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 知识点题库

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年，香港机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处，一名年轻人被拦了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肿的大衣，在那个季节显得很不正常。安检人员起了疑心，一摸，大衣各处硬邦邦的，打开一看，大衣里密密麻麻全是插袋，里面是英文的物理研究书籍和资料。一问，年轻人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因为太多，超过了行李托运的最大限量，只好想出这个办法。年轻人拿出了中山大学的教授聘书，安检员一看，只有27岁的人居然已经是教授，非常敬重，就此放行。

    这个拼死要回国，用教学和科研来抗战的人，就是后来被国际学界公认为“中国核能之父”“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卢鹤绂。

    1936年9月，卢鹤绂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物理，辅修数学。第二年，卢鹤绂在科学实验中发现了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为此，他发明了时间积分法，并在世界上第一次精确地测定了锂7．锂6的丰度比。他的发现被当地报纸报道，惊呼“中国人在称原子的重量”。他当年所测定的数值，被国际学界沿用了50多年。

    1941年，卢鹤绂的博士论文《新型高强度质谱仪及在分离硼同位素上的应用》通过，这篇论文被美国政府列为涉及“制造第一批原子弹与原子反应堆”的绝密资料，直到战后的1950年才以摘要的形式发表在美国《核科学文摘》上。

    获得博士学位后，还在蜜月中的卢鹤绂，毅然决定抛弃在美国的一切优越条件，和新婚妻子一起回国参与抗战。1941年11月，卢鹤绂抵达国立中山大学校本部，任理学院教授。

    1942年暑期，卢鹤绂夫人生下了长子，出院后，卢鹤绂开始操劳家务。每天，他背着孩子劈柴，做菜；地上鸡屎、牛粪满地。一日三餐忙完后，卢鹤绂在油灯下备课。在一座古庙里，他给大学四年级学生讲授理论物理、核物理、量子力学、近代物理等课程。

    1944年，卢鹤绂相继被流亡中的广西大学、浙江大学聘为教授。在向西途中，路经一个叫元宝山的地方。当地土匪出没，烧杀抢掠，大家都不敢前行。卢鹤绂当即带上一个体育教授就上了山，成功说服土匪头子。第二天，土匪头子派人把卢鹤绂一行送下山，还送给他们代表土匪间“特别通行证”的杏黄色小三角旗，以保卢鹤绂一路畅行无阻。

    即使在战乱的环境中，卢鹤绂一边讲课，一边还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动向，能获得的学术杂志，他全部手写抄录下来。学术札记在炮火中也从未间断。他于1942年写成、1944年在国内《科学》上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被学界认为是“第一个给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著述。

    1947年，卢鹤绂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原子能与原子弹》和《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对原子弹的发明做了介绍。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他在《美国物理月刊》上发表《关于原子弹的物理学》一文，在世界上首次阐明了估算铀235原子弹及费米型链式裂变反应堆的临界体积的简易方法及其全部原理。此文一出，被美国文献和专著广泛采用，国际学界轰动。

    1955年，卢鹤绂进入了绝密的“546培训班”任教，在后来的11位“两弹元勋”中，就有7位是卢鹤绂在“546培训班”教过的学生。

    卢鹤绂被称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和“中国核能之父”。

    1995年，81岁的卢鹤绂与他的弟子王世明撰写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验证》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发表，该杂志的主编评价这篇论文“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这篇文章之前曾被美国《物理学刊》拒绝刊登，对此，卢鹤绂坦然地说：“一般编辑部都不敢登这种文章，他们迷信爱因斯坦，怕人家说他们不懂物理学。”他不怕自己被人认为是疯子，关于这篇论文，他说：“我不过是把天空戳了一个洞罢了！”正当研究要继续时，卢鹤绂于1997年病故，为世人留下8大提纲44项研究进展资料，已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研究内容的十分之一。关于这项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质疑，美国科学院在2002年投入巨资，用发射卫星的手段，深入这方面的实验。

    正因为在科学和人文上的深厚积淀，卢鹤绂去世以后，美国休斯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均为他树立铜像。卢鹤绂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也为其在校园里树立了铜像。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说：“卢鹤绂先生不仅是学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有情怀的人，这是最为珍贵的，是我们最为敬仰的。”

（选自2014年7月23日《新民周刊》，有删改）

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

    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驷”。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田家炳传——美满家庭

    处难处之事愈宜宽处，难处之人愈宜厚处，至急之事愈宜缓处， 至大之事愈宜平处，疑难之际愈宜无意。淑芳长女勉之。

    这是1975年春，田家炳给远在异国读书的长女田淑芳的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田家炳在子女教育中体现的做事与做人的准则。

    田家炳1919年出生于广东梅州，16岁辍学经商，不到20岁便只身闯荡南洋，不到25岁，便经历丧父、失兄、两次财产被日本侵略者剥夺，但他没有被这些困难打倒，仍兢兢业业努力创业，秉承父亲玉瑚公的“勤、俭、诚、朴”的“家训”，以《治家格言》为修身立命之本，最终成就大业。

    田家炳牢记父亲的教导，更从乡亲们对父母亲的态度上，看到了父母的人格魅力，并不止源于言传。父亲教育他要珍惜身体，不挑食，不浪费，父亲自己也吃带皮的红薯，捐钱修路，母亲亲自挑土背砖，一点都不比男人干的少；父亲为调节乡亲的矛盾，自己出钱设和好酒，这些，比父亲说几倍的话的都有用，这烙在田家炳心中。为人父以后，田家炳除了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外，他的一言一行，都非常严谨检点。

    田家炳从小在父亲的亲自照料下成长，父亲所教导他，尽“孝”，一是要孝敬父母之心，二是孝敬父亲之身，孝的前提是敬。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他教育孩子首先要对父母要敬，即敬父母之心，然后才是敬父母之身，这才是孝顺。田家炳定居香港时，已有九个儿子，两房太太，还有老父母，这一家十几口，田家炳是家长，他深知要让孩子们孝敬，自己必须以身作则。他对母亲照顾是无微不至，亲自端汤盛饭，问寒问暖，孩子们都看在眼里，因此，对祖母也是孝敬有加。

    祖宗虽远，敬穆之心不可不存。每年过年，全家团聚之夜，田家炳都要亲自拜祖。后来子女们都信了基督，田家炳就不要求他们对祖宗跪拜烧香，只要心存敬意，不拘形式。田家炳对孩子都是公正公开透明的，一视同仁。田家炳不管在外面的工作压力有多大，从来没有朝佣人发火或进行指责，就这样，在田家炳的家里，十几口人，从来就没有过吵闹之声，没有听到过家里的任何人对佣人、园丁们的呵斥之声，大家和投奔来的亲戚，也相处得跟一家人似的。田家炳有香港的“橡胶大王”之称，家财万贯。可是，他四十多年来，吃的早餐就是两片全麦面包夹果酱，他教育孩子们从小爱惜粮食，不准浪费，尊重别人的劳动。田家炳作为一个住在香港最好地段的有着700平米有花园有泳池的大洋房的亿万富翁，可是，田家孩子口袋里零用钱较少，田家炳出门坐公交、地铁，一生只有四套西服，田家这样富有的大家庭，许多粗活，重活，都是自己家人亲自手做的，田家炳两位太太都是客家女子，以相夫教子为已任，总是把粗重之活往身上揽。

    可是，田家炳对教育可谓倾囊相助。专办公益事业的田家炳基金会1982年在香港成立20年来，在全国捐助了92所大学、166所中学、40所小学20所幼儿园和专业学校、1350间乡村学校图书室，其它惠及民生项目数百宗，田家炳的九个孩子，没有一个对田家炳捐资、卖房子有疑义，没有一个抱怨田家炳没有留财产给他们，2001年，当八十三岁的田家炳毅然卖屋助学,田太太也理解支持他。就是这样，田家炳坚信“留财予子孙，不如积德予后人”的古人遗训。认为留给子女的财产太多，反而削弱子女吃苦的能力及向上的奋斗心。他相信留给子女的应该是“知识”（接受高等教育，田家炳的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都是在香港读完中学才到外国读大学）和“志气”（不倚赖父母，要他们创立自己的事业，懂得做人处世，得到别人的尊重与信赖）。

