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作出评价 知识点题库

一代宗师叶企孙：以身之微芒照亮天下

蒲潇

    如今，人们仍在津津乐道于“两弹一星”的辉煌过往，然而鲜有人知道，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超过一半都曾受业于同一位大师。事实上，中国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亦离不开这个名字。

这个曾被历史遗忘了半个世纪的人正是叶企孙，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

    1898年，叶企孙生于上海南市区的一个书香世家。目睹大批仁人志士为了脚下的土地倒在血泊中，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年幼的叶企孙在心里默默立下了一个志向，“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13年夏天，15岁的叶企孙报考进入清华大学。5年后，叶企孙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载着祖国厚重的希望，他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直接插入物理系三年级学习。1920年9月，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并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完成了普朗克常数值的精确测定，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中国人的姓名第一次被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学术著作中，那一年，他不过23岁。

    1923年，叶企孙回国，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颇有成就的科学家了。是继续从事自己的科研，去摘取稍加努力就能触碰到的科学桂冠，还是放弃所有，从零开始，在自己贫瘠的国家撒播科学的种子？叶企孙的心中早有了答案。有着远见卓识的他深知，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而教育家会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中国需要一个科学群体，而不能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天换地。阔别母校7年之后，叶企孙再次回到清华园。

    1926年秋，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从执教开始，叶企孙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坚持登台讲课。他讲课略有口吃，而且语调也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然而他对物理概念的透辟理解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生王大珩曾这样评价他的授课：“在思路上，叶老往往讲出我们看书不易领会的要点。他不是通过内容的堆砌来讲授，而往往是通过提纲掣领式的讲述，整个课程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就都有了。”

    课堂之外，叶企孙经常邀请这些清寒学子到家里做客，买些点心为他们加加餐，天冷了，叶企孙将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没地方住了，叶企孙就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来。那些年，在叶企孙的住所北院7号里，能听到的尽是学生们与他们所尊敬的老师的欢声笑语。叶企孙会和每个学生深度交谈，并将他们的特点，在小本本上一一记录下来。叶企孙十分注重因材施教，也正是因为他对每个学生的细心了解观察，他总能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给予精心点拔，并结合祖国需要，找到学生们未来最为适合的发展方向。

    不仅善于培养人，叶企孙还很注重名师的重要性。在清华建校史上，以招徕人才引进师资而成为佳话美谈的无出叶企孙其右者。有人说，叶企孙能一网打尽天下名师，主要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以培养中国科技人才为己任。

    1966年，爆发。两年后，叶企孙因熊大缜遗案涉嫌被捕，他屡次入狱，人格与肉体遭受到双重折磨，精神几近崩溃。那一年，他已七十高龄。1969年冬，在北大一处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昔日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的叶企孙，腰已弯到90度，双腿肿胀，身心疲惫，每况日下。然而他却从不怨天尤人，也不向别人抱怨。

    “宁可时代负我，我决不负时代。”这是叶企孙晚年内心的最强音。他一直以不倒的形象坚持着生命的全过程，特别是在遭到抛弃，敌视之后，仍挺立着身躯，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信念。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因长久病惠溘然长逝。

    叶企孙的一生没有留下鸿篇巨制的著作，没有宏伟的教育纲领，甚至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中国的物理学教育从无到有的在他的手中建设起来了。我国这棵科学大树生长的每圈年轮里，都会发现叶企孙和他的弟子们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他是和我们这个时代交臂而过的，一个我们知道的最晚，了解最少，却对中国科学界贡献巨大的大师。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不管白天黑夜，星辰永远闪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它。

（有删减）

做人当如邵逸夫

    他曾拍摄过一千多部经典电影，打造了一个无法重现的电影王国神话，造就了一大批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诸多“第一”和“之最”。他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内地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合计金额已超过三十亿元。在古今中外捐资助学史上，他当之无愧可称为第一人。1990年，为表彰他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其名字为一颗新发现的行星命名。这颗行星的名字叫“邵逸夫星”。

