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 知识点题库

只要眼睛里还有蓝天

兰心

①人们常常爱将“遗憾”两字挂在嘴边。

②遗憾，一个颇为伤感的字眼，令人心碎；

③十多年前的一个茫茫暗夜，津浦线的特快列车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奔驰，在车厢黯淡的灯影下，我凭窗而坐，凝望着那一棵棵如风掠过的白桦树，蓦地，“遗憾”这两个字扑进眼帘。就在这一刹那，我在人生交叉点上作了一个重要的抉择。而在往后的岁月里，因为这个决定，又引起了种种不同的遗憾，却是始料不及的，

④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⑤一位美国宾夕法尼亚艺术学院的教授，在不惑之年，竟然尝试去实现童年梦想，他不惜放弃优职高薪，从养狮开始到驯狮、驯虎豹。最终成为美国一代马戏大师。当他向万千观众致谢时，盈泪的双眼，令他看不清那无数个兴高采烈的欢颜。在舞台探照灯的照耀下，他的梦想实现了，事业达到了顶峰。然而，这期间，结婚十几载的妻子固无法理解他的行动，离开了他。生命，最终留下了遗憾。

⑥每个人都有自己遗憾的故事。

⑦当我们站在母亲的墓前，咀嚼着“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哀时；当空间与时间的不吻合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时；当一段美丽的情缘，最终刻在心坎上的，只是惆怅的回忆时；当滚滚红尘中，寻觅到一张亲切的面孔，却又在擦身而过的瞬间消逝时；当逝水年华，岁月蹉跎，留下了一个个苍白、空虚的即记时……遗憾带来的况味，竟是如此悲凉、无奈。在这一瞬间，世界变得残缺不全，我们仿佛成了生命的弃儿，缘于那神秘的玄机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⑧叔本华说过，人们就像那些炼金者，原指望炼出金子，谁知却往往发现了一些更有价值的事物，如火药、药、化学化合物和一些自然原理。从这个角度去说，当人们感到遗憾时，可能有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出现。芳心虽然憔悴，灵魂却更为坚强。

⑨谁说遗憾不是一种苦难？而在诗人的眼里，苦难也是美丽的。有遗憾，就意味着有惋惜、有追悔，心儿念念不忘的，仍是对憧憬的追寻，生活中也可能出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哀莫大于心死，一旦伤痕化为云烟，深深的遗憾也不会来光顾心房了。

⑩一位朋友、夫妇俩年轻有为，事业有成，在上天的眷顾下，人生已经太完美，夫复何求之际，却令人感到寂寞，没有新鲜感可言。我想，他的遗憾，恰恰是因为没有遗憾吧？

11 遗憾，令人流泪，也令心灵更加温柔。世上再没有一种东西，让你能如此快乐而忧伤。只要我还有一双眼睛，这眼睛里装满了如洗的碧空，天色蓝得让瞳仁里满是细碎的小蓝点在跳跃，人生就依然有希望。那已逝去的无数个遗憾，点缀了平淡的日子；涟漪过后，更留下点点余韵，回味无穷。

12 如果说，人生是一本书，遗憾不啻是一串串省略号，空白之处，蕴含深刻的哲理；如果说，人生是一出音乐剧，遗憾不啻是一个个休止符，无声之中，酝酿着新的活力！瞬间的寂静，凝聚起下一个乐章的序幕。

13 我想，遗憾，在生命的历程里，扮演的，恰恰是这样一种角色吧？

                                                                                      一生梦不醒，红楼解味人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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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

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材料一：

    随着深化改革和“双创”热潮对人才就业市场的影响加深，一向手捧“铁饭碗”的公务员群体，也渐渐开始将职业发展由以往的体制内融入到多元化的就业市场中。对此，全球最大的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领英）针对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跳槽情况，围绕公务员“下海”职业流向和发展状况等核心数据进行统计，对公务员群体多元化就业发展趋势做出了观察。领英的数据显示，在2006～2015这十年间，公务员跳槽前的职级多以初级为主，科员高达53%。以工作年限区分，工作0～3年的公务员占到了37%，工作3～6年的公务员占到了23%。

如今，公务员群体由体制中到市场中的职业发展轨迹已不再是少数。扎实的教育和工作背景，让公务员这个群体越来越具备“复合型人才”的特质。同时，对于传统“铁饭碗”就业观的颠覆，也加强了公务员群体的人才流动和互通。公务员跳槽的热门目标行业分别为：金融（12.7%）、法律/会计/咨询（12.2%）、政府/社会组织（11.5%）、互联网（9.6%）、房地产/建筑（8.9%）。房地产、金融等热门行业受政策法规的影响较大，这些行业更需既懂政策、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以帮助企业更顺滑地遵从政府部门的相关法规政策。以往公务员从体制中“走出来”，通常会选择与之前经验高度一致的行业。凭借多年所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公务员可在这些相关行业里表现得如鱼得水。但事实上，如今的公务员跳槽目标行业与就业大环境中的热门行业高度吻合。这充分说明公务员跳槽群体更加注重个人能力和价值的体现。

    领英的数据中，公务员跳槽前的职级多以初级为主。其中科员高达53%，科级正职、科级副职分别以18%、13%紧随其后。由此可见，初级公务员更有动力选择跳槽，在更为广阔的职场空间实现自我价值。

    在对已经跳槽的公务员群体的追踪中，领英的数据显示，处级干部转型后，在市场化的职业环境中晋升总监及高管的比例最高。同时，正科级干部担任经理、总监的人数较多，而科员多以从事初级职位为主。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市场化就业环境对于体制内转行职场人的认可和接纳。

（《光明网》2016年6月21日）

材料二：

    “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6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让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公务员群体。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春节跳槽人群最活跃的竟然是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去年增加超三成。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这又是喜是忧？

    其实，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员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利的，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有可能破坏公务员群体的整体性，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从这个层面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令人担忧，值得重视。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跳槽或许离“跳槽热”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一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人民网》2016年5月27日）

材料三：

    近日，智联招聘发布《2016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其中令不少人惊诧的是，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为了跨界跳槽最活跃的白领人群，白领中有三成公务员纷纷转到房地产、金融等行业。

    公务员跳槽的原因，主要是追求实现自我价值。不能否认，公务员跳槽有收入待遇降低的因素，但他们这个群体当下所作出的选择，也是对国家改革政策的理解和呼应，也可以说是看到了“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所带来的新机遇。

