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节选自2011年11月5日《文汇报》)
材料一:
走进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迎面而来的仿佛是一个科幻感十足的“未来世界”——一座长方体建筑被一个椭圆形的开口直接穿过。建筑内部,一个巨大的球形报告厅占据了大厅的中央位置,如同“天眼”凝视外界。环视四周,围绕报告厅逐级上升的阶梯与高挑的空间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带来如同海浪起伏般的景观效果……近日,几张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的照片在网上迅速“爆红”,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
这座图书馆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它用现代建筑理念和方法创造了一个科技感和美感十足的巨型中厅,让读者拥有极大的阅读、交流以及想象的空间。”滨海新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宋俊生介绍,“我始终认为,图书馆并非一个简单的陈列空间。它以丰富多样的、多载体形式的、经过精心挑选的、长期积累的文献信息为基础,是知识与信息的集散地,也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地。它囊括中外,兼及古今,能够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体育艺术素养进行全方位的熏陶。它们或历史悠久庄严肃穆,或年轻灵动充满生机,不应该都长着相似的面孔。”
(摘编自2017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陈建强等《用书籍涵养一座城市的品格》)
材料二:
有学者做调研显示:我国城镇居民超过60%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图书馆;城镇居民中有接近40%的中小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去过图书馆;有超过20%的居民不知道本地公共图书馆;仅有4%的中小城市有图书馆的道路标识。国家图书馆研究院2014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很低:2013年我国公民图书馆持证率只有2.5%,而美国是68%,英国是58%。2013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人均到馆0.36次,美国人均到馆5.1次。
(摘编自2017年第1期《图书馆工作》柴林红《探究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书香社会”的对策》)
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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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省级馆 |
市级馆 |
县级馆 |
合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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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万元 |
购书专项经费 /万元 |
财政拨款 /万元 |
购书专项经费 /万元 |
财政拨款 /万元 |
购书专项经费/万元 |
财政拨款 /万元 |
购书专项经费/万元 |
|
|
2010年 |
1780.1 |
300.0 |
2692.0 |
641.0 |
5253.4 |
453.2 |
9725.5 |
1394.2 |
|
2011年 |
2004.1 |
500.0 |
3863.7 |
377.0 |
5329.4 |
575.3 |
11197.2 |
1452.3 |
|
2012年 |
3102.0 |
500.0 |
5646.6 |
467.0 |
7433.5 |
648.2 |
16182.1 |
1651.2 |
|
2013年 |
4462.9 |
700.0 |
5656.1 |
544.6 |
8628.7 |
803.9 |
18747.7 |
2048.5 |
【注】本表数据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1-2014年)统计得出。
材料四:
在河南许昌市鹿鸣湖畔的一座钢构玻璃房内,一名年轻女孩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书,手边放着刚从超市提回来的购物袋。她说,这里环境好,隔着玻璃就能看到湖,而且借阅方便,离家也近,哪怕是买菜的间隙,她都会进来坐一坐。
这座玻璃房便是今年9月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并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它是融智慧图书馆、便民志愿服务站为一体的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空间,许昌在人流密集、交通便利的路段共建成了12座这样的玻璃房。
随意走进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玻璃房,通透宽敞,布置整齐。大书架上,各类图书琳琅满目。阅览桌椅旁摆放着自助办证机、电子图书借阅机、自助借还书机等。此外,玻璃房内还设有应急小药箱、针线包、雨伞架等便民服务设施。
当阅读逐渐实现“零门槛”,氤氲的书香将成为城市最有朝气的文化标签。这些“家门口的图书馆”,如今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阅读,藏于图书馆的书变成了市民的手边书和案头书。
(摘编自2017年11月10日新华社记者史林静《“家门口的图书馆”构筑24小时智薏阅读空间》)
材料一:
在线教育市场需求升温。这种升温一方面在于在线教育类产品是面向家长市场,但体验者却是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用户错位的产品,因此它需要准确切中家长的心理需求。当前,中产阶层家庭队伍逐步壮大,对子女教育投入见涨,许多家长为了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下血本。而中产阶层对于知识、阶层与未来的焦虑往往会压在下一代身上,导致在线教育市场尤其是基础教育需求也逐步庞大。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处于基础教育的人口接近1.8亿,预计到了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0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指出,相较于传统线下教育,在线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它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学习时间碎片化的需求,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线教育还可以跨越由地域等方面因素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问题,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低了学习的门槛。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之前被紧紧封锁在学校围墙之内的知识信息,正在通过在线教育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出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一对一直播、一对多直播及录播相结合等多种在线教育形式,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尤其是近几年盛行的在线教育直播课程,更是受到不同群体的欢迎。在线教育直播课程不再是老师们自说自话的单方面授课形式,而是有了交流、分享的过程,这无疑提高了学习效果。“同时,在线教育机构在运营过程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房租等成本,使得在线教育体现出价格优势。”熊丙奇认为。
——搜狐网2017年08月18日
材料二:
近段时间,“小猿搜题”涉不雅内容,指控“作业帮”蓄意抹黑陷害,两大在线教育平台激烈开打,再次将人们的视野拉回到这个已经被业内冷落许久的行业,隐藏在其背后的乱象及问题也浮出水面。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方平认为,健全行业自律不失为一剂良方。“我国可以建立一个行业内部的权威认证机构。”它们的主要责任是,对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学成果进行追踪认定,不管是颁发的相关证书,还是作出的效果评价,都是真实而有效的。“该认证机构作为第三方,与在线教育机构和学员之间都不存在利益瓜葛,作出的评判可信度较高,但若该认证机构有失公允,则要负一定责任。”程方平解释说。
对于建立权威认证机构,姚建龙认为可以借鉴,他建议我国建立完善有序的行业规则,帮助行业内部自查自纠,提高行业积极性。储朝晖指出,建立公正客观的行业标准,就要明确奖惩规则,对有良知的在线教育机构应积极鼓励,对粗制滥造、剽窃盗版甚至冒用他人名声宣传的,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采取零容忍态度。
“除此之外,我国在线教育的教学质量不高,也成为制约在线教育发展的因素。”储朝晖建议,应当把握“内容为王”的原则,优秀教师和优秀内容才是在线教育发展的保证,才会有市场。
熊丙奇认为,在线教育行业知识库体系庞大,专业多且层次深,因此行业内部需要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鼓励行业协会创建一套丰富的知识库体系,丰富在线课程的种类及内容,让整个行业受益。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三:
如果要从源头抓起,准入资质是第一道环节。程方平认为:“教育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类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线教育机构还具有教书育人的责任,因此,教育机构不能以纯商业模式运作,工商注册管理和教育部门的双重认定方能取得办学资格,不仅不能放松,还需要严管才行。”
姚建龙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在线教育培训法,在立法上明确主管部门和相关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共同治理。完善在线教育的资质审核,规范相关手续流程,加强对在线教育机构的审查,不仅要依法依规有序发展,还应将其子公司、分公司、加盟店等纳入审查范围,争取将每一个环节落实到位。
程方平也建议,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在线教育教师的资格认证标准,从事在线教育的教师都要经过互联网和教育方面的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授课。
“大力发展在线教育,不仅是社会的进步,更是时代的要求,因此立法上对此也应该加以鼓励,要制定相关的鼓励性政策。”姚建龙建议,应当将《教育法》第六十六条加以细化,增强我国的网络环境建设,打造更有利于信息化教育的发展环境,政府也应当加大对在线教育的投入,对发展优良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设一批质量优、口碑好的在线教育品牌。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一:
