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 知识点题库

我与老舍与酒

台静农

    报纸上登载，重庆的朋友预备为老舍兄举行写作二十年纪念，这确是一桩可喜的消息。因为二十年不算短的时间，一个人能不断的写作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

    我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时，一天，他到我宿舍来，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老牛破车》，我同他说，“我喜欢你的《骆驼祥子》”，那时似乎还没有印出单行本，刚在《宇宙风》上登完。他说，“只能写到那里了，底下咱不便写下去了。”笑着，“嘻嘻”的─—他老是这样神气的。

    我初到青岛，是二十五年秋季，我们第一次见面，便在这样的秋末冬初，先是久居青岛的朋友请我们吃饭，晚上，在一家老饭庄，室内的陈设，像北平的东兴楼。他给我的印象，面目有些严肃，也有些苦闷，又有些世故；偶然冷然的冲出一句两句笑话时，不仅仅大家轰然，他自己也“嘻嘻”的笑，这又是小孩样的天真呵。

    从此，我们便厮熟了，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作苦老酒，味道是很好的，不在绍兴酒之下。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有天傍晚，天气阴霾，北风虽不大，却马上就要下雪似的，老舍忽然跑来，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于是同石荪仲纯两兄一起走在马路上，我私下欣赏着老舍的皮马褂，确实长得可以，几乎长到皮袍子一大半，我在北平中山公园看过新元史的作者八十岁翁穿过这么长的一件外衣，他这一身要算是第二件了。

    那时他专门在从事写作，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太太温柔的照料着小孩，更照料着他，让他安静的每天写两千字，放着笔时，总是带着小女儿，在马路上大叶子的梧桐树下散步，春夏之交的时候，最容易遇到他们。仿佛往山东大学入市，拐一弯，再走三四分钟路，就是他住家邻近的马路，头发修整，穿着浅灰色西服，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远些看有几分清癯，却不文弱，─—原来他每天清晨，总要练一套武术的，他家的走廊上就放着一堆走江湖人的家伙，我认识其中一支戴红缨的标枪。

    廿六年七月一日，我离青岛去北平，接着七七事变，八月中我又从天津搭海船绕道到济南，在车站上遇见山东大学同学，知道青岛的朋友已经星散了。以后回到故乡，偶从报上知老舍兄来到汉口，并且同了许多旧友在筹备文艺协会。我第二年秋入川，寄居白沙，老舍兄是什么时候到重庆的，我不知道，但不久接他来信，要我出席鲁迅先生二周年祭报告，当我到了重庆的晚上，适逢一位病理学者拿了一瓶道地的茅台酒；我们三个人在×市酒家喝了。几天后，又同几个朋友喝了一次绍兴酒，席上有何容兄，似乎喝到他死命的要喝时，可是不让他再喝了。这次见面，才知道他的妻儿还留在北平。武汉大学请他教书去，没有去，他不愿意图个人的安适，他要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①，但是，他已不是青岛时的老舍了，真个清癯了，苍老了，面上更深刻着苦闷的条纹了。三十年春天，我同建功兄去重庆，出他意料之外，他高兴得“破产请客”。虽然他更显得老相，面上更加深刻着苦闷的条纹，衣着也大大的落拓了，还患着贫血症，有位医生义务的在给他打针药。可是，他的精神是愉快的，他依旧要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单看他送我的小字条，就知道了，抄在后面罢：

    看小儿女写字，最为有趣，倒画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具淋漓之致。

    为诗用文言，或者用白话，语妙即成诗，何必乱吵絮。

    下面题着：“静农兄来渝，酒后论文说字，写此为证。”

    这以后，我们又有三个年头没有见面了。这三年的期间，活下去大不容易，我个人的变化并不少，老舍兄的变化也不少罢，听说太太从北平带着小孩来了，应该有些慰安了，却又害了一场盲肠炎。能不能再喝几盅白酒呢？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事，因为战争以来，朋友们往往为了衰病都喝不上酒了；至于穷喝不起，那又当别论。话又说回来了，在老舍兄写作二十年纪念日，我竟说了一通酒话，颇像有意剔出人家的毛病来，不关祝贺，情类告密，以嗜酒者犯名士气故耳。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写作者，只有说些不相干的了。现在发下宏愿要是不迟的话，还是学写作罢，可是老舍兄还春纪念时能不能写出像《骆驼祥子》那样的书呢？

    三十三年②，四月，于白沙白苍山庄

（注：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②本文写于1944年）

侯仁之：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赵婀娜

    在北大师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侯仁之暮年的故事：

    1999年冬夜的一晚，狮子座流星雨爆发，为寻找开阔的观看地带，一些北大师生自发聚集到未名湖南岸、慈济寺遗址旁。这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已静静地仰望天空多时。当得知老先生就是已88岁高龄的侯仁之，师生们自发地围拢到先生周围，听他讲夜空的广袤、流星的璀璨，还有有关燕园、北京的那些人、那些事……

半个多世纪前，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作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但从那时起，侯仁之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已经从传统的沿革地理渐渐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发生转变。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此时他在学术思想上已完成质的飞跃——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写道：“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学中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讲授，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这些问题在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看来，也许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地理有关系的方面，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

    尽管文章很短，但却影响深远，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在远渡重洋之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求，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寻常的城砖，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强烈的兴趣?

    一边是视为寻常物，一边却被视为宝贝，城砖的不同际遇令侯仁之陷入沉思。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回国后，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

    有关侯仁之，还有许多故事，有关他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有关他的求学经历、赤子之心。

    晚年，先生长居燕园。95岁之前，燕园的师生还能经常看见先生的身影。近些年来，先生已久卧病榻。

    如今，尽管先生已驾鹤西去，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未名湖畔那尊石碑，提醒着后人，爱脚下一方土地，珍视一段历史和过往，不能让一座城市失去记忆……

【相关链接】

①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1932年～1936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本科四年学习期间，先后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的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②侯仁之被誉为“活北京”。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北京城市发展中，他大声疾呼：首要问题是水源的开发。他珍爱老北京风土人情的“根源”，一次又一次去什刹海、汇通祠、钟楼、鼓楼、后门桥一带，对这一地区的改造深切关注。

③侯仁之是中国“申遗”第一人，1980年，在一次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中，他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情况。回国后，他立即为我国加入这个公约而多方奔走。1987年起，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流沙河：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徐琳玲

