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作品的结构和表现手法 知识点题库

材料一：

    2012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多年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并出版相关著作的作家万之认为，长期以来，莫言的作品如《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等都很为瑞典文坛所看重，而其由瑞典汉学家陈安娜女士翻译的巨著《生死疲劳》今年刚在瑞典成功出版，在哥德堡书展上被隆重推荐。批评家严锋称其作品“恣肆汪洋．元气充沛，想象力惊人．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强烈的关怀，挖掘很深，很有现代性，堪称世界级。”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表示，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我看好莫言。作家麦家、方方，主持人崔永元等人也力挺莫言获奖。

    从媒体采访获悉，记者对莫言的获奖这样评述：莫言是贴地气的中国本土作家，很基层，很民间，很责任；细腻表达人类的普世价值——爱和恨，和平与友善。

    有人请莫言推荐他自己的一部作品，莫言推荐了今年在瑞典出版的《生死疲劳》，“因为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他说，首先，这本书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土地农民问题的一种思考；其次在本书中，他采用了一种东方式的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小说中人跟动物之间可以自由地变化，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看中国最近50年来社会、历史的变化”。

材料二：莫言作品受热捧  多地书店被抢购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出，民众便将兴奋自豪之情迅速转化为购书热潮。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实体书店均一书难求，在太原也出现了抢购风潮。记者在山西省图书大厦看到，这里摆放莫言作品的货架已经被抢购一空。文学专区的工作人员张玲告诉记者，12日上午，书店内库存的几十本莫言作品就已售罄，这两天不断有读者前来购买，预订量已达近百本。在太原工作的贾永生正在书架前翻阅一本小说。他告诉记者，自己从没有看过莫言的书，对莫言也不甚了解，听到莫言获奖的消息后就想买本他的书看看。由于书店已经断货，贾永生只能选择预订。

    不仅是在实体书店，网络上也掀起了空前的“莫言热”。记者登录国内几大电商网站看到，不少网站均推出了莫言专题，但大部分书都处于缺货状态。在当当网新书热卖榜上，莫言的新版《丰乳肥臀》位列第一。

材料一：

运动对少年儿童的快乐有很大影响，越是不爱运动的孩子快乐得分越低。而且，不爱运动的孩子经常存在孤独、忧郁、注意力不集中、焦燥、睡不着等不良情绪或感受的比例更高。数据显示，不爱运动的学生，各种不良情绪比例更高，尤其是体育成绩下等的学生，孤独、忧郁、神经敏感、情绪不稳定、焦躁、注意力不集中、想叫喊骂人等情绪的比例均高出体育成绩上等的学生20多个百分点。这说明，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的学生、体育成绩好的学生更善于缓解不良情绪。因此，体育较差的学生应多增强运动，使各种不良情绪得到纾解。但是，数据也显示，有近半数（47.1%）的少年儿童表示自己的运动量不够。而且随着年级升高，认为运动量不足的学生比例越来越高，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三共上升了30.4个百分点。然而，有的家长、老师为了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减少了他们的运动量，占用了他们的运动时间。这不仅仅是剥夺了孩子的运动，更是剥夺了他们的快乐。

同样，和谐的亲子关系也会使少年儿童的快乐指数更高。调查发现，有近六成少年儿童经常与父母聊天。年级越高，与父母经常聊天的学生比例越低。相关分析还发现，经常与父母沟通的孩子，快乐指数更高。但是，有超过三成的少年儿童“投诉”父母边玩手机边与自己聊天，近两成父母与孩子聊天时说没时间，近一成父母不愿听孩子说话。而且，父母与孩子聊天的主要内容是学校、日常生活、学习，聊兴趣爱好的比例仅有两成多（22.8%），聊朋友的尚不足两成（18.7%），均排位比较靠后。然而，少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的快乐带来深刻影响的因素往往并非只有学习，情绪、兴趣、朋友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反而深刻影响着少年儿童的快乐感受。

（摘自孙宏艳《影响孩子快乐的因素常被我们忽略》，《光明日报》2017年9月21日，有删改）

材料二：男女生快乐指数比较

（数据孙宏艳、田丽《我们的孩子快乐吗》，《光明日报》2017年9月21日）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欧美39国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荷兰青少年最快乐。

    这项调查是针对11岁到15岁的青少年，共有39国约20万的青少年受访。

    调查发现，荷兰的青少年喜欢上学，结交很多朋友，且较少卷入打架和欺凌事件。他们与父母关系良好，自我感觉身心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荷兰青少年普遍都吃早餐。

    至于青少年模仿成年人抽烟酗酒的问题，调查也发现，在39国的受访者中，荷兰青少年很少接触烟酒。

    WHO曾调查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荷兰儿童的表现也是名列前茅，而这次调查中，95%受访的荷兰青少年为自己的生活打及格分数。

    分析荷兰青少年身心健康、生活快乐的原因，负责这项调查的研究员佛雷博格说，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社会因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说，荷兰青少年普遍与父母、家庭与朋友关系良好，且荷兰的繁荣富裕与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也是青少年感到生活快乐的原因。

    相较于北美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荷兰青少年不挑食、生病少，并且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摘自中新网《调查显示荷兰青少年生活最快乐 赶超美国同龄人》，有删改）

材料一：

    2017年，国家海洋局共布设监测站位约13000个，获取监测数据200余万个。监测结果表明，2017年，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稳中向好。海水环境质量总体有所改善，夏季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管辖海域面积的96%，连续三年有所增加。监测的陆源入海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比率为57%，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赤潮灾害累计面积比上年减少51%，绿潮灾害分布面积为5年最小。近岸局部海域污染依然严重，冬、春、夏、秋四个季节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的近岸海域面积分别占近岸海域的16%、14%、11%和15%。

（摘编自国家海洋局《2017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材料二：

    今年3月，27吨改性粘土被运到智利，这是我国赤潮治理技术第一次走出国门。

    改性粘土到底是一种什么土？海洋所俞志明研究员说：“它就像是专门扑灭赤潮灾害的‘灭火器’。”赤潮，在国际上被称为“红色幽灵”，它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因海水中某些浮游植物、原生动物或细菌爆发性增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水体变色的一种有害生态现象。

    上世纪70年代，外国研究人员提出了撒播天然粘土，利用粘土颗粒对赤潮生物的絮凝作用来治理赤潮的方法。但是，天然粘土的絮凝效率低，每平方公里要用土大约200—400吨，耗时费力。俞志明团队从1993年开始研究利用粘土治理赤潮的技术，他们发现，天然粘土之所以絮凝效率低，是因为粘土表面带有负电，而赤潮生物也带有负电，“同性相斥”，粘土与赤潮生物能够发生碰撞然后“抱团”的几率很低。“那就给它改性吧。”俞志明团队运用物理化学原理，通过表面改性的方法，将粘土颗粒表面的负电变为正电，极大提高了粘土的絮凝效率。

    如今，运用海洋所的改性粘土治理赤潮，每平方公里只需4—10吨粘土，“就如同你在自己周围的地面上撒了包咖啡粉，这种用量对海洋来说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俞志明说。经过改性的粘土，不仅很容易与身边的赤潮生物发生碰撞、吸附，而且能够发挥“长半径”作用，像是突然拥有了加长的手臂，可以把远处的浮游藻类也“抓”过来，絮凝效率比天然粘土提高几十到几百倍。

（摘编自《改性粘土击退“红色幽灵”》，《青岛日报》2018年11月12日）

材料三：

    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是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在创新驱动和政策导向的有力支持下，我国海洋牧场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至今已在近海建成64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海洋牧场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其生态系统组成结构的多样性决定了海洋牧场是具备多元功能的综合体。海洋牧场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在一定海域范围内营造健康的生态系统，藻类移植和鱼礁投放是改善海洋环境的重要手段。大型藻类在6米以浅的海域迅速增殖形成人工海藻林，具备净化水体环境、补充食物来源、提供栖息场所等生态功能，以天然饵料为食的小型鱼虾类等饵料生物聚集，吸引其他经济野生海洋生物，从而恢复渔业资源，提高渔业产品品质。海洋牧场建设融合清洁可再生能源建设、海水综合利用、盐碱地耐盐植物栽培利用，可最大限度利用海岸带环境和空间资源，提高海洋产能。海洋牧场建设后期，可以充分利用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发展海上观光旅游、垂钓、海底潜水、疗养等海洋第三产业，吸引牧场周边人群参与到海洋牧场的运营中来，打造新型的海岸带绿色田园综合体，充分共享海洋牧场带来的科学、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