荒漠化是全球生态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被称为“地球的癌症”。为了“治病”,联合国于1994年大会通过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5年,联合国又确立了一个“世界目标”:到2030年实现全球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目标。
荒漠化和土地退化也成为中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生态威胁,影响超过4亿人口。土地荒漠化、沙化是沙区经济发展滞后、农牧民生活贫困的主要根源,过度开垦、放牧、滥挖采也加剧荒漠化程度。目前全国贫困县中,290个县在沙区,约占总数的35%。在发展中,中国坚持把“治沙”和“治穷”结合起来,沙区成为精准扶贫的一块主阵地,努力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统一。
“中国获得2017年‘未来政策奖’银奖释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就是一个易受荒漠化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可以找到一个睿智且行之有效的方式,来应对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凭借这些努力与成就,中国以及其他的‘未来政策奖’获得者,都在全球环境保护中发挥着引领者的作用。”世界未来委员会理事会理事兼副主席亚莉珊德拉·王德尔女士说。
(摘编自李慧《2017年“未来政策价格”的启示》,2017年8月23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可可西里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瑰宝。可可西里生态保护及修复的过程是相当艰辛的,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从偷猎屡禁不止,到现在的零杀戮、零开采;从藏羚羊濒临灭绝,到种群日益壮大开始自然迁徙,再到雪豹、野牦牛、野驴等频频出现,这背后,是一个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索南达杰”式环保卫士的艰辛努力,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基层管护员,从一级级管理处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科技工作者的倾情付出,是从法治到政策、机制,以及人的环保意识等整个生态链的梳理和重构。
申遗成功将本就名声在外的可可西里再次推上了国际舞台,提升了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美誉度、知名度和关注度,也使得中国为保护可可西里的种种付出,更加具有全球意义。保护好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让稀有的生物物种得到恢复和再生,是中国对全球生态安全的贡献。地处世界第三极入口处的可可西里国际名声很大,这片高原上孕育的神秘物种更是引来全世界科学家的关注,可谓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生物基因库,其不停变化的地貌和生态系统,也为这片净土增添了神秘。当人们在担忧气候变暖时,也许可可西里的些微地理生态变化,就可能是一些信号。珍惜这里的生命,就是珍惜我们的星球。
(摘编自经济日报评论员《可可西里生态保护具有世界意义》,2017年8月24日《经济日报》)
材料三:
美国保护地体系在管理级别上分成联邦、州和地方三个层面,各个层面有不同的管理机构明确管理,即在不破坏保护地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可以适度开展娱乐、休闲、旅游等开发经营活动,如在国家公园内的经营项目一般通过特许经营的办法委托企业来进行经营。国家公园由内政部下属的国家公园署负责,野生生物避难所由鱼类和野生生物署负责,海洋保护区由商务部负责,荒野地保护区由森林署、鱼类和野生动物署、国家公园署负责。
(摘编自《国外生态保护地体系对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管理的启示》)
材料一:
互联网和科技与教育的结合不是新鲜事,近几年被不断提及的在线教育就是很好的例子。2016年又有一种新鲜形式迅速崛起一一直播课。直播其实是在线学习的一种形式,在互动性和教学效果上可以说完胜录播,成为当下最热门的K12辅导和学习形式。所谓K12教育,“K”代表 Kindergarten(幼儿国),“12”代表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12年中小学教育。
对于K12消费者群体而言,因为每天上学、放学,学习的时间相对固定为晚上,在线直播是比较适合的模式。此外,教育机构之所以都瞄准教育直播课,还有一个原因是直播是当下比较靠谱的变现方式。数据显示,参与调查的近7成家长会给孩子购买直播课,也从侧面反映了直播课被家长和学生接受的程度很高。
直播课巨大的市场需求,在2016年促使一大批教育直播机构出现。
传统教育机构,如新东方,在2016年7月成立子公司北京东方优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在线直播课为核心主营业务,辅以在线一对一课程、私播优选(录播课)等授课方式。还有“好未来”,2016年,以录播为主的“学而思网校”转型直播+辅导模式,与其旗下另一产品“海边”分别开展直播业务。截至2016年8月31日,好未来旗下的学而思网校覆盖城市超过40个,学员数量在40万左右,占到总学员数的23%。在线下教学中心无法覆盖到的四五线城市,新东方和好未来都在尝试以在线特别是直播的方式渗透,触达更多的用户。
一些新兴教育平台也推出了直播课程抢占直播市场,如猿题库更名为猿辅导、发力在线直播课、作业帮推出“果园直播课”、学霸君推出“不二课堂”等,甚至以游戏赛事直播出身的斗鱼也推出“鱼教鱼乐教育频道”,希望能在教育直播中分一杯羹。
直播时代,最关鍵的是老师。“网红教师”似乎成了直播的最大看点之一,也成了学生选择直播课程重要的参考。而网红教师不仅是对传统教育行业的变革,也成为K12教育机构的主打牌之一,很多直播课就是在发展网红教师这一思路下争取更多的用户和利润,如猿辅导开出20-50万年薪招聘全职教师,发力K12直播大班课;作业帮的“果因直播课”,也是主打名师牌等。猿辅导联合创始人帅科认为,相比线下辅导机构,直播课可以不需要很多老师,老师的利用效率会更高。对于K12教育机构而言,只需要去选择最优秀的老师,给予强化培训。
(摘自搜狐教育《2016中国教育行业白皮书》,有删改)
材料二
选择直播课的原因
直播课效果如何
(摘自搜狐教育“2016年度消费者调查”)
材料三:
在教师节前一天,“藏狂老师”创始人张浩在媒体见面会上,公开披露了平台运营数据:“疯狂老师”8月份完成课耗金额1.07亿元。张浩表示,“疯狂老师”的创立目标是改变中国教师的生存状态,而O20的决胜点就在于老师的生存状态。在媒体见面会上,张浩公布了8月份教师的收入数据:平台教师平均收入27936元,平台前30%教师平均收入75423元。“高薪,是对老师起码的再重。更准确地说,高薪是对优秀老师起码的尊重。”张浩说。近日,“疯狂老师”从平台里选出数十位优秀教师进京参加“超级名师成长营”,通过学习、研讨等形式,夯实老师的专业知识以及拓展眼界。正因为高薪和发展空间,张浩表示,机构老师高开机构,选择平台化生存已成为趋势。
(摘自网易教育频道专稿《疯狂老师张浩:高薪是对老师起码的尊重》,有删改)
材料四:
在新一轮的在线教育融资热潮中,K2领域融资的次数和规模都远超其他在线教育的细分领域,特别是学业辅导、英语教育这两个赛道已跑出头部企业。公开资料显示,在2017年7月,猿题库融资额度达到1.2亿美元;8月14日,作业帮宣布完成1.5亿美元的C轮融资;近一周后的8月23日,在线外教英语品牌 VIPKID宣布获得2亿美金D轮融资。在线教育领域的融资金额在不断刷新纪录。不过,资本市场涌向互联网+教育,并非代表目前阶段的在线教育就是一门好生意。根据央视财经在报道中提供的调查数据,这个火爆行业却面临着70%的企业存在亏损的窘境。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在线教育今年已融资75亿却有七成企业深陷亏损泥潭》,有删改)
材料一:暑期将至,一些家长开始为孩子安排暑假游学项目。所谓游学,是一种将学习和旅行相结合的学习交流方式。不少家长会为孩子选择国内或国际游学项目,丰富孩子的暑假。近年,游学日趋低龄化,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学龄前儿童纷纷加入游学队伍。
据统计,2017年中国海外游学人数约80万人次,市场规模达到130亿元,预计到2020年我国游学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200亿元。而且,通过海外游学接触海外教育的人群已由原先出国留学为主的高中毕业生或是本科毕业生,快速扩展至中小学低年龄段学生群体。
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让孩子报名去游学无可厚非,但游学越来越低龄化,小学生甚至学龄前儿童也去游学,年龄尚小的孩童,是否适合于海外游学,这值得商榷。
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1967名幼儿园到高中阶段学生的家长的调查,53.4%的受访家长担心孩子过早出国游学会因自理能力差,不能照顾好自己;52.0%的受访家长担心孩子小,去游学容易出现安全问题;29.1%受访家长认为孩子过早出国游学,会导致孩子之间相互攀比。
海外游学项目,绝大部分消费并非孩子目前所需,也非学校要求,却是有关机构的热炒。海外游学现在似乎变为了“刚需”,甚至有家长认为不让孩子去游学,对不起孩子,也丢面子。
其实,从孩子成长的角度看,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并非“海外游学”一条路。家长应理性消费,量力而行,仅抱有“别人去了,我们也得去”的想法,很容易变成“到此一游”。
(选自潘铎印《“海外游学”要量力而行》)
材料二:
国际游学用户游学目的
用户参加国际游学的收获
(选自《2018中国国际游学行业发展报告》)
材料三: 近年来,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以及70后、80后家长针对子女教育观念的变化,游学市场增速明显。但游学机构资质参差不齐,一些旅游平台与教育机构推出的游学产品有“游”无“学”,价格畸高,内容注水,加之家长之间盲目攀比,游学市场一片热闹的背后,质量令人担忧。
目前,海外游学市场行业门槛低、缺乏标准,大量机构涌入使整个行业呈现出“野蛮生长”的态势。业内人士张亮告诉记者,普通海外旅游产品毛利率一般在5%至10%左右,而海外游学产品则可以超过30%,高额利润空间对从业者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据了解,在一些国家,游学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行业规范和体系。在美国,正规夏令营任教的老师需要先参加相关培训和考试再持证上岗。在日本,游学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全国修学旅行研究协会等机构会提供大量专业游学方案和服务。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国际游学发展历史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我国游学机构、从业师资的资质审查和游学内容等则基本处于监管盲区。我国可借鉴一些国家的专门条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机构资质、服务规范、师资监管等明确规定,重要的是要明确教育、工商和旅游部门的职能范围,同时建立游学评价指标体系并定期考核,让游学真正体现自身的价值。
(选自《贴“游学”标签旅游产品就能涨价,游学市场质量堪忧》)
材料四:近日,启德教育在北京发布《启德游学年度调研报告》,报告以客户服务数据为基础,结合行业及合作机构数据,对小学、初中、高中及本科阶段的学生分别进行调研,勾勒出学生和家长眼中的最受欢迎的国际游学的模样。