    暗幽幽的光线里，流沙河坐在背靠阳台窗户的单人沙发里，慢悠悠讲着《诗经》，语调平缓得如一条溪流。坐着看，这是一个干瘦干疫的老头儿，头脑却敏捷、锐利得让人赶不上趟。谈话间，他在客厅和书房间来回疾行：一会儿从书房里搬出一本厚厚的《十三经注疏》，“咬”地又一转身，拿来一个放大镜，“咬”地又起身从书房端出纸笔，给记者拆解姓氏的由来。

    他原名余勋坦，笔名“流沙河”出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0 1931年生于成都，4岁开始研习古文，在民国时代的公立学校里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一年级。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彼此交汇、撞击的年代。学堂的国文老师们认为白话文浅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我的小学老师规定所有的作文必须用文言文写。中学时，国文老师把《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都选进来。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学的，比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书》要多得多。”念高中时，他已经背下了《庄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国藩、桐城派的文章。“当时我们十三四五岁，记忆力特别好，背了这么多古诗词、经典，!现在想忘记都忘不掉。”流沙河认为，学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诵，记住了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慢慢懂得它，形成一种文化性人格。”

    1947年春，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巴金一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还有艾青的诗歌都让他沉迷。他开始向报纸投稿，陆陆续续发表了十来篇短篇小说、诗、杂文。一个崭新的世界于1949年到来。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后，流沙河再也按搽不住热情，就读半年后就离校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先在《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后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

    此时的流沙河是一名积极上进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用诗歌、散文、先进人物事迹报道讴歌着社会的新面貌。

    随着政治运动的到来：1957年流沙河被打成右派。在省文联接受劳动监督时，他一度被分配到图书资料室管报纸。在资料室的库房里，他欣喜地发现一堆“破四旧”留下的旧书，里头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他一头扎进旧书堆里，每日忙完劳役后在里头读书度日。后来，他干脆把床铺也挪到书库里。在发黄的旧书堆里，这个被命运抛入谷底的年轻人找到一个与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他不复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在史家留下的书里，记载着各朝代的黑暗岁月、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各种各样的冤案错案。流沙河说自己读了历史之后，就觉得个人的连遇很微不足道了，甚至开始感恩。

    给他带来最多安慰的，是少年时图固吞下的《庄子》。这大抵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命运传统﹣一当人生遭遇困顿、“兼济天_下”的入世理想破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释、道二家。平和、柔顺、不争，这是流沙河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他自称是庄子2300年后的门徒。    1978年，他作为全国最后一批“右派”获得平反。一年后，他重回四川省文联，也重回《星星》诗刊编辑部。自1989年起，流沙河决意弃“诗”从“文”。冉云飞对流沙河的诗歌评价并不高，“‘他真正有价值的，是80年代之后一系列文化、文字研究的著作，包括《庄子现代版》、他写的随笔，以及这十来年的《白鱼解字》、《文字侦探》、《流沙河认字》。”“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近二十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古文字研究，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背后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写诗相比，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他热爱着这些有着2300年的生命史，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

    流沙河与古文字研究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杭日战争末期，一位成都来的刘姓国文先生自作主张，用清代王药著的《文字蒙求》，给他们上起了古文字学。十来岁的少年由此萌发了兴趣：原来汉字的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样神奇。当右派被监督劳动时，他开始阅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此发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文字，帷一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就是我们的汉字，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连日文都半拼音化了。人类的文字最初都是从图画过来的。为什么世界上其他民族很早就告别象形，转向拼音，唯有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坚持着呢？”他说，“汉字完全应该得到尊重。”

    至于他自己，他在《白鱼解字》序言里的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解一一“白鱼又名蠢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几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相关链接】①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流沙河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可是不久，他就宣布封笔。述及缘由，他说：“那时候名声很大，但我的脑子是清醒的。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摘自《解放周末》）②流沙河：我希望我的书能教年轻人爱国。什么是爱国？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研究古汉字，不仅因为这是古人留下来的有韵味的、美丽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过去。（摘自《解放周末》）

108岁国画大师晏济元：工程师才是我的本行

    国画大师晏济元一生都是传奇。他和张大千齐名，一生相知相交，闯荡过上海滩。他7岁学画，作画已有百年，画作一平方尺价格达94444元，却自认搞工业才是自己的本行。晏济元住在江北一小区，邻居都以为他是个普通老头。

    兰花摇曳生香。鹤发童颜的晏老坐在窗前小桌旁，满头银丝用簪子盘成一个拳头大的发髻。他信道教？“不，头发长了，别起来方便些。”晏老说。

    “很多人都知道师傅和张大千是亲戚，穿叉叉裤时就是朋友，但很少有人知道，师傅和张大千，一起造过假画。”弟子黄伟笑着说。

    提及此事，晏老也乐了：“算起辈分，我是三儿（张大千的小名）的表叔，但三儿反倒比我大两岁。那时候，我们两个偶尔得点零花钱，老是约着一起去买字帖或买小人书。”

    世纪20年代末，两人都还不到30岁，相继去了上海，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一起，画在一起。

    那时上海画坛，帮派森严，排外性很强，外地画家要想露头角很不容易。“得过日子啊！三儿就想到用‘假画’当敲门砖，喊我一起做。”晏济元说，两人分工，张大千管画画，他负责写落款，仿的是清代名家石涛的画。

    当时上海有个叫程林森的地皮大王，酷爱石涛的画。他的新房客厅极宽敞，但没镇宅的画幅。画商把消息透露给张大千。张大千叫上晏济元，按客厅尺寸，仿了一张石涛的画，让画商拿去兜售，骗过众多行家，一拍即中，卖价很高。

    此事后来“败露”，但却传为美谈，轰动一时，张大千的画功也因此名震上海滩。

    “从幼年到成年，父亲与张大千相处几十年。日本入侵中国后，父亲和张大千到处搬家，最后来到重庆，拿出80多幅山水画举办了抗日募捐画展。”晏济元的儿子晏秉正说。

    身为一代国画宗师，晏老却笑称自己是工程师。“我这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用学到的机械工业知识让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

    “我年轻时看到，成都市面的商品都是外国生产的，有些茅房的卫生纸都是日本的。我心头很气愤，决定要学工业。”在张大千的资助下，晏济元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35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铁道讲习所、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学习工程术科。