    说到底，社会经济活力的激发，离不开一流的人才参与。现在政府出台的不少新政，正是为了使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更具活力。面对如此迅猛的发展形势，公务员队伍中自然会有人出来“闯一闯”，而从以往的经验看，他们中最终会有不少成功者。换个角度说，现在有一部分公务员出来创业，也是人才资源的活力释放，对优化人才配置的正向力量不可小视。

（《苏州日报》2016年6月28日）

    《旧唐书》中曾记载：唐天宝年间，在全国各地运到京城长安的进贡之物中，宣城郡船中有“纸、笔”等贡品，这说明当时宣城郡已生产纸、笔。《新唐书》也载宣州宣城郡土贡有“纸、笔”等物。“宣纸”二字连用，作为一个表示纸张的专有名词出现，始于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其卷二中云：“江东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这种所谓“宣纸”不是用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为原料生产出来的纸张，而是“好事家”“用法蜡之”以后才可用的其他种类的皮纸。这说明：唐代“宣纸”是宣州地区所产高级纸张的总称，这是以产地而称的“宣纸”。唐代宣州虽有“纸、笔”之贡，但不能将这种当时的优质纸张与后来的“宣纸”视为等同，因为原料不同；唐代起已有“宣纸”之名，但其时是取地名命名，泛指宣城所产之纸；从造纸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唐代尚未见有以青檀皮为原料的“宣纸”。但不可否认，当时宣州已经产出名纸，以地名命名的“宣纸”就此产生了。

    据《泾县小岭曹氏宗谱》记载，元代至元26年，曹大三因避乱率族人迁居小岭。初期条件十分艰苦，为谋求生计，根据当地条件开始了“宣纸”的试制和生产。宋末经元到明中叶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皖南山区一带社会相对稳定，文化繁荣，小岭虽为偏远山区，但盛产优质青檀皮，加上水质、温湿度皆有利于造纸。这一时期以青檀皮为主要原料制作的“宣纸”，主要用于书画装裱托纸等，还不宜于书画。此时，曹氏族人根据社会需求，已开始不断试用多种复合材料制作纸张，其中就包括稻草。

    明朝中叶后，宣纸的原料已非采用青檀皮单一原料，而是掺和了沙田稻草。由于青檀皮的纤维较长，单一用它作为原料，成纸性质较硬，柔韧性不足，在这种纸上进行书法绘画时，润墨性稍逊，写意性不能得到充分展现。而稻草的纤维较短，用青檀皮浆掺和稻草浆造纸，则增加了成纸的绵柔度和书法绘画的润墨效果，这既是适应写意画逐步成为时代潮流的结果，客观上也缓解了对青檀皮原料的压力，实乃一举两得之事。及至清代，“宣纸”已经普遍采用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作为原料。

    元明之际起，“宣纸”开始以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为主要原料并一直延续至今，产地也由小岭传播到泾县及其周边地区，国内少数地方也曾在原产地技术人员指导下生产过仿宣，但皆因无法满足生产“宣纸”的所有条件，产品质量难与正宗“宣纸”相比。我们今天所谓正宗“宣纸”，就是采用产自安徽省泾县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并利用当地独有的山泉水，按照传统工艺流程和独特配方，在严密的技术监控下生产的，具有润墨性、耐 久性、抗腐性兼具的独特性能，主要供书画、裱拓、水印等用途的高级艺术纸张。

（摘编自曹天生《宣纸的前世今生》）

材料一：

    “每到四五月份，办公电话就成了热线，十有八九是咨询转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都不知道所报考的专业到底要学什么。”近日，一位高校教务处负责人表示，与转专业相对的是高考生报志愿时的迷茫：“高考学生都说不清楚自己兴趣点是什么，将来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往往由家长、教师甚至委托机构代为填报。”有调查显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仅有13.6%的人了解所选专业；有超70%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新高考背景下，中学生需要尽早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主动了解社会，积极探索自我，找到合适的目标，明确前行的方向。”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惠英介绍。

（摘编自河北新闻网《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找到前行航标》）

材料二：浙江省高中学生自我认知情况调查表

（摘编自《浙江省首届新高考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三：

    在生涯发展及其各个维度上，性别、科别、学校性质、是否是独生子女等变量的影响未达到显著作用；年级、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于生涯发展及其各个维度有显著作用，并且年级越高，生涯发展水平越高，成绩越好，生涯发展水平越高，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涯发展水平越高。

（摘编自卢淑芳《高中生生涯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干预研究》）

材料四：

    高中生生涯教育包括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是学生在适当时期尽力规划个人未来生涯发展的历程。这个过程中，学生应全面展开自我评估，客观进行生涯选择，稳妥进行人生管理，由此，可以将盲目选择对人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在新高考背景下，学生应全面评估自我，对自身能力、性格、兴趣、优劣势、个性、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业规划、生涯规划。生涯规划具有导向性，是随着学生年龄、经历、身处环境不断调整并继续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规划都有助于学生清晰认识到“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能成为谁”等问题。

    新高考改革下，学生学会选择是其高中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人生规划初期的基本要求。学生不仅要提前清晰认识评估自我，规划高中三年的选修课程，确定高考的选考科目，更要明确认识到课程选择的意义、生涯选择的重要性、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责任。

    高中生选择权的增加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和权力去思考规划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道路，促使学生更早地思考人生，选择满意的生活方式，进而寻求个人价值和幸福。通过生涯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优劣势和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对高中学习、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自我需求和社会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进而进行客观地、主动地选择。基于此，学生思考评估后的选择更能强化学生的学习目标，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有助于其终身发展和自我实现。

（摘编自刘瑞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生涯教育的意义及途径》）

材料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10月29日在北京胜利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及其通过的《建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描绘出新蓝图。“十三五’规划是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后的首个五年规划，公报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并用很重的篇幅强调坚持绿色发展，释放出党中央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和信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白重恩说。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二：8月4日，中央电视台开始在新闻联播节目推出《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启示录》系列报道。报道称，塞罕坝主动修复生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活标本。

三代人用了55年的时间，将昔日飞乌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变成百万亩人工林海。塞罕坝林场的林地面积，由建场前的24万亩增加到目前的112万亩，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片人工林。森林覆盖率由12%提高到80%。

今天的塞罕坝，绿水青山带来真金白银，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郁郁葱葱的林海，成为林场生产发展、职工生活改善、周边群众脱贫致富的“绿色银行”

