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知识点题库

①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而且要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

②在王守仁看来，“知”与“行”的合一是强调既要“知”，又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③知行合一，是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提出的认识论命题。

④所谓“知”是指科学知识，所谓“行”是指人的实践。

⑤知行合一也是指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这一命题主要涉及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

⑥知行合一，这是阳明文化的核心。

①研究认为，每天发短信超过一百次会让人变得（肤浅/浮浅），过分关注自我形象。

②战斗力来自近似实战的训练，是经过长年累月的（摸索/探索）和训练得来的，这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③随着国内跑步热的兴起，像上海国际马拉松赛这样的高水平国际赛事受到广大跑友的追捧，让跑友们（前仆后继/前赴后继）。

④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一幕幕传奇性的故事，那些（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英雄壮举，只有放在与命运抗争的大背景下来看，才更显得慷慨激昂。

⑤唯有不断增强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提升文艺原创的能力，才能发现（滔滔不绝/源源不断）的素材，才能创作出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残酷的现实和严峻的形势证明，那些贪官无一不是能（夸夸其谈/侃侃而谈）的，他们说起腐败行为来也咬牙切齿、义愤填膺。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给每只笨鸟都准备了一根矮树枝。

这句谚语的意思是：①（30字以内）

中国也有一句谚语：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这句谚语的意思是：人要发展自己，提升自己，追求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追求卓越），活出自己人生的精彩，实现自己事业的辉煌。

这两句谚语的区别在于：②（30字以内）

伟大的抗日战争孕育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习总书记将抗战精神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______________、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______________，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长期以来，（        ），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对国家的责任，现代国家意识淡薄。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九一八”事变的隆隆炮声犹如沉重一击，此后中国各族各界民众迅速地觉醒起来，展现出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_____________品格，_____________、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热情。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是数千年在中华儿女文明发展中形成的深沉社会心理和基本价值追求，也是生命力的中华民族支撑。

①我用一面放大镜检查磨损的书脊和封面，排除了_____________的可能性。

②国家_____________专项法律，着重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③中国无惧任何贸易胁迫，绝不怕打贸易战，有决心、有能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_____________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经世致用”是我国历史长期积累的端正学风的文字表述，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不仅是端正学风的一种要求和方法，也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对于真理的追求精神。

①也常常是不畏强暴的求实精神的体现

②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③这种精神出现在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的时代

④他们将“经世致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⑤它既指高尚的情操、境界和一种博大的胸怀

一尊雕像和一把尺子，代表相同的事物，这个事物是什么？①。雕像是西方人熟知的正义女神，她一手提天平，代表正义与公平；一手持剑，代表制裁力。②。

如《管子》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中国人习惯将法律比作尺子等度量工具。雕像与尺子的现象恰好说明，③。西方人视法律为公平、正义的化身，而中国人多数习惯将法律作为工具理解。

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岱年留滞北平蛰居读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对“新哲学之纲领”进行充实。他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先后著成《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和《天人简论》，合称“天人五论”，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形式逻辑定律、唯物论和人生观，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哲学结构。他常引古语“国有与立”，说明中华民族之所以经五千余年历史而延续不绝，必定有其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他认为这个精神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指中华民族不断进取、不甘落后、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拼搏奋斗精神，“厚德载物”指中华民族崇尚道德、爱好和平、容纳众物的博大宽容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可称为“中华精神”。

材料一：

我们经常说两句话，“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中国古代传统诗论习惯于将诗品与人品相联系，以为人品决定诗品，诗品出于人品，因而总是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文如其人”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一种史实，但我要向大家揭示的另一史实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不难找到“言非心声”的例证，在一些诗人那里，诗品和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远无法契合的。如果坚持认为“诗品醇者，人品必正”，显然是一种罔顾文学史实的想当然的误判。

表达类似“文如其人”的观点比较多，比如徐增《而庵诗话》里提到，诗是人心灵的一种外化表现，见诗如见其人。验之创作实践，在中国诗歌史上，确实有许多诗人的诗品与人品是统一的、和谐的，读其诗，可以推知其人；反之，观其人，亦可想见其诗。比如李白，文如其人的典型代表；比如刘禹锡，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屈的典型。

在中国诗歌史上，“言非心声”的情况也很多。相当一部分诗人的诗品与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远无法契合的，以致出现了创作与生活严重脱节的现象：诗品高洁，而人品卑劣。读其诗，分明为志士仁人；观其行，显然是无耻败类。

