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 知识点题库

绿染戈壁

梁衡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柳，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密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农亩，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

    面对赤地千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弛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摘编自201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相关链接：①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左宗棠《楚军营制》）②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左宗棠《楚军营制》）③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陈从周：中国园林第一人

    陈从周以古园林专家名世。赵朴初先生为其书斋起名梓室，因为先生工木土，而先生便以梓翁自喻。

    全国解放之初，他应苏州美专之聘讲授《中国美术史》和《中国建筑史》；在上海同济，他创办了建筑历史学科和教研室。教学之余，探访、考察园林和文物，足迹遍踏大江南北；参与古建筑及园林工程，事必躬亲。有人戏称他是“两江总督”。1956年，他出版的《苏州园林》一书，成为中国当代第一部园林专著，阐述了苏州园林的本质特征——文人园林的诗情画意，还总结归纳了中国园林造园手法，如借景、邻虚、屏障、对景等。接着又出版了《苏州旧宅参考图录》、《漏窗》。后《说园》出版，已是热到洛阳纸贵了。叶圣陶评述《说园》“熔哲、文、美术于一炉，以论造园，臻此高境，钦悦无量”，有人称它为“诗词界的《人间词话》”。他不仅对于古建筑、古园林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独到的见解，还参与了大量实际工程的设计建造，如设计修复豫园东部、龙华塔、宁波天一阁等，设计建造云南楠园等大量园林建筑。

    他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造诣颇深，其散文有晚明风格、诗词清丽可诵、书画秀润清逸，还擅昆剧。正是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力，他把中国古园林艺术的诗情画意诠释得淋漓尽致。

    “梦也苏州，醒也苏州”，陈从周热爱故乡园林，把她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他在《苏州园林》中写道：“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足见其江南园林情结。因此对园林、古建筑的保护，他据理力争，寸步不让。1958年，他向苏州市政府呼吁抢救网师园；坚决反对拆苏州城墙用墙砖砌小高炉，疾呼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文物。于是，他被作为当时在北京正受批判的梁思成的中国营造社的外围分子加以批判。自此，他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在困境中，他仍专注于古园林事业的研究，穷十年之功，完成皇皇八十万言的《梓室余墨》。这是他园林小品之集大成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从周联络叶圣陶等八位社会名流提议修复晚清学者俞樾的故居曲园。其后应苏州政府之请审核行将开放的“苏州古典园林艺术陈列室”，他顺便考察了艺圃、拙政园等景点，发表《苏州园林今何在？》一文，批评苏州园林商业化的世俗之风破坏了园林之美，促使有关方面及时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清理，使苏州园林大有改观，1999年苏州古园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978年，应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邀请，主持了中国第一个整体园林出口项目，以苏州网师园的园中园——殿春为蓝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庭院——“明轩”，移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成为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世界之现代第一人。

    作为教师，他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德；想做事业，惟勤是途。他对报考的研究生，都要加试“百科知识”一门课。学生们对听他的课，又爱又怕。怕他会提出许多“刁钻”的要求。如记笔记要用毛笔，写字要用繁体，而且还要竖写等。尽管如此严苛，学生们仍爱听他的课。上大课，阶梯教室总是“爆棚”。他授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在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中深入浅出地“传道”，让学生们在轻松的谈笑中获得知识，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升华艺术境界。他倡导文理互通，提倡多读书，读与专业相关、甚而是专业以外的书。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相通的。为让学生融通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出奇招，把昆曲引进课堂，还自掏腰包请学生去听昆曲，体味古园林建筑与昆曲在艺术趣味上的亲缘关系。学生们在缅怀先生时都说：“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上课的生动情景。”

    陈从周提倡做学问要讲究世系和传承。有人认为这样会导致门户之见。他却认为，讲世系则有凝聚力和鞭策力，可以逼学生用功，掌握自己派系的精髓，不使失传。由文史到国画，再到古建筑园林，他都问学前辈，就教名师，如陈植、梁思成等先生，一路自修不辍。他不是学建筑的科班出身，本学文学，后因兴趣而改行，故业内有人非议他的学问不正宗。但实践证明，陈从周独辟蹊径，把诗词、美术、音乐、戏剧和建筑园林糅在一起，以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品质，开辟了建筑和园林研究的新境界；他也由梓室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被称为“中国园林第一人”、“中国园林之父”。

（摘编自张昌华《陈从周：中国园林第一人》）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评价陈从周：“兄治园林，皆能融会贯通，化而为一，所谓文武昆乱不挡，是为大家，是为人师。”陈从周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造园重视借景，造园与为学又何独不然。”（摘自《光明日报》2014-09-01《满眼溪山独去时》）②陈从周擅丹青，在松、梅、菊、竹中，尤喜绘竹。他的画竹小品或孤枝独干，或竹叶一蓬，题字则为“清风之竹”、“清风过后一帘青”等等。下钤的闲章是“有竹为家”。典出郑板桥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摘自张昌华《曾经风雅》）③陈从周先生的同代或之后，有着许许多多古建筑史家、园林学家。他们钩沉史料、测绘勘察，会墨线绘图，抑或计算机上网，可能还会胡诌几句海德格尔、胡塞尔。但却少有人像他这样挚爱自己的故园。（摘自《拾贝岛民的日记》）④陈从周不是像同代或之后一般的匠人那样简单地进行技术继承，也不会生吞活剥机械照搬西方迎合时尚，而是把对苏州园林和中国古园林的研究事业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和人生价值的归属。（摘自张昌华《曾经风雅》）

解洪元：“沪剧皇帝”的创新路

解波

    1928年盛夏，父亲14岁，游荡苏州，巧遇京剧草台班，启蒙学艺。回沪以后，改学申曲。他不满意申曲唱腔的简单直白，恰巧班社所在的“小世界”游乐场里，汇集了京昆、梆子、锡剧、杂耍等林林总总的艺术表演，他随至随听，像海绵般地吸收其中的精华。后来，他追随“申曲博士”夏福麟，学习夏施展大方、宽厚洪亮的唱腔。父亲求艺心切，日日如影相随。夏演皇帝，他争扮太监；夏演公子，他争扮书童，他曾戏称自己扮演过一百六十个太监。随后“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淞沪战争爆发，申曲社班星散，父亲开始了漂荡的演艺生涯，进入游走于杭嘉湖水网地带的申曲戏班“中山社”，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班社，开始了他的嬗变。

