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作品的结构和表现手法 知识点题库

    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意境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山水画不是地理、自然环境的说明和图解。它当然包括自然地理的准确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思想感情，见景生情，景情结合。如果片面追求自然，花、鸟都会成为死的标本，画风景也缺乏情趣，没有画意。感动不了自己，更感动不了别人。古诗里往往有很好的意境，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四句诗完全描写自然的景象，却使人深深体会诗人深厚的友情。古人说“缘物寄情”，写景就是写情。诗画有了意境，就有了灵魂。

    山水画意境的产生，有赖于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的产生，又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度有关。要深入全面地认识对象，必须身临其境，长期观察。齐白石画虾，就是在长期观察中，在不断表现的过程中，对虾的认识才逐渐深入了；也只有对事物的认识全面了，达到“全马在胸”“胸有成竹”“白纸对青天”“造化在手”的程度，才能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赋予对象以生命。对客观对象不熟悉或不太熟悉，就一定画不出好画。写景就是为了写情，这一点，在中国优秀诗人和画家心里是很明确的。无论写诗还是作画，都要求站得高于现实，这样来观察、认识现实，才可能全面深入。《沁园春》开头两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就充分体现了诗人胸怀和思想的高度境界。山水画不强调“光”，而是注重表现长期观察的结果。拿画松树来说，在山水画家看来，早晨八点钟或中午十二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表现松树的精神实质。像五代画家荆浩在太行山上画松树，朝朝暮暮长期观察，画松“凡数万本，始得其真”。一位画家出外写生，两个礼拜就画了一百多张，这当然只能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刻认识对象，更不可能创造意境。一棵树、一座山，观其精神实质，经过画家思想感情的夸张渲染，意境会更加鲜明，木然地画画是画不出好画的。一个山水画家对所描绘的景物，一定要有强烈的、真挚的、朴素的感情，有的画家没有深刻感受，没有表达自己亲身感受的强烈愿望，总是重复别人的，就不会有意境的独创性。

    画画要有意境，否则力量无处使，但是有了意境还不够，还要有意匠；意匠即表现方法、表现手段，简单地说，就是加工手段。齐白石有一印章“老齐手段”，说明他的画是很讲究意匠的。意境和意匠是山水画的两个关键，有了意境，没有意匠，意境也就落了空。杜甫说“意匠惨淡经营中”，又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画家为了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别人，一定要苦心经营意匠，才能找到打动人心的艺术语言。

（摘编自李可染《山水画的意境》，有删改）

材料一：

    共享经济这一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它指的是由个人或第三方平台将闲置资源或服务以有偿分享给需求者，并从中获得报酬的经济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基于信息技术平台的资源优化配置。共享经济的发展驱动力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产生与普及。开放数据、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共享经济平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技术条件。二是人口红利。近年来共享经济在中国的大发展也源自人口基数带来的互联网人口红利。三是大量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大量的传统行业劳动力进入共享经济领域，个人的技能或服务借助第三方平台实现更快速的流动。四是大量闲置资源可供优化。以汽车为例，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显示，平均一辆车只有4%的时间在行驶，而在96%的时间中被闲置，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可供优化的资源。

（摘编自《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材料二：

    共享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利用过剩产能、闲置资产、闲置时间、闲置技术，是去产能去库存的有力方式，不仅提升了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而且拓展创新了分工合作的方式和模式。共享经济的发展不仅为个人带来发展的契机和动力，而且对企业、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共享开放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共享带来的合作与创新将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开放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

（摘编自陈健、龚晓莺《共享经济发展的困境与突破》）

材料三：

共享单车矩阵分析图

（资料来源于李琨浩《基于共享经济视角下城市共享单车发展对策研究》）

材料四：

    相对于共享经济在全球范围的蓬勃发展，共享经济在国内的发展似乎还是慢了一拍，大体量的共享经济企业还不多，涉足的领域也较国外为少。究其原因，一是国内的共享经济起步本身较晚，在共享出行以外的其他很多领域都还在学习和培养用户习惯的阶段。二是因为人际信任基础相对薄弱。大部分的共享经济商业行为都会与不曾相识的人打交道，但在中国对陌生人的信任度相对还比较低，此外也缺乏可靠的个人信用体系可供参考。三是文化差异与社会环境的不同。例如在西方国家人们善于也鼓励社交，人们对于在陌生人家里借住、将车借给陌生人出行等事情上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比中国人要小很多，因此在某些领域就会存在西方成功的商业模式无法移植的问题。

（摘编自财新网《共享经济将会在中国如何发展》）

材料一：

    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一词的出现显然要晚于“城市化”，这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力推中国的城镇化概念，并获得一批颇有见解、影响较广的研究成果。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它也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中共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正式采用了“城镇化”一词。这是近50年来中国首次在最高官方文件中使用“城镇化”。

（摘编自“360百科”）

材料二：

（摘编自《1950—2025年中国与世界城镇化率比较》）

材料三：

    依法执政能力是党领导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增效剂，具体表现为依法决策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城镇化进程中依法执政对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破解制度难题、统筹城乡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面对城镇化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法治是最好的化解之道。

    一方面，建立健全以保障农民权利为核心的法治体系。从人口学意义上看，城镇化的本质问题是农民问题。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保障农民的各项权利。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构建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通过司法保障农民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长期帮扶机制；等等。

    另一方面，提高党对新型城镇化的依法决策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党领导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始终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制定发展规划，推进制度改革，保障农民权利，维护社会稳定；要不断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坚持依法决策和科学决策，城镇化政策的调整、农地征收补偿制度的修改、城镇地址和规模的确定等都要依法依规进行。

（摘编自焦晓云《加强党的领导，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力》）

材料四：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重物轻人、“兴城不兴业，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违背了城镇化规律。所以，中央一再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明确提出“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摘编自彭焕才《解决好人的问题是城镇化的关键》）

材料一：2011年1月1日8点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正式开播，信号覆盖全球。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专业纪录片频道，也是第一个从开播之始就面向全球采用双语播出的频道，它向世人亮出了拥有人文精神的中国影像。中央纪录频道在内容编排上进行了详细的规划，主要呈现了四大主体内容，六大主题时段的播出特点，以期达到规模化的播出效应。央视纪录频道同时采用国际纪录片频道的进行方式，淡化栏目概念，强化大时段编排，以主题化、系列化和播出季的方式，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摘取自杨玉洁等《真实聚焦：2010~2011中国纪录片频道运营和纪录片产业发展记录》）