数据显示,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国际游学目的地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在国际游学时间和价格区间的偏好上,学生和家长最多选择的是2周左右的游学,而4-6万为家长最能接受的价格区间,占比达到40.85%,这说明家长更看重国际游学的性价比。
随着游学市场的蓬勃发展,各种游学产品令人眼花缭乱。但目前市场上的国际游学产品不外乎游学类、营地教育类、插班类、背景提升类四大类型。调研结果显示,背景提升类的项目最受欢迎,而营地教育类的国际游学深受北、上、广、深等城市的青睐。
在选择游学时,小学、初中阶段的学生与高中、本科阶段的学生优先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游学对于留学申请的帮助是小学和初中阶段学生最先考虑的因素,其次为学习和游玩的搭配比例,对于高中和本科学生而言,他们更关注学习部分的课程安排。这体现出身处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对游学有着不同的需求与期待。
此外,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国际游学时看重的服务也不尽相同。高中和本科学生的家长,更看重与留学申请相关的服务,而小学和初中学生的家长,则更关注游学过程中对孩子的陪护照顾。
(摘自郝孟佳、兰美娜《最受欢迎的国际游学什么模样——大数据来“解码”》)
材料一:
2018年4月2日,教育部制定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发展目标:
到2020年,基本完成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
到2025年,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原创成果,部分理论研究、创新技术与应用示范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效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智能社会建设。
到2030年,高校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摘编自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材料二:
2018年6月8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在回答“《行动计划》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方面有何举措”的问题时,相关负责人说:支持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设置人工智能学科方向,深入论证并确定人工智能学科内涵,完善人工智能的学科体系,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支持高校自主设置相关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加快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版),积极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重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探索“人工智能+X”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对照国家和区域产业需求布点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和资源向教育教学转化,推动人工智能重要方向的教材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推动编写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和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将人工智能纳入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引导高校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并通过增量支持和存量调整,稳步增加相关学科专业招生规模、合理确定层次结构,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力度。此外,还要努力构建多层次教育体系。在中小学阶段引入人工智能普及教育;不断优化完善专业学科建设,构建人工智能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于一体的高校教育体系;鼓励、支持高校相关教学、科研资源对外开放,建立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人工智能科普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摘编自中国政府网)
材料三:
6月10日,在江汉大学举行的高校招生咨询会上,人工智能成为了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专业之一,多数家长们看好它的就业和薪资前景。
长江日报记者发现,大数据、机器人工程成高校爆款专业,教育部在汉高校在设置此类专业时非常积极主动。在湖北今年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高校里,除“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双一流高校全部“集体上线”。
省属高校中,湖北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武汉轻工大学今年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
作为市属高校的江汉大学围绕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双一流高校建设需要,增加了大数据、智能制造专业方向;武汉商学院去年成立了湖北省首个机器人工程本科专业。
部分民办高校也十分敏感,武昌理工学院、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武昌首义学院、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
那么,如何培养人工智能人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院长张虎认为,人工智能人才一定是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人工智能人才时一定要打牢基础。江汉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执行院长程辉也持同一观点。他认为低年级的大学生首先要学好数学、计算机这些基础学科知识,到高年级再进行大数据挖掘分析实践。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杨维明认为,人工智能人才可以结合项目进行培养。
(摘编自2018年6月12号《长江日报》)
材料一
4 月 26 日,在 2019 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2018 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8 年短视频和网络转载领域版权秩序得到明显改善,但图片作品侵权案件爆发式增长,公众号抄袭、非法转载现象严重。报告建议加快推进《著作权法》修订进程,促进交易平台透明化。
报告认为,2018 年,我国 5G 发展进入快车道,新技术与内容产业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为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模式。版权产业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行业监管愈加严格,提升了用户的付费意愿,商业模式进一步升级。2018 年,用户付费已占网络版权产业整体市场规模近 50%,用户付费和广告收入双引擎驱动的盈利模式得到进一步稳固。
报告认为,2018 年,我国网络版权保护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比如现行著作权法律制度不能适应产业发展新需求,侵权盗版方式“去中心化”增加版权保护难度,内容产业“重产轻质”,创新能力不足,版权国际应对面临更多挑战。
另外,2018 年,图片作品侵权案件呈爆发式增长,公众号抄袭、非法转载现象严重,案件区域集中态势非常明显。刑事案件中,游戏作品仍然是“重灾区”。
对此,报告建议加快推进《著作权法》修订进程,完善版权制度体系,鼓励创新激发原创动力,创新版权治理模式,推动版权信息共享,促进交易平台透明化。
(摘编自《网络版权报告:图片侵权爆发式增长,公众号抄袭现象严重》,《新京报》2019 年 4 月 26 日)
材料二
注释:在线视频广告营销收入指在线视频企业或者门户网站旗下的视频平台获得的全部广告投放金额,包括在线视频企业旗下细分产品平台;版权分销是指公司向著作权人购买独家作品版权后,又将该作品版权再分销给其他公司,然后从中赚取差价的模式;用户付费指企业的视频业务通过用户获得的付费额,包括会员费、单次点播付费等;其他是指在线视频平台在前述几个业务细分之外的业务规模,例如娱乐相关硬件的售卖、电商业务等。
(摘编自《2017 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研究报告》)
材料三
走好网络版权保护之路,当务之急是要探索建立适应当下需要的版权保护模式。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传播方式,伴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与网络聚合等商业模式的不断发展,智能语言、网络直播、电子竞技等新业态层出不穷,对网络版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适应网络时代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复杂性、裂变性等特点,要通过健全版权管理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创新技术手段,编织更加严密的版权保护网。另一方面版权交易平台滥用诉权谋取私利的歧途,启示我们,唯有在版权的确权、授权、交易、使用上找准各方利益平衡点,版权保护才能发挥其“保护和激励原创,促进文学、艺术、科学繁荣”的作用。
没有一个良性的版权市场,不会有版权事业的长足发展。如何构建一个健康的版权保护交易市场,关键在于多方合作。作为监管单位来说,要厘清版权所有者、交易平台、使用者各方的行为边界,以规则意识破除市场交易的乱象,奠定版权市场的基石。作为行业龙头企业来说,依法依规开展经营业务是底线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要优化产品服务的模式,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交易方案,推动行业风气转变。而对于媒体和公众而言,任何时候版权意识不能丢,尤其是在使用网络作品时,避免“拿来就用”,做到“规则紧绷”。市场参与各方形成强大合力,方能推动版权保护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迈进。
(摘编自高兰《网络版权保护,多方合作才能行稳致远》人民网 2019 年 4 月 26 日)
字序为什么从上至下
李海平

左图为良渚黑陶贯耳壶;右图为龙虬刻文陶片。
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的,字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则。目前出土的大量疑似文字的行款方式,如江苏吴县澄湖良渚古井出土的黑陶贯耳壶,腹部的4个字呈横斜状排列;而江苏高邮龙虬发现的刻文陶片,可以分为两组,4个字的那组应是竖排。
不过,这种自由式的行款在面临字数增多,或是有其他更高功能需求的记录时,不足就非常明显,新型的行款必然出现。