（摘编自杨红生等《着力实现海洋牧场建设的理念、装备、技术、管理现代化》，《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第7期）

材料四：

    参考消息网7月19日报道：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18日发表题为《中国海洋战略的眼下与远方》的文章，称中国决策者把目光投向了蓝色的大海。

    文章称，中国的远洋捕捞业发展迅速，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远洋捕捞渔船数量从2007年到2014年增长了近45%，中国也不断建立完善与国际渔业管理相适应的标准化捕捞日志、渔船船位监控、签发合法捕捞证等监管措施。此外，中国在海洋治理上的角色和影响也日渐凸显。今年5月，中国在1983年加入《南极条约》后首次主持主办了条约缔约国年会。随着中国对海洋权益的重视，势必也将承担更大的海洋治理责任。作者认为，大国历来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相信中国会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编自《中国将肩负更大海洋治理担当》，参考消息网2017年7月19日）

    ①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②“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③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④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⑤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她的名字。

    ⑥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像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懒虫”和“猪猡”，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褴褛而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材料一:

    最近，一档全新的原创文化类节目《上新了，故宫》成为现象级电视节目，引发全民关注。《上新了，故宫》打破了大众对故宫的刻板印象，让文物“活”了起来，既有内容，又有产品，“零距离”走进大众视野，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年轻人传递文物的温度与文化的内涵。

    节目将静默的文物转化为富含精神文化内涵的文艺产品。每期节目都有一个主题，明星嘉宾围绕主题探寻文物的前世与今生，挖掘文物背后的价值与精神内核；通过与国内设计师和高校设计专业学生合作，设计与时代接轨的“年轻化”文创产品让“旧文物”焕发“新生机”，实现深层次的“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故”在探寻故宫来知领域，“新”在获得文化新认知；另一方面，“故”在感知文化记忆与历史内涵，“新”在打造全新文创产品。

    节目实现故宫与创新的完美结合，打开了故宫文化的另一种解读方式。它通过将文物变为文创、文创变为产品的方式，让故宫文化以具象化的文化产品被更多年轻人“带回家”，打通了观众与传统文化双向互动的新通道。“故”与“新”、“旧文物”与“新创”的平衡实现了观众与古老文明的对话，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为优秀文化的弘扬开启了新纪元

    （摘编自滕华琳《从<上新了，故宫>看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材料二:

    “超级网红”故宫又一次登顶热门话题。从故宫“紫禁城元宵灯会”的吸睛式宣传，到网友对活动质量的褒贬不一，再到网媒、专家对“故宫开发利用的边界”的广泛评论，一系列话题让我们意识到，当故宫顶着闪耀了600年的历史光环走到当下，变得可亲可近时，文物保护与文化创新的冲突正在悄然酝酿着。

    不可否认，故宫作为皇家文化代表，在文创研发上，其占有的资源无可匹敌。故宫文创品类从朝珠耳机、书签等“小玩意”拓展到珠宝、美妆等多个领域，融入当下生活场景。显然，故宫文创自成一派，也带动了中国各地博物馆的文创之风。不过，对于以传承传统文化为责任的文物文创，再创作的尺度依据什么测量？是否需要建立行业标准？这些问题需要宫作为“龙头”有所作为。一些文创产品同质化重、质量不够好等问题，也需高度重视。既然是文创产品，也应当符合商品价值的一般规律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既要有适合普通大众所需的生活小玩意，也需要有追求高端品位的精致工艺品。供给以创意审美为底线，无论是趣味化还是高雅范，自内而外新生的力量才是艺术表达的本真诉求和创新方式。

    故宫作为文创的先行者，在文创传播方式上常有突破。从“雍正卖萌图”开始，故宫的文物有了“深入民间”的温度和“与民同乐”的态度，故宫持续的“花式卖萌大法”成为年轻人热衷的流行表达。但当沉默的文物变得热闹起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时，是以突破传统保护的方式达到展示价值和传播需求，还是以更安全的方式爱惜羽毛般保存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一些过火的宣传提醒我们，过于迎合观众的设计可能非但不能达到目的，还会给人留下缺少自信的印象。如果说文物创新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现代创造，那么，文化顺应时代趋势被创造和利用的方式应当更加自信。

    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活化都是一条被认为能激活文化价值生命力的有效途径。然而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呈现，开放的底线却难以衡量。对于故宫而言，关乎的是历史，是标志，“过去”的姿态固然重要，但现在以及未来更值得思考。在市场热闹、消费者追捧的背景下，引发争议的文创可能带来了传统文化的新生，但也让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物保护陷入盲目发展态势。文创商品的复制雷同、传播方式的低俗献媚，都会丧失文化传承的根本需求。

    相比于热度，文物资源的开发需要“保护和利用”的冷思考。无论是用受众喜欢的艺术方式来表达文化审美内涵，还是通过满足商业价值来实现文化创意的结果，文化遗产再创造的最终意义还是要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岑梅玲子《从故宫文创看文化遗产创意边界》）

    材料三:

    近年来故宫推出的文创产品多成了爆款，让“束之高阁”的文物走入寻常生活，收获市场美誉度的同时，也成功引领了国内博物馆做大做强文创产业的热潮。这已然说明，故宫的跨界正在让沉睡的历史博物馆迈向苏醒，不仅对激活内在丰富的文化价值、盘活传统文化和故宫超级IP（知识财产）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现代商业体系带来一股清流。

    一项近40万人参与投票的调查显示，超半数投票者反对故宫取消年夜饭。在某种程度上，故宫火锅、故宫年夜饭等越来越接地气的载体，体现了现实中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其实，在不影响文物保护的前提下，类似的创新之举价值几何，没有具体的判定标准，最终还应取决于市场的效果导向。不管是此前被叫停的“故宫火锅”，还是此次被取消的“故宫年夜饭”，只要在保证文化传承、创意融合的同时，保持质量稳定，与民众生活贴近，得到大众认可，皆是可以接纳的。支持“故宫年夜饭”，并不是意味着鼓励高价消费，而是给予消费者选择的自由。

（摘编自孔德淇《“故宫年夜饭”该不该取消，让市场效果说话》）

材料一：

    2019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迅猛，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武汉宣布封城后，其他省市陆续响应以控制人口流动。疫情防控部门希望不断总结经验以评估现有措施的有效性。

    2020年1月31日，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了香港科学家的一篇论文，论文采用传染病动力学中的 SEIR 模型做模拟。该模型将人群分为易感人群（Susceptible）、已被感染但无症状处于潜伏期的人群（Exposed）、已有症状但未被隔离的患病人群（Infectious）和康复人群（Recovered）。该模型将死亡人群归入康复人群。

传染病动力学 SEIR 模型

    该模型涉及的参数主要为可再生数R0、平均潜伏期时间DE、平均收治时间DI，后两种参数可从官方发布获得，而R0，即一名被感染者平均每天传染的人数，其值较难估计。论文采用去年12月31日至今年1月28日的感染人数、境外（除香港）受感染人数及乘国际航班从武汉出境的人数，推得R0为2.68。据此预测武汉疫情的拐点在5月，并判断封城措施对缓解疫情作用不明显。

    我们认为，该论文采用SEIR模型与参数选取存在不合理性，主要理由是：境外确诊数据样本量较小，且使用飞机这一交通工具的人群在总人口中并非均匀分布，据此推算R0偏差较大；政府防控措施实施、升级，R0取值不应为定值；封城防控手段必须在参数设置中有所反映。我们研究的结论是：武汉封城举措对降低病毒感染人数意义重大；政府采取相关防疫措施以来，各省市病毒传染率均得到较好控制；对疑似感染者隔离观察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

