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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降半旗迎国家公祭日  民众冒雨为遇难者致哀

（新华日报记者：鹿琳 沈峥嵘）12月13日，第三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苍天有感垂泪，南京细雨如诉。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被日军以各种方式屠杀，南京城内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毁。如果以秒来计算，平均每隔12秒就有一条生命殒丧于日军暴行!

    2016年12月13日上午7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升国旗、下半旗仪式。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为79年前惨遭日寇杀戮的30万冤魂而半垂，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悼念中国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先烈和民族英雄。

    10：01分，凄厉的警报声再次在南京上空拉响。纪念馆内，和平集会广场上，参加悼念的各界人士着黑衣，戴白花，肃立默哀；所有人脱去雨衣上的帽子，低头静默，任雨水浇注于全身，生怕任何的不敬有碍对死难者的哀思。

    “作为南京人，我从小听着警报声长大。我曾在高一时探访鱼雷营丛葬地。就在今年，学校高二年级公开班会还模拟了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举行国家公祭仪式，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远离战争，让和平的光辉洒满人间。”学生代表、金陵中学高三学生彭抒文说，“历史不该遗忘，我辈更当自强。”

    “他们望着记忆，后人望着他们。”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劫难中的幸存者，如今已白发苍苍。只要能走得动，他们就会出现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上，参加和平集会，今年也不例外。

    “被杀害的儿子永不再生；被活埋的丈夫水不再生；悲苦留给了被恶魔强暴了的妻；苍天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经减至107人，只要能走，他们都来悼念，悼念亲人。

    幸存者杨翠英今年已经92岁高龄，但每年12月13日，她一定要到纪念馆中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前，因为亲人们都在这儿。

    日本爱好和平的友人松冈环女士也出现在公祭日活动现场，这是她连续三年参加这个仪式，第90次来中国南京。在仪式正式开始前，松冈环特意走到幸存者们身边，弯下身躯，向他们一一致意慰问。

    “我以无以言状的悲怆追忆那血腥的风雨／我以颤抖的双手抚摩那30万亡灵的冤魂／我以赤子之心刻下这苦难民族的伤痛／我祈求／我期盼／古老民族的觉醒／精神的崛起……”这样的诗文镌刻在纪念馆雕塑石碑上，是民族儿女的赤子之心、家国情怀。

    “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民解放军73602部队盛建忠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会铭记血的教训，化悲痛为力量，改革强军，实干兴军，保卫国家，捍卫和平，我们要自信而庄严地向世界宣告，敢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来自南京工、农、兵、科、学、企界的代表撞响和平大钟，3000羽和平鸽振翅飞向天空。“今天，我们以国家的名义祭奠遇难的同胞，传递的是中华儿女珍爱和平的良好愿望，也希望警钟长鸣，警醒后人时刻牢记历史，让它不再重演。”知识科技界代表、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兵说。

    白鸽放飞，雨中向上飞翔，人们耳畔依然回响着话音绵延的《和平宣言》：“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永志不忘”，于冬雨中激发“莫忘国耻，圆梦中华”的力量。

    诗与禅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一属文学，一属宗教，它们的归趣显然是不同的。然而，诗和禅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又使它们有了互相沟通的可能。禅宗在唐代确立以后，就在诗人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谈禅，参禅，诗中有意无意地表现了禅理、禅趣，而禅师也在诗中表现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观照与理解。于是诗和禅就建立了联系。

    诗和禅的沟通，表面看来似乎是双向的，其实主要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诗赋予禅的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禅赋予诗的却是内省的功夫，以及由内省带来的理趣；中国诗歌原有的冲和淡泊的艺术风格也因之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也许把禅的作用估计过高，但不可否认，禅给了诗一种新的刺激，使诗的面貌更加丰富多彩了。

    禅对诗的渗透，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以禅入诗，另一方面是以禅喻诗。

    以禅入诗，是指把禅意引入诗中。其中有些作品是用禅语阐述禅理，只有诗的躯壳而没有诗的审美价值，严格地说不能算是诗，或姑且称之为“禅言诗”。这些诗总的看来并无可取之处，只有个别富有理趣的作品尚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如苏轼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是此诗之本。这个比喻本来就有趣，经苏轼点化后更有机锋。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包含着耐人寻思的理趣。

    更值得研究的是另一些作品，它们或写花鸟，或绘山水，或吟闲适，或咏渔钓，并没有谈禅，但在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寓有禅意。例如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远处的人语衬托着山的空寂，密林里漏下一线落日的返照。那微弱的光洒在碧绿的苔藓上，显得多么冷清！青苔对这阳光并不陌生，黎明时分，亭午时分，都曾受过它的照射。现在到了黄昏，它又照来了。然而这次复返，它的亮度、热度和色调都发生了变化。这青苔返照如同一个象征，使人想到大千世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生生灭灭，无有常住。禅宗重视“返照”的功夫，“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所用的字面也使人联想到禅宗的教义。而诗里所体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更是禅宗所提倡的。

    禅对诗的渗透，另一方面就是以禅喻诗。这是传统的说法，比较笼统。细分起来，有以禅参诗、以禅衡诗和以禅论诗的区别。以禅参诗是用参禅的态度和方法去阅读欣赏诗歌作品。以禅衡诗是用禅家所谓大小乘、南北宗、正邪道的说法来品评诗歌的高低。以禅论诗则是用禅家的妙谛来论述作诗的奥妙。这是不同的三种以禅喻诗，前人把它们混在一起，所以讲不清楚。

（节选自袁行霈《诗与禅》）

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张璐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语言学大师，在其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写下了众多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元任在学术上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天资聪颖、工作勤奋固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极为深厚的知识背景。

    赵元任从幼年起就诵习四书五经，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都烂熟于心，对中国的文化有很深的了解，这一点看他在著作里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就足以证明了。赵元任的六世祖赵翼是清代著名的朴学大师，这位大师对赵元任有很大影响。清代朴学家们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轻主观而重客观，轻演绎而重归纳。赵先生的名言“没有准备好‘例如’，别先发议论”，可以说就来源于注重事实，重视归纳的经学传统。另外，他的一些学术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研究成果。如赵元任制定的《方音调查表格》，就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知识。

    赵元任是融会中西文化的典范。他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用来弥补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赵先生与罗常培、李方桂两位先生历时四五年把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翻译过来，这对濒临危机的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再例如汉语语法学方面，中国传统语文学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语法学体系，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虽然奠定和创立了中国汉语语法学，但这两部著作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赵元任第一个使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虽然借鉴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但并没有拘泥于这一派的做法，他以汉语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重视汉语的语言事实，发现了不少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现象。所以赵元任在讨论汉语语法问题时，不仅从形式入手，还结合语义进行分析，这就弥补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多重视形式而轻意义的不足。

    在赵元任身上，还体现出横跨文理、精通音乐的特色，这使他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赵元任在上大学时专修数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攻读的是哲学，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物理，对声学方面特别感兴趣。良好的数理修养着实为赵先生从事语音方面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利器，他在语言学的研究上，利用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如用物理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物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来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的性质。这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语音研究趋于科学化、精确化，避免了清代朴学家们在语音分析上带有很大主观性的弊端。

    更为重要的是，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使赵先生能够及时地汲取当代自然科学的理论营养，形成新型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一些语言问题或现象有深入的剖析。如他在《说清浊》中阐述清浊这对概念时，就吸收了丹麦原子物理学玻尔的对补原则。

    赵元任是个多才多能的学者，他在音乐方面的精湛造诣为他精确的听音、辨音和声调、语调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帮助。关于赵元任的听音记音的本领，胡适和罗常培都曾有过赞叹。这种高超的辨音能力和他熟通音理是分不开的。另外，赵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一些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他音乐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如他创制的“五度标音法”，为记录和描写各种声调提供了实用简便的方法，已经被中外许多语言学家广泛使用。而这套五度标音法的得来，就是动用了赵先生在音乐方面的才能。赵先生曾经周七弦琴作实验，得出九种汉语方言的声调曲线。作出声调曲线后，再用画格子临贴的方法，照样改画在一般的五线谱上，这就是五度标音法的雏形。