材料二：

2011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71个大中城市的观众构成和集中度

（资料来源于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

注：群众构成反映的是收视人群的构成，回答了“谁在看频道”的问题，集中度是目标群众收视率与总体群众收视率的比值，表示的是目标群众相对于总体群众的收视集中程度，能够回答“谁更喜欢收看这个频道”的问题：集中度的比值大于100%，表示该类目标群众的收视倾向高于平均水平。

材料三：在制播运营模式方面，央视纪录频道实行的是频道化运营模式。央视是纪录片的主要制作基地，制作出的精品节目数量众多。当然，频道化运营模式也有其自身的劣势，劣势在于频道可以调动的资源非常有限，其融资渠道、产品设计、人财物资源调度都会受到种种限制。央视纪录频道目前正积极推进制播分离模式，节目制作以社会招标、联合制作、购买作为主要方式，并辅以自制精品，为建立较为健全的制作管理模式做好准备。

（摘编自张同道等《2011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报告（下）》）

材料四：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地理频道是一个全球性的付费有线电视网，目前，国家地理频道已经以34种语言转播至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逾2亿9千万用户，作为一个纯纪录片频道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除了高质量，高观赏性的节目内容之外，与其频道自身的制播运营模式是分不开的，其制播运营模式如下：有线电视系统是在地方政府的批准下由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投资建立的，有线电视系统直接面向订户收取费用，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是指拥有运营有线电视系统的企业实体，有线电视节目提供商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提供节目，具体到国家地理频道而言，美国国家地理电视公司以及其他渠道承担提供片源的任务，国家地理频道承担的是节目制作等任务，即让来自国家地理电视公司等渠道的单个的片源变成有机结合的整体，适于在电视上播放；康卡斯特电信公司作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则承担把电视信号才传送到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上的技术性播出任务。

（摘编自楚慧萍《多元延伸，有机互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运营模式初探》）

材料一：“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

    读书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三：“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材料一：（参考消息网12月6日报道）港媒称，中国官员在广东的一个环保论坛上承认，中国在几乎所有空气污染类别中都排在世界首位，包括二氧化硫和一氧化氮，碳排放也是如此。媒体援引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的话说，要在明年之前实现中国减少污染的目标，需要投资1.75万亿元，但投资缺口给这一行动带来了巨大障碍。

    在近日举行的“2016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王金南说：“几乎所有的污染物排放指标和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在全世界排放量都是第一，整个大气的压力前所未有。”工业和信息化部官员雷文说，近10年来，国家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也取得明显成效，但总体来看，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并没有得到最根本的改变。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在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工厂不严格执行环保标准成为污染的主要原因。雷文说，虽然中国大部分火电站都安装了先进的过滤装置，但工厂的燃煤未受到很好监管，它们继续向大气中排放污染物。工信部下属的赛迪研究院说，2015年非电工业领域耗煤量约占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的46%，这些工业炉窑的环保标准没有火电行业严格。王金南还说，环保投入不足仍是一个突出问题。中央政府承诺环保投入占GDP的比例为1.5%左右，但近几年真正投入环境保护的没有那么高，大致只有1%左右。

材料二：（中新社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阮煜琳），中国新闻网）中国大范围空气重度污染天气持续，多地采取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企业限停产等措施强力应对。环保部表示，各地积极作为，保障各项减排措施落实，应对效果初步显现。

    从目前看，北京市实际PM2.5日均浓度比预测值明显下降。由于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减少，污染积累速度变缓，重污染发生过程较预测结果有所推迟，峰值浓度有所降低，启动红色预警的23个城市污染程度均较预测有所减弱，约三分之一的城市污染程度下降。本次空气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六省市均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积极组织开展应对工作。环境保护部派出了13个督查组对各地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督查。督查发现，部分企业、工地未严格落实停产停工要求，还存在露天焚烧治理不到位、小企业违法排污等问题。环保部督促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依法严肃处理。

环境保护部表示，将加大督查力度，严厉打击顶风作案的违法排污行为，尽最大努力减轻重污染天气髟响。

材料三：（2016年12月18日，新京报）今秋以来最严重一次重污染来袭。京津冀及周边40个城市发布橙色及以上预警，其中北京等23个城市发布红色预警。17日，环保部通报，13个督查组已分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6省份，于16日全部到位，展开督查工作。昨日，本报记者随环保部第四督查组在山西临汾及运城督查发现三家化工、焦化企业存在超标问题。

    昨日13时，走出临汾西站，笼罩着灰白雾霾的空气里弥散着微呛的气味，空气质量指数(AQI)342，属严重污染。督查组工作人员指出，微呛气味的形成来源主要是二氧化硫，作为中国知名的焦煤基地，临汾坐落着多所焦化厂，虽然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脱硫改造，但在较差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之下，污染物难以稀释、扩散和清除，地方政府仍然面临着企业运转与环境治理的矛盾与压力。

    为应对本次红色预警，此时的临汾市区已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各重点行业工业企业、施工工地、燃煤锅炉等都实施了管控措施，不承担供暖任务的20蒸吨及以下燃煤工业锅炉、荼浴炉一律停运，至2017年3月31日水泥企业一律停产。

    督查发现：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曾在15日夜间至16日凌晨二氧化硫超标排放8小时．最大超标倍数1.2倍。此外，万鑫达焦化有限公司和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个别时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存在轻微超标现象。

    环保部第四督查组组长、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副站长傅德黔要求存在问题的企业加强保洁和煤堆场喷淋设施建设，同时加强运行管理，控制生产负荷，确保达标排放。临汾市环保局责令相关企业立即整改，并决定对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实施从重处罚。

今日，第四督查组还将在临汾展开随机督查，随后将前往运城。

材料一：

    2018年中国游客的足迹覆盖了157个国家，除了传统热门目的地，更多小众的冷门国家正在被中国游客发现和喜欢。

    目前，中国出境游呈现生活化和品质化的趋势。美食、自然探索、户外运动、避寒避暑、疗养休闲等当地化的旅游体验内容日益受中国游客所青睐。购物内容趋向日常用品，消费行为向理性转变。近年来除了传统的团队游，半自助、自助游等出游方式都受到中国游客的广泛欢迎，其中，半自助的优点是既自由，又省心；自助游则自己安排旅途中的一切，自由、主动、诗意，利用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却又不受商业的束缚。