    一夜，他观看到昆曲戏班“仙霓社”的演出，一下子被它的清幽、婉约与文雅勾住了灵魂。班主被他的真诚感动，特意送他一段昆曲。他倾听着，忽然感觉到天地相融，金玉相漱，灵魂与肉体都为之一颤，精神似乎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啊！艺术原无界限，融合可成一家！他的心中，由此展示出一条新的艺术之路：独创，唯有独创。

    1937年父亲回到上海，在《银宫惨史》中，以一曲“太子哭坟”轰动上海滩。他巧妙化用京剧中的“五音联弹”，字字紧逼，句句推进，宛如长琴暴鼓，疾雷裂电，骄阳坠落的回声，曲折表达了孤岛市民无力回天的悲愤。申曲后起之秀解洪元的名字不胫而走。

    这种创新，成了父亲一生的追求。他见多识广，融会贯通，把京剧的大气、昆曲的婉转、评弹的优雅、梆子的雄浑、民歌的幽默一起吸收到自己的艺术创造里来，以清晰坚挺、富有韵律的道白和跌宕有致、余音不绝的唱腔成为沪上出名的“解派小生”。

    他开始组建自己的“洪元剧团”，接着又不失时机地联合沪上其他名角，建立了六大头牌的“中艺沪剧团”，事业如日中天。他曾以“羊角先生”为名，自编自导自演《皆日可杀》的大戏，招来伪军的抓捕；也以《出走之后》的社会警示剧为负债的同行举办义演。他雄浑淳厚、回肠荡气的“解派”唱腔彻底征服了沪剧观众，终于在1949年初由《沪剧周刊》举办的观众投票中获“沪剧皇帝”之名。

    上海解放之初，他依旧是上海沪剧界的龙头。出任上海沪剧团团长，抑或后来只做一个普通演员，他的独创之路从未止步。随着环境变化、剧情需要和年龄增长，他由正场小生退演各色配角。可是，在他的眼里，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只有大格调，没有大场景。不论他饰演正派反派，不论他出演老生小生，也不论他的曲调是长是短，他的唱段，都能成为经典。他曾对我讲述过，唱句中的重音，唱腔中气息的运用等等，他甚至用筷子轻敲茶杯，曼声吟哦：“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悟通情与理，是艺也是戏。”……他深入堂奥，艺术灵思似潮似涌。

    晚年的父亲因患声带癌失声，失去了他钟爱的舞台，但他通过书写字数不等的纸条指导青年演员，鼓励他们广取博采，大胆创新。有的学生学唱解派一旦有所突破，他就会竖起大拇指，露出欣慰的笑容。

    可惜父亲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在想，父亲的生命与艺术，以独创为主轴，一直求新变异。他创造了艺术的永恒，也就获得了永生。

（2015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①解洪元，江苏镇江人，1 915年生于上海。14岁在苏州拜京剧演员杨奎官为师，后到上海师从侯国廷学唱申曲，曾深受申曲名角夏福麟熏陶。1937年回沪，相继受聘于文滨剧团、上海沪剧社。1944年先后组建“洪元”、“中艺”、“上艺”等剧团，自编自演了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新剧目，产生一定影响。1950年他与丁是娥组建“新上艺”，首先进行改制，成为民营公助的沪剧团体。1952年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二等奖。1953年加入民盟，曾任上海市沪剧改进协会主任委员和上海市影剧工会沪剧分会主席、人民沪剧团副团长。（百度百科）②解洪元依据自身嗓音条件，创造了富有可塑性的宽洪醇厚的“解派”唱腔；再加以说白抑扬顿挫，动作节奏鲜明，从而形成了豪放壮美的表演风格。他所设计的人物主要唱段独具风格，如《董小宛》中的“金殿赞美”、《巧遇记》中的“教育张启”等均脍炙人口。他的戏路极宽，不论老少、正反角色演来得心应手，个个栩栩如生。上海电视台曾为他拍摄了《艺术生命“长春”》的资料片。（百度百科）

势均力敌的爱情

谢云凤

    《圣经》有言：“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爱人。”文坛伉俪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便应了这句话。1932年早春，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两人初次偶遇，杨绛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被她“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清新脱俗吸引，丘比特的金箭暗暗射中两人，一段旷世情缘就此徐徐萌发……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锺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锺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锺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锺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幕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名声大噪，命题诉说未来工作室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1966年，钱锺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神蛇”，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

    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钱锺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

    当时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在被逼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锺书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

    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在此期间，钱锺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堂吉诃德》。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

    后来，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

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1994年，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

    钱锺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

    一年后，钱锺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杨绛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纵然两人已离世，其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摘自齐鲁壹点，2016年5月25日）

相关链接：①我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人民文摘》2014年第9期，杨绛《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②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铁凝《我眼中的杨绛先生》）③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离世，她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个用先生称呼的女性了，也给那个时候美好的时代画上了句号。

洪业：季世^①儒者

【美】陈毓贤

    洪先生生于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谱名正继，学名业，号煨莲，煨莲谐音于他英文学名，是他二十三岁到美国留学时自己取的。

    洪业曾发表《失败者》一文。他从小经淘汰过程而成为“胜利者”，但他因受儒家传统思想熏染而深感野心与操守是对立的。他一生中好几次有机会可青云直上，大有作为，但每次都本能地往后退。

    一九二二年，司徒雷登到美国聘洪业为燕京大学教会历史学助理教授。洪业答应在美国多留一年，帮助燕京大学副校长路思义为学校募款。每到一处，洪业便先演说，讲中国文化、中国语言、中国在历史上的地位等等，解除一般美国人的误解。他讲完了，路思义便要求听众捐钱资助北京这新设的基督教大学（即燕京大学）．洪业笑说：

“换句话说，我是在街头演戏的猴子，路思义是拉着手风琴，等猴子演完戏向观众要钱的乞丐。”

    一年半之间，二人募得两百万美元左右，作燕京大学建筑校舍之用。

    回国后，除教书外，洪业还致力于改进燕大图书馆。他深感燕大需要那么多基本参考书而没钱买，便多方募捐，燕大图书馆后来成为中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三十岁的洪业被任命为燕大文理科科长（又称教务长）．他深知燕京大学在国内大学间立足的资本是中文系，便把教中文的几个懵懂老师一块儿辞掉，重新聘请资历高深的教授。他定了规矩，学生成绩平均不够乙等的话，就得退学；实施第一年四百多个学生中有九十三个被迫退学。以后学生入学竞争非常激烈。