(摘自《人民日报》)

材料三：中新网北京8月8日电(记者张尼)日前，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督察组将分别进驻吉林、浙江、山东等8省份，这也标志着中央环保督察将实现对31省份的全覆盖。此前批次的督察中，已有上万人被问责。新一轮督察风暴又将揪出哪些环保“顽疾”引发外界关注。

从另一组数字上也能看出中央环保督察取得的成效。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近日透露，此前的中央环保督察中，初步罚款约8.8亿元，立案侦查1183件，拘留1103人，约谈13593人，问责11390人，切实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环境问题，增强了人民群众获得感。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材料四：地球是你我共同的家园，建设美丽家园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一起参与、共同行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只当坐而论道的旁观者，而应成为躬身践行的参与者，从自己做起、从生活中一点一滴做起，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或许个人的力量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的，但聚沙成塔、积土成山，众人汇聚起来的力量就是磅礴伟力，唯此方能绘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幽静宜人”的美丽中国图景，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摘录自《南方网》)

材料一：

    在个人属性中，学习成绩、城市户口、东部地区、一二线城市正向影响青少年网络素养，年级对网络素养的影响为负向。数据显示，初中生的网络素养水平高于高中生。随着学习成绩的提高，青少年的网络素养也显著提高。东部地区青少年网络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中部地区的青少年网络素养出现“凹陷”状况。以城市来看，一线城市青少年的网络素养水平最高。从性别上看，在上网注意力管理和自我信息控制方面，女性青少年优于男性青少年；在网上信息搜索与利用、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网络印象管理方面，男性青少年优于女性青少年。

    在家庭属性中，上网设备数量、与父母亲密程度、与父母讨论频率对青少年网络素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双亲居住，对青少年上网注意力管理和自我信息控制能力的提高有显著影响。随着家长对青少年上网行为干预频率的提高，青少年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显著下降。与父母讨论的频率越高，青少年在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信息分析与评价、网络印象管理方面的能力越高。

    在学校因素中，学校开设相关课程、教师使用多媒体的频率与青少年网络素养呈正相关。数据显示，学校开设有关网络（信息）素养课程对青少年的上网注意力管理、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以及自我信息控制有显著的正影响；教师使用多媒体的频率越高，青少年网络素养越高。

（摘编自《中国青少年网络素养有待提升》）

材料二：

未成年人在家上网的比例最高，且从81.1%增加到94.6%，网吧上网比例从37.6%下降到17.7%。这与青少年整体上网地点分布的变化趋势相同。从网络接入方式看，手机上网使用率从63.0%上升至81.2%，台式机上网选择率从75.0%下降到70.2%，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相比于传统的PC（台式机）工具更加适用于碎片化的场景，未成年人更加青睐高度自由化的手机终端，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PC时代或许将没落。在使用行为上，未成年人的搜索引擎使用率有大幅提高，已经从70%左右提高到了85%左右，网络游戏和论坛使用率出现了同步下滑趋势，但网络游戏的使用率仍然处于69.2%。笔者认为：将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作洪水猛兽是不合理的，只要进行健康的引导，不失为缓解学习压力和提高情商智商的有效工具。网络购物使用率从16.1%增加到了43.9%，超过4成的未成年人有网购行为，这其中也包括一定的非理性购买行为，未成年人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意网购的现象层出不穷，这需要家长、电商、政府的共同努力，从家庭监管，行业自律和法规完善等角度多管齐下，以保护未成年人网购权益和引导其正确进行网购。

（摘编自《青少年网民群体特征与上网行为的动态变迁》）

材料三：“历年青少年网民的网络使用行为”统计图表（单位：%）

（摘自《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

【注】“娱乐、沟通”是青少年这一群体的主要上网动机，青少年对于网络新闻的关注度相对较低。青少年倾向于简单、互动性和社交性强的信息互动方式，QQ、微信等即 时通讯网络软件迅速快捷的优势也是电子邮件、博客使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网络视频能够以电脑或者移动设备为终端，进行可视化聊天，这能够有效满足青少年即时交流和学习的需要。随着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很多家庭都给子女更多的零花钱。

    地理环境、区域差异、族群分布、文化区隔等对于文学活动有不同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将反映到作家个性、作品风格、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族群特征、区域传承等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上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北方《诗经》和南国《楚辞》的不同文风，认为前者“辞约而旨丰”，后者“瑰诡而惠巧”。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明确将地理环境、种族与时代并列为文学生成“三要素”。

关于文化地理差异带给文学创作的功能性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做过阐述。他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事实正是如此，地理环境以及据此而来的综合性人文氛围，不仅影响到区域习俗、文化传统、作家性格等，而且还会作用于文学文本的传播路径和接受方式，而这一切都将以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语言、文体、风格诸层面的综合指数为核心。四川乐山依山抱水的开阔环境造就了郭沫若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凤凰封闭唯美的自然环境塑造了沈从文敏感柔弱的个性心理。

    地理区隔所造成的重要文化延异表征之一，便是语际交往中的非对称性。语际交往实际上指的是不同语种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其中自然包含了不同区域不同语种间的文学对话。语际交往过程中的非对称原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语际交往中暂时处于强势地位的语种对相对弱势语种的强迫性渗透，二是不同语种之间相互翻译或转译的非饱和性和不完满性。文学语际交往中存在着的“语言霸权”问题。比如西方的主流语种--英语对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的霸权。我们有理由预期，英语霸权地位还将持续下去，据此进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种种讨论也会受到英语表达惯性的牵制。

    造成语际之间文化交往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经济原因。一般而言，经济实力强大或较强的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主流语种文学在文化交往中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财大气粗”的交往原则的文化效应古今皆然。其次是政治原因。说到底，政治影响力仍以经济增长力为基础。经济发展了，政治强大了，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语言的广谱性常常成为政治地位的象征符号。其三是文化原因。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准确地说，所有语种的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

    跨语际交往通常隐含着跨文化对话机制的“异地原理”。犹如巴赫金所言：“在文化方面，异地是理解最有力的手段。只有通过另一种文化的视点，一种外国文化才能完整地、深刻地表现出来。”他同时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被绝对翻译，文学语言尤其如此。法国的舍普等人则认为，文学语言的翻译未必要追求绝对性，不饱和翻译或许正是语言艺术交往互动的诗意所在。他明确指出，“文化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可译又不可全译的文化征侯，在语言论转向之后或许会变得更加突出，并可能由此加剧全球化时代文学语际交往的挑战性。

