体系。但深圳垃圾处理设施仍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难以满足垃圾处理需求。纵观世界上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和地区，严格的法律罚则与执法行为都是“标配”。例如，美国制定多部法规，形成了相对成熟、完备的法律支撑体系。在美国某些城市，乱丢垃圾者不仅可能被处以罚款，还可能被判社区服务甚至入狱。法律先行，也是深圳强制推行垃圾分类的必然选择。

近日，《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深圳市民垃圾分类由此将步入法治时代，由“倡议分类”变为“强制分类”。《条例》改变当前垃圾处理费随水费征收的模式，将垃圾费与垃圾产生量直接挂钩，逐步建立分类计价、计量收费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条例》还充分吸收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做法，并根据我市实际情况进行了创新和优化。比如，创设了家庭厨余垃圾拆袋投放制度、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住宅区楼层撤桶制度以及设立“垃圾减量日”等等。

（摘编自《立法先行，护航“垃圾强制分类”》）

材料二

二十多年来，“垃圾分类”一直在倡导，极少被践行，这是垃圾分类工作面临的真实困境。如今，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立法或修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立法强制”或将成破解垃圾分类难题之关键。

超大城市先行先试，或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则，超大城市本身面临着较繁重的垃圾处理问题，“垃圾围城”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槛儿，超大城市已然没有多少时间再等着靠倡导出效果了，必须要出立竿见影的实招硬招。二则，超大城市往往都自带流量与话题。在这些城市强制推行垃圾分类，容易形成全民关注与讨论的局面，之前上海垃圾强制分类就成了网络热议话题。

垃圾分类要求在源头上科学立法，既要听取民众的意见，也可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同时做好法规实施的配套细则，如处罚、惩处措施等。还要进一步做好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普及，并为民众践行垃圾分类创造尽可能便利的条件。

编自《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材料三

日本垃圾分类的历史是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从1900年的《污物扫除法》到2000年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法律经过了多次修订。

日本政府认为，解决废弃物回收问题，需要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经济社会，建设环境负荷小的“循环型”社会。本相关法律明确要求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并规定了减少产生、再利用、再生利用、回收热量、适当处理等的优先顺序，从而实现了减少原料、重新利用、物品回收的法治化。

日本的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日本小学四五年级就专门开设了有关垃圾分类的课程，日常生活中一些未按规定分类的垃圾会被拍照，在学校作为反面教材使用。

德国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在全球领先。其垃圾循环利用率为65%左右，包装行业可达到80%。在德国垃圾回收利用的整个链条中，有两个关键环节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如何教育民众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二是分类回收的垃圾如何进行专业处理再利用。自20世纪初，德国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制度。从最初的垃圾不分类，至眼下的生活垃圾分为5类，德国循序渐进式的垃圾分类回收教育工作实施了近百年。从幼儿园起，德国小朋友就要培养垃圾分类丢弃的习惯。到了小学，垃圾分类是课本内容，学校会系统性地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及垃圾分类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等，培养学生垃圾分类的意识。

（摘编自《新华社驻外记者实地探访突破垃圾分类难点有哪些国际经验可借鉴？》）

材料一：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奠基工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家庭教育的理念、任务和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家庭教育是现代化教育中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立的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之一，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在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新征程中，家庭教育所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

中国自古就特别强调治家对治国的重要性。《礼记•大学》指出；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风，注重家教，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这几句话深刻阐述了国家、民族与家庭进步的关系，为认识新时代家庭教育的目标任务和伟大使命提供了新的视野。

家庭教育是教育的起点，家长要注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既要教知识，也要育品德，帮助孩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家庭教养、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缩影。新时代家庭教育就是要在培养孩子理想信念、爱国情怀、品德修养、知识见识、奋斗精神、综合素质等方面下功夫，在践行责任、亲情、忠诚、奉献等理念下，在推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让家庭教育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点，肩负起社会和谐进步的使命。

国内外经验告诉我们，面对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单纯依靠学校教育已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必须寻求协作协同协调、共建共育共享的大教育格局，寻求教育“和谐共振”的新途径和新力量。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重新思考家庭教育在加快教育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只有学校和家庭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采取一致的行动，儿童才能获得全面和谐的发展。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那么学校的教育和教学过程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

总而言之，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家庭教育既是家事也是国事。新时期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政府、学校、社会、家庭，都要从人才强国、民族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形成高度共识，重视家庭教育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国家立法、政府职能、教育投入、部门责任、社会分工、宣传舆论等方面，夯实这一奠基工程，使之与学校、社会相互协同、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形成整体性、系统性、一体化的育人体系。

