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 知识点题库

凡·高的向日葵

余光中

早在巴黎时期，凡·高就爱上了向日葵。1888年初，他南下阿罗，定居不久，便邀高敢从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去阿罗同住。这正是凡·高的黄色时期，更为了欢迎好用鲜黄的高敢去黄屋同住，他有意在十二块画板上画下亮黄的向日葵，作为室内的装饰。

1888年8月底，凡·高去阿罗半年之后，写信给弟弟说：“我正在努力作画，起劲得像马赛人吃鱼羹一样；要是你知道我是在画几幅大向日葵，就不会奇怪了。我手头正画着三幅油画……。所以这一幅是浅色衬着浅色，希望是最好的一幅。既然我盼望跟高敢同住在自己的画室里，我就要把画室装潢起来。除了大向日葵，什么也不要……整组画将是蓝色和黄色的交响曲。每天早晨我都乘日出就动笔，因为向日葵谢得很快，所以要做到一气呵成。”

过了两个月，高敢就去阿罗和凡·高同住了。不久两位画家因为艺术观点相异，屡起争执。耶诞前两天，他的狂疾初发。耶诞后两天，高敢匆匆回去了巴黎。凡·高住院两周，又恢复作画，直到1889年2月4日，才再度发作，又卧病两周。1月23日，在两次发作之间，他写给弟弟的一封长信，显示他对自己的这些向日葵颇为看重，而对高敢的友情和见解仍然珍视。

他说：如果你高兴，你可以展出这两幅向日葵。高敢会乐于要一幅的，我也很愿意让高敢大乐一下。所以这两幅里他要哪一幅都行，无论是哪一幅，我都可以再画一张。你看得出来，这些画该都抢眼。我倒要劝你自己收藏起来。这种画的格调会变的，你看得愈久，它就愈显得丰富。何况，你也知道，这些画高敢非常喜欢。他对我说来说去，有一句是：那……正是……这种花。你知道，芍药属于简宁（Jeannin），蜀葵归于郭司特（Quost），可是向日葵多少该归我。

足见凡·高对自己的向日葵信心颇坚，简直是当仁不让，非他莫属。这些光华照人的向日葵，后世知音之多，可证凡·高的预言不谬。在同一封信里，他甚至这么说：如果我们所藏的蒙提且利那丛花值得收藏家出五百法郎，说真的也真值，则我敢对你发誓，我画的向日葵也值得那些苏格兰人或美国人出五百法郎。

凡·高真是太谦虚了。五百法郎当时只值一百美金，他说这话，是在1888年。几乎整整一百年后，在1987年的3月，其中的一幅向日葵在伦敦拍卖所得，竟是画家当年自估的三十九万八千五百倍。要是凡·高知道了，会有什么感想呢?要是他知道，那幅《鸢尾花圃》售价竞高过《向日葵》，又会怎么说呢?

1890年2月，布鲁塞尔举办了一个二十人展。主办人邀请凡·高参展。凡·高寄了六张画去，《向日葵》也在其中，足见他对此画的自信。结果卖掉的一张不是《向日葵》，而是《红葡萄园》。非但如此，《向日葵》在那场画展中还受到屈辱。参展的画家里有一位专画宗教题材的，叫做德格鲁士，坚决不肯把自己的画和那盆不堪的向日葵一同展出。在庆祝画展开幕的酒会上，德格鲁士又骂不在场的凡·高，把他说成笨瓜兼骗子。罗特列克在场，气得要跟德格鲁士决斗。众画家好不容易把他们劝开。第二天，德格鲁士就退出了画展。

凡·高的《向日葵》在一般画册上，只见到四幅：两幅在伦敦，一幅在慕尼黑，一幅在阿姆斯特丹。凡·高最早的构想是整组画将是蓝色和黄色的交响曲，但是习见的这四幅里，只有一幅是把亮黄的花簇衬在浅蓝的背景上，其余三幅都是以黄衬黄，烘得人脸颊发燠。

凡·高嗜画向日葵，该有多重意义。向日葵昂头扭颈，从早到晚随着太阳转脸，有追光拜日的象征。德文的向日葵叫Sonnenblume，跟英文的sunflower一样。西班牙文叫此花为girasol，是由girar（旋转）跟so1（太阳）二字合成，意为绕太阳，颇像中文。法文最简单，把向日葵跟太阳索性都叫做soleil。凡·高通晓西欧多种语文，更常用法文写信，当然不会错过这些含义。他自己不也追求光和色彩，因而也是一位拜日教徒吗?

其次，凡·高的头发棕里带红，更有红头疯子之称。他的自画像里，不但头发，就连络腮的胡髭也全是红焦焦的，跟向日葵的花盘颜色相似。至于1889年9月他在圣瑞米疯人院所绘的那张自画像（也就是我中译的《凡·高传》封面所见），胡子还棕里带红，头发简直就是金黄的火焰；若与他画的向日葵对照，岂不像纷披的花序吗?

因此，画向日葵即所以画太阳，亦即所以自画。太阳、向日葵、凡·高，三位一体。

另一本凡·高传记《尘世过客》诠释此图说：向日葵是有名的农民之花；据此而论，此花就等于农民的画像，也是自画像。它爽朗的光彩也是仿自太阳，而文生之珍视太阳，已奉为上帝和慈母。此外，其状有若乳房，对这个渴望母爱的失意汉也许分外动人，不过此点并无确证。他自己（在给西奥的信中）也说过，向日葵是感恩的象征。

桥话（节选）

茅以升

①大地上的一个障碍就是山与河。这当然是只对交通而言。至于对一个国家来说，山与河不但不是障碍，而且是富源所在。山河当然是可爱的。但是在要翻山过河时，它们就有些可怕了。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是这样怕过的。他在《蜀道难》的诗里说：“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他又在《横江词》里说：“人言横江好，侬道横江恶。猛风吹倒天门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成昆铁路和长江大桥，他就要赞叹“多歧路，今安在”，“人生得意须尽欢……与尔同销万古愁”了。因此，造桥修路的人，确是立了功德。