    疫情不仅关乎健康，更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疫情防控手段与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需要更复杂的计算模型来评测。如何在有效控疫与全社会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一个大课题。

（摘编自北京大学 PKU VCL 实验室《拐点何时出现？这是北大面向新冠疫情的数据可视化分析与模拟预测》）

材料二：

    中国在抗疫，全球都在关注什么？分析8万多篇报道发现，外媒关注点集中在病毒本身、应对措施、防疫物资、经济影响等方面。其中，“中国重视”一词的提及量在外媒报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新病毒”，显示外媒对中国抗疫的决心和信心总体上是给予肯定的。而与“中国重视”同时出现的高频关联词是“措施”。中国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被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为“设立了应对疫情的新标杆”。

    此外，不同地域媒体关注点各有侧重。亚洲较关注防控举措和海外确诊人群；欧洲更关注疫情发展趋势和对经济的影响；北美洲关注的是疫情防控及药物研发；南美洲关注潜在风险；非洲关注卫生系统和医疗救助；而大洋洲最关注疫情对外来游客出行的影响，这符合他们重视旅游业的态度。

（摘编自央视新闻《大数据揭秘“新冠肺炎”全球舆论关注    中国举措获肯定》）

    材料三：

    武汉雷神山医院是座有1500张床位的大型医院，从接到建设命令到验收移交，仅用了13天。而几天前，有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的建造更是只用了9天。世卫组织总干事评论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箱式板房组成的医院要运行靠的是信息化系统。安装大量IT设备，按传统方式至少要10天。中国电信利用云部署，12小时就完成火神山医院的信息系统建设，雷神山5G、医疗云等信息化服务也提前3天完工开通。

（摘编自张妮《火神ft、雷神ft医院如何极速建成》）

材料四：

    2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主持例行记者会，部分内容如下。

    记者：据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访问世卫组织总部时称，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作出了巨大牺牲，为全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我们高度赞赏古特雷斯秘书长的表态。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在这场战“疫”中，我们用中国速度为世界防疫争取宝贵时间，用中国实践为世界防疫树立新的标杆。中方将积极加强国际合作，同有关国家分享防控经验，向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携手应对疫情，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摘编自环球时报《联合国秘书长称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作出了巨大牺牲 中方回应》）

    汉语中科幻小说概念从西方引入，与一般的小说文体地位之崛起，基本在同一时期。20世纪初，梁启超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称小说在“浅而易解”“乐而多趣”之外，尤能拓展经验，摹写世情，使“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因而较之其他文体，更可以超拔精神，开启民智。小说自此渐成新文学最主要的文体；在此之前，即便风行，也不过是文人闲暇的游戏笔墨而已。而就在翌年，鲁迅翻译凡尔纳《月界旅行》并作《〈月界旅行〉辨言》，梁启超倡导小说，与鲁迅引介科幻。

    有趣的是，科幻小说却长期见斥于一般小说文类之外。这或许是因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多以人文话题或社会现实为表现对象，因而逐渐有雅俗之别；或许恰恰因为科学太过重要，科幻小说中文学的层面反而遭到忽视，而流入通俗套路；又或许如周作人所言，正因为科学之枯燥，科幻小说的读者往往对其视而不见，更沉迷于情节所提供的娱乐性。而沦于通俗行列的科幻小说，因此更需要张扬其科学元素，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正如古典小说不得不以因果说教作为其道德补充一样。建国之后，“向科学进军”的现实诉求，与苏联科普文学的横向影响，更使科幻小说的任务确定为向读者普及科学常识。以至于“文革”结束之后，作家们创作出稍带批判意识的科幻作品，便招致科学界和科普界非议，引起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大讨论，最终以对逾矩的科幻小说加以“清除”而告终。其直接结果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科幻小说，无论科学内涵还是叙述技术，都陷入全面低迷：科学层面，小说家们只能谈已被证实的科学原理，而不敢借幻想越雷池半步；文学层面，科幻小说再次被禁锢于一本正经普及科学的呆板套路：“误会——然后谜底终于揭开；奇遇——然后来个参观……”

    然而究其根源，现代意义的科幻小说诚然发端于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能力极大提高的工业革命时期，但是否以普及科学为责任，甚至是否对科技发展持赞同态度，其实都大可怀疑。除此之外，国际理论界对于科幻小说的起源其实聚讼纷纭，每种说法背后都包含着对科幻小说本质，对科幻小说与科学之关系的不同意见。罗伯茨的《科幻小说史》即将科幻小说溯源至古希腊小说中的幻想旅行作品，认为该文类乃是由“关于星际旅行的小说”发展而来，这一论述实际上将科幻小说从与“科学”之关系的讨论中解放出来，而将其与“幻想”连接。

    即便回到对“科学”这一概念的讨论，我们对于科学的理解或许也太过狭隘了，“科学”固然包含自然科学技术，但同时也应包括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马克思主义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被认为是科学吗？既然如此，对于科幻小说的认识当然可以更为复杂：那些未必涉及自然科学，而在人类政治经济组织方式层面展开批判式想象的作品，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应被视为科幻小说之一种；那些在特定时代或任何时代的实证科学层面都堪称荒诞，但却因此冒犯了已然固化的人类想象边界，拓展了人类思维领域的作品，如威尔斯的《隐身人》，也可以被视作科幻小说之经典。

    行文至此，难免有人发出质疑：若以此论，则科幻小说与一般意义的小说又有何区别？的确，以虚构之力拓展对于世界可能性的探索，原本就是小说这一文体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拆除了“科学”这一概念的惯性理解之后，其所谓的科幻小说所能驾驭的题材，几乎和这世界一样宽广，甚至更加宽广。

（摘编自丛治辰《可不可以有一种“科幻现实主义”》）

材料一：

千城一面、房地产化，显然不符合人们对特色小镇建设的心理预期。一个理想的特色小镇，应该是让人念念不忘的。这种念念不忘的回想不仅产自颜值，更源于气质。毕竟，“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青墙黛瓦每个小镇都能造得出，但独特的文化印记却是无法复制的专属品。文化，才是特色小镇应有的特色所在。

文文化从哪里来？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得靠记忆，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夕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文化离不开历史，历史“生于斯长于斯”，经过时间的冲刷凝结成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然而一些地方在建设特色小镇的过程中却舍本逐末，将优秀传统文化弃之不顾转而去发展并不符合当地水土的外来文化。针对这种情况，去年7月，住建部曾发布通知，要求在推进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发展过程中做到三个“不盲目”，其中一条就是“传承小镇传统文化、不盲目搬袭外来文化”。可见，特色小镇要守住的文化灵魂应该是散发着浓浓历史气息、生长于那片泥土的当地传统文化，而不是照搬照抄的外来文化。建设特色小镇要守住文化灵魂、擦亮文化底色，就要怀着尊重和敬畏之心，深度梳理当地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对当地传统文化展现出充分的文化自信，挖掘提炼出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为打造优秀的文化品牌奠定基础。

当然，怀抱优质的传统文化基因，也不能忘记在传承中创新。做足特色小镇的文化底色，还要在“文化+”上做好文章，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契合点，增强当地传统文化的感染力并放大其价值，将文化资源转换成特色产业，加强与旅游等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使其成为推动特色小镇发展的内生动力。唯此，才能充分彰显各地传统文化的个性，才能让人们看到千姿百态的特色小镇，留给人们念念不忘的回想。

（摘编自陈晨《擦亮特色小镇的文化底色》）

材料二：

特色小镇被人们寄予“记得住乡愁”的遐想。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各地域、各民族都有拿得出手的文化特色。知名特色小镇中，苏州震泽丝绸甲天下，浙江横店以影视拍摄而闻名，大理喜洲白族民俗独具一格……

可惜的是，很多特色小镇在建设过程中，往往忽略了精神和文脉的延续，丢失了烟火气息和人情味，在商业化、地产化、同质化的路上走偏了，造出大量的赝品景观，让人审美疲劳，背后的问题值得反思。

