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综合 知识点题库

一棵树的故事

王建平

    原本，那棵树的故事已有了句号，哪想，今春一个议题，让树的话题得以延续。

    春节刚过完，西村村长陪县减灾办的科技人员上山来，对有隐患的山体进行一番考察后，拟定一个议题：全村唯有村民刘有福的房反紧贴着松酥山体，此处属泥石流重大隐患区，入夏前必须搬下山。

    此事一嘈开，都说刘有福命好，要住政府出钱修建的新房了，真是有福。哪料，风声吹进刘有福的耳朵里，他心烦意乱，嘴与老屋的门一下紧闭起来。心想，住山上五六十个年头，那坡那梁那路那草那花那田那地的样儿全烙在心中，我跟它们知根知底知深知浅知冷知暖的日子数不清。哪舍得离开呀？

    这天朝阳照亮山梁，刘有福开门晒太阳，门一开就跟门外的人照上面。见村长第九次上门来，刘有福一下蹲地上，勾下头。

    村长说，五叔，这山上真的那么好吗，山高路难行，这些年夏天的暴雨季节夜里，你和五娘做过一个完整的梦没？

    刘有福没出声，他咋会不知山洪的冲击声跟雷声搅在一起，夜里可吓死人了，他和老伴常常缩在墙角听天由命……老伴去年病故……想到这儿，他抬头吭了一声。

    今的老房子搬下山？

    肯定的。村长应。

    我的鸡鸭猪狗牛全下山？刘有福又问。

    那是必须的。村长应。

    那……我的这棵树？刘有福迟疑一下，吸入一口气，吐完后半句，我的树也要下山！

    当……当然……村长仿佛没想好就从嘴里遛出了几个字。瞬时，他才明白老人家的愿望。老人家的那棵树太大太粗了，要搬下山的确不是一件易事。

    刘有福老屋前有一颗黄桷树。

    七十年前的一个冬天，刘有福二十多岁的爹，趁一个风雪夜看守将不严，从壮丁集中营逃出来，路遇一位砍柴人便讨得一根树枝，好几天粒米未进，靠喝冬水田里的水和手上的树枝拄回家。到家后他爹在门前用锄头挖下一个坑，栽下了树枝。没想到呀，七十多个春夏秋冬过去，树﹣﹣悬跟露爪，树干粗壮得两人合围。树体歪针，长相怪异，主枝横伸树冠宽阔，枝繁叶茂。刘有福常想。树是爹，爹是树，这么些年有爹陪伴心里总是满满的。

    住西村山脚下的二宝，四十岁不到，闯荡过好几个省，是村里村外的大能人。二宝每次来见刘有福，嘴皮子热乎极了。二宝第三次上山，五叔前五叔后贴住刘有福的屁股转。

    五叔，二宝向刘有福敬上带把儿的烟。我想好了，愿出3000元买你的这棵树。

    叭﹣﹣刘有福将一口痰射击出两米多远。

    3500元呢？二宝脸上堆积着笑。

    刘有福的目光移向树。眼晴不动了。那树。古态盎然。叶片儿油绿光亮，有数不清叫不出名字的鸟儿正左树上嬉戏，它们不离开树，爱恋着老屋散发出的古老气息，更没嫌弃过刘有福和他鸡鸭猪狗牛们身上传递给它们怪怪的酸味……刘有福眼晴湿了。

    五叔，5000元怎么样？二宝加价。

    刘有福手中烟锅嘴儿在地上敲了敲，起身扛起一头白发迈向老屋。二宝没想到，他五叔在门口突然转过身来，说，侄儿﹣﹣你能，我出钱，请你把树移下山吧!

    三个月过去，刘有福在山下的新屋建好了。树在昨天也由二宝移下山，在新屋门前栽好。刘有福牵着牛在草地吃草，他远远地望着新栽下的树干，入神了，连二宝的侄儿小强来到自己面前也没察觉。

    五爷，二叔是真心想得你的树，活树没到手，等树死了，他还要来买。小强对看刘有福的耳朵说。

    嗯？刘有福回头盯住小强。

    二叔说树的根部可以打造成根雕茶几，树干和粗枝可雕刻成上百件工艺品，他已访好了买家，那人报价58000元。

    树会死？刘有福眼晴闪烁一下。

    会的，树下坑的头天晚上，二叔在后半夜往坑底的泥土里理了生石灰。小强接着说，化学课学过，生石灰被水泡散了就成了石灰水，石灰水具有强碱性，会烧死树根的……

    夏去秋来，刘有福的树发出的新芽变成了嫩绿的小叶儿。

    幸好那晚刘有福请人与小强从树千侧面挖出一个深坑，从树根下构出好几块生石灰，换上了新土。树呀，你命大，二宝埋下去的生石灰还没化开，要不……

    刘有福独自来到镇上的学校，他为并不沾亲带故的孙子小强交了5000元的生活费。面对老师的询问，刘有福说，谢老师啦，那娃儿的书没白读!

任继愈：大师小事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编订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编纂了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工作等。他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结果2009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达不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太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的主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但给任先生送去时，他坚决拒收。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是任先生自己掏的。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分文不取；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的图书馆。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张贺，有改动)

材料一：2017年中国内容付费用户倾向付费领域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2017年10月13日)

材料二：今年6月，《新华字典》应用程序上线。正版的应用程序每天只能免费查两个字，超出限定再行查询需要支付40元使用费，自去年以来，多家互联网内容平台和自媒体，纷纷推出了知识付费产品，一时间语音问答、会员订阅、直播课程等知识服务爆红．是谁在为这些付费内容买单？记者调查发现，年轻人在享有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对文化消费的支出也越来越大，正成为付费阅读中越来越具话语权的群体。

    用户为内容付费的习惯并非天然形成，这部分归功于政府近年来加强网络版权保护的力度，尤其是连续多年的“网剑行动”有效打击了网络侵权盗版行为。与互联网商业靠吸引流量、构建庞大生态系统变现的模式相比，知识付费因其投入成本低、产业链条短、变现直接而备受个体创业者欢迎，也契合了当下国内的创新创业热潮。

摘编自：《中国江苏网》2017年11月23日

材料三：但问题不在于解答是否令人满意，而是这种方式容易让人养成依赖性——只要我点点鼠标、花点儿小钱，所有我寻求的答案立即一目了然。我得到了答案，却失去了存疑、寻找、分析、判断、论证的过程。换句话说，我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就拿到了答案，痛快倒是痛快，但我怀疑长此以往自己会不会上瘾。

    用户之所以愿意付费阅读，除了要获取某些急需的知识、技能或经验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学习有所成长，但知识付费碎片化的解答方式显然难以满足这种需求。知道了某些问题的答案会让你看起来很聪明，但那只是因为你记住了答案，与你的实际思考能力无关。下次碰到问题，你照样一筹莫展。知识多和思考能力强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3日

材料四：为知识付费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有人担心为知识付费会造成网络用户间因经济因素而不平等，其实，互联网对知识的普及化程度一直在加深，我们获取各类信息也更加容易。但是，信息的数量不等于知识的精度和深度，为知识付费所对应的信息服务主要是后者。

    网络提供知识的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模式以信息全面广博为特征，另一种模式则追求信息的深刻新颖。前者多采用免费服务，信息上传和分享者并不求经济回报。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无法满足于普及型的信息提供，如果想知道的东西在百度、谷歌上能轻松查到，知识精英也就不存在了。对那些渴望得到更精准、更前沿信息的人来说，有针对性地付费获取知识，无疑是最佳选择。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07月27日

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姝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姝，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

    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

    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姝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材料一：