    田家炳毅然放弃当年在印尼蒸蒸日上的事业，全家移居人地两生的香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他教育孩子从小就要学讲“客家话”，常常用“宁卖祖宗田，莫卖祖宗言”勉励子女。

    田家炳深知健康是人生重大的财富，关系到个人的生活丰盛和事业发展。在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注意健康饮食和做适量运动，非常自律，风雨不改。田家炳90多岁了，身体依然那么健康，他认为养身，首先是要是养心，养生，首先要做到心安理得，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心安了，不管吃什么，都会转化成营养被身体吸收利用，如果心不安，总做坏事，不管吃什么山珍海味，都不会化成对身体有利的营养的，这就是田家炳独特的养生之道！

    田家炳不仅是物质上的亿万富翁，更是精神上的亿万富翁，他的这笔财富，不仅给现世人带来福祉，更会泽被后世，使他成为一代贤圣。

绿染戈壁

梁衡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树，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农牧民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农亩，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

    面对赤地千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弛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摘编自201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相关链接：①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左宗棠《楚军营制》）②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左宗棠《楚军营制》）③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我喜欢鲁迅的其 中一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什么叫做“好玩”？

    我常会提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此他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四九年以后，他的流亡身份，也使他没有国共两党在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意图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是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刁”，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迭宕自喜”。“迭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

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

    和老先生认识，打过交道的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就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就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还说，譬如老先生夜里写了骂人的文章，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见面，互相问起，照样谈笑。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一些论敌，他与许多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

    我所谓的“好玩”是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它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像。

近年的出版物，密集呈现了相对真实的鲁迅，看下来，鲁迅简直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江南的说法，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个玩笑（给刚结婚的川岛的书：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那种亲昵！那种仁厚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的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智者。我相信，在严重变形的民国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的效果，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爱，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一点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因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豁达的，游戏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投枪匕首式的文章可能“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匕首式的、战斗 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大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做“游戏文章”，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其激烈深刻，并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及不过鲁迅，不是主张和道理不及他，而是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调度词语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我们单是看鲁迅 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我们读着，以为是在批判国民性，其实语气把握得好极了，我猜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花边文学》中有两篇著名的文章：《京派与海派》、《南人与北人》，竟是同一天写的，显然老人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节选自陈丹青《笑谈大先生》，有删改）

坐拥书城为汉学

郑晋鸣  赵雨晨

    北京时间4月10日凌晨，著名汉学家、中国书史和文化史研究泰斗钱存训先生在美国芝加哥因病辞世，享年105 岁。

    这位终身坐拥书城的老人，毕生致力于研究汉学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20世纪以来图书馆学宗师、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1910 年，钱存训出生于江苏泰州一个书香世家。1928 年就读金陵大学时，他主修历史，副修图书馆学，同时在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工作。

    1937年，钱存训应北平图书馆邀请，担任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改派至北图上海办事处，保管北平南运的中文善本。不久，上海租界安全也无保障，北图馆长袁同礼、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协商，将存沪善本移存美国，并摄制微卷以供流传。

    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夕，局势恶化，上海被严密封锁。钱存训不顾生命危险，想方设法躲过日军耳目，用两个月时间独自一人用手推车，分10次将三万册善本悄悄送上开往美国的轮船。次年6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北平图书馆古籍全部运抵。

    抗战胜利之后，钱存训受教育部委派拟赴华盛顿将这批善本接运回国，但因国内战争爆发，交通中断，未能成行。1947年，钱存训以交换学者的名义赴美，从此再也没能回到祖国，这批善本成了他毕生无法释怀的牵挂。“中年来美短期访问，原想镀金回国，但未料到将长眠他乡。”这是钱存训晚年的遗憾。

    1947年起，钱存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进修，同时在芝大东亚图书馆工作。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在芝大，钱存训用十年完成近十万册古籍编目的工作，还积极收藏当代资料，扩充馆藏，在他苦心孤诣的经营下，芝大东亚图书馆成为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宝库。

    “钱存训成名作《书于竹帛》也在此期间完成，该书对印刷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中文译本仅164 页，著作虽薄，学问却不薄。”张志强说，“读完这本书，我愈发领悟到学问要做深做厚，专著要写薄写透的治学精神。”

    出于对《书于竹帛》的欣赏，李约瑟邀请钱存训参与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钱存训欣然应邀，用15 年时间扎实研究中国书籍的演变史，用西方语言完成三十万字的《纸和印刷》，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

    序言中李约瑟写道：“我们说服关于这一专题世界最著名的权威学者之一钱存训教授来完成书中这一部分的写作任务，从钱书中，读者可纵观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整个历史，在欧洲对此一无所知之时，它们已在中国出现了许多世纪。”

    “专题研究，枯燥无味，知音者寥寥。”这是钱存训的心声，几十年来，在图书馆学这个冷门领域，钱存训用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潜心钻研，留下无数中国图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扩大了汉学在海外的影响。

钱存训是高山仰止的汉学大家，但后辈眼中的他却只是一位谦顺和蔼的老师。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博士潘铭燊的记忆里，恩师做人做学问严谨求实的态度影响了他一“如要引用别人先提出的资料，先生都在注释中详细交代，绝不掠美，所以《纸和印刷》中有极为繁复的注释系统。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在这本书之前，先生也不吝引用。”潘铭燊说，先生一生以书为伴，他山高水远的风范，也如同一本底蕴深厚的文化大书。

    著名史学家许倬云曾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五年求学生涯，也承蒙钱存训关爱，他的回忆录里字字句句饱含对钱存训大爱之情怀的敬重与感恩：“我在芝大读书时，曾做过五次骨科手术。其间，钱先生与师母给予我不啻亲人的呵护。钱先生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每年数十次来医院接送我上课，五年未曾间断。”

    钱存训一生教导了30 多位硕士和博士，并开办图书馆学的研修班，培养出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马泰来等图书馆学大家。

    先生已逝，音容宛在。钱存训走了，但他忠贞纯粹的人生永不落幕。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将随着他整理著速的古籍名著在世界舞台土豆古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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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人生价值，不在虚名财富，也不在地位权势，而主要在个人事业成就的不朽， 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这本回忆录的主角，正是一位恪尽职责的长者，他一生平实的生活，却足以符合这“三不朽”的最高成就。

（许倬云 《钱存训著〈留美杂忆〉序》 ）

“生命呵，你是一只神鸟”

﹣﹣缅怀我的父亲高士其

高志其

    ①“生命呵，你是一只神鸟”是父亲高士其生前写的诗中他喜爱的一句，我把全诗印在《高士其全集》的封底。父亲去世后，也有知识界与出版界的人士对他的一生作了如此富有诗意的评价。

    ②父亲自幼爱好文学，是在一户书礼世家诞生的。他熟读中国启蒙读本与诸子百家经典，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1918年踏进清华校园作留美预备生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他心中扎下了根；同时，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学与哲学。17岁他的第一篇英文作品《我的生活》获得好评。后来他加入万国童子军通讯社，锻炼了英语写作能力。

    ③父亲在美留学期间，流行性病毒正在祖国肆虐，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自己的亲姐姐，都被这“小魔王”夺去了生命，他便认定医学才能救国，就从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转到芝加哥大学改攻细菌学这个冷门。他多次吞食食物毒细菌做自身感染试验。不幸的是，一次在实验室中，装有病毒的瓶子破裂，他受到脑炎过滤性病毒感染，中枢运动神经遭到破坏，手脚活动发生障碍，但他的思维依然非常清晰敏捷，他顽强地学完了全部医学博士课程。

    ④父亲去美国攻读科学与医学，但仍深爱着文学与哲学。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他阅遍了世界名著。在取道欧洲回国途中，他考察了十七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现状和措施，以备供祖国参考。同时，他的文学情结不解，他曾在巴黎圣母院的小书摊流连忘返，不忍离去，终于买了一本诗集才欢喜地回到旅馆。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他访问了歌德故居，在那儿买到他十分珍爱的歌德名著《浮士德》。