    现在，中国游客已普遍利用智能手机使用翻译软件、电子地图、移动支付、预约当地中文向导、租车、移动wifi等服务，使得出境游像国内游一样，越来越便利。

    境外支付方式的升级也为中国游客出境旅游带来了更多便利。以中国银联为例，目前银联卡受理网络已延伸至168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境外超过2300万商户和164万台ATM机。而手机支付使境外消费更加便捷。目前，中国游客可以在全球40个国家使用支付宝移动支付。

（摘编自《中国人：出境游很轻松》）

材料二：

（摘编尚《旅游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倡议、“旅游年”的推动下，旅游合作更加紧密，跨越国境的旅行越来越便利。走出国门旅游，去别人的城市住上几天，换一种生活方式。游客越来越强调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体验，目的地則成为本地居民与游客共享的生活空间。

    中国游客就是行走的中国名片，丰富着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国的认识。中国正在加快出境旅游市场的成熟，以期获得更高的利益。随着相关出境政策不断改进和松动，有了坚实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基础以及国外相关组织的参与协作，相信我国的出境旅游市场将与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

中国出境行亚黄金增长周期大方向不变，随着不利因素的渐消，国人出境旅游的需求依然潜力巨大：中国目前持有护照人口为1.2亿，占总人口比例仅8.5%，远低于美国39%和日本24%的护照持有率，中国居民出境旅游才刚刚起步。

（摘编自《中国出境游发展前景》）

材料四：

    第三十八届世界旅游交易会日前在伦敦举行，在今年的世界旅游交易会上，中国出境游市场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出境游客数量不断增長，消费能力逐步上升，许多国外的旅游部门、旅行社和航空公司等相关单位，都希望了解中国游客出境游趋势的最新动态，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出境游客以“80后”“90后”为主力，他们通过网络在线购买旅游服务或查询旅行攻略成为常态，同时中国出境游客更加注重旅游品质以及旅游内容的个性化。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出境游市场地位也迅速提升，中国游客拉动了许多地区的消费和就业，同时也展现出较强的消费引夺力。由于不少中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逛景点、喝下午茶等大众化的旅游内容，一些旅游机构也在“绞尽脑汁”出新出彩，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如今，各国为了吸引中国游客纷纷设置中文旅游网站、餐厅提供中文菜单、酒店客房提供中文电视台、车站设置中文标识、景点提供中文导游等服务。随着家庭亲子、自由行客人的明显增多，当地向导成为出境游的“网红”，他们主要提供陪游讲解、包车接送、特色体验等服务。如何在细微之处做出改变，让更多中国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受，是诸多境外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机构正在努力改善的方面。

（摘编自强薇《中国出境游需求市场影响力浙长》）

材料一：

    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让自媒体用户不断增加，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从以“papi酱”为代表的自媒体人拿到高额的融资开始，自媒体也受到资本市场的重视。但实际上，经过市场的不断筛选与淘汰，自媒体行业中能够长期坚持内容更新与运营推广的自媒体人规模增速并不高。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自媒体人在30岁以下，且接近五成的自媒体为兼职运营。然而，在自媒体新奇、酷炫的外表背后，自媒体人的营收其实普遍不高。数据显示，超过七成自媒体人月营收在5000元以下，仅一成自媒体人月营收超过1万元。

    （摘编自新华网《每个人的麦克风﹣﹣数读自媒体发展特征与趋势》2017年4月12日）

材料二：

    在“只认钱”的逻辑驱使下，有多少自媒体走上了玩火自焚的不归路？动起“打家劫舍”的念头，以发布负面信息为要挟，敲诈勒索收取企业“保护费”；把“拿钱办事”的恶习发挥到极致，什么样的软文都写，什么样的硬广都接，只问报酬不问是非；大搞“瞒天过海”，以院长、专家自居，虚设医学成果和养生误区借机卖假货；贪吃“人血馒头”，为扬名立万不惜“消费悲情”“消费逝者”；掘金“人性丑陋”，大肆渲染明星绯闻隐私……从“二更食堂”公众号永久关停，到“暴走漫画”被判道歉和赔偿，为了所谓“流量”“点击”“打赏”而突破下限、罔顾底线，终究会付出沉重代价。

    （摘编自人民网《唯利是图的自媒体可以休矣》2018年10月26日）

材料三：

    互联网APP客户端自媒体平台作者对增值服务的接受度

    （摘编自《2016年自媒体平台市场研究报告》）

材料四：

    2018年，国家监管部门对内容行业的管控力度空前。国家网信办先后约谈腾讯、微博、今日头条、百度等平台，对自媒体账号存在的一系列乱象开展了集中清理专项行动，已经依法依规全网处置了“唐纳德说”、“傅首尔”等9800多个自媒体账号，又对今日头条、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进行了一系列整顿。自媒体平台作为内容的承载、分发方，一方面与内容生产者同呼吸、共命运，另一方面其自身也是生态体系的建造者。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认为，从投资的角度来说，理解监管逻辑，坚守信仰和道德准则，坚持对某类资产说“不”，非常不易，但非常重要。大浪淘沙之下，“可能会错过一些暴富的机会，可能会错过一些赚快钱的机会，但是这样能走得更长远。”

    （摘编自万珮《自媒体行业去泡沫》）

材料一：

    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说：“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证了社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同时也是对人类影响与日俱增的变化，是人工智能的崛起。简单来说，我认为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我不得不说，是好是坏我们仍不确定。但我们应该竭尽所能，确保其未来发展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有利。我们别无选择。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身是一种存在着问题的趋势，而这些问题必须在现在和将来得到解决。”

    中科院院士张钹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不一样，它不会举一反三，更不会“知其所以然”。使用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十分小心。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机器通过“黑箱”学习（深度学习）方法取得的智能，由于与人类认知行为存在根本差异，因此也将带来潜在的风险。智能机器不是代替人，而是要协助人做好工作。人和机器各有优势，要互相了解才能实现人机协作，但人还是人机关系的主导者。依照这种思想，才可能将人工智能引向人机合作的发展道路。

（摘自《教育家》）

材料二：

（选自“搜狐科技”）

材料三：

    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很快，人工智能学术进步，一些人工智能拥有深度学习算法，拥有较强的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能力。但是人工智能还不能真正地理解我们所看、所说、所思、所想，就像个弱智。所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面临瓶颈，如何让机器拥有常识，熟悉我们的思维世界，这将是一项技术难题。

    现在的硬件技术发展可以说相当迅速，但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没有普遍使用机器人助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软件技术的不成熟，使得机器缺少一个系统性的思维过程去指挥复杂的组织结构。

