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作品的结构和表现手法 知识点题库

文学书写要坚守核心价值观

    如今，文学书写面临多元选择，多元文化视野的拓展在更新文学创作题材的同时，文学作品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也受到了冲击。商业化浪潮下，文学已经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商品的属性。当下文学创作如何以一种更为有力的姿态引导读者的价值选择，从现象解读回归人性反思，从肤浅功利走向深层因果，核心价值观仍然要成为作家书写的题中应有之义。

    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不变诉求。从孔子的“士志于道”，到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再到汉末陈蕃的“澄清天下之志”，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把道义层面的理性追求与现实层面的民生担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双重的文化人格：一方面崇尚理性，有坚贞气节，凛然傲骨；另一方面又心系民生，渴望建功立业，九死而未悔。这一传统到了近代五四时期虽有所改变，知识分子对道义的追求演变为对科学、民主的向往，民生的担当转变为救亡、启蒙的责任，但是双重关怀是不变的。到了当下，现代性的转变，带来了更高层面对科学理性的追寻，现实民生问题凸显为更深层面的人性道德反思。知识分子的双重关怀仍然不离不弃，既代表最先进的科技水平、思想文化方向，又心系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社会前进的核心动力。正是这种双重关怀，使得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始终未尝脱离现实世俗生活，进入西方理性所谓“静观”的层面，片面地追求冷漠的科学真实。正是这种心系民生，汲汲入世的道德情怀，使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亘古不变的代言人，而文学工作者更是其中之大宗。

    核心价值观中的道德关怀、政治色彩看似与文学的审美特质、艺术精神格格不入，实则不然。审美是文学诸多特质中的一点，从中国长远的历史传统来看，文学概念更多的存在于广义的层面上，广义的文学则不仅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还包括历史纪实、政治文案、思想论稿等作品。传统的文学与史学亦为一家，所谓“文史不分”。可见传统社会的经典道义，亦即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正是通过文学来传播立言的。

    五四之后，近代思想由西方引入，文学学科的划分成为近现代思想与传统决裂的一大标志，文学的概念特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审美成为一时之风气，作家的书写、读者的阅读都随之有了倾斜。当下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学作为一种系统整体活动，在作者书写、读者阅读、学者批评诸环节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也应该由日常体验的表层进入到对人性、生命本质的深层思考。在以人为本的思想基础上，杜绝肤浅，回归传统，寻找安身立命的民族之根，正是当下文学书写的应有之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学书写中的体现，也应当是在人本位的层面上，寻找民族立身的传统之根。

（选自2012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略谈陈三立

傅璇宗

    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与影响已远超过历史学界。他在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我们知道，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他们那一时代的改革者，深为中华民族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蹂躏而扼腕愤慨。陈宝箴作为地主要员，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后，任湖南巡抚，一种深刻的民族危亡感使他力图振兴实业，讲求维新自强，他的得力助手就是其子三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因战争失败引起进一步的割地赔款，这对知识界触动极大。当时陈宝箴已由湖北改迁直隶布政使。马关条约签后，1895年5月，他曾致电张之洞，请诛李鸿章以谢国人。同年9月，陈三立至上海，与康有为、黄遵宪等会晤，参预筹备上海强学会事。也就在这一年秋，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陈宝箴长期居于湘中，对当地民情甚为熟悉，又激于时势风云，积极推行新政。陈三立此时也返湘，协助其父，并推荐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

    但是正当湘省新政轰轰烈烈开展之时，八月份北京变法宣告失败，清廷下令，陈宝箴父子均革职，且永不叙用。这是陈三立一生的转折点。他随即陪侍其父归江西修水老家居住。三立为其父所写行状，以极沉痛的笔调描述他们这一段的生活情景：“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欷歔而已。”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西逃陕西，就在这世难亟变之际，陈宝箴在焦虑抑郁中去世。此后，陈三立移居南京，并经常来往于武昌、南昌、庐山、上海等地，虽然其间他曾一度与其家乡江西修建铁路事情，但始终远离政治，以超然于世的诗人自许。只是他仍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1932年他住庐山，正值“一·二八”事变，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据吴宗慈《陈三立传略》：“忆民国二十一年壬申，日寇侵占上海闸北，沪战遂作。先生居牯岭，而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望报至，读意，则愀然若有深忧。”而宗九奇《陈三立传略》记此事，更谓：“每日望报至，至则读，读毕辄愀然形于色，郁郁不语。一日深夜，忽于梦中狂叫，喊杀日寇。”1933年秋冬，移居北平城中。1937年7月芦沟桥炮声起，日本侵略军进城，八十五岁的老人不胜家国之悲，一气之下，绝食而死。

    陈三立年青时自许甚高，他随侍其父游宦各地，目睹清朝吏治的腐败，往往“醉后感时事，讥议得失，辄自负，诋诸公贵人”，自以才识当出诸公贵人上。封建政治的腐败与列强的侵略，一种民族危亡感使他投身于维新变法的大潮流中。但是他与其父在湖南推行的新政，看似和康梁的变法相同，所走的路子却各异。

    陈三立在清末民初，一直以诗文名家，有盛名于东南。如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尔戈访华，时陈三立七十二岁，正寓居杭州，徐志摩等特地从北平前往杭州，介绍他们两位见面、合影。如吴宗慈《陈三立传略》所说：“华、印两诗人，各为其本国之泰斗，比肩一帖，接迹重洋，诚近代中印文化沟通之佳话。”1925年，《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五号至第九号，刊载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将陈三立以“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当之，可见当时人视之为执中国诗坛之牛耳。1936年陈三立已依随陈寅恪移居北平。那年伦敦国际笔会曾邀请他和胡适与会，以胡代表新文学，他代表传统文学，终因陈三立时年已八十四，不能远涉重洋而止。在后世一般人印象中，散原老人只是一个足迹仅涉山林、只以诗文自娱的诗翁，而不太了解他前半生还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颇有新见的改革家。

    他为一些清室故臣所作序跋、墓志中，对清之覆亡表示痛惜，而对武昌起义却抱对立情绪。但尽管他当时对西方的认识还茫然得很，尽管他仍以遗老自居，却尽可能送几个儿子出国，去接受与故老传统迥异的西学，并且还寄以厚望，这可以提供我们去进一步认识处于新旧交替中而又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人们思想面貌的异常复杂性。

（选自《中国文化研究》）

材料一：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对于控制噪声污染都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不可否认，控制嗓声污染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相关报告显示，仅2015年国家、地方就颁布了9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各省（区、市）制定印发了29部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开展了功能区划调整、新生产机动车噪声检验、绿色护考、达标区创建等工作。还有一些地方探索更加有效的防治模式，诸如北京采取了加强噪声污染源的日常监控、完善地方标准等手段治理噪声污染；上海建立了约70平方公里的外环区域城市噪声地图和数据库等，也取得了一些经验。

（摘编自2016年9月6日《经济日报》）

材料二：

（选自《2017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

材料三：

噪音不只是扰民，而且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影响。在各类环境噪音的投诉中，建筑施工投诉高居榜首，占50.1%；排在其次的则是社会生活噪音，也就是酒吧、KTV、商业、邻里等，占36.6%。对建筑施工产生的夜间噪音，有明确的施工规定，只要足够重视，严格执法，监督起来并不困难。更难的反而是社会生活噪音。一是城市音源复杂，噪音取证难。二是管理多头，投诉无门。噪音污染种类繁杂，其监督管理涉及环保、工商、城管、公安机关等多个部门，各个部门对于噪音的管理权限分工并不明确。还有的噪音问题，涉及邻里纠纷，公众既是噪音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噪音制造者，就更难厘清其中的责任。洽理噪音污染，相关部门和公众都应该行动起来，尽快解决取证难、多头交叉管理等问题，明确监督执法的主体和责任。无论如何，噪音污染不该成为城市环保的短板。

（摘编自2017年6月12日《广州日报》）

材料四：

    德国对于交通噪声实行“一气呵成”式治理，从控制噪声源，到切断传播途径，再到保护受影响人群。相关部门首先规定公路交通噪声极限值，将车辆噪声监测列入每年车检，以此促使汽车厂家改进嗓声设计；之后，对道路进行现代化改造，铺设低噪音路面，在道路两旁竖起噪声防护屏，削弱噪声传播能力。在保护受影响人群方面，政府坚持将“保护公众远离噪音”作为城市建设的义务，规定禁止在噪音超过75分贝的地区建造房屋。此外，人们可根据“噪声地图”——一张可反映城市各区域声环境质量的地图，来选址安家落户。

    日本对于噪声的防治可谓“从根源解决问题”。城市规划的合理布局保护了居民区的宁静环境，有效地减少了居民遭受噪声困扰的几率。日本《环境基本法》针对不同区域分别作出噪音限制的明文规定，各区域因互不干扰，落实和执行相关规定也相对容易。此外，装配式建筑在日本的普及也达到了控制建筑施工噪声的良好效果。