    ⑤等到他1930年回到上海，他看到被日本侵略的祖国生病了，瘟疫横行，民不聊生，心情沉痛无比，他着手翻译《世界卫生事业趋势》、《细菌学发展史》等文介绍给国人。不久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四肢近于瘫痪。但他依然愤世嫉俗，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他辞去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的职务，失业后贫病交迫，在上海亭子间开始了科学小品创作。19 34年父亲在发表第一篇科学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时，将原名“高仕錤”改为“高士其”，并郑重宣布：“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就在这时，他经在美国就结识的好友﹣﹣读书出版社创始人李公朴引荐，正式投入了文化抗战的译著出版生活。

    ⑥之后，在李公朴、陶行知、艾思奇、黄洛峰和茅盾的支持下，他不仅成为读书出版社科普创作和译作的重要作者和编辑，还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拿笔奋战且影响最大的著名科普作家。作为一名优秀细菌学专家，父亲准确地预见到了细菌战的可能和反细菌战的必要；作为一名忠贞的爱国者，父亲认为先要从最基础做起，唤醒民众对病菌的防御意识。在父亲看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但是引起对日敌警惕，更重要的还在于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侵害，以强健之身去拯救和保卫祖国，并使它富强。从此，父亲找到了一种把自己留美学到的专业知识，奉献给浴血奋战的中国大众的最好方式。开始，他还能用抖动的手握着笔杆，艰难地书写近百篇科学小品；以后病情加重，就先打好腹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出来，请人记录。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往往需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完成。但他每天乐此不疲。

    ⑦茅盾先生称赞我父亲妙笔生花，将这些专业知识，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有时用“访问记”，有时用对话体，或是幽默的叙述体。各种毒菌在他笔下都被拟人化了，贪婪、狠毒、阴险﹣﹣活像一群侵略人体的小魔王，读者能以此和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作形象的比照。茅盾说，这样“使读者不但得了与我们民旋健康有莫大关系的知识，还激发了我们的民族意识，以及疾恶如仇的正义感”。一位惠重疾的瘫痪科普作家，能以自己手中的笔，在抗战中发挥这样的宣传作用，真是太难得了！也曾有人非难父亲，说他政治热情太高了，有时把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用作抨击社会不正之风和投向民族仇敌的刀枪。而父亲对这些非议不以为然，他不像少数科学家那样，无视民族存亡，把自己关在风平浪静的实验室中作居奇的商贾，他坦然地宣称，他的科学研究“投降了大众”。正因为此，父亲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为这种“投降”奋斗献身的结果！读过的三联人士及其后人说，他们被高士其的民族大叉与爱国情怀深深感动，读时常常想落泪，

并认为：高士其是文化抗战的耀眼明星。

（选自《科普研究》2015年第4期，有删节）

他在探究生命的密码

    1967年5月，施一公出生在河南郑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给他取名“一公”，就是一心为公的意思。父母对他要求格外严格，他也一直比别人更加刻苦。1985年施一公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成为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1990年初，施一公赴美深造，在全美一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由于他敏锐地指出导师在一个演算上的错误，被导师刮目相看，成为导师眼里最出色的学生。1997年4月，施一公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短短9年间，他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并很快成为学校分子生物学系的领军人物。

    2008年2月，40岁的施一公，毅然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执教的职务，从美国全职回到中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施一公的辞职回国在全世界学术界引起一定的震动。有朋友劝阻他：“你现在豪情万丈，但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施一公回应说：“回国就是回家。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国内的科研环境目前不比美国好，但将来的发展一定会比美国强。”

    施一公回国后，迅速组建了实验团队，除了他，全都是年轻的博士生。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据统计，该症已是发达国家花费最高的疾病之一，我国目前约有500万该症患者，占世界发病总数的1/4.而到2050年，估计全球每85人就有1人罹患该病。

    人类曾经花了很大气力鉴定老年痴呆症的起因，终于找到γ﹣分泌酶是最重要的“罪魁祸首”。可一直以来的结构研究却屡屡碰壁，在结构决定功能的科学世界里，如果连这个蛋白长什么样都看不见，就很难解释它的发病机理，更别提药物研究了。如今，获得γ﹣分泌酶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已成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早在2004年，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施一公，就把目光锁定在这个全球科学家都“心照不宣”的结构生物学制高点，但研究却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令他非常痛苦。

    施一公回国后，也把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的梦想带回了清华。

    这个课题就像打仗一样，需要与时间赛跑，这让一向和蔼的施一公有时也变得严厉。2014年春节，新婚的马丹和卢培龙硬着头皮请了三天假回家见父母。可返校后，还是被他说了几句，“实验室还有7位同学都在这儿过的年，到这个份上了，必须玩命。”

    施一公曾说，“相比院士二字，我更喜欢别人称我为老师，这是莫大的尊称。”他也是这样一位谦恭而伟岸的师者，激励那些年轻而积极向上的灵魂，夜以继日的拼搏，终于让“白手起家”的中国科学家领跑全球。

    2014年6月29日，英国《自然》杂志以长文形式在线发表了这个让全世界顶尖生物学家都为之一震的惊人发现。它也是罕见的，让世界顶级期刊《细胞》《科学》“疯抢”的重大成果，

    “这是我科学生涯里最耀眼的成果。甚至超过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所有成果的总和。”归国六年，一向用词严谨的施一公破天荒地用这样的评价为这个成果注脚。

    2015年7月8日上午，施一公在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们为什么来大学呢？我以为，是学做人。是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清华就是这样一所大学，我们的师生就是这样的一批清华人！”

（选自《人物传记》同名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施一公回国以来，先后把70多名世界优秀人才引回清华大学全职工作。2010年，一支世界一流学者组成的国际评估组来到清华，评估的结果是：清华大学生命学科发展态势很好，其中结构生物学学科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摘编自《新闻晨报》）②施一公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每年将近100个课时。“施老师不仅教给我们科研的方法，更让我们懂得了坚持、协作和担当。”“每次遇到困难，都会从他那里获得无限的激情，什么灰心丧气都没有了。”学生们这样说。他总是尽力启发学生思维，希望学生挑战他的推理，反对迷信权威。他注意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曾说，“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们觉得做科研很酷，而不是赚钱很酷。（摘编自搜狐网）③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我相信，在科学和研究中，中国和美国应该坚持同样的职业道德和伦理价值观。（摘自施一公《致海外华人科学家的信》）

罗中立：天气正好 下地干活

    做学生时，他努力“逃离”油画，却以巨幅油画《父亲》一夜成名，成为新时期享誉全国的艺术家；做老师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当官”，却在50岁时被教职工民主推荐为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在61岁时被任命为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在个性鲜明的艺术界，他的沉着包容能为各方所接受，骨子里却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画家罗中立的身上似乎纠结着各种矛盾，他却能一再穿越这些矛盾而获得成功。

    秘诀是什么？他说：“天气正好，下地干活。”

     “创作《父亲》，跟我小时候的生活有关。”罗中立说。那时的罗家在重庆市郊，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亲戚有人饿死，有人为了几十公斤玉米就把孩子卖到外地，还有一些亲戚为了活命跑到罗中立家，“大家分着喝一碗粥”。

    1964年，罗中立考入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在附中读二年级时，来到大巴山深处的一所村小学当美术教员。那时农村还没有通电，上完课、开完会，天黑就回到土屋里上床睡觉。附中毕业后，罗中立又回到大巴山生活了10年，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考入四川美术学院。

    看到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展览的通知后，罗中立再次去大巴山寻找灵感。大年三十的傍晚，他看到路边公共厕所前蹲着一个等着收粪的老农。那天阴雨绵绵，又湿又冷，老农却一动不动，表情麻木，似乎对举家团聚的传统佳节茫然不知。沉淀在脑海中的印记，仿佛被这张木然的脸庞突然揭开。他被自己的灵感刺激得难以自制，兴奋得一个劲儿地冲朋友大喊：“我要画一幅和毛主席像一样大的画！”罗中立整整画了半年，逐渐勾勒出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作品送到北京后，又根据评委吴冠中的建议将作品名字改为《父亲》，作为对整整一代人集体形象的描述。1980年12月，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上，《父亲》获得油画金奖。它成为中国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罗中立在中国美术界的知名度和不可动摇的位置。“用领袖像的尺寸画农民，就是要让神化的、扭曲的历史回归本来的轨迹。”罗中立说。