    我们知道只要是人设计出来的软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漏洞，人工智能也不例外。这样会导致黑客的攻击行为，通过使用各种小把戏来欺骗人工智能。而且这种漏洞一旦被居心叵测的人发现，这家伙就会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破坏行动，后果可想而知。

    在2017年的网络入侵防护系统机器学习会议上，人们就在讨论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控制在安全和人类伦理道德范围内，换句话说，就是让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好人”，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关键行业能起到公正的决策，就是如何让人工智能保持美好的一面。

（摘自“云博汇物联网”）

材料四：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建议，应制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纲要》，有序制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准则。采取“政府主导、专家主体、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方式，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安全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环节和应用场景，明晰不同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制定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法规、标准，划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边界。

    “对人工智能的科研人员，也要进行知识普及，用伦理道德加以约束”，张妍说，“在市场推广和应用环节，还要建立安全评估和市场准入机制。”

    除了伦理和法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还在建议中指出，应该加快科学普及。

    神化人工智能，会让公众产生不必要的恐慌；贬低人工智能，又让公众对人工智能不敢信任。做好科普和引导，消除误解，才可让人类与人工智能和谐相处。

    “人工智能是造福还是为祸，核心就是要看社会法律体系能否迅速健全，在法律体系框架下，人工智能伦理和人文引导能否到位。”刘庆峰强调。

（摘自《科技日报》，2018年3月20日《有了安全边界，人工智能才能有序发展》）

    疫，这一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常见名称，是指由各种致病性微生物或病原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自有人类以来，疫病就伴随而生。中华民族始终在同疫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把疫病的防治和自然环境、社会人生联系在一起，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天道、人道、医道合一的思想。

    天道、人道、医道合为一体，使得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不仅仅是疫病医学，还是具有丰富人文内涵，包括哲学、艺术、道德、宗教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的人文生命学，一种被古人称之为“生生之具”的关于生命智慧和生命艺术的学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中华医道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天人感应、顺应自然、整体关联、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五行生克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肺经络学说相结合的整体医道观，构建起一整套“治未病”的养生之道和望闻问切诊断，针灸、按摩推拿、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在这种整体论的指导下，中国医学形成了“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的疫病生成观；形成了“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的疫病预防观；形成了防微杜渐，治病求本，适时为度，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疫病治疗观；形成了“病从心起”，故“治心”“修养”的修心养性观和饮食法地道，居处法天道，制喜制怒的养生观；形成了驱邪避毒、斋戒沐浴、打扫庭院、掸尘扫房，强身健体的卫生健康观；形成了“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仁心仁术”“医者仁心，医德为先”“妙手回春，杏林春暖”的医德观。

    医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合理同”，密切关联。医道作为天道与人道在自然与人之间的体现者和践行者，从知行合一的实践层面把天道与人道中许多抽象的理念体现出来。因此，要理解天道和人道合一的思想，就应当对医道有所了解，否则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只能够停留在一个抽象的哲学理论层面。以前，我们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道人道医道合一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为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防治理论和实践方法。早在西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在《周易》中探索导致疫病流行的原因，注意到气候、饮居和疫病的关系。秦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框架下，从整体上来论述医学，它不仅把人本身看作是一个系统整体，同时将人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提出“上工治未病”的养生、防治疫病的思想。东汉名医张仲景著《伤寒论》，总结出一套认识疫病的理论，根据病情的变化制定不同治法，开创了中国医药对疫病的辨证施治方法。之后，经过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病原和传播途径的不断努力探索，至近代已初步形成一个认识和防治疫病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防疫抗灾、救黎民百姓于病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上医治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治理观和医道观结合起来，发展创新，使其成为现代疫病防控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并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摘编自李伟《天道、人道、医道与疫情防控》，《光明日报》2020年03月16日15 版）

    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宝贵性格之中，成为无比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的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礼记》讲：“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怵惕之心，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但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的“无惧”与“有惧”。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大事有静气”。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着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沉着静气与进取锐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己的辩证工夫。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被军队围困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机之下从人忧慌失据，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场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场坎坷遭遇？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扰的同时，积极自我砥砺、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类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之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

(摘编自沈壮海 刘水静《也说“勇者不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一个与现实零距离的题材，要让文学性不被坚硬的现实埋没，让艺术在接近纷纭社会时不至于窒息，就必须有飞扬的灵魂。钟南山是个公众人物，几乎没有虚构的空间；而真实的东西往往会有种种限制。但作家创作并非无所作为。熊育群的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把笔触深入到钟南山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精神和情感进行大胆挖掘，并且打破时空限制，将人物置于复杂的背景与宏大的视野中，以文学的力量复原某些重大时刻，记录历史，留下现场，并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本报特邀《收获》杂志副主编、《钟南山：苍生在上》责编钟红明和作家熊育群做了一次对谈。

    钟红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波及众多国家与人群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燃起黑色的春天》一文中你曾写道，你“突然理解了战争年代弃文从戎的文人”，是什么让你决定写一部关于钟南山的长篇非虚构作品？

    熊育群：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特别让人不安的是，已经84岁的钟南山深夜赶往疫区武汉，他那张高铁上仰头小憩的照片让我非常感动。12年前我采访过他，写过他的报告文学，这些年也特别关注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关部门希望我来写钟南山，我自己也有写作的冲动。于是，通过钟南山的助理得到支持，我便一头扎下去，开始了创作。

    钟红明：这部作品有六个章节，你写了钟南山过往的大量经历，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婚烟爱情，他在英国留学，他在“非典”中的经历……都是出于什么考量？是要写出一个人的脉络和土壤吗？

    熊育群：事实上这有些传记写作的特点，我想把他的一生呈现出来，当然是有重点有选择的。只有把他的人生写透了，才能写出钟南山为何敢医敢言，才能理解他的性情、胸怀和作为。

    我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但人比人确实有高低，有的人令人高山仰止，有的人唯利是图，正因为如此，钟南山的出现才显得珍贵无比。

    钟红明：如果从《钟南山：苍生在上》概括出几个关键词，就是——“时间与空间”“泪水”“挫折”“敢医敢言”“记忆”。你在后记里说：“他也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为什么你会用“时代的记忆”来概括钟南山？

    熊育群：因为新冠疫情如此大的灾难，是个历史事件，将来一定会被后人说起。显然，重要的人物缺少不了钟南山，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