    当前一些技术工种开高薪都招不到人，职业院校的生源并未随着技术工种的吃香而随之“火爆”，这除了职业教育的投入不足，也与整个社会的人才观念和文化偏见有关。有论者指出，近两年热闹非凡的各城市之间的“人才大战”，多数还是突出学历，主要按照本科、硕士、博士的分类给予相应优待，而职业技术人才落户虽然也打开了缝隙，却居于次位，门槛也高得多；而在教育政绩的考核中，也还是偏重于“大学生”的培养数量。另外，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也未尝没有偏见。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西部地区要优先发展职业教育。其实，东部地区同样应该重视职业教育，如此才能让人才供给和需求在地域分配上更加吻合。

（摘编自朱昌俊《高级技工严重短缺学历偏见早该放下》）

材料二：

    为破解“技工荒”，不少企业和地方都以重奖和高薪的方式来吸引和激励技术人才。让人无奈的是，很多时候高薪和重奖也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才。与此同时，却有不少技术工人申请到国外“打洋工”。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甚至德国，都有中国高技术人才获得工作签证，涵盖电焊、水电、安装等工种。为什么中国技工要舍近求远？除了经济收益高这个重要原因外，恐怕就是在国外从事技术工作，社会地位并不会低人一等。比如“水电工”这个职业，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就很有含金量。对此，全社会都要树立“让劳动者体面工作”的意识和信心，给予普通劳动者重奖和高薪不应是权宜之计，而应成为常态，让“劳动最光荣”深入人心。

    要从根本上破解“技工荒”，我们必须营造重视技能、尊重技工的社会氛围。在提高技工人才收入的同时，更要注意消除其成长路上的瓶颈，让年轻人看到当技工也可以有尊严地生活，看得到事业前途和人生希望。唯有如此，才能迎来技工人才的春天。

（摘编自罗旭《不屑F当技工”心态必须破除》）

材料三：2012—2016年普通本专科、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

材料四：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谈到高职扩招背景时表示，一是经济结构变革有要求。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变革、增长动力转换的攻关期，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这就需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优化人才结构、扩大有效供给，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支撑。

    二是职业教育改革要深化。今年1月，国务院印发“职教20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树立了新的教育理念。高职扩招，就是围绕贯彻落实“职教20条”，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和技术技能人才保障政策，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以现代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

    三是区域经济发展须升级。据统计，在现代制造业、新兴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中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近70%的毕业生在县市就近就业，成为支撑区域产业迈向中高端产业的生力军。当前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高职院校主动融入区域发展，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一大批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今年高职扩招100万，将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

材料一：

    中国航天科技突飞猛进的同时，航天科技对经济的拉动已显现。中国正积极建设一张全国地基网，让中国用户可能获得前所未有的高精度导航服务。随着一年来18颗北斗三号卫星顺利上天，北斗全球系统已现雏形，其应用已到快速发展期，未来将形成庞大产业链。

    美国宇航局局长在纪念宇航局成立50周年的演讲中说，“太空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技术创新将成为“太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所谓“太空经济”，是指包括各种太空活动所创造的产品、服务和市场以及形成的相关产业，也包括太空旅游以及发展中的太空后勤服务，后者可以使商业性的太空旅游成为一个可盈利的商业形态。太空经济规模在50多年时间里增长了上千倍，是迄今为止增长最快的经济形态之一。

（摘编自《凝聚中国航天智慧，北斗拉动经济发展》，2018年12月19日）

材料二：

    国际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发现，自2000年来，太空领域的投入活动有3/4来自于最近5年。仅2015年一年，就有超过50家风险投资选择投资太空领域，使得2015年的空间风投金额甚至远超之前15年之和。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数据，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全球共进行了114次航天发射，开创近30年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这背后有国家层面的战略计划，还有不断成长的民营航天企业。

    在国家层面，各国政府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加入新一轮的太空竞赛中。近几年军民融合政策的落地，让更多的民营企业有机会加入到太空经济发展的队伍里，使得国内太空领域的科技力量加速发展。在国有航天民营化、商业化、常态化的同时，国家未来也会向航天应用大众化发展。当未来航天应用大众化发展后，将会更加贴近百姓的生活，例如太空旅游业，就是为航天应用大众化而开发的项目。

（摘编自中国财经网《万亿蓝海待发掘，“太空经济”将成新风口》，2019年1月10日）

材料三：

    我国多地正在挖掘自身比较优势，瞄准“太空经济”，打造发展新引擎——这是吉林、海南、四川、湖北等地近来传递出来的新信号。

    近年来，吉林省借助中国科学院的航空航天科研力量和成果，面向太空大力发展航空航天产业。今年吉林装备制造业的重点是推动“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组网，积极参与国家低轨互联网星座建设，大力发展卫星及航天信息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抓好进取空间探空“小型运载火箭”项目。该项目采取整体规划、分期建设的形式，目前，正在长春新区进行总装联调测试和办公条件建设，并拟在吉林境内规划建设发动机总装车间。

    除了吉林外，越来越多的省份也开始瞄准航空航天产业，努力挖掘自身潜力，争先恐后抓住面向太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机遇。海南省提出，推动文昌国际航天城相关规划编制实施，加快航天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而拥有众多航天科技研发力量的北京市则提出，争取深空探测等重点任务和项目在京落地。

    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迅速，商业航天前景广阔，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在航空航天等领域拥有比较优势，发展潜力很大。

（摘编自张建《瞄推“太空经济”：中国多地确立面向太空发展航天产业》，2019年2月）

    20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在研究引力场方程时，假设宇宙中可能存在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狭窄隧道，这个隧道就是后来物理学家所说的虫洞。爱因斯坦认为通过这个隧道即虫洞可以做瞬时的空间转移，如果虫洞的出口恰好停在过去，就可以通过它逆着时间旅行。当然，进行这种时间旅行时你只能旁观，因为时间是线性的，事件就是一个个已经穿好的珠子，你无法改变珠子也无法调动其顺序。但截至2013年，还尚未有实验证实虫洞真正存在。早在19世纪50年代，已有科学家对虫洞做过研究。一些物理学家认为，理论上，也许虫洞可以使用，但虫洞的引力过大，会毁灭所有进入的东西；同时，即使宇宙中充斥着数以百万计的虫洞，但也很少会有直径超过10万公里的，而这个宽度正是太空飞船安全航行的最低要求。因此虫洞不太可能用于宇宙航行。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研究发现，虫洞的超强力场可以通过“负质量”来中和，起到稳定虫洞能量场的作用。科学家认为，相对于产生能量的“正物质”，“反物质”拥有“负质量”，可吸去周围所有能量。目前世界上的许多实验室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负质量”能存在于现实世界，并且通过航天器在太空中捕捉到了微量的“负质量”。“负质量”的发现为利用虫洞创造了新的契机，只要用“反物质”去扩大原本细小的虫洞，并强化“虫洞”的结构，使其稳定，就可以让太空飞船穿过。

    与此同时，许多科学家也在致力于构造人工虫洞的研究。科学家桑恩等人从理论上提出了构造虫洞的概念。他们相信，先进文明所创造的人工虫洞，可以用奇异物质的“支柱”来保持虫洞的畅通。奇异物质具有超过它能量密度的极大的负压，其引力具有排斥性，从而使得它周围的空间被扭曲得十分奇怪，这正好改变了空间扭曲的“符号”。桑恩的虫洞，可称为奇异物质虫洞。