    最早从获奖的喜悦中解脱出来的，是罗中立自己。1981年，罗中立用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完成了自己的毕业创作《吹渣渣》，标志着他在一年内实现了从政治主题到绘画主题的成功转型。“《吹渣渣》更多地回到了绘画本体语言，从这幅作品之后，我的绘画风格才一路延续到今天。”罗中立说。

    罗中立得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费出国留学的名额。两年期间，他游览了欧洲所有的大博物馆，参观和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美术史上著名的原作原著。在卢浮宫，工作人员上班他就去，工作人员下班他才走，就这样整整临摹了3个月。在美第奇博物馆，罗中立连续3次去看伦勃朗的展览，去了就看伦勃朗的两幅肖像画。同样的肖像、同样的色调、同样的尺寸，一幅创作于1834年，一幅创作于1864年，时间跨度整整30年。很多人在这两幅画前一晃而过，罗中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知道，正是这惨淡经营与重复“炒冷饭”的30年，造就了伦勃朗这位美术史上的巨匠。

     罗中立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应该用什么作品跟西方的艺术家进行交流？“最可行的途径，就是回到自己的本土，回到自己的文化，寻找具有中国精神的当代绘画的样式和语言。”他又回到了大巴山，回到了雕塑、石窟、石刻、年画等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之中，寻找和提炼自己的绘画语言、风格和样式。

    寻找、提炼绘画语言的紧迫感，催生了罗中立对时间流失的负疚感。他曾经计划每10年办一次画展，眼看预定的画展临近，自己却没有时间创作，他甚至痛苦得躲进画室里流泪。罗中立勤奋得让人惊讶。他随身带着速写本，画他见到的人和事。就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后，事多会多，哪怕忙到深夜，他也要去画室。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罗中立笔下的农民都有一份真生活：有沉重劳作的苦，有合家围坐火塘的乐，有夫妻风雨同舟的爱，有老牛舐犊般殷深的情。“罗中立在最朴素、最自然、最本源甚至最土的农民形象、农民主题，和艺术中最创造性的、最精神化的、越来越具有语言形式的纯粹感的两极之间找到了联系，他在用一种完全个性的方式讲述中国农民。”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人们现在要关心的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罗中立。

    50岁就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感觉“一生的抱负突然被改变了”的罗中立，却一点儿也不敢懈怠。“地处西部的川美能够人才辈出，关键在于条条框框少。“我受益于此，也有责任尽力营造和保持这样的环境。”罗中立说。

    2005年，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建成。除了200多间工作室，坦克库还有大的展示厅可以举办雕塑、装置、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行为艺术等大型活动。围绕坦克库建成的青年艺术家工作室群落，更成为“黄漂青年艺术家”的艺术家园。

    川美建立了常规性的学生展览制度，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展览。学校鼓励每天兢兢业业守着学生的老师，也欢迎“北漂”、“海漂”的老师。

    已经成为首届国际公共艺术入选获奖作品之一的重庆大学城川美新校区，被视为罗中立在1000亩土地上创作的第二幅《父亲》。新校区保护原有的生态，保留原有的老院子，用原有的庄稼、梯田做校园绿化，请农民留下来照常放牛喂鱼种庄稼。在这个巨大的开放性教学空间里，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的作品和成就都一目了然，便于不同年级之间的切磋交流，也有利于校园文化的融合传承。新校区5万平方米的虎溪公社艺术工作室，已经成为西南地区的艺术家驻留地和创作中心。

    他在新校区的大门内设计了一段波浪形道路。

（摘编自张国圣《天气正好，下地干活》）

千秋家国梦  百年翰墨韵

秋蕾

    蒋思豫先生在百岁时写下诗句以为纪念：“少年贫笈弃家乡，煮鹤焚琴六月霜。唾面自干腰不折，尘颜含笑看洛桑”。他还写有“士气峥嵘焉可侮，骨头如鼓作铜声”等联句。其诗其辞，也是老人百年人生，风骨铮铮的生动写照。

    1914年的春天，中国大地风起云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星火渐呈燎原之势。宜兴和桥，秀美的江南古镇。蒋思豫，就出生在这里。蒋姓是宜兴的大姓，蒋思豫的祖辈显赫不凡。蒋思豫的父亲也是饱读诗书、精于书法。蒋思豫从小便酷爱书法，读小学时临摹柳公权的书法习作便已名列学校第一。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受过良好教育的蒋思豫加入了救国行列，先后在武汉、太原等抗战前线工作，还曾与周恩来、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在一个大院共事。抗战期间，蒋思豫还身兼《中国青年》编辑，并在《益世报》等担任记者和特约撰稿人，亲身经历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有一次在重庆工作时，遇到日军飞机空袭，因为来不及躲避，两位同事被炸身亡，他们倒下的地方与蒋思豫只相距数米。那时候，蒋思豫的心中便存有一个和平与宁静的梦，哪怕完成这个梦要耗费一生，他也在所不惜、追求不止。战事紧迫，生命朝不保夕，蒋思豫依然挥毫不断，并利用机会向在重庆的沈尹默、伍蠡甫等书法大家请教，更与潘伯鹰、傅抱石频繁往来，切磋书艺。

    当年在复旦学习期间，他非常景仰于右任先生的道德文章和书法成就，将于右任编著的《标准草书》随身带了近十年，临习不断，立志端正书品，传承右公书法心得。蒋思豫的品行、书艺得到于右任的认可，经于右任外甥周伯敏的推荐，他有幸成为于右任先生的入室弟子。1947年7月的一天，在南京于右任长子于望德府邸中，33岁的蒋思豫恭恭敬敬地向这位著名的“当代草圣”，磕头行拜师礼。于先生忙拉他起身说：“行个鞠躬礼就行啦！”就这样，蒋思豫得到右公的悉心指导，并渐渐形成了朴茂厚实、简洁凝练、运转持重又大气磅礴的草书风格。

    1976年，蒋思豫回到夫人的故乡——宁波镇海，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在这近40年的时光里，蒋思豫将对书法的热爱发挥得淋漓尽致，与书法为伴的宁静岁月，让老人感到无比幸福。他经常对子女们说：“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巨大精神财富，延绵数千年的中国书法决不能在吾辈手上中断。

    蒋思豫一生研习“于体”，其草书直追于公笔韵。他还写下洋洋万言的《论于右任标准草书》一至三论，为“于体”书法传承作出了理论贡献。他的篆隶各体，也均有不俗功力：篆书质朴凝练、格调高古；隶书结字工稳、平实古雅。胸襟的开阔与心气的平和，在老人的书法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蒋思豫发挥毕生所学，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胡茂伟拜访蒋先生之前，先看到了蒋先生的一篇文章。蒋先生在文中批评了现在书风浮夸，书坛名家大师满天飞，都把自己捧得很高。书法进门容易深入难，要成名成家谈何容易，书法不是刘翔跑一百米栏，一下子就过去了，书法是马拉松，它要你用一辈子的精力去追求。“这应该是个超拔的长者，绝不会流俗。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关于蒋思豫老先生的印象，很有风骨，如同于体草而不乱，奇而中正的书风，个性卓然，而不失端直。”

    蒋思豫在艺术上认真计较，但为人处世上却随遇而安、与世无争。在镇海区的一个老小区巷子里，一间二室一厅六十平方米的旧楼房，就是蒋思豫与夫人徐敏蕾的住所。家什是旧样子，墙面有些泛黄，门板十分轻薄，有一些房间仅用旧棉布当门帘。但眼前这两位老人的风采却让这间简陋狭小的屋子增添了活力与温馨。蒋思豫几乎足不出户，曾给自己立下四条誓言：一不参加任何书画组织；二不举办个人书画展览；三不收受学生；四不出书画册集。