西晋诗人潘岳，后世称他潘安，是少有的美男子代表。他在作品《闲居赋》中，描述自己对功名的蔑视之情。但现实是，权贵贾谧手下有二十四个谄友，排在首位的就是潘安。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畏敌如虎，丧权辱国，但是读他的诗《题金山》却是豪气万丈：“屹然天立镇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俨然以御敌英雄自命。这可归因于人格的二重性：内心深处未必无意御敌，却因懦弱自私故而终不敢御敌。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尽管“言非心声”的现象并不罕见，也许永远无法杜绝，但我们仍然倡导坚守“文如其人”的传统，倡导诗品与人品的统一，鄙弃诗品与人品相背离的非正常行为。

(节选自《浙江人文大讲堂——诗品与人品》，有删改)

材料二：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虽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虽然有忧愁，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是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征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材料三：

王国维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当前正处于价值转型期，诗歌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人性价值、道德价值、文化价值都在变化，如何创造高格成为文化创新的时代命题。有一些路径有助于诗人提高境界，创造高格。

比如，人可在“事”上磨，从“自我”走向“人类喉舌”。21世纪以来出现的废话体、垃圾派、口水化写作，以及“梨花体”“乌青体”等，大都是聊以自慰的“呻吟”。这些诗有“合乎自然”的一面，容易引发热潮，但少了“邻于理想”的情怀，转眼烟消云散，谈不上“人类喉舌”。“人类喉舌”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事，而且是千千万万人的事。王阳明说，人在事上磨，方可立得住。诗的意义、价值、梦想都诞生在诗人做“事情”的过程中。“事”中有“情”，有“生命意志”，有“欲”。“事情”关乎实践，关乎意境之“意”。王国维“境界说”提出的“合乎自然、邻于理想”的两个维度，要求诗歌不仅关注人的一般本性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写出符合人的生存发展的理想性。“合乎自然”，即合乎“人性的本然”，“邻于理想”，即靠近“理想人性、理想人生、理想社会”。只有契合这两个维度，才能写出“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诗人不是一劳永逸的“职业”，“邻于理想”就要求诗人永远行走在路上，永远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

(摘编自宋湘绮《新时代诗歌应提高境界，创造高格》)

材料一：

所谓“物质变精神”。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外部客观物质的东西反映到主观意识中来，形成主观的如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等东西。所谓“精神变物质”，就是将实践中业已形成的方针、政策、理论、方案等观念性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群众实践，从而转化成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力量。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从认识的过程来看，表现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来看，表现为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干部的领导实践过程来看，表现为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认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并不是任意的过程，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物质可以变精神，但是正确的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精神可以变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客观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总之，强调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摘编自樊瑞平、张心立《倡导对干部进行认识论教育

——重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中国早期的每次大挫折，都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早期的干部像陈独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坚定，但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结果给党带来1927年的大挫折。开始以为，只要听苏联的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是要掉脑袋的。中国第一堂学到东西的党课是谁上的？是的对立面蒋介石在1927年给上的。敌人是最好的教师，沙场是最好的课堂。你正儿八经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一流血，什么都学会了。那一次蒋介石逼得人抛弃了陈独秀“绘画绣花”式的革命，脱了西服，拿起枪上了山。中国的历史逻辑就这样展开了。

开展武装斗争，刚刚打开一点局面，王明又带着斯大林的圣旨来了。李德、博古等人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将用于欧洲平原的坚守阵地决战的战法用于中国东南山地，最后把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大转移开始时，他们还是死守他们那一套办法，结果损失惨重。当时你说他，他不听，很多人也不敢怀疑他。为什么？人家是“权威”，王明曾受到斯大林单独召见。后来的张国焘更厉害，他受到过列宁的接见，而且据他自己说是中国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这些人牌子都很硬，文凭也很高，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最后实践的权威打倒了观念的权威，到陕北后，我们党明白了，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不断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年3月24日，谈到《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大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自觉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问题是唯心主义是不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当时许多在领导岗位的人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更缺乏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为此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认为，它好就好在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服从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和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教条主义本质上就是唯心主义。

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同志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实践的检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说，思想来自血的教训，这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学来的。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华盛顿的白宫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不这样，与长征一样，还是要流血，要亡党亡国的。

(摘编自张文木《我们赢在哪里？赢在人才！》)

材料三：

社会实践是人们有计划、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主观之于客观的活动，经过社会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真理，具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性，即不论什么人，只要是他的思想、理论、认识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就是真理性认识，相反便是谬误。但在现实生活中，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往往与“某些领导人的某些意志”“某些书本中的某些原理”“某些权威人士的某些言论”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认识路线坚持下去，就应该遵照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和“此外再无别的”而“只能是”的“绝对性”要求，坚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出发，检验、修正他们的那些错误意志、言论和丰富、发展书本上写的不成熟不完备的原理。“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是中国人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科学知识的生命力所在。所以说，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会实践，是既公正又无情的，由它所赋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的客观性，是与阶级真理、权力真理、权威真理等一切形式的主观理论不相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摘编自唐梅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