特色小镇建设，重外观、轻内核。这个内核就是当地特色文化和风土人情。常见的误区是用做地产的思维建小镇，大拆大建，迁出原始居民和生产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公寓酒店，处处是“人造盆景”，照搬欧式洋房别墅，或江南小桥流水。初看富丽堂皇、古色古香，细看各地造型都差不多，给人一种“南橘北枳”的感觉。人们寻找的是与拥挤喧嚣的城市不一样的感觉，是千姿百态、小而精致，而不是大而划一。

特色小镇建设，重商业、轻文化。开发者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资本搭台、文化唱戏”。不错，商业是文化的重要经济支撑，然而很多地方在开发的时候，过度重视商业利益，导致商人来了，艺术家走了；消费产业来了，文化产业走了。也有重视文化建设的，但多用舶来文化，甚至是低俗文化，这也等于没有文化。

文化和商业，不是二选一，而是相辅相成的。文化的感召力和神秘感，激发人们来旅游学习、投资创业、安居立业。有了人气支撑，地方的经济产业才能自我循环，反哺文化培育。我们并不惧怕商业化，担心的是过度商业化、唯有商业化又小大意。

失败的经验教训已经不少，切莫再商业至上，让人去了一次不想再去第二次，使得小镇陷入死亡的“陷阱”。特色小镇回归文化，充满烟火，才能生机四射。正如那首著名的小曲唱道：“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摘编自《央视网评》《没有文化的特色小镇是没有灵魂的》）

材料三：

安徽芜湖市六郎镇将文化基因注入传统产业，打造出了一个集文创、生态、美育为一体的焕发勃勃生机的小镇。小镇发展的“秘诀，就是依托乡村振兴战略，聚焦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少而特、少而精、少而专的发展之路。

六郎镇的特色小镇发展再次表明，一个优秀的特色小镇绝不仅体现在建筑风格和街区环境上，也往往要以发展一个或多个当地特色产业为根基，并着力在各个方面挖掘产业的文化附加值。

然而，从目前建设情况看，一些地区在特色小镇文化保护方面，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与偏差。对古村落盲目改造，破坏植被、水系、农田等生态系统，一些民间传统劳作方式难以传承创新。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张小军认为，应建立人类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和特色小镇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充分尊重当地文化原貌与特色。

专家指出，在乡村振兴和特色小镇建设中，只有把文化作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使特色小镇文化遗产传承有序、人文气息浓郁深厚、文化产业特色鲜明、文化生态优美精致、多种功能互动叠加，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才能成为现实。

（摘编自李慧《特色小镇如何“特”》）

材料一：

1月27日，央视对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建造过程进行“慢直播”，24小时不间断地呈现施工现场的实时画面。没有主持人，没有解说字幕，只有一个固定机位，若干工人忙碌工作，不快进，也不切镜头。没想到，竟吸引了大量网友观看。

“慢直播”是相对于过去的直播生态而言的，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直播通常以“快”为前提，第一时间告诉受众何处发生了何事，带有某种形式的解说和主持人旁白，受众还可以看到后期特效镜头切换等。但“慢直播”几乎不存在任何外界的干预，没有音乐，没有旁白，没有字幕，没有引导和话题设置，只是展现现场情况，让用户自己去探索和发现感兴趣的内容，给用户充分的想象空间。虽然单位时间信息量不如“快直播”大，但“慢直播”时间更长，对事件的展示更完整。目前，“慢直播”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旅游景区、安防监控、阳光厨房、交通路况监测等领域。

（摘编自《火神山医院“慢直播”为何火了》）

材料二：

数据来源：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摘编自2020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材料三：

“慢直播”的“慢”，并不单纯是时间上绝对的长，而是相对节奏上的“慢”。有些人不太喜欢，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去捕捉那些相对时间短，但能够产生独特价值的题材来进行“慢直播”。比如说很多人没有看过昙花的开放，那么“慢直播”可聚焦这短短的一分钟；或者一些市政工程，它的关键部分往往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发生并结束，这也是“慢直播”非常好的题材范围。当然，要突破“慢直播”在节奏上的迟缓问题，可通过题材的策划，从直播的过程中挖掘变化和节奏，这样才有可能吸引用户。

还有一类“慢直播”，它所考虑的是对常规视频内容的一种补充，没有指望在预计的时段里出现特别有价值的内容，但是它在意一种长时间的关注和人们随时可看的一种需求。它往往会应用在一些特殊区域、特殊地点里面的一些监控角度。这其实是监控需求本身的一种价值外溢。所以在“央视频”的“慢直播”栏目里，会看到一些著名的景点、众所周知的热门地点的“慢直播”，实际上重点价值在于它本身的地标特点，而并不在于它直播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内容。

（摘编自《解读“慢直播”的价值新定义》）

材料四：

就“慢直播”这一技术手段本身的运用而言，凡是受众关注度高的新闻，都有进行“慢直播”的基础。具体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适用于突发性事件的“慢直播”。在一些突发重大新闻事件当中，凡是场景相对集中、人们关注度高、亟须第一时间了解进展情况的，都可以通过设立“慢直播”平台，满足受众的了解、参与、互动、监督等不同需求。另一种是非突发性事件的“慢直播”。比如，武汉的樱花季、五一期间的北京故宫等，都可以通过设立“慢直播”平台，吸引更多受众。同时也可以结合AR等技术手段，为受众提供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提高媒体的信息传播力和影响力。

对于新出现的“慢直播”，当下最主要的是对内挖掘价值、本地扩大合作，而不是把精力放在跟外界联合共享这些并不一定能给自身带来价值的事情上。能够挖掘的“慢直播”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它的背后往往可以衍生出一系列优秀的短视频作品。有了“慢直播”镜头，相当于在现场安排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记者，会捕捉到过去被错过的镜头。

（摘编自《“慢直播”发展前景如何》）

最近，我国某地模仿法兰西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 6 座“凯旋门”，10 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 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 150 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 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 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传统的不自信、对文化根底的不自知。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那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 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材料来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中国共享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世界瞩目。外媒注意到，从百花齐放到资本进场，再到行业洗牌后几个幸存者，中国共享经济正在转型中稳步发展。

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产业优势，中国共享经济借得东风，乘势而上。截至2018年底，全球305家独角兽企业中有中国企业83家，其中具有典型共享经济属性的中国企业34家，占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的41%，2018年中国又有11家共享企业首次进入独角兽行列。

移动支付助推共享经济。美国彭博社刊文称，发展共享模式在中国几乎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有前途。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使用智能手机支付的普遍程度，世上没有其他国家可媲美。手机支付亦令共享经济起飞。

良好的营商环境也为外媒所津津乐道。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9月3日报道称，从新兴市场制造业技术、可靠性、货币稳定性、治安和国内市场增长等方面讲，中国是第一名。“丰富的劳动力、稳定的货币和政局、世界一流的物流以及更安全的营商环境使中国脱颖而出。”

雨伞1小时3元，单车1小时4元，充电宝1小时最高可达8元……外媒关注到，最近一些中国共享经济形态纷纷跨入“涨价时代”。从此前的大规模补贴和优惠，到如今行业集体上调价格，为何会有如此明显的变化？事实上，涨价是市场自身发展规律的表现。

“中国共享经济是否达到顶峰？”英国广播公司给出的答案是，虽然发展遇上不少困难，但共享经济依然有丰富的潜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

（注）支出占比=共享服务型支出/人均消费支出

材料三：

中国共享经济从被称为“共享经济元年”的2015年算起，至今也不过4年时间，在短暂的时间内，价格从当初的“白菜价”、“豆腐价”涨到现在的“肉食价”，价格出现跳跃式波动，既令人感到眼花缭乱，也让不少消费者深深感触到现在消费共享经济有点力不从心，对共享经济这种行为议论纷纷，褒奖不一，共享经济陷入了典论旋涡，让其身份处于尴尬边缘。