    蒋思豫的人生在沧桑百年中历经坎坷，始终陪伴老先生的是他最钟爱的笔墨。唯有这件最珍贵的东西，没有在千般风雨中丢失。可以说，书法是蒋思豫一生的主调。

（节选自《宜兴日报》）

【相关链接】蒋思豫认为，目前书法界以丑、怪为革新，不问字源、字形自作“改良”，殊不知违悖书道，是一极大的陋弊。书法一门，要深研前人的法度，杜绝错字，别字。蒋思豫可以说是身体力行，甚至向权威挑战。十年前，北京的《团结报》副刊有个“大雅篇”的专栏题签，是启功先生的手笔。启老是当代书坛的领袖。可他那“雅”字的“牙”旁左撇回踢，牙的上面又分不清而变成了“稚”字。经年却无人提出疑义。蒋老为此提出矫误的意见，寄信于《团结报》责任编辑。不日收到了他们的致谢复函，并附五元钱的稿费。他们将启老的题字撤换，由北京名家萧劳先生重写正名。

（王宣民《蒋 思豫：百岁翰墨写春秋》）

九旬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叶嘉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

    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叶嘉莹还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丈夫因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

    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把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给予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经劫难，但诗歌的灵魂未死。叶嘉莹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国。从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学习古典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叶嘉莹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记着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对叶嘉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会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它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

【相关链接】①叶嘉莹接受采访时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都愿意一直讲下去。②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诗词给叶嘉莹力量，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借它度过忧患，获得疗愈。在诗词这样一种古老而含蓄的文学形式中，叶嘉莹有所躲藏又有所释放。

国药大师——金世元

     “博学”是所有和金世元接触过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只要是涉及中药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实践经验，他都能一一解答，因此许多人都尊称他为“国药泰斗”。

    金世元，1926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送他去了一家私塾读了七年的国学经典。

    1940年2月，14岁的金世元到北京药庄当学徒。做学徒的当年，金世元便开始学“炒药”。一口大铁锅放到灶上，底下柴火一烧，烟熏得眼睛不停地流泪，手上烫起泡是常有的事。“炒药“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炒姜炭了。炒姜炭既要忍受火烤，还要忍受呛嗓子的强烈刺激。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很多黄烟，并带着一股强烈的姜辣的刺激味道，让人涕泪俱下，就连流的汗都是黄色的；等到姜炒成黑炭冒黑烟时，脸上、身上流的汗水全都是黑的。学徒三年，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晚上还要看药书，背《汤头歌》、《四百味》。三年学徒，金世元脏活累活抢着干，且虚心求教、认真观察、处处留意，不仅了解了诸如饮片炮制、成药制作等中药制药的全过程，而且掌握了一些中药制药的特殊技巧和方法。当然他也记住了老师傅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还是做学徒的当年，他被选送到北京市中药讲习所系统学习中医药学知识。白天在药庄干活，晚上徒步往返20多里到讲习所，师从中医名宿汪逢春、赵树屏等。两年时间他风雨无阻，准时到讲习所专心听老师讲课，认真做笔记，并刻苦攻读中医典籍，这为他从事中药事业、钻研中药学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金世元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中医师营业执照。他不顾个人利益得失，放弃开业行医，继续从事自己的中药事业。

    1961年金世元调入北京卫生学校，创建中药专业。他亲自选编教材，主讲中药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写书，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29万字的《中成药的合理使用》一书，为指导临床中医正确辨证用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世元，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唯一的中药学指导老师，2012年与王水炎院士合作担任“医药圆融”导师，2013年被遴选为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作为一名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技术之前，他首先要求学生树医德，守药德，并让学生将此作为从事中药工作的基础。他还注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医药文化。从教50余年，金世元桃李满天下，硕果结四方。

    1985至1990年间，金世元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应用的有效处方成功研发出“射麻口服液”，不久又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作，将著名中成药“乌鸡白凤丸”以新工艺研制成口服液剂型，两种药均被卫生部审核批准投产供应市场。

    1995年至1998年，金世元被聘为中药鉴定专家，参与全国中药材市场整顿工作。他以精湛的鉴别技能和丰富的炮制经验对制售伪劣药材和违反炮制规程的行为予以当面揭穿，为净化、规范中药市场，保障百姓用药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保证药品质量，金世元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的中药材基地，在考察中还对各地中药材栽培进行技术指导。为了提高药商的药材鉴别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伪劣药材对人体的危害，金世元还为各地的药商们讲授药材的鉴别知识。为了把自己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毫不保留地传给后人，金世元先后主编了专业著作30余部，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到2017年，金世元已经从事中药工作77年了。在这77年的风风雨雨中，金世元为中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基本药物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回眸自己的一生，金世元感触良多：中药是大自然的精华，人也必须依赖大自然才能生存；人与中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关系；药如人生，中药不仅能治病，制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教人、育人。

（选自三户町的《国药大师——金世元》，有删改）

【相关链接】

    我现在呢，主要就是带学生。带学生，有四句话的嘱言：“热爱中药事业，恪守职业道德，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精华。”

    我们中药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面对的顾客是病人，病人吃药并不只是解决痛苦，更是抢救生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说做这项工作，必须得有德。

工作七十七年，我没有过念头要改行，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志笃意坚。

（摘编自金世元在《开讲啦》第216期的励志演讲）

李尚师：修史•铸鉴•报国

邢兆远　李建斌

    1942年出生的李尚师，饱历世间沧桑。血与火，痛与苦，烧灼着他的心，更让他悟出一个理：个人与国运血脉相连，只有国家强大，百姓方可安居乐业；只有治国有方，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1985年，任中学教师的李尚师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当时山西师院的“晋国史研究室”缺少人手，本族叔叔李孟存教授邀他一起编写《晋国史》。而自幼就崇拜“报国修史”的李尚师，此时不禁热血沸腾，下决心步入“漫漫”的修史路，为国家尽一介草民之力。

    此后，李尚师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史料。一有时间就跑图书馆、书店、小地摊。李尚师自己拟定了修史计划，雷打不动。晨鸡啼鸣，他书房里的灯就亮了；夜阑人静，他依然秉笔疾书。在他的书桌上，除了一个旧茶杯，一个暖水壶，剩下就是成堆的稿纸和资料。

    给老父亲治病、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家中的柴米油盐，仅靠自己的工资已杯水车薪。每当此时，老母亲埋怨他不该写书，亲戚朋友也纷纷前来劝说。但是，李尚师心里有个“报国梦”，他咬牙坚持着。1995年，他被山西师大聘为“晋国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不久芮城县教育局特批他专业从事史学研究。

    李尚师寻觅散布各处的史书、逸书、石刻、铭文、古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社会、历史、文化、科技、民俗等无不搜集。为了解决晋国有争议的地名，他曾不知多少次自费实地考察。

    为考察传说中的晋国大宗之都-----翼，李尚师曾住在翼城南梁农家，骑着自行车奔波于翔山之下、浍河之滨，观其山如大鹏翱翔之状、察其遍地灰层、绳纹陶片遗存比比皆是，从而确定“翼”乃是南梁故城。

    研究晋国史，疑点、难点很多。比如晋国始君叔虞所封的唐究竟在何地？历史就有七说，其中东汉班固、西晋郑玄等认为唐在今太原，后世在今太原晋源区建有晋祠，更使“太原晋阳说”不胫而走，家喻户晓。

    面对诸多大相径庭的观点，李尚师的大脑在梳理着一个个信息团，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诸多古籍文献，查找考古资料，实地观察地形，理清各种说法的偏差，毅然选定“临汾盆地说”，并确定唐国地域覆盖范围。

    探索此类疑难问题不在少数，在《晋国通史》中李尚师增列了诸多名人雅士名字和事迹，加以评述，写出242人的传记，并将国君、执政卿、卿、大夫、名流学者、九流人物表和军制变化以及出土铸（刻）铭文字器物列出专表29个，填补了以往晋国史研究的缺陷。

    挑战与创新的激情燃烧着李尚师的心，他不断审视权威史书：《春秋》只有1.8万字，由于只记事件结果，不记事件的经过和背景，过于简略，用语隐晦；《史记》以文学笔法写史，有许多地方“失实”。他将《左传》与《春秋》《国语》等中的记载进行梳理、比较，将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互为印证，理清了主线脉络和史实。

    “修史不拘泥于前人，要兼容并蓄进行创新。”李尚师如是说。这部于2014年出版的长达150万字的巨著《晋国通史》，为国别通史，并且兼具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志书的特点，被史学界称为“新型史学专著”。内容丰富，涉及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被誉为“晋国的百科全书”。