    洪业于一九二七年辞去文理科科长的职位，他说：“司徒雷登当然要留我，但我猜疑他心中一面也为我辞职而松了一口气。……他觉得在中国办事得变通一点。”

    司徒雷登也许对洪业的功劳不完全了解。一九五四年他写成自传，只提过洪业一次。燕京大学在洪业为教务长期间，从一间默默无闻的教会学校，摇身而为中国知识界举足轻重的一个机构，洪业功不可没。司徒雷登请胡适替他作序，胡适对洪业的功劳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②丛书，功劳特别大。”

    洪业自学校行政退下来的那短短十年中，学术著作的分量相当惊人。他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幕处出版的一系列参考书，可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引得编幕处整理了十三经中的十二经，独没有《尚书》，顾颉刚的《尚书通检》另由燕大出版。因为顾虽赞同编幕处的宗旨，但不愿意用洪业“引得”这两个字，也不喜欢洪业的“中国庋撷检字法”，但他用的是引得编幕处的人，体例也按照引得编幕处的惯例。

    洪业随时留意可栽培做历史工作的学生。据刘子健《洪业先生：少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回忆，他培养历史人才是很有计划的，他的目标是培养一群具世界观的中国历史家。翁独健是洪业发掘出的学生之一。洪业看他资质很好，便暗暗写信到哈佛燕京学社推荐他到哈佛深造。当哈佛来电接洽时，洪业笑着把电报交给翁，翁不敢置信：

    “你为这件事奔走怎么一点都没让我知道呢？”

    “我恐怕事不成。”洪业大笑说。

    在这段时期，洪业写的《礼记引得序》赢得法兰西文学院的赞赏，荣获一九三七年度的儒莲奖^③金。但很多学者却认为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一文更优异。此文讨论《春秋》《公羊》《谷梁》《左传》的可靠性、出现的日期、作者、各版本的关系，证实《春秋》的确是当时的史录，不是凭空伪撰的。

    洪业回国后全力投注于学术工作。当时不少人抨击历史学家们，国家快要灭亡了，而且民不聊生，他们还闭门在旧东西上花心思，简直逃离现实。他们在那种情况下应否埋头做那些事，姑且别论，但却做得很及时。不久中日展开生死搏斗，接着是内战，以及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一整代的知识分子死的死了，幸存的工作能力也大为削减。

（摘编自陈毓贤《洪业传》）

【注释】：

①季世：一个历史时段的末段；末代。

②引得：即“索引”。

③儒莲奖：由法国法兰西学院为纪念法国籍犹太汉学家儒莲而设，故名。有“国际汉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

相关链接：

①先生平素与人论学，无论是同辈或晚辈，绝对“实事求是”……他博闻强记，最善于批评……但洪先生却又深受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熏陶，对古人不肯稍涉轻薄。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②洪业是史学大家，著作等身，但他那本英文著作《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仍是他在汉学界最具影响的一本杰作。

（白先厚）③拜读大序，则愧惑弥甚。感会惠隆，愧我功薄。图书之收集，多由田洪都、薛流白、顾起潜诸君之力。学报之校订，几全由荣希白、八媛兄妹之劳。引得之编纂则尤聂崇岐一人之功业随诸君之后，虽亦薄贡其微，不过欲稍涤昔年教会学校忽视国学之羞尔。

（洪业回胡适信《胡适手稿》第六集）

梅贻琦：是“寡言君子”，也是治校大师

    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后，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执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②1931年12月，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发表就职演讲，这篇立言名篇中可圈点者极多。他说：“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他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能发表这样今天读来仍新鲜的“重要讲话”的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教育的意义﹣﹣梅贻琦任校长后，不到10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③今天，我们可以随口列出清华很多杰出人物及其事迹，却很少提到梅贻琦。这跟他的教育风格很有关系。梅贻琦用的是“黄老之治”，这种思想推崇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发扬老子的清净俭约，奉行无为而治。“黄老之治”希望人尽其才，故梅贻琦治校也信奉让每个人充分表达，只要提出有利于清华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黄老之治”奉行法度，故梅贻琦尊崇科学，科学即法则；“黄老之治”奉行无己，故梅贻琦可以忘我地去服务。他说，清华的教师出名、学术成果出名、优秀学生出名，而校长却不必出名。

    ④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其实他并非不懂幽默，他的反应是才士也为之叫绝的。有人奇怪，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独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就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⑤作为一名学养极厚的物理教授，他自幼熟读经史，背诵如流，曾对朋友笑言：“假如有谁背诵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⑥不少人都能回忆起梅贻琦的律己。他做清华校长时，取消了原有的一些校长特权，不再让学校为他家中工人付工资，并拒绝领取包括手纸在内的一切免费供应。1943年，梅贻琦的母亲去世，当天，同事建议他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1941年，美国空军来华抗日，急需大量翻译，梅贻琦号召联大外文系的男同学参军。1943年，他又动员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去当美军翻译官。在此期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虽然还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军。女儿梅祖彤也随军做了护士。

    ⑦梅贻琦的风度令人难忘。学者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长长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拉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⑧因工作繁重，梅贻琦积劳成疾，1960年被确诊罹患癌症。他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爱心的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

    ⑨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溘然长逝。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挽额一方，副总统陈诚送的挽联是：“崇朴学以黜浮华，实大声宏，盛绩久为文苑重；树良规而垂教泽，薪传火尽，道徽犹系国人思。”梅贻琦的墓前广植梅花，刻石“梅园”，为于右任所书。清华海内外校友，每到新竹必去祭拜。当地人士每日清晨也去凭吊，十年如一日，成为新竹一景。教育家蒋梦麟曾说：“中国崛起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梅贻琦）厥功之伟，莫之与京（争强比胜）。”

    ⑩梅贻琦之执掌清华，是清华之幸，也是中国之幸。

（有删改）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顾维钧：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上海人。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对一个24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成为驻美国公使、34岁出任外交部长的人来说，除了用“光芒四射”形容，你还能说什么？