②造桥就是斗争，就是解决矛盾。斗争的“敌人”是水、土、风。造桥时要使桥墩在水下深入土中，桥梁在空中架到墩上。深水、软土、暴风就都是难克服的障碍。再加上它们的相互影响，那就更成为巨大的困难了。这种相互影响，在我国诗文中，描写得很多。比如，关于水和土，就是“岸裂新冲势，滩余旧落痕”（唐太宗《黄河》诗），关于水和风，就是“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关于水和风土，就是“盘涡荡激，回湍冲射，悬崖飞沙，断岸决石（元贡师泰《黄河行》）”。如果翻一次山，过一次河，都觉得可怕，那么，在这样山中河上来造桥，需要和那里的水、土、风所作的激烈斗争，不更要把人吓倒吗？然而人是吓不倒的，他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战而胜之。对于深水，就利用“压缩空气”（风）来筑“沉箱”基础；对于软土，就利用“水射法”来下沉“管柱”；对于暴风，就把桥墩深埋土中，再加上面水压力，以求稳固。还可利用软粘土在管柱下面填洞，以防水漏；利用水面涨落，把船运桥梁，安装在墩上，利用“风锤”、“风钻”在钢梁上打“铆钉”，等等。总之，自然界的各种力，不管怎样厉害，它们彼此之间必有矛盾，只要善于运用，就可把桥造起来。大桥小桥同一理，不过繁简不同。大桥当然不就是小桥的放大，如果梁的长度加一倍，并不要墩的高度也加一倍，而是要把这放大尽量地缩小，使得大桥小桥各尽其美，“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这就要看造桥大师的心领神会和眼光手法了。桥工的值得惊叹，就在于此。

③造成的桥，就老呆在那里，一声不响地为人民服务。不管日里夜里，风里雨里，它总是始终如一地完成任务。它不怕担负重，甚至“超重”，只要“典型犹在”，“元气未伤”，就乐于接受。它虽是人工产物，但屹立大地上，竟与山水无殊，俨然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利于人类生存的，为繁荣滋长提供条件。桥也是这样。人类一有交通，就要桥，越是靠河的地方，人口越集中，桥也就越多。有了桥，人的活动就频繁起来了。它影响到一个辚的富强，成为“地利”的一个因素。自然界是最可信赖的，只要了解到它的规律，就可在宇宙间自由行动。桥也是这样。知道了它的规格，一上桥就准可同登彼岸。自然界是到处随时都美的，因为一切配合得当，缓急相就，有青山就有绿水，有杨柳就有春风。桥也是这样。如果强度最高而用料用钱都是最省的，它就必然是最美的，那里没有多余的赘瘤，而处处平衡。这样的桥就与自然界谐和了。就像宋秦少游词所说，“……秋千外绿水桥平。东风里，朱门映柳……”自然界是新陈代谢、万古长青的，尽管沧海桑田，但也有巍然独存的。桥也是这样。由于朝夕负荷，风吹浪打，必须材料坚实，结构安全，它才能站得起来 ，愈站愈稳，它就能长期站下去。因此桥是长寿的，比起其他人工产物来，它常是老当益壮的。千年古桥能载现代重车，还有什么其他古物能和桥相比呢？有时桥还在，但下面的河却改道了，或两头的山崩陷了，连山河都未必能和它相比！由此可见，桥在自然界中是既可利赖，而又是既美且寿的。它当然成为人类生活中所必需，甚至是和幸福不可分的了。

（选自《桥梁史话》）

①中国文化中的“超越”因素比世界上任何文化都少。中国人没有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观念，也没有来世观念。中国的知识阶层里纵有对世俗采取批判的态度，也只是用一个放在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人间关系，来批判眼前的世俗关系。士大夫阶层可以将对一般人来说是外在的人间关系内省化，由“格物致知”出发，经“正心”“诚意”“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士大夫阶层没有真正推翻按等级与层次“做人”的方式，只是透过内省的过程，给予它一个理论基础而已。

②因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显然地，这种“由己”而不是“由人”出发的“为仁”，仍然是为了成全“仁”这个“二人”关系的。

③这种情形，与站在“自我”的基地上超越外在的世俗关系的情形是不同的。后者的范例莫如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借娜拉说的：“在我是女儿和妻子之前，我首先是一个人。”易卜生是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因此才会产生个人可以超越世俗及为世俗所负累的旧“自我”的思想。

④中国文化却反其道而行之。个人只有进入世俗关系中，才能成其为“人”。他如果要作自我提升，也必须通过同样的渠道去进行，亦即用由内而外的“致良知”的方式，将这种世俗关系重新肯定一遍，并使之臻于完善。

⑤当然，士大夫阶层的思潮中还有逃遁世俗的倾向，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类，这种倾向到了道家的手里就变成了全面性的生活形态。然而，后者亦不能使“个体”在世俗中全面盛开，它只提供了有限的个人天地，其表现方式主要是“独善其身”的超脱飘逸状态以及在艺术方面的灵感。至于道家思想的其他功能，如“退隐终南”的仕宦之术，在不测的世道面前的“明哲保身”之术，在人情磁场中“利吾身”的阴谋术，则基本上是适应这个世界的态度。

                                 （节选自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删改）

小城三月

萧红

       我有一个姨，她是我的继母的继母的女儿。我这个外祖母已经做了寡妇之后才来到外祖父家，翠姨就是这个外祖母在另外的一家所生的女儿。

       翠姨对我哥哥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哥哥对翠姨就像对我们，也是完全的一样。不过哥哥讲故事的时候，翠姨总比我们留心些。哥哥对翠姨比对我们稍稍客气一点，这显然因为翠姨是客人的关系，而且在名分上比他大。

       翠姨订婚，转眼三年了。正这时，翠姨的婆家通了消息来，张罗要娶。她的母亲来接她回去整理嫁妆。

       翠姨一听就得病了。但没几天，她母亲就带着她到哈尔滨采办嫁妆去了。偏偏那带着她采办嫁妆的向导又是哥哥给介绍来的他的同学。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像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又加上已经学了俄国人的规矩，处处尊重女子，所以翠姨当然受了他们不少的尊敬。不用说，买嫁妆她是不痛快的，但那几天，总算她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她回来时，母亲又接她来到我们家。后来，她的母亲发现她对出嫁太不热心，该剪裁的衣裘，她不去剪裁。做母亲的总是常常要加以督促，后来就要接她回去，接到她身边，好随时提醒。她的母亲以为年轻的人必定要随时提醒，不然总是贪玩。而况出嫁的日子又不远了，或者就是二三月。

       想不到外祖母来接她的时候，她竟很勇敢的提出读书的要求。她说她要念书，她想不到出嫁。开初外祖母不肯，到后来，她说若是不让她读书，她是不出嫁的。外祖母没有办法，依了她。给她在家里请了一位老先生，就在自己家院子的空房子里摆上了书桌，还有几个邻居家的姑娘，一齐念书。

       念了书，不多日子，人就开始咳嗽，而且整天闷闷不乐。她的母亲问她，有什么不如意?