    赵元任以卓越的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而他这样的成就正是来源于他渊厚广博的知识背景，他尽量地多去吸取周围各科各派的学术精华，从而使他的许多成就都居于学术界的前沿。这应当是我们后学者所最要学习的地方。

（摘编自张璐《浅谈赵元任的学术思想背景》）

【相关连接】①赵元任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反响热烈，深受中国儿童的喜爱。赵元任在翻译中无不渗透着他对音乐的态度和看法，他甚至还运用如“依声调作曲”等音乐技巧来解决翻译中遇到的“不可译”问题。（节选自胡泽红《音乐与翻译的愉快联姻》）②他的《国语入门》和在此基础上扩充并出版的《中国话的文法》“在理论、方法和体系方面都奠定了国内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基础”，其后丁声树、吕叔湘等编写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曾被赞为国内“最好的一本语法书”，在整个体系上都受到了《国语入门》的影响。（节选自胡明扬《赵元任小传》）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赵法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出自《周易·文言传》，大意是经常行善的人家会有许多可以庆贺的事，经常做恶事的人家会有许多灾祸在等着它。初看起来，这句话是在讲报应，其中也的确含有报应的含义，但是作为儒家文献的《易传》，这话与佛道两家的报应观念又有所不同。

    儒家的主流观点不太强调报应，因为儒家道德修养的目标是成为君子，而君子的首要条件，就是明白义利之辨。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孟甚至要求他们的弟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认为，仁义既是天道，也是人道，为仁义而牺牲，死得其所，使生命获得永恒意义。

    钱穆先生曾经将儒家人生观与其他文明宗教相比较，说儒家的君子，他们居仁由义不是为了获得好处，不管它是来自今生还是来世。而且君子人格恰恰是要超越这种功利主义的考虑，他不把道义当作手段，而是当作目的本身。

    儒家要求君子超脱私利的羁绊，并不是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对此有独特的理解。杀身成仁是君子的担当和境界，实践仁义礼智信也经常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个人利益。但总的来看，长远来看，道德对于人生和社会都是有益的。

    讲仁爱奉献的儒家道德何以有利于人生？说到底，违反道德的行为可以得利于一时，却难以长久持续。比如一个“信”字，欺诈或许能够短期获利，但是长此以往必然臭名远扬。那些讲诚信的人虽然有时也吃亏，但能获得广泛的信誉和信任，事业便越做越大。

    道德与利益的问题，又被称为德福关系问题，也是西方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有德者未必有福，享福者未必有德，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哲学家康德认为，经由上帝审判之后，德与福最终能够实现一致，作恶者将会下到地狱，而行善者将会升入天堂，于是公平正义最终得以实现。可是，儒家没有上帝观，有人经常行善却穷困潦倒，有人作恶多端却福寿俱全，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儒家对此的回答是：家庭。一个人的积德行善未必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但一定会为他的后代积下“阴德”；一个人作恶多端，尽管能做高官，骑骏马，但他的债务将由子孙偿还。通过引入家庭和时间两个因素，儒家也成功解决了德福表面上的矛盾。

    那么，现实中是否真是如此？城市兴起的时间较短，不易觉察，但在乡村中则常常应验。常听有年纪见识多的村里老人说，凡是目前发展不错的家庭，现在有出息的人，祖先父辈多是厚道人。我们看历史上那些传承久远的世家大族，比如范仲淹、曾国藩等家族，人才辈出，福泽绵长，乃是因为他们将深厚的文化底蕴凝结为优良的家教传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子孙的优良品格。这也算是对“积善人家论”的经验证明。因此古人也说：“德者，得也。”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深入人心。

    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并非迷信，而是儒家历史理性的结晶。它以儒家的成德之教为思想基础，强调德行修养和与人为善才是一个家庭长期繁荣兴盛的根本保障，不但在义理上可以说得通，在现实中也有经验的证实，反映了儒家古老透彻的人生智慧。

（摘自《光明日报》）

材料一：日前，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提前并圆满实现全部既定科学目标，为我国在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信安全是国家信息安全和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通信安全的追求从未停止。然而，基于计算复杂性的传统加密技术，在原理上存在着被破译的可能性。随着数学和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经典密码被破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说：“通过量子通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量子物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利用量子调控技术，用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传输和操纵，从而在确保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信息技术的瓶颈。”

    量子通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量子密钥分发通过量子态的传输，使遥远两地的用户可以共享无条件安全的密钥，利用该密钥对信息进行一次一密的严格加密。这是目前人类唯一已知的不可窃听、不可破译的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量子通信的另一重要内容量子隐形传态，是利用量子纠缠特性，将物质的未知量子态精确传递到遥远地点，而不用传递物质本身，通过隐形传输实现信息传递。

（摘编自吴月辉《“墨子号”，抢占量子科技创新制高点》，《人民日报》2017年8月10日）

材料二：潘建伟的导师安东·蔡林格说，潘建伟的团队在量子互联网的发展方面冲到了领先地位。量子互联网是由卫星和地面设备构成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分享量子信息的网络。这将使不可破解的全球加密通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我们可以开展一些新的控制远距离量子联系的实验。目前，潘建伟的团队计划发射第二颗卫星，他们还在中国的天宫二号空间站上进行着一项太空量子实验。潘建伟说，未来五年“还会取得很多精彩的成果，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潘建伟是一个有着无穷热情的乐观主义者。他低调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心，称中国政府将会支持下一个宏伟计划——一项投资20亿美元的量子通信、量子计量和量子计算的五年计划，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2016年宣布的旗舰项目，投资额为12亿美元。

（摘编自伊丽莎白·吉布尼《一位把量子通信带到太空又带回地球的物理学家》，《自然》2017年12月）

材料三：日本《读卖新闻》5月2日报道：中国实验设施瞄准一流（记者：莳田一彦，船越翔）

    在中国南部广东省东莞市郊外的丘陵地带，中国刚刚建成了大型实施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该实验设施建设费用达到23亿元人民币。3月正式投入运行。中国是继美国、英国、日本之后第四个拥有同样设施的国家。日本的J-PARC加速器设施中心主任齐藤直人说：“虽然日本在技术和经验上领先，但中国发展得实在太快了，亚洲的中心正在从日本向中国转移。”

    中国推进的这类大型工程还有很多。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政协委员潘建伟被媒体记者团团围住。潘建伟是利用2016年发射的“墨子号”人造卫星进行量子通信研究的研究团队负责人。其团队2017年以后相继发布了多项世界首创的实验成果。潘建伟今年当选美国《时代》杂志“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

    使用人造卫星的实验要耗费巨额资金，欧洲和日本还在犹豫不决，日本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基础科学领域，中国正在跨入他国难以涉足的领域，领先世界”。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5月7日）

    鲁迅说，《野草》里有我的哲学。《野草》集中讨论的是个体生命深层困境的问题，展现了鲁迅人生哲学的精髓。

    在《野草》里，鲁迅塑造了许多文学意象，以象征人类某些方面的深层困境。如《死火》一篇，以被人遗弃在冰谷中的行将熄灭的“死火”，推出了“冻灭”与“烧完”两种选择。“冻灭”就是留在原地“坐以待毙”； “烧完”就是随“我”走出，做“垂死挣扎”。尽管最后等待它的都是死亡，但是“冻灭”和“烧完”是有区别的。这个“冻灭”，他是什么事儿不干，他的生命没有光影，只是一个空壳。这个烧完，虽然最后也是完，但他燃烧的那个瞬间是发出灿烂的光辉的，他的生命是充实的。这就是一种人生哲学，生命的价值不在手结果，而在于过程。人就是在冻灭和烧完之间作选择。导师王瑶先生曾对我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因为垂死挣扎有一种挣扎之美。