    《联合国宪章》上签署的第一个名字，是三个汉字：“顾维钧”。1945年6月26日，在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因在发起国中按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著名学者温源宁写过一篇印象记，起首便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那是1934年，温源宁写道：“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称得上辉煌，要加以逐一列举，人们将不得不从惊讶开始而以赞美告终……他以1912年5月出任内阁秘书开始其政治生涯直到如今，凡是外交官员梦寐以求的最高职位他都已经得到了：驻美国公使（1915﹣1920）、巴黎和会代表（1918﹣1919）、国联理事会中国代表、驻英国公使（1920），并自1922年以后多次出任外交总长，而现在是驻法国公使。有一次，顾博士还做过几个月代理国务总理。”

    50年后，温源宁在台湾去世之前，如果他还记得自己当年这篇充满“溢美之辞”的小文的话，他也许会微笑。因为顾维钧比温源宁文中所写的更加“光芒四射”，他经历了更多的大事件，也得到过更多的高职位。

    1986年，顾维钧在纽约逝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载文表示哀悼，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纽约总领事前往吊唁。

    温源宁笔下让人“从惊讶开始以赞美告终”的顾氏履历还需要加上：中国驻外使节升格后，担任驻法、英、美等国大使；1945年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起草和签署联合国宪章；1957年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直至1967年退休；晚年完成13大卷、5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温源宁说：“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

    年方而立的顾维钧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位居后进。但当需要向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报告山东问题时，他的前辈们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拒绝出席、或者拒绝发言，是顾维钧勇于任事，出面侃侃而谈，痛陈山东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国的态度，并从国际法的角度雄辩论证了山东当归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这场精彩发言成为和会当天的头条新闻。发言刚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务大臣贝尔福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随后，顾维钧在和会上展开穿梭外交，希望能争取到对于中国最有利的结果。最终，在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而根据外交史学者的研究，“此时独力支撑代表团的顾维钧对拒签和约的最终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踏入外交界那天起，顾维钧的杰出表现一直证明着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对他的评价﹣﹣“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选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战结束后，战败国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顾维钧说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摘自百度百科，有删改）

②巴黎和会是顾维钧外交生涯的高峰，塑造了他以后的外交风格。这种风格与其说体现了他个人的性格，不如说体现了他所代表的国家。他越过国际惯例和外交官俱乐部的默契，诉诸舆论和群众情绪。事实上，他将总体战的原则引入了外交领域，将绅士的交涉变成了群众的斗争。

（选自刘仲敬《中国外交的顾维钧时代》，有删改）

硬汉海明威

    1899年7月21日，欧内斯特·海明威出生在世界五大湖之一的密执安湖南岸，一个叫橡树园的小镇。家里一共有六个孩子，海明威是第二个。父亲的影响使海明威终生充满了对捕鱼和狩猎的热爱。海明威29岁时，父亲因为糖尿病和经济困难，用手枪自杀了。

    14岁时海明威在父亲支持下报名学习拳击。第一次训练，他被职业拳手打伤，第二天裹着纱布仍跳上拳台。20个月之后，海明威在一次训练中被击中头部，左眼受伤。

    中学毕业以后，在堪萨斯明星报做了见习记者。在这里，海明威专心致志，很快掌握了新闻写作的技巧，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

    1918年5月，加入了美国红十字战地服务队，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战场。7月初的一天夜里，海明威被炸成重伤，一个膝盖被打碎了，身上中的炮弹片和机枪弹头多达230余块，一共做了13次手术，换上了一块白金做的膝盖骨。有些弹片没有取出来，到死都留在体内。那年他刚19岁。

    大战后海明威回到美国，海明威依旧勤奋写作。1919年夏秋，他写了12个短篇，寄给报社被全部退回。母亲警告他：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从家里搬了出去，因为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献身于文学事业的决心。他只想做第一流的、最出色的作家。

    1922年冬天，他承受了自己全部手稿丢失的痛苦。1923年，海明威的第一部著作《三个短篇和十首诗》在法国的一个非正式出版社出版。总共只印了300册，在社会上毫无影响。

    作为记者，海明威很受欢迎。但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小说，却没有报刊肯用。尤其令他伤心的是，退稿信上总是称他的作品为“速写录”“短文”，甚至说是“轶事”，根本就不把他的稿件看成是文学创作。1924年，海明威辞去记者工作，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在这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带着儿子走了。他除了通宵达旦地写作，只能把看斗牛当作娱乐。

    1925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也升起了》问世，立即博得了一片喝彩声，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了20年代那一代人的典范之作。这部小说用美国女作家斯泰因的一句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作为题辞，作品契合了当时人们共有的彷徨和失望情绪，从而产生了一个文学流派——“迷惘的一代”，而海明威就成了这个流派的代表。

    《太阳也升起了》发表之后，“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影响在欧洲许多国家一天天扩大。1929年，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问世。这本书在几个月内就销售了10万册，是海明威20年代的代表作，也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好莱坞为购买小说的摄制权，出了空前的高价。

    进入30年代，国家虽然正处在经济危机之中，海明威却捕鱼打猎，观看斗牛，过得十分愉快。1932年，海明威发表了关于西班牙斗牛的专著《死于午后》，被称为斗牛题材的经典著作。1933年他去非洲打猎和旅行，并出版了《非洲的青山》一书。1936年他又写成了短篇佳作《乞力马扎罗的雪》和《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它们是他最成功的短篇小说，均被拍成电影。

    1939年，海明威写成他自己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塑造了“硬汉”罗伯特。小说出版后几天，妻子波林与他离婚。不久，他和女作家玛莎结婚，一起到中国来度蜜月。他们作为战地记者采访了我国的抗日战争，写了6篇中日战争的报道，高度赞扬了我国人民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

    海明威始终态度鲜明地反对法西斯分子。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的当天，海明威就参加了海军。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战。他改装了自己的游艇，配备了电台、机枪和几百磅炸药，要与德国潜艇同归于尽，但海上追踪德国潜艇近两年，始终没有找到相撞的机会。

    50年代初，海明威发表了他最优秀的作品《老人与海》，“硬汉”老人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这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是他全部创作中的瑰宝。不久，他因此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海明威怀念非洲和狩猎生活。1954年1月，他又和妻子去非洲打猎。两次从飞机失事中站起，却带给他长长的一串病名：关节粘连、肾挫伤、肝损伤、脑震荡、二度和三度烧伤、肠道机能紊乱……身体尚未康复，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降临到他的头上了。他无法亲赴瑞典领奖，只好委托驻斯德哥尔摩的美国大使代他出席庆典。授奖是“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他的作品“硬汉”形象众多。