       陪嫁的东西买得不顺心吗?或者是想到我们家去玩吗?什么事都问到了。

       翠姨摇着头不说什么。

       过了些日子，我的母亲去看翠姨，带着我的哥哥。他们一看见她，第一个印象，就觉得她苍白了不少。而且母亲断言，她活不久了。大家都说是念书累的，外祖母也说是念书累的，没什么要紧的，要出嫁的女儿们，总是先前瘦，嫁过去就要胖了。

       翠姨自己则点点头，笑笑，不承认，也不加以否认。还是念书，也不到我们家来了。

       翠姨越来越瘦了，哥哥去到外祖母家看了她两次，也不过是吃饭，喝酒，应酬。而且说是去看外祖母的。哥哥回来也并不带回什么欢喜或是什么新的忧郁，还是一样和大家打牌下棋。

       翠姨后来支持不了，躺下了。她的婆婆听说她病，就要娶她，因为花了钱，死了不是可惜了吗?这种消息，翠姨听了病就更加严重。

       母亲叫哥哥去看翠姨。母亲晓得他们年轻人是很构泥的，或者不好意思去看翠姨，也或者翠姨是很想看他的，他们好久未能看见了。同时翠姨不愿出嫁，母亲很久就在心里边猜疑着他们了。男子是不好去专访一位小姐的，这城里没有这样的风俗。母亲给了哥哥一件礼物，哥哥就可去了。

哥哥去的那天，她家里正没有人。

       翠姨大概听出什么人来了，就在里边说：“请进来。”

       哥哥进去了，坐在翠姨的枕边，他要去摸一摸翠姨的前额，是否发热，他说：“好了点吗?”

       他刚一伸手，翠姨就突然拉了他的手，而且大声哭起来，好像一颗心也哭出来了似的。

       哥哥没有准备，很害怕，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同时听得见外边已经有人来了，就要开门进来了。

       翠姨平静的向他笑着，说：

     “你来得很好，一定是姐姐告诉你来的，她爱我一场，可惜我不能报答她了……我现在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人家也许以为我是任性……其实是不对的，那家对我也很好，要是过去，他们对我也会是很好的，但是我不愿意。我小时候，就不好，我的脾气总是，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可是我怎能从心呢……真是笑话……谢谢姐姐她还惦着我……请你告诉她，我并不像她想的那么苦呢，我也很快乐……”翠姨苦笑了一笑，“我心里很安静，而且我求的我都得到了……”

       哥哥茫然的不知道说什么，这时祖父进来了。看了翠姨的热度，又感谢了我的母亲，片我哥哥的降临，感到荣幸。他说放心吧，翠姨的病马上就会好的，好了就嫁过去。哥哥看了翠姨就退出去了，从此再没有看见她。

       哥哥后来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他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

       等我春假回来，母亲还当我说：“要是翠姨一定不愿出嫁，那也可以，假如他们当我说。”

       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这时城里的街巷，又装满了春天。暖和的太阳，又转回来了。

       街上有提着筐子卖蒲公英的了，也有卖小根蒜的了。更有些孩子们按着时节去折了那刚发芽的柳条，拧成哨子，就含在嘴里满街的吹。

       大街小巷，到处的鸣呜呜，呜呜鸣。好像春天是从他们的手里招回来似的。

        接着杨花飞起来了，榆钱飘满了一地。

       年轻的姑娘们，她们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

        她们热心的弄着剪刀，打着衣样，白天黑夜的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节选自萧红《小城三月》，有删改）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义是指整个社会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侍清的愤慈。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不同于顾炎武，他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人士；“责任”是指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程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馈。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莱封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称，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

    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如果每一个人都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删改）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引人高度关注。在我国，谈到海上丝绸之路，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扬州、泉州等举世闻名的出海港口所在地，或是德化窑、龙泉窑、越窑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古代瓷器生产地。这些地方在国家的支持下，都相继建立了博物馆，使当地居民和中外游客可以在那里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古代文明，畅想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的交往。

    然而，海上丝绸之路并不仅仅是出发港口和到达港口，还理所当然地包括航路以及海路上停靠港口。海南岛附近的海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位于海南万宁市境内近海的大洲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是在海南岛以东海域航行船只的避风港。如今，在大洲岛周围的海底，沉睡着多条古船，它们是海南岛曾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见证，向人们诉说着大洲岛乃至古代海南岛民众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与往来这里的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交流的故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海南岛，除位于海口的海南省博物馆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与文化有关的公立博物馆，更没有一处与海上丝绸之路甚至与海洋文化有关的博物馆。

    近年来，到海南岛旅游的国内外游客与日俱增，这里正在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在海南，能看到蓝天、白云、椰林、海水、沙滩，却看不到海南岛古代先民们生活的变迁，更看不到海南岛的先民们在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与南太平洋诸岛上居民交流方面发挥的作用，做出的贡献。博物馆的缺位使海南岛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强我们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巨大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掘，令人十分惋惜。

    此外，自古以来，海南岛先民就与内地的先民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海南省博物馆合作，在海南岛东南部沿海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许多史前和各历史时期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由此可以看出，海南岛的史前和各历史时期的文化，既具有十分鲜明的海岛特点，又与内陆华南地区的文化存在较多的共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岛先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与分布在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居民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用树皮来做布制衣、都使用有段石器等形制特殊的石器。这些都表明，海南岛的史前文化研究很有可能是解决“南岛语族的起源”这一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争论很大的热点问题的关键。

    鉴于上述种种，我以为，国家发改委、海南省政府应拨出专款，在大洲岛所在的万宁市建立南海文化（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海居民生活）博物馆，以呈现海南岛在南太平洋的文化交流以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交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让民众对南海文化有所了解，也可以增强海南旅游的文化含量，促进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王巍《海南岛是“海丝”的重要节点》）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思、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他更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菌。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日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材料一：

    现代中国乡村旅游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从最初兴起的所谓“农家乐”，到现如今相对高端的“民宿”，乡村旅游产业向着更大的规模和更广的市场发展。

据统计，过去五年，中国乡村旅游游客接待人次和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32.0%和26.2%。2016年，乡村旅游游客接待已超24亿人次，占国内游客接待人次的54.4%：营业总收入达4800亿元，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12.2%。预计到2020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将超40亿人次，实现总收入2.3万亿元。