    抗日战争爆发，晏济元回国，随着时局的动荡，颠沛流离。

    1949年底，重庆解放，他的所学终有了用武之地，当年12月进入中国民航重庆局所属的前进灭火机厂搞技术工作。

    1950年，他调至市工业局任工程师，后到重庆塑料三厂任工程师，多次被厂里返聘，直到1974年73岁时，才因病申请正式退休。

    “所以说嘛，画画只是我的爱好。”晏济元说。但在近期出炉的“当代中国书画家作品最新价格指数”中，晏老排名第五。

    晏老的画展即将在本周日举办，他在画展序言中写到，“余七岁结缘绘事，至今从艺已逾百年……中国书画艺术在于心与物通，物我两忘……只有‘学古敌古，创新破新’，这样的画家才可以说是真正的中国书画家。”

（节选自《重庆晨报》）

相关连接：①晏老喜欢大自然，他在家里种满了竹子和兰花，更喜欢登山涉水、旅游写生。2003年，102岁的晏老登泰山，一到山脚，他就兴奋得像个小孩，马上拿出纸墨开始画画，又拿照相机不停地对着山、树猛拍，还说，“树是有风格的，山是有性格的。”一到山顶，老人家更跟老小孩一样，激动得举起双手一阵挥舞。（《晏老养生秘诀》）②1957年晏先生57岁时被错划为右派，1965年65岁时腿摔坏卧床长达8年，但他从不气馁，不坠青云之志，身居陋室，绘画第一。（《走进艺术殿堂的人》）

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有改动）

    ①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他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并以此指导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从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这些思想是一笔宝贵的应该加以继承和借鉴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后人加以吸收、总结、研究和珍藏。同时，他令人称道的人格魅力和品德气质以及个人修养，都反映出近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和谐的融合统一。

    ②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③梅贻琦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许多人对“大师”有片面的理解，仅看到学问的一面，而梅贻琦讲的“大师”则是学问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为此，他提出了“从游”这一生动的比喻，以老师为大鱼，学生为小鱼。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种以教师的高尚品行和渊博学识来自然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的观点，就是著名的“从游论”。

    ④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的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⑤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并把体育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与梅贻琦的倡导很有关系，他认为这是学生“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高尚人格具体体现在“团体精神”、“急功好义”、“遵守纪律”上，要借团体的运动“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并在学籍管理上明确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这些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与深思。1928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的时候，就曾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1934年，已经担任校长的梅贻琦对自己的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他还说，体育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胜，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能否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在体育比赛中，“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假如在比赛之前，有人因为没有取胜的可能就放弃比赛，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在团体中应尽的任务。

    ⑥群育则是梅贻琦德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这源于他对人类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

    ⑦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该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相关链接】①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人物》杂志《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②梅贻琦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黄延复《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许渊冲：在功利与道德境界之间

（一）

    8月22日，外文局礼堂，中国翻译协会为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北极光奖”的他举行了盛大的授奖仪式。这一天，他或许等待了一辈子。

    作为和傅雷、钱锺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已经出版了120多本译作和翻译理论，涵盖中英、英中、中法、法中4种类型。“精通这3种语言，能够互译，而且有作品出版。能做到这点的，全世界绝无第二个。”这是他平生最为得意、屡屡自夸的一点。他翻译《楚辞》 《诗经》《西游记》 《唐诗三百首》 《宋词三百首》等经典，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二）

    授奖一周之后，记者前往他在北大的家中拜访。他兴奋地拿起手中的《李尔王》英译中手稿：“朱生豪和卞之琳的译本有他们的优势，但他们翻的没有玩笑味儿，而且卞之琳太强调对等。比如这句‘那篱雀养大了杜鹃鸟，自己的头也给它吃掉’我翻成‘麻雀喂大了小鸟，小鸟要咬它的头’。李尔王养大了女儿，现在女儿却要来对付他。只有翻出‘小鸟’才能表达这个意思啊！”

    多年来，他是翻译界的“少数派”。他的“过度”意译风格长期不被人接受，甚至被斥为“乱译”；倡导译诗要押韵，也和国内多年流行的分行散文诗译背道而驰。

    率性、张扬的个性，也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子里“独树一帜”。他在自传《追忆逝水年华》中大方罗列出国内外对他的各种赞誉；在散文自选集里称“三美”“三化”理论达到了西方对等论无法达到的高度。即便是翻译界的泰斗傅雷，他也认为并非不可逾越：“可以拿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和他的比，整本水准绝对高过他。你随便摘十段出来，我不怕。”

（三）

    他在回忆录中不吝笔墨地描述母校西南联大。

    外文老师叶公超讲《生活的目的》时，先要学生朗读。学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热讽，叫人哭笑不得。许渊冲在别人念时没听，只顾准备下面一段，所以念得非常流利，满以为不会挨骂了。不料叶公超却问：“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不重内容，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许渊冲诚恳地自省。

    1978年初的诗歌译坛仍然是分行散文一统天下。许渊冲把诗词的译文和译论一同寄给朱光潜请教，后者在信中说：“意美、音美和形美确实是作诗和译诗所应遵循的。”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为了诗词翻译中的问题，他曾屡次写信向钱锺书请教。后者都不吝回复点拨。钱锺书回信第一句，就把汉诗西译称为“壮举盛世”，给了许渊冲无穷的动力。

    但钱把传真看得重于求美，认为翻译不是创作，这和许渊冲的意见不同。

（四）

    夫人照君说，吃完早饭，他就开始翻《莎士比亚全集》，晚饭散步回来以后就“来劲”了，继续翻译，直到深夜。“有时他会半夜里坐起，打开电灯，把梦里想到的东西写下，生怕第二天忘记了。”

    “我现在也不用功啊，一天才1000字，只是觉得有趣才干。”许渊冲轻描淡写地说。他心里时刻怀揣着“赶英超美”、希望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焦虑。他认为：“若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

    他一直铭记老师冯友兰提出的“四重境界”：“我现在，应该是在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之间吧。什么时候，道德境界变成自然，那就是天地境界了。可是，世间有几人能做到？”

（节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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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他所做的事，对于他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就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这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

（摘自冯友兰《人生的境界》）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 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 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一人一校一国家

   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

    1898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做家馆老师，教授其子弟。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

    张伯苓从南开中学创办起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重视修身教育，每周亲自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 张伯苓当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他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从此终身不再吸烟。南开在校学生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学校，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举办天津市运动会，自己也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