我国共享经济之所以扩张快，大都是资本推动“跑马圈地”的行为在作怪而已，一些企业为了抢占地盘，不惜进行价格补贴，很多共享经济主体其实是不赚钱的，只不过是赔本赔吆喝而已。比如一些共享单车公司即便亏损严重、赚不到钱，依然不停地向市场投放，并将扩张模式继续向中小城市延伸。

这么不计成本的扩张，其后果是危险的：容易导致共享经济的恶性竞争，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使共享经济背离了发展初衷；且也会导致参与共享经济主体的持续大幅亏损，导致资本市场乱象，给了投资者巨大的风险，也让共享经济本身变得脆弱，蒙上了发展阴影，这一切都是低价盲目扩张带来的后果。

“借债最终是要还的”，共享经济靠低价格的扩张和经营显然是行不通的，近年一些共享经济主体陷入困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值得庆贺的是，目前共享经济主体大都意识到了持续低价恶性竞争的危害会殃及到整个共享经济健康发展，再也不能麻木不仁，而是痛定思痛，抱着壮士断腕之决心，向低价共享经济说不，纷纷将共享经济提价。

虽然说共享经济纷纷提价行为有很多的无奈，但更多的是经营理性行为的回归，只有这样才能让共享经济持续下去，不让消费者利益受损，也给资本以正常回报。同时，这也是建立共享经济优胜劣汰市场机制的需要，通过合理“涨价”，让一些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共享经济能保证高质量发展，不断成为市场竞争的优胜者；而让那些市场需求不强、价格与质量不相符的共享经济被淘汰出局，让共享经济市场恢复良好生态。

但共享经济市场主体需要注意，不能只站在自身利益角度而唯利是图，让消费价格高得离谱，导致价格严重背离它的价位，只顾通过脱离实际的提价而让自己经营盈利：这样做又会适得其反，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有可能引发共享经济消费者的反对。这是特别需要谨记的坚守的经营原则!

 （摘编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动力蓄电池累计退役量约20万吨，2025年累计退役量约为78万吨。为保障电池回收，工业和信息化部2018年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应承担动力蓄电池回收的主体责任。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27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在江苏省设置了698个回收网点，但当前动力蓄电池回收市场仍存在多重难题。

（摘编自田野《约20万吨新能源汽车电池退役如何避免“爆发式污染”》）

材料二：

新能源汽车电池回收的乱象，说到底还是因为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产业链后端的电池回收体系的建设和造车速度形成了脱节，车企、回收企业的经营缺少成熟规范的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2015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跨越的关键节点，而一般来说，动力电池的使用周期正好在5年左右，这意味着行业爆炸式增长带来的潜在污染风险已经全面来临。

鼓励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并给予各种政策优惠和补贴，原本是因为它更节能环保，但如果行业快速增长导致污染问题不断突出，这本身是和新能源的发展初衷相背离的。因此，针对电池回收等行业乱象，必须直面其风险和隐患，在制度层面趁早完善。

比如在回收企业门槛方面，考虑到白名单企业和中小企业、作坊之间的环保投入差距，在退役电池的回收上，前期是否可以考虑加大对白名单企业的补贴力度？或者加大对技术创新企业的补贴力度？另外，电池回收的准入门槛是否可以考虑设置强制性的标准，以此来避免鱼目混珠的局面。

再比如，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应该有基本的身份编号，依托现在的大数据基数，实现从生产、销售、使用、报废、回收、利用的全流程的可追溯，通过流向管控来避免大量退役电池流向黑市。

类似这些细化的举措，都应该随着行业发展而不断落实。无论如何，新能源汽车毕竟是一个高速挺进的风口行业，在前段造车环节要大力投入，在末端的零部件报废退役处理上更应该提前考虑，及时完善规则，避免行业无序扩张带来的各种污染风险。

（摘编自熊志《退役电池流入黑市，新能源造车要警惕末端污染》）

材料三：

市场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动力电池回收市场也是如此。客观上，动力电池设计制造本身就很复杂，其退役之后的回收拆解也对技术要求很高，若形成自动化拆解生产线，就需要高成本投入。就目前来看，正规回收企业由于前期投入大，需要数量足够多、价位足够低的回收电池来摊薄成本，但这一点很难实现。目前网上出现各种电池回收渠道，其回收价格比正规渠道要高出不少。比如，某平台商家回收三元锂电池的报价为1.5万元/吨，这个价格比正规回收企业的报价高出了近50%的水平。巨大的价差必然导致退役动力电池被黑市截流。

退役动力电池流向不可控的私人领域，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由于电池拆解需要很高的专业技术，而私人作坊根本达不到要求，对电池拆解很难控制，造成环境污染在所难免。有环境专家称，一块20克的手机电池，可污染3个标准游泳池容积的水，而一块电动车的废旧电池，则会污染30多公顷土地。如果汽车用动力电池被小作坊任性处理，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将非常可怕。另外，通过透支环境和安全，小作坊获得了成本优势，这会反向推高动力电池收购价，而正规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生产运转，有时不得不向小作坊收购退役电池，这种市场状况无疑会助长回收黑市扩张，形成恶性循环。

不管是从行业发展角度还是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动力电池“善终”问题事关重大，马虎不得，必须未雨绸缪，早做规划。考虑到动力电池回收是一个技术要求高又涉及多个行业领域和众多企业的产业，其发展需要汇聚多方力量，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就要求政府方面要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监管，引导产业规范发展。一方面要细化政策，强化落实，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生产和销售商参与动力电池的回收，形成合理的电池回收机制；另一方面要出台电池技术标准，引导企业生产标准化动力电池，为后期回收再利用奠定基础。同时，要加快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标准体系建设，规范溯源管理、梯级产品管理、报废及惩罚管理等制度。只有让动力电池真正做到“善终”，电动汽车才能当得起环保之名。

（摘编自胡立彪《退役潮来袭！ 20万吨退役电池如何安放》）

材料一：

“立其诫”包括三层舍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有删改)

材料二：

古人对祭神非常虔诚，认为诚心可以打动上天，得到庇佑，所以将对神的诚信作为成败的关键，这种由敬畏神灵而产生的诚意上升为一种最高的道德规范，在礼教发展之后，“诫” 又成为礼乐活动的伦理要求，由一种原始的宗教心理活动发展为一种社会化的伦理意识。

古人所谓的修辞更多的是达意传情的手段，随着时代的发展，“修理文教” 不能包含“修辞”的全部含义了，不仅需要“能说”，更需要“会说”。

到了西汉，刘向在《说苑.善说》中列举前人实例说明修辞是“安国立命”的手段，“夫辞者，人之所以自通也。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也继承了“修辞立诚”中“诚心”的含义，认为修辞不仅需要“会说”，而且要以“诚”为基础进行真实的表达，不能华而不实，言过其实，而需要表达真实情感。宋末元初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修辞立其诚，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巧言。”可见，古人写作是以“诚”为本，“修辞立诫”固然需要雕饰文章，但切勿过于浮华，要从实际出发，回归“诚心”，做到“真实”。

(节选自粲悦《“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含义及时代内涵》，有劃改)

材料三：

“辞不达则意不至”，修辞是“立言”的必经之途。孔子期盼弟子成为“君子”，更希望弟子能贯彻他的主张，实现他的理想。因此对孔门弟子雨言，修辞是成就功名的重要途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实践。换句话说，修辞就是修身!唯其如此，“修辞”必须出于“诚”。

言为心声，它能反映出人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显然，作为道德品质内核的“诚”是内在的，“辞”是外在的；“诚”是第一位的，“辞”是第二位的；“诚”是主导，“辞”以“诚”存，“立诫”之“辞”更有价值和魅力。诚如饶宗颐先生所言：“辞是属于外表的事情，能修辞是能有美的辞令，但必要出于‘诫’。诚是内在的，必须内在充实，才能言之有物。美的辞令必须建筑在诚之上，修辞属于‘美’，‘诚’包括了‘真’ 和‘善’，有‘真’和‘善’才有‘美’可言，有真和善然后可以立诚。”我们认为，“诚”是“修辞”的前提和基础，“修辞”必须从“诚”出发，服从并服务于“诚”，不能妄加修饰。“修辞立其诫”是指在“诚”的基础上的话语修饰，它涵盖了孔子对言语表达的认识和态度，体现出言简意丰的话语风格。