对新行款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应是新需求。根据早期汉字的应用情况,我们不难猜测,它就是甲骨文占卜、竹简记录等活动。所以,能对行款样式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甲骨和竹简本身,二是活动性质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的甲骨常被略去,因为甲骨本身对字序没有多少约束;而竹简常受关注,学者们常从持简习惯、书写习惯等方面入手,认定竹简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对于自上而下的字序,尤其是单简书写时,无论是“方便说”,或是“持简习惯说”,都略显牵强。
“方便说”认为,汉字字形便于竖写,所用的竹简宜于竖写,这是汉字竖写的决定性条件。但事实上,尚没有真正讲究书写顺序的初期汉字,是无所谓竖写横写的,这时候的书写是为字形服务,而非字形为书写服务。
“持简习惯说”认为,古人应是席地而坐,左手持简,置于胸前,右手执笔而书,正是持简的习惯性动作决定了字序的下行。这个说法的前提条件是古人必须有竖向持简的习惯,而这其实是很难确定的。
这样,就剩下第二点,即活动本身。毫无疑问,甲骨占卜活动占据了纯对的“话语权”,它具有两个先天优势。
首选,地位优势。“生民之初,必方士为政”,当时以卜问吉凶、占福祸、决犹豫、定嫌疑,无论政治还是生活,占卜可以用来指导一切活动,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其次,亲缘优势。很多学者认为,汉字的诞生与巫及其活动有密切关联。那么,汉字应用相关规则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会遵循巫相关活动的需求,而甲骨占卜是先民最重要的巫术活动之一。
如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甲骨占卜活动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的关键性作用。
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来看,它绝大部分是占卜的结果,即神意由甲骨兆相表达出来的
文字呈现,是一种来自神灵的从天而降的“天垂象”式的昭示。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从形式上正好吻合这个特点。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1月19日,有删改)
材料一:
2018年国庆,深圳世界之窗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盛世纪》震撼上演。全剧由《日月春秋》、《大汉王朝》、《盛世长安》、《雪域草原》、《碧海扬帆》五大篇章组成。
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传递中国精神中国梦,要做到这一点,雅俗共赏显得尤为重要。以编舞为例,选择《诗经》《蒹葭》,并配以古曲,视之高雅,然《诗经》《蒹葭》的内容本质是通俗的。
从内容来看,第三幕《盛世长安》以“饮中八仙”和“大唐商市”来呈现。以杜甫《饮中八仙歌》为切入点,通过再现诗仙李白、书圣张旭等人在酒会上的群像醉趣,生动地再现盛唐时代文人士大夫乐观、放达的精神风貌,不可谓不雅。而“盛世长安”则展现了当时闻名天下的东市西市繁华热闹的景象:西市胡姬酒肆、商铺林立、商贾云集,很接地气的市井闹市;东市作为皇家购物场所,其高雅与西市的繁华相得益彰。我们每个人经常会说“买东西”,但很少有人追究“买东西”一词的出处,当大家看完东西两市的表演,就很清楚“买东西”一词就出自唐朝到东西两市的购物之意,令观众感到意外之喜。
深圳世界之窗原创推出的史诗、名著、都市三大系列作品中,每一个作品的主题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表面上看对一个景区而言都显得过于严肃厚重,其实每部作品主题的确立,都是艺术与市场的双赢,雅俗可共赏。越是商业性的演出,越要从文化上入手;越是娱乐性的表演,越要在艺术性上加强;越是流行性的作品,越要有精品上的追求。
在信息爆炸的当今社会,铺天盖地的信息足以让人们对各种新生事物产生足够的免疫力,而打动观众的最佳方式则是引发一场情感的共鸣。因此,《盛世纪》提供给观众的不仅是一部作品,更是一台有故事、有人物、有吸引力的演出,一段能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美好体验。
(搜狐网《深入浅出讲述中国故事,雅俗共赏传递中国精神》)
材料二:
朱自清先生的《论雅俗共赏》最早于1948年上半年由观察杂志社出版,书中收录关于文艺的论文十四篇,有三分之一是谈诗歌的,主要是谈朗诵诗。先生对新诗创作有个基本观点,即诗歌语言固然应当通俗易懂,明白如话;但更主要的是新诗必须有节奏。盖中国传统诗歌与音乐有密切关系,而“节奏”是从音乐来的;尽管新诗与音乐已没有直接关系,却也不能没有节奏。既称为诗,总要读来朗朗上口,因此节奏是不能缺少的。这本书中谈诗歌的文章大抵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并论证这个观点。
书中力作当推《论雅俗共赏》和《论逼真与如画》。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论雅俗共赏》。先生撰写论文,经常结合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来谈问题,此文自不例外。这篇论文的观点是有倾向性的,即以古今的名著名篇为例,要求今后的作者能照顾到广大读者层面。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不能只供文化程度高的读者阅读,而应该争取多数人(即一般文化水平的人)都能欣赏,这样的作品才能传之永久。这就是我对先生论“雅俗共赏”的粗浅理解。其实我以为,雅与俗并非彼此不能相容的矛盾对立面,其间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先秦文学中,《诗》三百篇应该是最古老也最典雅的作品了,但其中“国风”和“小雅”两大类,有不少作品最初也应该是比较通俗的,且曾在民间广为流传。后来经过上层文化人进行加工,才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楚辞》中的《九歌》也是这样。其后的汉魏乐府、五七言诗以及词、曲,散体文中的话本等,其发展过程亦大抵如是,不妨说都是由俗变雅,或先俗后雅的。清末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在当时不过是流行一时供人消遣的“闲书”,现在则成为近代文学史中必须予以评价的古典名著。可见“雅”与“俗”只是相对而言,不宜划分得太刻板、太绝对。
如果从读者这方面说,则从俗到雅,实即“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主要还是希望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和鉴赏能力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当前有一种风气,强调属于古典范畴的文艺作品非经过人为的改动不可,即使是已被公认为经典之作,如小说中的《西游记》《红楼梦》或戏剧中的《牡丹亭》《桃花扇》也要对它们妄施斧斤。理由是不“改刀”的话就不算“与时俱进”,并认为群众也看不懂。我则认为,这是不科学的,也是行不通的。真正的经典作品,不下苦功夫是读不懂的。试问,谁敢擅改屈原的《离骚》《天问》以及鲁迅的《野草》呢?成功的作家和艺术家是有责任提高读者和观众的鉴赏能力和艺术水平的,而不是随意迁就读者和观众的低水平,从而降低作品的质量或擅改传世已久的经典之作。如果拿“雅俗共赏”做挡箭牌,而一味迎合时尚的低级趣味,最终是会葬送我们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前途的。
一部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能产生“雅俗共赏”的效果,乃是品位很高的美学境界,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不能由于作者水平低或演员的艺术表现力不足,写不出或演不出达到一定水平的作品和剧目,便以“雅俗共赏”为借口而替自己文过饰非。在当前这种社会浮躁风气下,在文化滑坡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请读者耐心读一读朱自清先生这本《论雅俗共赏》旧著,窃以为是大有好处的。
(选自吴小如《<论雅俗共赏>前言》,有删减)
材料三:
①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士”和“民”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老百姓加入士流的渐渐多起来,这些新晋的士人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这样,“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
②到了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
③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以《西厢记》和《水浒传》为例,这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压迫反抗”,也是人之常情。这可以说是俗人和雅人的交点。
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新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有删节)
疫,这一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常见名称,是指由各种致病性微生物或病原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自有人类以来,疫病就伴随而生。中华民族始终在同疫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把疫病的防治和自然环境、社会人生联系在一起,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天道、人道、医道合一的思想。
天道、人道、医道合为一体,使得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不仅仅是疫病医学,还是具有丰富人文内涵,包括哲学、艺术、道德、宗教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的人文生命学,一种被古人称之为“生生之具”的关于生命智慧和生命艺术的学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中华医道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天人感应、顺应自然、整体关联、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五行生克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肺经络学说相结合的整体医道观,构建起一整套“治未病”的养生之道和望闻问切诊断,针灸、按摩推拿、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在这种整体论的指导下,中国医学形成了“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的疫病生成观;形成了“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的疫病预防观;形成了防微杜渐,治病求本,适时为度,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疫病治疗观;形成了“病从心起”,故“治心”“修养”的修心养性观和饮食法地道, 居处法天道,制喜制怒的养生观;形成了驱邪避毒、斋戒沐浴、打扫庭院、掸尘扫房,强身健体的卫生健康观;形成了“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仁心仁术”“医者仁心,医德为先”“妙手回春,杏林春暖”的医德观。