    在完全丧失工作能力之后，1961年7月2日清晨，这位身高6英尺，体重220磅的巨人，把心爱的双筒猎枪放进嘴里，扣动了扳机。

汤显祖：帝国逢衰世，大才写残梦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农历八月十四，汤显祖诞生在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城东文昌里。其时他的祖父母、父母俱全，祖父汤懋昭精通《尚书》，贡生出身，父亲汤尚贤精通老庄之学，家境殷实且藏书甚多。

    汤显祖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借用龚自珍的话，明帝国已步入了“衰世”。整个帝国表面光鲜，而四处潜流涌动，隐患多多。庙堂之上政治腐败，政斗残酷；地方官场则是贪官污吏横行，道德沦丧。

    汤显祖很早就显露才华，被乡人称颂为“神童”。他十四岁进县学，二十一岁参加乡试，考得全省第八名举人。阳明学的重要流派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汝芳与汤显祖的父亲交好，汤显祖十三岁起，师从罗汝芳研习心学。罗师倡导“赤子之心”，提出“制欲非体仁”的主张，这对程朱之学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也影响了汤显祖倡导人性解放、遵从内心良知的人生观的形成。

    汤显祖在中举的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落第。三年后，再次参加会试，仍然落第。第二次落第后，汤显祖被好友姜士奇举荐作当朝首辅张居正二儿子张嗣修的陪考举子，但汤显祖拒绝了这一安排。那一年会试，得罪了张居正的汤显祖毫无意外地落第，直到张居正去世，汤显祖才通过会试、殿试，取得了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的功名。

    万历十九年，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因上《论辅臣科臣疏》抨击“辅臣欺弊如故，科臣贿媒方新”而被贬谪到岭南。途中他遇到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此时张居正被夺谥，张府被抄家，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自杀，张嗣修被剥夺官籍，流放到雷州半岛。目睹高层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联想到自己半生蹉跎，汤显祖难免心生“人生如梦，官场如梦”之感，但他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并没有破灭。毕竟，心学推崇“知行合一”，以济世安民为己任。

    万历二十一年，四十四岁的汤显祖升任为浙江遂昌县知县。遂昌虽然只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山区穷县，但汤显祖尽职尽责。他在这个“斗大县”劝农兴学，惩罚鱼肉乡民的豪强，得罪了巨室。尽管遂昌的百姓感其恩德，对其热情挽留，汤显祖还是决定辞官回到故乡。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他回到故乡临川，开始了其长达十八年的归隐生涯。

    回到故乡的汤显祖，修建了玉茗堂，开始专心写作戏曲，并教导故乡戏班演习。“临川四梦”除《紫钗记》(南京时创作)外，其余三部《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都在故乡完稿，很快风行全国。《紫钗记》《牡丹亭》以男女之情梦入戏，肯定了人的情感追求的正当性，倡导人性要得到释放，因理而违情的人生不可取。《南柯记》《邯郸记》则是用梦来演绎官场之荒诞，人生之无常。已经享国两百余载的大明帝国何尝不是《南柯记》中的一个“大槐安国”？

    汤显祖在“四梦”中显然体现了其对程朱理学“性即理也”的反抗，而“四梦”的另一个思想资源则是禅学，他一生礼佛，年长他七岁的达观法师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佛教讲求“无情”，但他在给达观的一封信中却说到“忘情”之难，“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旺。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汤显祖毕竟是儒门书生，终不能在佛法中得到解脱而忘却世情。

    万历四十四年(1616)，汤显祖在临川的玉茗堂与世长辞。也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在辽东称帝，建立了后金，明王朝由衰世转入到乱世。再过二十八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大明帝国也消失在风中，终成一梦。

购买美丽华

    一九九三年，李兆基的恒发旗下又添上一间实力潜力具备的公司，那就是美丽华酒店。

    美丽华酒店是何善衡、何添、杨志云、洗为坚等在当年合力创办的。杨志云跟李兆基是多年朋友，在李兆基初到香港后不久，在文成东街的金店银铺做买卖的同时期，杨志云也是金融业内活跃的一员。

    一九八五年，杨志云与冯景禧相继去世，一年之内痛失两位好友，李兆基每每提起来，仍多伤感。

    杨志云一共有五个儿子，在杨志云死后，由长子杨秉正管理美丽华酒店，其余四兄弟都各有发展。兄弟们都有放弃美丽华之想，但他舍不得父亲遗下的事业。

    美丽华集团名下物业，主要是弥敦道用以经营的美丽华大酒店及金巴利道用以收租的美丽华大厦，这两块黄金地皮，前者有三万六千五百五十平方英尺，后者则占地八万五千九百五十平方英尺，可以说大约共有楼面一百六十万平方英尺。

    此外，在蛇口有南海酒店的合营业权和管理权，在广州有广发花园的发展地盘，上海虹桥亦有美丽华花园发展地盘，香港有诺士佛台，翠亨屯酒楼名下生意。

    一九九三年的地产市道高企，弥敦道凯悦酒店对面的写字楼成交价高达过万元一平方英尺。

    以此测算美丽华酒店名下的地产，亦价值一百五十亿元。

    当时，美丽华酒店的股数只有五亿股，如以每股十七元计算，即港币九十多亿元，股价等于资产之六成，是相当便宜的。

    李兆基心上除了这条数之外，也同时忆起了故人好友，感情上他很愿意照顾老朋友的下一代，更不愿意看到杨志云所创办的事业卖到市场上去，有被分拆、化整为零的遭遇。

    于是立即与杨秉正联络，请他上恒基写字楼磋商。

    杨秉正坦白承认杨氏家族有意思出让美丽华酒店的股权，以便能套取现金，让各兄弟的事业发展更有自由度。

    李兆基闻言，诚意地表示很乐意承购，并请对方回去跟家人及杨志云遗孀杨老太商议。

过了不久，长江实业和中信泰富也在部署收购美丽华酒店。

    谁能成功收购，关键仍在杨氏家族的股权之上。杨秉正向李兆基传递一个重要的口讯，就是：杨老太很希望李兆基收购美丽华酒店成功，并且希望李兆基答允在成功收购之后，仍由她的长子杨秉正主管业务。换言之，出让主权而盼望仍有治权，万望李兆基不要把美丽华集团解散重组。