（摘编自龚举善《文学本质多向生成论》）

    材料一：

    全球城市化的推进对城市的人口、交通、通信、健康、教育、污染及废弃物等方面带来了诸多挑战。为了缓解这些挑战带来的压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全球相继启动智慧城市计划。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近日发布的《超级智能城市》管理咨询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达1000多个，从在建数量来看，中国以500个试点城市居于首位，并已形成了数个大型智慧城市群。德勤合伙人马炯琳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随着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推进，以及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城市居民和工作人群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幸福感的提升，智慧城市的深度应用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新要求和新目标，力求打造开放、共建、共享，服务均等化以及城市特色化的智能城市。传统的智慧城市要朝着“超级智能城市”的方向发展，必须要具备实时化、普遍化、开放化、智能化、自主化以及融合化六大关键要素，还要涵盖智能经济、智能出行、智能环境、智能安全、智能生活以及智能教育这六大领域，使得城市更加融合与一体化，进行更高效的相互协作，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

    （摘编自《经济日报》2020.4.14）

    材料二：

    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其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

    智慧城市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城市空间数字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城市部件实现“万物互联”。二是信息技术改变城市生活。信息与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发生化学反应，城市各领域在物联网、互联网技术基础上实现智能运行，如智能缴费、智能交通、智能养老、智能社区、智能环保、智能政务等，从而更加方便快捷、运转高效。三是智能驱动城市治理创新。城市治理主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不但可以及时为市民解决具体问题，而且可以实时感测城市运行状况，优化城市治理决策，推动城市可持续、包容性发展。

    （摘编自“百度百科”、《人民日报》）

    材料三：

    智慧城市建设的理想预期在实践中还面临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一是“有产无智”。相关高科技企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支撑性力量，但智慧城市建设不能只是购置它们生产的高科技设备。现实中，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成为企业兜售设备的“竞标场”，加上产业发展冲动，一些城市在相关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上马智慧城市项目，导致后续投资乏力、管理滞后、资源浪费。由于信息技术设备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最终可能只是购买了一批过时的设备和终端产品。二是“有智无慧”。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局限在“网格化管理”“综治维稳”等智能管控领域，既忽略了多部门联动的系统性，也忽略了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性，不同部门的数据系统互不联通，存在“数据隔离”问题。三是“有慧无惠”。建设智慧城市，意味着城市发展要素的全面革新，意味着城市居民广泛使用信息技术并从中得到更多实惠。然而，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既与城市居民的需求脱节，又缺乏城市居民的参与，没有真正服务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此外，由于对技术和大数据的高度依赖，智慧城市建设还普遍面临技术安全风险、用户信息安全风险、居民信息安全风险等问题。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4.19）

火箭回收有多难？（节选）

     ①目前，运载火箭都是一次性航天工具，其第一级火箭在完成分离后会坠落到陆上无人区或空旷海域，不可重复使用。有人曾形容火箭使用的浪费程度，就和一架波音747客机仅作了单趟飞行就报废一般。造价高昂的火箭如果摆脱“一次性”用品的角色，未来航天发射的成本有望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历经失败仍然坚持尝试的原因，不过他们需要克服的难题不小。

    ②运载火箭回收实验有两大难点：一是让火箭第一级在分离后垂直下降，其难度就像在暴风雨中让一根扫帚平稳地直立在手掌上：二是精准降落在没有锚定且只有足球场大小的浮动平台上极其困难，且着陆的精度要求在10米以内。因此，回收火箭首先要解决火箭着陆的精度问题，要能够回收到预定地点。其次，火箭要以垂直的姿态降落，必须解决姿态控制问题，而越是竖长的物体，就越难以控制。此外，还要解决减速问题，必须是软着陆，又不用降落伞，所以只能用反向推力装置。而且，回收的过程是一个变速过程，在这个变速过程中如何始终解决好以上几大问题，难度非常高。就回收平台来说，在海上平台上回收火箭比陆地平台更难，因为陆地上气象条件更好，回收面积也更大，平台更稳定。不过，在陆上降落意味着火箭在空中飞行距离可能更长，消耗的燃料更多。

    ③火箭的回收只是火箭重复使用的第一步，接下来要验证火箭的发动机是否可以重复使用，还要进一步验证回收二级火箭的可行性。

    ④火箭的重复使用对于发动机核心部件的性能和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一次性使用的火箭来说，保证材料和相关设计在短时间顶得住是一个问题，确保长寿命使用又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航天飞机的主发动机的燃烧室压强高达207个大气压，工作温度约为3300摄氏度（目前最先进的涡扇发动机涡轮温度不到1700摄氏度），其中一个小小的涡轮泵的功率就是目前最先进的主战坦克发动机功率的10倍。让这样的发动机顺利工作一次就已经非常困难，而要重复使用多次，那么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必须要上一个巨大台阶。

    ⑤火箭首次成功回收只是一个开始，意味着这项技术具有可行性，但真正掌握这项技术，还需要通过多次实验验证其可靠性，由成功变成成熟。一旦这些技术可以完全实现，将大大降低发射成本。专家预计 ， 如果回收并重复使用第一级火箭，可以降低80%的成本，而如果能回收并利用第二级将可以降低98%的成本。

材料一：

    近日，媒体从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获悉，“星援”App利用粉丝给偶像刷流量的需求疯狂牟利，帮助歌坛“小鲜肉”流量艺人蔡徐坤制造1亿微博转发量，半年内吸金800余万元的案件事实成立。此案件一经公布就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这表明，法治的利剑终于落在了“流量造假”的头上。

    在这起“星援”App的刑事犯罪案件中，涉案者高二学生陈芳（化名）称，她每天都会登录“星援”App并完成粉丝组长布置的转发任务。转发，点赞，打榜，做完一系列活动后，她凭借“超话社区”参加抽奖活动，获得更加接近“爱豆”（偶像）的机会，每个月花费约1000元。针对粉丝购买相关服务，通过平台、商家等自动转发评论明星微博的行为，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就曾对媒体表示，虽然这是一种粉丝自愿行为，但属于数据造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中关于实名制注册，不得以虚假身份办理入网手续、实施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的法律规定，应予以禁止。