    《野草》里还有一篇《影的告别》，影子的物理特征是正午阳光直照或者完全黑暗的时候，影子就没有了，影子只能存在于明暗之间。鲁迅就用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己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命运。“历史中间物”的意义是什么呢?鲁迅说，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捣乱，它生命的价值是和黑暗连在一起的，实现在对黑暗的反抗当中。它当然不被黑暗所容，当黑暗笼罩的时候，这样的影子会消亡；但当黑暗真正消失、光明完全普照的时候，这个历史中间物的价值没有了，影子也要消亡。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这“无地彷徨”四个字，实际上说尽了“知识分子”的深层困境。

    但是当一个人绝望到顶点的时候，就会大彻大悟。所谓大彻大悟，就是看透了人生、社会、历史的局限，看透了自我选择的有限性。很多事情你之所以失望，在于你原来抱的希望太大。如果你把问题都看透了，想透了、你就不绝望了。这就是鲁迅说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就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绝望到底，就成了大彻大惜。大彻大之后，还可能出现两种态度。一种是，既然一切都如此，那我就什么事也不做了，就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还有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前面是坟，但还要努力地往前走，要反抗，要奋斗。鲁迅的哲学就是要“反抗绝望”。

    这种反抗绝望的哲学，其实包含两个侧面。一个是看透一切，大彻大悟，打破一切幻想与神话，清醒地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生存困境，这是打破一切瞒和骗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个是采取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一种反抗绝望的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家、佛家的大彻大悟和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结合。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为其特点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是鲁迅哲学的核心，同时也是20世纪的中国所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精神遗产。

(摘自《和钱理群一起阅读鲁迅》)

材料一:

    硬科技，也称为硬核科技，是以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高精尖科技。硬科技是一个由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创新驱动的物理世界，具有极高的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难以被复制和模仿。硬科技之所以“硬”，是因为属于高端先进制造业，处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具有高知识产权壁垒、高资本投入、高信息密集度、高产品附加值、高产业控制力等特点，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硬科技是我们常讲的“核心技术”“高技术”的典型代表。硬科技的“硬”，主要体现在需要长期的、高强度的人财物研发投入，也需要科研工作者坐相当长时间的冷板凳，持续攻坚、不怕风险、百折不挠才能有所斩获。在从创新型国家行列朝着创新型国家前列前进的转折点上，我国必须尽快打破对传统科技创新路径的依赖，下大力气发展硬科技。我国已经在高温超导、纳米材料、量子通信等基础科学领域，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等前沿技术领域，载人航天、高速铁路、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应用等重大工程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一些重要领域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转变的重要时期。

    从科技资源要素的结构与质量上看，我国距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当前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基础研究投入长期不足，远不能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要求。对此，建议加速建立与我国科技强国战略相匹配的高质量基础研究体系和基础研究支撑体系。

    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不仅需要领军人才和研发骨干，还需要大批精益求精、任劳任怨的高水平辅助人员和高级工匠，以及默默无闻、润物无声的科技创新管理人才。硬科技是需要体系作战的，要形成结构合理、运行高效、人人有成就感和获得感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每一个国家都可能孕育出科学大师，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可能产生解决重大科技创新难题的独特方法，很多高强度人财物投入的大科学研究和大科技工程都需要集全球力量而为之。美国的科技遏制无异于作茧自缚，害人不利己。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每一个合作方都会从科技创新的开放合作中获益匪浅。

(摘编自《硬科技，让中国发展底气更硬》)

材料二:

    人类从石器时代发展到铁器时代，再发展到青铜时代，都是因为人类掌握了不同的技术，当时的人类玩的就是硬科技。

    中国科技在过去2000多年里有1800年是领先世界的。从秦朝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到汉朝、唐朝，中国都是世界第一，这个时期中国的科技也是全球领先的。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硬科技，它们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硬科技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思想革命，之后诞生科学革命，有了科学革命就产生了工业革命。所以说欧洲的崛起让中国在过去的200多年落后了。其实这里面我们要反思很多东西。1870年到1900年，美国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电气化的时代崛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全世界最富有的75个人中，有五分之一的人都出生在1830年到1840年这10年，为什么?因为刚好在他们三十多岁的时候，他们赶上了美国大发展的时代机遇。当时美国处在赶超英国的时代，最终美国于1894年GDP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一。

(摘编自《硬科技》)

材料三: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材料一：

    正常状态下，每个人保持着内心的稳定状态，保持自身与环境的协调。当遇到紧急事件时，这种内在的平衡就被打破，机体会立即调动生理、心理系统的反应，竭尽全力地应对突发事件，进入应激状态。不同的个体对应激事件的反应是有差异的，决定个体应激反应能力的因素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前者主要指个体的原有人格的健康程度和适应能力，后者指客观环境的条件等。从反应结果上看，一次应激事件后，一类反应是恰当的、适应性的，应激事件后个体得到成长和锻炼。另一类反应是不恰当的、非适应性的，其结果留下创伤。人格越是强健者，越是以前者反应为主，乐观豁达的人能相对客观地评估事件的真实危险性，而敏感脆弱的人容易夸大事件的真实危险性。

    在SARS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可能会出现两种应激反应。一是预期性焦虑，主要表现为忐忑不安，对自己能否胜任工作没有把握。这一方面源于他们对未知工作情景的担忧，另一方面源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鼓励个体认识自己的这种心理冲突是正常的，越是能接受和理解，就越意味着能承受和消化它。同时，如果有了充分准备，尽可能将未知的因素变成可控制的因素，恐惧心理就会减轻。因此需进行知识和技能储备、身体和心理储备。二是挫败、内疚、抑郁等负性情绪。他们可能有对被感染危险的恐惧感、工作难度带来的挫败感、与家人分离带来的牵挂以及面对重症病人的痛苦甚至死亡时产生的哀伤等。因此，要对被感染SARS的真实危险性做出正确的评估，熟练地操作隔离等防护措施。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病毒，承认个人的局限性，坦然接受自己的失败和暂时的、部分的无能。越是能接受自己的失败，就越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调整心态，积极学习新技能。作为医务人员，需要足够的共情能力，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及时体察他们的痛苦，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治疗，但也要有能力将自己的情感与病人分离开来，接受现实的局限性。

（摘编自《中国全科医学》2003年07期，杨蕴萍《由SARS认识应激与应激反应》）

材料二：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我们该如何评价自己的心理健康指数？不同人群该如何获得心理支持？日前，记者采访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导手册》编委会主任游旭群教授。

    记者：当意外来临，焦虑、恐慌是人们最主要的情绪，疫情对一个人产生的心理影响有哪些？我们如何评价自己的心理健康指数？

    游旭群：疫情给我们造成的心理影响主要表现在认知、情绪与行为三个方面。这两天大家特别关心疫情信息，因信息不够明确会产生认知冲突、无所适从等，都属于认知上的变化；同时，情绪上容易紧张、恐惧，甚至是抑郁愤怒；从行为方面来看，大家的生活也会出现很大变化，出行受限、社交减少等。这几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恐惧会加剧我们对疫情的非理性认知，生活的变化又会加剧情绪的紧张感等。

    受疫情影响程度不同的群体，他们在心理反应上必然存在差异。对待重度应激反应，我们可以借助专业的心理测评手段和诊断技术进行评估和治疗；对普通人群来讲，应激反应比较弱，未达到临床标准，自我心理健康评估时，可以依据几个基本原则：一是生理活动正常，关注睡眠饮食是否规律、免疫力是否下降；二是情绪反应适度，是否存在过度焦虑、持续抑郁、易激怒现象；三是社会功能良好，是否存在自我封闭、兴趣减退等现象。通常来讲，只要这几个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就无须过度关注和紧张。