    杨老太的这番心意，李兆基当然明白。

    年轻一代各有志愿，亦各有所成，未可厚非。过分勉强地为保存家族事业而牺牲了他们的自由发展和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不一定是好事。

    但，对上一代人来说，舟经百战，艰难创业，一下子王国解体，自有千般不舍，万种无奈。

    杨志云夫人与李兆基是同一代的人，她盼望这位丈夫生前好友能造就杨家上下两代的心意，实行两全其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故此，李兆基慨然答允。

    长江实业与中信泰富一旦与自己联手收购美丽华，对方是在商言商，公事公办，到时将美丽华改组分拆势所难免，则李兆基又何以自处，何以向故人妻儿作交代呢？

    李兆基这番为难，不能向外人倾吐。

    于是李兆基只嘱咐林高演，争取成功收购美丽华。

    于是在六月十七日下午六时，恒发与美丽华就达成协议，准备签定协议。

    除了杨秉贤之外，杨志云夫人率领四位儿子，对代表李兆基的林高演说：“杨氏家族要出售的股份应该是价高者得。但是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因四哥和先夫是好朋友，杨志云在世之时一直是恒基兆业的董事，有了这层渊源，就算是收购价一样，我也会毫无考虑地卖给四哥。”

    两代交情，三十年友好，杨志云夫人就这样意简言深把杨氏家族所持的美丽华集团的股权交托到老朋友手上去。

    完成是项交易手续，已是午夜。

    习惯了在夜深人静时仍然思考问题、埋首苦干的李兆基，在他麦当劳道惠苑的公寓书房内接到林高演完成使命的报告，他轻轻的放下电话，移步回房，默默地俯瞰着瑰丽如宝光流转的本市晚色，这位名成利就的香江大亨有着无穷的思念，无尽的感触，无言的叹息。

    思念的是已逝去的友人，和把臂同游、把盏共欢的知己畅叙日子。

    感触的是十年人事几番新，从前，谁也想不到会有今日，世事难料，谁又敢说明天会怎么样？

    叹息的是人生的成败得失所牵引起的喜怒哀乐，局外人如何可以猜想得到？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铁凝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 。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常有各种社会情状通过小吴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锺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 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小吴还告诉我，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 。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机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

    “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

    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摘自《文汇报•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②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摘自黄薇《百岁开一话杨绛》）

一生成一事

袁芳

    “凡是伟大的，必定简单。”列夫·托尔斯泰如是说。对于李德才而言，爱上磁性液体，理由很简单，但是把磁性液体研究明白，并且站到这一研究领域的世界前沿，使其应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这应该是伟大的。——题记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来京讲学，随身带着一小瓶被列为高度机密的磁性液体。在这名学者演示磁性液体时，当时还是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的李德才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静止时平凡无奇的液体，在磁铁的作用下，竟变成一朵朵形状各异的莲花，似柔实刚，能伸能屈。

    这种充满神秘力量的材料让李德才着迷：“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必须研究它。”

    从1992年入校攻读博士学位起，李德才一直在北京交通大学深居简出、潜心研究，要知道，在以交通信息为优势学科的北交大，磁性液体的研究基础薄弱，在学校可谓是冷门领域。然而，对于李德才来说，这冷板凳一坐就是十年。导师袁祖贻教授说：“德才憨厚朴实，呆得住，很刻苦，很好学，能干成大事！”

    袁祖贻很看好李德才，最初给他定了一个方向，研究青岛铁路局的火车轴承密封件。内行都明白，导师推荐的研究方向，意味着有前途，好毕业，多少学生求之不得。然而李德才却摇头拒绝了：“我还是想搞我的磁性液体，更有挑战性，更有意义！”

    磁性液体当时在国内的研究尚属前沿，所以一切实验条件和实验方法都需自己去摸索，更谈不上团队传承、团队合作。最初，李德才的实验开展得异常艰难，他把省下的钱买原料和书籍，常常到了月底还要向同事甚至学生借饭票。

    北交大有着相对宽松的治学环境，也鼓励新兴学科异军突起，允许部分设备相互借用。只是主人白天用，李德才只能晚上用，那几年，他成为夜猫子，昼伏夜出，甚至熬至深夜，静静地等候着实验结果出炉。

    “做实验时正值夏天，李老师在那儿做试验，外面三十六七摄氏度，把烘箱从零上三十六七摄氏度降到零下四十摄氏度，需要七八个小时，测试器件还需要在箱内待四个小时，基本上，一次实验就是一个通宵。”曾经与李德才并肩作战的学生王长有说。

    关于如何制备磁性液体，当时美、日等国都进行了技术封锁，能拿到手里的资料非常有限。李德才至今仍保存着当年从导师那里复印的原始材料，当年，他就是从这些珍贵却有限的资料中“沙里淘金”的。

    2013年，李德才站在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领奖台上，以第一获奖人身份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他花费20年时间，成功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研制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性液体。

    近三十年来，李德才把自己的光与热全部奉献给了磁性液体这一研究领域，如今，李德才创立的磁性液体研究中心已研制出多种可与国际同类产品相媲美的磁性液体，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成功地将磁性液体应用到国防科工的诸多领域，节约经费和创造产值达数百亿元。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这样评价李德才——“李教授常说，我做某件事的时候，总是觉得这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的事，只有做完做好这一件，我才会去做下一件。他的执着看起来有些迂腐，有些落后，但正是他无视困难，拒绝外界诱惑和不必要的消耗，把欲望和算计抛在脑后，才能保持头脑的清醒和活跃，才有静得下来，愿意付出十年成一事的努力和耐心，才能享受梦想成真的大快乐。”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徐百柯

    2005年岁末，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正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是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叔雅”为刘文典的字）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本文选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

【相关链接】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字叔雅。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原籍安徽怀宁。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

梁思礼：“饮冰室”走出的“驯火者”

    一双大眼，鹅銮式的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的影子。“像，太像了”，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竟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里就是饮冰室，梁启超伏案奋笔之所。他在这里写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9子女未来的路。

