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三十年春王正月，晋人、秦人围郑。

（传）三十年春，晋人侵郑，以观其可攻与否。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初，郑公子兰出奔晋，从于晋侯。伐郑，请无与围郑。许之，使待命于东。郑石甲父、侯宣多逆^（1）以为大^（2）子，以求成^（3）于晋，晋人许之。

【注释】[1]逆：迎接。[2]大：太。[3]成：和解，不打仗。

材料一:

我们经常说两句话,“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中国古代传统诗论习惯于将诗品与人品相联系,以为人品决定诗品,诗品出于人品,因而总是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才有第一等真诗”。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文如其人”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一种史实,但我要向大家揭示的另一史实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不难找到“言非心声”的例证,在一些诗人那里,诗品和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远无法契合的。如果坚持认为“诗品醇者,人品必正”,显然是一种罔顾文学史实的想当然的误判。

表达类似“文如其人”的观点比较多,比如徐增《而庵诗话》里提到,诗是人心灵的一种外化表现，见诗如见其人。验之创作实践,在中国诗歌史上,确实有许多诗人的诗品与人品是统一的,和谐的,读其诗,可以推知其人;反之,观其人,亦可想见其诗。比如李白,文如其人的典型代表;比如刘禹锡,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屈的典型。

在中国诗歌史上，“言非心声”的情况也很多。相当一部分诗人的诗品与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远无法契合的,以致出现了创作与生活严重脱节的现象:诗品高洁,而人品卑劣。读其诗,分明为志士仁人;观其行,显然是无耻败类。

西晋诗人潘岳,后世称他潘安,是少有的美男子代表。他在作品《闲居赋》中,描述自己对功名的蔑视之情。但现实是，权贵贾谧手下有二十四个谄友,排在首位的就是潘安。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畏敌如虎，丧权辱国,但是读他的诗《题金山》却是豪气万丈:“屹然天立镇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俨然以御敌英雄自命。这可归因于人格的二重性:内心深处未必无意御敌,却因懦弱自私故而终不敢御敌。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尽管“言非心声”的现象并不罕见,也许永远无法杜绝，但我们仍然倡导坚守“文如其人”的传统,倡导诗品与人品的统一,鄙弃诗品与人品相背离的非正常行为。

(节选自《浙江人文大讲堂——诗品与人品》有删改)

材料二: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急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战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材料三:

王国维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当前正处于价值转型期,诗歌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人性价值、道德价值、 文化价值都在变化,如何创造高格成为文化创新的时代命题。有一些路径有助于诗人提高境界,创造高格。

比如,人可在“事”上磨,从“自我”走向“人类喉舌”。21世纪以来出现的废话体、垃圾派、口水化写作,以及“梨花体”“乌青体”等,大都是聊以自慰的“呻吟”。这些诗有“合乎自然”的一面,容易引发热潮,但少了“邻于理想”的情怀，转眼烟消云散,谈不上“人类喉舌”。“人类喉舌”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事,而且是千千万万人的事。王阳明说:“人在事上磨，方可立得住。”诗的意义、价值、梦想都诞生在诗人做“事情”的过程中。“事”中有“情”,有“生命意志”,有“欲”。“事情”关乎实践、关乎意境之“意”:王国维“境界说”提出的“合乎自然，邻于理想”的两个维度,要求诗歌不仅关注人的一般本性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写出符合人的生存发展的理想性。“合乎自然”,即合乎“人性的本然”,“邻于理想”,即靠近“理想人性、理想人生、理想社会”。只有契合这两个维度,才能写出“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诗人不是一劳永逸的“职业”，“邻于理想”就要求诗人永远行走在路上,永远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

 (摘编自宋湘绮《新时代诗歌应提高境界，创造高格》)

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①

周邦彦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注释】①此词系作者外放溧水七年后任知县时所作。

行将消逝的物语：油纸伞

李振南

    每当在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季节，深夜里听那淅淅沥沥、时断时续的春雨时，我的思绪便会穿越时空，抵达江南小镇的小巷和它的油纸伞。

    在我的脑海里，油纸伞是江南最美丽也是最遥远的一个梦了。记得儿时，在滴滴答答的雨帘下，我们撑开油纸伞，一爿爿烟雨葱茏的天地近在眼前，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田园风光纷至沓来，让人恍然进入梦境。现在，这个梦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只有在那些发黄的典籍里，还能依稀看到它们的影子，也只有在以假作真的影视画面里，能模糊地见到它们的赝品。