    记者：最急需心理援助的是哪部分人群？又该如何获得心理支持？

    游旭群：目前最需心理援助的有两个群体：一是确诊感染的重症患者及其亲人，二是在救治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这两个群体面临的压力最大，最需要相应的心理支持。

    一般来说，从两个层面获取心理支持：一是个人层面，通过个人努力、充分调动个人资源进行自我支持和维护。二是社会层面，有效利用社会支持是应对压力的重要途径。通过专业团体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支持，通过家庭、亲人、朋友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通过政府部门、所在社区、工作单位等获得更多的组织支持，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2月6日）

材料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很多人陷入焦虑、恐慌之中。这不仅给身体和心理带来负面影响，而且长时间、聚焦式的心理恐慌会对整个社会机体产生负面效应，因此对民众的心理疏导不可或缺。

    实施心理干预，须把握好两个原则：一是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要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分类分级服务；二是专业、有序、符合伦理要求。当前的心理服务主要通过热线电话和网络实施，必须运用专业方法和技术，为求助者提供针对性服务。各部门各类组织有效协同、高效协作，为个人提供针对性心理服务。疫情初期，国家卫健委就在心理危机干预方面予以指导；心理学界也迅速组织起来，通过心理热线、在线咨询等方式提供心理服务。但是短板也仍然存在，以心理援助热线为例，目前各地社会组织，已经支持建设了几百条心理援助热线，但缺少统一管理，存在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的现象，对服务质量很难进行有效评估。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演进，心理服务需求也会不断变化。接下来应注重从“介入式危机干预”转向“恢复性危机干预”。

    社会心理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核心因素是信息传播。媒体在信息传播时，要强化事实，多一些科学知识和防控进展、展现国家力量和人性光辉的内容，从而引导民众建立理性积极的心理状态。结合疫情防控，还需在预防促进为主、分层分类、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基础上，拓展到社会心态引导、核心价值观培育等重要领域，建立以信仰、信念、信心为指引的社会心理建设价值引领机制，从而在全民族共同抗击疫情的考验中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02月11日）

事实与价值

    ①今天的知识人都知道“这是银元”是个事实判断，“银元是好东西”是个价值判断。我们有时的确需要区分事实与价值，但不宜把事实和价值截然分开。

    ②要弄清楚事实和价值的关系，不妨从“事实”和“事情”的区别说起。我们总是从静态说到事实的，事情却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我们说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事情正在起变化，事情的经过一波三折，事情终于过去了。然而，事实却不发生，也不发展、结束或改变。“事实”这个词儿有很强的证据含义，我们确立事实，是为了解释什么，证明什么。事实是静态的，这跟事实的证据含义有关——证据当然不能一时这个样子一时那个样子。

    ③我们不妨把世上的事情比作树林，把事实比作木材。树木生长、壮大、死亡，树根长在泥土里，又跟别的树的根系纠结在一起，枝叶互相交叉，又有藤蔓缠绕其间。我们要打桌椅、盖房子，跑到树林里，伐下合适的树，截成立柱和檩子，制成木板。树是自生之物，事实是有用之材。我们从自生之物取有用之材。我们从林林总总的事情那里选择、截取事实，为某种看法提供证据。

    ④既然事实是从实际发生的事情截取而得，我们自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截取。“李四打了张三一拳”是个事实，但这可能是从“张三先打了李四两个耳光，李四回了张三一拳”截取下来的。由于截取的角度、长度、密度不同，同一件事情可以提供颇不相同的事实，有时甚至会“歪曲事实”。世界上每天发生无数多的事情，要论证某个结论，何须编造事实，两个人挑选的事实不同，足以引出完全相反的主张。

    ⑤那么，把所有事实都陈列出来如何？在法庭上，不仅要求“所陈述的都是事实”，而且还要求所提供的是“全部事实”。然而，我们肯定无法从字面上穷尽“全部事实”。所谓“全部事实”，说的是全部相关事实。

    ⑥我们为了论证什么才确立事实、寻找事实。事实的主要身份是证据。在有些领域，有些场合，我们需要从证据和结论的关系来看待世界。典型的是法庭和科学研究。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总是在提供证据，所以，事实和价值通常是连在一起的。“他跳进火海去救战友”“他骗走了他妹妹的钱”，这些话是在陈述事实抑或作出价值评判？根据同样的事实，你我还可能做出不同判断。检视同一块化石，你判断是鸟，我判断是恐龙；根据同样的情报，你主张进攻，我主张按兵不动。但判断不同，并不意味着你我把自己偏好的价值贴到事实之上，而是把同一个事实跟不同的情况联系了起来。

    ⑦事实是判断和论证的理据，它因此已经有了价值，我们也的确经常说到“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发现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事实”。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说事实本身并无价值呢？宽泛地说，人们说事实本身并无价值，可能是说它只具有工具价值。弓箭因为能够用来射鸟射兔而有价值，改用火枪来打猎了，弓箭就没价值了，或只剩下博物馆收藏的价值。在较为具体的意义上，人们把事实和价值分离开来，大概是要说明，无论你持有何种价值观，事实还是那个事实。

    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并不把也不必把天下的事情分成事实和自己的感受。然而，为了特定的目的，我们需要把事实和自己的感受分离开来。在甲方看来，张三偷了李四的钱，乙方却不这么认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事实是：张三未经李四允许就从李四那里拿走了1000元。这个事实可以被解释为张三偷了李四的钱，但也容许其他的解释，例如，张三和李四是极好的哥们儿，你用我的我用你的一向不用事先打招呼。法庭要求证人尽可能屏蔽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只陈述事实。学术与科学以相似的方式专注于事实。

    ⑨并没有两个世界，一个事实世界，一个价值世界，我们也不掌握把价值贴到事实上的魔法。倒是为了特定的目的，我们有时需要把一些事情从流变不息又充满爱恨情仇的世界中切割出来，确立为事实。在这些情况下，在特定的意义上，事实与价值相分离。

    材料一：

    2018年2月2日，《2017－2018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全景调查报告》发布。

报告指出，我国共享经济发展势头强劲，2017年行业规模达到5.72万亿元。目前，共享经济主要分为出租使用权、置换所有权、知识技能共享三种经营模式。其中，出行共享由于存在高频需求特点，用户黏性高，最受消费者青睐。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企业融资总额达千亿元，共享汽车获投总金额居于首位，或将成为下一行业风口。

    相比于表现突出的共享出行、空间共享领域，共享充电宝的前景引发担忧。报告指出，共享充电宝的盈利模式类似共享单车，且损耗率与硬件成本更低，但存在质量安全及信息安全隐患，面临充电技术变革风险，共享充电宝用户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

    报告指出，与外国相比，国内共享经济目前领先企业数量、企业估值均不及国外，但国内共享经济企业数量增速更快，发展势头强劲，部分领域企业成功突围开启全球化征程。鉴于国内市场广阔，未来发展前景可能较国外更好。

    （摘编自南方网）

    材料二：

    2012－2018年中国互联网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及预测

    2014－2020年中国移动出行用车用户规模及预测

    （注）E：Estimated的缩写，估算。图二柱状图为用户规模（亿人），百分比为增长率。

    （摘编自《2017－2018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全景调查报告》）

    材料三：

    Uber､Airbnb，特别是共享单车的风靡，带来了“共享经济”这个新名词。市场上的共享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来。共享经济的经济新模式颠覆了传统商业模式，带来了个体经济的强势回归，也增加了消费者的福利。共享经济给了供求双方更自由的选择，也自下而上推动着制度变革，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人们说，共享经济来了。

    在共享经济市场上，有一种新生事物也吸引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商业资本的关注。它便是诞生于广东省中山市的ZHO共享纸巾。