医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合理同”,密切关联。医道作为天道与人道在自然与人之间的体现者和践行者,从知行合一的实践层面把天道与人道中许多抽象的理念体现出来。因此,要理解天道和人道合一的思想,就应当对医道有所了解,否则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只能够停留在一个抽象的哲学理论层面。以前,我们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道人道医道合一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为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防治理论和实践方法。早在西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在《周易》中探索导致疫病流行的原因,注意到气候、饮居和疫病的关系。秦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框架下,从整体上来论述医学,它不仅把人本身看作是一个系统整体,同时将人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提出“上工治 未病”的养生、防治疫病的思想。东汉名医张仲景著《伤寒论》,总结出一套认识疫病的理论,根据病情的变化制定不同治法,开创了中国医药对疫病的辨证施治方法。之后,经过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病原和传播途径的不断努力探索,至近代已初步形成一个认识和防治疫病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防疫抗灾、救黎民百姓于病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上医治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治理观和医道观结合起来,发展创新,使其成为现代疫病防控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并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摘编自李伟《天道、人道、医道与疫情防控》,《光明日报》 20200316 15 版)
材料一
网络直播并非由我国产生,早在1995年,美国苹果公司就已经进行了目前看来最早的一场网络直播,直播的内容是一场音乐会。但由于当时技术所限,这一直播只是音频直播,并未实现画面的同步。如果从专业角度来对网络直播进行定义,它其实就是一种借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的媒体演示,不过是能够从一个内容源分发到多个用户端,实现内容的共享而已。
网络直播行为涉及的各参与方包括直播平台、主播以及直播的用户。其中,直播平台作为信息发布的承载者,为行业提供实时网络服务及技术支持;主播则负责直播节目的具体内容的发布,例如策划、编辑、制作、与直播间观众进行互动等,作为节目的把控需要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是信息发布的实施者;网络直播的用户,具体指网络直播的观众,作为直播信息辐射的主体,是网络直播内容的主要受众。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腾讯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网络表演(直播)社会价值报告》深刻分析了网络直播的重要社会价值:一方面,网络直播满足了青年人丰富娱乐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代表了互联网业务的未来方向。直播为好奇心强的青年人打开了一扇窗,有机会了解日常生活环境外的多元体验。主播与观众通过问答、点播、打赏等方式全方位互动,实现密集化的社交互动,观众之间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达到情感共鸣。另一方面,直播用户数量迅速增加,占网民近半,高学历高收入高职级群体成为主流用户,直播用户人群素质快速提升,也将带来内容生产和消费的主流化,成为直播内容去低俗、精品化、专业化的优良土壤。实质上,直播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好的直播产品对增强社会归属感和凝聚力有着独特的优势。
(取材于白玥、杨雨洁等相关文章)
材料二
经历过2016年的融资大战后,中国网络直播行业进行了一轮大洗牌,于2017年从高速发展过渡到市场结构化调整、直播平台重塑业务规划的时期。2017年,网络直播已经成为网络文化内容供应、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代表,成为网络文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众多直播平台基于自身优势展开了差异化布局。网络游戏直播平台通过直播热门游戏以及电子竞技赛事等,巩固内容优势;泛娱乐直播平台在生活、户外等内容的布局逐步加深;秀场直播平台着重在网红选秀和才艺表演方面投入资源,联合制作娱乐节目……丰富了网络文化市场,优化了网络文化内容。
有直播平台企划虚拟偶像,采用了领先全球的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Andromeda。该技术不仅深度集成、优化、实时化了当前的真人动作捕捉和表情捕捉技术,还能够实时且准确地映射驱动人形结构和面部表情运动,使配音演员的运动和声音表演能够有温度地呈现在虚拟偶像上,满足虚拟偶像的直播、视频聊天、漫展互动、全息演唱会等需求。
此外,直播行业与其他产业的联动日益紧密,“直播+”商业模式逐渐成型。电商平台们迅速适应了网络直播这一趋势,打造了“直播+电商”的新模式。根据淘宝直播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超过千万的用户观看过直播内容,每天的直播场次接近2000场。YY电商直播平台打造的“翡翠行业最大共享直播社区”,使在传统行业沉寂多年的珠宝行业借此搭上互联网快车。在“双十二”期间,YY电商直播平台的部分商户日成交纪录已破20万,单日成交过万户。
(取材于《2017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发展报告》)
材料三
21世纪的未成年人生于网络信息社会。对于他们而言,数字化生存是一种出生以来就天然存在的生活方式。网络已经全面渗透到未成年人学习、娱乐、消费、社交等各个领域,使用网络既成为他们在数字时代的基本权益,纷繁复杂的信息与诱惑也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网络直播以丰富的内容、实时的互动模式而广受各年龄层民众的喜爱,与网络直播行业飞速发展相伴随的是,现实中出现了不少未成年人巨额打赏主播的情形,引发了大量民事诉讼纠纷。然而,与民事诉讼等事后的争议解决方法相比,事先的预防更显重要。
家庭教育是避免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的第一道防线。根据《民法总则》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促使子女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未成年人在直播中依赖与主播的互动,更能从平台创设的巨额打赏奖励机制中获得满足感。这种现象恰恰说明未成年人缺乏父母的陪伴与正确引导。
直播平台作为未成年人消费的相对方,应当承担相应的保护未成年人的义务。根据相关机构针对YY、虎牙、斗鱼、映客等20家直播平台进行的未成年人消费机制的测评,85%的样本平台没有在用户注册环节和新用户消费环节进行有效身份验证,仅7家样本平台提供了未成年模式、家长模式、防沉迷模式,19家平台客服明确回应平台不支持单独关闭账号的消费功能。从该测评的结果来看,目前直播平台针对未成年人消费的控制措施难谓有力。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方面的相关立法并不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保护未成年人的规定以及《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对直播平台与主播的行为规范要求不具有可操作性,《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当中也仅对网络游戏平台进行了实名制、防止沉迷的义务要求,并未涉及其他广泛存在的网络消费行为。
(取材于程啸、樊竟合相关文章)
材料一:
“第四次零售革命”是由信息技术变革催生、由电子商务和移动电子商务直接触发的一场新的零售革命,其本质是消费者主权的确立、流通生态的再造和零售模式的颠覆性改变。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传统零售业的优势观、时空观和经营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一步改变了零售的理念。电商成为这次零售革命的先驱和主力军,推动零售业产生颠覆性改变,消费者也受益颇大。
针对传统零售的弊端和电商的瓶颈与问题,有人提出“新零售”“智慧零售”等概念,这与“智能零售”概念从内涵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均是对“第四次零售革命”当下先进的零售模式的一种概括。
尽管零售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但传统的实体店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正因为如此,众多电商都渴望得到并拼命抢占实体店资源,争做智能零售先锋;传统零售店也在探索或寻找机会触网上线。发展智能零售,首先应是零售理念的彻底变革,即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必须对消费者出于真心。
(摘编自王成荣《第四次零售革命:从电商到智能零售》)
材料二:

(李飞《全渠道零售的含义、成因及对策》)
材料三:
学者和实践者对于“全渠道零售”的理解,还处于探索和讨论阶段,存在着诸多模糊的问题,特别是营销学者和零售学者的反应,与实践相比,显得迟钝和冷漠。
“全渠道”是指产品从生产端到客户端之间所有形态的流通环节的总称,从形态上包括实体渠道、电子渠道和直销渠道;从归属上分为自有渠道和合作渠道;从级别上包含卖场、批发商、专营店、便利店等;从职能上包括宣传、发展和服务。
从主体看,从事零售行为的可以是专业零售商,也可以是制造商、批发商,甚至消费者个人;从行为看,零售行为和批发行为常常交织在一起;从范围看,一次大规模零售活动可能是全社会多个部门协同作用的结果。
(摘编自李飞《全渠道零售的含义成因及对策》)
材料四:
电子商务服务的本质是满足消费。21世纪以来,商业信息传递突破时空障碍、物流网络逐步实现全通联,制约消费的一系列障碍正在逐渐消失,为此,消费亦得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障碍。基于现代信息互联技术,以无限扩展的云为基础,以消费者为核心的现代消费方式就是“云消费”。“云消费”在技术层面具有三大核心特征:“云内容”“云终端”“云支付”。
“云内容”即消费突破传统店铺限制,突破有形与无形的界限,突破商品与服务的界限;“云终端”即凡是消费者接触的任何店铺或智能电子平台都可以作为提供消费的便捷终端;“云支付”指消费者可以利用任何支付工具,无障碍购买商品和服务,支付便捷安全,且资金互通共享。
“云消费”时代,信息成本逐渐成为交易成本中比重最大的成本。“云消费”以消费者为核心。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大量普及、智能移动电子终端的广泛应用,社会主流消费群消费模式表现出三大基本属性:消费的体验化、专属化和社群化。
(摘编自赖阳、韩凝春《论“云消费”时代的零售革命》)
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知乎、得到等一系列知识付费产品的相继推出,知识付费大量兴起,用户总量井喷式爆发。艾媒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内容付费用户总量为0.93亿。这一数据随着知识付费产业的发展,在飞速上升。下图是市场知识付费排行榜中占有率大的几款产品(知乎、得到、在行、百度知道)的横向对比分析。
(摘编自《知识付费类产品竞品分析》)
材料二:
中国经济时报:怎样看待知识付费的本质?