（摘编自王晓燕《家庭教育是家事，也是国事》）

材料二：

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学校应该是教育的主阵地。无论是学习知识、培养素质，还是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学校教育都至关重要。同样，孩子的教育也离不开家庭，家庭教育要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如果责任边界模糊，就会阻碍家校之间的顺利沟通，影响家校共育的效果。有的家长群成了老师布置任务的地方，有的成了老师疲于应付的“加班群”，有的成了家长晒娃炫娃的“攀比群”，还有的成了家长盲目点赞老师的“夸夸群”……对于部分家长和老师来说，家长群成了日常“压力群”，失去了家校沟通的本意。一方面，一些家长本身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却又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盯着家长群，哪怕深夜也不能错过，生怕漏看了信息、漏跟了回复，影响孩子的学习生活。另一方面，班级学生多，水平情况各有不同，老师的时间精力有限，如果逐一回复家长们频繁的询问和要求，也会耽误了备课时间。就此而言，家长群变味儿，表面上看是群规缺乏或者得不到遵守，实质上是由于家校关系没有理顺、家长与老师的角色没有摆正。

家校共育，关键在“共”。学校和家庭的互相配合程度，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学校教育是主体，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最重要场所；家庭教育是基础，是对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首先，老师应当尽职尽责，担负起教书育人的本职责任。同时家长也不应忘记，“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学校教育不应当由家庭代劳，同样的，家庭教育也不能一股脑儿推给学校和老师。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家校合作，协同育人，才能达到“1十1>2”的效果。那些关注孩子情感的交流、关于教育目的的探讨、关乎成长经历的分享等，都能在教师与家长之间架起一座心意相通的桥梁。

家校共育，目标在“育”。说到底，家校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真正的家校合作，需要学校尽可能调动学生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热情，获得家长对学校管理和发展的认同，也需要家长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目标，使家庭教育配合学校教育。在此基础上，划好家校共育的“经纬线”，厘清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任务分工、职责边界，才能各负其责、同向而行。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先秦儒家在考量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强调和谐、仁爱。如何实现此种理想？路径就是“尽物之性”，即万物向荣，各尽其性。董仲舒在总结儒家的仁爱思想时所说的“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实质上不过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下的处理人与物之关系的延伸表达而已。不过，在先秦儒家看来，对动物的爱与对人的爱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有区别的爱源于儒家的差等之爱理念。这种差等之爱循着“亲亲——仁民——爱物”的路径递减。对人的爱尚且为差等之爱，对动物的爱自然又次之。

那么，在利用乃至食用动物方面，先秦儒家如何做到与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一致的呢？他们的做法是：制天命而用之，杀伐以时。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而动物“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其道德地位自然低人一等，因此动物可以为人所用。不过他并不主张对动物的随便利用和过度利用，而是主张遵循自然规律而用，即“杀伐以时”。他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从实践层面讲，这种做法至少始于禹王时代。

(摘编自王云岭《儒家视野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启示》)

材料二：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其作为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原则，乃是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地球上本无人类，后来才有人类——地球形成已有45亿年，产生生命已有42亿年，出现人类不过短短的300万年，这是科学事实。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可以没有地球，地球是至今为止被发现唯一有生命存在、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这也是科学事实。我们对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讨论应基于上述科学事实，并把握两个所指：

其一，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孕育了人类，为人类馈赠了居所与养分。自然是人类的根，是人类的源。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

其二，自然界的演化出现了异化，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人类，自从有了人类，地球史便进入“人类纪”，即由人类主导的地质年代。随着文明的发展，今天作为自然界之产物、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已有能力把地球和自己一同毁灭，而且人类的所作所为正在毁灭地球和自己，生态危机已经使地球和人类面临劫难。地球要延续，人类要延续，这是文明的思维。地球能否延续，人类能否延续，这是文明的忧患。总之，人类搭乘着地球之舟漂浮在无垠的星际海洋，与地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类与地球命运与共，何去何从，全靠人类自己。

其实，从更宏阔的视野上看，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于地球上的自然万物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即生命共同体。山和水是有生命的，山和水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命共同体。地球是生命的摇篮，反过来又是生命的产物。地球正是因为有了生命才称其为地球——一颗绿色的星球，一颗向太阳开放、从太阳获得源源不断能量补充的星球，否则就会像太阳系其他星球一样是毫无生息的死球。