（摘编自曾庆瑞《以法治利剑剜掉“流量造假”的毒瘤》，《光明日报》2019年6月18日）

材料二：

    应该承认，数据的确可以成为一个指标，毕竟也不是哪一个明星都能吸引那么多粉丝……问题不在于数据本身，而是我们对于数据的态度：我们该如何看待数据？

    现在的粉丝圈将数据视为唯一。这种不自觉的“唯数据论”，会带来深远的恶果。

    一个是疯狂的数据造假。央视曾专题列举了8个艺人的相关数据，记录了他们相关数据脱水前和脱水后的具体对比，造假比例最高的居然达到了80%。

    另一个糟糕的影响是，造假会给粉丝圈的年轻人带来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哪怕造假了也没有关系，只要最后赢了就行。我不管你什么是非曲直，数据才是硬通货，只要偶像通过数据赢得利益即可。当有人批评她们的偶像时，她们就扔出一堆数据：偶像这么红，你批评就是在黑他！

（摘编自陈子非《周杰伦赢蔡徐坤超话登顶，能浇灭流量时代的数据狂热吗？》，《南方周末》2019年7月22日）

材料三：

    在资本的影响下，流量创造的粉丝经济，不断抬高流量明星的身价和地位，也让粉丝心甘情愿地掏钱，以致于“刷量”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在无数的刷量、打榜、买热搜的虚假繁荣中，作为评判明星的热度、地位的微博数据也一度“失真”，陷入用户“信任危机”的阴霾。

    事实上，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平台自身，对虚假数据流量的抵制一直都在循序渐进：从2018年下半年陆续颁布明星片酬限令，遏制流量价值的衍生；到爱奇艺、优酷等视频平台纷纷关闭前台播放量，减少影视作品逐利刷量；再到微博调整转发、评论计数显示方式，其上限均为100万，超过则显示为100万+。然而，由于缺少健全统一的有效流量度量标准和具有较高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很多流量“李鬼”还广泛存在。

    长期看，粉丝经济仍是极具市场活力的类型之一。作为粉丝经济的获益方，社交平台应理性承担起监管的社会责任，守好流量真实的底线，构建公平、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生态系统。须知，越吹越大的流量泡沫和击鼓传花般的虚假繁荣，不仅耗费各家粉丝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也透支了平台本身的用户体验和生命周期。

（摘编自王法治《社交平台应守好流量真实的底线》，《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7月31日）

材料一：

    诗词综艺火爆，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妹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在一些老师看来，这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成为一场标准化考试。

（摘编自《扬子晚报》）

材料二：

    我国有极为成熟的诗教思想与诗教传统。在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的今天，当代大学生对古典诗词是一种什么认识？怎样有针对性地在大学生中开展诗歌教育？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特地进行了专题调查，得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从喜欢古诗词程度看，理科学生与文科学生差别不大，喜欢和很喜欢古典诗词的学生占89％，想学习或非常想学习古典诗词的学生占84％，更喜欢古典诗词的学生多于喜欢新诗的学生。从阅读量与写作来说，自认为阅读量较大的只占4％，阅读量一般的占总人数的78％，几乎不读古典诗词的比例高达18％；而能写旧体诗词的学生只有7％左右。从爱好、了解与掌握古诗词的人群分布看，认为学习古典诗词对提高人的素质很重要和比较重要的，理科生占95％，文科生占93％；爱好古典诗词的，理科生占92％，文科生占87％；自认为阅读量较大和一般的理科生占84％，文科生占81％。尤其是自认为能写旧体诗词的，理科生占13％，文科生只占2％。从古典诗词的传播途径看，学生最喜爱的苏轼的作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却源自通俗歌曲《但愿人长久》的传唱和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热播。反之，尽管有端午节的习俗，但熟悉屈原作品的人却极少。

    调查显示，古典诗词在当代的命运大可不必担心。但要真正使多数大学生热爱古典诗词，还必须做大量的工作。

（摘编自张永芳《当代大学生：古典诗词知多少》）

材料三：

    诗词是植入中国人文化基因并潜移默化到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诗词语言和意象的美感，中国人可以“秒懂”，外国人可能就云里雾里。至今在很多中国人的居家生活中，以诗词为心，以对联与书法为用，文化中国未必高居于庙堂之上，却经常安住于江湖之远。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代人似乎离诗词越来越远，在校期间还能通过语文课程接触诗词，毕业之后能拿诗词怡养性情的并不多。在此形势下，把诗词做成一档很有参与感的节目，让很多喜欢诗词却不经意间远离了诗词的人们有机会重新接近诗词，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功德。

    中国人的文化消费远远赶不上物质消费。相比之下，诗词是最方便获得也最精粹的精神享受，许多人一辈子没有进过剧场、电影院和音乐厅，尤其在边远小城镇，可能连这些设施都没有配备。

（摘编自陶舜《诗词大会不要成为绝响》）

    当今世界，文明冲突、宗教冲突的危险正在加剧，各国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都在寻求人类文明免于毁灭之道。1993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通过了《世界伦理宣言》；1997年，联合国科教组织成立了“普遍伦理计划”，孔汉思继而起草了《人的责任之世界宣言》。在这些跨文化的对话中，我们认为儒家思想对化解宗教间的冲突、促进世界和谐会有一定帮助。

    首先，儒家的“恕道”是人类文明和谐相处的“金律”。恕道就是仁道或者是仁的实现之道，它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世界伦理宣言》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该是通用于生活的所有领域一一家庭与社区、种族、国家与宗教的不可取消的、无条件的规范”又被称“金律”。“金律”就是孔子的恕道。文明冲突、宗教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强势文明或宗教借助国家强权不顾他国人民的意愿，强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等所致，即“己所欲，施于人”所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对治此种症结的良药。

    其次，“和而不同”是实现人类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的良方。和同之辨是中国哲学的古老辨题，孔子明确提出“和而不同”并赋予和同之辨以价值意义和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同事物的并存是必然的，合理的，世界因不同事物的存在而充满生机和活力，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事物了，这种事物也不能存在了，世界也就枯寂了.对世界和平的最大战不是因为文明与宗教的多样性，而是文明或宗教背后强烈的“求同”而不“存异”的独断主义或排他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己所愿，可施于人”这种根深蒂固的理念的支配下必然导致政治的单边主义乃至强权政治，走向文化帝国主义或曰文化殖民主义。