    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其中南开女中始建于1923年，到了1924年，就已经有四名女子进入南开中学和男生一起听课了。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热心襄赞国事。很多南开学生、校友，向往延安革命圣地，请张伯苓代为介绍，他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将大批有生力量迁往抗日后方。张伯苓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经常用亲身经历的“国帜三易”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11月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后，基于对抗日战争时局的清醒认识，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1938年12月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平津沦陷，当时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多有不便，惟独南开中学从容应变，弦诵未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当南开校园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张伯苓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投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1949年4月，蒋介石两次到张伯苓住所，要求先生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任其选择。张伯苓始终不应。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三次劝行。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拒绝了蒋氏最后的邀请。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摘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 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1930年至1949年期间，是钱穆把自己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來，建立自己史学思想体系的时期。

    1931年夏天，钱穆应聘执教北京大学。他讲课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上下相顾，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对制度经济、文治武功等，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大有贡献。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而《史记》也有不少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致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如上所述，钱穆研究《竹书纪年》厘订今传世本的错误，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注释的矛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立一说必推之子书、史书而皆须准确无误，证一伪必考其时间、地点而确皆无误，真是丝丝入扣。至于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则是世所罕见的。然而，钱穆初衷不想单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想使研究战国史的人对这一段纷乱的史事有比较清晰明朗的年代顺序为信据。

    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据杨树达日记，陈寅恪先生对钱著评价很高。杨先生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此书实为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

    1937年5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这是他在北大上课的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钱穆不同意近代学者那种把汉学和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可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钱穆在此独出心裁地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这种卓然不群的见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近代学者言清代学术诸书，如章炳麟、梁启超等的著作，均未尝提及清代学术与宋学的联系，遂使人迷失其渊源。如今钱穆特为指出，才真正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钱穆写成《国史大纲》。钱穆在书中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再看钱穆书中的取材布局、用词造句皆耗费了不少心血。有些读史的人，不明白这部史书的布局，何以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国而略于外族？在取材上，何以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何以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因为辽、金、元、清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汉唐是华夏民族治理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治世。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相关链接：①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镬（【jǔyuē】规矩法度），时切其响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②钱先生主张学习西学，但是吸纳和消融西学，必须应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必须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上海大学陈勇《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

凡忠必愚：冯道

刀尔登

    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

    这是一首骂冯道的诗。作者是元朝的“思想家”刘因。

    冯道的挨骂，在于他历仕四朝十一主，拿丧君亡国不当一回事儿。但说起来，“梁唐晋汉周，播乱五十秋”，一转瞬之五十几年，中原五次易主，如走马灯；便是同一朝里，亦君臣互噬，父子相残，一镇之内，杀帅夺旄，习为常事；各路兵将尽是虎狼之性，称孤道寡者不过沐猴而冠，借《沙家浜》里一句词，叫做“忠在哪里，义在何方”。此时能知些廉耻的，便自谓胜人一筹，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主辱臣死？从后梁的张文蔚、杜晓，到入宋的范质、吕端，一批名声尚好的大臣，都是前朝旧人，岂独冯道为然？

    冯道另一挨骂处，是奉使契丹，有汉奸之嫌。不过唐代的华夷之防不像后世那么严，安史乱后，更是严也无从严起。陈寅恪曾论河朔藩镇为“胡化集团”；中原五代，更有三代是沙陀人建起来的。石敬瑭父事契丹，固然无耻，但心甘情愿给他人做奴才的，从古代到今天，难道又少了？石敬瑭不过是“皇帝”，当天下之重，格外地没面子而已。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遗患二百年，罪过不小，但他自己就是沙陀人，“汉奸”两字，用在他身上，原本不伦不类。冯道虽是汉人，立身沙陀人之朝，又当极废州裂之季，责他以“民族大义”，是以后世人之所见，责前人之所不见。他在契丹的言语，“哄洋鬼子”而已，“弱国无外交”而已；脸皮厚是真的，但脸皮不能如此之厚，他也不用去了。

    冯道不以谄媚事人，而能取容于四朝，可见这个人是很滑头的。逢大事则依违两可，不得罪武人，不预废立，这大概就是他的自全之道。冯道善持大体，若说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倒也看不出来。有个人嘲笑他，如果走得快了，怀里一定会掉出兔园策来，他也不以为愧。他的好处是心胸开阔能容人，得罪他的人，他并不报复。诗人杜荀鹤的才能倒高，但刚在朱温那里得宠，便在家中气冲冲地掰着手指头，算计都有谁得罪过自己，准备尽杀之。这等倾险之徒，不如冯道这样的庸人远甚。

    五代兵连祸结，黎民深被荼毒，当此之时，忠为下，仁为上。冯道慈悲为怀，活人无数，然而他的口碑居然还不如史弘肇之流的“好汉”，这只能说是老百姓做刍狗做惯了。史弘肇这种人，不逢其会，杀猪屠狗而已。但人如草芥之时，必有视人如草芥者出，选对主子，多杀人，便可为英雄。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宋史》批评五代臣子视事君犹如拿钱干活儿，改朝易姓，就像换个东家，一拍两散，——便该如此！司马光骂冯道为奸臣之尤，理由是冯道“求生害仁”。——在司马光的头脑中，“忠”与“仁”已经分不清了。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评说人物，古人也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问题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以忠为大，则义为小；以节为上，则仁为下。在司马光、欧阳修看来，冯道所做的善事，只是“小善”——如他的廉俭，如他念诵聂夷中的《伤田家诗》来感悟李嗣源，如他劝耶律德光不事杀掠，如他救下违反买卖牛皮禁令的二十人；如武将把抢来的妇女送给他，他置之别室，访得其家送回去；及随辽北上到恒山，见到被辽兵俘掠的士女，掏钱赎出，设法送归乡里。——在忠字当头的史学家眼里，大节既亏，这些小善也就无足道了。

    五代的惨剧，本可换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纷纷而出，把观念的旧山河收拾起来，重入轮回。此后纷纷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认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冯道为例——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顾炎武、黄宗羲，都以冯道为小人，批评誉冯道为“吏隐”的李贽为邪妄。在三人者，身为胜国遗老，自然要痛骂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徐光宪：他的世界“祖国最大”

王庆环

    5月6日，“稀土之父”徐光宪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他是我国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稀土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告别的时刻，感念先生作为一代科学巨匠走过的一生，人们发现，他留给科学世界的宝贵财富是如此厚重与绵长。

    “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正是这一信念，支持徐光宪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和科研前景，放弃妻子高小霞一两年后可能得到的博士学位，毅然回国。