陆峰:知识付费本质就是把知识变成可以市场交易的产品或服务,以实现知识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借助移动互联网手段通过市场机制优化知识信息配置的一种知识交易形式。知识付费有利于通过市场交易手段和激励机制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共享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认知盈余,有利于人们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海洋中更加高效地筛选和利用信息,在付费的同时也激励了更多人参与优质内容的生产。
郭全中:知识付费的本质是有效满足用户获取知识的刚需,在前互联网时代,重点在于如何组织和生产知识,而在互联网时代,核心是如何在严重过载的信息中找到适合用户需求的知识。
董一鸣:知识付费的本质,我认为是一种“咨询、培训服务的延伸”,也是一种“花钱买别人的时间”的行为。过去我们遇到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会找到专家或者有经验的人士请教,经常费时费力还需要搭人情,而知识付费平台的产生和近三年来的蓬勃发展,我认为其实提供的是一种精准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咨询服务,令我们解决问题变得更便捷了。
(摘编自中国经济新闻网)
材料三:
数据显示,随着用户在使用知识付费产品的过程中,对于内容的辨别和筛选能力的提升,即使是中上游内容方的在线知识付费产品,平均复购率也仅为30%。企鹅智酷的数据也显示,在有过知识付费行为的消费者中,28%表示体验满意,49.7%表示一般,12.3%表示不满意,认为自己可以找到免费途径来获取。
业界指出,目前知识付费行业发展仍然处于早期阶段,除了适应移动化的消费方式造成的知识碎片化问题以外,还存在知识付费体验差、缺乏内容评价体系和筛选体系、复购意愿不高等问题。从整体产业上看,商业环节和链条缺失、基础设施和产品设计不完全、用户群体需要扩大等问题都制约了知识付费的发展。
(摘编自《“知识付费”行业走向理性》)
材料四:
实际上,知识付费作为一种互联网产品,必然会遵循互联网的法则,当然也免不了染上互联网的恶习。这个光速的时代,已经不给我们太多的时间去真正深入了解我们遇到的问题和感兴趣的事情,浮躁、表浅、速成是从“知识付费”产生之初就携带的基因,而我们强加给知识付费上的任何大的抱负,比如我指望通过听某一门大师课而获得我对不了解的领域的一个系统认知,这几乎是不可实现的。产品本身无论多精致也都是一个互联网的短、快、浅的通俗产品,音频这种方式本身抵达我们的时候就极容易流失,比如讲述内容的人可能讲不清楚、嘈杂环境的消磨,听的时候人的注意力会分散。那么知识付费可以给我们什么?知识付费给我们一种“我在学习的路上”和“时间没有虚度”的自我暗示和安慰。毕竟比起通勤路上和睡前的发呆和胡思乱想,有人在耳边谆谆善诱,我们多少还是会拾取一些到脑子里的。还有就是当我们迫切地需要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找到某一个知识付费产品,去粗取精后的知识的确更容易让我们快速获得。至于批评家们所指出的希望以知识付费去应对时代焦虑,那也是对知识付费的苛求。
(摘编自澎湃新闻网)
材料一: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以媒介为载体的信息交互网络正联结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阅读文本的生产、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平面纸质阅读到手机阅读、社交阅读等网络阅读,阅读媒介多样化趋势不可阻挡,这一发展趋势给传统的以纸质文本为中心的阅读教学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更好地应对这一机遇与挑战,《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将“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加入学习任务群,使之正式成为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
“媒介”一般指传播介质,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既包括静态的纸质文本、图片,也包括动态的声音、动画、视频等电子文本。由于文本内容呈现形式的多样性,“阅读”的内涵不再局限于对书面文字的识记、理解、鉴赏、评价,而是进一步拓展到对图片、表格、声音、视频等多元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应用。与传统的纸质阅读相比,跨媒介阅读具有参与度高、自主性强、多样、快捷、便利等特点,人人都可以成为生活事件的发现者、记录者、写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跨”既强调“跨越”,更注重“整合”,不同的媒介形式特点各异,求同存异,将之有机整合并应用到语文课堂上来,可以丰富语文学习内容,加强语文学习与时代、与生活的联系。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应围绕言语活动开展。阅读以不同媒介为载体的信息,首先应基于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引导学生理解多种媒介运用对语言的影响,将“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作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手段,而非目的。“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活动应整合丰富的语料,锻炼学生在多样的信息来源中去伪存真、辨识媒体立场的能力,在言语实践中形成价值判断和文化心理。从本质上看,“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实际上是要求学生具备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但这里所说的“媒介素养”不是新闻传播学范畴的,而是语文学科范畴的“媒介素养”,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引导学生反思并适应媒介技术对母语习得的影响,在不断接触、分析、判断、评价的过程中实现媒介素养与语文核心素养的融合。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聚焦时代发展的前沿,彰显语文学科的自我成长,意义重大,但在当下的教育情境中“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活动的开展,仍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如何抵御多元媒体对教学的干扰问题。新媒介的引入可以增加信息容量,提高信息传播速度,拓宽学生的阅读与交流空间,但集文字、音频、图片、动画、视频等于一体的超文本,也容易使学生注意力分散,游离于阅读内容之外。如果一味追求媒介的丰富,追求声、光、电的交响,而忽略了阅读的主体内容,则得不偿失。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在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目前虽然还面临很多挑战,但只要广大师生能积极面对时代发展给语文的“教”与“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努力拓宽跨媒介视野,创造性地开展“教”与“学”的实践,就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摘编自《“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内涵、实施策略与挑战》)
材料二:
2018年的世界读书日,国家图书馆“VR诵经典”古诗词虚拟现实体验等数字阅读的多媒介互动展示,而引人入胜的沉浸式体验让读者了解了全新的阅读方式。像这样的“VR+书”的跨媒介阅读场景正逐渐泛在化,并改变了我们的阅读“姿势”。
首先发生改变的是阅读习惯。读者开始习惯于多种媒介同时呈现在一个页面上,与阅读传统文字印刷的文本相比,阅读时读者眼球的转动速度是不一样的。另外,阅读形式也越来越协同化。所谓协同化,实质上就是个体阅读逐步发展成为社交型阅读。过去我们说阅读是很个体化的,一个人拿一本书,安安静静地在一个地方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在阅读之前,总会先上网翻看网友的评价。那么如果某一个平台不推送某本书的相关信息,你还会不会关注它?这是不是影响了你的阅读习惯?当阅读入口开始发生改变,只要你愿意开放自己的“书架”,别人就可以看到你对这本书的批注,同理,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人的批注、圈阅,这会不会影响你的阅读认知呢?