    科学家麦可思提出了“磁虫洞”理论。他说，极强烈的磁场能弯曲时空而形成虫洞。根据相对论，任何含有能量的东西(包括磁场)，皆能弯曲空间。远在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莱特，就在爱氏方程中找到了磁引力。莱特的理论表明，在一个由螺线管产生的磁场中，螺线管内形成了一个引力场，但要获得这种人工引力场，需要十分巨大的磁场。麦可思说，在实验室内，用2.5T(特斯拉)的磁场即可构造出一个“磁虫洞”，但洞的半径极大，约为150光年，若要将此“虫洞”的半径压缩到实验室的尺度，则所施加的磁场需大到10亿T，这显然超出目前人类的科技能力(最大人工磁场约10T)。但麦可思认为，在太空中必定能找到这种“磁虫洞”，因为中子星表面的磁场达10亿T，在那里，“磁虫洞”将自发地产生。

    不论“奇异物质虫洞”或“磁虫洞”，只要它们存在于太空之中，就能从地球上测得它们的特征性信号，我们将看到一个两边特别明亮中间较暗的R光学像。

甲

关子“物种起源”，如果一个自然学者，对于生物的相互亲缘关系、它们的胚胎的关系、它们的地理分布、地质上的连续以及其他的此类事实加以思考，就可能得到如下的结论：物种不是被独立创造出来的。而是像变种一样，是从其他物种传下来的。然而这样的结论，即使很有根据，也还是不充分的，除非等到能够说明世界上无数的物种曾经是怎样变化以获得如此完善地、正当地引起了我们赞叹的构造和相互适应。自然学者们常常把变异的唯一可能原因归之于如气候、食物等等外界条件，从某一狭隘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正确的，我们以后会论述到。但是要把像啄木鸟那样的构造，它的脚、尾、嘴及舌，如此巧妙地适应于提取树皮下的昆虫，仅仅归因于外界条件是不合理的。又如槲寄生的情形，它从某几种树木吸取养料，它的种子必须由某几种鸟为它传播，它的花雌雄分开，绝对需要借某几种昆虫的帮助，把花粉从一朵花带到另一朵花上。如果说这种寄生物的构造，以及它与其他数种不同生物的关系，是外界条件或植物的习性导致的结果，也同样是不合理的。

    (节选自达尔文《<物种起源>绪论》)

    乙

      英国伦敦大学的起源学教授史蒂夫·琼斯日前雄心勃勃地向物种起源学的开山鼻祖达尔文发起了挑战，并且发誓要写出一部比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更完美  的学术著作来。

        1858年，达尔文在伦敦将他的进化论公诸于众，然而，这种150年后仍有科学意义的学说在当时不但没有引起任何的轰动，反而遭到当时科学界的冷嘲热讽，伦敦科学家协会的主席在当年的年会上说：“今年没有任何的发现。”当然了，神学界对这一学说更是恨之入骨。

       然而任何学说都有其时代的局限和不足之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也不例外。按琼斯教授的说法，达尔文最大的不足便是没有解释人类的起源这一最为人们关心，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有关人类起源的话只有一句：“人类的起源和它的历史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此外，琼斯教授还认为，达尔文的学说在其广义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

    （节选自《挑战达尔文》）

材料一：

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指运用各种方法延长可移动文化遗产寿命的专业性活动。

保护技术推进的核心是找到与遗产变化状况相适应的保护方法，以便及时对藏品进行预警、干预，使藏品保持健康的状态。在此过程中，预防、治理、修复三个方面的技术运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预防是所有的减缓文化遗产恶化和损毁的行为的总称，它涉及光照度、环境条件、安全、防火和突发事件的准备等方面。治理是通过外接的干预直接作用于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是为了消除正在损毁遗产的外界因素，从而使遗产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根据可移动文化遗产遭受“病痛”情形的差异，治理技术可以分为杀虫、去酸、脱水和清洁等类型。修复是对已经发生变形或变性的遗产进行处理，使之恢复到原有的形态或性质。修复的内容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清除文物和标本上的一切附着物；二是修补文物和标本的残缺部分。

（摘自周耀林《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

材料二：

以温度25℃、相对湿度50%为标准寿命（设其指数为1.00），计算在温度15℃、35℃和湿度10%、30%、70%条件下，纸张的寿命和标准寿命的倍数关系，结果见下表：

（摘编自李景仁等《图书档案保护技术手册》）

材料三：

毛里求斯是非洲一个岛国，位于赤道南部的西印度洋上，气候湿热多雨。毛里求斯拟修复的档案文件，形成于18世纪，文件纸张为破布浆机制纸，字迹材料为酸性烟黑墨水，双面手写。以手感鉴别，柔韧性极差，几乎一触即碎。通过测试数据可知，文件纸张严重酸化。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要求和委托，国家图书馆图书保护组和修整组的技术人员，对部分档案文件进行了实验性去酸和修复。方案如下：

⑴去酸方案

酸是纸张纤维发生化学降解的催化剂，能加快纸张纤维的水解反应，使纸张脆化变黄、机械强度下降，直至脆裂粉碎，不能使用。为避免酸性对文献纸张的损害，人们研究了各种去除纸张酸性的方法。根据毛里求斯档案文件的损坏程度和特点，技术人员认为采用氢氧化钙溶液去酸法比较好，以氢氧化钙溶液去酸，可根据纸张酸化的程度调节去酸溶液的浓度和去酸时间，去酸彻底，可操作性强，在操作处理过程中也不会使文件出现新的损坏。

⑵修复方案

纸浆补书机与边缘、局部裱相结合的修复法。用纸浆补书机修补书页，既不遮挡字迹又能增强纸张强度。但纸浆补书机法也有其不足，如对书页的边缘残缺处和书口的断裂处补后的强度不够，主要原因是书口的断裂处及书页上的裂口缝隙过小，使得纸浆难以通过，边缘残缺处的纸浆与书页的连接方式属单侧直线连接，不够牢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纸浆补书机与边缘、局部裱相结合显然是必要的。

档案文件修复后，纸张的强度和柔韧性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原来一触即碎的文件纸张，现在不但可以正常翻阅，甚至可以拿起抖动。对于文件修复前后的变化，毛里求斯大使馆人员表示惊讶，称之为“魔术般的变化”。

（摘编自周崇润等《关于毛里求斯档案文件的去酸与修复》）

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古代建筑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而发展，由最初简单的抵御防护功能扩展为承载多种社会功能，富有多样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国意味悠长的建筑文化。我们的先民把数的元素融入建筑之中，不仅使建筑中的数和天象、阴阳、时令，地理，地利等融为一体，也借助建筑中数的意象来表达审美，和谐和等阶的价值追求。

《周易·系辞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一思想在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中被普遍运用，北京故宫分前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前朝是皇帝上朝，议事的地方，主要是男性活动的场所；内廷是皇帝和嫔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女性活动的场所，这正应验了天地阴阳，乾坤相合的理念。

易学还创立了“阳奇阴偶”的数字奇偶观念，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并且特以六，九为阴阳的代表，规定奇数对应天，属于阳性，象征吉祥，和谐与美满；偶数对应地，属于阴性，有阴冷和不祥的意义。中国古代有“九重天”之说，建筑构造“九”数的重复出现，意在暗合寰宇之“九重”。拿北京天坛来说，它分上、中、下三层，第一层径九丈，取“一九”之意；第二层径十五丈，取“三五”之意；第三层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意。此外，天坛的高度、栏板数目均采用了一、三、五、七的阳数，暗合“太极”和“九重天”。

整个北京故宫建筑同样从数的角度体现了阴阳相合天地对应的意蕴。故宫前朝的主要建筑物也是故宫的中心所在，三大殿分别立于汉白玉雕琢的三重台阶之上，太和殿九开间、进深五间，七十二巨柱都是九或九的倍数或奇数。故宫内廷以乾清门一线为界，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内廷多用偶数当中较好的数字“六”。有两宫六寝，体现了下方、后方、偶数，负数为阴的民间信仰；而外朝主殿布局采用奇数，成为五门、三朝之制，正表达了中国传统以上方，前方、奇数、正数为阳的意蕴。