    回顾徐光宪先生的一生，爱国，不仅是他个人崇高的情感，更成为他科学工作的最高准绳。他常说“科学研究应该时刻关注国家目标”，国家需要你改变方向时，科学家应该服从国家需要。他曾在科学研究中四次改变科研方向，先是从量子化学转到络合物化学，再转入核燃料萃取方向，接着是稀土分离，最后又回到量子化学方向。

    这种情怀，让徐光宪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一方面，他强调要思考纯科学研究如何衍生出应用价值，考虑其远期的应用背景，使基础研究的成果尽可能应用到实际中去，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基础研究，他常说，没有基础研究，引进国外的技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自己的基础研究不行，就没能力消化，更谈不上创新。“他这么做，完全站在‘祖国最大’的高度上，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看他，觉得他就是黄河，就是泰山，就是北斗。”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说。

    徐光宪生前经常讲他年轻时一段“塞翁失马”的经历。1939年夏，徐光宪从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土木科毕业，有机会获聘成为昆明铁路局的铁路练习工程员，铁路局派来一个人，把徐光宪及其他7名同学带到上海，并安排他们住进一家小旅馆，谁知这个人却带着8个人的路费趁着兵荒马乱跑了。没办法，徐光宪只能投奔在上海当初中教师的哥哥，得以有机会备考上海交大。每次回忆这段往事，他都会感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生活小事中也能看出哲学意义的徐光宪，在科学道路上有着非常宽广的学术视域，十分关注化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对科学史、传统文化均有所思考，其中哲学思考更是贯穿其一生的科研工作。

    徐光宪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对化学哲学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的自然科学家之一，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经典理论，他在20世纪50年代对“物质和运动”进行了考察，其成果属于中国化学哲学最早问世的一批成果。

    科学发展史也是徐光宪感兴趣的领域，他善于从科学史的重大发现中来获取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他的许多分类学与方法学思想即从科学史当中获取灵感。他的报告，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徐光宪自美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既从事科学研究，也从事教学工作，两项工作都做得十分成功。他常说，作为教师，讲课比天大。徐光宪上课从不迟到，他曾说：“我从学生的脸上，看到他们对我的讲课是满意的，我就感到很高兴，很幸福。”

    就像他做科学研究一样，他的教育教学工作从来都不“单纯”。

    正是因为意识到逻辑思维训练与科学创新的重要性，他编写的讲义与教材，都特别注重习题练习与训练，课前五分钟的习题测验，是他上课的特色。他希望学生做完习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学到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用学到的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他的课程一般都是与科研需要结合起来的，在教学中引入自己研究的新成果，介绍研究领域所需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并及时反映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徐光宪非常关心青少年的科学教育，1999年8月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初建时，他是俱乐部第一批学术指导中心导师。“那时徐老年近八旬，亲自做讲座、答疑，让我们尽情享受了科学的魅力与活力，那场景，仿佛就在昨天……”已经毕业多年的俱乐部老会员闻讯来到灵堂祭奠，并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对老师最突出的感受是他的为人，他特别乐于助人。物质上，捐钱捐物的事情做得真不少，帮助困难职工和学生 ；精神上，凡是向他求教的人，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他都热心帮助。他对年轻人特别好，担负责任，给予帮助，让年轻人放手去干，成长起来。还有，他无论做什么都坚持不懈，遇到困难用几年的时间去解决也不怕。”黎乐民院士说。

（摘自王庆环《名人传记集萃》2016年9月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20多年前，国外稀土行业的跨国企业，被迫经历过一次巨变，他们称这次巨变为“中国冲击”。中国终于实现了由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稀土出口大国的转变。为此，徐光宪被称作“稀土界的袁隆平”。（余玮《徐光宪：举重若重的“稀土之父”》）②“科学家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工匠’，还有一种是‘大师’。前者的目光局限在具体的研究中，而后者则研究科学的哲学层面。徐光宪就是后者的境界。”徐光宪的学生严纯华院士说。（马荣真、彭广舟《“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逝世：一生“扎根”稀土》）

郭永怀小传

李家春  戴世强

    1909年，郭永怀出生在胶东半岛荣成县的一个海边小村——西滩郭家村。在中学里，郭永怀废寝忘食地钻研学问，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自然科学方面开始显露才能。抗日战争开始之后，郭永怀随校迁往昆明西南联大。这时他的兴趣从光学转向力学。1940年9月出国开始了留学生涯。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国外航空工业蓬勃发展，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其标志之一就是飞行速度不断提高，达到每小时700公里。可是，当人们尝试进行跨声速飞行时，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1945年，郭永怀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钱学森的评价是：“郭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郭永怀在跨声速领域里的学术成就博得了世界公认。值得指出的是：他和钱学森一起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这是一项重大发现，为解决跨声速飞行的工程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共同努力，人类终于在1948年突破了“声障”，跨声速飞行获得了成功。郭永怀的研究成果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1956年11月，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美国已经获得的荣誉、地位和优裕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类进入了空间技术时代，一些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开展巨型导弹与火箭、人造卫星的研制。这时飞行器的速度已经接近或达到摆脱地球重力所必须的第一宇宙速度，于是，高超速空气动力学自然地成了力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看准了这一方向之后，郭永怀毫不迟疑地从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两方面组织队伍开展工作。由于郭永

    怀的出色组织和指导工作，在高超声速气体流动力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在高超声速领域里，由于飞行器周围空气的强烈压缩和摩擦，造成了摄氏几千度的高温环境，普通材料制成的飞行器必定会烧融成一堆废物，因此，“热障”就像当年的“声障”一样，成为力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们必须逾越的障碍。郭永怀很早就认识到，必须在飞行器表面涂上防热材料（烧蚀材料），并且坚定地认为，与理论研究同时，必须大力开展烧蚀材料的实验研究。我国洲际导弹的试制成功和人造卫星的返回，标志着我国科学工作者在克服“热障”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而这里面就凝聚有郭永怀同志的一份心血。

    1980年1月，钱学森同志在《郭永怀文集》后记中写道：“郭永怀同志归国后奋力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做的比我要多得多（因为钱已把主要精力用于国防科研事业——笔者注）。但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工作，1957年初，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最合适的人，我毫不迟疑地推荐郭永怀同志。郭永怀同志对发展我国核武器是有很大贡献的。”事实确实如此。作为国防科研事业的忠诚战士，郭永怀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核武器的水平在短时期内迅速接近于世界水平。在学术问题上，郭永怀以严谨著称，从不容许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更不容许草率从事，滥竽充数。他生前兼任《力学学报》主编，有一次对力学界一位权威的来稿发生了分歧，审稿者提出了肯定的意见，有一位青年人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此郭永怀特意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结果发现基本方程有误，郭永怀就坚决支持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小人物”的意见。