    李尚师将自撰的“格超梅以上，品行竹之间”“写历史成败得失，评人物功过是非”的楹联，分别挂在门口和书房上。他说，修史者不能为权势所动，不被浮躁和喧嚣左右。他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

    这位“宿儒”，身居山村，耐住清贫与寂寞，历时三十余载，以心与魂熔铸着长史。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宫长为评价李尚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下河东，无出其右。”

（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7月16日）

相关链接：①小学五、六年级时，家里有一部《汉书》，虽有些字我还不认识，可我还是硬着头皮读完了。读完之后，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女三人炽烈的以史报国思想便刻在心里。（李江《〈晋国通史〉填补史学空白》）②李尚师对文献史料的重视和掌握，是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百万字的手写书稿，装满整整一大箱子，仅写一遍、改一遍，再誊抄一遍，工作量可想而知，个中清苦甘甜，唯有自知，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中国当代民间修史第一人”。（北大教授、著名史学家李伯谦语）

塑造人心者，先要塑造自己

博林

    这几年，佟丽娅塑造出的角色愈加受到观众的瞩目。少有人知道，十二年前，她还是一个在文化部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独舞的小姑娘。生长在充满艺术灵气的祖国西北边陲的她，少女时期即表现出舞蹈方面的天赋。那时，她就曾多次代表新疆地区进京比赛演出，是不折不扣的文艺骨干。

    2004年，20岁的她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就读于表演系。从那时起，一条更加广阔的艺术之路才在她的眼前初现端倪。

    “很多人是通过古装剧开始知道和了解我的，后来陆续接了一些戏，慢慢也被贴上了古装小花的标签。”佟丽娅知道，作为演员，最先被大众关注的很可能是外表，但自己绝不能止步于此。“我希望观众看到的佟丽娅不是一个花瓶，而是一些有质感、有温度、能够引起思考的角色。”

    毕业以后，佟丽娅就展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戏路和接戏标准。“正能量”、“接地气”、“社会效应”，也成为她对剧本判定的关键词。从《母仪天下》到《怪侠一枝梅》，从《宫锁心玉》到《梦回唐朝》，她一面尽情展现着自身独特的古典气质，一面也努力让角色的风格向自己理想的方向靠拢。而待到她的代表作《北京爱情故事》出世之际，佟丽娅仿佛看到了演艺之路上那一抹隐现的曙光。

    “《北京爱情故事》热播的那一年，有朋友说他家楼顶上有人大喊‘北京我要留下来’。这恰巧是我们戏中的一句对白。也有人给我留言说，沈冰这个人物让他们对爱情有了美好的憧憬，也让他们对北漂生活不再害怕。”言及此处，佟丽娅的语气里充满了感激。正是这些来自观众的声音，发自肺腑的触动，让她认识到“演员”二字应有的分量。

    佟丽娅很喜欢文艺界前辈李雪健的一句话，就是“通过角色来和观众交朋友”。在她看来，要让那些紊不相识的人们愿意和自己交朋友，最好的办法，便是呈现出角色身上美好的一面。

    2013年，她首次出演了专业题材的电视剧《产科医生》，饰演一个与层级制度、身份背景、复杂的医患关系不断做抗争的进修医生何晶。和很多“北漂”所面临的窘境十分相似，她们都是努力打拼、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但却总淹没在人潮之中的普通人。为了演好医生，她甚至专门赴医院学习，让自己首先体验到生命的美好与不易，目的都是为了将这种感受传递给观众。

    “作为一名演员，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还原角色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细节，赋予角色真实的魅力。”佟丽娅说，她希望大众看到真实之“美”，也更加坚定地去追求这样的“美”。

    真正让佟丽娅在全国观众中名声大噪的，大概是翌年拍摄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早在学生时代，她便读过这部当代文学经典，书中讲的虽是父辈的故事，但那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却让她感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拍摄这个故事，她早已做好了准备。

    《平凡的世界》播出以后，在大江南北引发了无数的热泪与惊叹。多少人因为润叶和少安的爱情而涕零，一些高校迎新的横幅上甚至打出了“像少安一样去奋斗，像润叶一样去爱”的标语，这让饰演润叶的佟丽娅感动不已。一直以来，她都希望自己的表演能呈现出那种昂扬向上的感染力，能够温暖人心，而通过润叶这个角色，她确确实实地做到了。

    再后来，在电视剧领域硕果累累的佟丽娅开始涉足电影，接连出演了《智取威虎山》《唐人街探案》等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有人问她，为什么总演这么土气的角色，趁年轻多接一些偶像剧、时装剧、玄幻剧不是更能吸金吗？然而她却说，接地气才是她演艺之路上真正的标的。从小一路打拼过来的佟丽娅，更习惯在经典的演绎中拔节成长，在角色的打磨中塑造自己，努力体会前辈们在作品中寄寓的温度与厚度。

    最近，佟丽娅还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五年一度的第十次全国文代会，谈话间说起红色经典，还说起当初张涵予在剧组教她唱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选段，她连称“惭愧”，言语中流露出面对经典的虔诚和谦逊的态度。在“小鲜肉”“小花旦”充斥荧屏的当下，能有这样一位与历史之筋骨、时代之体肤如此亲近的青年演员，何尝不是国内演艺界之幸呢？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0日，09版，有删节）

胡大白：安安静静做大事

    讲胡大白的故事，并非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

    1943年，日本鬼子轰炸郑州的时候，她在父母逃难途中降生，地点是一座石灰窑。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却接受男女平等的新观念，在为她取大名时，用了族谱中男孩子的“大”字——胡大白，这个名字，也许注定了她的人生与众不同。

    在黄河岸边的郑州市，一座占地2106亩、建筑面积达37万平方米的校园里，有26000多名学子分别在52个专业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这就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所民办大学——黄河科技学院。这座拥有8亿元固定资产的大学，国家从未有过投资。而拥有这一切的院长胡大白，20多年前还是病榻上的废人。

    1981年，风华正茂的胡大白是母校郑州大学的一名优秀讲师。这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从胸闷气短中醒来的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是煤气中毒了。她挣扎着要去打开房门时，却碰翻了火炉……滚烫的一大壶开水，使她成了一个重度烫伤面积达30%的病人。“我在病床上躺了3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专门用来读书和思考。”胡大白如今的回忆竟然带着几分眷恋。她说，“一番灵魂的挣扎之后，我想通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找到一件适合我，又是社会需要的事情做，我就会获得成功。办教育是我的强项，动乱十年的国家需要人才，我的口、脑都没有问题，我能行！”

    她立即把目光投向一大批由于种种原因进不了大学校园的人。本可以靠国家工资过一辈子清闲日子的胡大白，踏上了一条健康人都难以坚持下来的曲折艰难之路——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花30元钱印制听课证、买纸笔、刷广告，她起家了。接着是到处说好话联系听课地点、访问优秀教师、协调各个主管单位，顶住各种因为不理解带来的流言蜚语……

    “从死神那儿回来的人，这些困难经受得住，唯一没有充分准备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教育事业发展如此之快，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如此之强烈，应该说是历史推着我往前走，不能停下。”

    学校很快发展成全日制脱产学校，在校人数和师资力量迅猛增长。1994年2月，经国家教委批准，黄河科技学院面向全省统一招生，成为我国第一所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民办高校，在校生以100%的速度连年增加。为了培养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人才，胡大白设立了河南省高校唯一的一个人才市场，增设了市场上需要的一些新兴学科和实用性课程，培养了复合型开放型人才。连续多年，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都在毕业前就被抢聘一空。

    靠教育发展教育，是胡大白多年来从实践中总结的高校发展有效之路。黄河科技学院先后创办了科学研究所等8个校办产业。这些企业都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有力地支持了学校的发展。

    如今，胡大白亲手创办的大学，已经在中原大地站稳了脚跟，被教育部树为全国民办高校的一面旗帜，她本人也成为“中国十大女杰”、“河南省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

    胡大白的同事们说，身为上亿元资产的拥有者，胡大白十分俭朴，一年四季总是那几套毫不起眼的服装，如果不是她的气质言行，仅从外表谁都会以为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城市妇女。“我爱节省，也不太讲究穿着。”听我夸她身上的开衫好看，胡大白柔柔地笑着说，“这是两件套，我花了200元在街上买的。”