    钟红明：现在有些人避用“报告文学”而用“非虚构”，我个人觉得，背后是一种文学观的差异，我注意到你以往的作品，无论是人文地理类的，还是虚构类的长篇小说，你都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甚至到国外进行追踪采访……为何会经常采用这样“费力”的写作方式？

    熊育群：我认为这是写作的常态。我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不重视虚构，不重视想象，恰恰相反，我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想象，甚至是魔幻。但这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只有符合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想象才震撼人心。还有就是文章的细节是来自生活的，它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有着现实的力量。

（摘编自《对话〈钟南山：苍生在上〉作者》，《文汇报》2020年5月13日）

材料一：

    2019年底湖北省武汉市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引发的肺炎（C0VID-19)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再一次将病毒学研究和防控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么，令人闻风丧胆的病毒是如何从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的呢？

    众所周知，病毒无法独立生长和复制，只能在宿主的活细胞内进行自我复制。根据病毒的传播路线，可以把宿主划分为自然宿主、中间宿主和终宿主。

    自然宿主是指除人以外，自然界中为病毒提供营养和复制场所的生物，是病毒天然栖息和繁殖的生存环境（在此仅适用于动物病毒）。以蝙蝠为例，号称全世界十大最危险的病毒里，蝙蝠至少是其中六种的自然宿主（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狂犬病毒、SARS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堪称“毒霸”。然而，蝙蝠却能与这些病毒长期相安无事，成为了高致病性病原的“炼丹炉”，主要是因为蝙蝠进化出了两项“超能力”。一是蝙蝠在飞行中的体温可高达40℃，使大部分病毒被杀死，只有小部分病毒得以进化；二是蝙蝠的免疫系统识别异物的敏感性较低，针对病毒的攻击不会引发过度的免疫反应，因此，蝙蝠与病毒的共生能力远超其他哺乳动物。目前，科学家研究发现SARS-CoV-2与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进化邻居在各类蝙蝠中均有发现，故推测其自然宿主也可能是蝙蝠。

    中间宿主，顾名思义，就是处于中间阶段的宿主，可以为病毒提供暂时性的营养和保护，中间宿主常常作为媒介，将病毒“运输”到人类身上，中间宿主可以包括多个物种。根据我们目前对病毒的认识，如果一种此前并不能感染人类的病毒，想要变得能够感染人类，一定存在中间宿主使其快速进化，进化方式主要分为基因重组和基因适应性突变两种。因此，寻找SARS-CoV-2的中间宿主显得尤为重要。正是中间宿主为病毒提供了变异进化和接触人类的机会，只有隔绝了中间宿主，才算真正隔离了传染源。

    虽然目前关于中间宿主的研究尚未有定论，但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大致梳理出SARS-CoV-2从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的一条可能路线：寄生于自然宿主蝙蝠体内的某种冠状病毒通过某种途径感染了水貂、穿山甲等潜在中间宿主。该病毒在中间宿主体内不断地进行适应性突变或与其他冠状病毒进行基因重组，从而获得了感染人类的能力。感染后的中间宿主进入市场后，将病毒传给了与之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

    在发现了一种可以感染人的新型人兽共患病原后，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无疑是确定这种新型病毒是否具备在人际中传播的能力，也就是病毒在终宿主——人体内发生的故事。病毒进入人体后仍会不断发生变异以更好地适应人体环境，最终获得在人群中广泛传播的能力，至此病毒才算完成了它的终极“使命”。

(摘编自白志华《我们为什么要找病毒的中间宿主？》《中国科普博览》2020/2/14)

材料二：

材料三：

    在上海，有80台红外触发相机，正在日夜记录着城市动物的分布和变化，无论是国庆、元旦前后的游园高峰，还是这个疫情阴云笼罩下的闭园时期。我们试图完整地调查野生动物在城市的分布、习性、与人类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调查地点包括了共青森林公园、滨江森林公园、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闵行体育公园、复旦大学校园、南汇城郊、浦江郊野公园、顾村公园等区域。今天这个网络也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一刻不停地记录着。完成这些调查工作的，除了复旦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团队外，还有一个近百名市民构成的“公民科学家”团队。这些无接触的调查，最大程度避免了市民直接接触野生动物的风险。与此同时，每一名“公民科学家”都有自己的愿望和爱好，在项目中都会输入自己对于更好的城市生态的期望。

    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和管理充满挑战，是一个不断变化、永无终点的旅程。和荒野不同，城市没法给野生动物找到天堂一样不被打扰的栖息地，它们只能和人一起生活。而一次一次的教训证明，投毒、扑杀这些容易在第一时间被想起的措施，都没有办法控制适应能力强大的动物，反而会引起连锁的生态灾难，带来更难以收拾的后果。

(摘编自王放《疫情之下，我们在上海的八十个探头监测着城市野生动物》)

阿根廷“海洋世界基金会”救援队用挖掘机、牵引绳，“对抗”着鲸鱼身体的庞大重力。

此前，我国台州居民同样是人、机器出动，挖坑蓄水、运送冰块，救助了12头搁浅的鲸……

早已能将载人航天器发射到太空的人类，却常常在这些搁浅的深海精灵面前显得手足无措。

为什么鲸鱼在海洋生活得好好的，非要冲到陆地上，且大多数时候都是集体搁浅？人们会称这种行为是“集体自杀”：海洋生物一定要冲向陆地，且每次搁浅的数量都不唯一，看起来仿佛就是在奔赴一场策划好的“死亡之约”，但并非如此。

和人类用眼睛来探看生活环境不同，深海能见度低、几乎没有光照，所以鲸鱼是靠自己的回声定位系统做“眼睛”，辨识身处的环境、判断前进的方向。

回声定位系统的正常运作，仰赖鲸鱼身体机能的健康。如果因为生病等原因影响了回声定位系统所需器官的性能，鲸鱼的“眼睛”就会失效，作出一些错误的判断。一项美国海洋研究所的数据证实，很多搁浅的抹香鲸骨骼出现过坏死的现象。这可能源于它们在捕食过程中突然上浮，气压差压迫到神经、阻塞毛细血管，进而使肌肉缺氧，伤害到骨头。一旦其身体内部产生了如此剧烈的动荡，回声定位自然也会失灵，它们就会冲到岸边引发搁浅。