材料二：

如今，很多乡村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贫困户吃上了“旅游饭”，乡村旅游俨然成为旅游扶贫的主阵地。“十三五”期间，我国将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25个省（区、市）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乡村旅游既是农民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也已成为有效吸纳贫困人口就业的主要途径，进而逐渐成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力量。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扶贫观测报告》显示，2015年，乡村旅游带来的农民人均收入占农民人均年收入的39.4%，贫困村通过乡村旅游脱贫人数达264万人，占全国脱贫总人数的18.3%。

    此外，乡村旅游也带来了相应的社会效益，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近90%的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为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高于农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水平。

    但是，目前我国的乡村旅游仍然面临产业延伸不足、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缺乏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的来临，乡村旅游也有待于在创新中开拓新思路、发掘新价值。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乡村旅游众创”也在近几年迅速地发展起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创业项目，民宿客栈、艺术村落、精致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新形式层出不穷。

材料三：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7年）》指出，2017年集中采取一批有力有效的政策措施，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具体来看，在改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方面，行动方案强调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通过PPP，公建民营等方式参与厕所及污水处理、停车场、游客咨询服务中心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在优化乡村旅游扶持政策和长效机制方面，行动方案提出要推动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与旅游电商、现代物流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组织本地从业人员参加乡村旅游食宿服务、管理运营等技能培训，重点培养1000名以上乡村旅游带头人；在推动乡村旅游区域差异化发展方面，将鼓励和引导中小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等。

    材料一：

    作为湖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70年前，湘西州因闭塞贫穷、民生凋蔽而被称为“中国官肠”；70年后，湘西州由贫穷落后走向脱贫致富，即将实现全面小康。2018年，湘西州GDP是1952年的62倍，工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406倍，财政总收入是1952年的1846倍。

    作为同志作出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首倡地，湘西州探索出了以十八洞村为样板可复制可推广的精准扶贫好路子，从2013年起至今，湘西州累计减贫55.43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1.93%下降到4.39%。

    “湘西州已经成为全国精准脱贫的聚焦点，为全国乃至世界扶贫事业提供了湘西方案。”湘西州委副书记、州长龙晓华表示。

    随着立体交通网络建设的加快推进，湘西实现了公路通车里程13028公里，通高速里程481公里，实现了县县通高速、乡乡通水泥（沥青）路、村村道路硬化。铜仁凤凰机场竣工使用，黔张常快速铁路今年将建成通车，湘西机场2020年实现通航，张吉怀高铁2021年实现通车，湘西州即将步入高铁、航空时代。

    此外，富饶开放的新湘西促进了本地旅游产业的迅速崛起。2018年，湘西州接待国内外游客5138.7万次，实现旅游收入441亿元，人均旅游收入1.47万元，成为全国旅游高增长和十大旅游热点地区。

    （选自《湖南湘西州70年发展日新月异》，参见2019年9月26日人民网）

    材料二：

    “精准扶贫”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间题，对于如何贯彻同志关于精准扶贫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战成效、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和“怎么执”的重要指示，学术研究者们在深入学习领会的基础上，通过各自的观察和思考，对相关间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仅从过去一年多来的研究选题看，基本上涵益了“精准扶贫”的各个方面：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视角切入，涉及到了对自然条件、贫困状况、致贫原因、精准识别、扶贫脱贫机制、贫国主体等具体问题的调查、分析和研究，说明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考虑是校为周全和深刻的。但是，从已发丧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具体选题成果数量以及成果被展示的平台的质量分布状况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话，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的明显不足：与客观现实之间尚未能真正形成有机统一体，研究选题中跟风现象或者说同质化间题比较突出，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大背景之下开展观察、思考和分析方面存在欠缺，对诸如“扶志”“扶智”“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扶贫”等方面的关注远远不够等问题。

    （摘编自万志琼《论“精准扶贫脱贫”学术研究选题的“精准”问题》，《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36期）

    材料三：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更加明确地强调：“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黄国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国代际传递。国家教育经费向贫田地区、基础教育倾斜。健全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帮助农村贫田家庭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稳步推进贫国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近10多年来，尽管国家加大了对衣村学校的财政投入，对民族贫国地区的经费扶持力度更大。但终究由于基瑞太薄弱，相比之下民族地区乡村教育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着力为在校的贫国学生提供学业经费资助，着力为在校的贫困学生提供学业经费资助，进一步完善国家各类教育资助制度；着力解决贫困家庭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问题，对农村妇女进行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加大对农村孤儿、残疾儿童、留守儿童等群体实施救助。到2030年，中国将首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民群众的生活将比现在更加般实宽裕，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将得到充分保障。所有这些重要的改革举措和建设成就，必将进一步保障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际进程。

（摘编自宋才发《教育扶贫是巩固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效果的重大举措》，《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9期）

材料—：

    城市马拉松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功能，举办方可以向世界展示城市优美的发展环境，独具特色的赛道和热情友好的民风，是一张塑造城市形象和提升城市品位与国际影响力的最好名片。其次，马拉松赛可以作为城市文化传播的载体，促进国内外城市之间的文化传播与发扬。与此同时，马拉松赛还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助推剂，给城市的餐饮、住宿、交通、旅游、商业等相关产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应，很少有别的体育赛事可以与之媲美。除此之外，城市马拉松赛在推动全民健身快速发展方面也发挥着巨大作用。

当然，由于国内办赛历史不长，一些马拉松赛还停留在组织民众参加的阶段，与其这样花费人力物力，不如在普及推广马拉松、提高全民健身意识方面多下功夫。只有更多民众的自觉参与，马拉松赛事才能具者长久的生命力；城市举办马拉松赛需要淡化利益驱动，秉承严格、科学、缜密、安全的组织管理理念，让马拉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既是对体育精神的诠释，也是对生命负责的一种态度。马拉松是城市的成人礼，只有扣准时代脉搏、把握办赛规律，办出有特色、高水平的赛事，才是中国体育谋求自身发展的责任所在，更是中国城市自觉融入社会进步的使命所在。