    在美国，不断升级的噪声污染已成为环境治理的重大挑战。其中，生活噪声是最让美国人“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在人口集中生活的社区，邻里间噪声纠纷事件近年来有增无减。作为法制较完善的国家，美国对人们生活中遭遇的小麻烦也有相应的“皮毛法律”管制。上世纪60至70年代，政府开始着力控制噪音污染，设立了统一噪音标准，并对恶性制造噪声的行为定性，认为企图扰乱安宁的一切喧闹声都是违法行为。

（摘编自2017年6月16日《中国网》）

材料一：

材料二：

    2018年2月8日，国家旅游局发布《2018年春节假日旅游指南》，对春节假日旅游情况进行分析预测和引导。

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成为广大群众欢度春节的重要方式，今年春节旅游市场持续红火。调查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我国居民出游意愿为83%，其中48.9%的游客选择在春节期间出行。从出游内容来看，研学游、海岛游、游轮游、冰雪游、乡村游等以家庭游客为服务对象的主题旅游休闲市场热度较高。而越来越多的游客更看重旅行社的服务质量和品牌形象，对价格的敏感度趋低。

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调查还显示，春节期间具有出游意愿的居民中，有65.9%选择了国内中长线旅游，比例最高。游客选择排名前十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三亚、哈尔滨、杭州、厦门、张家界、北京、上海、昆明、成都和重庆。

可见，南下避寒、北上玩雪仍是广大游客春节出行的重要动机。选择近郊旅游的居民比例达34.5%，表明春节期间探亲团聚、家庭短途游将升温，结合返乡客流高峰，二，三线城市商业街区、博物馆、主题公园、游乐场、动物园、庙会等将迎来大量游客。

材料三：

    春节假期虽刚结束，但各地返程客流高峰依旧持续。在最近几天，关于海南离岛“天价机票”的新闻与大量游客被从相关票务网站查询可知，未来几天，三亚飞往哈尔滨的直飞航班最低票价为12114元；三亚、海口飞往北京的直飞航班全部售罄……从票面价格的数字上来看，被称为“天价机票”无可厚非。

    所以，很多网友对于动辄万元的离岛机票表示不理解，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航空公司因自驾游客无法离岛而坐地起价。但“天价机票”存在的根本原因，只是因为经济舱机票售罄。以流传最广的三亚飞哈尔滨的单程价格为例，由票务网站查询可知，动辄万元的票价均为全价头等舱、商务舱，且这一航段无论从飞行时间还是飞行距离均相近于北京飞往东南亚城市的航班，这类航班的全价头等舱价格常年处于万元左右。

    从政策角度来说，此番被媒体报道的“天价机票”也符合市场价格。从2010年6月1日起，为适应国内航空运输市场发展，民航局、国家发改委研究决定，民航国内航线头等舱、公务舱票价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各运输航空公司自主定价。因此，航空公司在春节海南旺季售卖全价头等舱、商务舱机票也并无问题，这也符合经济学最基本的规律——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

（节选自2018年2月《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四：

    今年春节返程最堵的地方无疑是海南的海口。到目前为止仍有超过万辆外地车辆滞留海口。从大年初三开始，受十年未遇的罕见大雾天气影响，琼州海峡出现反复停航。自2015年以来，无论是旅客还是车辆运输，每年以15％以上的增幅增长，其中春节假期更是繁忙无比。交通部门根据今年节前进岛车流增量测算，海南需要出岛的车辆达到近10万辆。

    本次万辆私家车滞留海南，由极端天气引发，确实事出有因。海南省相关部门紧急启动一级预案，政府部门各司其职，全体公务员临时调休为游客车辆让路，尤其是在疏导游客的过程中，海南岛的众多居民和志愿者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为疏导工作献力出策，与政府部门一道投入到服务保障工作当中，让人感到温暖。

    事实上，前些年春节期间，在海南的一些热门景点游客蜂拥而至，在一些通往景区的交通要道上，大堵车的现象也频频出现。依道理而言，海南是离岛，有多少车辆进入海南，港口方面能够充分掌握，这也为限流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优势。特别是，根据气象特点，琼州海峡每年12月至3月雾较多，且多为平流雾，是否应该为极端天气的可能发生留足运力余量，根据运力的余裕程度来考虑接待游客的数量，这些课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旅游开发虽然短期内能够带来比较大的旅游消费增量，但是不是符合海南岛的长远发展？要注意到海南作为一个岛屿，生态容量是有限的。保护海南独特的生态环境是公众的期待，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和产品同样是公众的期待。

    有话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节选自2018年2月《央视新闻》，有删改）

艺术电影为何难以赢得大众市场

——从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引发争议说起

桂琳

    ①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下文简称《地球》）在2019年新年之际上映后引发了诸多争议。如果单从艺术性的角度来评论这部电影，它的探索是令人尊敬的，电影中的诸多艺术特质也值得电影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但该片最大的问题是，当它将自身定位于走入大众市场的艺术电影，其制作定位和营销定位上都出现了失误。也正因为如此，围绕着它的争论也带来一种讨论的契机：什么样的艺术电影可能获得大众市场的认可，艺术电影又如何走向市场。

    ②美国电影史学家大卫·波德维尔认为艺术电影由于缺乏可识别的明星与熟悉的类型，就必然利用作者论的概念来整合文本。而在艺术电影文本中，作者代码的凸现正是通过对古典规范的违背，并从古典规范中偏离出来，比如一个不正常的角度，一个被强调的剪接，一种被禁止的摄影机运动，一种不真实的布光或场景变换等等。毕赣的第一部电影《路边野餐》十分符合波德维尔对艺术电影的分析，而《地球》对前作中的“荡麦长镜头”进行了强调与扩展，构成了其在艺术上的继续探索。

    ③但《地球》因为更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对票房的需求大大增加。为了这种需求，不仅加入了明星，还试图将类型元素融入影片之中，想借助黑色电影的类型惯例让《地球》具有更强的市场号召力。

    ④类型+艺术并不是简单地做加法。借鉴哪种类型，如何将类型引入艺术电影，与导演对类型应用的理念有关。艺术+类型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艺术电影借助类型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类型在这一组合中充当一种工具和靶子，导演借助类型程式来凸现自己对传统和成规的批判；另一种则是将类型程式放在显性层面，突出类型的魅力，而将导演个人的思想和艺术表达放在相对隐性的层面。

    ⑤从《地球》来看，首先，影片对黑色电影类型的借鉴与毕赣个人的诗性电影追求之间就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黑色电影类型元素的强行加入并没有给影片整体助力，反而成为一种累赘，更谈不上电影借类型来完成一种更高层面的思想表达。其次，《地球》对黑色电影类型本身的类型元素也没有很好地掌握，所以它无法像《白日焰火》那样将黑色电影本身的类型魅力发挥出来。《地球》说到底还是一部艺术电影，黑色电影类型的加入其实还给它的艺术性做了减分，它也不可能借助类型成功地走入大众市场。

    ⑥老到的营销方略能激发类型预期，一旦营销已经告诉观众去期待一个他们最喜爱的形式，那么就必须履行诺言。从《地球》的营销策略来看，正是犯了电影营销的大忌。选择抖音这样的社交媒体，从广告词上又强调了《地球》与浪漫爱情片的类型十分接近，而影片实际的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即使从类型上去划分，这部电影所借鉴的黑色电影与浪漫爱情片也根本是两个类型。黑色电影本身是带有批判意味的一种类型，《地球》在营销上却突出了浪漫与甜蜜，这种营销定位必然带来后面的口碑恶果。同时，如果观众没有一定的艺术电影素养并对毕赣前作比较熟悉，《地球》艺术创新部分的挑战是非常大的，观众看得莫名其妙并感觉上当受骗完全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完全不应该苛责观众。

    ⑦一个相对成熟的电影市场，本身应该包括不同种类的电影，这些电影的营销策略和目标受众也是不同的。以美国电影市场为例，好莱坞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基本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电影等级：第一是大片，作为主流制作处于第一级，这些电影的平均预算达到一亿美元，其中1/3预算用于市场运作，其内容就是为多媒体市场来设计的；第二级包括六大媒体联盟的子公司发行的艺术电影，类型电影等，其中有主流的一线明星，而且影片有成为市场黑马的潜力，这些电影的预算平均为4000万美元；第三级是由独立制作发行商开发的小众电影，通常花费在1000万美元以下，是为特定的市场生产的小众电影。

    ⑧以这一分类为参照，《地球》应该属于第二级或第三级的电影，它的电影预算和其电影预期收入也应该属于这个级别的。它不仅应该在制作预算上有所克制，在营销上更应该突出自己的艺术特质，营销方案围绕艺术电影的核心受众来展开，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一次所谓断崖式的口碑现象了。

    ⑨围绕着《地球》的这场争论对中国艺术电影发展和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艺术电影导演需要考虑自己的每一部电影定位到底是什么，如何制作和营销才是最合适的选择。而电影市场的成熟，不同预算和市场预期的电影划分更加清晰，也更有利于这样有才华的艺术电影导演走得更好更远。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材料一：