(节选自丁秀菊《“修辞立其诚”的语义学诠释》，有删改)

材料一：

英国心理学家布洛推演了一条原则，叫作“心理的距离”。什么叫“心理的距离”呢?比如说海上的雾，乘船的人在海上遇到大雾，是一件不畅快的事，乘客喧嚷，人们心焦气闷。但换一个观点来看，海雾却是一种绝美的景致，你姑且聚精会神去欣赏，这不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吗?这两种经验完全起于观点的不同。在前一种经验中，海雾和你关系密切，距离过于接近，所以你不能用“处之泰然”的态度去欣赏它。在后一种经验中，你把海雾摆在实用世界以外去看，使它和你的实际生活中间存在一种适当的“距离”，此时，你能用客观的态度去欣赏它。这就是美感的态度。

艺术是最切身的，是不能脱离情感的。就超脱目前实用的效果说，科学家也和艺术家一样能保持“距离”，但两者的“超脱”是不相同的。科学是一种最不切身的(就是说最重客观的)活动，艺术却是一种最切身的(也就是说最重主观的)活动。之前我说过，观赏美的形象时需“失落自我”，何以现在又说艺术是最“切身的”活动呢?这两句话不但不冲突，而且归根到底还只是一句话，艺术不能脱离情感。情感是“切身的”，在美感经验中，情感超 然 客 公 众 号专注在物的形象上面，所以我忘其为我。

艺术能超脱实用目的，却不能超脱经验。艺术是最切身的，是要能表现情感的，所以观赏者对于所观赏的作品不能不了解。如果他完全不了解，便无从产生情感的共鸣，便无从欣赏。了解是以已知经验来诠释目前事实，如果对于某种事物完全没有经验，便不能完全了解它。反过来说，我们愈能拿自己的经验来验证作品，也就愈能了解它，欣赏它。我们每读到好诗文时，就惊讶作者“先得我心”，觉得非常快慰。希腊雕刻家造神像时，还是以凡人为模型。但丁描写地狱，也还是拿我们的世界做蓝本。凡是艺术作品都是旧材料的新综合，惟其是旧材料，所以旁人可以了解；惟其是新综合，所以见出艺术家的创造，和实用世界有距离。比如“吹皱一池春水”一句词所用的字都是人人所认识的，“皱”和“春水”的景象也是人所常见的，不过把这六个字综合在一起却是冯延巳的新创。艺术家尽管自己不落到人情世故的圈套里，可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大艺术家不了解人情世故；艺术尽管和实用世界隔着一种距离，可是从来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人生的返照。

如果“距离”消失，欣赏者就由审美的态度回到实用的态度了。欣赏者对于所欣赏事物的态度通常分为“旁观者”和“分享者”两类，“旁观者”置身局外，“分享者”设身局中，分享者往往容易失去我和物中应有的距离。一个旁观者看见演曹操的戏，看到曹操的那副老奸巨猾的样子，不觉义愤填膺，提起刀就要走上台去砍那位扮演曹操的演员。一般演戏者，扮演到使观众忘其为戏时，技艺已算到家了，但是观众在忘其为戏时便已失去美感的态度，像上文用刀砍扮演曹操的演员是由美感的世界回到实用的世界去了。看戏到兴酣之际鼓掌叫好，一方面虽是表示能欣赏，同时却也已离开欣赏的态度而回到实用的态度。这都是“距离”的消失。

照这样看，在美感经验中，我们一方面要从实际生活中跳出来，一方面又不能脱离实际生活；一方面要忘我，一方面又要拿我的经验来印证作品，这不显然是一种矛盾吗?事实上确有这种矛盾，就是布洛所说的“距离的矛盾”。创造和欣赏的成功与否，就看能否把“距离的矛盾”安排妥当，保持“适当距离”。“距离”太远了，结果是不可了解；“距离”太近了，结果又不免让实用的动机压倒审美感受，“不即不离”是艺术的一个最好的理想。

(摘选自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心理的距离》)

材料二：

在近代文艺运动中写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争执也颇激烈。写实主义偏重模仿自然，要在实际生活之中寻找材料，用客观的方法表现出来，它最忌讳掺杂主观的情感和想象。理想主义认为艺术和自然是相对的；它是人为的，创造的，虽拿自然做材料，却须凭主观情感和想象加以选择配合；艺术要把自然加以理想化，不能像照相那样呆板。我们既然明白“距离”的原则，那么这两派的争执也就不难解决了。艺术是一种精神活动，要拿人的力量来弥补自然的缺陷，要替人生凿出一个避风息凉的处所。它和实际人生应该有一种“距离”。主观的经验须经过客观化而成意象，才可表现为艺术。至于经验的选择也不免有意地或无意地受情感和想象的支配。所以严格地说，凡是艺术都带有几分理想性，都必是反对极端的写实主义的。极端的写实主义在理论上很难成

立。写实者也还是人而不是相机，既然是人就无法把情感和想象完全丢开。所以写实主义不免带有若干理想主义。一般写实派作者的弊病在把“距离”摆的太近，甚至完全失去“距离”。理想派的弊病则在“距离”太过，纯任理想而藐视现实，结果往往不是空疏，就是荒渺无稽，使人无法了解，所以不能引起兴趣，打动情感。我之前说过，凡是艺术都要带有若干理想性，都是反对写实主义的。这并非说现实世界的东西绝对不能拿来做艺术的材料。现实世界的事物虽然和实用关联太密，“距离”太近，但是经过艺术家的剪裁，它也可以落到适宜的“距离”上面。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

材料一：

在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网络文艺等大众艺术流行的时代，出现偶像以及崇拜他们的“饭圈”是必然的，也具有无可否认的价值。但当粉丝们把关注的焦点不是放到偶像作品的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上，而只是集中到其私生活上就必然跑偏了。为把艺术品公共性价值置于中心地位以及将艺术公赏力的追求视为目标，就需要走出单一“饭圈”本身的视界，促进下面这些转向的发生和自觉生长。

首先是从盲目的偶像崇拜转向其艺术创作建树欣赏和评析。一名歌手或演员的真正风采不在于颜值或粉丝量，而在于其演唱艺术或表演艺术。当前不少知名演员，除了演好戏、唱好歌以外，还注重参加公益活动，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为社会公共事务尽力，从而形成一种优良的艺术形象延伸到当代社会现实中的美好氛围。粉丝们注重欣赏和评点演员展示的这种银幕艺术形象美质及其社会公益风采，那无论是对于演员艺术表演水平的提升还是粉丝们自身精神品质的涵养，都是有益的。

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选择从固守“饭圈”私利而转向超越“饭圈”槁狭界限的公共兴趣的共享和满足。“饭圈”总是以歌星或影星为中心，这可以理解，但是，不宜以此为唯一正确标准而不承认其他“饭圈”的喜爱和选择。如果各个“饭圈”都能自觉地实施公益行为，那么超越“饭圈”的褊狭而实现公共兴趣的认同是就有可能的。进一步说，超越“饭圈”私利而向往更加宽阔的公共利益的集合，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追求。

其实，由影视剧、流行歌曲等大众艺术所拉扯的时尚流，总是会快速地掀起又很快消逝，这要求身处“饭圈”的人们，在释放个人喜好时，能够不时回头冷静反思，这有利于涵养对各种时尚流都能随时予以反向思考的反思型人格。要导向这个高远目标，不妨从现在做起。如果更多的“饭圈”都行动起来，那么整个大众艺术圈的风气就可能得到改善。当然，要达成整个“饭圈”风气的整体转化，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媒体平台在媒体技术、应用软件等方面的媒体行为的根本改善以及媒体管理部门行之有效的治理举措，能引导用户更加专注于欣赏或反复欣赏优秀艺术，形成共同欣赏高质量艺术品的公共艺术氛围。