跨媒介阅读背后实质是思维的表达,一个成功的、良性的跨媒介阅读活动,植根于一种思维模式的构建。跨媒介阅读不能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形态改变。要想读懂思维之美,首先要读懂不同媒介语言之间是如何转化的。在跨媒介阅读中,比较容易形成的形态是文学阅读与影视阅读相结合,因为很多影视作品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使得影视阅读成为跨媒介阅读的首选。然而,“跨”之后如何成功地阅读才是关键,要知道,语文课中基于影视作品的跨媒介阅读和一些地区开展的影视教育活动是截然不同的。
思维之美的另一种体现是要注重阅读元素的分拆和关联,形成图谱化的个人阅读知识体系。跨媒介里面有很多元素,戏剧有戏剧表现语言,绘画有绘画表现元素,数字艺术更是元素众多,这恰恰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注意的。这种分拆和关联背后,实际上是分类思想,先分类再建立关联,然后重新将关联以后的知识结构化,形成一种思想,让阅读成为一个体系。跨媒介阅读不止于阅读浏览不同媒介信息,更要聚合思维和思想,形成新的跨媒介阅读知识图谱。
(摘编自吴钟铭《跨媒介阅读改变了什么》)
材料三:
经典名著具有多重教育价值,应列为课堂教学的重点之一。面对新媒介技术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以及我们被逐渐改变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想要继续发掘经典名著的多重教育价值,就应该借助互联网、新媒介和新技术的力量。
传统媒介下的经典名著通常以印刷文字为载体,印刷文字有一定优势,如阅读印刷文字能够赋予人们想象力,能够养成缜密的逻辑思维。但在自媒体和互联网+的时代,经典名著想要经久不衰就要不断寻求新的理解媒介。我们应该了解新媒介的出现并没有完全取代传统媒介。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认为,新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介的消亡,而是会将传统媒介纳入自己的内容体系。传统媒介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所以经典阅读在新时代下寻求新的理解媒介并不是要完全抛开传统媒介。
另一方面,要用跨媒介激活经典名著的新生命。经典名著因其独特的魅力和艺术价值被演绎成不同形式的作品,方便师生通过不同的媒介获取到不同形式的经典名著。与传统纸质阅读相比,跨媒介阅读具有参与度高、自主性强、多样、快捷、便利等特点,将经典名著的阅读与跨媒介结合起来,可以有效发挥两者优势。
以《水浒传》为例,随着广播、影视、网络等电子媒介的兴起,《水浒传》打破了原有的传播范围,拓宽了受众范围,增添了经典名著的表现形式。借助无线广播,《水浒传》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传播达到鼎盛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影视媒介对《水浒传》的影响,自从电视普及后,电视剧就超越了无线广播对《水浒传》的影响,随着拍摄技术的提高和对《水浒传》的解读越来越深刻,199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自制剧《水浒传》,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观看《水浒传》电视剧的热潮。而在网络方面,有专以讨论《水浒传》及其相关作品为主要内容的贴吧,将解读的权力真正放到了大众手中。各类媒介对《水浒传》的解读与《水浒传》原著文本之间达到了“互文互读”,跨媒介阅读给经典名著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摘编自张砚妮《经典名著的跨媒介阅读与交流》)
在中国新诗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城市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自新诗诞生时开始, 现代诗人便注重从城市中汲取文学灵感,在器物和人性两个层面捕捉并呈现城市的风貌 人情,将现实之城转化为心灵之城。与此同时,中国新诗与城市文化的诗学联系,也构 成了新诗的重要传统。
随着中国现代城市文明的兴起,早期新诗写作者的文化视野日趋开放。他们在传统 的乡土田园空间之外,寻觅到城市这一全新的话语资源,并通过诗歌形式展开与城市文 明的对话。郭沫若在《笔立山头展望》中盛赞都市物质文明,将抡船喷出的煤烟视作“黑 色的牡丹”和“近代文明的严母”。诗人倾力咏叹工业文明,隐含着一代青年对实现国 家富强的期待和想象。值得注意的是,诸多诗人看待城市的态度是双重的,他们既能开 掘城市的“力之美”,还能发现“恶之花”,透视物质社会对人性造成的种种压抑。通 过对城市文明的拆解与重构,现代诗人形成了复合的城市认知经验。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新诗的城市书写进入繁荣期,诗歌与城市的经验联结在“现 代派”和“九叶派”诗人笔下得到集中呈现。“现代派”诗人多选取城市符号入诗,尝 试建立与城市生活同步的语感,并在诗歌文体内部展开意象、音律、色彩的实验。20世 紀40年代“九叶派”诗人的城市书写则更强调诗歌与现实情境的联系。穆旦的《城市的 舞》、陈敬容的《冬日黄昏桥上》则将都市体验引入哲思层面,侧重表现生命个体彼此 殊异的现代意绪,使城市书写步入意味与艺术并重的成熟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诗的城市书写多被限定在类型化的题材范畴内,表现对工业 建设的赞美,模态较为单一。进入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步伐,中国的城市文化和 新诗中的城市书写共同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契机。一部分诗人以城市对“速度”的追求为 切入点遥想现代化的未来,如聂鑫森的《地铁》、曲有源的《立体交叉桥》等,洋溢着 对城市新面貌及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期盼。还有一部分诗人明确标榜城市诗歌写作, 特别是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 “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 大展",第一次出现了以孙晓刚、李彬勇等为代表的“城市诗人"群体。他们宣称要替 诗歌在城市环境里制造现代的产床,其文本的原创性品质极强。他们对城市诗歌的尝试 和掘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诗人将城市作为书写对象。
21世纪以来,一些文化中心城市出现了大量标榜城市诗歌写作的社团。诗人立足民 间视角,借助艺术沙龙和跨媒介传播等形式,解析城市文化肌理,反思人与城市的关系。 此外,21世纪诗坛还涌现出一批以城市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诗人,如杨克、梁平、赵丽 宏等。他们注重微观与宏观的视界融合,探析城市人当下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空间,试图 增强城市诗学的哲理内涵。如赵丽宏的《沧桑之城》和梁平的《重庆书》两部作品,力 求从城市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细节中,打捞城市的文化记忆,锻造城市的精神品格,为从 多角度诠释人与城市的关系创造了可能。
(摘编自卢桢《中国新诗城市书写的文学意义》)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活趣事
袁隆平老师的中国梦就是粮食增产,让十几亿中国人有饭吃,吃得好;进而让全世界七十多亿人有饭吃,吃得好。从他的梦想来认识袁老师,就能理解这位老科学家为什么总是精力充沛,锲而不舍地追求杂交水稻增产的新高度,就能理解国际水稻专家们为什么给他取名为“杂交水稻之父”,就能理解湖南省近两届省委书记为什么称他为“80后”,就能理解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总是身不离田间,被农民尊称为“米菩萨”。
“米菩萨”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关于他的外语水平,有人误认为不过是“二两棉花——弹(谈)不上”,其实不然1992年,我随袁老率领的代表团赴菲律宾参加第二届杂交水稻国际研讨会,并应邀在会上作报告,报告后留有十分钟时间给专家们提问。刚开始还比较顺畅,但当一位日本专家问到中国防治稻瘟病使用哪些农药时,我有点接不上。农药的名称有化学名、商品名、通用名,难记且不好发音。袁老师看到我面露难色,立即小跑着登上讲台,帮我救场事后,我很感激地说:“我还没来得及喊‘救火’,消防员就跑过来了。”
早在1999年,经专业评估事务所评估,仅“袁隆平”这个品牌,市值就为一千亿元,袁老师早已是中国的名义“首富”,另外还拥有“隆平高科”百分之五的股份。足够多的钱,不图享受,而是用于培养、奖励杂交水稻研究的人才,显示出袁老师的人梯精神和人格力量。1994年6月,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的庆典活动上,袁老师将他所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的1.5万美元奖金全都捐献出来,设立“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首届颁奖评选出24人,他们是在艰难的开创年代大力支持杂交水稻研究和为推广杂交水稻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代表。
我曾陪他去北京出差,在国家计委、科委、农业部等机关奔忙。付的士费时,如果跑的这趟车和杂交水稻项目有关,袁老师会争着付钱;倘若无关,任凭我怎么赖着他掏钱他都是“冷水褪鸡——一毛不拔”。我笑着说:“都是办公事,何必泾渭分明。”他嘿嘿一笑。
“文革”期间,袁老师还在安江农校教书,春播季节指挥生产的上级领导不顾寒潮南侵,命令限期完成稻谷播种任务,结釆发芽的种谷全部烂在泥里。袁老师深感惋惜,就此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还应加一个“时”字,让生产领导者明白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这是何等科学合理的建言,可就是这个“时”字,差点儿被视为篡改“最高指示”。幸免这场大祸之后,袁老师自嘲:“只怪自己不关心政治。”
长期的工作劳累,特别是水稻杂交试验与推广中要熬受日晒、风吹、雨淋,再加上饮食不定时,袁老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肠炎。而他又最怕在医院耽误时间,好在他有个特殊单方:胃病发作时,吃糯米饭或糯米粑粑;肠炎发作时,吃杨梅罐头。颇有临时性的疗效。袁老师的爱人邓哲随时为他备着这些“私家秘方”,连出国时也备以急用。我们都笑说:“袁老师用糯米粑粑向疾病抢时间!”