    （摘自《我国城市马拉松发展分析》）

材料二：

    2010～2014年厦门国际马拉松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材料三：

    作为一家早在2011年便进入中国路跑市场的体育公司，智美被认为是中国马拉松产业的开拓者。至2018年底，公司已累计运营200余场大型城市马拉松赛，成为中国最具规模的产业运营商之一。“我们的优势在品牌《文化打造、赛事传播，以及围绕赛事文化、品牌做的推广手段。”智美体育集团副总裁宋鸿飞说。马拉松要注重个性打造、文化建设、赛事推广，让赛事围绕体育、文化、旅游延展开来，这些会给马拉松注入更多的资源，加上政策的倾斜，体育产业公司完全可以用这些资源去转化成更丰富的产品。

    临近年末，智美因为几场备受争议的事件，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11月18日苏州马拉松上，在比赛最后关头，志愿者几次给中国选手何引丽递国旗，导致选手被打乱节奏输掉比赛。12月2日南宁马拉松赛，选手获得冠军冲线后，赛场工作人员拽住选手想要与其合影，致使选手摔倒。有评论者认为，以上事件反映了智美作为一家专业从事赛事运营的公司尚缺乏应有的专业性。宋鸿飞表示，智美体育还需要更加注重赛事方方面面的细节，智美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推动公司朝着更健康、更规范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智美体育：主动承担责任，助力马拉松发展！》）

材料四：

近年来，马拉松赛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经济发展了，人们也有更多的闲钱和闲暇来多追求健康。”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闫俊涛说。“跑马”除了满足大众的健康需求，还满足了跑者的社交需求，乃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当前，公务员、企业等中青年人是马拉松赛事的主力军。但由于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很多人并没有足够时间进行跑步训练。闫俊涛指出：“马拉松和平时跑步不一样，是长距离的极限运动。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和储备，盲目跑马一定会带来伤害。”他强调，普通人最容易出现的误区就是“盲目自信”，对自身实力缺乏了解，轻视马拉松难度而贸然上场，“这是不敬畏、不尊重比赛的表现”。对于经验不足又想尝试“跑马”的普通人，闫俊涛建议：一是做好自我评估，最好在专业机构进行耐力能力分析，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水平；二是选择适当的赛地和时间，了解赛道难度，选择适宜运动的时节；三是注意比赛的规范性，尽量少参加未得到国家认证的田径赛事，避免组织不力、服务跟不上的情况出现。

（摘编自《马拉松虽“热”，参赛者需“冷”》）

    材料一：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緒,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忧思。

    (摘编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光明日报》2017年1月17日)

    材料二: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靚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传播渠道不同,审美标准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差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編自杨洪涛《偶像不是流量堆出来的》，《光明日报》2018年8月30日)

    材料三:

    当前文化领城,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渲染“娘炮风”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6日电)

    材料四: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解放军报》2018年10月4日)

材料一:
      2015年11月2日,万众瞩目的大飞机C919总装下线,露出“真容”。它是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制造、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客机,反映了我国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体系建设迈向世界前列。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领域亮点频出、精彩纷呈:“神舟”飞天、“嫦娥”探月、“蛟龙”潜海……今天,我国在航天、医药、生物、信息等重要领域科技实力已跻身世界前列。但也要看到,我国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比如,我国科技人员总量虽居世界第一,但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仍严重不足。据有关机构统计,在全球顶尖科学家分布中,美国以50%的比例占有绝对优势,英、德为15%,我国仅占5.4%。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我国不少产业还处于中低端,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出现很多“卡脖子”问题。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归根到底是顶尖人才的竞争。”强化基础研究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才为核心。无论是国家实验室建设还是财政性科技投入,都必须服务人的需求、提高人的创新能力和素养,充分体现科研人员在基础研究中的决定性价值。

(摘编自《如何坚持创新发展》,2016年1月29日)

材料二:

材料三:
      当前我国科研和经济的联系不紧密、长期存在“两张皮”现象。为了破解“两张皮”,科技创新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只有建立起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才有利于实现科研与经济社会发展无缝对接。

      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可建立起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更密切的联系。将生产实践中的科技创新需求及时反馈给大学和科研院所,有利于持续产出并迅速推广新的科研成果。

      当前形势下,我国的创新主体呈现系统性、多样性特征。既要支持“顶天立地”的大型创新领军企业加强基础前沿研究,也要鼓励“铺天盖地”的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源源不断地探索创新创业,主动试错,这将大大提升创新创业的总体成功概率,促进重大创新和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当前中小企业创新面临很多困难,如融资难、创新能力不足等,需要全方位的引导和支持。亟待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让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

      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非常关键。要从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两个方面同步发力。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法规,大幅提高了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收益比例,但仍然有不少束之高阁、“锁”在实验室的科技成果难以转化。对此,专家表示,要支持大学和科研机构发展创新型衍生公司,加强技术转移及商业化能力建设,同时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的管道。从国际层面看,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将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单向“引进”向双向“引进与出口”转变,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加强创新能力和技术转移的开放合作。

      近年来,我国打击仿冒侵权的力度逐年加大,但由于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不合理、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依然不给力,创新型企业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认为,当前我国在创新和知识产权文化环境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秘书长马秀山说,只有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激发社会创新活力,让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有效集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放大社会生产力的乘数效应,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摘编自《创新,第一动力如何引领发展》,2017年11月2日)

    材料一:

    “大流行”(pandemic)原是世卫组织对流感的定级之一。世卫组织将流感分为6级，其中最高的就是“大流行”，其定义是某种流感病毒在疫情发源地以外的至少一个国家发生了社区层面的暴发，表明病毒正在跨国蔓延。

    从概念上讲，当时的“大流行”指的是流感病毒的影响范围，而不是疫情的严重程度和致死率。2010年世卫组织网站给出了“大流行”的简单定义，即“一种新疾病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比如，流感大流行就是指新型流感病毒亚型在全球传播，而多数人对此病毒没有免疫力。此次，新冠肺炎成为第一个被称为“大流行”的冠状病毒传染病。

    可见，“大流行”并非严格的定义而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具有操作上的弹性。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1日就表示，将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描述为“大流行”不会改变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威胁的评估，这不会改变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做的事情，也不会改变各国应该做的事情。

    (新华社2020年3月12日，“ 国际头条”，有删节)

    材料二:

    我们的准备不足，可能会导致下一场疫情，比埃博拉病毒的危害更严重。让我们看看埃博拉病毒在过去一年中的发展。大约死了一万人，所有的死者都在西非的三个国家里。之所以没有扩散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卫生工作人员做的很多英雄事迹。他们找到很多病人并防止了更多人得病。第二个是病毒的特性，埃博拉病毒不是靠空气传染的。等到你有足够的传染力时，大部分的人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了。第三个是因为病毒没有传到城市区。这纯粹是运气好。如果病毒传到了城市区，那么死亡的人数绝对不止于此。