中国传统社会常常借用数字来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普通百姓喜欢偶数中的“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上下四方为“六合六运”之数，最为圆满吉庆。作为山西省祁县民居建筑的代表，乔家大院就是由六个院落组成的，其目的是祈求乔氏家族六六大顺。

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建筑这种有形的载体还被赋予了等级性，《易经∙乾卦第一》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是帝王化身。故九、五为帝王之数，即人们常说的“九五之尊”。“九”是奇数中最大的数，代表皇帝的权威；“五”不仅来源于“五行”，也位于奇数正中，代表皇帝坐镇中央，因而九、五代表皇权至高无上，从而导致中国封建宫廷建筑往往运用九与五两个数字加以显示。天安门城楼正面宽九间，门上装有九路门钉，即纵横各九排，又呈“九”的倍数，故宫房间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暗含“九五”至尊的意思。

（节选自李玲《中国古建筑的数理意蕴》，有删改）

叶嘉莹，点燃现代人的诗词情

朱东君

《环球人物》：叶先生，您说没有诗词，您难以在人生的逆境中坚持下来。困顿时，哪些诗词给您以慰藉和勇气？

叶嘉莹：晏殊写过一句词：“满目河山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满目河山都是引起你怀远的，可你怀念远人，远人就来到你面前了吗？你就飞到远人身边了吗？所以他说“空念远”，念远是白白的，没有用处的，伤春也是空伤春，他写的是两重的悲哀，也是两重的反省。晏殊解决的办法就是不如怜取眼前人。我大学毕业，曾经到私立的并不著名的学校去教书，但我讲课一样认真去讲。眼前要做的，我把它做好。我不能对不起陶渊明、杜工部、李太白。他们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要把他们好的东西讲出来。所以，一个人不要梦想，不要空想，不要空空地怀念过去，不要白白地梦想将来，要珍重你的现在。

《环球人物》：这有些像现在年轻人爱说的，“不恋过去，不惧将来”，然而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在逆境中的悲伤自怜，古人如何克服？

叶嘉莹；以欧阳修为例，欧阳修历经宦海沉浮，晚年到颍州西湖定居，写了十首《采桑子》，每首的第一句结尾都是“西湖好”，而他所写的西湖景物，无论任何季节，任何天气，没有一时一处不美好。读一遍就能体会到他遣玩的意兴。他不是肤浅的欢乐的追逐，他是透过悲慨写欢乐。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说：“我们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有的人悲哀，对世界都痛恨，都悲观，也有人盲目享乐。可有修养，有情操的人，虽认识人生可悲慨的一面，仍能够看到世间可欢喜可赏爱的一面。

《环球人物》：顾先生说得真好，“有生之事业，乐观之生活”。然而人们往往是在追逐事业和人生价值的过程中，体会了顺逆无常，生出许多人生际遇的感怀，甚至是伤怀。

叶嘉莹；那么，你看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同样写大江，李后主写什么？“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写的只是悲哀的一面，没有反省和超脱的一面。苏东坡则不然，“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悲哀感慨之中有一种超脱，一种通古今而观之的气度。通古今而观之，这是做人要培养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

《环球人物》：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在一地成长，在一地读书，又在一地工作，回忆过往，每个地点都能让人产生乡情。而思乡，恰好是古诗词另一个恒久的主题，对吗？

叶嘉莹：韦庄有《菩萨蛮)五首。第二首，他在江南，人家劝他“未老莫还乡”，他坚持一定要回到故乡。可是到第三首，他说“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我现在不得不离开江南了，回想才觉得当年在江南的那一段日子，还是好的，还是快乐的。我当时是年轻的，春天时穿上美丽的春装。薄，那么轻松美好的衣服。你要知道，最难得的是你生命中精力最饱满的那一段生活——你的青春，你的韶华。

《环球人物》：朱光潜曾比较中西爱情诗，“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姻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最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姻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所以我们的相思最易在古诗词中找到共鸣？

叶嘉莹：钟嵘《诗品》评价《古诗十九首》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第一首《行行重行行》写了“生别离”的两个人，其中“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两句，就真正是惊心动魄——纵使你不甘心放弃，决心等到底，可你有多少时间等待？一年很快就到岁幕，人生也很快就到迟幕。一旦无常到来，一切都归于寂灭，这是多么令人恐惧而又不甘的事!事实上，这又是绝不可避免的事。“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是多么平常而朴实的语言，却带有如此震动人心的力量。

《环球人物》：除了欢情与别愁，我们还能从有关爱情的诗词中读出什么感悟？

叶嘉莹：欧阳修《蝶恋花》里有一句：“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真是神来之笔。这个窄袖轻罗的女子低头采莲，从荷塘的倒影里忽然发现自己容颜的美好。一个人，也许你终其一生从未发现过自己的美丽，不只是外表，还有品格、修养、志意。你任凭时间像流水一样逝去，没有珍重过自己，没有爱惜过自己，没有想过自己还可以完成什么。当采莲女子发现自己的美，“芳心只共丝争乱”，这是觉醒、反省的时刻，我这一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的美好应该交付给谁？作为读词的人，你们的一生又该交付给什么，你们是否想过自己能成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能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完成的人？

(摘编自《环球人物》第345期)

相关链接：①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为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2014年11月，90岁时，回国定居。

②2016年3月21日，华人盛典组委会公布叶嘉莹获得2015-2016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

③“我第一次听先生讲课，只觉惊为天人。”叶嘉莹门下的博士后蔡雯对《环球人物》记者感叹道：“听先生的课与讲座，听得越多，便越发觉得一切情感都能在古诗词中。在千百年前的古人那里找到深切的、直抵灵魂的共鸣。在现代社会里生存，你的种种苦乐，都可以在数千年的文化原乡中找到最大的共情、共鸣、共振。拥有了这片文化原乡中的诗意，你就不会孤独。”

④《朗读者》节目组联系到叶嘉莹先生，想请她上节目，但93岁的老先生想了想，没答应。她说想学习杨绛先生，把自己“关”起来。她的“关”不是为了幽居与隐逸——叶嘉莹现在定居南开大学，不外出的时候，她或是“关”在西南村的寓所里讲课，或是“关”在迦陵学舍里著述。她皓首著书，鹤发授课，正是为了把古体诗词的火种传下去，燃出现代人那一份怦然心动的热情。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旧唐书·王维传》云：“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喑疾。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王维在安史之乱中逃避不及，被迫出任叛军伪职，这一经历成为他终生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

凯茜·卡鲁斯指出，所谓创伤记忆，“是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其中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在王维的诗文里，创伤记忆的确反复出现，但不是通过幻觉的方式。在直接与己相关的诗文里，王维只悔罪不辩白，在为与自己有相似遭遇的他人所写的表、碑等作品里，他不仅悔罪，而且在对他人当年残酷遭遇的展现中，巧妙为自己辩白。     

陷贼、禄山迫以伪署、被收系狱中，这些创伤记忆在王维诗文中反复出现。如《与魏居士书》云：“偷禄苟活，诚罪人也。”《责躬荐弟表》云：“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作为传统的士大夫，王维十分重视忠诚与名节，其《重酬苑郎中》云：“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惭未报主人恩。草木岂能酬雨露，荣枯安敢问乾坤？”但君臣大义所负愈重，王维也愈不堪安史之乱所带来的创伤记忆之煎熬，最后竟至于舍家归佛、归隐，其《叹白发》云“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不过，细读王维诗文会发现，他在直接涉及自己的诗文中，对创伤事件往往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且只表示戴罪有愧，不作或少作辩白，至多如《谢除太子中允表》云：“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跼天内省，无地自容。”只有在《为薛使君谢婺州刺史表》《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等诗文中，由于这些为之作文的友人与自己有相似相近的遭遇，王维才充分显示出表现创伤记忆的特色。