    1941年，梁思礼赴美国深造。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摄氏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尽管条件艰苦，但仍没有磨灭他心中“工业救国”之梦。1949年，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他选择了回国。此时，他的同窗好友林桦与他分道扬镳，留在美国。几十年后，林桦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梁思礼成了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林桦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梁思礼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有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想法，梁思礼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1957年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102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两发P-2近程地地导弹。一年之前，一处野兔出没、坟茔遍地的荒草园挂上了一块新牌子——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它成立的初衷只有一个，搞出中国自己的导弹和火箭。从事研究工作的几百人中，大多是刚刚跨入校门的大学生。别说学过导弹理论，就连真正见过导弹的人都没有。“尽管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梁思礼说。中国第一枚导弹——仿制“1059”导弹，也就是后来的“东风一号”，就是在他们这帮“业余选手”手中诞生的。

    这是一枚用算盘算出来的导弹。几乎每一夜，梁思礼都在算盘噼啪声中度过。

    一边激情似火，一边四面楚歌。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没有材料和电子零件，梁思礼他们就自己研制，最终用国产产品取代了苏联停止供应的材料、液氧及元器件。无数个不眠之夜，400多个忙碌的身影，撑起了中国航天最初的稚嫩脊梁，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中国制造的导弹。

    1960年，“东风一号”仿制成功后，聂荣臻要求五院转入导弹的自行设计和研制。临危受命的梁思礼又奔赴下一场会战——中近程地地导弹的设计和飞行试验任务。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首次发射失败，事后得知，原因是导弹产生横向弹性振动和发动机管道起火。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梁思礼更愿意将自己的“驯火史”总结为一本“失败者之书”。多次试验失败，让梁思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这些失败，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直到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才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围绕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在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着这个飞行试验，他摘取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1983年，梁思礼退居二线，但他重新站上讲台，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正如萧伯纳所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①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②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③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④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⑤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诗文大家余光中

    学富五车的人可以妙趣横生吗？儒雅冷静的人可以豪情万丈吗？矮小的人可以巨大吗？水火可以同源吗？可以。余光中就是这样一组奇妙的矛盾。

    身高不过五尺三寸，体重不足50公斤，散文家思果却形容他“全身每一钱都是脑”，大女婿戏称他为“小巨人”。女儿姗姗说：“父亲那种外敛而内溢的个性，似乎一座冰封的火山，只有在笔端引爆才安全。”

    平时谨言慎行，自律甚严，写作时宛如苦行僧，不烟不酒，只要一杯红茶或普洱苦茶。他的生活，距离清教徒可能不远，他是那种随时保持冷静的人。他说他的书房非常斯巴达，并非艺术之宫、象牙之塔，而是苦练之地；又说他的书桌是缪斯接生的手术台。这样潜心育人的人师，却也是极端浪漫的诗人。他看花事，总是“看到绝望才离开”。他追逐美景，神魂颠倒：思果曾目睹他“为了追捕淡水河堤上日落前的片刻景致，赶着开车前去，神魂都贯注进去了，口中还喃喃有词，有些恍惚，怪不得他诗思那么妙”。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对于美的人、事、物，品味十分敏感，他的耳目所接，常成妙谛，美不胜收。他自称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

    梁锡华说他“平常是冷静明澈像一泓秋水的人物”。杨牧早年就以“冷静文明”一词来形容他，但是他热情起来，可以和朋友畅谈深宵，心情一好，就妙语如珠，让人应接不暇。

    不过，据黄国彬的观察，“在一般的场合，余光中说话不多，碰见话不投机的人，更常常正襟危坐，态度颇为严肃，完全遵守荀子的忠告……可是，一旦置身于可与言的朋友之间，他就会慷慨地打开话匣，展现里面的珠玑了。”

    余光中在《娓娓与喋喋》一文中曾说，“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识见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真正的知己，就算是脉脉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所以在宴会上，不幸和俗人相邻而坐，偏偏对方又喋喋不休，诗人就会“恨不得他忽然被鱼刺梗住”。

    西班牙哲人桑塔耶纳说：“雄辩滔滔是民主的艺术，清谈娓娓的艺术却属于贵族。”余光中向往的显然是品位上的贵族的娓娓了。

    余光中的字典里似乎没有“马虎”两个字，不论他做什么，即使是娱乐，都要全神贯注。他不懂为什么有人能够一面听音乐，一面读书。在余家，平常是听不到音乐的。他说，“为了对音乐家的尊敬，听音乐就该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所谓“背景音乐”在余家是不受欢迎的。

    以此类推，余光中做任何事情，都抱持同样的态度。珊珊说：“爸爸是不容许有错误的人。”文章不能出错，生活不能出错，品德不能出错。他是个完美主义者。

【相关链接】①余光中，台湾诗人，籍贯福建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母为江苏人，故也自称“江南人”）。重九日生于南京，先后在秣陵路小学（原崔八巷小学）南京市第五中学（原南京青年会中学）读书，1947年入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1950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及台大教授。1974-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教授，1975年兼任联合书院中文系系主任。2003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2017年12月14日，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离世，享年90岁。②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的夜市》、《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五陵少年》、《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十余种。其中最著名有《乡愁》。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仍在“与永恒拔河”。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

丁玲

①一九一一年新年刚过，常德女子师范开学了。我随着守寡的母亲在这里肆业。三十岁的母亲在师范班，七岁的我在幼稚班。母亲在家里灯下攻读，在校里广结女友。常常有她的同学到家里来，她们总是谈得很热闹，我们小孩家也玩得很起动。

②一天，母亲的朋友们又来做客了，七个人占坐了整个书楼。她们在那里向天礼拜，分发兰谱，上边写着誓约，大意是：姐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七个人中，年龄最大的是我母亲，最小的便是后来参加的著名妇女领袖向警予同志。向警予同志那时才十七岁，长得非常俊秀端庄，年龄虽小，却非常老成，不苟言笑。她们就在书楼上饮酒，凭栏赏花，畅谈终日，兴致淋漓，既热闹，又严肃，给我们小孩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使我们对她们充满了敬爱和羡慕。

③辛亥革命后，母亲带着我们到长沙，住进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向警予等六位阿姨也来了。但母亲在长沙只待了一年，因为没有钱继续念下去，托人在桃源县找到一个小学教员的缺位，便带着弟弟去桃源，把我留在长沙，寄宿在第一女师的幼稚园里。每天放学回来，幼稚园里静悄悄的，我常独个流连在运动场上，坐会儿摇篮，荡会儿秋千。这时，向警予阿姨就来看我了，带两块糕，一包花生，更好的是带一两个故事来温暖我这幼稚的寂寞的心灵。