    邵逸夫的成功在于他的时时克已和博大的胸怀。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除了有善于经商的精明头脑外，克勤、克俭的人格魅力更是赢得大家爱戴的关键所在。尽管他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但他干一样、专一样，从不懈怠。他从最卑微的职位做起，一步步奋斗，最终成为电影公司的大老板。他熟悉电影制作几乎每个环节的工作。从剧本、摄影到导演、演员的选聘以及化妆、剪辑，他样样在行，而在影片推广、发行、剧院管理方面更是行家里手。邵逸夫工作非常勤勉，精力过人。他看电影之多，也堪称一最。中国的外国的，文的武的，好的差的，他逢片必看。他借此了解电影动态，以确定题材，制定拍摄计划。年轻时曾有一天看9部片子、一年看700部片子的纪录。邵逸夫说：“我天生喜欢看电影。”其实，这是一种执着和投入的表现。为了树立邵氏影业的良好形象，他对影片的质量严格把关。出现劣片，往往亲手烧掉，毫不手软。他说：“在早期，我整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邵氏出品，必属佳片。”邵逸夫自己制片相当严谨，绝不拍劣片。据称，邵氏在37年间，烧掉的影片以十部计。

    邵逸夫的容人之量更是员工最佩服的地方。他大胆起用仅30岁的李翰祥，拍摄了卖座率极高的影片《貂蝉》。该影片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1963年在事业高峰期的李翰祥离开邵氏到台湾另谋发展，并带走大批技工好手，几乎动摇了邵氏根基，但邵逸夫爱才如命，70年代允诺他重返邵氏，这或许只有邵逸夫能够做到。

    多年来，邵逸夫一直稳居香港超级富豪排行榜上，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该用回到民众。”这位以“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人生信条的影视巨子，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2002年，邵逸夫捐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用以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该奖每年颁布一次，奖金100万美元，颁奖始于2004年。由于其设奖宗旨和巨额奖金足以媲美声名显赫的“诺贝尔奖”，因而一设立就被称为“东方诺贝尔奖”。杨振宁说：“‘邵逸夫奖’的设立，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

    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为此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祖国内地。平均每年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正如他所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教育为立国之本，邵选夫为此多年来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邵逸夫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达25亿元，捐助项目超过3000个，其中80％以上为教育项目。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全国各地。几年来邵逸夫还不顾耄耋之年，多次亲临大江南北视察捐赠项目。根在宁波的邵逸夫对故乡也倾注了很大的爱心。1987年后，他不仅多次回乡探亲访问，还先后捐资4000多万元帮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这些项目包括位于宁波大学西区的邵逸夫图书馆、逸夫教学楼、逸夫剧院以及其祖居地康乐园等。

（选自周晓玲《做人当如百岁老人邵逸夫》，有删改）

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节选自2011年11月5日《文汇报》）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茶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密切的关系，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来源，中国茶学与儒释道的思想理念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陆羽《茶经》是中国最早的茶学著作，书中也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关系，茶文化与儒家思想中“礼”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儒家认为礼就是秩序与和谐，“礼”也是一切民俗民风由来的源头。礼仪的观念深入到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那么在茶文化中，自然也会有所体现。在古代家庭中的敬神祭祖、宾客相见、婚丧大典、节庆宴饮中都需要用到茶。晚唐人刘贞亮《茶德》中提出了“十德”说，其中就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二句，这说明最迟在唐代，来客敬茶，以茶为礼，已成为普遍风俗，而在官场中，茶礼则已经演化为一种区别官阶等级的标志，点茶与点汤成为官场的待下之礼。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其哲学思想强调适度原则。茶丈化中体现了这一点．《茶经》中强调选水要选缓流的活水，反对急流之水，也不能用停蓄不流的死水。在饮茶之中，第一次泡茶之水，仅作“暖盏”之用，并不饮用，第二次的茶汤才是最佳之“至味”。饮茶的量也强调适度。饮茶人通过品茶而悟道，在精神上达到一种“和”的最高境界，这就是茶道。饮茶的全过程贯穿着儒家的中庸思想，也就是提倡通过茶道，营造出社会和谐稳定、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空间。

    唐代诗人的品茶，已经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赏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通过饮茶与茶道展示，表现出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表现人的清高廉洁、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