    油纸伞，它于何时何地发明，又是哪一个独具慧心的匠人所造，现已无从考证。但我想，油纸伞的出现，一定是在江南，被潇潇暮雨氤氲着的江南，很容易使人产生创造的灵感。于是，一把把油纸伞，从江南仄仄的小巷里走出，伞下的人或是明眸皓齿的女子，或是一袭青衫的书生，静静地在雨中沉思、遐想或踟蹰，那么宁静，那么典雅。或是两把油纸伞交错磕碰而过，蓦一回首，便擦出了爱的火花，产生了如水的柔情。正像在《雨巷》里徘徊的诗人，苦苦等待着眼睛里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也正像民间传说中的《白蛇传》里，因为油纸伞演绎了许仙、白娘子的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油纸伞走向乡下，肯定是《白蛇传》以后的事了。这种竹木结构，用纸糊成的雨伞，都无一例外地散发着桐油的漆味，芬芳但又有一丝刺鼻，那黄黄的颜色，温暖着打伞人的心。记得，小时候乡下农人的家里，多半都是有一把油纸伞的。现在，我想起来，我家也有一把手柄长长的油纸伞，虽然不知道使用了多少个年头，伞面也已破旧，然而孩提时每每撑开，总会有山水的味道，有亲人的味道，在雨中一路追随陪伴。

    我家的油纸伞属于祖传或是母亲陪嫁过来的，我至今仍不得而知。按照我们这里的乡风，油纸伞是“有子生”的谐音，是吉祥的象征。所以，过去在闺女出阁时，其父母总要送上一把油纸伞讨个吉利。我家门角里的这把油纸伞是不是母亲的陪嫁物，我一直没有问过，那时也不懂得问。

    过去，乡下的油纸伞，一般是妇女和儿童的用物，成年男人的遮雨工具是箬笠、蓑衣，他们讲究的是实用，不需要诗情画意的伞。我儿时使用油纸伞都是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又大又笨重的油纸伞，有时候我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将它撑开。在斜风骤雨中，油纸伞和人都晃荡在乡间泥泞的土路上，这时，雨模糊了视线，风吹淡了田园的颜色，雨和伞构成一组天然的乐器，雨在伞背叮叮咚咚地敲打着音乐，此起彼落，使寂寥中的行人有了一份乐曲的慰藉。

    油纸伞仅陪我走过童年和少年的时光，尼龙雨衣出现后，它便被搁置在每户人家的墙角、厨房而渐渐地破损、霉变，直到永远消失。如今，油纸伞早已被式样繁多的自动伞、折叠伞取代，它们做工精细，如五彩的花朵在大街上、小巷里、阡陌中次第开放。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尽管它们源于油纸伞的构想，是油纸伞的沿袭，但已缺乏了油纸伞的诗意。因为它们没有了木质的湿润，油纸的芬芳；没有了其张开时的热烈、坦诚和闭合时的羞涩、含情脉脉，缺失了一个民族的古典情怀。所以，当若诗若梦的油纸伞逝去后，我们就再也无缘读到一首像《雨巷》那样令人心澄眼热的诗歌和《白蛇传》那样缠绵悱恻的故事。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节选自《史记·屈原列传》，有删改）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不崩的。”“这个西红柿有一股番茄味。”“三人行，必有三人”……近期，“废话文学”悄然流行于社交网络，引起年轻人的极大兴趣。

说起“废话”，它和文学沾边，       。比如鲁迅在《秋夜》里写的那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就是著名的“废话”。朱自清甚至专门写过一篇《论废话》，其中便提到：“所有的话到头儿来全是废话。”由此可见，废话源远流长，并非今日之网络才独有的现象。        ， 或许也和当下较为普遍的社交焦虑不无关系。很多人活跃于网络，面对看不见的陌生人侃侃而谈、毫无戒备，但是在面对面的现实交流中，却小心翼翼、吭吭哧哧起来，甚至还有了“社交恐惧症”一说。这样看来，有的人在现实中畏惧表达，到了网络便会有一种找补心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哪怕是废话连篇。

废话或许是无用的，但可有趣。金圣叹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林语堂也曾表示过：得有点废话，我们的生活才有意思。因此，       ， 就是在包容一种宽松的说话空间、轻松的交流心态，以及由此带来的松弛、融洽的人际关系。一句话：废话也是话，不必废除它。

法国法律规定，本人居住房屋（一家只能有一处）以外的房产，如果拥有期限低于30年，出售时的升值部分要缴34.5%的升值税。其他升值部分纳入出售者当年的收入总额里，纳收入所得税。如果购入住房不出租而等待升值出售，法律规定第二住宅的房产税比第一住宅要高一倍。购入房产用于出租，虽然一般而言是自由定租金，但在巴黎等大城市涨租往往就只能按照每季度公布的建筑价格指数与通货膨胀指数来上调，不允许超出这些指数。同时规定任何新建房产必须建比例为30%的低租金社会福利住房，由此保障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