    1965年，郭永怀曾经讲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来鼓舞全世界革命人民。”他为实现这个宏伟

    的目标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摘自《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一辑）》，有删节）

女校长的刚烈

王开林

    民国史上，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杨荫榆是不可忽略的。

    杨荫榆出身书香门第，190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嗣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1913年，她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她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她在获派之列，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22年，杨荫榆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究，受到章士钊的赏识。两年后，她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也许是不幸的婚姻遭遇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被人咒为老孤婆灭门妇的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一点也不通融，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觉，再加上他一次离婚、两次留洋的特殊经历，当时，一般男女都对她敬而远之。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婆。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招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4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命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菜、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息公愤。

    平心而论，在安稳的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他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引警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尤为不妥。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苏州赋闲。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再作冯妇，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声名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应有的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反革命分子，弄得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整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探沸汤、如坐针毡。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的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冰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妇人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也值得敬佩。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

（选自《读者》2013年第2期，有删改）

发愤著书

张大可

    司马迁受腐刑在天汉三年十二月，出狱大约在天汉四年二、三月。这年司马迁四十九岁，出狱后被用为中书令。

    中书令本由宦官充任，而司马迁因受腐刑得此官，他认为是人生极大的耻辱。他在《报任安书》中凄怆满怀地诉说他的痛苦，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这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它使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种心境下，给予司马迁以生的力量，唯有那无声的立言事业还未完成。司马迁身受腐刑，体味三重，人主的喜怒无常，便意味着人臣的祸福莫测。专制主义的荼毒，擦亮了司马迁的眼睛，使他看清了“明主”这一绝对君权的残忍本质，深深认识到过去“以求亲媚于主上”是“大谬不然”，于是一反常态，表现了对国事、世事的冷漠。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已五十三岁，任中书令已五年，他除了埋头撰述《史记》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这时，司马迁的好友益州刺史任安，心中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要给司马迁以鼓励，给他写了一封信，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任安的信，好似一石击起千层浪，它把司马迁积滞在心中的郁闷引发出来，爆发在回信《报任安书》中。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王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诉，慷慨悲凉，理正而辞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两千多年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既然宫刑是人生最大耻辱，为了人的气节尊严，就应早早自裁结束耻辱；但为了实现著述理想，立名后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可是活下去，又遭世俗非议，等于继续受辱，即“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这种既觉得应该死而又不能去死的思想纽结，折磨得司马迁神不守舍，多次想到去自杀。最后司马迁抉择了隐忍立名的自新之路。也就是说功名重于名节。当一个人功名已就，或者以死可以立功名时，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才能未尽，功名未立，死节不过如九牛一毛，不能产生社会影响时，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司马迁正是在这一基准点上找到了死节与立名的统一。所以在《史记》中，他既表彰那些死节者，又表彰那些隐忍苟活者，把历史人物的死写得生动有情。

    《史记》中写了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齐国布衣王蠋在齐国沦丧濒于灭亡之时，仍“义不北面于燕，自尽身亡”；田横耻于降汉，自而死，他的五百宾客闻田横死，“亦皆自杀”；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项羽兵败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司马迁称赞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至贤”，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象屈原那样“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洁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然而，在逆境中奋发，忍辱负重的志士，更加难能可贵。勾践卧薪尝胆，坚韧顽强，发愤雪耻，终灭强吴而称霸王，司马迁不仅许之以“贤”，还赞其“盖有禹之遗烈焉。”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重后世，司马迁赞其为“烈丈夫”。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典军奉旗者数矣，可谓壮土”，但是，当他被刘邦捉拿，为人奴而不死，受辱而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其为“贤者诚重其死。”这后一种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更是值得敬仰的男子汉，“烈丈夫”。这一观点，不仅与世俗相违，而且颇谬于圣人的是非。一般世俗观点，认为忍辱负重是贪生怕死，若被刑戮，“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孔孟遗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些一遇侮辱就轻身自杀的人，在司马迁看来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并不是真正的勇士。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前已述及，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标准。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要让它闪光，死得有价值。一个人若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待后人评说，而仅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决心以最大的毅力来完成《史记》。司马迁终于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忍辱著书，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节选自张大可著的《司马迁评传》）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摘自《于敏：“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光明日报》2019年9月19日 第4版）

相关链接：

    ①“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

    ②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寂寞荀子

王善鹏

    荀子很寂寞，也很无奈，从他那荒凉的陵墓可以看得出来。

    小时候常去外婆家，每次去外婆家的路上必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土丘上玩耍一阵。年龄稍大一些时，问大人土丘是何物，被告知是大地主的坟墓。直到上初中才惊讶地听说那个土丘原来是荀子墓。当再去外婆家路过这个土丘时，内疚之情便油然而生。

    在我名不见经传的故乡，竟沉睡着一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圣贤，这使我不由得感到自豪，随即又不安起来。

    我开始埋怨家乡的父老，我们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有如此显赫的人物，我们既没有尽地主之谊，更没有表现出鲁南人的热情豪放，而是无情地把这位客人抛到荒山野外。

    荀子墓位于兰陵镇东南1.5公里处，墓地东邻横山山脉，这就注定了荀子墓的地理位置在山麓洼地。荀子墓西邻城南王庄，所谓城，已经不是先生在时那个曾经辉煌的兰陵城了，如今的兰陵，属于山东省苍山县的一个镇，除了李白在《客中行》里赞誉过的那个美酒厂还艰难地支撑着兰陵的门面，已经看不出当年兰陵城任何的蛛丝马迹了。

    荀子墓长满了野草，周围有几棵瘦弱的洋槐，既没有楼阁庙宇，又没有苍松翠柏。逢年过节或许也没有人烧香祭奠，至今给人的感觉仍是凄凉。

    荀子远离喧嚣，被世间的尘埃湮没。

    这使我不禁想起了兰陵的另一位名人，他是被茅盾先生称为“午夜彗星”的近代作家王思玷先生。王思玷先生可谓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仅留的几篇作品被家兄王善民先生编入《午夜彗星》。在兰陵，王思玷是名人，甚至胜过荀子。如果你有机会去兰陵，站在西街口上，一定能看见西山上王思玷先生的巨型雕像，王思玷先生神采奕奕，戴一副近视眼镜，留中分头，面对近两公里外长眠的荀子，不知感想如何。

    面对一代宗师，王思玷先生像是在背诵荀子的那篇名作:“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王思玷先生的雕像是在地方政协的倡议下，兰陵的仁人志士们自筹资金树立的，雕像下面的石座四周密密麻麻刻满了捐钱人的名字。这不难看出，兰陵人还是挺慷慨的。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是李白的《客中行》，李白的许多著名诗篇都是酒后有感而发，一生的诗作数不胜数，兰陵人对《客中行》却情有独钟。兰陵酒的商标上不仅有李白的诗篇，更有李白的头像，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进行了注册，这难道不是兰陵人的精明?