    现在，中国的共享经济新业态正是一派“阳光普照”。在国家政策层面，“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政府所鼓励的，各种形式的共享经济，都搭上了这趟便车，要么一路绿灯，要么经过一番博弈，最终也大多胜出。而在大众层面，一般对高科技发展都高看一眼，对挑战银行、出租车等“旧势力”的技术创新，都是一片欢呼。而我们也不难得出，ZHO共享纸巾能够迅速风靡全国，得到消费者和资本市场的青睐，也离不开上述两个宏观背景。

    （摘编自中国网）

    材料四：

    “共享经济”的概念首次由马科斯·费尔逊在20世纪70年代以研究个人汽车共享和租赁时提出，而“共享经济”在经济社会中具体的表现模式，则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才得以出现。此种新经济模式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以消费者之间的分享、交换、借贷、租赁等共享经济行为作为基本特征，成为当今创新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共享经济这一新型经济运行模式的快速发展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直接的改变，也是信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共享经济模式，其本质仍然是供给和需求双方通过市场交易促成双方效益的实现。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供需双方的交易模式、交易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智能信息终端，市场交易场所虚拟化为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促进了经济社会中闲置的资源得以实现信息化、碎片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平台使得这些资源高效、灵活地组织起来，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市场经济中基于市场供需关系力量的“交换经济”逐步转向基于分享和一般生产生活资料的共享经济。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是市场经济深化和广化的新阶段，在互联网时代，共享经济模式的产生存在必然性。

    （摘编自《“共享经济”的经济学分析》）

材料一：

    释放地摊经济活力，建议在居民区等地提供限时摆摊经营的地方，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同时给低收入家庭提供购买农产品的服务。

    应该说，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大幅提升了城市的文明程度，为市民带来了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这是城市治理的方向。但是，对“地摊经济”的强力整治，也让一些群众失去了一条生存之路，让一些市民买东西路途更远，价格更贵了。同时，“地摊经济”的不断消失，也让街道变得冷清，少了一些生活气息。

    受疫情影响，今年一些地方已经迈出了“地摊经济”的步伐。成都市允许商户摆地摊、临时占道经营。浙江也提出合理设定流动摊贩场所，鼓励灵活就业等等。这些特殊时期所采取的灵活政策，得到了广泛好评。

    与此同时，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一务实、灵活的举措，也将引导各地支持“地摊经济”的发展。

    当然，发展“地摊经济”并不是说一放了之，重走老路，而是对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比如实行“地摊经济”准入许可证，划定相关经营区、禁营区，明确具体的经营时间，保证场地卫生等等，通过科学治理，让“地摊经济”和良好的城市治理并驾齐驱。

    面对今年的形势，不妨科学有序地发展“地摊经济”，这是恢复经济的务实举措，也体现了民生情怀。

(摘编自《科技日报》2020年05月28日)

材料二：

    从宏观经济的大视野看，地摊经济一点也不低端。一者，低收入群体可以藉此获得生计保障、资金积累，从而产生滚动发展的可能。像南方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城市，早些年十分倚重“地摊经济”，而一个个小摊贩也确实是畅通城市经济的毛细血管。一旦民间创业的血脉被打通，不仅有助于释放民间被抑制被阻遏的生产力，也必将汇聚成复苏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

    再者，生活的便利性也会极大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增加城市的软实力，擦亮城市的口碑招牌。毕竟，所谓“宜居”，除了山青水绿、文化活动频繁之外，遍地烟火气息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其实，在此之前，四川成都就已经开始了积极的尝试，据报道，成都允许临时占道经营两个月来，增加了8万个就业岗位，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此外，浙江杭州、河南许昌也通过开放部分街道为摊贩提供经营场地、帮助解决临时经营设施等难题来实现城市摊贩规范化管理，方便市民日常生活。

    特别是，在强力推进城市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良策解决了很多底层民众的生路，必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然，为“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松绑，并不意味着“大撒把”，放开了就不管了，必须明确，允许摆摊体现的是政策温度，必要的管理丝毫不能放松。只不过，与以往的严厉整治相比，此次的松绑更多指向精准治理，管理的难度不降反升。对于以往习惯于驱赶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而言，这无疑也是一次考验。

    无论如何，城市允许摆摊都是令人欣喜的施政实践。尽管从政策到现实还会有些波折，“地摊经济”的春天是否来到还不好说，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弹性令人欣慰。

(摘编自龙之朱《“地摊经济”的春天来了吗》)

材料三：

    黄钟武是一个水果摊贩，由于没有固定摊位，常年只能到处摆摊经营，遇到城管执法人员，就会被赶走。6月10日晚上，黄钟武正在上西街摆摊卖哈密瓜，看到城管后，条件反射地收拾摊位，准备溜走。没想到这次，城管执法人员却告诉他现在允许摆摊，但是要在规定时间段、规定区域内进行经营活动。

    据了解，2020年6月1日起，资阳开始实施《资阳市中心城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中心城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活动作了一系列规定，其中包括：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方便群众、合理布局的原则，组织设置临时经营场所，引导经营者进入市场从事经营，并加强监督管理。进入临时经营场所经营的摊贩，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业态从事经营，配备垃圾收集容器，保持环境卫生整洁。

    如何平衡“地摊经济”和规范管理，这成了城市管理的一道重大“课题”。

    目前，苌弘广场设立了临时夜市摊区，按照功能分区设置有小吃区、小百货区和水果区，并且在地上画了明显的标线，允许摊贩在17点至21点30分，在一定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同时，要求经营者不得使用音响器材噪音扰民、影响交通、污染环境、影响市民正常生活。经营者还必须在指定区城按照经营项目规范经营，并实行全天保洁，落实摊位“三包”制度，自备垃圾回收设施，做到人走场清，不留垃圾，保持环境清洁卫生。

(摘编自黄智微《地摊经济：一场“放”与“管”平衡的考验》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那时，国家实行单休制度，对大多数人而言，既没有外出旅游的时间，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旅游成为少数人的“幸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国家休假制度日益完善，法定假日和周末休息日由过去的59天增加至现在的115天。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更是稳步增长。中国人的“钱袋子”真正鼓起来了。居民人均收入从1949年的49.7元，增加至2018年的28228元，实际增长近60倍。人们不仅有“闲”了，而且有“钱”了，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几十年来，中国的旅游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成为大众的生活常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在7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人的假期不仅有假日经济，还折射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国人素质的提升，更体现出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理念的开花结果。从乘坐绿皮火车自带干粮出行，到早上在西安吃羊肉泡馍、中午到成都吃个火锅，从出远门怀揣介绍信，到如今出门只带一部手机，中国旅游业的兴旺发展，旅游消费的火爆升级，靠的是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靠的是社会民生的不断改善，这是时代的巨变，也是中国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的有力见证。

（尹贵龙《70年，中国人拥有更多的“诗意和远方”》）

材料二：

一张小小的旅游年卡，把景区、游客、年卡运营公司及主管部门连接在一起。据介绍，部分旅游卡是福利性质，由政府主导，交给运营公司以PPP的方式操作。我们认为这种模式能实现多方共赢。

以武汉旅游年卡为例，花200元就能畅游44家景区，这些景区门票总价超过3100元，包括黄鹤楼等武汉市所有5A景区以及大部分4A景区，颇受旅游爱好者欢迎。自发卡以来，每年以150%的速度增长，去年售卡近40万张。

景区也越来越欢迎这样的模式。旅游年卡为黄鹤楼景区带来了1000万元的门票收入，因旅游卡带来500万元以上门票收入的景区有5家。

而作为惠民工程，部分福利型的旅游年卡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黄陂旅游年卡对所有黄陂人免费发放，去年发行了36.5万张，当地政府对此给予了补贴。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认为，黄陂推出免费旅游在全国具有积极示范作用，是全域旅游积极发展的一个方向。