善待地球就要善待生命，善待生物圈的生命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一旦丧失，生物圈这一生命共同体就会崩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会瓦解。地球自然万物作为生命共同体或生物共生体系的良性运转，是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摘编自刘湘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点阐释》)

材料三：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曾经“怨天尤人”，把环境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自然界本身。但是，近年来，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非科学活动，是人类无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自我调节机制而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人类出于自己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一方面，将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资单，任意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则错误地把自然界当作“垃圾桶”，肆意弃置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品。到头来，人类意欲征服自然，却反遭自然界的惩罚。究其根源，就在于未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已经发挥到了顶点，而是意味着人类并没有解决好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其实，真正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应当以对受动性的认识为约束条件，能动性本身也应表现为两个方面：在认识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在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如果后者不以前者为基础，能动性就可能超越受动性而变成一种盲目性的意向活动。要调整好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人类就得不断推进自己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了解。长期以来，急功近利的片面性观念，把人们引向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无节制的耗费上。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脱离人的受动性而盲目膨胀，这种“能动性”无疑会祸及自身。恩格斯在总结了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经验与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们不能只注重改造、征服和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长，而忽视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总之，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出现，是同过去几个世纪中人把自己视作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的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

(摘编自卫美云《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之辨析》)

材料一：

北京冬奥会可谓一场“细节之处见真章”的传统文化盛宴。国宝大熊猫和传统红灯笼，被艺术加工成招人喜爱的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篆刻和汉字巧妙融合进抽象的滑道、冰雪运动造型中，灵动飘逸的冬奥会徽应运而生；长信宫灯、同心圆玉璧、青钢礼器等传统元素，植入火种灯、奥运奖牌、火种台的设计中。奥运场馆更是创造性地将传统吉祥物“如意”和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融入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首钢滑雪大跳台设计中。水墨山水画描绘出的奥运“国风”战袍，一笔一画勾勒出中国式审美与志趣。通过大量的细节、精彩的瞬间，北京冬奥会成为世界感知中华文化新的重要窗口。

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积淀、薪火相传与发展创新。不管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还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一次次登上世界舞台，促进了世界文化交流发展，也为世界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深厚的文化自信。作为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蕴含着民族最根本的思想基因，深藏着民族最丰富的道德资源，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文化的日益繁荣，绝不意味着排斥外来文化。相反，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才是中国文化自信的表现。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到此次冬奥会讲述新时代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期待和展望，从“我”到“我们”，从“讲历史”到“向未来”，中国的文化自信就是在这种真实、立体和全面的展示中不断深刻、不断具体。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世界需要自信的中国，文化自信的中国也将推动世界更加多元包容发展。

（选自《学习时报》，有删节）

材料二：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随着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的临近，浓厚的节日气氛已扑面而来。8月21日上午，作为“七夕节”的重头戏——2020年广州乞巧文化节在广州天河珠村明德堂举行了开幕仪式。

乞巧习俗已有上千年历史，广州乞巧文化节从2005年举办至今，已在全国享有盛誉，不仅成为广州市民过“七夕节”的必选项，更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和海外华侨。除了“七夕节”之外，春节有迎春花市、端午节有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元宵节有广府庙会……广州把传统节日过得越来越热闹，越来越深入人心。

我们常说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表现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春节、清明、中秋、端午等中华传统节日，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隐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文化密码，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情感，既是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扇窗户、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过好每一个传统节日，让传统节日活力四射，我们的文化自信也就有了依托。

传统节日大多与时令相关，也有独特的文化载体，比如，“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牛郎织女的故事流传至今，“七夕节”自然会成为情侣们的纪念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以至每逢重阳登高日，白云山都不得不交通管制。人们喜欢李子柒，正是因为在写春联、吃粽子这样的仪式背后有着最美好的情感寄托。

曾经有段时间洋节盛行，传统节日式微，是因为商业文化的大举入侵，而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渐行渐远。今年的乞巧文化节，不仅有生活美学市集，有集科技、潮流、环保于一体的现代光影艺术展示出的民俗文化，还有“王者荣耀”围绕中国传统节日和节气打造的“荣耀中国节”。通过这些别开生面的表达，人们才能近距离感知传统文化之美，传统节日才能越来越吸粉。

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既需要政府积极倡导、大力支持，也要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形成合力。在文创市场化的带动下，历经五百年沧桑的故宫成为“网红”，也让传统文化加速传播。同样，“节日经济”也可以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推手。政府可以引导企业生产、制造、销售文化衍生品，举办各类节日文化活动，让传统节日文化更贴近生活，让人们发自内心地喜爱和认同传统节日。