    思维导图，英文是The Mind Map，又叫心智导图，是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思维工具，它简单却又很有效，是一种实用性的思维工具。

    思维导图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使主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链接。思维导图充分运用左右脑的机能，利用记忆、阅读、思维的规律，协助人们在科学与艺术、逻辑与想象之间平衡发展，从而开启人类大脑的无限潜能。思维导图因此具有人类思维的强大功能。

    思维导图是一种将思维形象化的方法。我们知道发散性思维是人类大脑的自然思考方式，每一种进入大脑的资料，不论是感觉、记忆或是想法——包括文字、数字、符码、香气、食物、线条、颜色、意象、节奏、音符等，都可以成为一个思考中心，并由此中心向外发散出成千上万的关节点，每一个关节点代表与中心主题的一个连结，而每一个连结又可以成为另一个中心主题，再向外发散出成千上万的关节点，呈现出放射性立体结构，而这些关节的连结可以视为你的记忆，就如同大脑中的神经元一样互相连接，也就是你的个人数据库。

    材料二：

    思维导图利用图像、分支和关键词等元素，充分调动全脑来记录和表达思想，它有四大原理，分别是图像原理、发散原理、收敛原理和主动原理，它有四大要素，分别是图像、颜色、线条和关键词。

    思维导图的结构也很简单，主要结构是中心图、主干和分支，除了中心图、主干和分支之外，还有关键词和小图像。

    中心图占据了思维导图的中心，是将思维导图的主题以一幅大的图像或者“图像＋文字”的形式表示出来；主干也叫思维导图的一级分支，它与思维导图的中心图相连，是信息组织的主要几个大的方面；一级分支下面又有二级分支，是每一个大方面下的几个小方面。逻辑层次非常清晰。主干和分支以线条的形式表现，关键词写在线条上，简洁明了。

    关键词和分支旁边可以画一些小图像，加以颜色等，就可以更好地刺激大脑，印象更加深刻。

    材料三：

    从系统思维的要求来看。思维导图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工具。主要原因是：思维导图表面上看是一张放射性的大网，但如果把枝叶都垂下来，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树形结构。而现实中的系统绝不会都只是树形结构这么简单，系统的结构是非常多样的，并且有的复杂系统很可能是多种基本结构的组合，会非常复杂。所以，如果凡事都用思维导图，那么我们其实是曲解和简化了原本的系统。

    不少人把思维导图既当作自己思考某个问题的起点，又当成了终点。当把一张思维导图画完时，就以为已经大功告成、万事大吉。思维导图的流行使很多人误以为系统分析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可控的过程，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给剖析清楚。它使人们忽视了系统的复杂性，低估了系统思维的艰巨程度，从而逐渐形成一种浅尝辄止的思维习惯。

    所以对待思维导图正确的做法是：适度地使用它，把它作为思维工具之一，而不是全部。以问题的本质、本原为起点和终点进行思考，思维可视化的形式应依不同问题的性质而自由变化和创造，不必拘泥于思维导图的结构和风格。

材料一：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老年人口大国。截至2017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约占总人口的17.3%。2016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共约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8.3%。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空巢化、城乡差异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特点，使得养老问题异常严峻。

    （摘编自《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趋势》，《中国人口报》2018年7月5日第3版）

    材料二：

    （摘编自《我国老年人口加剧，养老面临挑战》，《华经情报网》2018年11月19日）

    材料三：

    如何养老呢？在当前形势下，出现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各种方式。但受儒家思想影响，老年人把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子孙绕膝作为幸福生活的象征，因此，传统沿袭下的家庭养老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重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子女对老人进行赡养，满足老人生活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养老方式，它的特点是“在家养老”和“子女养老”相结合。即便如此，可如今的“4-2-1”家庭结构模式，意味着一对夫妇要承担赡养四个老人的义务，加之工作、教育孩子，子女对老人的照顾分身乏术。再之，有些老人久病卧床，常年照顾老人的子女或媳娇难免心存间隙，矛盾不断。值得一提的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主要患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等疾病，且有46%的老年人同时患有两种以上疾病，一旦老年人在家中突发病情，子女不在家，且医疗条件不足，将很难得到快速、有效的救治。

    （摘编自《中国老年人养老模式的研究进展》，《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年04期）

    材料四：

    北京大学表方教授认为解决中国老龄化的养老问题单靠某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需整合医院、社区、机构、家庭资源，构建居家养老、医养结合、机构保障相统一的“三位一体”的新型养老模式。在构建过程中，首先，政府在土地供应、税费优惠、行政事业性收费和资金上应给予大力扶持，让中国式养老变得更加便捷、精准。其次，须将社区医院的人员编制完全归入大型医院，使社区医院成为大型医院的下属网点，由大型医院定期或轮流向社区医院派医生和护士，以此大幅提高社区医院的医护水平；也可采取医社合作形势，即大型医院向社区医院派专家坐诊，同时社区医院派医生到大型医院进修，以传帮带的方式快速提升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最后，在老年人居家护理服务中，意外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因此，在养老机构选派生活护理员上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时，社区医院也应选派医疗、医护人员共同前往，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就可以及时为老年人提供紧急救助。

（摘编自《新常态下我国养老模式的创新》，《税务与经济》2019年第2期）

    材料一

    我们生活在不同语言、文化、种族、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语言是促进人类发展、对话、和解、包容与和平的重要前提之一。

    人们需要通过语言与他人沟通，并且通过语言将知识、观念、信仰和传统代代相传，这对于人类的生存、自尊、幸福、发展以及和平共处必不可少。我们认识到，在代代相传的历程中.儿童时期的语言学习效果最佳。

    同时，语言还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记录并传承一个族群、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独特文化的主要载体，它有助于人们通过共享的行为模式、互动方式、认知结构和理解方式来交流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记录了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传统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一知识宝库促进人类发展，见证了人类改造自然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摘编自《岳麓宣言》）

    材料二

    《岳麓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宣言，是重要的永久性文件，也是联合国“2019国际本土语言年”的重要基础性文件。（（宣言》向全世界发出倡议，号召国际社会、各国、各地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就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达成共识。《宣言》体现了加强语言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凝练了当前世界语言资源和语言多样性保护的核心理念和指导思想，倡导各国制定行动纲领和实施方案，同时汇聚了语言资源保护的做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模式和路线图，体现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宣言》在制定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受到各方高度评价，认为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成果。将时指导世界各国和地区保护语言资源和语言多样性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摘编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公布保护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中国教育新闻网”2019年1月22日）

    材料三

    人工智能会成为濒危语言的救命稻草吗?某种程度上讲，的确可以。如果使用到位，至少能避免重演“一个人带走一种语言”的尴尬。不过，它依然不能有效地解决语言使用热情问题。实际上，在语言政策趋于开明的现代社会，濒危语言更难以摆脱的威胁，是在社会变迁中跟上时代的压力。鼓励更多人使用濒危的母语，还需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和资源支持，缓解社会结构性和趋势性变化带来的冲击。有语言学家研究了墨西哥的原住民社区发现，为濒危语言提供社区支持至关重要。有了相应的社区图书馆、社区组织等，不但人们更有凝聚力，他们的语言也有了生存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和技术手段再发达.都要以人为归宿。否则。它只能为濒危语言搭一个留待后人进行再发现的中转站或庇护所而已。

    （摘编自刘天亮《给濒危语言更广阔的世界》， （人民日报》2019年2月22日）

    材料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专家罗素表示，在今天存世的7 000多种语言中，不到3%的人口说着占比96%的语言，鼓励语言多样性和尊重母语教育并重意味着从孩童的早期阶段开始多语言的培养，为各语言提供沟通和交流的空间。“要让古老而独特的文化代代相传，就必须为所有语言的使用者提供平等教育机会、加强社会融入。”他说。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多样性保证了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语言文化交流增信释疑、沟通情感、缔结友谊的道路上，中国正承载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摘编自刘博超《语言多样性为何如此敢要》，《光明日报》2019年2月22日）

    材料一：

    1973年10月，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袁隆平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一成果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研人员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结晶。1960年7月，时任湖南黔阳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在试验田里发现一株天然杂交稻，萌发了研究杂交水稻、提高粮食产量的念头。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杂交水稻研究由此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1974年，湖南开始试种杂交水稻。1976年，全国示范推广面积扩大到208万多亩，全部增产20以上。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47.2。从1976年到1987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多万人。

    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的推广，为我国粮食增产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可以豪迈地宣布：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粮食问题。

    （摘编自《攻克杂交水稻难关》，《光明日报》2019年10月07日）

    材料二：

    杂交水稻走出国门，始于1979年。当时，原农业部向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赠送了1.5公斤杂交水稻种子。这些种子在美国种植后，比当地良种增产33以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袁隆平团队通过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为近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万余名杂交水稻技术人才，中国杂交水稻也推广到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非洲各国，增产十分显著。