在深海，没有足够明亮的参照物做地标，鲸鱼及许多海洋生物判断方向的方法是依据地球磁场。而一旦磁场发生某些异动或变化，鲸鱼来不及反应，定位系统也会失灵。

“大部队”的行程要依靠领头鲸确定。一旦领头鲸受到影响发生了导航错误，整个鲸鱼部队就会跟着一起搁浅。领头鲸受损后，人类即使先解救了其余鲸鱼，也不敢将它们贸然放归海洋——放归的鲸鱼可能还会循着领头鲸所在的方向，再次冲上海岸。

鲸是从陆地生物演变而来的，而从能够在陆地上生活，到完全隐于深海，是极漫长的演化过程。在进化过程中，有漫长的时光是“中间形态”：鲸鱼可以同时在陆地和水中生活，陆地上有风险就逃到海里、海洋中有天敌就游回岸边。这种推演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很难获得证实。一个显而易见的结局是：鲸鱼早已不是曾经的陆生动物或处于“中间形态”的“两面手”，搁浅，对鲸鱼来说是致命的。

但是到了岸上，如果不能快速返回海中，鲸鱼只会呼吸越来越困难。最终窒息死亡；贴着地的骨骼，还会在重压中被折断，扎破内脏，导致鲸鱼死亡。即便是重量较轻的幼鲸，骨骼内脏不会受到自体重量的威胁，但长久的贴地和依旧不算轻便的自体重量，会让它们因体液循环无法正常进行，只能缓慢走向器官衰竭致死的痛苦结局。

最后庞大的体重有产生爆炸的可能：死亡让它们体内的器官停止运作，残留的各种气体会在鲸鱼体内极速膨胀，最后在承受力较弱的腹部发生爆炸。这种爆炸既是模样惨烈的“血腥现场”，也是对陆地自然环境的巨大威胁。

人类的军用声呐，大多以超声波进行回声定位，鲸鱼接收到这类信号，会认为是它们的天敌虎鲸，就会中止正在进行的捕食等动作，快速逃离，一不小心就会冲到海岸上。军用声呐日夜无休，在一些常年有军用船只出没的海域，鲸鱼的内耳甚至普遍产生出血现象，严重损害了鲸鱼的回声定位平衡，鲸群会完全丧失辨别方向的能力。

此外，在一些搁浅致死的鲸鱼身上，科学家曾提取出高浓度的有机锡毒物——它们是海洋船只船底的涂料。溶于水中的有机锡涂料，是侵蚀鲸鱼神经系统和内脏的毒药，让鲸鱼无法辨别方向，直到搁浅。2018年，一头领航鲸搁浅。临死前，它吐出了 5个塑料袋。它离世后，人们在它的胃里发现了重达8公斤的、纠结在一起的80个塑料袋。2017年，一头抹香鲸在我国深圳搁浅并死亡，它的体内有30多个塑料袋……

（摘自《鲸鱼为何“集体自杀”？》，有删改）

材料一：

外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对外国文学领域内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描述、解读与阐释，揭示其内在意义和本质特征，做出历史的、思想的和审美的评价。文学现象主要包括文学作品、文学思潮和流派、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文学经典作品和文学话语体系之间关系密切，它既是话语体系的主要言说对象，又是这种话语体系形成的资源。

何谓“文学经典”作品？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较早谈论这一问题的是古罗马批评家、修辞学家朗吉努斯。他在《论崇高》中提出：“一篇作品只有在能博得一切时代中一切人的喜爱时，才算得真正崇高。”我国老一辈学者伍蠡甫认为，该论点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经典”或“经典作品”这一概念的产生开辟了道路。20世纪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都对“经典”的定义和判定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有审美的力量才能融入经典。可以说，经典作品是在一定的文学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最佳结果，它既积淀着某些最重要的文学经验，又制约着此后的文学生产。经典往往表达、指涉或隐喻了一个时代，既切中时代而又超越时代，既扎根于民族而又跨越民族疆界，成为具有某种广远而永恒价值和“纯诗”品格的作品。

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形成的感性资源。文学研究的成果、文学批评文字本身应当是以文学性语言写成的，这种文学性语言主要来自经典作品。外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往往通过自己的经典作品为本国文学创立了规范性语言，这些经典本身也成为本民族标准文学语言甚至标准普通语言的最佳体现。如意大利民族诗人但丁的《神曲》实践了他在《论俗语》中提出的主张，成为以意大利语写成的一部优秀作品，不仅为本民族诗歌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意大利文学语言的规范化、促进民族语言统一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的《哈姆莱特》等一系列经典作品，语言丰富、生动、形象而富于变化，各部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各具个性特色。这些经典作品有力推动了英国文学语言的形成与发展，至今仍是人们学习英国语言文学的典范。“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不仅在俄罗斯文学中为各种文学体裁树立了典范，把俄罗斯文学引上了民族化道路，而且创造了崭新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为确立其规范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由此可见，标准、纯洁、流畅而优美的语言就存在于一部部文学经典中。系统而经常地阅读外国文学经典，既为文学感性经验的积累提供了保证，也是进行研究的必要前提。经典阅读是研究者加强语言修养的基本训练，是不断提高语言表述水平的“体操”，是使学术话语规范化、完善化的必由之路。德国诗人歌德主张“每天保持和伟大艺术品的接触”，强调反复阅读莎士比亚、莫里哀等著名作家作品的重要性，还说自己每年都要重读一次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同经典的密切接触使歌德不仅成为著名诗人，也成为具有敏锐艺术眼光的批评家。无独有偶，我国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也曾提到，他每年秋季都要重读一遍查普曼的《荷马史诗》英译本。而与拜伦、雪莱齐名的英国诗人济慈的《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已成传世之作，博尔赫斯则在他的《诗艺》中引用过济慈这首诗的诗句。事实上，每一位真正有成就、形成自己话语特色的作家或研究者，都离不开经典作品的长期熏陶与滋养。

(摘编自汪介之《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与更新》)

材料二：

为了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提升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学术地位，我们认为，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应在原有基础上注重拓展和转向。

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原有的文本研究转向文本生成渊源考证与生成要素的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原始宗教、神话传说、社会语境、个体经历等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考察这些生成渊源，厘清外国文学经典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发展的来龙去脉，对我们深入理解经典文本的审美特性与思想艺术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探究西方文学经典在生成过程中的东方渊源，更能凸显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同样，关注劳动歌谣、抒情诗、十四行诗、英雄史诗等艺术形式的产生与演变，以及《吠陀》《圣经》《荷马史诗》《神曲》等重要文本的形成、翻译和改编等流传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异，也在一定意义上映衬了外国文学经典对人类思想的形成所发生的影响。

