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早在庆历变法时，欧阳修和范仲淹就提出改革考试取士制度，目标与王安石相似。王安石于是在变法时规定：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诸科，进士科不考诗赋，专考经义和时务策。整顿太学，亲自编写教科书，内容为儒家经典；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以直接为官；设立专门学校，培养专业人才；凡是有志于改革的官员，都委以重任。
﹣﹣摘编自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材料二：对此，司马光上疏指出：“……凡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神宗皇帝深鉴其失，于是悉罢诗赋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赞同）己者取，异己者黜（罢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而陷于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于异端……又黜《春秋》而进《孟子》，废六艺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此其失也……”
﹣﹣摘编自《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一 宋代士人群体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宋初石介极力主张为文必须与倡扬儒家之道结合起来，要文道统一。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面对社会危机，士大夫“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范仲淹上书皇帝，直陈天下危机，呼吁“变通”、“更张”，发起了以澄清吏治为重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在上书中告诫“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他发起的熙宁变法运动把宋代政治变革推向高潮。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士大夫开始非常自觉而积极地改变，以期回应“西潮”的挑战。1895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已经“与自强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同时有所改变”。激进的变法者们为了挽救危亡，引入了从达尔文、斯宾塞到赫胥黎的进化理论，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新的正当性依据。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①政治腐败 ②财政困难 ③农民起义 ④生产关系剧烈变动
①都促进了经济发展 ②都有利于民族融合
③都加速了封建化进程 ④都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
材料一：秦国的商鞅变法基本上解决了由奴隶制所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并为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强化了封建国家机器，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经过商鞅变法，使偏僻落后的秦国变得“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乡邑大治”；且使过去那种诸侯卑秦的状况变成“诸侯畏惧”的局面。
材料二：北魏孝文帝继位后，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建太庙、祭祀孔子、养国老；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设立太乐宫，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通过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学习封建的统治思想及理论，北魏建立了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制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三：北宋中期，由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客观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但是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也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于是王安石便被推上了历史的潮头。经过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宋王朝不仅做到了财政收支相抵且有盈余，军事力量也有所加强。但是不论变法措施在形式上多么完善，都会因皇权专制政体本身违背公正和人权的大道原则而难以实现其预期的变法目的，并且广大老百姓不可能成为变法的最终受益者，反而会成为借着变法名义被更加严酷剥削的对象。
——材料一、三均摘编自张金龙《论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