    （摘编自《杂交水稻》，《科技日报》2019年10月01日）

    材料三：

    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淖尔苏木稻浪滚滚的田间地头，9位来自不同科研领域的农牧业专家现场收割水稻，并选取了三个地号的水稻进行测算。经专家团一致测算后，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来永才激动地宣布，在今年气候条件不是特别有利的情况下，这片盐碱地的亩产水稻仍然达到了508.8公斤的骄人成绩。他表示，科技助力农业，盐碱地利用好了同样可变高产田。相信明后年产量会持续稳定。

    据介绍，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揭牌仪式暨兴安盟大米产业发展论坛于2018年10月16日在兴安盟举行，时年88岁高龄的袁隆平院士不辞辛苦亲自来到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出席活动。该活动标志着袁隆平院士工作站正式成立，并与兴安盟农牧业科学研究所合署办公。袁隆平院士表示，将带领专家团队全力支持兴安盟水稻产业发展，加快引进推广最新培育的“耐盐碱杂交水稻”品种和先进技术，力争3年内实现兴安盟水稻每亩增产100公斤，助推当地贫困群众增产增收、脱贫致富，为内蒙古的粮食生产、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摘编自《科技助力农业，盐碱地也能变良田》，环球网2019年9月24日）

    材料四：

    海水稻，是我国育种专家通过杂交育种技术和常规育种方法选育出来的新型耐盐碱性水稻。记者从青岛海水稻研究中心了解到，目前，海南南繁基地从上千份海水稻材料中，已挑选出176份优良品种，将在今年首次全国大范围试种。

    我国有约15亿亩盐碱地分布在大江南北，气候带、光照条件都不尽相同。今年将首次在全国五个主要类型的盐碱地上同时进行千亩片的试验示范，就是为了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检验这176份海水稻材料的最终产量和品质。

    经过前期调研，我们全国15亿亩盐碱地当中，大概有2到3亿亩有改良成农田的潜力，这2、3亿亩土地大约分布在五大类型盐碱地，其中包括新疆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也包括东北的苏打冻土盐碱地，也包括黄河三角洲地区。

（摘编自《中国今年首次大范围试种海水稻数亿亩盐碱地有望成粮仓》，中国日报网2018年4月8日）

冯其庸的“大国学”

孟宪实

如何评价冯其庸先生的学术，这是一个难题。或许，只有“国学”这个词语，概括冯先生的学术人生最合适。众所周知，国学概念是在近代国运背景下为应对西学而产生的，国学因此成为国运的一个影子。艰难困苦，曲折沉痛，国运与国学的背景，就这样映照着冯先生的一生。

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前洲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一年，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把末代皇帝赶出故宫。抗战时期，少年冯其庸经历过死亡威胁和失亲之痛。因为家贫，读书变得艰难，也变得奢侈。如果别人把读书当作义务，他则把读书当作享受。

以冯先生的经历看，他的国学修养，不能不归功于江南之地传统文化的丰富留存。冯先生总是说当年书少，读不够。他读《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都是在初中之前。有一次，二哥帮他一次性买来史震林的《西青散记》、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琅嬛文集》，还有叶绍袁、叶小鸾、沈宜修等人的作品。有一个朋友，家里富有图书但不爱读，随手送冯其庸两册，一部是王士祺的《古诗笺》，一部是袁昶的《安般簃诗续钞》。说实话，今天的中文系大学生的阅读书目，也未必有这么多。

冯先生的戏剧爱好和修养，也离不开乡土的气息。秋天的时候，无锡各地都保存着社戏的传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一个以演昆剧著称的剧团，为挣口饭吃，在前洲镇演出了很长时间。包括冯其庸在内的一帮学生，不用买票就可以入场听戏，时间久了，冯先生与一些昆曲名角渐渐熟络起来，并与他们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1943年夏天，冯其庸再次失学，先是回乡务农，后来以教书为业，但读书写作，已经成为其日常功课。他的国学素养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饥一顿饱一顿”地持续修炼着。1946年初，冯其庸入学无锡国专，接受了系统的国学教育。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几乎是一枝独秀。冯先生至今仍记得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课和杜甫专题，朱先生会朗诵，声情并茂，引人入胜，然后备引诸家观点，在仔细对比评论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正确的学问方法，很自然引得学生登堂入室。冯振心先生开设的《说文解字》课，让他看到了学问的深奥。有一次，钱穆来国专讲学，告诉学子要从大处着眼，称作“我见其大”，这让冯先生特感震撼。

“文革”结束，在所有的运动冲击过后，冯先生留下了累累硕果。《瓜饭楼丛稿》分作三个部分，共三十三卷。另外，还有《瓜饭楼外集》十五卷已经提交商务印书馆。

冯先生的国学基础，归于文学的范畴似乎过于狭窄；他的许多国学之思，在后来的新学科中，无处投放。直到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国学院，盛情邀请已经离休十年的冯先生出山，他一生的国学积累，才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他倡导的导师制、游学制和国学论坛等办学特色，至今都在国学院施行。

（有删改）

（相关链接）

冯其庸先生以其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

（《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材料一：

1920年1月，化装成商人的陈独秀从北京前往上海，他的行李中有一本英文版的《宣言》，他打算寻找一个合适人选将其翻译成中文。陈独秀的密友有一本日文版《宣言》，也正找人翻译，就让当时《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推荐人选，邵力子脱口而出：“能担任此任者，非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是何许人也？1891年，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父亲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陈望道兄弟都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陈望道先后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浙江之江大学，后到日本留学。

陈望道留学日本期间，正值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兴起，他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宣传社会主义的读物，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多的了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回到祖国，并接受著名教育家经亨颐的邀请，前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陈望道等人在浙江一师进行新思潮宣传，给整个浙江带来极大冲击。反动当局责令一师对陈望道革职查办，这受到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反动当局随即出动警察包围学校，从而酿成著名的浙江“一师学潮”。这一学潮得到全国的声援，最终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

“一师学潮”让陈望道认识到，倡导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因此，当他接到邀请翻译《宣言》时，就毫不犹豫接受了。

1920年早春，陈望道带着两个版本的《宣言》回到浙江义乌分水塘老宅，开始了翻译工作。老宅已经年久失修，再加上浙江早春天气寒冷，条件十分艰苦。陈望道不以为意，专心投入到翻译工作中，一日三餐也都是老母亲帮着打理并送到房间来。看着儿子因连续工作而身体消瘦，陈母包了些粽子，让他蘸红糖吃以补身体。陈母在屋外问红糖甜不甜时，陈望道连连回答“够甜了，够甜了”。等陈母进来收拾碗筷时，发现儿子满嘴墨汁。原来，陈望道全神贯注工作，竟然蘸了墨汁吃粽子，还感觉不到异味，实在是太过投入了。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完成了《宣言》的中文翻译工作，于5月中旬赶往上海交稿。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阅，8月中旬，中译本《宣言》1000册公开出版，被迅速抢购一空。到1926年，陈望道翻译的《宣言》已印行17版。鲁迅当时评价说：“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摘编自曾庆江《陈望道：千秋巨笔，首译“宣言”》）

材料二：

陈望道翻译《宣言》时在语言上表现出明显的白话文倾向，这与他的政治和文化主张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而1920年前后又恰是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曾在新文化运动阵地《新青年》任编辑的陈望道是这场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践行者和捍卫者，所以他的《宣言》译本白话文风格是意料之中的。与文言相比，陈译本句子变长，四字格变少，“之乎者也”的文言功能词几乎绝迹。译文还大量使用文白过渡时期特有的助词“底”，且呈现出“底”“的”混用的现象，譬如“各国底语言”“社会底历史”“用自己党底宣言发表自己的意见”等。另外，译文偏向口语化，譬如“草了下列的宣言”“他的特色就是把阶级对抗弄简单了”。对于修辞学家陈望道而言，这未免不是一种用所谓“引车卖浆者言”的大众语来创立新的书面语风格的努力。在当时的中国，许多西洋词语都是直接采用日语译名，陈望道虽然以日译本为主要底本，但他在术语上并非全数照搬日译本现有的译法，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有选择性地修改。譬如日译本中的“绅士”和“绅士阀”，陈望道译作“有产者”“有产阶级”；日译本的“平民”，陈译本中作“无产者”。而在修辞方面，与日译本相比，陈译本在用词上更注重韵律节奏以及语言的生动性和表现力，如“革命要素”变换为“革命种子”，“农业的革命”变成了“土地革命”，两种阶级对立状态的“相敌视”转换为“对垒”，将资产阶级的发展从“没落”变换为“倾覆”。简言之，中译本在措辞上更为激烈，有着明显的“尖锐化”倾向，这可以理解为陈望道基于自己的信仰，为强调《宣言》的立场、提高革命号召力、鼓动人们的斗志而来取的一种翻译策略。