(摘编自吴笛《谈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材料一：

数字经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如何在挖掘数据价值的同时，保护好数据安全，尤其是涉及个人的信息数据，这是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2019年大数据风控公司被严查，2020年万豪酒店泄露大量用户数据，包括疫情下个人健康码的数据安全问题，这些社会热点无不与个人信息保护密切相关，也影响着数字经济的未来。对数据安全及发展的法律法规需求，已十分迫切。2020年两会通过的《民法典》，为此开了一个好头。

《民法典》的一大创新和亮点就是“人格权”独立成编。该编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明确了“隐私”和“个人信息”的区别。

隐私是指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民法典》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不得“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可以说，隐私和自然人有着密切的“物理”联系，侵害隐私，犹如侵害自然人的身体。

个人信息与自然人则更多的是“数字”联系。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并能够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对这些信息的处理，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侵害自然人。比如，知晓一个人的住址和直接闯入他的家中肯定是不同的。现代社会，允许他人处理我们的个人信息，比如拨打电话号码按住址寄送快递等，已是一种必然。

对于发展数字经济来说，区分隐私和个人信息之后，我们可以明确：只有个人信息才可能成为要素，隐私中的私密信息则不可能成为要素。当然，《民法典》也提到个人信息中包含私密信息，应适用隐私权的规定。而私密信息具体有哪些，比如健康信息、行踪信息是不是隐私，《民法典》则未作说明，需由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予以明确。

(摘编自顾子乙《〈民法典〉，为数字经济突破个人信息保护之困》)

材料二：

数字社会必须处理好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这也是数字治理本身的内容。有学者从信息隐私权角度分析隐私的益处和坏处：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今天，过度限制信息使用会影响人们通过信息分享造福社会，这不符合互联网精神；而个人信息被滥用、个人隐私被侵犯也会使得社会环境恶化，因而保持数字社会良性运行就要找到个人信息使用和隐私的边界。无论面对的问题简单还是复杂，围绕着个人信息的数字治理不外乎这么几个过程：一是信息的收集，二是信息的储存，三是信息的加工和处理，四是信息的使用。每一个过程都可能涉及信息的隐私化和隐私的信息化，关系到是否侵犯个人隐私。隐私信息化的过程相对简单，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信息隐私化因其过程复杂，信息处在动态过程不容易把握而经常被忽视，因此更应该引起重视。

数字社会下的个人信息保护是一个难题，全世界都在试图解决这一难题，国内的相关法律也应该尽快出台。但可以预料，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即使出台全面的数据保护法律，也不一定能够应对所有的现实问题，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下新的问题还会不断涌现，数据治理与隐私保护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但是，不管面对的问题如何改变，都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最低限度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在面对个人信息时都要遵守这一原则，能不收集就不收集，能少收集就少收集。第二个原则是高门槛准入原则。对于涉及个人信息收集的业务开展必须有严格的准入制度，对于个人信息的储存、数据安全和业务必要性进行严格审核。第三个原则是相关利益者知情原则。当事者要就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信息收集的方法，信息储存、加工、使用的权限和边界，信息使用的时间，信息的销毁等做明确的公示，以确保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

当然，仅有这些原则是不够的，应该根据数据治理和隐私保护实践做必要的调整，应该通过法治化途径使一些原则程序化，形成可操作的严格规程。只有在重新认识数字社会隐私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产权清晰的制度框架，企业才能合法收集、利用数据，个人的信息保护诉求才具备治理基础。当下要杜绝个人信息被滥用和个人信息的无界限收集，严格厘清信息使用和加工的边界，严禁针对个人信息的过度整合，营造良好的信息使用环境，提高民众隐私安全感，让社会大众可以放心使用信息资源，融入数字社会。

(摘编自王俊秀《处理好隐私的信息化和信息的隐私化》)

像格律一样，模仿也有流弊，但是这也不是模仿本身的罪过。从前学者有人提倡模仿，      ①       ， 往往都各有各的道理，其实并不冲突。顾亭林的《日知录》里有一条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然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模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这是一段极有意味的话。他一方面见到模仿古人不足以为诗，一方面又见到不似古人则失其所以为诗。这不是一个矛盾么？这其实并不是矛盾。诗和其他艺术一样，     ②      ， 所以不能不似古人，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但是它须归于创造，所以又不能全似古人，全似古人则失其所以为我。创造不能无模仿，    ③     。

（选自朱光潜《谈美》）

材料一：

“科学家与艺术家经常生活在不可捉摸的境地。这两种人必须经常把新的和已经知道的东西协调起来，并且为在混乱当中建立新的秩序而奋斗。在工作和生活中他们应互相帮助并帮助一切人。他们能铺平沟通艺术与科学的道路，并且用多种多样、变化多端、极为宝贵的全世界共同的纽带把艺术和科学同整个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争取做到这些，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面临的时刻是严峻的，但我们应该保持我们美好的感情和创造美好感情的才能，并在那遥远的不可理解的陌生地方找到这个美好的感情。”

奥本海默震撼人心的话语，表达了科学家和艺术家最为崇高庄严的理想、情感和智慧，也体现了人类对真、善、美最伟大的追求和信仰。

在小小的蓝色地球上，当人类面对自己文明的历程思考时，不安地发现辉煌中有一片又一片人类理想与热情的废墟并列。特别是大工业时代机器历史留下的缺陷，给人类的心灵留下了层层凄凉和忧患。

人总想神有所归，心有所寄，虑有所定。“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这是为什么”和“为什么想知道为什么”已成为科学与艺术永无终结的追问。消除忧患，净化人性，建造人类精神家园已历史地交给“艺术与科学”来承担。不同的是科学家以博大的人性情怀拥抱自然之理，把认识抽象为自然定律，艺术家则以宇宙之理倾述人性之情，把生命精神的思考谱写为人性和宇宙和谐的自律。正如李政道先生说：“科学的目标是准确的回答和求解。但是，科学家不可能找到所有答案，也没有最终答案，只能增加答案，而增加答案和了解客观世界的动力是美好的情感，没有情感就没有创造力。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什么是社会的意义，最重要的是美好的情感，这和创造艺术的动力完全相同。”所以石鲁先生说：“艺术家就是科学家，艺术的规律都是科学的。”

与科学相比，艺术是通向宇宙的另一条路。大凡有所贡献的艺术家，其心灵无不上通天宇，下达人性；为高扬自然生命精神和人性生命精神的和谐而努力；为建造人类真、善、美的精神家园而献身。他们共同以崇高的人性精神爱抚自然，又以博大的宇宙精神爱抚人性，他们在造化的恩宠中，与天同乐于动，与地同悲于失。