如《为薛使君谢婺州刺史表》，王维代被朝廷任命为刺史的薛姓友人作谢表，表文先摆出友人的书生、文吏出身，奉法守文有余，折冲御敌不足，所以在时代的大动荡中，只能在城破陷敌之后，被“戟枝叉头，刀环筑口，身关木索，缚就虎狼”。除了与薛姓友人曾担任陕州地方官的经历稍有不同以外，人们一眼可知所写的一切其实也都是王维的亲身经历。同时正因为写的是友人，王维也大胆、直率地写到当日被刀枪相逼、“偷生厕溷”的屈辱遭遇。这是他在单纯写自己的诗文里所刻意省略的。这种从“对面”迂回而来的自陈与自辩，在另一篇《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里犹有过之。王维在“序”里将慷慨赴死的“烈士之勇”、自杀成仁的“智士之勇”，与在灾难、凌辱面前“弃身为饵，俯首入橐，伪就以乱其谋，佯愚以折其僭”的“仁者之勇”相区别——“仁者之勇”虽没有前两者那样舍生忘死，但暂时忍辱事敌，恰是为了以后伺机报主。而在碑文里，王维所陈的遭遇更加惊心动魄：“将逃者已落彀中，谢病者先之死地，密布罗网，遥施陷阱，举足便跌，奋飞即挂。智不能自谋，勇无所致力。”复云：“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这些文字写尽友人在恶劣环境及严密防卫之下多日不吃不喝的非人处境，同时也将为他人及自己的辩护巧妙寓于铺陈描叙之中。

“君子”数句，陈铁民先生注云：“皆维自谓……斌陷贼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维为贼所得在天宝十五载六月长安沦陷后，二事相距半年。”“斌”即这篇碑铭的主人韦斌，陈先生将这几句写韦斌的文字径等于是王维“自谓”，殊为有见，倘能与王维一贯的从对面、从一定距离之外写起的“作法”联系起来理解，当更见其间微妙。

王维诗的这个“作法”，在他为陷贼和出任伪职的经历所深深痛苦的晚年，也在其有关创伤记忆的诗文里被延续下来，得到巧妙运用。这或许不仅是“作法”问题，还表现了王维观察世界与人生的立场和态度。

（摘编自沙红兵《草木岂能酬雨露，荣枯安敢问乾坤》）

    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赋予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体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利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以往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材料一：

按照L·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语言体现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存在状态及其对于世界的解释和态度。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活动中，创造性地发明并使用了“风”这一汉字，并在其丰富的语言实践活动中赋予“风”字繁多的衍生义、派生义、象征义、假借义、隐喻义，从而形成了一个由“风”字构成的活力充盈、生机盎然的“语义场”。

“风”的本义指一种常见的“天气现象”，即刮风下雨的“风”、风吹日晒的“风”。殷商卜辞中有许多关于风的记载，表明我们的古人对风的习性已经有了全面的把握。风有空

间性，即“八方之风”；风有时节性，即“四季之风”。不同方向、不同季节的风性质不同，对植物和动物生长的盛衰、损益也大为不同。中国古代社会作为一个早熟的农业社会，对于自然界的风有着悉心周到的观察、揣摩和理解。《康熙字典》中就曾收录了形容小风的“颼”、形容微风的“飑”、形容缓风的“腱”、形容高风的“颼”，以及形容不同风声的“飒”“飕”“飈”等文字。可以说，殷商时代黄河流域一个“土民”对于风的敏感程度，无疑要远远胜过现代城市商住大楼里的“白领”。

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不同，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是一体化的，人由天地自然孕育化生而成，“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管子·内业》。因此，大地上、天空中的“风”，同样存在于人体之内，人体内的“风”与天地间的“风”可以相互交流、相互感应，“天”与“人”是整合为一的。人的身体状况必然受到“风”的影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别开生面的创举，并成为“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黄帝内经》曰：“天有八风，经有五风。”(《素问卷一》) 中医经络学说所谓“风池”“风市”“风门”“风府”，都是人体中真实存在的“穴位”。传统中医学设立的“风科”，就是治疗因“风”而起的一些疾病的专科。

在中国，从三皇五帝到唐宋明清，“风调雨顺”即意味着“物阜民丰”“盛世太平”，于是，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的价值取向、道德崇尚、文化习俗、审美偏好竟也全都和“风”联系在了一起，成了“风”的衍生物，被称作“世风”“时风”“民风”“风俗”“风情”“风气”“风化”“风尚”；甚至一个朝代的国家法度、朝廷纲纪、民众心态、政府吏治也都被笼罩在“风”字头下，如“风宪”“风裁”“风纪”“风教”等，自然界的“风”便因此拥有了社会学、政治学的意蕴。事实上，“风”和“雨”对于那个时代的意义，差不多就等于“石油”和“煤炭”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作用，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动荡、战争与和平。

此外，“风”与音乐歌舞、文学艺术的联系在中国历时亦十分久远。最为显著的例子，是《诗经》中“国风”的命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诗总六艺，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一个看似寻常的“风”字，竟成了《诗经》这部中国文学开山经典的首脑与灵魂。由《诗经》中的《国风》与《楚辞》中的《离骚》共同合成的“风骚”一词，在中国竟成为“文学艺术”和“文学才华”的代名词。“风”的语义场辐射到音乐、歌舞、诗词、绘画等诸多领域之后，便行生出许多“风”字头的文艺学和美学的词汇，如“风雅”“风致”“风趣”“风韵”“风骨”“风格”等等。

在以张扬个人的独立人格与精神自由为时代特色的魏晋南北朝，以“风”表述人物性情、品德、胸襟、才智等人格心理内涵的话语方式，几乎成了一种充塞整个知识界、文化界的审美偏好。此类例证，在《世说新语》《昭明文选》等典籍中比比皆是，“魏晋风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留下色彩绚丽的一页。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天地自然与世事人生存在于一个有机完整的系统之中。风调雨顺的风、世风民风的风、风骚风流的风、高风亮节的风、风水望气的风、感冒伤风的风……归根结底都是那个古老汉字“风”的衍生物，“风”的语义场辐射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农学、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文艺学等各个领域，将人类主体与其生存环境、将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融会贯通为一个和谐统一、生气充盈的系统。中华民族古典文化高度的有机性、整合性，由此可窥一斑。

(摘编自鲁枢元《汉字“风”的语义场与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精神》)

材料二：

在当今形形色色的环境美学中，卡尔松和他的肯定美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什么是肯定美学？简要地说，就是一种主张所有自然物都具有肯定的审美价值的美学。卡尔松主张全部自然世界都是美的，而科学在自然审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随着17世纪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地质学和地理学，人们对自然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崇高的观念在对自然的欣赏中有了自己的位置，以前被认为只适用于对神的惊奇和敬畏，现在成了对无限的自然界的审美反应。

19 世纪的科学家，特别是达尔文将以前对生物标本的收集和命名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使人们对生物的审美欣赏更为系统化了。从达尔文时期开始，人与自然连为一体的观念，得到了极为广泛的认识。生物学对美学这样远离精确自然科学的学科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20世纪的生态学家强调应根据生态学知识来欣赏和评价自然，科学知识怎样和为何将自然世界变得美丽起来了呢？罗尔斯顿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初步的回答：生态学描述发现整体、和谐、相互依赖、稳定性等等……使我们在以前看不见美的地方看见了美。

科学知识和它对自然的重新描述，使我们在以前看不见美的地方看见了美，科学范式与和谐代替了无意义的杂乱，这些主张为生态学与美学的结合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摘编自彭峰《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