站在和而不同的角度审视，文化普遍主义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果世界完全附和了某一种文明，就是陷全人类于不义。任何一种经人类伟大的心灵创造的、并经过长期历史演进证明能与时俱进的文明或文化，都具者内在、不可代替的价值。这些文化或文明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着人类某一特定区域的生、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体现着人类的尊严、良知和价值。对伟大文化的持守，既是人类文化发展之必然，也是人类道德所应然。当然，和而不同决不意味着文化部落主义，更不等同于固步自封，相反，和而不同是一开放、生生不息的文化观念。这一观念是人类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实现和平共存之良方。

    最后，“共育并行”是人类不同文明的最高理境。推己从的“恕道”，“和而不同”处世之法是人类又明多样存在之保障，而人类多样文明的共育并存，充量发展，才应是人类不同文明实体的共同追求。这就是儒家的“万物并育抑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摘编自《文明冲突与化解之道》，有删节）

    材料一：

    管子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之盛衰关乎政之治乱，良法向来是治国之重器、善治之前提。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问世，到代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高立法水平的《唐律疏议》出台，再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彰显了中华民族对法治的不断探索和追求。民法典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系统整合了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它的诞生宣告中国迈入“民法典时代”。可以说，编纂民法典是我国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是我国法律传统和法治信仰的生动写照，映射出中华民族在法治道路上的不懈奋进。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曾10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建议，可以说，民法典诞生的过程就是充分尊重民意的过程。遵循同样的逻辑，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不管是遇上高空坠物，还是碰到遗产纠纷，抑或遭遇隐私泄露，都需要从民法典中找到解决问题的依据。只有全体社会成员以民法典为遵循，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才能让民法典真正成为老百姓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

    (摘编自阿斯力格《以民法典实施提升“中国之治”》)

    材料二：

    民法典是一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大法。民法典的精髓和要义就在于“民”字，坚持以民为本、以民为上的立场，饱含爱民、护民、利民、惠民的情怀，促进民权保障、民生改善、民业兴旺、民心和顺、民风文明，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公平感、获得感、幸福感。民法典秉持对人的全生命周期保护理念，确立或完善了胎儿利益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保护、老年人利益保护、死者利益保护等规则，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从抽象人到具体人的全方位保护体系，为人民安居乐业编织了立体化的安全保障网。

    民法典是一部推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大法。社会治理的要义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民法典不仅为合作共治提供了所需的大量规则，而且通过公平分配合作过程中的权利、义务、风险、责任，给合作过程注入平等相待、尊重权利、信守契约、诚信无欺、公序良俗等精神元素，推动合作产生最优效果。同时，民法典赋予和保障了社会主体广泛的选择自由、契约自由、行为自由，激励社会主体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激活社会自治、自主、自律的能量，实现治理成本最小化、治理效果最大化。

    民法典是一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法。民法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道德取向、文化指向，与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息息相关。民法典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继承重家庭、讲仁爱、守诚信、尚公平、促和谐的传统法律精神，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民法典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法律文本之中，融入民事法律规范之中，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民法典注重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保护善行义举、惩罚丑行恶举，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实现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民法典关于生命无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性别平等、尊重隐私、环境正义、英烈保护等内容，丰富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有利于推动社会道德观念的进步。

    (摘编自黄文艺《民法典是经世济民、治国安邦之重器》)

    材料三：

    民法典其体系包括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等，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也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重要实体法律依据。民法典的出台将会给民事检察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冯小光：民法典颁布以后的溢出效应，必然对行政机关、司法权产生影响。首先，民事审判和民事检察适用的最核心实体法律是民法典。此前适用的单行法律和庞大的司法解释规定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协调、不统一的地方，民法典的体系性、协调性为民事实务提供了统一的适用依据。其次，民法典能够对民事检察官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很好的规制。长期以来，如何规制民事法官和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司法改革的课题，民法典在这方面填补了很多空白。

    王利明：民法典是基本的民事法律规范，是基本的裁判依据，将来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对话、讨论的平台就是民法典，而不是各说各话。民法典颁布之后，就应当从民法典中寻找法律依据；而且规定非常清晰，所有的规则都在这里面了，已经消除了不一致、不统一的现象，就要在这里找统一的裁判依据、裁判尺度。另外要有体系思维，民法典是体系化的产物，为法官、检察官、律师提供了体系化的思考方式。法典就是要求援引多个条款，这是我们在适用民法典时必须要注意的新现象。

    王轶：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应该是实力相当的，监督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疫情期间，我写了篇文章，主要讨论行政许可的民法意义，着重从民法的角度分析，行政许可应该做什么样的类型区分，对民事法律行为、合同行为的效力判断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相关司法解释中，较为集中的问题是没有处理好行政法与民法的交叉问题，这可以成为未来工作的着力点。如果我们能够重点突破，充分树立监督自信，慢慢地，会与被监督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互动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摘编自龚云飞、关仕新《王利明、王轶、冯小光“三人谈”》

材料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 ） ，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合适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材料二：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临的首要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货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并增强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助力创业创新》）

材料三：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如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

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盛唐之音本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拿诗来说，李白与杜甫都称盛唐，但两种美完全不同。拿书来说，张旭和颜真卿俱称盛唐，但也是两种不同的美。这两种“盛唐”在美学上具有大不相同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传统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社会规范、美学标准的 确定和建立，其艺术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如果说，前者更突出反映新兴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的“破旧”、“冲决形式”，那么，后者突出的则是他们的“立新”、“建立形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杜诗、颜字， 加上韩愈的文章，却不止领了数百年的风骚，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树立了 楷模，形成为正统。这如同魏晋时期曹植的诗、二王的字以及由汉赋变来的骈文，成为前期封建社会的楷模典范，作为正统，一直影响到晚唐北宋一样。曹、王、骈体、人物画与杜诗、颜字、古文、山水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文艺领域内的两种显然有异的审美风尚、艺术趣味和正统规范。