    《客中行》不是诗，更像广告词，比那个铺天盖地的推销词“相信我没错的”说得更加含蓄而富有内涵。李白为兰陵酒制造的名人效应持久不衰，使兰陵人世代受益。兰陵人把一个酿酒作坊发展成今天的集团公司，除了兰陵人自身的努力之外，李白功不可没。

    兰陵人知恩图报，在美酒厂的办公楼前建起了一座高大雄壮的太白楼，据说这座太白楼的建造施展了兰陵人大胆的想象力，登上太白楼，使人联想到李白当年把酒临风醉卧兰陵的洒脱风采。看得出，兰陵人还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

    相对于李白来说，荀子是个地道的兰陵人，他曾两度就任兰陵令，在位十八年，走遍了兰陵的山山水水，政绩卓著，内治外联，实惠于民，政平而民安。

    宋朝徽宗皇帝非常敬重荀子，曾下令建造荀子庙。荀子庙年久失修，早已倾圮。明朝诗人李晔专程来兰陵拜谒荀子墓，见荀子墓孤寂荒凉，感慨万千，曾赋诗一首：“古冢萧萧鞠狐兔，路人指点荀卿墓。当时文彩凌星虹，此日荒凉卧烟雾。卧烟雾，愁黄昏，苍苍荆棘如云屯。野花发尽无人到，惟有蛛丝罗墓门。”道光二十一年(1841)清政府曾补建荀子墓碑一座，光绪三十年(1904)又立“楚兰陵令荀卿之墓”碑。1977年荀子墓被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苍山县革委会另立保护标志碑一座。

    我定眼看看兰陵人，再次瞻仰荀子墓，竟无言以对。

“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照亮大山女孩的梦想

扎根贫困地区40余年，张桂梅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帮助1800多名贫困山区女孩圆梦大学，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

忠诚——“我是个党员”

在华坪县档案馆五楼，工作人员打开了编号从231到238的档案柜，里面摆满了张桂梅的各种荣誉等，共有200多件。

张桂梅1957年6月生，从小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上学了是班上的文艺骨干，初中时在学校主演过歌剧《江姐》。革命先辈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她。记者采访时，张桂梅随口便能唱出一段：“看长江战歌掀起千层浪，望山城红灯闪闪雾茫茫……”

18岁时，张桂梅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开始在林业企业做行政，后因林业子弟学校缺老师，她转岗从事教学，还带出了不错的毕业班。再后来，张桂梅考取师范学校，毕业后和丈夫到大理教书。丈夫不幸因病去世后，1996年张桂梅离开大理喜洲，调到条件相对较差的丽江华坪中心中学教书，后又调到刚组建的民族中学任教。

1997年，张桂梅查出患有重病，校园里几百米的路得一步步挪，时常疼得汗如雨下。同事们半夜送她去医院，熬好中药送到她宿舍；县妇代会上，代表们现场给她捐款；县长说，“我们再穷也要治好你的病”。谈及这么多年的坚持，张桂梅说：“我的初心就是报恩，要回报这片热土。”

2008年8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建成。建校10多年来，张桂梅拖着病体忘我工作，家访超过1600户，行程11万多公里，走到了许多大山里“汽车轮子到不了的地方”。她无数次掏出自己的工资扶危济困，甚至协调给乡亲们引水修路。张桂梅曾说：“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教育事业；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我是个党员，党员为群众办事，没什么该不该管的！”

初到华坪，张桂梅遭遇人生最低谷；创办女子高中，她历尽万难，也曾一度想放弃。同记者聊开了，张桂梅说：“自己能挺过来，一是最困难的时候拿自己和革命先辈比比，觉得也没那么难；二是做事不能心里老有个我，你忘了自己忘了病痛，事情更容易办成；三是咬牙坚持，熬过今天，或许明天就有希望了。”

忘我——“她是把自个儿都舍出去了”

“她身上那么多病，学生上课时，躺着多休息休息不好吗？”说起张桂梅，相识多年的王秀丽既心疼又钦佩。

“那怎么可能！”对于“多休息”这个提议，张桂梅不仅表示“万万不能”，还反问：“你休息了，没人拿喇叭喊了，校长不陪她们读书了，女高还是女高吗？”

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开办，捐助方希望张桂梅来兼任院长。无儿无女的张桂梅，成了54名孩子的妈妈。那一年，赵建英来福利院工作，如今已满20年，她见证了院里经费最紧张时张老师带着孩子们到街上卖玩具贴补经费，也见证了一拨拨孩子长大成人。20年间，福利院先后收养了172名孩子。赵建英感慨：“张老师对孩子们，真好。”2008年记者到此采访曾巧遇张桂梅的姐姐，说到干起工作来不管不顾的妹妹，姐姐说：“她是把自个儿都舍出去了。”

传承——让学生“脚下有路、眼前有光”

早晨，华坪女子高中的学生5点半起床，5分钟洗漱完毕，跑步上下楼梯；课间出操，她们一分钟就站好队；下课铃声响起，跑到食堂排队、打饭并把饭吃完，她们要在10分钟内完成……也许有人会问，管理是否严格了些？王秀丽从2008年起，就跟张桂梅到女高学生家中家访，她说：“当你看到一个家徒四壁的母亲，把女儿的奖状一张张铺在地上，那种自豪可以点亮整个昏暗的房间，你就能理解张老师。”