材料一：

早在明末清初，我国学者金圣叹就已意识到人物刻画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曾盛赞《水浒传》之所以叫人百读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在18世纪的德国，黑格尔也较早提出了关于人物创造的系统理论。黑格尔认为，性格乃“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强调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每一个人都是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随着小说这一叙事文体的兴盛发展，人物塑造问题进一步受到了重视，并形成了关于如何写好人物形象的一个专有术语——典型人物。1839年，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在《同时代人》一文中明确提出，“典型性是创造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它，就没有创造”。1843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也讲过“典型人物”在他的创作中的重要性：“法国社会将要作为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正是基于对巴尔扎克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在人物创造方面成就的总结，1888年，恩格斯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此后，典型人物一直是文艺理论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

何谓“典型人物”？在已有的理论中，人们的看法虽不尽一致，但结合中外文学史上一些公认的典型形象，以及许多学者、作家的探讨，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典型人物的基本特征与典型人物创造应有的追求。

第一，鲜活生动性。即作家在描写人物时既要写出其主导性格特征，又要使之成为多方面性格特征的统一体。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除了作为主导性格特征的“叛逆”之外，还才思敏捷、聪慧机敏、情感细腻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除了贪婪冷酷的主导性格特征之外，又有善于经营、热爱子女、不甘示弱、复仇心重等性格特征。这类既个性突出又有多方面性格特征的人物，会给予读者复杂的体味与感受，往往很难予以是非好坏之类的单一评价；这样的人物，因立体化与血肉感，也会显得更为真实可信。

第二，概括性。即作为典型人物，虽是个别的，但又应体现一定范围的人的共性，要达到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要写出这样的“典型人物”，在创作过程中，就要如同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在观念上清楚“典型是类的样本”，因而在创造“典型人物”时，就要设法让其“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就具体人物形象来看，作为某一“类的样本”，所“代表”的类范围越大，自然就会越具典型性。如鲁迅笔下的阿Q，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典型人物”，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作为阿Q性格主导特征的“精神胜利法”，是具有极为普泛的“代表”性与鲜明突出的“类样本”特征的。

第三，深刻性。即作家要创造出典型人物，不仅要做到人物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还要写出其灵魂的深度，使其含有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等方面的厚重意蕴。如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身上，承载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壮信息：随着社会的变革，以骑士精神为代表的传统人格风范，虽已显得可笑，但唐·吉诃德对正义与理想的殉道式坚守，又不无可贵可敬之处，且可启迪人们去重构人类的理想社会；巴尔扎克通过高老头形象的塑造，痛切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格局中金钱侵蚀人性的罪恶，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因此陷入的可怕的畸形与病态，至今看来，仍极具警示现实、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这样的人物形象，缘其意蕴的深刻性而成为卓越的“典型人物”；这样的作品，因其创造了卓越的“典型人物”而成为文学史上不易逾越的高峰之作。

（摘编自杨守森《论典型人物与文学高度》）

材料二：

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鲁迅、茅盾、曹禺、老舍、巴金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就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来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需求，表现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书写中国人民的心灵历程。50年代至60年代的红色经典作品如《红旗谱》《创业史》等是如此，70年代末至90年代步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的作品如《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也是如北。而在近20年来，当中国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经历着更加深刻巨大的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时，我们的文学作品却很少见到能给人们带来强烈心灵撞击和精神感召力的作品，也鲜见能够深刻反映时代精神、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典型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缺憾。没有典型人物的塑造，我们的文学创作就摆脱不了有“高原”无“高峰”的状态，也无法回应时代和大众的审美要求，与读者产生强烈的精神共鸣。

所以，典型人物的塑造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的重要选择。典型人物的塑造，不仅要求作家有反映生活和表现时代精神的愿望，还要求作家有深刻的思想，有对当代社会的深入观察与思考，有直面现实人生的勇气，有洞察现实、触摸社会发展深层脉搏的能力。典型人物的塑造，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把握，对复杂的生活矛盾和人物关系的深刻揭示，对富有时代气息、历史高度的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深刻诠释。作家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不能回避时代的矛盾与真相，必须以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勇气去反映它，让人们感受到时代的痛点，感受到中国社会、中国民众最真实的情感和最真实的生存状态。这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呼唤现实主义，要求塑造典型人物的意义所在。

（摘编自毛宣国《塑造典型人物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选择》）

材料一：

中国古代习惯将疾病称为“疾疫”，其中“疾”是普通的、一般不具传染性的疾病，“疫”指流行性传染病，这种分法符合现代医学的观点。相比而言，“疫”比“疾”更可怕，它每次大规模发生都会给人类造成严重的灾难。

在与疫病作斗争过程中，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有限度的主动感染方式，使人体对某种传染病产生特异性免疫功能，从而避免疫病的发生。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夫治风用风，治热用热”，他将这种方法称为“以类治之”，通俗一点说也就是以毒攻毒，这种治疗思想在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阐述，《黄帝内经》认为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的药治不好病。

虽然古代的人们对疫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难以从机理上全面揭示疫病并提出科学的防疫措施，但以毒攻毒的免疫观仍然具有朴素的科学道理。这是因为，在人的身体中有一些先天性免疫功能，被归结为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得到“获得性免疫”，它虽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但通过感染某种病原体或接种该病原体的疫苗可以产生针对该种疫病的抗体，从而达到免疫的效果。

以毒攻毒的免疫观，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中，该书主要记述了各种急性病症及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法，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蟠等的描述都属首创。

《肘后方》载有“治卒有狗犬凡所咬毒方”，也就是狂犬病的治疗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这种方法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为了不患上某种同样的疫病，人们用捣碎、研磨等物理办法把发病个体的组织、脏器等制成“药物”，其作用相当于原始疫苗。

这种办法虽然原始，却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最早制造出现代意义上狂犬病疫苗的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十九世纪末制备狂犬病疫苗时发现，在感染该病毒动物的脑组织和脊髓中存在大量病毒，于是设法将其接种到家兔的脑中，经过处理后制备出了狂犬病疫苗。

在古代的各类传染病中，天花是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病种。为了应对天花肆虐，人们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天花作为烈性传染疾病，注射疫苗才是最好的方法。中国古代医学有以毒攻毒的传统，也有在狂犬病、伤寒病等方面用类似注射疫苗的方法进行治疗的实践。针对天花，人们逐渐探索出了接种“人痘”来阻止其传染的手段。所谓“人痘”，就是用人所感染的天花病毒为材料，主动地让未感染的人接触这种毒素，以达到产生天花病毒抗体的目的。

“人痘”接种法很早就在中国开始了应用，清代医学著作《牛痘新书》、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均有这样的治疗方法的记载。不过，由于相关记载较为简略，所以也有人认为“人痘”接种法诞生于宋朝。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天花流行，当地的医师们用“人痘”接种法进行防疫，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将“人痘”接种法大规模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标志。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通讯》中专门称赞过中国人的这种伟大创造：“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摘编自陈忠海《古代的防疫与疫苗》，有删改）

材料二：

“截至3月20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接种7495.6万剂次。”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21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内疫情防控总体保持良好态势，但是仍要更精准、更有效地进行防控，确保不出现规模性反弹。

不同品牌疫苗能否叠加接种？哪些人群不适合接种？接种后能否摘掉口罩？接种疫苗后还会感染吗？21日，多部门回应涉及新冠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焦点话题。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表示，关于不同企业生产的疫苗是否可以叠加或替代接种的问题，仍需要更多研究。并将在研究结果出来以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明确的政策措施。他说，目前国内附条件上市的4款疫苗都经过政府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是安全、有效的。公众可以按照所在省区市的统一安排尽快接种疫苗。