    所以下一次我们可能不会这么幸运了。有的病毒可能让你毫无察觉，但当感染病毒的人乘飞机或者去逛商场，他们其实已经具有一定的传染力了。此外病毒的来源可以是天然的，像埃博拉病毒，或是由生物恐怖攻击产生的。所以可以让疫情惨上千倍的病毒是存在的。

    (比尔.盖茨在2015年埃博拉疫情过后的TED演讲，有删节)

    材料三:

    历史上曾有很多历史学家对研究传染病疫情感兴趣，早期传染病疫情描述中质量较好的一份来自修昔底德。修昔底德详细记录了公元前430年发生在古希腊雅典的鼠疫，后来被认为至少是西方世界第一个记录传染病疫情的历史学家。有些讽刺的是，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对(历史上)鼠疫疫情最好的一份描述并不是一份基于史实的记录，而是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的小说。

    医学史学家Charles Rosenberg根据对传染病疫情的历史记录和他自身的研究，将传染病疫情的发展描述为一个经典的剧情发展模式。首先一个疫情在开始时的发展会受时空局限，之后随着疫情的发展和揭示力度的提升，疫情导致的个体与群体危机也逐渐增加，直至疫情结束。在他的描述下，一次疫情发展可被大致归纳为三个环节，从最初的对新疫情的试图识别，中期的理解疫情，到最后的干预疫情。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基本的叙事结构如何在中国过去两个月的疫情中展现，以及现在全球每个国家所处剧情(疫情发展)的阶段不同。

    为何史学家们对传染病疫情如此感兴趣呢?一部分原因是疫情经常造成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悲剧，更重要的是重大疫情带来的社会压力可以为我们分析某一个社会提供珍贵的窗口。疫情造成的社会压力可以显现出一个社会的隐形裂痕，这些裂痕在太平时期可能不会显现出来，因此传染病疫情为我们研究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实用的采样机会，这里面可能包括这个社会真正最在干什么、最在乎扮演什么角色的人等等。

(哈佛大学David Jones 教授2020年2月28日在新冠病毒研讨会上的发言，有删改)

    材料一：

    大数据技术是21世纪最具时代标志的技术之一。国务院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提出“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简单的说，大数据就是将海量碎片化的信息数据能够及时地进行筛选、分析，并最终归纳、整理出我们需要的资讯。

    大数据对各行各业都有着重要影响，教育也不例外。互联网时代，没有大数据分析，教育就是在玩概念。在人类社会的动态博弈中，教育的需求是长期的、动态的。将大数据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能够让我们在教育或者被教育的过程中，更清晰更准确更迅速，甚至能提前“预知”成功。

    基于大数据的精确学情诊断、个性化学习分析和智能决策支持，大大提升了教育品质，也帮助了老师及时掌握学生的真实信息，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大数据的到来，学生在一个课堂中的需求与态度，经由大数据的处理变得可视，这也为教研活动提供了更鲜活的素材。

    大数据的渗入真正实现了个性化教育和个性化学习。基于大数据，可以精细刻画学生特点、洞察学生学习需求、引导学生学习过程、诊断学生学习结果。通过对学习者学习背景和过程相关的各种数据测量、收集和分析，从海量学生相关的数据中归纳分析各自的学习风格和学习行为，进而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

    此外，大数据可以在保障教育规模的情况下实现差异化，一方面可以因材施教，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推荐合适的学习资源，另一方面可以达成更大的教育规模。比如MOOC平台突破了传统教育中实体教室的限制，课程受众面极广，能同时满足数十万学习者学习需求。由此可见，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深远重大。

    大数据与教育相结合是大势所趋。

    (2019-03-20搜狐新闻，《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

    材料二：

    材料三：

    大数据主要在四个方面对教育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对数据价值的认识。大数据传统数据最核心的区别体现在信息采集的方式以及对数据的应用上。传统数据的采集方式相对来说只能够彰显出学生的群体水平，而非个人在同学科课堂上“开小差”的次数分別为多少，他在一道题上逗留了多久，等等。

    (二)方便教师更全面了解每一个学生。大数据让教师能够更方便获得每一个学生在学校中的真实信息，例如：在不同考试中的错误对比分析情况，有利于开展个性化教育。另外，也能够帮助教师根据学生整体学习情況选择最合理、最能让全体学生接受的教学模式，从而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帮助学生进行个性化高效学习。学生借助“大数据”，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针对性开展自主学习，提高学习效率。教育领域的大数据与当下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在线教育密不可分，当前的教育模式不再仅仅局限于老师讲、学生听、期中期末考试评分等等。大数据帮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判断事物的可行性和利弊性，详尽地展现了在传统教学方式下无法察觉到的深层学习状态，进而有条件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服务。

    (四)增强教师責任心和强化师德建设。因为在大数据平台下，教师之间的竞争更加明显和强化，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教育素养来应对这种竞争。例如：在大数据面前，教师教书授业的好坏，对他个人影响甚微；不认真备课、授课的老师，事业将会停滞不前。

    (摘编自百度文库《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

    材料四:

    新型冠状病毒成了2020年飞出来的一只黑天鹅！那么，这只黑天鹅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还是以非典做一个对比，2003年的非典，中国GDP水平12万亿人民币，但是17年后的今天，中国GDP总量水平已经100万亿，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已经是当年的近10倍！

    但是，不可否认，这只“黑天鹅”在很多方面“促进”了我们生活的变化。

    比如“线上购物”对“线下购物”的加速替代。尽管大家早就形成了线上购物的习惯，但是经历这次疫情之后，这个习惯还会被深度发掘，比如买菜，之前我们还是习惯去菜场，但是现在，很多人习惯于在网上买菜了。如果仅从购物方面来讲，未来的购物一定绝大部分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即便是线下场景产生的交易，也会在线上进行，就好比你去商超买东西，手机当场就可以下单，然后很快送到你家里。

    再如“线上教育”对“传统教育”的加速代替。经历这次疫情，很多人习惯了在家里学习，传统的学习/培训机构必须加速转型。就像互联网改变了产品的流通路径一样，互联网同样也改变了知识传播的路径，以前知识传播只有在教室才能发生，每个老师只能面对几十个最多上百个人授课。而现在一个老师可以在线上跟上万人乃至几十万人授课，而且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包括落后山区(只要有网络)。这就是线上教育的核心优势，它使优势的教育资源平民化，而这一点恰恰是解决我国教育问题的核心。