    她的笑容，把衣服衬托得很美；她的笑容，让我无法看到沧桑岁月留下的任何痕迹。

    “您平常总是这样安静吗？”

    “我喜欢的状态是‘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她说，“我的静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了充分的思考，才能够在处理具体工作的时候快速反应，高效运作。”看着她桌上厚厚的一叠议案、建议，我想如果没有平日深入一线的走访调研，没有长时间的深入思考，这些东西是不会有的。难得的是，在当选人大代表的18个年头里，她总是如此。

    宁静，却成就惊人的事业；简洁，却又多彩——这就是胡大白。

（有删改）

魅力外交家  人生好榜样

    2008年4月底，外交学院院长，学校的师生自发送给他一本荣誉证书。上面写的是：魅力外交家，人生好榜样，我们的好院长。

    对于“魅力”一词，吴建民的通俗理解是：老百姓对你有好感。“我搞了一辈子外交，跟很多人打过交道，有的人长相并不怎么样，但讲出的话有意思，有思想，值得你思考，你就会对这样的人有好感。”

    吴建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总要跟人打交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跟人打交道是一门学问。在任外交学院院长期间，他开的一门课就是交流学。于右任说过两句话：“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吴建民非常欣赏，并以之为“交流”准则。

    “我们要讲真话，讲假话的人是不会有魅力的啊！”吴建民坐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对本刊记者说。他不喜欢外交官的“面纱”，他更愿意大家看到“真面目”。早在2003年7月，他在结束中国驻法国大使任职的报告上就提出一条建议：要揭开蒙在中国外交上的神秘面纱。在已经卸任的驻外大使中，很难找出像他这么活跃的人，在许多媒体和公共场合出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吴建民的外交经历让许多有外交官梦想的人羡慕。

    自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后，从1965年到1971年，吴建民给周恩来总理做法语翻译，这给他的外交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总理给我的影响很大。在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很多做法，比如大小国一律平等，无论多小的国家，都很尊重，一丝不苟。这种尊重让别人感觉是真心的，不是做出来的。”1970年，周恩来总理会见刚果的外宾，从晚上11点一直谈到早上5点，吴建民连续翻译了6个小时，连厕所都没上。这让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年轻时就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的吴建民，深得周总理的言传身教。过去周总理常说“外交无小事”，每每在大节和细节上都尽善尽美，以君子之风、大国之风、政治家之风卓然立世，在国际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声望。吴建民以周总理为楷模，几十年如一日地锻造着自己，如今钢铁早已炼成，他早已跻身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家行列。通过儒雅的个人魅力，他在各国政要间交了许多朋友，利用这些优势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他最耀眼的外交经历是9年的驻外大使生涯。他做过中国驻荷兰大使、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驻法国大使。“9年驻外大使的经历让我逐渐学会如何做一个高级外交官。”

    卸任驻法大使之后，他在外交学院做了5年院长。他对学生培养很重视，注重强化外交学院的教学质量，提高国际声誉。在担任院长期间，他亲自参与教学案例、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用书的制定，培养出了一代中国外交人，许多都已经进入外交部并担任了关键职位。

    吴建民还身兼两个政要级别的职务：连任两届的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2003年，刚卸任的国展局前主席诺盖斯说：吴建民是一位“有智慧、有远见、知识渊博的优秀外交官”，他接掌主席职位后，将会给国展事业带来新的推动力。吴建民当选国展局主席，创了国展局的三个第一，这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2007年年末，吴建民两届国际展览局主席任期已满，在国展局第148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国展局名誉主席。

    坐在记者面前的他一身运动打扮，比电视上的西装革履更让人觉得有亲和力。事实上，他温润如玉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直到68岁的时候，爱好运动的吴建民才停止了每天倒立3分钟的习惯。“年轻时觉得运动就是要打破一种常态，每天倒一倒，蛮有好处的，年龄大了，大夫反对，老婆也反对，只好听从他们的意见。”他笑着说。

    吴建民给人的印象是：脾气好得出奇。他说人是逐渐形成的。几十年过去了，每个时间段中的吴建民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变了，中国变了，自己也变了。”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外交学院的校训是由周恩来总理向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构成的。很多同学说，看到吴院长就想起了校训。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一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荑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

他用一生写一篇不朽论文

——浙江省农科院同事眼中的王一成

    他两次出国留学，本可留在国外搞自己喜欢的专业，但他毅然选择了回国，因为浙江畜牧人才欠缺。

    他本可从事基础研究，写论文，出专著，成大师，但他选择了农村一线，因为浙江猪农需要他。

    “王一成用一生写就了一篇‘不朽论文’，他是新时代农科战线的楷模！”浙江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汤勇说，“他把祖国的需要、事业的需要、百姓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需要，他信念坚如磐石、事业重于生命、服务高于一切、名利淡如止水。”

    成立于1908年的浙江省农科院是个百年老院，跻身全国省级农科院前三名。每个时代都涌现出优秀典型，激励着农业科技人员投身“三农”事业。如今，在这里，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王一成非常优秀，他的优秀不仅在于业绩，更在于品德。他为人非常低调，院里、所里多次想推选他为先进，授予他荣誉，他都能让则让、能推则推。直到汤勇代表组织前去医院探望，并向他夫人了解病情时，才知道他的事迹是多么感人。

    汤勇回忆说，王一成爱人提到的三件事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潸然泪下：其一，在确诊病情后，王一成隐瞒了一个月，安排好所有工作交接之后，才告诉所里和家里；其二，在病床上，王一成提到最多的还是科研；其三，王一成经常把家里的东西，包括车子、相机给工作用，长年下乡跑坏了两辆私家车，从来没有到单位报销过一分钱。

    尽管没有在工作中接触过王一成，但是随着对王一成事迹的不断挖掘和学习，浙江省农科院院长劳红武深深地感到，王一成无愧于一个优秀的好党员，无愧于一个杰出的好科学家，无愧于一个农民的好兽医。她说，从王一成身上总结提炼的精神品格是他的精神画像。优秀之所以优秀，是品格优秀，伟大之所以伟大，是精神伟大。精神无声，却能振聋发聩；精神无光，却能照耀心灵；精神无形，却能塑造人生。学习王一成，要学习他的精神，用王一成的精神滋养我们的精神。

    浙江省农科院原副院长徐子伟是王一成的老领导，与王一成共事30年。1987年初识时，他印象中的王一成是视野开阔的“时尚青年”，不仅科研上屡屡创新，而且还在学外语、学开车、学计算机。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阿肯色医学院希望王一成留在美国，并给他家人办理了3年签证予以挽留。徐子伟回忆说：“我们也担心他不回来，但他人还在美国，就托爱人带话：把岗位留好，等我回来。”

    1999年7月，不讲任何条件，他学成归国，静悄悄地回到了实验室。次年5月，他加入中国。“他用最少的钱建设了畜牧所一流的实验室。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他激动地汇报：我已经在自己的实验室，做出了只能在美国才能做的实验。”徐子伟感慨地对记者说，王一成是纯粹的科技工作者，饱含赤子之心，用生命诠释了家国情怀。

    浙江省农科院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朱英今年43岁，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系博士后，7年前回国从事水稻品质与抗逆功能基因研究。在她看来，作为老一代“海归”，王一成归国后如果继续他的研究方向，肯定会成为动物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优秀专家。然而，养殖户的企盼和需求，让王一成毅然放弃从事了近20年的基础研究，走出实验室，主攻猪病防控。

    科研圈里的人都明白，做基础研究更有机会发表论文，更容易出名。朱英十分佩服王一成的低调和执着：“在个人兴趣与农民需求之间，他选择了农民的需求，数十年如一日服务‘三农’，最终成为养猪户眼里最信赖的‘浙江省猪病防控第一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王一成永远是我们海归人员学习的榜样！”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6日，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王一成（1957.12——2017.9）1982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兽医专业，一直从事畜禽传染病防治技术研究工作，侧重于规模猪场疫病防控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省、部、国家等科技项目20多项，获各级科技成果8项，发表论文40余篇。②他很爱干净。他在同事亲友眼中有些“洁癖”，却常年干着与脏臭病死猪打交道。伏天的烈日下，王一成进入猪圈挑选病猪、做生理解剖，50多岁的他干完活已汗流浃背，但没有一点指手画脚、假手于人。