然而，有的旅游年卡实在是“鸡肋”，包含的景区大多都是些不知名的。“不想去。”有游客这样吐槽。部分旅游卡“含金量”不高，引发游客不满。业内人士称，运营旅游年卡的公司中全国仅有两成盈利，每年都有公司进入和退出。

“这需要平衡各方利益，没有好的景区加入，游客不买账；发卡数量不高，分成不高，又无法吸引好的景区，于是形成恶性循环，难以为继。”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副院长龚箭说，一些有名的旅游景点多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往往认为无需通过旅游卡来增加游客量。

年卡定价和利益分配，是决定一张旅游卡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定价要经过科学测算，不能太低或太高。“最重要的是，旅游年卡是为景区带来增量，不和旅行社、电商等带来的客源重叠，这样才能吸引高品质景区加入。因此，我们多半都是发售区域内的旅游卡，吸引本地人玩本地景区。”武汉三和融通负责人说，“比如黄鹤楼，70元一张的门票，去的武汉人不多，但若是用旅游卡，你可能就会进去看看，这就是增量，虽然通过旅游年卡得到的单张门票收益比旅行社的少，但若量上去了，还是会给景区带来很大收益。”

而利益分配更是一场博弈。业内人士称，有些年卡运营公司难以生存下去，是因为利益分配比较简单，吸引客人多的景区就会不太满意。还有些发卡公司，一味希望景区“体现社会责任”，而自家公司则分得更多利益，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陈熹《旅游年卡背后，一个正在急速增长的市场》)

材料三：

黄冈美如画，一票邀天下。“2015年，黄冈旅游一票通景区年卡（简称‘一票通’，下同）售价120元，可全年不限次游遍黄冈40多家景区”的消息，引爆了黄冈旅游圈，在淘宝、途牛、大众点评等各大网络爆红。

门槛降低，市民乐于出行。英山大别山主峰景区负责人方汇文深有感触地说：“旅游年卡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消费模式。一到旅游旺季，景区每天都有人来游玩，持卡人也越来越多，人们很享受这样一种消费方式。现在购卡也很方便，可以在黄州买，可以在网上买，还可以在景区门口买，即时买，即时激活，即时使用。”

“破除景区门票依赖，本质上要求旅游市场化发展充分，市场规律发挥作用促进利益共享。”市大别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拥华介绍说。基于这样的理念，该公司按实际收入、单次刷卡收入科学测算，“一票通”收益率为挂牌价的108.5%，大大高于景区预期。

旅游年票倒逼门票经济转型，游客叫好，景区点赞。这是因为，只有摆脱“门票经济”，才能促使旅游业转型，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加快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把观光式旅游逐步升级为体验式、娱乐式、休闲式的复合型旅游，促进黄冈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罗玉蓉 吴娅婷《旅游年卡如何倒逼门票经济转型》）

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 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借此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免疫系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用光镊移动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2018诺贝尔奖得主“背景”大揭秘

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 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2018年10月《科技日报》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 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2018年10月《中国青年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乡土文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反映对象的乡村开始逐步萎缩。相应地，乡土文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源于生活，当现实生活层面的“乡土中国”日益转变为“城市中国”，乡土文学的末日是不是会随之而来？对此许多人是深表忧虑的，甚至直接给出了“乡土文学消失成必然”的断语。但我以为不必过虑，城市化并不会必然带来乡土文学的消亡。

    首先，对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乡土空间趋于萎缩的问题应理性看待。乡土中国的转型并不能随着乡变镇、县改市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住进楼房、“被市民化”后的农民，离真正从思想意识上“市民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还会保留甚至影响到数代以后。乡土小说赖以存在的乡土空间的萎缩程度，可能并不像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悲观。

    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创作者一方得到佐证。许多写乡土小说的作家都自称是“农民”，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即便在进城多年，做了北大教授后也是如此。莫言也说自己的创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这类说法往往容易受到一些质疑，因为进城多年的他们早已远离农民生活，不再熟悉现实中的农民和乡村。“作为农民的写作”是个伪命题，这种质疑或许会有一定道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来自乡土的“新城市人”要想完全摆脱乡土的灌注，彻底告别农民式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却也的确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土作家强调自己的写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又不完全是矫情或虚饰。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心态和思维方式更将长期存在。

    其次，即便现实的乡土空间越来越狭小，城市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逆，也不意味着乡土文学就一定会走向衰落。事实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空间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乡土经验也越来越成为对城市人来说充满陌生化的经验。新兴的城市正在变得千城一面，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审美疲劳。于是，在外出旅游时，越来越多的人会将与自然更加接近的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村寨游成为旅游新宠，体验农家乐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乡土世界虚拟文本的乡土文学也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会伴随着城市人对乡土的怀旧和对一种乡村生活方式的追求而长久地存在下去。

    现实层面也在对“城镇化”发展的单一路向进行一些补充或修正。于是“乡村振兴”成为“城镇化”之外的另一条道路。“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乡土正日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现代人旅游新宠和怀旧对象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乡土文学不会衰落和消亡。不但如此，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还可能会为乡土文学带来新的希望和发展契机。不过，在此过程中，乡土文学本身的转型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通过自身的不断调整来适应变化中的现代人的乡土想象和审美需求，乡土文学必能找到源头活水，重新焕发生机。

（摘编自史建国《乡村振兴与乡土文学的未来》）

除却先秦不论，中国古代社会有三大转折。这转折的起点分别为魏晋、中唐、明中叶。社会转折的变化，也鲜明地表现在整个意识形态上，包括文艺领域和美的理想。就敦煌壁画来说，由中唐开始的这一转折也是很明白的。盛唐壁画中那些身躯高大的菩萨行列在中唐消失，更多是渲染“经变”；人物成为次要，着意描绘的是热闹繁复的场景，它们几乎占据了整个墙壁。到晚唐五代，这一点更为突出；“经变”种类增多，神像（人物）却愈发变少。色彩俗艳，由华贵而趋富丽，装饰风味日益浓厚。初盛唐圆润中带遒劲的线条、旋律，到这时变得纤纤秀柔，有时甚至有点草率了。

菩萨（神）小了，供养人（人）的形象却愈来愈大，有的身材和盛唐的菩萨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它们一如当时的上层贵族，盛装华服，并各按现实的尊卑长幼，顺序排列。如果说，以前还是人间的神化，那么现在凸出来的已是现实的人间——不过只是人间的上层罢了。很明白，人的现实生活这时显然比那些千篇一律、尽管华贵毕竟单调的“净土变”、“说法图”和幻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对人们更富有吸引力，更感到有兴味。壁画开始真正走向现实：欢歌在今日，人世即天堂。

试看晚唐五代敦煌壁画中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宋国夫人出行图》，它们本是现实生活的写真，却涂抹在供养佛的庙堂石窟里，并且占有那么显赫的位置和面积。在中原，吴道子让位于周昉、张萱，专门的人物画家、山水花鸟画家在陆续出现。在敦煌，世俗场景大规模地侵入了佛国圣地，它实际标志着宗教艺术将彻底让位于世俗的现实艺术。

正是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兴味的加浓，使壁画中的所谓“生活小景”在这一时期也愈发增多，虽然其中有些是为了配合佛教经文，许多却纯是与宗教无关的独立场景，它们表现了对真正的现实世俗生活的同一意兴。它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人世的生活战胜了天国的信仰，艺术的形象超过了宗教的教义。