这些实际产生在盛中唐之交的艺术典范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即严格地收纳凝炼在一定形式、规格、律令中。从而，不再是可能而不可习、可至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而成为人人可学而至、可习而能的人工美了。但又保留了前者那种磅礴的气概和情势，只是加上了一种形式上的严密约束和严格规范。……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规范斟酌并不是齐梁时代那种四声八韵的外在形式的追求，纯形式的苛求是六朝门阀士族的文艺末流。这里则是与内容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规范。这种形式的规范要求恰好是思想、政治要求的艺术表现，它基本是在继六朝 隋唐佛道相对优势之后，儒家又将重占上风再定一尊的预告。杜、颜、韩都是儒家思想的崇奉者或提倡者。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忠君爱国的伦理政治观点，韩愈的“博爱之谓仁，行 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的半哲理式的儒家信念，颜真卿的“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六一题跋》）的卓越人格，都表明这些艺术巨匠们所创建树立的美学规范是兼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在内的。跟魏晋六朝以来与神仙佛学观念关系密切，并常以之作为哲理基础的前期封建艺术不同，以杜、颜、韩为开路先锋的后期封建艺术是以儒家学说为其哲理基础的。尽管这种学说不断 逐渐失去其实际支配力量；但终封建后世，它总是与上述美学规范纠缠在一起，并作为这种规范的道义伦理要求而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后代文人总强调要用儒家的忠君爱国之类的伦常道德来品赏、评论、解释杜、颜、韩的缘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空间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重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彼此关联的形态，使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过程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要在促进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入融合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我们就必须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并充分应用好大数据资源。

社会治理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的对象、主体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当前社会治理所服务的对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新老演化，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群体日益扩大，家庭结构呈现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特征，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跨地区流动已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或中心城镇集聚。特别是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多样的新兴社会阶层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课题。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从政府单一主体过渡到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个体等构成的行动者系统。这些变化迫切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也为社会治理智能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智能化意味着精准分析、精准治理、精准服务、精准反馈。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通过获取、存储、管理、分析等手段，将具有海量规模、快速流转等特征的大数据变成活数据，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将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实施智能治理的重要法宝。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性和难以预见性。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复杂交织的图景之中，与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相叠加，使现代社会治理呈现出新特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是严峻复杂的，表现为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叠加、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较为薄弱等。以往，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源于抽样调查数据、局部碎片数据、片面单一数据，有时甚至纯粹基于理论和经验假设，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交叉复现、质量互换、模糊推演等手段有效提升整合各方面数据资源的能力，使政府决策的基础从少量的“样本数据”转变为海量的“全体数据”，为有效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杨雅厦《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材料一：

前不久，《现代汉语词典》推出APP版本的消息引发了关注。相比于其他纸质图书，辞书的数字化、网络化显得更为迫切。

辞书的“互联网基因”，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对于网络阅读，人们常常有“碎片化”的忧虑，而辞书恰是由众多“碎片化”的条目组成的，并且也是供人们“碎片化”检索使用的。因为有了数字化，因为有了互联网，辞书检索变得非常简便。

今天，辞书的修订更新也变得更容易。重要的辞书，从《辞海》到《现代汉语词典》，无论是解释古语的，还是收录今词的，大多需要不断修订。对于一部纸质辞书来说，修订周期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几年，如此漫长的等待，到新版问世时，当初的新知有的已变作旧闻了。把辞书移植到互联网上，就能实现随时随地更新。拥抱互联网，改变着辞书的传播生态、编纂生态。

通过搜索引擎勾连起来的互联网世界，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库，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一部辞书。虽然丰富无比，但也内容庞杂。即使是查询网络百科，由于“开放编纂”，也会让你遇到真伪莫辨的难题。当你输入一个关键词，得到成千上万个结果，逐一阅读、辨别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会让你觉得还不如去查检一部权威、精当的纸质辞书。

将众多看似“碎片化”的条目集纳到一起，无异于对一个知识体系进行描述。在一个知识领域内，如何提炼、筛选词条，如何编排，如何释义，需要具备这个专业领域的素养，也离不开辞书编纂的学问。汉代许慎编纂《说文解字》时，讲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

当编者把含有相同偏旁部首的汉字罗列在那里的时候，其实不仅是“分别部居”，便于查阅，而且也揭示了那些相同偏旁部首汉字间的相互关系。

（摘编自杜羽的《激活辞书的“互联网基因”》）

材料二：

数字化工具书虽然容量大，轻便小巧，检索便利，可根据读者需要设置很多人性化的功能，还可利用互联网进行远距离的数据传输，却也不是十全十美，所以纸质工具书仍然有电子工具书不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电子工具书和纸质工具书谁更有助于读者掌握信息，一直存在争论。这一问题上很多专家学者也做了调查研究。比如就英语工具书而言，邓琳在调查中发现，读者普遍认为纸质工具书能为学习者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通常除了和电子词典一样能让学习者了解和掌握词义之外，还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例句、语法知识、用法信息以及背景知识等，以帮助学习者准确使用词语，为今后的英语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在面对写作、会话等需要积极产出的言语活动中，纸质工具书的作用更加明显。至于目前学生偏爱电子工具书，并非是因为电子工具书的内容有绝对优势，而是因为电子工具书携带方便。并且陈玉珍在研究中发现，由于电子工具书“输出屏幕的幅面尺寸有限，一次查询的信息量有限，且其微观结构太简单，无法与纸质词典相比”，纸质工具书比电子工具书更有助于读者准确、高效地获取信息，这也是纸质工具书最大的优势。

其次，电子化阅读具有携带方便、容量较大、可选择范围广等优势，但是利用零散时间进行的阅读，获得的是碎片化信息，读者无需严谨思考，容易形成思维惰性。黎荣华曾就英语电子词典和纸质词典对英语专业学生词汇学习的影响展开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尽管电子词典能为英语学习者带来便利，节省时间，可以帮助学生迅速普及很多不知道的单词，但正是由于其极其迅捷的特点，导致学生缺乏思考的过程，对词义理解和记忆不深，对学生词汇量的扩展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负面效应。”这也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很多老师和家长仍然偏爱纸质工具书的重要原因。

另外，目前的电子工具书市场泥沙俱下，很多电子工具书融入了不少商业元素，广告和超链接等附加功能让读者很难集中注意力。这对于读者，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读者来说，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最初想要获取的信息上。同时，电子阅读对于视力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已经有专家表示，长期看电子屏幕对视力的损害非常明显。从健康的角度看，纸质工具书也比较有优势。

上述因素决定了纸质工具书在电子阅读时代仍可拥有一席之地。实际上，在电子工具书凸显纸质工具书携带不便、检索繁琐等缺陷的同时，也凸显了其内容丰富、有利于深度阅读的特性。

（摘编自陈飘平的《纸质工具书为什么不会被电子工具书取代》）

材料三

如何使用词典，在一些地方中小学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由此给学生带来不少“后患”。这就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使用工具书的问题，指导学生意识到科学使用包括词典在内的工具书的重要性，正确看待纸质版工具书与数字化工具书之间的关系，即两者互补而不是互斥，应该坚持适用的原则，在不同情况下善于使用不同介质的工具书。在使用数字化工具书时，教师最好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掌握快速查找信息的方法，熟悉一些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的信源。相对而言，教师给学生做示范，或者师生一起合作探究，能更快提升学生活学活用工具书的能力。