（摘编自林风、冯倾城《陈望道与<宣言>首译本》）

材料三：

从文本研究方面看，中国人对《宣言》的解读主要有三种模式，即翻译性解读、注释性解读和考据性解读。所谓翻译性解读，是指为了更好地翻译《宣言》文本所进行的各种理解，如对人名、地名、术语的理解。其中，包括对已有中文术语的选择运用和新术语的创造。我国学者的翻译性解读从翻译《宣言》片段文字时就开始了。由于《宣言》原文是德文，对不懂德文的人来说，要理解它的思想，首先就有一个翻译的问题。恩格斯说过，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中国人要准确翻译《宣言》，就更加困难，要做好这件事情，不仅要懂得外文，还需要了解当时欧洲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背景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经历和语言风格等。早期对《宣言》的翻译性解读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译词的随机性。如对马克思、恩格斯中文名字的翻译就有十多种。1899年在上海《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一文中，他们的名字被译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又有人译作“马克司”“嫣及尔”等；直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的《宣言》才把他们的名字译为“马克思”“恩格斯”，此后固定下来。又如“资产阶级”一词，1899年译为“纠股办事之人”；1920年陈望道译为“有产阶级”；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才确定为“资产阶级”，并沿用至今。

（摘编自杨金海《<宣言>在我国的文本解读史及启示》）

材料一：

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具有动力倾向的核心要素，它与社会心态的其他要素一起，以情感能量推动着社会的运行。恰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情绪既可以导致顺从和维护社会秩序，又具有颠覆现有权力结构的潜力。当媒介技术的发展使社会成员的传播欲望和传播冲动得以充分释放，传播权力得到最大化实现之后，与事件传播、意见传播相伴而生的情绪传播成了信息传播中一道新的景观。

在对情绪传播的研究中，有一个特征引起了许多人注意，即负面情绪更容易激发受众的情绪参与。通俗地说，就是负面情绪会比正面情绪跑得更快更远，其传染性更强。有研究者曾经利用20万新浪用户的约7000万条微博数据进行情绪分析，结果表明愤怒是网络上相关性最强和最容易传播的情绪。这充分表明，通过大规模的网络话语勾连以及在网络虚拟空间完成的情感互动仪式等，更容易实现的常常不是我们需要的正面情绪传扬，而是负面情绪的扩散，它更容易将一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的负面情绪通过所谓的“同情认同”而被一群人认定为“我们的情绪”。

传播学者陈龙曾经对网民们在网上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借题发挥作过剖析。所谓借题发挥，就是借某一现象或者某一事件发生的契机，刻意放大，添油加醋，穿凿附会，看上去是在讲述“真相”，实质是在提供意见，引导舆论。而这种借题发挥的，多半是社会负面情绪，“试图导出某个批判性结果”。所以我们看到了，在当下的网络情绪传播中，消极的、不良的情绪份额要多于大于积极的、良性的情绪传播。许多不良情绪一经某件事情引发，很快可以通过“被夸大的修辞”的“造势”和“溢散”，在网上呈燎原之势，引发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使隐藏着的种种不良情绪由“暗火”变成“明火”，从而破坏社会公识，激化某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和谐。当情绪成为一种强大的气场而压倒性地占据主流时，“讲理会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大家熟知的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论。勒庞认为，大众情绪会受到“群体情绪统一律”支配。当许多的个人构成一个群体时，就会产生独特的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通过彼此情绪的相互感染，会使个人不由自主地丧失理性思考能力，其行为方式和平时独处的时候大相径庭，头脑变得简单化，人们会非常容易不加怀疑地接受群体提供的意见、想法和信息，并且盲目地模仿群体中的其他人的行为和态度。尽管勒庞的这一理论招致大量的批评，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勒庞对集体行为中情绪非理性行为因素的强调以及对群体抑制个人理性反思能力的观察，应该说是具有某些启发意义的。我们也可以从中领悟到特定情况下放弃独立思考、喜欢随大流的从众心理、“羊群效应”的客观存在。这无疑是导致负面情绪传播更快、影响更大的社会心理原因之一。

（摘自张小平 蔡惠福《网络情绪传播的特征、影响及应对策略》）

材料二：

网络情绪作为认知体验的反映，具有“信号功能”。即网络情绪的产生和弥散，通过“质”和“量”两方面体现出来。所谓“质”，即“效价”，也就是不同类型情绪的分布情况；所谓“量”，则是指围绕某一事件、议题的情绪积聚到了一定程度，引发网络空间集中讨论所生发的社会情绪总和。情绪的信号功能提示我们，如果我们对社会情绪足够重视并及时采取措施疏导公众情绪，将有助于平息公众的情绪波动。比如2014年，江苏昆山某金属制品公司的车间发生了爆炸。这起安全事故随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除了对事故原因、救援情况的关切外，事故现场周边居民一度对爆炸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表示担忧。针对附近居民在网上流露出的忧虑情绪，江苏省环保厅及时对爆炸地区周边的空气和水源情况进行了实时监测，并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主动发声“这次事故对环境方面没有造成很大影响”。公开、透明、及时的发声有效消除了周边居民的忧虑情绪，避免了舆情的进一步恶化升级。由这个事件可以看出，透过社会情绪可以洞见公众的社会心态。在媒介渠道日益多元、社会思想日益多样的今天，网民们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情绪，舆情管理部门则可以利用舆情监测软件对情绪的效价和强度进行判断，数字技术在评估和预测网民情绪上的优势为网络情绪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网络情绪具有可塑性。社会情绪的产生源于社会事件、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等外源性刺激因素和个人本身的内源性因素。因此，干预引发情绪的社会因素或者调节形成情绪的个人心理问题都可以调控社会情绪的强度、方向和持续性，社会情绪的可塑性意味着对这些情绪足够重视并引导得当，可以使之转化为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比如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举国悲恸、全民共哀。灾区人民的不幸遭遇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深深同情，同时也使全国人民产生了对血肉相连的同胞们的手足之情。在爱国之情、爱民之情的驱动下，有的在网上传递各种募捐信息，为抗震救灾筹款筹物。也有网民自发在网上献花点蜡为遇难者祈福，弘扬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升华了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社会美德。这些正面的情绪经过适当的引导和提炼，进一步形成了更深刻更持久的爱国情感。

（摘自马超 曾君《网络情绪的多元协同治理》）

我写过一本小书，先生说：“你这书写得不错。不过，其中有个断句的地方断得不对。”

我在书中引了《毛诗诂训传》中一段话：“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先生说：“应该是‘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我当即点头称是，但我没敢告诉先生，我的这个断句是另一位国学大师黄侃先生所点，见于其手批白文《十三经》。细细揣摩，两位先生所点各有道理。不过一先从政事入手，一先从音乐着眼，略有差异而已。

有次闲谈中，先生说：“近来我又作了首诗，《一九九四年元日口占》。我这诗的末一句，‘又是人间一次春’，原来是‘度’。后来我琢磨，‘度’这个字文人气太重，不如‘次’显得直白，跟我这诗的风格也相合。”

先生对古诗词多有独到见解。如对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末尾的理解，先生说：“我认为，是周瑜的鬼魂在笑苏轼早生华发。为什么这样说呢？苏轼词中所游之处是当年周瑜拥兵坐镇的地方，是吴国的属地。所以，故国，是周瑜的故国，‘故国神游’指周瑜的鬼魂于吴地漂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是指周瑜赤壁破曹时正值青壮年，雄姿英发，风流飘逸，人号‘周郎’。而‘我’，即苏轼，此时也值壮年，却‘早生华发’。两相对比，想周郎若多情，是要笑我这未老先衰的样子，所以下面才有‘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这个讲法还从来没人讲过。为什么呢？因为苏轼瞧见周瑜的鬼魂了，这还不是活见鬼!虽然没人敢说，可我敢说，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去先生家，有许多时候是闲谈。印象较深的，是先生对童年生活的回忆，这也往往是先生最动感情的时候。

每逢回忆到此，先生总掩饰不住孩童之心和童稚之乐。这其中他说得最多的是“兔爷儿”。他说：“那时一逢八月十五，满市街卖兔爷儿，各式各样的，好玩极了。卖兔爷儿的架子分三层，最上层搁大个儿的，中间放中不溜的，下层搁小个儿的。把兔爷儿画成一张画儿，妇女们拜月就拜这画儿。这画上还画着毛豆、藕，毛豆是给兔爷儿吃的，藕是给兔爷儿剔牙的。还有兔爷儿开茶馆儿，三三两两的兔爷儿们围着桌子喝茶，跑堂的、管事的也是兔爷儿，表情各式各样活灵活现还挺生动。还有做个兔爷儿，肩膀上扛条扁担，前后各挑一个大笸箩，每个笸箩里搁一个眼睛，叫‘兔爷儿挑眼’哈哈哈……”说到这儿，先生不仅笑出了声儿，而且把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时光一晃，先生离世已快四年。但我仍然摆脱不了怀念。在如今这个越来越急功近利红尘翻滚欲海横流的时代，也许将永远不再有说文解字、樽酒论文的闲情，而夜雨秋窗、梧桐月影下的闲谈也将一齐消逝，广陵散从此绝矣。学问的研讨可以继续，但问学的情景却不可再现。因此，我将当初那些美好时日珍藏心中，并当作对先生的纪念。