（选自《广州日报》，有删节）

材料一：

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家——国”之间具有某种价值上的同构性，因此，中国的老话说“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大学》讲“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在家孝亲，推之事君；在家悌兄，推之事长。通过“孝”与“悌”在价值观念上的延展，实现从“齐家”到“治国”的跨越，“家齐而后国治”，最终达到德化天下的境地。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孝悌”所支撑的“家”，既具有生存论上的核心地位，同时在社会的“修齐治平”层面上也居于核心地位。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恰恰在这里，有着“公”与“私”的鸿沟：“家”似乎属于私德，似乎很难跨越到公共领域去。

在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家”与“国”的同构性关系一直受到很大诟病，似乎政治上的专制与家庭的伦理观念有着极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家”与“国”则分属两界，有其不可通约之处。如果不能在这个关键部位有所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修齐治平就再难在现代社会立足。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我们同样可以在更为积极的层面上来理解“家”的作用。一如西方的宗教改革，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对于现代社会有着极大贡献，如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做的分析那样；在现代社会，家庭成员的关系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包括孩子对父母的尊重，父母对孩子的疼爱与尊重，以及孩子们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样培育出来的家庭关系对现代社会同样非常有益。但是，在现代文化中，受限于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家”在政治——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始终是缺位的。霍耐特在分析现代社会时非常敏锐地看到，“自由主义思想，把家庭领域只是看成一种单纯给定的，没有什么进一步影响的结构，从而忽略了它在现代社会的政治——道德的建设中的作用”。这一评价是非常有见地的，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社会因自由主义作祟而在认识“家”的社会作用方面所存在的盲区。

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霍耐特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与“家庭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指出：“一个民主性的共同体，是多么依赖于它的成员究竟有多少能力去实现一种相互合作的个人主义，就不会长久地一直否认家庭领域的政治——道德意义。因为要想让一个人把他原先对一个小团体承担责任的能力，用来为社会整体的利益服务，这个人必须拥有的心理前提，是在一个和谐的、充满信任和平等的家庭里建立的。”霍耐特的论述有着强烈的实践智慧，具体点出了在现代社会中，家的政治——道德意义，算是一种现代版的“家和万事兴”。“家”不再是宗法式的共同体，“家”作为专制温床的时代，也早已过去。现代家庭恰恰是培养共同合作、相互支持的重要机制。确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性不是一个“个体”的自然本性，而是在“家”中教化出来的德性之人。从对最亲近之人的爱，“推及”到对他人的爱，进而“推及”到对宇宙的爱，这正是“家”的教育的重要内容；“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教化功能，是“个体”得以社会化的最初和最重要的环境。在现代社会中，“家”所培养出来的善于合作的“个体”正是健康社会的基础。

在“修齐”与“治平”之间找到新的联接点，中国文化传统重视“家”的传统，就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的价值观念有重大意义，这是其他价值观念得以发挥的基础。没了这个基点，整个价值系统中的其他规范就会飘摇欲坠，社会就会迅速进入失范状态。

（摘编自孙向晨《重建“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

材料二：

“家”是中国文明构成的总体性范畴。相比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从其起点上就不屈不挠地摒斥“家”，儒家文明对社会伦理、政治以及经济关系的建构，始终是从“家”出发，形塑“家国一体”的秩序体系。这一“缘情制礼”的反复努力，不仅构成两千多年来中国文明的大传统，也与民间丰富的小传统若合符节，不仅决定我国传统文明的制度和伦理底色，也是更具坚韧性和独立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民情的基础。即使20世纪初以来，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家庭革命”甚嚣尘上，家庭结构和模式、传统家国关系频受挑战，但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家”并没有被根本撼动，反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重建舶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其他思想的依据。由此可见，不理解“家”的内涵和作用机制，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文明的实质特点及其构成和变迁。

其次，“家”在中国文明中的上述地位，立足于作为实体的家已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之源的事实。今天，若戴着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眼镜来打量“家”，视其为纯粹的权利、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受体，而忘却其在生活和历史中形成的作为情感和生命意义的承载，甚而忘却其作为现代人之丰富的情感需求（爱情、亲情以及依赖性）的港湾，我们就很难深入把握中国人的日常情感和伦理结构，也难以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共情的研究。