禅宗在中唐以来盛行不已，压倒所有其他佛教宗派，则是这种情况的理论上的表现。哲学与艺术恰好并行。本来，从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到南朝佛学的形神之争，佛教以其细致思辨来俘虏门阀贵族这个当时中国文化的代表阶级，使他们愈钻愈深，乐而忘返。哲理的思辨竟在宗教的信仰中找到了丰富的课题，魏晋以来人生悲歌逐渐减少，代之以陶醉在这思辨与信仰相结合的独特意味之中。也因为这样，在信仰中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理性思辨，中国永远没有产生像印度教的梵天、湿婆之类极端神秘恐怖的观念和信仰。印度传来的反理性的迷狂故事，在现实生活稍有改变后就退出历史和艺术舞台。更进一步，在理论上终于出现了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起来的禅宗。这样，结论自然就是，并不需要一种什么特殊对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体的偶像崇拜。正如宗教艺术将为世俗艺术所替代，宗教哲学包括禅宗也将为世俗哲学的宋儒所替代。宗教迷狂在中国逐渐走向衰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一切，当然又是以中国社会由中古进入近古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变动为现实基础的。

可见，把历时数百年之久的中国佛教艺术当作一个混沌的整体对待是不行的，重要的是历史的分析和具体的探索。从天上人间的强烈对照到它们之间的接近和谐，到完全合为一体；由接受和发展宗教艺术到它的逐渐消亡，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复杂的过程，但艺术思潮和美的理想这种发展变化却完全是合乎规律性的。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注释】经变：据佛经故事所做的绘画、雕刻等。

材料一：

2019年1月24日，华为在北京发布了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致力打造极简5G，助推全球5G大规模快速部署。

秉承“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客户”的理念，华为在5G领堿积极投入、持续创新。华为可提供涵盖终端、网络、数据中心的端到端5G自研芯片，支持“全制式、全频谱”网络，并将最好的5G无线技术和微波技术带给客户。

华为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高集成，首次在极低的天面尺寸规格下，支持大规模集成有源功放和无源阵子；极强算力，实现2.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搭载最新的算法及波束赋形，单芯片可控制高达业界最高64路通道；极宽频谱，支持200M运营商频谱带宽，一步到位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同时，该芯片为AAU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实现基站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轻23%，功耗节省达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有效解决站点获取难、成本高等问题。

2018年，华为奏响5G规模部署的序章，率先发布全系列商用产品，率先全球规模外场验证，率先开始全球规模商用。截至2018年年底，华为已完成中国全部预商用测试验证，推动了5G进入规模商用快车道。目前，华为已经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25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

2019年1月9日，华为“5G刀片式基站”凭借创新性采用统一模块化设计等技术突破，获得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基站实现所有单元刀片化、不同模块间任意拼装，使5G基站的安装像拼装积木一样简单便捷。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华为全系列全场景极简5G解决方案，在兑现5G极致性能和体验的同时，能够大幅提升部署和运维效率，使5G部署比4G更简单。”

此外，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FO余承东还发布了全球最快5G多模终端芯片——Balong5000（巴龙5000）。这颗全新的5G芯片，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这是先进技术和设计的体现，用户也不用担心网络问题，它能够在单芯片内实现2G、3G、4G和5G多种网络制式，可以有效降低多模间数据交换产生的时延和功耗，显著提升5G商用初期的用户体验，在5G领堿无疑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成功。

（摘编自《华为天罡奠基极简5G》

材料二：

近日，市场研究公司IDC发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排行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总量达到3.108亿部，出货量同比减少6.6%，连续6个季度减少。

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排行榜

（注）市场占比取小数点后一位。

材料三：

美国彭博新闻社发布题为《美国恐惧华为的另一个原因：物美价廉》的报道如下：在美国俄勒冈州东部的偏远地区，华为远非美国官员口中的来自中国的“大坏狼”，而是通往21世纪的生命线。

东俄勒冈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约瑟夫·弗兰内尔说，这家中国技术公司生产高质量网络设备，卖给农村电信运营商的价格比其竞争对手低20%～30%。华为的设备还帮助二十多家美国电信公司向许多最贫困、最偏远的地区提供座机、移动服务和高速数据。事实上，包括弗兰内尔的公司在内的一些电信企业并没有联邦政府补贴，它们在向偏远贫困地区提供服务时成本较高。但华为能让奇迹发生。华为在网络设备制造方面已成为世界领先者，它正在努力主导被称为“下一代无线技术”的5G。

“他们（华为）的设备非常非常好，”同时担任俄勒冈州议会宽带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弗兰内尔说，“我们还没有在市场上找到类似的设备。”正是因为物美价廉，并且其领先的技术和优惠的价格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替代品，美国政府开始担忧华为，并试图破坏这个“奇迹”。

（摘编自《美媒：美国害怕华为的另一个原因》，参考消息网2019年1月28日）

“中医”这一名称是近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后才产生的。中国古代对医学和医生有自己的称谓，如岐黄、杏林、青囊、郎中等。19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是“中医”概念的最早使用者。作为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知识体系，中医学绵延发展已逾两千年。《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学典籍，奠定了中医诊病治病养生的理论基础。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浓缩了中国古代哲学对世界的认知。中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儒家、道家思想精华，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精粹之一。可见，中医既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也具有治病救人的重要功能，这并无任何争议。只是到了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西方医学开始为人所知并广为流传，而中医的治病救人的理论基础与西医存在重大不同，由此引发了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论。而这就涉及科学的标准和边界问题。

知识社会学主张将科学放在历史背景下、置于文化情境中去解释和理解，而事实上科学哲学对于科学的划界标准也一直随着历史变迁而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范式”理论，认为科学就是一定时期科学共同体拥有的共同信念，包括概念、理论、方法、话语体系。中医很早就已发展成为一套拥有自身概念范畴且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并为“中医共同体”全体成员所共同认可。

与库恩同时代的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就是“进步的研究纲领”。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包括“硬核”“保护带”“反面启发法”和“正面启发法”四个部分。从中医发展历程看，“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构成其自古至今一以贯之的“内核”；经络穴位、五脏六腑、阴阳平衡等学说形成“辅助假设保护带”。在此意义上，中医学理论体系完全够得上是“进步的研究纲领”。

科学哲学实际上未能回答中医作为文化和科学的矛盾问题。文化，人文教化，狭义上主要指文学艺术精神生活层面的内容。广义的文化，泛指一切人类创造物——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在此意义上，科学也属于文化范畴。从漫长的人类社会演进史看，“科学”是直到晚近几百年才出现的文化现象，人文主义思潮孕育了近代自然科学。科学产生于文化，尔后又逐步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一般而言，狭义的文化具有地域属性；而“科学无国界”，指的是追求客观真理和普遍性规律的科学知识须超越地域属性，放之四海而皆准。

中医学从起源上属于地方性知识。从中医典籍可以看到，中医发展之初，就尽量自觉地与巫术划清界限。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将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古代科学划入“前科学”范畴。西医在早期也是源自欧洲的地方性知识，由于其与近代自然科学的紧密渊源，很快发展扩张成为全球性知识体系。早期的中医当然只限于中国甚至只限于汉族范围，但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了藏医、苗医、波斯医等民族传统医学的有益成分，近代以来中医已大踏步走出了国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在我国国内抗疫以及外派医疗队参与全球抗疫过程中，中医药均担当了重要角色，这表明中医药对于整个人类具有普遍意义。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科学”条目的解释，“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基本规律的应用”。千百年来中医治病救人战胜瘟疫保障种族延续的有效性，表明其理论能够反映客观规律，具有科学性。

(摘编自石英《文化与科学:中医的知识社会学解读》)

材料一：

史前与夏代的考古与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直接关联着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例如，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陵在今陕西黄陵县，根据史书记载，历代帝王都派人到这里祭祀，这里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国共两党于清明节共同公祭黄帝陵，同志亲自撰写祭文，这一活动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起全国民众奋起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考古领域，黄河流域考古发现已经构筑了1万年以来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没有大的缺环，黄帝时代的文化遗存位列其中。而要清晰揭示这段历史，未来仍需各领域专家对这些遗迹和遗物展开科学研究，当然也需要考古学本身不断再发现、再佐证，现已启动的河南三门峡灵宝北阳平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就是这方面的新探索。