（摘编自王一川《跨越“饭圈”利益束缚，建构艺术公赏境界》）

材料二：

“饭圈文化”治理，着力进行针对青少年人群的心理建设和审美教育，以帮助其破解因盲目无理性的沉溺而产生的“晕轮效应”，在某种意义上更迫切，更重要。

青少年因自身价值观尚未建立完全，常会发生角色混淆与认同危机。为了发泄尚未被认可的个体孤独，他们常会发展出某些自认有足够辨识度的个人爱好，追星正是其一。相对于过去对父母、亲友和师长的依恋，心理学家称其为“次级依恋”。不过，因为心智不够稳定成熟，这种依恋很容易由浪漫堕入狂热。由于和依恋对象的联系大多不够真实，这造成其与偶像的关系最终只能是扭曲的：一方面，他们把自己的梦想与欲望投射到偶像身上，所谓的爱偶像，其实就是爱自己。另一方面，偶像仰望的过程又常令他们有痴迷失落间杂的双重焦虑，进而自我贬损，自我迷失。以致到最后，所谓的爱偶像都成了恨自己。至于有些人在追星过程中完全放弃了甄别，失去了自我，进而自甘接受资本的“传销式洗脑”；有的人完全放弃了理性的检束，养成一种极端的情绪，这更是一种终生的伤害。

当下，我国有1.58亿青少年网民，通过互联网进行粉丝应援早已成为他们新的社交方式与娱乐方式。这就要求我们要用同理心包容和理解其群体行为背后特定的情感逻辑，针对这个年龄段的特点作仔细研究和耐心宣导，尤其要加强对他们的心理干预，引导其走向均衡、平和和理性。要让他们知道，有更要紧和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

与此相关，针对性地向青少年输入符合其个性倾向规律的审美观也非常迫切和重要。审美心理学关注人对美的事物的感知与想象，联通的是人的感觉与知觉。与抽象的概念思维不同，尽管多依赖直觉，但因为植基于特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它可以帮助人掌控审美活动的方向。

席勒说：“若要把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惟一的路径是先使他成为具有审美能力的人。”我们确信审美教育联通着主体的自由意志，具有涵摄生理、心理等多个维度的多元包容特性，它的功用和意义一点都不亚于意志训练和品格训练，应该为全社会共同提倡和积极践行。

（摘编自汪涌豪《亟待展开的心理建设与审美教育》）

材料一：

梅新林教授提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问世于前“新红学”时期，属于“旧红学” 时代的产物，但若从理论创新的前沿与质量而言，则显然应该纳入“新红学”范畴，甚至较之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的“新红学”更为前沿（当然，提出这一看法，其实已经把“新红学”等同于现代红学了）。不过，胡适等创立“新红学”时，没有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王国维，而是针对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梅教授认为， 像王国维这样超越时代的学者、作家以及作品、思想，固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也会带来很多困惑，因而不知如何在时代中进行安置，所以胡适对其避而不谈，也可以理解。对此，笔者认为，这种回避，一方面是时间因素，可能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的时间过早，是在 1904 年发表，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在 1916 年发表，所以找时间相对靠近的对象来商榷，这是习惯的做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商榷与对话的前提是两者目标一致。归根到底说，索隐和考证其实都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都是在小说外寻找现实的本事。王国维没有涉及小说的本事问题，胡适等人就不便与王国维展开对话。而索隐派毕竟也在进行本事研究，故而双方可以进行商榷，这样的商榷也是有价值的。

考证派“新红学”后来是以胡适和俞平伯的成果为早期代表，梅新林教授评价“新红学”时认为应该从“历史的批评”“ 艺术的批评”“思想的批评”这三个层次来评价研究文艺作品，并得出结论说：胡适的批评偏历史，俞平伯的批评偏艺术，而王国维的批评偏思想，如果三者合一，那么“新红学”的面貌就会很全面，可望达成一种研究范式的突

破。

关于如何进行三位一体的批评，笔者认为应该避免那种简单的叠加。无论历史学、文学还是思想的研究，都需要一个历史化的过程，这才有可能达成文学、历史学与思想研究的有机融合，甚至达成研究范式的突破。

百年“新红学”，其主流是历史学的考证研究，但恰恰是历史学的研究，更需要对研究对象加以历史化的考察，也就是说，首先要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历史化，而不是把事件和人物抽象出来加以静态地、凝固化的考察，因为即使《红楼梦》有本事、真人可以考索，也需要分析其经过种种转变而进入小说的动态过程。至于对《红楼梦》思想的研究， 则要在观念史和社会史双重脉络中加以梳理，揭示小说中的思想倾向与之发生的张力。

说到对其文学的研究，现在大家提倡研究回归文本、回归文学特性，很容易回到一种传统的趣味主义。这种分析的最大问题就是非历史的态度，是以所谓的审美非功利，来遮蔽对历史、对意识形态的诊断。例如《红楼梦》中关于丫鬟的肖像描写非常稀少，用趣味主义来解释，会认为这是作者的留白艺术，可以给读者提供很大的想象余地（其实也有学者这么分析了）。笔者认为，对丫鬟肖像描写的忽略，是因为《红楼梦》基本立场并没有超越时代和社会因素，作者大体采用贵族视角进行叙述（尽管曹家本身不是贵族），对丫鬟基本上是忽视的。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此种艺术手法的产生，这样就形成了文学内化于历史而不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研究的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和方法就是不断地将研究对象历史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红学的精髓。如果能够把眼光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放在整个世界史的学术趋势中，重新定位《红楼梦》，我们的研究格局就可能会有更大发展。

（摘编自詹丹《以历史化态度推进红学的发展》）

本事，应限定在真人真事和真实情境之上。准确地说，是限定在作家所历、闻并参考的原本之事上。目前看来，古典本事批评主要包括索隐、影射、考证三派，所谓“穿凿附会与忘记文学之为艺术”的错误，以索隐、影射最为突出。索隐派专事于“探求隐藏在小说作者与故事情节背后的本事，以据此阐释小说文本的‘微言大义’”。这些解读虽提出“分身法”“合身法”等方法，但多建立在拆字猜谜、牵强附会基础上，学术成分极低。影射研究实亦政治性的、道德性的索隐研究，多有硬解、曲解之嫌，“好像一切文艺作品统统不过是以揭露阴私，进行人身攻击为能事的‘黑幕小说’的翻版或变种而已”。所以， 无论影射还是索隐，都成为古典考据学略有难堪的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唾弃，声名狼藉。

那么，以胡适、俞平伯等考证派红学(“新红学”)为代表的本事批评是否更容易被接受一些呢？答案无疑是确定的，因为胡适所用材料“人人都知道”，所用方法则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过，胡适的考证也终究只是考证：他仅感兴趣于作者身世与版本问题，对于思想与艺术之阐释，甚至不愿承认为“红学”成果，故其《<红楼梦>考证》被认为“失之过于粘滞，没有予艺术创造以应有的地位”不是没有道理。以此而论，仅满足于史实考订的考证和索隐、影射并无本质区别。考证派有“考”无“释”，虽掌握较多原型史料却无力以此为基础对对象予以哲学、艺术的把握。亦因此，俞平伯晚年对自己的“新红学”研究几乎全盘否定。

 (摘编自张均《转换与运用：本事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材料一：

苏轼不仅是大自然的出色歌手，而且对自然美有独特见解。苏轼指出，客观的山水自然美同诗人耳目相接，触动了诗人的思想感情，令诗人情不自禁地歌唱他、赞美他，这是作家创作自然诗的源泉，这种外物有触于中而产生诗的观点与前人一脉相承。

苏轼强调诗文创作，特别是自然诗创作“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强调要有真情实感和创作冲动。苏轼在《读孟郊诗》中说：“诗从肺腑出。”对于自然诗来说，首先要求对所描写的自然景物对象满怀真挚、亲切之情，甚至要把它们当作有生命、有感情的知心朋友来对待。其二，主张诗要自然流露，反对人为的矫饰。他认为诗文创作“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既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也反感“好为艰深”，“以文浅易”他赞赏诗的“奇趣”，却严厉指责那些“求深务奇”，以至“怪僻而不可读”的作者；他爱好豪迈风格，但又痛斥那种以狂怪来冒充豪放，认为“奇怪”应该是自然“溢出”，不能人为地强求。