（摘编自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

材料一

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呢？这需要在文化传播的理念、框架以及方式等方面用心用力。

首先，在理念上，告别以“传者”为中心的单向传播理念。无论是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一厢情愿地认为受众会无条件地接受传播的内容，是不现实的。为此，需要尊重受众的接受期待，平等地与受众交流，而不是居高临下地灌输。盛气凌人的说教没有人愿意听，受众只会背你而去。所以，宣传工作就不能以“传者”为中心，而应充分尊重受者的权利和感受，提升传播的质量和水平，用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所要传播的价值理念植入到目标受众心中去。

其次，在传播框架上亟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框架问题。如今，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内外有别的宣传模式需要修正。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已经成为传播现实，这就需要从受众的实际需求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二是主流价值观、非主流价值观、中国文化之间的秩序问题。三者完全重合显然是不现实的，如何寻求三者之间的最大“交集”，这是文化整合需要破解的课题。将三者有效地整合起来，获得“共识”之后，构建一个立体的传播框架，将三个维度的价值理念有效地运转起来。主流价值观传播应该处于金字塔的顶端，非主流价值观传播处在中间层，文化传播应该是金字塔的基座。三个层面的传播是上下贯通的尤其是主流价值观不是孤悬在金字塔的顶部，它应从非主流价值观和中国的文化基座中汲取最大共识，获得丰厚的民意支持和文化地气，这样才能实现主流价值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最优化。

其三，创新传播方式。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2010年世博会，中国馆的内容演绎，就是成功的文化传播案例之一。比如动态版《清明上河图》，设计者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复活了张择端笔下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生活，让原先静态的历史名画变成了生动的动态场景。场景生动再现了古代中国城市的祥和、热闹生活，智慧地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的和谐、兼容的理念。

（摘自张涛甫《中国文化如何输出》，有删改）

材料二

最近，“90后”古风美食播主李子柒在海外走红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月桃花开，采来桃花酿成酒；五月樱桃季，开始酿樱桃酒、烘樱桃干；从手工造纸，养蚕缥丝，再到制作各种家居物……子柒的视频多以中国传统乡村生活及其独特的物产为中心，充满着浓郁的烟火味道和恬静的田园气息。

有人说她的视频肤浅简单、深度不够，也有人认为她过于偏向展现中国的乡土生活，缺乏对中国现实更为丰富的表现。而文化学者贾静楠认为，李子柒视频中的劳作和生活方式、饮食服饰、手工艺品等内容，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蕴，田园牧歌式的影像满足了国外一些观众对于传统中国的想象，说明中国文化可以通过创新手段发扬光大。

在北大教授张颐武看来，李子柒视频创新方式，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年轻人生活方式中别有意趣的一面，对于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有积极意义。这种大众文化传播方式更有着独特优势，“大众文化从感性上会让人形成对一种文化的初步和基本印象，从而提高跨文化传播效率，也为更多的高雅文化传播打开了空间。”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吸引着海内外关注的目光：“addoil（加油）”“guanxi（关系）”等许多中式英语词汇，先后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电影《流浪地球》在北美、澳洲票房成绩亮眼……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也成为对外文化传播的新渠道，通过生动丰富、具有现场感的介绍，“润物细无声”地日益凸显出文化对外传播的正面效果。

业内人士指出，李子柒视频从专业性上看，视频作品质量较高，甚至不输成熟的工业化纪录片。视频中充满了数天及数季度的跟拍，大量延时拍摄则被运用于展现时节变化之美，此外还有滤镜调色、微距特写、中远景切换等技术运用。

据抖音视频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现在在海外有影响的文化视频作品质量都较高，“然而不足的是，国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大多还停留在功夫、美食、服饰等具象和器物层面，体现中国当代文化特征的文化产品还较少在国外产生较大影响。”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指出，对外文化传播中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我们的故事里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所积累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如果这些故事得到外国读者的喜欢，就意味着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他们的喜欢。

“文化传播要了解受众需求，不能只考虑‘我有什么’，还要考虑‘他对什么感兴趣’。”张颐武说，“李子柒视频能够引发人们的强烈兴趣，说明了传播题材的吸引力。”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有删改）