翁贝托，你一定是带着微笑走的

赵武平

    没有任何征兆，我的斯柯达，一周内连出了两次异常：电瓶故障，遥控钥匙失灵……带着疑惑和不安，周六上午，我开车来到离家不远的一个维修点。突然，一条手机上的消息让我的心猛然一沉：几个小时前，翁贝托·埃科去世了。

    我不愿相信，翁贝托竟去了另一个世界，而他是那样一个罕见的写作超人，不知疲倦，周周有专栏，年年出新书。不是说他还有新书在五月问世吗?况且，他交来的作品，还有六部等待出版。性急的翁贝托，也许实在等不及了。

    去年我还开玩笑说，像小说家，语言学家，哲学家，符号学家，其实没一个适合他。像他这样的智者，应是希腊神话里的人物。要不然，谁能相信，他半辈子专攻中世纪之学，年近半百才半路出家，竟以一部《玫瑰的名字》名动天下，译成四十三种语言;之后接连六部，也部部畅销。自六十年前，出了第一部专著《圣托马斯美学问题》，讽古喻今、褒贬时政、调侃时尚，加起来竟有六十余部。

    我一度有过错觉，以为死亡与他无关，虽然早就读过他的《我们如何笑对死亡》。他这篇诙谐的妙文，给我的印象，就是在弥留之际，他一定会带了微笑。

    四个月前，我同老朋友谈起，如何再请翁贝托和夫人雷娜特重访上海，——上一次在博物馆看过陈列的青铜器收藏，他不肯接着参观了。“你们要是高兴，继续看去吧，我下回再来。”可是，哪里还有下回?

    我真有点不安了。因为一直记得他在二00七年三月三十日临近午夜发给我的邮件：刚刚接到你们精美的礼物。顺便提一句，要是能再给我说说，这个文献上的内容是什么，我会非常高兴受教。这几天寄上一本我的《在超现实中旅行》，你在第二五一页上面，能看到我讨论中国如何接受安东尼奥尼电影的文章。再次感谢你和你所有的同事。你的，翁贝托。

    这里说的礼物，是告别时送给他的纪念品——珍贵的明刻《宋书》中的一页。听说是件“五百岁的文物”，他顿时两眼放光，连声称善，说一定要亲自带回。但临走时他忽然意识到随身携带偌大一个玻璃物件，恐怕无论如何也上不了飞机。只好托我寄到他的家里。但没想到他竟仍惦记着要我说明。这下可真是难住我了，——看不见实物，怎可能说得清楚。

    至于那本书的事情，则是他们离去前一天，走在城隍庙人群熙攘的街道上，雷娜特问我是否听说，安东尼奥尼一九七二年在此地为纪录片《中国》所取的镜头，后来成为中方指控他代表苏修、美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用电影疯狂攻击“无产阶级”的罪证。翁贝托不经意地插了句话，说他针对那件事写过一篇文章，收在一个文集当中，到家后会找出寄给我看。

    一九七七年夏天，他在《电影季刊》发表文章，结合对电影语言表达手法的分析，既道出了安东尼奥尼身为西方导演在当时的中国左右为难的苦衷，也解释了艺术作品处于不同文化之中，自然会受到“人类学和符号学”的价值判断，难免被另一文化误读，曲解，甚至拒绝。他尽管理解中国人的心态，但不能认可粗暴强加给安东尼奥尼的那些罪名。

    翁贝托是一位真诚的“中国爱好者”，一个想真正了解当代中国的马可波罗。一九九三年夏天，翁贝托和一批欧洲学者来到北京，在题为《他们寻找独角兽》的报告中，翁贝托认为他到中国来，“不是寻找独角兽，而是努力理解龙的习性和语言”，希望自己在反映不同文化时，能够“遵循一种完美的、民主的文化人类学的原则”。

    关于欧洲命运和前途，以及巨大的移民潮，翁贝托也有惊人预言：“新的欧洲后现代的民主思想，应建立在尊重各个种族、民族的思想之上，他们能在任何地方自由活动。”翁贝托目光如炬，近乎当代先知。可惜，这个世界，永远不懂他的忠告。如今，欧洲涌来更多难民，极端宗教恐怖活动也不消停，这世界哪里还有太平?难怪他要赶紧抽身脱离。

    冥冥之中，我仿佛望见他，正带了一丝微笑，绝尘而去。

    （选自2016年3月3日《文汇报》）

    （相关链接）

    ①翁贝托：意大利学者与作家。除学术著作外，著有大量小说和杂文，长年给杂志专栏撰写以睿智、讽刺风格见长的小品文。

    ②他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人，他的小说是他博学的体现，而我的小说好像是无知的产物。他写的《玫瑰的名字》改变了意大利文学史。（选自2015年7月6日《三联》之《孙若茜对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访谈》）

    材料一

    当你16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是在玩游戏，看电影，还是在憧憬着将来找一份赚钱的工作？

    1947年，卢永根16岁。他祖籍广东花县，其祖父辗转至香港谋生，逐渐富裕。卢永根的父亲是一家英国律师行的高级职员，他在家中排行老四，自小生活条件优渥，接受了较好的香港教育。用今天的话来说，卢永根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衣食无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当时的社会苦难没有认识。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书读，人人都是诗人，都是音乐节……我们的生活啊，就是诗境。我们的语言啊，就是音乐。”

    这就是16岁的卢永根以笔名平原写的一首诗。字里行间，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跃然纸上。

    1947年12月，卢永根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1949年8月9日，他在香港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卢永根18岁。他谢绝了家人的挽留，抛弃香港灯红酒绿的生活，以一名地下党的身份，回到内地，成为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学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很多社会名流、巨贾大亨都纷纷南渡珠江，选择到香港避难，试图获得正式的港人身份。但这个18岁的香港仔，却依然北归大陆，此后不管风云变幻，时局动荡，他却从来不改初心，扎根广州。

（选自《卢永根的选择与传承》）

    材料二

    卢永根长期从事水稻遗传研究，在水稻遗传资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等方面的遗传研究，取得了进展。60年代初，他把我国水稻品种划分为光温生态型和气候生态型。70年代后，他根据矮生性遗传方式和等位关系，把我国现有主要籼稻矮源分为2类4群。通过对水稻的质核互作雄性不育性进行基因分析，他发现它们的育性恢复基因是相同的Rf1和Rf2。Rf为不完全显性，有剂量效应。栽培稻的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最少由6个基因座的花粉不育基因控制，提出“特异亲和基因”的新概念，首次建立原产我国三个野生稻种的粗线期核型。

（根据相关信息整合）

    材料三

    因罹患癌症，87岁的卢永根自觉时日无多，与夫人徐雪宾商量，决定捐出所有积蓄。

    3月的一天，卢永根在夫人搀扶下来到银行，将十多个存折的存款转入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因每笔转账都需输密码、签名，前后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

    卢永根夫妇一共捐出8809446元。学校用这笔款设立了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优秀青年教师。

    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大胜看到卢永根用颤巍巍的手掏出牛皮纸包裹着的一叠存折时，忍不住热泪盈眶。卢永根家里的摆设，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破旧的木沙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用铁丝绑了又绑。

    “钱都是老两口一点一点省下来的。”卢永根的秘书赵杏娟说，对扶贫和教育，两位老人却格外慷慨，每年都要捐钱。2014年，卢永根和他哥哥还悄悄将老家两间商铺祖屋捐给了当地小学。

    卢永根没有将财产留给唯一的女儿。

    他说，孩子已经自立了，他的个人财产最后应为社会作贡献。

    在卢永根办公桌上的一个笔记本扉页，写着他用来自勉的四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

（选自《无言的火花）

    材料四

    种得桃李满天下，心唯大我育青禾。是春风、是春蚕，更化作护花的春泥，热爱祖国，你要把自己燃烧。稻谷有根深扎在泥土，你也有根，扎根在人们心里。

（201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