    材料一

    健康的概念在我国已几度更新，今天已不同于昨天。当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较低时，人们只期望身体能够胜任体力劳动和维持日常生活，健康的概念就是“不得病”。随着社会的发展，为追求高寿命，人们将健康理解为“长寿”。其后人们又发现，延长了的生命如果伴随着疾病和伤痛，一样不能幸福地生活。

    世界卫生组织曾对健康做出过如下定义：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生活上的“完好状态”，即人的健康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等三个方面。同时对健康提出三个“新”指标：新的概念、新的原则和新的目标。新的概念，即从满足物质需求向满足精神需求方面发展。新的原则，即从经验养生向科学养生发展。新的目标，即从生活质量目标向追求生存质量目标转化。

    (摘自王秋慧、王枫《我国国民健康状况初探》，《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8)

    材料二

    随着居民收入增加、消费结构升级、老龄化及城镇化加速，养老、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刚性需求爆发式增长，健康服务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健康医疗大数据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有望成为我国拉动内需和重大科技源头创新的新引擎，更有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2019.9）

    材科二

    建设健康中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健康中国战略的核心要义和基本思路，统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健康问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一人之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之健康是立国之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就是把健康优先体现在社会生活全过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突出健康目标，公共政策制定实施中向健康倾斜，财政投入上保障健康需求，切实维护人民健康权益。

    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指导思想；强调以基层为重点，推动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突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自我革命的精神，用中国办法破解医改世界性难题；特别倡导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推动政府、全社会、人民群众共同行动，激发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

    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全方位、全周期维护人民健康。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从健康影响因素的广泛性出发，转变卫生与健康发展方式，加快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立法进程，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将维护人民健康的范畴从传统的疾病防治拓展到生态环境保护、体育健身、职业安全、意外伤害、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实现对生命全程的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毫不动摇地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基本与非基本的关系，绝不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政府承担好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等组织管理职责，切实履行好领导、保障、管理和监督的办医责任，同时注重发挥竞争机制作用。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增加服务供给、优化结构。

(摘自十九大学习文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人民日报》2018.1.12)

贺年的文化本色

刘金祥

文化礼仪是人类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它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且以风俗习惯等方式固化下来的。就社会个体来说，文化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修养、道德水平、伦理素质的外在表现;就社会整体而言，文化礼仪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集中反映。鉴于文化礼仪具有重要功能和特殊作用，我国历朝历代均把开展文化礼仪教育作为道德实践的重要内容，每逢新春佳节到来之时所进行的贺年活动即为典型例证。

作为一种官方文化礼仪形式，贺年肇始于春秋战国时代，流行于秦代和两汉时期，兴旺于南北朝和隋唐阶段，至宋代由于受程朱理学的浸润与影响，逐渐在民间市井中传播扩展，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寻常百姓还是三教九流皆行贺年之礼，进入清末民初，贺年日益畸变，走向庸俗化和流俗化，尽管彼时贺贴形式繁杂多样，但贺词内容单调乏味，大都是些升官发财之类的俗语，于不觉间将市侩气味和交运心理传递到人际关系中，久之沉积为痼疾与陋习。时至今日，即便不是这年过节，人们也经常以现代通信方式，频转发一些“做大官发大财行大运”之类的口彩。贫乏的语言表述和低俗的思想情趣，导致贺年越来越远离其良好的初衷。

事实上，贺年作为一种传统礼仪形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赡的文化内涵。贺年不同于西方国家杂乱无序、狂欢嬉闹的圣诞节，它是以一种悠缓节奏和优雅方式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贺年与众多西式节日礼俗迥然有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文化礼仪的贺年，呈具规范功能和教化作用。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淘洗和时光磨砺，贺年早已演化为国人的一种民俗仪式，早已递嬗为具有某种人伦亲和性和情感归属性的交际载体。每年春节期间，人们以真情实感互相慰藉，以理想情怀互相鼓励，以担当尽责互相期许，从而赋予了贺年以更多社会意义和更大人文价值。特别是中国古代一些文化典籍，记载了过年时诸多家人间的贺戒、亲朋间的贺赞、同事间的贺勉、邻舍间的贺慰，不仅为贺年注入了温情暖色，而且为贺年增添了文明色彩。

时光流转到当下，伴随改革开放全面深入推进，国民经济呈现出稳步健康发展态势，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不断攀升，礼贺仪式逐渐回归和兴盛起来，尤其是在元旦、春节期间，最为集中和频繁。保持贺年的文化礼仪的本色和属性，使其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敬重气节风范、增进感情友谊的路径和手段，显得尤为重要。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国人的心灵仪式。贺年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节日习俗，承载着一个民族悠远的记忆和情怀，绵延着一个社会的情感归宿力和文化凝聚力。多年来，受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由共同事业建立起来的城市业缘关系的冲击，人们的血缘关系有所淡漠，亲情关系有所削弱，贺年这一文化习俗在维护家族和谐与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也有所下降。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核心定力和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传承文化是每一个文化人的责任与使命。文化人过春节，更应葆有一份心灵的高贵、性情的儒雅和为人的亲和。作为文化人，我们应当更钟情充满家国情怀和民族胎记的贺年活动，愿意秉持和坚守这一被当代人看来很原始很遥远的文化礼仪。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02月07日16版)

如果说圣徒、绅士、骑士、牛仔是西方文化人格的表征，那么中华文化人格则体现为“君子”。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君子文化未溃。

何谓君子？据考，“君子”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流行于西周。《说文解字》中“君，尊也。从尹，发号”，“君”本指奴隶社会中的国君，“子”是对男性的尊称。“君子”最初是对统治者的泛称，常常与被统治的百姓、民众相对立。后泛指有德行有修养的人，敦厚、儒雅、端庄、从容，具有道德隐喻性。君子的能指和所指皆增值，除却国君、诸侯、公卿大夫以及德才兼备的男子，还包括妻子对丈夫的爱称和品行高洁的女子等，品德成了君子的核心。藉此，君子的来源渠道更广泛，君子群体便日益壮大。从庙堂到民间，从贵族到平民，从精英到大众……君子的身份变迁昭示了君子文化的包容性。