材料一

       宇宙概念在古希腊意指与“混沌”相对的“秩序”，而在古代中国，它所指称的是空间和时间的统一体。战国末年的尸佼对宇宙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字”就是包括东西南北四方和上下六合的三维空间，而“宙”就是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维时间。东汉时代的张衡（78﹣139）明确提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灵宪》）的无限宇宙概念。与宇宙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天地”，它意指人类在一定条件下所能观测到的宇宙范围，而那些尚观测不到的部分叫做“虚空”或“太虚”。元代的邓牧（1247﹣1306）认为在无限的虚空中有无限多的天地，“天地大也，其在虚空中不过一粟而已耳”（《伯牙琴》），与300年后欧洲布鲁诺（1548﹣1600）的宇宙无限论如出一辙。中国古代先哲们还认为，就一个天体来说都是有始有终的，但就无限多的天体构成的系统来说则是无始无终的。

       中国古代关于天地的结构相继出现过三大模型，即盖天模型、浑天模型和宣夜模型。盖天模型把天地的结构设想为一把附着有众天体的左旋大伞笼罩着一个倒扣的静止的大盘子，约在西汉末年成书的《周髀算经》给出一个典型的论述。浑天模型把天看作一个附着有众天体的球壳绕极轴左旋，关于静止在天球中央的地之形状则有地平和地圆两种观点，约成书于晋代的《浑天仪注》以“浑天如鸡子，地如卵中黄”做比喻。关于天体的运动，这两种模型一致认为恒星随天一起左旋，而对于日、月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则有左旋和右旋之争。宣夜模型抛弃了伞笠或球壳的固体天假设，主张众天体自然漂浮在充满气体的虚空之中。明代哲学家黄道周（1582﹣1646）为说明岁差还提出过一种地动宇宙模型，在恒星天球内，地球和日月五星绕共同的宇宙中心运转，地球的公转周期为23376年。

       中国古代宇宙观的特点是宇宙进化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宇宙生成的论点。《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由“道”生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成模式。《易传》认为天地万物由“太极”生成，提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生成模式。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易纬•乾凿度》把宇宙早期的演化吏分为四个阶段：未见气的太易、气之始的太初、形之始的太始和质之始的太素四大阶段。最具科学意义的宇宙演化观点是南宋米熹（1130﹣1200）提出的“元气旋涡”假说，“这一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捞出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形成个地在中央：气之轻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类经图翼•运气》）。如果把“地在中央”改为“太阳在中央”，它就是其后500年西方出现的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笛卡几（1596﹣1650）“以太阳旋涡假说”，也与其后700年德国科学家康德（1724﹣1804）提出的“星云假说”类似。

       中国古代先哲把“究天人之际”作为重要的思考问题，逐渐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观。但“天人合一”并非如当今许多人所误解的“天人一体”，而是在“天人相分”基础上的“天人同构”。它的两个重要推论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原则和“天人感应论”。在天人关系问题上，道家强调“以人合天”，《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战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天人感应论，沿着意志感应论和自然感应论两个方向发展。西汉哲学家董仲舒（前179﹣前104）认为天像人一样有意志，人的行为，特别是帝王的行为和政治措施也会反映于天，使占星术具有了司法或预警的性质，天文学家成为天意的解释者。东汉哲学家王充（27﹣97）认为天地是含气自然，人不能以行为感天，而着力发展自然感应论，为物理科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基础。

（摘编自《学习时报》第86期《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作者董光璧）

材料二

       浑盖之争涉及宇宙结构问题的方方面面。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撰写了《难盖天八事》一文，从观测依据到数理结构等八个方面，逐一对盖天说作了批驳，有理有据，是盖天说无法辩解的。浑天说也有自己的软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表里有水；地在内，漂浮水上。这一主张成为盖天说批驳的重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比如，古人一直认为天地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从这个观念出发，如果承认这一前提，就得承认盖天说是正确的，因为阳气轻清，阴气重浊，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为地。但古人在争论中，并不以阴阳学说作为判断依据，他们所关注的，是究竟哪种学说更符合观测结果。浑盖之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这种重视实际校验的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

       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政治等非学术因素也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这些，无疑都是浑盖之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持续了一千三四百年之久的浑盖之争，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贯穿于这个时期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之中，促成了与之相关的众多重要科学问题的解决，促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诸多重要成就的获得。例如，被后人奉为中国古代历法圭臬的《太初历》，是浑蒸之争的直接产物；又如，中国数学史上著名的“勾股定理”以及相关的测高望远之术，是在浑盖之争中为发展天文测算方法而形成的……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这表明浑盖之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延续时间长、参与人员多、涉及面广、讨论内容丰富、后续影响大等特点，它表现了中国古人对宇宙问题的关注程度，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这种规模和深度的争论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亦不多见。

（摘编自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