④后来，我又随母亲转到常德女子小学。遇到寒暑假，向警予同志每次回液浦或去长沙，都必定要经过常德，大都是住在母亲的学校里。她就像一只传粉的蝴蝶那样，把她在长沙听到的、看到的、经历过的种种新闻、新事、新道理，把个人的抱负、理想，都仔细地讲给我母亲听。母亲如饥似渴地把她讲的这些，一点一滴都吸收过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且拿来教育我和她的学生们。这时我母亲已把这位最小的阿姨看作一位完全的先知先觉，对她言听计从，并且逐渐接受她介绍的唯物史观、解放工农等这些最先进的理论。

⑤一九二三年暑假，我在上海又见到向警予同志了。她像过去一样，穿着布短衫，系着黑色的褶裙，温文沉静。她向我描述她回国时的一段情景，那神态声音，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她说：“我刚到广州，踏上码头，就围上来许多人说，‘来看女革命党呀！'那时广州的女子很少剪发，都梳成‘～’形，横在后脑上，吊着耳环，穿着花短衫和花长裙，看我这副样子，确是特别。我当时一看，围拢来的人这样多，不正是宣传的好机会么。我不管他们是否听得懂我的话，就向他们讲解起妇女解放的必要来了。居然有人听懂了，还鼓掌咧！”听到这些，我对她真是佩服极了。当时我是做不到的。我和一些同学们因为剪发和朴素的服装而经常招来一些人的非议和侧目，这只能引起我的反感和厌恶，走避惟恐不及，哪里还会有心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他们宣传演讲呢?

⑥我不是对什么人都有说有笑的，我看不惯当时我接触到的个别员的浮夸言行，我还不愿意加入。自然就会有人在她面前说我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思想，说我孤傲。因此她对我进行了一次非常委婉的谈话。她谈得很多，但在整个谈话中，一句也没有触及我的缺点或为某些人所看不惯的地方。她只是说：“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困苦，她为环境所囿，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她的话句句都打到我的心里。我知道我是我母亲精神的寄托，我是她惟一的全部的希望。我真感谢向警予同志，我永远不会忘记地的话，不会忘记她对我的教育和她对我母亲的同情、了解。可是，当时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固执地要在自由的天地中飞翔，从生活实践中寻找的道路。正在这时，大革命被扼杀了，在听到许多惨痛的消息的时候，最后却得到九姨（向警予）光荣牺牲的噩耗。这消息像霹雳一样震惊了我孤独的灵魂，像巨石紧紧地压在我的心上。我不能不深深地回想到，当我还只是个毛孩子时就有了她美丽的崇高的形象；当我们母女寂寞地在人生的道路上蹒跚前行时，是她像一缕光、一团火引导着、温暖着我母亲。有的人在你面前，可能发过一点光，也会引起你的景仰，但容易一闪而逝。另外一种人却扎根在你的心中，时间越久，越感到他的伟大，他的一言一行都永远令人深思。

⑦我是崇敬她的，永远永远。

（摘自丁玲《我是一棵小草》，有删改）

冯兰瑞：一生心系祖国的女经济学家

沈黎明

冯兰瑞1920年9月出生在贵阳一个书香之家，自幼天资聪慧，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36年夏，冯兰瑞随家人来到重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她坚信只有中国才能救中国，毅然选择了跟随干革命的人生道路。

1940年，冯兰瑞经过长途跋涉抵达延安。由于年轻、政治面貌是党员，又有较高文化，冯兰瑞被分配到“青年工作委员会”，参与中国青年运动史的编写。一年多后，她不仅圆满完成了青运史十年对峙部分的编撰，还经过亲自采访，写出了《徐特立传》一书。

1945年，组织鉴于冯兰瑞不俗的写作能力，将其调到张家口的晋察冀日报社工作。在那残酷的战争年代，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自己的刻苦努力，冯兰瑞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1953年，冯兰瑞担任《哈尔滨日报》总编。当时中国刚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百废待兴，正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冯兰瑞敏锐地感到，要把中国建设好，必须尽快培养出一大批懂经济的人才，便萌生了从事经济学教学的念头。她毅然向哈尔滨市委提出申请，放弃总编职务，去当一名教员。

1954年，冯兰瑞正式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并重入校园深造。34岁的她将年幼的女儿托付给母亲照顾，将全部心思都用到了学习上。每天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成了她生活的常态，深夜挑灯夜读更是家常便饭。

1956年，冯兰瑞以科科满分的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回到哈工大开始了教书育人生涯。为了将干巴巴的经济学理论讲好，她经常牺牲休息时间，深入大兴安岭的深山茂林和三江平原的生产一线搞调查研究，搜集与经济理论紧密相关的事例，将其运用到讲课中。正因为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冯兰瑞讲起课来总能把深奥的理论知识寓于一个个鲜活的事例中，既生动又易懂，非常受学生欢迎。

 “文革”结束后，在河南干校劳动的冯兰瑞恢复了工作，来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她结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成为国内经济学分配理论专家。

当时年近花甲的冯兰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子女们见她没日没夜伏案疾书，担心她吃不消，纷纷劝她工作悠着点，做事慢慢来。冯兰瑞说：“实践需要理论指导。时不我待，我必须努力工作啊！”

在国内经济领域发生重大变革时，冯兰瑞总是走在前面，从理论上提出自己的见解。

冯兰瑞离休前本有机会凭资历和贡献再上一个台阶，但她主动退居二线，将岗位让给了年轻人。冯兰瑞离休后也不闲着。1993年，她73岁时，发现社会保障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有可能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之后，又向这一新领域进军。

80岁时，冯兰瑞曾作诗：“八十沧桑百战身，习文习武未穷经。转求致用孜孜学，但问耕耘日日新。幸喜老来仍锐气，岂忧夕照叹黄昏。”这些诗句可以说是对她几十年奋斗生涯的生动概括。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入党后，冯兰瑞总能出色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结果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面临被抓捕的危险，地下党组织得到情报后，迅速安排她撤离重庆奔赴延安。

②冯兰瑞的研究始终站在改革的前列，她勇于打破理论成规，对一些经济理论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冯兰瑞在学术上的成就引起国外的重视，她被国外媒体称为“成功的中国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