周公制礼作乐，一方面通过一系列仪式规定，保持政治生活稳定有序的运行，另一方面通过仪容、言行、道德、知识、修养的陶冶浸染，塑造出一个支撑起整个社会骨架的君子集团。君子集团居高位，锦衣玉食，制订规约，拥有话语权，甚或是话语霸权。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权力式微，君子不再纯粹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以道德、修养的践行者被儒家所推崇，并赋予新的人文内涵，一举成为济世的高标。由此，君子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新君子群体”产生。他们通过推广“六经”，强调仁爱精神，播下了人文思想的种子。

做一个君子，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终极目标和信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当然，君子毕竟是楷模、典范，不可能没有门槛，因此，君子文化对于君子的外在和内在都有质的规定。君子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有标配。君子还应具有英雄气度。当然，对于君子的内在要求更为恢弘深远。修身养性是低配，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终极目标。欲实现高标，主要依凭才学，不仅需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还得富有文人雅趣，懂得享受人生。当君子内外兼修，自然就剔除了权势阶层的倨傲，增加了温良恭俭让等人文内涵，从而成为一种美好的文化精神。

君子文化风行于数千年前，在当下这个信息化、商品化、全球化的时代，它也一直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佩玉，以及梅兰竹菊作为“四君子”时常成为中国文人的珍爱之物。“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不仅仅是一种符号化的仪式，并非附庸风雅，体现的往往是对“美好之质”的喜好和崇敬；即使不识字的农夫，大多明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动口不动手”等蕴含的道理，并身体力行。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中国文化的血脉之根。

一般认为，君子的对立面是小人，这其实是误解。事实上，成不了君子，不意味着就会成为小人。君子与小人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要求人人成为君子是不现实的，但是，要求人人不是小人，却是必须的。君子并非完美无瑕，完美无瑕是对君子人格的理想化追求。正因为君子非圣贤，有瑕疵，才更具有亲和力、普适性和感召力。君子可能是邻家大叔、挚友、同事，抑或，我们有时的所作所为亦是他人心目中的君子。优雅的气度、出众的能力、美好的德行、深沉的内涵，具备这些必要因素，你就是君子。

（摘编自《人民论坛》2019年05月）

材料一：

进入了职场就一切归零，学历什么都是浮云，你的工作经历、能力、情商，比你的学历重要多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对的。但前提是，进入职场后，而且是一个好的职场。可以说在接近100%的情况下，学历低的人根本不太可能跟北大清华的学生进入同一个职场，因为在筛选简历的时候，他们就被筛选掉了。

那些鼓吹经历比学历更重要的大企业，他们所谓的“经历比学历更重要”，是在进入他们的单位后。进入单位前，他们对学历的选择比谁都严苛。不信的话，你只要上985高校，而且频率最高的还是北大清华人大等顶级名校。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国有句古语，叫“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不仅仅是过去，即使现在很多人也觉得太高的学历没有什么用，还是抓紧时间赚钱才是王道。但重视研发和人才培养的华为公司却并不这样认为，近期，华为内部顶级博士薪酬文件公开，8名博士年薪从100万到200万不等。

8月23日华为AI芯片与全新计算框架发布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华为努力点亮人才灯塔，希望广纳全球英才，为华为发展做贡献，公布他们薪酬也是向全球告示，真正人才的价值，也欢迎他们加入华为。华为内部的心声社区挂出华为创始人、CEO任正非6月20日在公司EMT(经营管理团队)内部的讲话。任正非称：“今年我们将从全世界招进20~30名天才少年，明年我们还想从世界范围招进200~300名。这些天才少年就像‘泥鳅’一样，钻活我们的组织，激活我们的队伍。”

(摘编自中关村在线)

材料四：

就群体来看，“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仍然是一个不变的真理。这包括，本科生和高职高专生毕业三年后的月收入显著高于农民工，也包括本科院校毕业生的薪资待遇要明显高于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

实际上，我们的大学中既然设置了这么多的专业，定然来自社会的客观需求，都有其合理的依据。而且，就整体就业率情况来看，所有专业毕业时的就业率都超过了86%。而且，半年之后所有专业的就业率都超过了91.8%。 这意味着，无论学什么专业，只要一心向上，态度积极，都会在茫茫社会与复杂的职场中找到自己的岗位。将目光放长远，很难说未来什么样的专业能吃香。当今社会发展速度之快、商品迭代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一些看似强大无比、能吃一辈子的专业，很可能因为技术的创新而倏然落伍。正如诺基亚、雅虎、柯达等巨无霸的倒塌，许多专业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失去社会土壤。大学所学的专业，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都基本不会是吃一辈子的饭碗。

十年之后，谁也无法想象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十”能消灭哪些专业和工作。此语境下，拥有持续的学习能力、自生能力，才是让每一位个体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本领。

(摘编自中国网)

材料一：

2020年10月14日上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在广东省深圳市隆重举行。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为，强调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大局出发，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特区工作开创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星心相映”标识醒目，雄壮国歌高亢嘹亮。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明了设立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回顾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改革历程，发出了“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的时代强音。

（摘编自雷钟哲《深圳奏响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时代强音》

材料二：

从1.97亿元到26927.09亿元，GDP增长13000多倍；从最高楼仅有3层，到超过100米的摩天大楼近1000栋；从创办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到登记商事主体近320万户，稳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从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到先进制造业占比超过71%……40年间，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到新时代的“示范区”，深圳书写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罕有的奇迹，在这里改革创新大潮不断喷涌。

先进、智能已成为深圳制造的鲜明标签，在超过1万亿元体量中，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分别达71.9％和66.6％；在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占比超过70％。

40年间，深圳已崛起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经济总量全国第三的现代化大都市。而在40年前，与香港山水相连的深圳还只是个贫穷落后的边陲渔村，在地图上难觅其踪。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人类史册中镌刻下了中国一场历史性的伟大觉醒。

这并不是一场注定胜利、志在必得的轻松远征，而是“杀出一条血路”的破釜沉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事求是，是“敢为天下先”的勇敢突围，是一条在无路中走出的新路、好路。深圳走出的道路，成为“中国道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个缩影。

（摘编自《从改革开放“探路者”到新时代“示范区”——深圳特区40年巨变折射中国道路优越性》

材料三：

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具有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和试验最高水平开放政策的独特优势。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是党中央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战略决策。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大的逆风和回头浪。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推进高水平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根本要求；是深化市场化改革，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要；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选择；是支持经济金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

（摘编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成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却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选自《科技日报》(2010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