商周至明清考古与今天各类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都承担着这方面的功能。当我们在学习和诠释甲骨文记载的历史时，可以深刻体会中华先民的伟大，感悟语言和文字世代相袭是中华文明流传最广泛、最深厚、最基础的文化基因。当我们面对秦始皇陵兵马俑时，又一定可以品味“六王毕，四海一”的豪迈进程。端详汉代瓦当“长乐未央”的文字，注视乾陵无字碑，再漫步于明清帝陵，心中定会感慨万千。这些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能够让我们触摸和感受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从而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了它们，也就续写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脉。毫无疑问，各地有不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各地历史文化内涵的解析，都离不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对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殷墟、秦始皇陵兵马俑、龙门石窟等遗址来说是如此，对其他各类考古遗址和遗存来说亦是如此。考古学不仅要把五千多年的文明内涵说清楚，也要解决好中华文明根系问题，探寻“不断裂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从而帮助人们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今日中国的认知和理解。

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一方面要以加强能力建设为着力点，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另一方面，通过对考古遗存的讲解和知识传授，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掌握传统文化精髓，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文化，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摘编自韩国河《考古工作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

材料二：

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不是指某一种特色，而是指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综合特色。从学科的角度而言，世界上存在着人类学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考古学两大体系，前者注重研究“文化”，后者注重探索“历史”。曾经有学者认为，考古学就是考古学，既不是人类学的，也不是历史学的，似乎存在着考古学学科独立的第三条道路。现在看来，“考古学的考古学”这种道路，并未成功地被踏出来，考古学仍然分为两大学科体系。这两种不同的考古学学科体系适应不同的国情，例如，英美考古学以人类学的考古学为主流，这同英国的殖民扩张和美国的移民国家历史与国情息息相关。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5 000多年的文明史，有着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和历史传说。《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提出历史学与考古学需要融合发展，决定了中国特色考古学学科体系是历史学的考古学，这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认为，人类的一切过往都是历史，因而历史学的考古学包括史前时期、原史时期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对应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就是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至明清考古，科技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则与各阶段的考古紧密结合。研究考古学这一学科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和构建中华民族史，展示中华文明瑰宝，研究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解释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从学术体系角度看，中国考古学有以下四大特色。第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论指导中国考古学研究。这对于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考古理论和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作用尤为重大。比如，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我们可以分析出史前长江流域以商品经济为经济基础建立的以神权为主、王权和军权为辅的政治体制，带有一定的民主性。而黄河中游地区以自然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建立的以王权和军权为主、神权为辅的政治体制，带有集权性。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明化模式。第二，历史考古学方法论。考古学、文献史学、人类学三股资料整合拧成的证据链绳，所有的指向性趋于同一个史实，充分体现出融合发展、创新出新的方法论。其中，考古学包括科技考古，文献史学包括传世文献、地下出土文献、神话传说等，人类学资料包括民族志、方言、方志、民俗、民间传说等。第三，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中国考古学既不是国际主义的考古学，也不是西方学者误认为的纯粹民族主义的考古学，而是以“民族的即是世界的”辩证法，正确处理中国考古学中本土与世界的关系。第四，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有机结合，考古成果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的文化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奠定考古解读源头基础。

(摘编自何驽《中国考古学的特色、风格与气派》)

拿来主义

鲁迅

①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②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③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④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⑤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⑥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⑦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⑧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⑨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可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⑩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材料一

《红楼梦》是一部鸿篇巨制，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在近几年的整本书阅读研究中，比较受青睐的有以下几种教学模式：一是跨媒介阅读，旨在通过引入《红楼梦》相关影视作品、戏剧作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比较中深化对文本的理解；一是跨媒介学习视域下的创意读写，比如绘制“红楼朋友圈”“群芳谱”，评选“最美丫鬟”等，旨在引导学生在创造性写作或跨学科融合创作中完成对人物个性和人物关系的把握；一是把教材中规定的六大任务进行分解设计，主要集中在前五回分析，人物形象与人物命运、诗词解读，青春红楼等。

这些教学策略以活泼的方式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但跨媒介阅读与创意读写等活动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学生的整合能力，却集中在人物品评；从人物入手研读《红楼梦》固然有助于理解主题，但主要人物的主要故事抽取出来之后，无数描写琐碎生活的小情节要如何安放？要如何解读这些大情节、小情节才能贴合主题，助力整体阅读观的发展呢？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当下《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研究在“情节”方面着力不足。在西方叙事学中，从古典情节观到传统情节观，再到经典情节观，都强调情节需要“安排与组织”。情节的安排与组织不可避免承载着创作者意图，或指向人物形象，或指向主题演绎，中国古典小说亦如此。

《红楼梦》情节交错，人物众多，突破了古代小说的线性结构，编织出艺术水平极高的网状结构，加之作为世情小说，情节上少了些惊心动魄，多了些琐碎日常。这种因缺少波澜、多线并行的情节往往被追求阅读速度的学生“嫌弃”，阅读的搁浅甚至放弃是常态。“情节”是小说的要素之一，也是读者初读文本时最感兴趣和最需关注之处，是进入研讨、鉴赏的基础。因此，教师在整本书阅读指导中应该先突破《红楼梦》的叙事艺术，帮助学生有效把握故事情节。关注情节艺术更有助于学生培养长篇小说的阅读策略，发展整体阅读观，更契合整本书阅读的内核。

（苏远勤《叙事艺术：<红楼梦>整本书有效阅读的支点》，有删改）

材料二

某中学高一年级对《红楼梦》阅读情况问卷调查结果的统计

材料三

“整本书”的“整”，突出的是阅读的完整性和整体性，是针对应试教育背景下长期的片段阅读、片面阅读导致的支离破碎的“语文”体验，所提出的一种纠偏正误的补救办法。这对于弘扬我们的母语文化、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价值十分明显。“语文”原本是一门很美的学科，但不当的应试教学，把完整的美篇碎片成字、词、句，文字的意境、美感就在这样的分解中丧失殆尽。更可怕的是“微时代”带来的微文、微信息，每天都在冲击、充斥我们的视界，我们的阅读能力在方寸视屏中渐趋退化。各种碎片化、浅表化的快餐式阅读，带来的是暂时的愉悦与虚假的成就感，无助于养成完整阅读、纵深思考的良好习惯。

“整本书阅读”就是要读原著。感受那些文字，读懂整个的故事情节，认识故事中鲜活生动的人物，想象他们的举止言谈，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进而认识当时的社会人生，思考名著的主题，对名著的语言文字做多元化的审美鉴赏。

如何进行《红楼梦》的“整本书阅读”？

首先要确定阅读的内容和重点，还需要设置阅读任务。任务的构成应该包括：正确地选择版本，通读前言和回目；重点阅读小说的前五回，勾画主要人物关系图表；以两条情节主线为核心，通读相关情节并归类，认识小说的主题；深度阅读关键情节，理解它们在全书中的不同作用；体会主要人物形象，理解他们的性格特征和命运遭际，试做点评；品赏小说的语言，撰写评析短文，或练习仿写。

当然，仅有“阅读”和小写作也还是不够的。新课标该项学习任务的全名可是“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研讨是增加中学生主体参与和体验难度的重要渠道。什么样的研讨才是有效的？一种好的研讨需要教师课前设计，指导学生课外自主阅读思考，要求学生小组开展互助式学习、讨论，推举小组代表课堂汇报交流；教师应善于从交流中发现闪光之处，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那些奇思怪想需要纠偏指误，不能因为学生观点新异，就一概视为“创新思维”予以认同，那显然是更为有害的误导。

（俞晓红《<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理念与实践》，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