十几年来，华坪女高探索形成了“党建统领教学、革命传统立校、红色文化育人”特色教学模式，用红色基因树人铸魂。张桂梅相信：只要有党组织和党员在，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对红色教育，张桂梅想得很深：高中阶段，学生思想敏锐、可塑性强，正是信仰确立的关键时期；红色基因的传承，并不只是知识讲授，涉及学生的心灵塑造，能让学生们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

“七一勋章”“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时代楷模”……对于荣誉，张桂梅很淡然，她说：“我就是个山村女教师，还是个老党员，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这名老党员身上的光和热，就像“峡谷里的灯盏”。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盏明灯，照亮大山女孩的梦想，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选自徐元锋《人民日报》，2021年07月17日，第04版）

马灯里的将军

                  王宗仁

①我要说的是一盏马灯，今天的人们大概只有走进博物馆才能看到它了。马灯：主体结构为铁质，圆形的底座，玻璃做的灯罩，用铁丝横竖固定着。底座上有可拧开的盖子，好灌煤油、汽油，还有可以调大调小以及闭合的开关。这只是马灯中的一种，形形色色的马灯到底有多少种类，恐怕谁也难以理出个眉目。我说的只是我在昆仑山下某部队的军史展览馆看到的一种马灯，也就是60年前慕生忠将军挂在昆仑桥头的那盏马灯。

②慕生忠将军被后人称为“青藏公路之父”。1954年之夏，他主动请缨，率领一支队伍苦战7个月零7天，在世界屋脊上修筑起了2000公里青藏公路。那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只有10个工兵的工程连，加上临时征来的2000个民工，1200把铁锹，1200把洋镐，300公斤炸药，10辆大卡车。这就是将军的队伍和全部家当。如果把他修筑青藏公路比作一本书，那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盏马灯，充其量只是这部书里的一个标点符号。2009年7月，我在昆仑山下某部队的军史展览室里看到这盏马灯时，它浑身锈迹斑斑，底座也有几处凹陷。但是我仍然确信，一旦点燃灯捻，它还会光芒四射，犹如翅膀变换着各种光波的姿势，照亮在当年的筑路工地上……

③将军踏上修路征程前，特意到西宁东大街一个回民小店买了这盏旧式马灯。那个年代，不要说电灯，手里攥个手电筒也是奢侈品。将军说这盏马灯就像他的第3只眼睛，夜里看得见大家干活，干活的人也能看见他。领导和群众不分离，才能互相吸取温暖的力量。深夜将军休息了，马灯就挂在他的帐篷外面，灿灿的光亮像青藏高原上一颗不眠的星星。

④新筑成的公路在亘古荒原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向拉萨延展。修路进入昆仑山不久，一道无法通过的断崖挡住了筑路队伍前行的脚步。此处是达布增河和舒果勒河汇流后的出口，公路必经的地方。只见汹涌澎湃的激流，顺着山势直泻而下，蹦蹿出数尺高的排空巨浪，在两道石崖中间削出一条深不可测、面宽约10米的石谷，谷底的水声发出撕人心肺的吼声。架桥，必须在石谷上架一座桥，公路才可以跨过这道险崖!

⑤作难的是，没有架桥的木料（那个年代使用水泥对于他们太困难了）和设备。工具倒好说，铁锹、十字镐和炸药，虽然简陋，总能作为。最要命的是用什么架桥？筑路队从兰州带来的一些红松木和杂木最长的只有9米，而石岸的宽度也是9米，木料根本搭不到对岸。将军下了死命令：石岸哪怕是一座碉堡，我们也必须在3天内拿下它!

⑥那一夜，星月全无，昆仑山的夜色很黑，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黑。雪上加霜的是天还变了脸，不紧不慢的雪花在风里不安分地旋飞着，天地间一片混沌。没有电，挂在临时军用帐篷里的那盏马灯，已经添过3次油了，将军主持召开的“神仙会”还在热热火火地进行着。战士、民工、技术员……你献计，他送策，一个又一个闪亮着普通人智慧的架桥方案，早就超过了马灯光焰的亮度。“神仙会”还迟迟没有结束。将军说：“我们要拿出最省钱最能解我们燃眉之急的架桥方案，献给为难我们的昆仑山神……”

⑦第3天，这样一架桥就稳稳妥妥地飞跨在天涯岸上：在两岸斜坡的石壁上，各凿出一块与桥面同样宽的平台，再给每个平台上凿出5个石窝，栽起5根木桩做顶柱。这样，顶柱上端就离开岸边1.5米左右，两边相加3米，原先9米宽的沟岸经过这一番炮制就缩短了3米，变成6米。然后，在立柱与岸壁之间的夹角里填满石头。9米长的松木就宽宽绰绰地搭在上面了。

⑧这座桥诞生于1954年7月的一个黎明，慕生忠将军兴奋之极等不到天亮，他就举着马灯指挥一辆大卡车稳稳当当地过了桥。随后，他将马灯挂在桥头，用随身带的钢笔在一页硬纸壳上写下3个字：天涯桥。那张硬纸壳在桥头贴了好些日子，白天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夜里将军让人把马灯挂在那里照亮3个字。他在昭示什么还是在炫耀什么？没有人去问他，他也不说。

⑨两年后，陈毅元帅率领中央慰问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路过天涯桥。他听了慕生忠修桥的事情后，连说“神”!最后他给这座桥改了名字：“天之涯、海之角的形势已经成为过去，我看就叫‘昆仑桥’吧!”

⑩“昆仑桥”这3个字至今还刻在这座桥的桥头。据说，这3个字亦出自慕生忠将军之手。

（有删改）

王安石逸事

林语堂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也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为人处世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也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辨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是否喜欢以这样的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地在外头留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们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第二天朋友们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他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他后来做了宰相。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上打盹。等睡醒时，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向他劝导几句。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作分辩。在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后来，王安石的学者名气日大，韩琦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也愿把他看作自己的属下，王安石却很恼怒。事情赶巧的是，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罢相。王安石记日记甚勤，竟写了七十册，他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除去還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势之前大约20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是因为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这倒很难相信他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因为从他21岁考中进士到他46岁得势——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25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时，国家太平，才俊之士成荟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谢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声誉就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此时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还位居太守，政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吏他建堤筑，改革学校，创农民贷款法，把他的新社会思想，实施了数项。政绩确实不错，也深得百姓爱戴。他对入朝为官的引诱一直视若无睹，直到仁宗嘉祐三年（1058），朝延任命他为度支判官，他才来到京师。

（节选自林语堂《苏东坡传》第七章，题目为编者加，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