贺青华介绍，目前附条件上市的4款疫苗在说明书中对接种禁忌有明确界定，不建议对疫苗所含成分过敏、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患有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有格林巴利综合征病史的人接种新冠疫苗。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也不宜接种新冠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由于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仍在持续流行，国内疫苗接种率较低，来自高流行地区的人员或物品入境，仍有在境内传播的风险。在我国人群疫苗接种达到较高免疫水平之前，无论是否接种疫苗，在人群聚集的室内或封闭场所，公众仍然需要继续佩戴口罩，做好个人卫生习惯，并遵循各地具体的防控措施要求。

“总的来说，疫苗的作用是让大多数人产生保护力，建立免疫屏障，其预防重症的效果更明显。”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说，“从国外目前已用的疫苗上市评估结果来看，打完疫苗之后，确实有一小部分人出现保护失败。将对失败的个别案例进行研究和调查。”

（摘编自新华网，2021年3月23日）

材料一：

联合国环境署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大约有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相当于每分钟就有一辆垃圾车的塑料垃圾倒入海洋。《科学》杂志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0年每年可能有5300万吨塑料垃圾被排放到海洋等水体环境中。当前，全球白色污染形势依旧严峻，疫情期间产生的一次性塑料医疗防护用品垃圾也在加剧目前的污染情况。多国持续出台政策措施，加强海洋污染防治工作。

100多年来，塑料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生态难题。近年来，海洋白色污染问题尤其突出。西班牙加迪斯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欧洲每年有3.07亿到9.25亿件垃圾沿河流入海洋，其中塑料垃圾约占80%。有统计显示，地球上90%的海鸟和52%的海龟曾摄入过塑料微粒。每年约有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哺乳动物因误食塑料垃圾而死亡。在食物链循环作用下，塑料微粒可能最终会到达人类体内，影响人们身体健康。

（摘编自牛瑞飞《携手防治海洋白色污染》）

材料二：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有关塑料的十大事实与再生塑料产业绿色发展建议》中谈及，我国每年塑料制品产量逾7500万吨，回收率为23%—29%，高于不少发达国家。

面对电商、外卖等新业态带来的塑料制品消耗量持续上升等挑战，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意见明确了‘禁塑’‘限塑’期限，电商、外卖等也在其中。在禁限部分塑料用品的同时，还提出要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和模式，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方便群众生活。”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

我国已将海洋垃圾污染防治纳入“湾长制”试点工作，禁止生产生活垃圾倾倒入海。同时，加大海洋垃圾清理力度，开展沿海城市海洋垃圾污染综合防控示范。比如，依据《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开展了渤海入海河流和近岸海域垃圾的综合治理等。这些都为防止塑料垃圾进入海洋提供了有力支撑。

（摘编自寇江泽《应对“白色污染”中国发力“限塑”》）

材料三：

提出微塑料概念的海洋生物学家、英国普利茅斯大学教授理查德·汤普森表示，解决塑料污染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相关产品应该从第一道工序开始就考虑如何有效控制塑料垃圾的产生，这是循环经济的基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找到替代产品对减少人们对塑料的依赖至关重要。报告建议大力发展生物产业，从农业产品及植物废料中提取天然纤维以及生物聚合物是寻找塑料替代品的重要来源，有利于提高循环利用率。

环保科技领域的创新为有效应对海洋塑料污染问题提供了新途径。智利一家公司利用聚乙烯醇等材料，制成可溶于水的手提袋，与传统需要数百年才可降解的普通塑料相比，这种产品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在水中溶解，且不影响水质。挪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的激光探测和定位系统，可以对海平面以下最深一海里范围内的塑料垃圾进行精确搜索和定位，同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相关数据进行清理。

（摘编自郑彬等《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共同守护海洋生态》）

材料一：

所谓诗意，当不仅在于使用优美的词汇，表达理想景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品品皆出诗意。王维的禅味是诗意，李白的幻想是诗意，杜甫对事物的准确描述是诗意，白居易的自相矛盾是诗意，李贺的生涩别扭也是诗意……总之，诗意是一种使我们超越事物一般状态的感觉；因为有了诗意，我们麻木、散漫、暗淡无光的生命获得再生之力。

诗歌的诗意来自我们对于世界、生活的看法，来自我们对于诗意的发现。诗人发现事物诗意的一刹那，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人与世界相遇的一刹那，而在相遇的一刹那，心灵感应降临的一刹那，人和世界都会有所改变，生活因此变得迷人，有光彩，神秘，不可思议。陈子昂发现了“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感遇·其三十四》）的诗意，阿波里奈尔发现了一个走在雾中的罗圈腿农夫的诗意（《秋天》）。许多人漠视生活中的诗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切入生活，触及事物。对他们来说，生活不是此时此刻的存在，而是远方、亿万年时光。他们以为只有物理时空能够给他们距离和词汇，实际上，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心灵。他们应该对着镜子入神地自我观望三分钟，他们会发现镜子里的人他们从未见过。他们误解了诗歌写作，误解了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的意思。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是第二位的，一个诗人必须首先让他的诗歌语言触及那真实的花朵，然后再把它处理成语言之花。诗歌中的真实事物是第一位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诗意，无论它们是美的还是丑的，善的还是恶的，明亮的还是昏暗的，只要你发现，只要你抓住，任何事物一经你说出，都会诗意盎然。

（摘编自西川《生活的诗意》）

材料二：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编自陈鹏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材料三：

所谓“诗意地栖居”，是人的生活、生存的诗化。“诗意”的内涵是丰富的，而且是多指向的，但是，笔者以为，其本质是明确的，那就是自由与和谐。自由自在，其乐无穷，这是世上善良人们共有的体验；自然而然，生趣盎然，则往往又是人们生存中滋生诗情画意的根本元素。但人类的生存并不仅止于单向度地依附于自在的自然，或终日满足于欣赏自在的自然，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还要进行能动的创造性实践，即所谓“充满劳绩”。所以，如何使得人类的实践行为（包括对自然的“人化”）成为充满“诗意”的创造，亦即如何在“充满劳绩”的同时，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出更大的自由空间与和谐境界，这是问题的关键——人类生存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人类作为从自然环境中剥离而出的一个智能物种，本质上就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缘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这二者之间，有过对立，有过混乱，有过和谐，有过平衡。顺应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生存，是人类的天性；改造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更好地生存，是人类的特性。总而言之，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总是促使人类与自然环境保持一种根本性的关系。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从“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变成了对人类有益的、为人服务的对象。它或者作为人类的生活环境而出现，或者成为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资料来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故而，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必须与自然环境保持和谐，包括在人类发展中对于自在的自然世界的改造，也应当把握适度。

（选自宋生贵《人类生存的诗意之源》，有删改）

材料一：

至少在春秋战国，中国就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逐步形成了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起点应该是如何把握农时。种植需要确定合适的时间才会有好的收获，它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种自然因素配合。古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有“天人合一”与“三才”（指天、地、人）思想的形成。

任何抽象的哲学理念都要有具体的操作措施才能实现其价值。如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把握农时，实现天人合一，并获得好的收成呢？我们的祖先利用二十四节气掌握农时，加上北方耕、耙、耱（南方的耕、耙、耖）三者配套的抗旱保墒体系，再辅以中耕除草的技术，以少量土地养活众多人口，构筑了一条通往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径。可以说，深厚的农耕基因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文明类型，它促成了天人合一哲学的产生，进而孕育了二十四节气概念和抗旱保墒体系，构成了古代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就是合理利用农时的典范，是当时发达的农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如今的中国农业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引进了西欧农业模式，加入了许多工业化要素。其中化肥与农药在作出贡献的同时，存在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耕地质量下降，黑土层变薄，土壤酸化，耕作层变浅等。环境污染的现象日益突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生态系统退化明显，建设生态保育型农业的任务更加困难。二十四节气这一体系依然没有过时，这是因为不管农业生产如何发达，基础的原理不会变化，即依赖自然而生产。人们依然要遵循自古而有的尊重自然而非征服自然的知识体系，指导种植、养殖等生产的各个过程，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生产方式。二十四节气理念正以新的形式服务于中国当代农业。