自然诗的描写对象是自然类，自然万物都是按照其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发生、发展、运动和变化。因此，苏轼非常强调亲自阅历，广泛深入地体验和研究大自然，他把这一点看作是自然诗创作头等重要的前提。他在《怀西湖寄晃美叔同年》诗中，具体叙写自己长期深入地观察和研究西湖的体会，他说西湖之景“谁能识其全”，“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为了认识西湖美景之“全”和“妙”，苏轼幽寻穷年，遍游祖国诸地。

实地观察，亲身体验可以发现美，但山川自然景物，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因而自然美具有不稳定性。苏轼能清晰地认识到大自然的运动变化，并从哲学上对此作了理论概括，具体指出：“人禽室宫器物皆有常形”，而山石竹木，水波烟云“均无常形”。他在著名的山水哲理诗《题西林壁》中形象地表述了这一观察事物的方法，他认为要认识自然乃至世间万事万物，固然要“游于物之内”，才能洞悉幽微，但如果只顾深入其内，或视野狭小，或囿于私利，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局部，陷于主观性和片面性。苏轼正是成功地运用“以静观动”和“观物之极而游于物之表”的方法，去观察和把握山水自然美。

客观存在的自然美是自然诗的源泉，这是自然美的客观性，但是，自然诗并不是现实中的自然美的简单重复，而是诗人创造性劳动的成品。客观自然美是丰富多彩，变化万千的，苏轼多次论述自然美的丰富性、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他说“风雨云月，阴晴蚤暮，态状千万”，又说“江河之大，与海之深兮，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苏轼提倡在山水诗画中创造这样一种“清雄奇富，变态无穷”的意境美，他认为这是艺术上最难的课题，也是最美的境界。

（摘编自夏玲《谈苏轼“随物赋形”与“自成文理”的艺术自然美学观》）

材料二：

在谈到绘画的创作过程时，东坡提出“随物赋形”的命题，在《书蒲永升画后》中，东坡说：“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东坡赞赏蒲永升所画之水为“活水”而非死水，因为画家性情与画融合一道。东坡又谈到此前以画水著称的画家都能画出水的变态，号称神逸。

“随物赋形”作为画论的命题，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其所主张之意，一在于画家在创作时要应物随机，不主故常；二是赋形有充分的主体性，是画家在随物应机中摄取对象之形而予以艺术表现，融合了创作者的生命力及精神品格。“物”是指事物的本然状态，“形”则是指创作的应然状态，这是一个由本然而应然、由形似而神似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率性而为的过程。

形神是一对不可孤立、单独看待的美学范畴。不能脱离形似单论神似，也不能拘泥于形似而忽略神似。对于绘画而言，“形”是必不可少的，无形似则无神似!这个形，是画家笔下的形，而非外在物象之形。作为文人画意识的代表人物，苏轼主张传神而超越形似，他所说的“传神”，并非静态的，而是因其随物赋形而生成的效果。如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所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苏轼又指出人物画的“传神”，不是在于其形貌描写之外，又有神韵附焉，而是就在所画人物的自然神态之中，也即在人物的一颦一笑之中。画家达到自由的境界，随物赋形，运斤成风，即会达到“传神”的效果了。

（摘编自张晶《“画以适意”与“随物赋形”——苏轼画论撷要评析》）

材料一：

科学发现有赖于创造性思维，而创新思维又需要人文底蕴的涵养。科学与人文传统、人文关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前不久，在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天眼”成果中，一段来自宇宙深处的“声波”触发了人们的想象与思考，科学与人文产生了奇妙的碰撞。事实上，从发现引力波到“看到”黑洞，从古生物探秘到现代基因突破，剖开层层专业术语就会发现，科学研究在增进人们知识的同时，还是人们认识世界、理解自身的桥梁，科学的琴键也演绎着人文的旋律。

科学有大美。科学以客观自然世界为研究对象，其人文意蕴的一个方面，在于它拓展了人们的审美空间。如果说以文学、音乐为代表的艺术创作、打开的是感性审美世界，科学活动则将美延伸到理性世界，给人以智慧启迪。数学是科学描绘世界的主要语言，数学家兼哲学家罗素认为：“数学，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它，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的美。”大到宇宙星云，小到基本粒子，长如百亿年，短到一瞬间，都能用方程式呈现。这些方程就像美妙的诗篇，用最浓缩的“语言”，表达了无边无际的时空存在。正如有人赞叹的，黎曼几何与钢琴协奏曲一样优美。

科学追求卓越，这一丰富心灵、感受审美的过程，与人文相通。科学研究的魅力在于揭开表面的纷繁杂乱，发现现象背后的一致性规律。它带给人的幸福感，源于探索自然、验证未知的兴奋，以及发现真理时的满足。这份体验是非世俗、超功利的，由于契合了人对真善美的情感需求，因而是迷人的、永恒的。从这点来看，科学研究带来的心灵享受和震撼，足以和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相媲美。

艺术人文并不妨碍科学研究，往往还是创新的源泉。历史上，许多科学家也是优秀的作家或艺术家。如今，现代学科高度分工，在科学、艺术两方面均取得高成就难度很大，可很多科学大师依然热爱艺术。爱因斯坦曾这样阐述艺术和科学的关系：音乐创造和物理研究的起源不同，可是被共同的目标联系着，这就是对未知的探求，钱学森曾把在科学研究上做出成绩的原因，归功于夫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蒋英。因为她给了自己诗情画意，从而让自己更深刻地了解了人生，在科研道路上避免了形而上学和机械论。法国文豪福楼拜说：科学与艺术在山脚分手，在山顶重逢。可见，科学与人文展现的都是人们追求崇高、卓越的精神，是对超越生命有限性的向往，它们的内核一致，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之中。

进而言之，在求索未知的阶梯上不断攀登，艺术与科学可以相互激发。原创性的科学发现、颠覆性的科学创新、“从0到1”的科学突破，离不开激发想象力、创造力，获得电光石火般的思想灵感。这就需要让科学与人文携手同行。当前，我们正走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征程上。无论是探索未知奥秘，还是攻克“卡脖子”难题，无论是加强基础研究，还是提供科技解决方案，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而科学精神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促进科学与人文融合，不仅能树立科技为民、科技向善的价值导向，更能为科技创新带来丰富的源头活水。

（摘编自《科学琴键演绎人文旋律》，《人民日报》2022年1月26日）

材料二：

记者：这些年出现“文创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新技术新应用不断普及，大大丰富了文创的形态，提升了用户体验。在文创产业的具体实践中，科技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赵声良：科技是实现文化创意、放大文化效用的重要手段。以文博机构为例，新技术不仅帮助文物永“抢救性保护”迈向“预防性保护”，还提供文创手段和思路。比如数字技术，相较于过去的胶片拍摄，敦煌数字壁画不会褪色，而且清晰度大幅提高。这些逐渐积累起来的数字素材，成为敦煌发展文创的资源库，不仅可以用来设计实物文创产品，还可以制作视频，让壁画中的人物动起来，更具观赏性。再比如利用数字化解析技术，在异地展览中再现代表性洞窟，人们徜徉其中，仿佛在真实的莫高窟中游览。

祁述裕：数字技术是引领当代文创产业发展的火车头。扩展现实（XR）、人工智能、5G、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大大提升文创产品的艺术表现力。北京中轴线相关主题展览中，在专业机构提供的珍贵图纸、照片、影片基础上，利用球幕、声场、虚拟现实（VR）等技术呈现不同时空里的中轴线，观众戴着特制眼镜就能远眺南北中轴线，虚实结合，了解北京市的历史文化。

胡钰：不仅在文创领域，当前新技术已全面介入文化内容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加速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推动文化新业态的出现，成为文化发展的强大引擎。以“硬核技术”支撑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成为文化发展重要趋势。科技赋能文创产品，就是这一趋势的生动写照。

（摘编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纵横谈》，《人民日报》2022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