(有删改)

材料一：

生态文学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不长，仍是一个新兴的文学形态。生态文学作家们努力探索和尝试，让生态文学理念和实践在中国大地扎下根来。总结当代生态文学创作面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质。

报告文学表现突出，多种文学体裁并进。早期生态文学多采取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文学形式以报告文学和散文居多。报告文学如徐刚写沙漠化防治的《穿越风沙线》，岳非丘写长江污染防治的《只有一条长江》等，可谓第一人称表达范例。散文如苇岸写华北大平原上动物、植物及农事活动的《大地上的事情》等，影响深远。近年来，小说和儿童文学领域也不乏生态文学佳作，带给我们惊喜。长篇小说如周建新写人与海的《老滩》，儿童文学如黑鹤写动物的《银狐》等，都可圈可点。

全面观照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进展。近年来，我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以及植被保护成效明显，生态文学作家以自觉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关注和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热情讴歌和礼赞生态环境保护者。陈启文《穿越共和盆地》真实记录与反映新中国治沙成就，李云峰《汾河行思录》关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等等。这些作品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多个领域，呼吁人们提高生态环保意识，以更大力度、更多措施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以与时俱进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当代文学增添新质。生态文学特征是什么？通过研究作家创作活动和作品，不难发现，生态文学一个重要特征是突出作家置身自然的体验和感受，或者说，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其体验和感受，这是生态文学的独特之处。生态文学作家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因此，无论记人、叙事、状物、抒情，或是回溯历史、描摹心灵，生态文学都能从关注自然生态到走入人类内心，关注人类普遍精神生态。作家们以人文主义情怀，对人类社会生态问题进行理性深刻的剖析与反省，努力探寻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可能出路。

（选自李青松《生态文学绿意盎然》）

材料二：

新冠肺炎病毒正在全球肆虐的时候，生态文学的话题似乎有了更多的关注度。传统的文学，长时间来被人们理解为是人的文学，是以个性的语言故事、人物探析表达人的社会环境存在感受和命运的文学，是围绕着人的价值利害情景展开的语言叙述。生态文学则是对包含着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对象和生命表现感受的一种叙述，其包含对象和目标显然是远远广泛于传统的文学的。生态文学有新的展开领域与活动舞台。因此，生态文学的开启，是一次深刻的文学变革与革命。

自古老的诗歌开始，文学就在以各种方式努力表达着人的社会感受和理想追求。经过几千年文学表达的过程，如今人们渐渐地发现，仅仅依赖传统的文学观念和视野，着眼人类自己感受追求范围内的内容，已经很难解释和说明人与环境、与他物的矛盾困窘关系了。在人类痴迷地实现着自己的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价值目标，甚至以近似疯狂的力量和速度呈现影响结果的时候，忽略了对赖以生存的地球的严重破坏，忽略了对与人类共同生长于地球的各种动植物的毁坏，以至引发了严重的地球生态危机。这个现实而严重的危机，正是传统文学的困窘之处和生态文学现象新生的时代背景，正是生态文学对传统文学以革命与变革的姿态提出挑战的根源。在茫然的地方寻觅，在盘桓的地方发现，在新的方向目标下出发，这就是生态文学勃发生长的机会与能动进取的意义价值。

因此，当我们在这里谈论生态文学的时候，最先要清楚地意识和理解，生态文学同传统的文学有很大区别，更是与传统文学中那种几乎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政治、文化、民族等局限性的文学表达有着质的不同。生态文学，应当是出于人类的认识感受、在全球视野仔细认真地探求地球生命如何相互依存、共生并长的途径，实现共同长远和谐发展目标的新的未来的文学。这种生态文学，是关乎地球平衡运行和地球物种整体健康冷暖命运的文学。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下，方能够感受到生态文学的魅力。

（选自李炳银《生态文学：文学的变革与革命》）

材料三：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作为创作和表现对象的一种文学形态。生态文学可以深入反映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承担起文学反映现实、抚慰人心、启发思考的社会责任。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首要是中国主题、中国题材、中国成就、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表现，它可以为世界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镜鉴。

生态属于全人类，生态文学具有世界普遍性，是可以被全人类读者广泛接受和认可的一种文学样式。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和中国样本，可以丰富和充实世界生态文学宝库。同时，生态文学对中国独特的生态保护解决方案、经验、模式的描绘和书写，也能为世界生态文学包括自然文学、动植物文学、环境文学等带去许多有益的启示。

今后，中国生态文学应继续沿袭参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创作出更多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反映绿色中国、美丽中国建设成就，赞美绿水青山，讴歌美好生活的作品。同时，生态文学也应继续致力于鞭挞那些肆意滥杀野生动物、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劣行为，推动人们思想和社会观念的变革，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素养。

（选自李朝全《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

材料一

人物视角叙事是古代小说常用的叙事观点，《红楼梦》可以从每个章节的不同人物视角来读，对同一件事也可以从不同人眼中写出。黛玉进府，是贵族少女兼伶仃孤女角度；刘姥姥进大观园，是穷人兼世故老妪角度；抄检大观园，是从权力顶峰跌落的王熙凤角度。这是作者熟谙人物视角叙事的结果。曹雪芹善于使用人物视角叙事，喜欢变换视角，但目标却始终围绕着贾宝玉和贾府的盛衰。《红楼梦》人物视角叙事既考究又华丽，站在叙事视角的人物一定有特别深刻的叙事角度，他(或她)和所叙之事或人又肯定有重要联系。

在《红楼梦》前三回中得到详尽外貌描写的依次是王熙凤、宝玉、黛玉。王熙凤和宝玉都映现在黛玉眼中，黛玉到荣国府，王熙凤说：“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她夸黛玉长得好，主要是为逗老祖宗开心，所以还有下边的话：“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至于黛玉标致到什么程度，曹雪芹却故意不写，他要将黛玉的外貌放到最应该观察的人眼中写，绛珠仙草只能在神瑛侍者面前显露绝世风姿。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必须从贾宝玉眼中看出，且要接着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从林黛玉眼中，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的外貌得到了详尽展示，他的通灵玉却绝对不能从林黛玉眼中叙出，所以当袭人要拿通灵玉给黛玉看时，被婉拒。贾宝玉的通灵玉只能从最终兑现了“金玉良缘”的薛宝钗眼中叙出。每个情节都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叙事视角，一丝不苟又一丝不乱。多种叙事视角的综合运用和自如转换，是《红楼梦》取得前所未有叙事成就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马瑞芳《<红楼梦>的构思艺术》)

材料二：

《红楼梦》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正如鲁迅所言，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持自传说、索引说、阶级斗争说者亦众，此现象实属正常。有些文学作品就像饺子，就为了中间那口馅儿；有些文学作品就像点缀在西瓜里的那些籽儿，人间百态尽在其中。其实开篇作者就借空空道人说出，即“大旨谈情”。《红楼梦》可称为“言情小说”，但与现代意义的“言情小说”不同。我们可以从“情”字来赏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第一层境界，是将“情”理解为爱情之情，认为《红楼梦》单纯是一部写宝黛爱情的书。若如此看待《红楼梦》，可谓未窥门径，枉费曹公十年辛苦。

第二层境界，认为《红楼梦》是为闺阁立传、女儿正名。刘鹗《老残游记》言：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宝玉在女子面前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玉钏儿不慎把汤洒到宝玉手上，他烫了手，反急问玉钏儿烫着没有。龄官画蔷，天降大雨，他只顾提醒龄官快去避雨，却不在意自己也在雨中。受父笞打，黛玉来探，却只嚷不疼，希望黛玉不要伤心……

第三层境界，借写宝玉对女子的珍重体贴，探究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体贴，以己之心体人之心，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仁”的内核。当时“仁”道日渐僵化，而作为躯壳的“礼”反据要津，《红楼梦》中亦有暗讽，贾敬死后，贾珍、贾蓉“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回府后便寻欢作乐。而宝玉形象是对“仁”“礼”失衡的一次拨乱反正。有人说《红楼梦》的内核是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宝玉就是代表。实则大谬，宝玉蔑视的是虚伪，是虚礼，而非道德。他领会了仁道精髓，即体贴，是真道德的践行者。

第四层境界，《红楼梦》不仅仅是仁爱之书，更是充满无限情怀的天真之书、博爱之书。“仁”道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推己及人，即可得仁。宝玉对一切美好、纯净的事物都充满关爱，第三十五回说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宝玉之“多情而善感”毫无矫揉，发乎真心，他有仁心，坚持、热爱、有信仰；他有诗心，天真、浪漫、充满想象。二者结合，便是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的真实面貌，而这或许也是《红楼梦》一书“大旨谈情”之“情”的真实面貌。