天，在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心目中，大概是孕育智慧的最终本源。人的心灵一旦进入浩渺无垠的宇宙时空中，一切理性的美，情感的美，力量的美，即会荡起无限的波澜。人类在冥思中静悟，在直觉的非逻辑的感悟中发现，在诚实的实验中证实，在生命过程中感受善恶和美丑。天意与人意相连，催人至理，引人幻想，若将渺小融于宏大必给人意志；将人情化为天地之情，必给人大美和壮美，大可腾至天宇，小则入乎精微。艺术与天合气、与地合理，与人合情，艺术乐仁乐静自在心通天宇。故贝多芬讲：“打进心坎的艺术来自天。”《乐记》云：“圣人作乐以应天。”石涛说：“天能授人以画，大知而大授，小知而小授也。”艺术的真谛在自然，“师法自然”注定是艺术与科学的永恒课题。

自然内在的秩序严密神奇，大无外，小无内。人类已知越多，未知越大，激起人们探索的欲望也就愈强烈。这正如科学家兼艺术家和哲学家的爱因斯坦所说：“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一幅简化易领悟的世界图像。”“这就是画家、诗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于是，这个世界由方程、函数、形、色、观念、文字、音符等组成。“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图像，使我们在那里就像感到在家里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爱因斯坦令人深思的话语不仅告诉世人科学、哲学、艺术的共同基础和目标，也说明惟科学、哲学、艺术的人造世界是人类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摘编自刘巨德《心通天宇的艺术与科学》）

材料二：

与这些区别一样，艺术与科学也有许多共同点，这在19世纪即已为思想者们所注意。19 世纪的伟大哲人、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认为艺术和科学都是自然在人头脑中的反映，艺术是通过想象得出的反映，科学是通过理性能力得出的反映；美学家克罗齐说：“直觉知识与理性知识的最崇高的焕发，光辉远照的最高峰，像我们所知道的，叫做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科学既不同而又互相关联；他们在审美方面交会，每个科学作品同时也是艺术作品。”进入20世纪，科学家和艺术家在对自然界的对称、和谐和美的规律加以探讨、认识和表现后发现，艺术与科学是密切相关而不可分割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先生曾将艺术与科学形象地比作一枚硬币的两面，认为“他们的关系是与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关联的。伟大艺术的美学鉴赏和伟大科学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但是随后的感受升华和情感又是分不开的。……艺术和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总之，科学和艺术的共同点表现在诸多层面上，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认识和表述，根本的一点在于认识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科学技术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和促进了艺术的生成和发展，艺术的发展和成果同样也推动着、影响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建设世界的两个最有力的手段和臂膀，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缺一不可。

（摘编自李砚祖《大趋势：艺术与科学的整合》）

材料一：

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浩浩荡荡的历史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自动忽略了虞朝。这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更难成功论证。清末读书人普遍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中华文明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的，但它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后被司马迁打破，他不仅以书论史，更多的是赴实地考察，记录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位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玉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个是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是古代国家的都城。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

（选自《炎黄二帝与华夏文明的兴起》，有删改）

材料二：

殷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当时甲骨是被当作“龙骨”来售卖的，清朝史学家研究发现，龙骨大多是传说中殷代文字的承载之物。上面的文字记录与司马迁史书上面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契合。甲骨文证明了殷代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西方史学家口口声声说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被打破。

后未三星堆的横空出世让整个中国史学吃惊。三星堆的古蜀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文化古国，谁也没想到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需要靠它来旁证。那里出土的青铜器物都是四千八百年前的物品，无一不代表着古蜀国有若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太阳种崇拜，而上面的铭文雕刻也叙述着古蜀与夏朝之间的思怨。

位于郑州双槐树的考古终于让中国人的五千年实物文明梦得以实现。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确认位于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有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这处都邑性聚落遗址经过了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衬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也就是说，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就形成了繁华的都市群。

其中最为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投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这一天文遗迹明显具有特殊人文合义，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一只用野猪獠牙雕刻的、正在吐丝的家蚕。它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学者认为，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代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河洛古国”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园子：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双腹器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这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通道，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双槐树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选自《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同望5300年！——“河浴古国”文明溯源》，有删改）

孔子了解人们追求财富的普遍心理，但是强调要以义取财；他理解财富增长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所以强调先富后教；他深悟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因此主张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无论是追求财富、创造财富还是分配财富，孔子都力求将其框定于仁德与道义的范畴之中，体现了他对社会公正的期许。

孔子认为追求财富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语出《论语·里仁》，以下只注篇名）。但是，当追求财富与坚守道义相矛盾时，孔子绝不会放弃道义。如果不能通过正当渠道获得财富、摆脱贫贱，那就宁肯不处富贵、不去贫贱。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常有人以此为依据来证明孔子“重义轻利”，其实，孔子“重义”确是事实，“轻利”的说法则值得商榷。他从不反对而且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只是当求利与道义不能两全时，他赞赏能坚守道义的君子，都视只知求取钱财而违背道义的小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孔子基于道义的财富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应是最贴切的表述。

孔子理解财富增长既是民众对富足生活的期许，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所以强调先富后教。《论语》记载，孔子到卫国，感叹人口已经很多了。人力是创造财富的基础，孔子看到这点感到很欣慰。学生再有问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孔子说“富之”。仅有基础是不够的，还要将人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出来，通过创造财富使民众富起来。“既富矣，又何加焉？”那么富起来之后呢？孔子说“教之”（《子路》）。生活富裕之后，可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孔子不是空谈仁德与道义，而是强调要务实社会的物质基础，先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再进一步通过教化达成谦逊守礼。

孔子基于社会公正，反对贫富过于分化，强调要有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如果财富分配不公、民众不能各得其所，不仅社会秩序不能安定，统治者也会有倾覆之患。在孔子看来，当时的统治者过多的贪欲，正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原因，也是社会不公正的结果。民众富足与国家富裕是一体两面：“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足？”（《颜渊》）民富才能国富，反之亦然。

改革开放和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和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为全体人民提供了追求财富的机会，培育了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但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也通过财富分配和占有在某些方面有所体现。孔子财富观中蕴含的社会公正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社会公平正义相契合，可以启发我们正确看待和追求财富。与此同时，在财富分配方面，既考虑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更要采取有效举措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努力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摘编自刘宏伟《学界观点——孔子财富观的社会公正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