传承二十四节气还可以对美丽乡村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不管工业化的程度有多高，乡村依然会是中国社会的最大板块，乡村的和谐依然要与工业化进程并行不悖。城乡之间的互动应该是双向的、良性的，不能因为工业化而让乡村失去了它应有的韵味。二十四节气时刻提醒人们，城市不能离开乡村。通过熟悉二十四节气，生活在都市的人们能够了解乡村，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

中国在未来将越来越多地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二十四节气如同中国文化的一张核心名片，有利于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当中国人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时，西方一些国家很不适应，认为这是中国试图主导世界的行为。实际上，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和谐理念，不是征服理念，“一带一路”是用玉帛替代干戈的最好形式之一。在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中，二十四节气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知识体系，只有在中华文明的和谐模式中才能 产生。

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实际上是无意间送给中国人的大礼。我们应该很好地使用这个名片，排除干扰，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为整个人类谋福祉。

（摘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徐旺生《二十四节气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及现实意义》，有删改）

材料二：

二十四节气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保护传统知识与实践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也意味着对这一优秀文化遗产的认可和对中国承担保护职责 的信任。这就要求我国积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有序推动二十四节气的各项保护工作。

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生产实践，是古代天文学和农学同步发达的结晶。其中蕴含的尊重自然、效法自然、爱护自然、利用自然、扶助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二十四节气本来是大众的生产生活日用文化，始于西周，于春秋战国基本定型，于西汉完成记载。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郡县制度为其推广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古人立国，以测天为急……察悬象之运行，示人民以法守”，通过官方推行，二十四节气才被普遍用于指导国计民生。2000多年以来，二十四节气既是国家行政的时间准绳，也是农业生产的指南针、日常生活的风向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让二十四节气扎根人心，回归生产生活日用，才是真正的保护与传承。一直以来，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人们不仅传承着二十四节气内在的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和核心价值理念，而且对二十四节气进行了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创造性利用，形成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既有国家祭典，又有生产仪式和习俗活动，还有谚语、歌谣、传说、诗词、工艺品、书画等文艺作品。

二十四节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有助于激起国人继承传统文化的热情，增强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增强外国人士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选自人民网《二十四节气的文化意蕴》，有删改，作者张勃系北京联合大学研究员）

【链接材料】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这一天恰逢中国传统的立春节气。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标志冬天结束，春天开始。随着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冬奥会开幕式缓缓开启。从雨水开始，至立春结束，一幅幅节气的美丽画面对应着中国古典诗词或谚语，将中国元素与冬奥会完美融合，惊艳了世界。

材料一：

从艺术史上看，“空白”的原创之功应该在中国古代绘画。受道家“以虚为本”思想的启示和熏染，中国古代绘画将有意“留白”、精心“布白”的手法发挥到极致，从而形成一种空灵的富有意境的绘画特征。无论是“留白”还是“布白”，其美学旨归都在于实现“空白即画”和“不白之白”的艺术效果，宗白华先生从道家思想出发对此解释十分深刻：“中国画底的空白在画的整个的意境上并不是真空，乃正是宇宙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笪重光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这无画处的空白正是老、庄宇宙观中的‘虚无’。它是万象的源泉，万动的根本。”

相对而言，“文本中的空白与未定性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无，而是相应于或借助于已有的表达的一种无表达的表达。”就诗歌来说，“已有的表达”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定的空白与未定性，很大程度上依赖古汉语语法的意会性和意合性，即“以意组合，略于形式，虚实自如，脉络深蕴，句法规则的控制能力显得较弱，语义语用的制约作用显得很强。”中国古代对此特征的认识已很深刻，表述也言简意赅，清方东树在其《昭昧詹言》中说：“古人文法之妙，一言以蔽之曰：语不接而意接。血脉贯续，语词高简，六经之文皆是也。”正是将冗余的语法形式尽可能剔除掉，将能省略的介词、连词、形容词、动词等尽可能省掉，将能隐去的主谓宾语等尽可能隐去，再加上大量单音词的使用，类似“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样的意象组合和名词拼接才可能在构成可以理解的简洁句式的同时，又留有充沛的可以任由读者去填充和体会的空白与未定性；正是凭借语法的自由，句子成分的灵活倒错，诗歌中的时空可以任意跳跃、切换，人、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必明确限定而全靠读者意会等特征，像“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和“香稻啄余鹦鹉粒，梧桐栖老凤凰枝”这样的诗语把时空的转换和句意的顺通全部交给读者，在充分相信读者的理解力的前提下赋予其落实各种未定和空白的权利。

从诗学解释学的视角看，“文本的空白将自身变为了想象活动的刺激物，空白在文本与读者的交流中起着自我调解的结构作用。”为什么诗歌文本特别需要利用空白来刺激读者的想象活动？归根结底还是诗歌的独特体制使然。说白了，诗歌再怎么想办法扩大自身的内容含量，在小说、戏剧乃至散文面前它也是小巫见大巫。与其这样笨拙地量化比较，倒不如索性放弃有形的文字之比，转而求助于无形的空白，让空白中包蕴的诸多未定因素去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变有限为无限，实现“以少总多”的表达效果和“化少为多”的接受效果——这真是一种无奈中的聪明之举！

（摘编自李有光《律诗之妙，全在无字处——论诗歌空白与未定性的诗学解释学价值》）

材料二：

读者在解读空白结构过程中，补白的自觉意识是一大关键。人似乎有一种填补空缺，使事物完整的自觉倾向。比如，人们会把如下图这样的图形看作是一个圆。根据圆的定义，这个图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圆，因为弧线的两端没有连接起来。但是，人们就是倾向于忽略这个空缺，或者说是填补这个空缺，而把这个图形认作是一个圆。

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当人们看到一个不规则、不完满的形状时，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紧张力，迫使大脑皮层紧张地活动，以填补‘缺陷’，使之成为‘完形’，从而达到内心的平衡。”在对唐诗空白结构的解读过程中，空白之所以会被读者解读和接受，就是因为读者的格式塔心理在起作用。当看到空白结构时，空白结构在语义、形式等方面的空缺就类似于不完满的图形，读者会自然地产生补白的倾向。

空白结构作为一种有所省略、话不直说的表达方式，给诗歌留下了有待填补的空白。可以说，空白是诗人特意留下欲与读者交流的内容，是实现表达者与接受者互动的一种手段。从诗人的创作到读者的补白，这个解读过程本身就说明空白结构是一个创作再创作，需要读者参与的文本结构。正如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所说：“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力。”这种再创作能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参与的喜悦和乐趣。

在对诗歌空白的解读过程中，读者不仅在理解诗人的用意，也由于个人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给作品增添了自己的个人色彩。这些独特的解读方式可能并不是诗人的本意，但是作为诗歌意义的诠释却又未尝不可。可以说，这样的再创作扩充了诗歌的表意容量和内涵空间，提升了诗歌的艺术价值。

当然，读者的再创作不是毫无依据、任己所欲的再创作。再创作的因子完全来源于诗歌本身，是空白结构隐藏着的内容。读者只能以空白为依据，在不影响诗歌理解的前提下，在合适的范围内进行再创作。

（摘编自朱雯雯《唐诗空白结构的修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