(摘编自王学良《如何赏析作为

“言情小说”的<红楼梦>》)

材料三

《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艺术。它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形象，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来，并且人物语言带有鲜明的个性特点。第二十四回自“贾芸出了荣国府回家”至“一面趔趄着脚儿去了”，一千八百多字，却写了四个人贾芸的舅舅卜世仁、贾芸的舅妈、醉金刚倪二和贾芸。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但俱各传神。卜世仁夫妇的鄙吝和倪二的仗义，皆历历如绘。《红楼梦》里人物的语言也符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这是初恋中的智能儿的语言，反映她心里的甜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这是金钏的语言，反映她因受宝玉的宠爱而心悦意肯、别无他虑的心态。“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是李贵的语言，反映他护送宝玉读书，但不识字，也不理会读书，只是从旁听闻的状况。《红楼梦》里最能言善语的要数黛玉、王熙凤、红玉、麝月几人。林黛玉慧心巧舌，聪明伶俐；王熙凤先意承志，博取欢心；红玉伶牙俐齿，如簧百啭；麝月在教训老婆子时词锋逼人，势猛气锐。作者对这四个人的语言是精心设计的，是特写。

《红楼梦》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已成为“绝唱”，这是毋庸争议的，但它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而且在于它从开头至八十回的叙述，也都有诗的素质，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是一体的。诗是什么？是抒情，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地记事，《红楼梦》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

(摘编自冯其庸《<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材料一：

所谓诗意，当不仅在于使用优美的词汇，表达理想景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品品皆出诗意。王维的禅味是诗意，李白的幻想是诗意，杜甫对事物的准确描述是诗意，白居易的自相矛盾是诗意，李贺的生涩别扭也是诗意……总之，诗意是一种使我们超越事物一般状态的感觉；因为有了诗意，我们麻木、散漫、暗淡无光的生命获得再生之力。

诗歌的诗意来自我们对于世界、生活的看法，来自我们对于诗意的发现。诗人发现事物诗意的一刹那，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人与世界相遇的一刹那，而在相遇的一刹那，心灵感应降临的一刹那，人和世界都会有所改变，生活因此变得迷人，有光彩，神秘，不可思议。陈子昂发现了“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感遇·其三十四》）的诗意，阿波里奈尔发现了一个走在雾中的罗圈腿农夫的诗意（《秋天》）。许多人漠视生活中的诗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切入生活，触及事物。对他们来说，生活不是此时此刻的存在，而是远方、亿万年时光。他们以为只有物理时空能够给他们距离和词汇，实际上，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心灵。他们应该对着镜子入神地自我观望三分钟，他们会发现镜子里的人他们从未见过。他们误解了诗歌写作，误解了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的意思。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是第二位的，一个诗人必须首先让他的诗歌语言触及那真实的花朵，然后再把它处理成语言之花。诗歌中的真实事物是第一位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诗意，无论它们是美的还是丑的，善的还是恶的，明亮的还是昏暗的，只要你发现，只要你抓住，任何事物一经你说出，都会诗意盎然。

（摘编自西川《生活的诗意》）

材料二：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编自陈鹏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材料三：

所谓“诗意地栖居”，是人的生活、生存的诗化。“诗意”的内涵是丰富的，而且是多指向的，但是，笔者以为，其本质是明确的，那就是自由与和谐。自由自在，其乐无穷，这是世上善良人们共有的体验；自然而然，生趣盎然，则往往又是人们生存中滋生诗情画意的根本元素。但人类的生存并不仅止于单向度地依附于自在的自然，或终日满足于欣赏自在的自然，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还要进行能动的创造性实践，即所谓“充满劳绩”。所以，如何使得人类的实践行为（包括对自然的“人化”）成为充满“诗意”的创造，亦即如何在“充满劳绩”的同时，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出更大的自由空间与和谐境界，这是问题的关键——人类生存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人类作为从自然环境中剥离而出的一个智能物种，本质上就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缘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这二者之间，有过对立，有过混乱，有过和谐，有过平衡。顺应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生存，是人类的天性；改造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更好地生存，是人类的特性。总而言之，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总是促使人类与自然环境保持一种根本性的关系。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从“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变成了对人类有益的、为人服务的对象。它或者作为人类的生活环境而出现，或者成为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资料来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故而，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必须与自然环境保持和谐，包括在人类发展中对于自在的自然世界的改造，也应当把握适度。

（选自宋生贵《人类生存的诗意之源》，有删改）

材料一：

谢灵运用他游荡在山水间的身影指出了一个方向，即和凶险的社会相对立的和谐而可亲近的生机盎然的自然山水。自然在建安诗人那里是凶恶的，是社会凶恶的陪衬和帮凶，一直到陆机，我们看他的《赴洛道中作》，自然也是令人退避的，是人生险途的征兆。但在谢灵运那里，自然却是心灵的益友了：“清晖能娱人，游子檐忘归。”不但能由迷恋而忘归，而且还能启发心智、安慰心灵。他是第一个发现山水的美感的诗人，他虽然没有说山水“可居”，但他指出了山水的“可游”，并在山水的美感与人的心灵之间架起了第二条山水与人之间互通的桥梁。

在这之前，一些哲人也谈到过山水，如孔子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但孔子的山水往往是伦理道德的象征，孔子由此架起了人与山水相通的第一道桥梁，即山水的“以形媚道”与人内心的道德情操之间的桥梁。在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人隐于山水，正是看中了山水的凶恶，因为山水的凶恶恰可衬显隐者的道德崇高。山水在这些隐者那里是没有美感而只有道德感的。他们和孔子一样，是只有第一道桥梁的。正如陶渊明不是去描写田园生活的艰辛，而是描写田园生活的美一样，谢灵运向我们展示的，也是山水之美。虽然他不至于真正归隐山水，但山水之美经他阐发却深入人心了。他架设了人与山水相通的又一桥梁。孔子的是伦理的桥梁，他的却是美学的桥梁。伦理的山水使我们敬畏，而美感的山水却可供我们退避栖身。

谢灵运的山水诗代表作《登池上楼》明显地分为三层：叙事、写景、议论。叙事乃叙进退失据的矛盾心境，然后从远跳青山、遥闻海涛的景色引发感慨，对人生有一番彻悟。写景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他的名句，他自己得意，后人也激赏。议论部分却给人言不由衷之感。

就全诗来看，事、景、情的结合并不十分自然。春光怡人突转伤感，是了不相关而强作高明；自我称许，也只会让读者掩口而笑；堆砌辞藻、雕凿失真的弊病也难免。

总之，就题材开创和形式创新而言，谢灵运虽差可与陶渊明比肩，但若论单篇质量和总体艺术成就，如情、景、理的圆融无碍，人格与诗格的浑然一体，他怕还不能望陶之项背。

但是，撇开诗艺不谈，到和社会政治相对隔绝的山水中去寻求摆脱痛苦，逃避现实中的纠缠，以巨大的代价来换取心灵的平静，这就是陶、谢这一代人的新姿态。由于代价巨大，谢灵运犹豫反复，并最终被体制吞噬；也由于肯付出这一巨大的代价，陶渊明不仅赢得了自己的生命与本性，而且赢得了后世广泛的尊敬与向往。

（摘编自鲍鹏山《风流去》）

材料二：

山水诗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有最大分量。自先秦迄南北朝，山水诗尚处成型之中，至唐宋则大放光彩。“原始以表末”可辨别时异，“释名以章义”须定要素，此乃山水诗研究之旨归。

人类自诞生之时就与自然山水建立了紧密关系。《礼记·郊特牲》之《蜡辞》言“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人与山水景物情感关系的最早文字记载。其后《诗经》《楚辞》中自然山水的描写愈发浓郁。汉赋夯实了山水诗基础。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杨雄的《蜀都赋》、班固的《两都赋》等，皆极尽模山范水之能事。至晋末，游仙诗为山水诗的到来开山辟道，而玄言诗以自然山水为道具，为山水在诗中独立地位的获得挣得了契机。谢灵运被公认为首位大量写山水诗者，他推动了“理过其辞、谈乎寡味”的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换。及至谢朓，山水诗步入成熟。

依“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之数，会意山水诗需要了解其概念内涵的构建要素。

有些山水诗标题明示诗作内容以山水描写为旨归，依此，凭标题可剥离明显与山水诗对立的诗作，如《观书有感》。有些山水诗的标题指向性不明显，需关联其他要素来定断，如苏轼的《题惠崇（春江晚景）》从内容来看应归为山水诗类。

山水诗描写的自然对象应符合存在规律，是自然山水或自然山水上附着景物。若“山水”非真非实、幻化神怪者，则可排之在外。如王维的《画》所言山水景物与自然虽有异，但仍合自然客观山水特性，所异乃因艺术表达之故。