袁老师既是一个分秒必争忘我工作的科学家,又是个喜乐善玩的乐天派。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游泳、打麻将、下象棋、拉小提琴、打气排球、打乒乓球、开摩托车、驾驶汽车等,他都是行家里手,袁老师家住长沙市东湖街道,近年来,他年年参加社区的气排球比赛,特别喜欢与独居、空巢老人竞技,切磋球艺。他襟怀豁达,爱开玩笑,和蔼可亲。大千世界对他来说,“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有删改)
材料一:
截至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乃至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国在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是“公本位”、集体本位,而不是“私本位”、个体本位。某种程度上,正是“公本位”的文化传统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儒家传统主张“修齐治平”一体。齐家之本在于修身,治国之本在于以国为家。《礼记》讲“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强调对百姓要“如葆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一言以蔽之,“修齐治平”之道在于克私奉公、视家如己、视国如家、视天下如国、与天下人同其忧乐。“公本位”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追求整体性福祉,强调社会公平,扶助贫困群体。“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成为“王道”政治理想。经过两千多年传承,“公本位”的文化传统成为当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根基。
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曾经一穷二白。新中国成立之初,绝大多数人都属于贫困人口,彼时的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数最多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在农村和城市分别建起集体化体制和单位体制,为民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同时还构建了一个广泛可及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令绝大多数人可享受基本医疗卫生、初级教育和计划生育服务。这些社会主义保障制度为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减贫奠定下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空前的经济增长使民生水平快速提高。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难题,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一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减贫的一大可贵之处,在于创出了一种减贫的中国模式、闯出了一条减贫的中国道路,即超越了传统的以赋权为中心的模式,而以赋能为中心,通过运用综合机制,动员各方力量,提升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参与发展的机会和能力。
在这种减贫模式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中国通过有组织的乡村扶贫、乡村振兴,打破过去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相对孤立的“原子化”状态,极大提升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通过构建乡村合作社等机制,吸引外部资源参与乡村建设,使乡村形成发展共同体,增强协同发展能力;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贫困地区推行产业扶贫,使贫困人口具有更多提高收入的机会;通过就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提升贫困人口参与市场竞争的“可行能力”,实现“授人以渔”;通过普及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政策,降低贫困人口的脆弱。由此可见,赋能式扶贫主要是一种发展支持政策,长期强调既要“输血”,更要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自身的“造血”能力,即内生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脱贫、内生脱贫。
中国的减贫成就,对本国而言意味着人民福祉的重大改善,标志着国家发展的里程碑;对世界而言,意味着“贫困恶魔”并非不可战胜,这无疑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鼓舞与激励。
(摘编自鄢一龙《脱贫攻坚:中国走了一条什么样的与西方不同之路》)
材料二:
“十四五” 规划指出,新时期要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总书记也强调,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把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有机统一起来,激发农民内在活力,引导广大农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乡村振兴。
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只有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使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建设主体、治理主体和受益主体,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才能真正落实、落地。
我们应当清楚认识当前“农民”的特点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随着社会分工与人口流动,我国农民逐渐分化出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兼业农民、农民工、商业型农民等群体。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提高认知,充分挖掘不同农民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如留守村庄的传统农民,一般年龄较大,是对农业与村庄历史最熟悉的人群,是乡村发展最好的“乡愁”文化资源;新型职业农民,是产业振兴与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兼业农民与农民工是弥补乡村振兴人才不足的主要人力资源;而经商型的农民精英,则是一批有能力为家乡发展建设建言献策、出钱出力的“新乡贤”。
其次,要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与能力。乡村振兴战略涉及乡村产业发展、村庄治理、生态保护、文化建设、组织振兴等方方面面,对农民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要求更高。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加强政策宣传,使农民群众真正明白乡村振兴与自己的切身关系。另外,要把农民主体意识培育与乡土文化重塑相结合,发扬乡土文化黏性,把分散的农民群体通过家乡情凝聚起来,以故土情怀提升农民群众对乡村振兴的认同感与责任感。政府还要构建公益为主、市场为辅的常态化农民教育培训机制,把传统培训与远程教育相结合,加强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经营管理能力、组织合作能力等综合素质培养,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素质与能力。
另外,还要创造有利于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环境。一要完善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制度。如加大农业农村财政预算支出,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完善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养老、教育、医疗等政策体系,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质量;完善农村金融、保险、土地、产业扶持等政策,构建农民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等。二要优化农民群众发挥主体作用的平台。例如在村庄规划、产业振兴、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等工作中,为农民群众提供表达建议的渠道和参与的平台,真正实现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知情权、参与权与受益权。
(摘编自唐丽桂《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①“催产素”又叫“爱的荷尔蒙”。关于这种激素,我们一般的了解是,它与信任、表达、亲社会性有关。
②很不幸的是,科学家发现,它的疗效只发生在那些被你界定为“我们”的人之间。当对方是那些被你界定为“他们”的人时,催产素反而会让你对他们表现出更多的恶意和恐惧,你的攻击性更强,而合作性更少。
③荷兰有一项研究,实验者设置了典型的“电车难题” ——假设你看到一辆刹车坏了的有轨电车,即将撞上前方轨道上的五个人,而旁边的备用轨道上只有一个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五个人会被撞死。你手边有一个按钮,按下按钮,车会驶入备用轨道,只撞死一个人。你是否应该牺牲这一个人的生命而拯救另外五个人?
④一般来说,人们都愿意以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拯救五个人的生命。但如果你给备用轨道上的那个可怜人取个名字,再给实验对象注射催产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你给那个人取的名字是一个荷兰人的常见名字,比如德克、或者彼得,实验对象就不大愿意牺牲他一个人来救另外五个人;但如果这个人的名字是荷兰人普遍有敌意的德国名字或者穆斯林名字,人们则很轻松地就会做出牺牲他的决定。
⑤这是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与神经科学教授罗伯特•萨波尔斯基在《行为:关于人类最好与最坏的一面的生物学》一书中提到的一个案例。在这本书中,他想要探讨一个关于人性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人类一方面可以互相屠杀,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无私的善意?我们本性中的一面注定要战胜另一面吗?
⑥“我们 vs他们”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章。按照萨波尔斯基的说法,人类对于异己的偏见深植于旧石器时代的大脑,而且极容易操纵,这既是件好事,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⑦法国人类学家列维 -斯特劳斯很早就观察到,二元对立(男/女、善/恶、热/冷、保守/自由、人/动物、身体/灵魂等)是人类最简单也是最普遍的应对自然界复杂性的方式。就社会生活而言,最基本的分类就是我们/他们——我们是中国人,他们是外国人。我们是城里人,他们是乡下人。我们是中产阶级,他们是穷人。我们是女人,他们是男人。我们是好学生,他们是坏学生。我们是基督徒,他们是异教徒……
⑧可以说,分类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或者说,一种认知捷径。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依据某种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差异创造出“我们”和“他们”来,从性别、种族、国籍、阶级、年龄、宗教、到 T恤的颜色。萨波尔斯基在书中提到过一个最令他哭笑不得的例子,《人猿星球》的拍摄现场,扮演黑猩猩的群众演员与扮演大猩猩的群众演员在吃午饭会很自然的分成两桌吃饭。于是,他引用了一句笑话,“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把人分成两种,另一种则是不这样分的人。”
⑨而且,大脑在区分我们 /他们时,速度极其惊人。比如,以每秒20张的速度给你看一组照片,几乎是一闪而过,你的大脑也能立刻区分出我们/他们——如果照片里是“他们”,就会立刻触发杏仁核的反应,也就是负责恐惧、焦虑和攻击性的大脑区域。给你看一段有人被针扎手指的画面,你的大脑会产生“同构反射”(isomorphic reflex),此时大脑运动皮层对应手的位置会兴奋,进而你的手会握紧,好像感受到了对方的痛楚,除非这只手属于“他们”。
⑩这就是为什么,偏见首先是情绪的,然后才是认知的。我们关于人和事的看法,常常都是潜意识操控的。不同的“他们”会引发不同的情绪,最常见的是恐惧。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很容易理解,对我们的祖先而言,在一个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求生存,把陌生人当作潜在的攻击者,而不是善意的朋友来对待,显然有更好的生存几率。
⑪恶心是另一种常见的情绪。当哺乳动物闻到腐烂之物的味道时,大脑的岛叶皮质会触发胃部不适或呕吐反射,目的是保护它们远离有毒的食物。但人类的情况要特殊一点,我们只要想着吃恶心的东西,就会有恶心的反应,比如想象你自己吞下一只昆虫,想象它在你的唇齿之间挣扎,你的岛叶皮质也会被激活。也就是说,想象也能激活你的岛叶皮质。
⑫更特殊的一点是,动物的恶心通常是感官反应,但对人类而言,不仅是想象生理上恶心的事情会让你反胃,想象道德上恶心的事情同样让你反胃。这里的问题在于,道德越界是非常主观的判断,一个人认为“道德越界”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来说很可能是完全正常的生活方式,比如同性恋。
⑬岛叶皮质最主要交流的对象,恰恰是杏仁核。所以,事情的顺序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只是不同,还是道德越界, 。历史上最残酷的屠杀,往往都与这样的应激反应有关。
⑭在我们对于“他们”的评判背后,是各种潜在的情绪暗流,是我们的认知和逻辑急于跟上情感的自我而编造出来的故事而已。从认知心理学来说,这也是一种“确认偏误”:我们更擅长记住佐证而非反对自己观点的证据;验证时更倾向于支持,而非推翻我们的假设;以及更倾向于用怀疑的态度检验我们不喜欢的结果。
⑮因为人类的本能,要发现自己的偏见很难;但是也因为人类的理性思考自我修正能力,客观全面的见解会与偏见一起产生和传播。只是这条修正之路注定漫长与艰难,需要我们对自身局限性的时刻警醒和自我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