引导学生正确使用工具书，养成遇到不懂或不确定的字词时随手查询的习惯，看似很麻烦，其实对学生学习意识的培养和未来工作非常有帮助。另外，还需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查词典依然是一种必要的学习能力或学习方式，特别是在当下纷繁芜杂的信息环境中，从小养成勤用、善用工具书的习惯，有助于学生形成明辨是非的能力，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练就过硬的语文童子功，逐渐拥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最终成为信息时代具有自主意识的合格学习者。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的《善用工具书应成学生自觉习惯》）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篇幅不大，内容丰富，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没有清代词论那种浙派、常州派的门户之见，立论比较公允；其二，突破了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就事论事的框框，探索各种艺术的底蕴；其三，熔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哲学、文学于一炉，成一家之言。因此，它虽为论词之作，却包含有生动而丰富的美学思想，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美学论著。它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境界”为中心的艺术论里。现择其要点略谈如下。

艺术形象论。所谓“境界”，就是具有“真景物、真感情”的艺术形象，有情景交融的特点。我国古典文论中谈情景关系的像张戒、叶燮等不乏其人，但他们都没有像王国维那样从主观和客观的哲学角度作深刻的分析。王国维认为“境界”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又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所谓“有我之境”，是指偏于主观情感的显露，因此所描写的事物都有较重的“我”的主观色彩。所谓“无我之境”，是指比较客观地描写事物，主观情感不直接显露，它看来无情却有情，景中含情，触景生情。

创作方法论。“境界”的基本特征是情景交融，怎样写情，怎样写景，就成为十分重要的创作方法问题。对此，王国维有“写境”和“造境”论，这显然已接触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虽然王国维对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具体内容语焉不详，但毕竟看到了艺术创作中写实和理想的倾向。这样的精辟见解是前无古人的。然而，王国维的卓见更在于他进一步接触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他认为“大诗人造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王国维的这些观点，比较合乎艺术创作实际，也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

艺术真实论。王国维还从“境界”出发，探讨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强调了艺术真实的重要性。他说“诗人对客观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由于王国维看到了艺术真实的重要性，因此他强调：“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这里很正确地指出了诗人具有艺术概括的能力，指出了艺术真实的基本特点。所有这些，都把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和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剖析明白了，表明王国维在艺术与现实的根本问题上的确是既尊重客观现实，又遵循艺术规律。

但是，《人间词话》也有一些缺憾。首先，他强分诗人为“客观之诗人”和“主观之诗人”，是不恰当的。诗人应重视客观现实，又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达到主客观的高度统一。其次，“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李后主是也”等语，更是不当。诗人不阅世，就难有丰富而真实的感情。李后主恰因是亡国之君，阅世很深，才有真切感受，写出了颇有“境界”的传世名篇。

（摘编自姚全兴《略谈<人间词话>的艺术论》）

材料一：

古希腊神庙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美学界最大的流派是以费肖尔父子为首的新黑格尔派，他们最大的成就在对于移情作用的研究和讨论。所谓“移情作用”是指人在聚精会神中观照一个对象（自然或艺术作品）时，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里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外物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最明显的事例是观照自然景物以及由此产生的文艺作品。

移情说的一个重要代表利普斯反对用生理学观点来解释移情现象，主张要专用心理学观点，运用英国经验主义派的“观念联想”（特别是其中的“类似联想”）来解释。他举希腊建筑中的道芮式石柱为例。这种石柱支持上面的沉重的平顶，本应使人感到它受重压而下垂，而我们实际看到的是它仿佛在耸立上腾，出力抵抗。利普斯把这种印象叫作“空间意象”，认为它起于类似联想，石柱的姿态引起人在类似情况中耸立上腾、出力抵抗的观念或意象，在聚精会神中就把这种意象移到石柱上，于是石柱就仿佛耸立上腾，奋力抵抗了。利普斯的这种看法偏重移情作用的由我及物的一方面，唯心色彩较浓。

同属移情派而与利普斯对立的是谷鲁斯。他侧重移情作用的由物及我的一方面，用的是生理学观点，认为移情作用是一种“内摹仿”，在他的名著《动物的游戏》里举过看跑马的例子：

一个人在看跑马，真正的摹仿当然不能实现，他不但不肯放弃座位，而且有许多理由使他不能去跟着马跑，所以只心领神会地摹仿马的跑动，去享受这种内摹仿所产生的快感。这就是一种最简单、最基本、最纯粹的审美的观赏了。

他认为审美活动应该只有内在的摹仿而不应有“货真价实”的摹仿。如果运动的冲动过分强烈，例如西欧一度有不少的少年因读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摹仿维特自杀，那就要破坏美感了。正如中国过去传说有人看演曹操老奸巨猾的戏，就义愤填膺，提刀上台要把那位演曹操的角色杀掉，也不能引起美感一样。

我还记得五十年代的美学讨论中攻击的靶子之一就是我的“唯心主义”的移情作用，现在趁这次重新谈美的机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一番自我分析和检讨。我仍得坦白招认，我还是相信移情作用和内摹仿的。这是事实俱在，不容一笔抹煞。我还想到在一八五九年左右移情派祖师费肖尔的五卷本《美学》刚出版不久，马克思就在百忙中把它读完而且做了笔记，足见马克思并没有把它一笔抹煞，最好进一步就这方面进行一些研究再下结论。我凭对个人经验的分析，认识到这问题毕竟很复杂。在审美活动中尽管我一向赞赏冷静旁观，但有时还是一个分享者，例如我读《史记·刺客列传》叙述荆轲刺秦王那一段，到“图穷而匕首见”时我真正为荆轲提心吊胆，接着到荆轲“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时，我确实从自己的筋肉活动上体验到“持”和“揕”的紧张局面。以下一系列动作我也都不是冷静地用眼睛看到的，而是紧张地用筋肉感觉到的。我特别爱欣赏这段文字，大概这种强烈的筋肉感也起了作用，因此，我相信美感中有筋肉感这个重要因素。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书简·从生理学观点谈美与美感》）

材料二：

谷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摹仿”。但利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他们身上。《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

（摘编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