山水诗中所言自然山水景物词句须在整诗中居主体地位。《诗经》中多有提及景物，但诗篇中山水字句于全诗比重偏少。《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中山水词句的文字数量也不具优势，亦难入山水诗之列。自谢灵运后，诗作多自然山水景物，且诗中自然景物比重过半，故其诗大多皆入山水诗。

山水诗，必以自然山水及其景物的审美为模写目标，绝非纯指山水表象。王夫之《姜斋诗话》中有言：“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山水之美应以“即目所会”之感为主，无须深究侧义。如《泊船瓜洲》前三句写景，“即目所会”之意即绘山水之美。

当然，会意山水诗还需理会其内涵美的艺术表达。山水诗展现“即景会心”之美须凭借恰当方式，美与表现美的艺术手段须相容。自然异彩纷呈，景物千差万别。艺术手段的丰富性为山水诗必然和定然的表现。山水诗景与情的艺术建构呈时代、个体时空差异。大体而言，唐代山水诗情景结合紧密，宋代山水诗情景结合疏密有间。

（摘编自陈显锋《中国山水诗意识代变及山水诗艺术内蕴探析》）

①魏晋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简单说来，就是人的觉醒。

②《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武）李（陵）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的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古诗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被钟嵘推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这些“古诗”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励……结合糅杂在一起，愈显其沉郁和悲凉。这种感喟，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和空间内弥漫开来， 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他们唱的都是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③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与其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密不可分。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于是，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仍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废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美学深度。《古诗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深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

④由人的觉醒意识的出现到人的存在风貌的追求，其间正以门阀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取才标准为中介。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成了重点所在。“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双眸闪闪若岩下电”“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无不要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

⑤“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是毫不偶然了。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风度，而不在外在环境、事件、形状、姿态的如何铺张描述。“以形写神”也是这个意思。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即是说，“传神”要靠人的眼睛，而并不靠人的形体或在干什么；眼睛才是灵魂的窗子。这种美学趣味和标准，与前述人物品评一致，它们共同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魏晋风度。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材料一：

在草长莺飞的暮春时节，第二十七个世界读书日如约而至。从网络电商的购书促销，到书店出版社组织的读者见面会，再到互联网阅读平台开展免费阅读活动、图书漂流、知识竞赛， 各地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节日的一大意义在于营造仪式感，提供一个审视生活、反思自我的难得契机。一年一度的读书日，关键不在于计较这一天里读了多少书，而在于能否重新认识平日的阅读习惯。你有多久没坚持读完一本书？你是否常常买书而不看书？你是否还会郑重地读一本专业书籍？

弄清“什么是书”，或许是更好开启阅读的前提。从龟甲木椟，到兽皮贝叶、线装卷轴，再到电子书籍，知识的呈现形式因时而异。进入数字时代，书的形式愈发多样，阅读的方式也不拘于前。从载体看，纸质书与电子书的争论背后，有人喜欢墨香的安然，有人钟情屏上的便捷；从形态看，大部头与碎片化的热议背后，有人坚持花时间埋头于卷帙浩繁，有人则习惯了即时刷取的轻量阅读；从感官看，有人只接受看书、读书，有人则选择听有声书。多样的读书体验，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标准答案。

阅读方式的变化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变迁。一方面，科技赋能，为阅读带来了更丰富的形式； 另一方面，在忙碌的生活里，人们试图通过轻阅读、全程化阅读等方式为读书留下一席之地。的确，在现代社会，阅读的紧迫性并未减弱，唯有不断阅读才能更新知识，赶上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从获取信息、认识世界的角度看，参与在线课程、网络讲座、有声图书馆也是一种读书，知人论世、读无字之书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2021 年，《论语》在阅文平台上阅读人次达3000 万，超八成的读者年龄在 30 岁以下。当“书”的含义不断拓展，我们不妨更加关注知识的获取方式及内容。

读书即学习。有声书未必没有深奥的知识，碎片化阅读并非一无是处，即便如短视频里也未必没有鲜为人知的世界。学习无处不在，关键在于，不同层次的知识该如何建构我们的精神世界？奇闻异事，忙时可供消闲；新闻资讯，了解时事热点；工作指南，掌握一技之长；历史文化，磨炼思考能力；人生智慧，破解成长难题……身处现代社会的复杂个体，往往拥有多重身份、肩负多重使命，似乎每一类知识都有独特的价值。如何在有效时间里让学习更有意义， 是每个人必须回答的考题。

载体在变，方式在变，内容在变，但学习规律不会变化。“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积累始终重要，“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刻苦永远关键。无论是书本、杂志，还是音频、影像，抑或是论道、问学，只要深入人心、启迪思考，就不失为好的阅读。在坚持不懈的阅读中拓展思想的深度、挖掘人生的厚度，这应当成为世界读书日给我们的启示。

（人民网《读书不拘形式，学习改变人生》，有删改）

材料二：

①4 月 23 日已经过去了。“世界读书日”所唤起的全民阅读热潮，依然令人感悟。“世界读书日”相关活动的初衷，以及这些活动所取得的成效，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读书毕竟不是一日之功，更应该是一种恒久的坚持和沉静的坚守。

②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劝学》诗中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提到的就是一种远离喧嚣和忍受孤独的读书方式。实际上，真正的读书生活，除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切磋，更需要静下心来，耐住寂寞，历经艰苦的跋涉和探索，最终获得丰稔的收获。

③李白在《嘲鲁儒》中说：“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诗人对那些夸夸其谈而没有真才实学的“鲁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这些人谈起五经头头是道，问起经世济民之策却茫然无知。他们拿腔拿调，架子十足，却死于章句，不知时变。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中的观点，则更加值得那些“鲁叟”们深思。他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言词朴素，满含哲理，诗中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至今犹有现实意义。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真知、悟真谛，真正学有所获，学有所用。

④读书应重高格调。书中的鲲鹏志向、报国情怀、浩然正气、丹心赤胆，对我们的精神是一种砥砺提升，对我们的心灵是一种洗涤净化，对我们的情操是一种美好陶冶……宋代抗金名臣李纲在《读书》诗中说：“平生长作蠹书蟫（yín，一种虫子），老去犹资慰我心。每到古人名节处，慨然掩卷一沉吟。”诗人老年耽于读书，对于涉及名节操守的内容格外看重。作者的襟怀情操，从其读书情趣可见。读高格调的书，使人内心清明、目光澄澈、骨骼清奇、脊梁挺直，从中可以识别得失成败，可以感受廉耻是非，可以升华情志操守，也可以友朋孝亲睦邻……

⑤唐代诗人杜荀鹤说：“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宋代诗人朱熹说：“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些恳切真挚的教诲，用意都是在劝人加紧学习，勤奋精进， 不能放松自我，懈怠光阴。今天我们的阅读途径更加丰富多元。电子出版物、微信读书等等各种古人没有见过的阅读方式，使我们的读书生活更加便捷。想想孔夫子韦编三绝的劳苦，想想范仲淹稠粥不继的艰辛，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更加勤奋努力地读书呢？

⑥读书热是好事，但也需要一些冷静的思考。今年的“世界读书日”虽然过去了，但是对爱读书的人来说，天天都是读书日啊。

（中国作家网《沉醉纸墨书香，阅读应是一种沉静的坚守》，有删改）

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事实上固然并没有这种社会，但是乡土社会却是靠近这种标准的社会。“为政不在多言”“无为而治”都是描写政治活动的单纯。也是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管束着。儒家很有意用思想形成一个建筑在教化权力上的王者，他们从没有热心于横暴权力所维持的秩序。“苛政猛于虎”的政是横暴性的，“为政以德”的政是教化性的。“为民父母”是爸爸式权力的意思。

教化权力的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假定个稳定的文化。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我们如果就个别问题求个别应付时，不免“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每一段生活所遇着的问题是不同的。文化像是一张生活谱，我们可以按着问题去查照。所以在这种社会里没有我们现在所谓成年的界限。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生过我现在才发生的问题，他也就可以是我的“师”了。三人行，必有可以教给我怎样去应付问题的人。而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出则悌”，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

在我们客套中互问年龄并不是偶然的，这礼貌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是根据长幼之序。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在我们亲属称谓中，长幼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则，我们分出兄和弟、姊和妹、伯和叔，在许多别的民族并不这样分法。我记得老师史禄国先生曾提示过我：这种长幼分划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可以掩盖世代原则。亲属原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长幼原则的重要也表示了教化权力的重要。

文化不稳定，传统的办法并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问题时，教化权力必然跟着缩小，缩进亲子关系、师生关系，而且更限于很短的一个时间。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个别情境的原则，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讲机会，年幼的比年长的反而多。他们不怕变，好奇，肯试验。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中，一个孩子用小名来称呼他的父亲，不但不会引起父亲的呵责，反而是一种亲热的表示，同时也给父亲一种没有被挤的安慰。尊卑不在年龄上，长幼成为没有意义的比较，见面也不再问贵庚了。——这种社会离乡土性也远了。

回到我们的乡土社会来，在它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所以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像，但都不确当。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我一时想不出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长老统治》，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