    道家思想强调对自然的追求。老子的《道德经》说：“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是指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而非有意造作所至。茶本是野生之物，宜生长于川谷之间，古人推崇野生茶的品质，提倡“真茶”的观念，反对在茶汤中渗以香料．在饮茶上，追求忘机超脱、冲淡自然的情趣，这些都是对自然之趣的反映。茶文化中也有道家养生的精神．最早的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作为本草的茶的确与药草有密切的关系。茶主下气，除好觉，消宿食，还可以消除心中的烦闷。因而茶与道家的养生乐生精神的结合，也就成为了早期的茶文化形态。

    佛教传入我国是在西汉末期，由于僧侣活动的需要，茶就与佛教结下了缘分．佛教的重要活动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可饮酒，戒荤吃素，清心守规．因而就需要有一种既符合佛教规诫，叉能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劳和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有提神醒脑的作用，茶于是成为了僧侣最理想的饮料。《晋书》中记载，东晋敦煌人单开道，在昭德寺修行 时，室内坐禅，昼夜不眠，“不畏寒暑”，诵经四十余万言，经常用饮“茶苏”来提神防睡。“茶苏”是一种将荼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唐宋时，佛教盛行，寺院饮茶之风更热，此时，饮茶已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茶与佛教的结合还表现在一个“悟”字上。正是在这个“悟”字上，茶与禅有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都与荼事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佛家视悟得茶道为一种修身的过程。把佛家的“悟”的境界和茶道统一起来，要求要保持高尚情操，茶道融贯着佛家对真、善、美的追求。

    中国的茶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儒释道的思想和荼学相结合，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茶之为饮，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相处，营造的是一种清正廉洁、恬淡安静、和诚处世的气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选自《中国的茶文化与儒释道》，有删改）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的写，而是一辑一辑的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今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在文明初起的时代，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星光熠熠，照亮了各处的夜空。一边天生仲尼，万古长夜将尽；一边柏拉图走出洞穴，迎接明媚的阳光。虽然两个大陆中间的广漠横无际涯，峻岭层峦叠嶂，但声声驼铃却串起了东西文明汇聚、世界民族交融的动人故事，一卷卷绮丽的丝绸渲染了沿途壮美的风景。这条沟通中西、美丽而又沧桑的文明纽带就是丝绸之路。

    作为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有着多条路线和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古代游牧民族的脚步，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已经开始，其路线被称为“草原之路”。这就是丝路的前身。草原之路，从黄河中游，北上经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直达多瑙河流域。正是通过这条道路，当时为中国所独有的丝绸进入西方世界。到两汉时期，张骞受命西进通使西域，正式宣告了陆上丝路主干道的形成。及至唐代社会的繁荣，先进的文明，开放的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国来华贸易，陆上丝路弦歌不绝，海上丝路也逐渐建立起来。

    丝绸之路是一条鲜活的道路，它不仅加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还加强了彼此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与波斯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使者不断，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多彩，不论是作为波斯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阿拉伯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古代中西之间的交流，不论是丝绸、玉器、香料、陶瓷、珍禽等物质层面的物品，还是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道教等思想层面的结晶，都是通过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双方交流的。

    在丝绸之路汇聚的多种宗教文化既相互碰撞，又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汉唐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思想观念以佛教的影响力最为巨大。中华王朝不论迎佛也好，辟佛也罢，都展现了佛教对代表中国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新塑造。西域的于阗王国是丝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是商人驻足之处，也是西行东来的僧侣歇脚所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佛寺，宝殿主尊是佛像，佛像两边上方都是千佛，而下方则往往描绘地方神祇，其外部特征有似祆教神祇。由此可以看出，丝路上的诸神之间并没有战争，而是安然地保佑着各自的信徒。

    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不同文化由于自我认知身份的差异而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但历史经验表明，在冲突之外，文明之间还有着更为广泛的交流和竞争。公元751年，唐王朝与大食爆发战争，史称“怛罗斯之役”。这件小小的战事插曲迅速被和平交流取代，唐朝大量被俘工匠随大食军队西归，直接导致了以中国造纸术为代表的科技西传。随后，中亚撒马尔罕形成了一个造纸中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将造纸术从西亚传入欧洲，埃及人的纸草和羊皮纸开始退出舞台。可以说，怛罗斯之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具象征性。抛开军事上的胜败不论，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在怛罗斯之外的广阔空间里竞争并共生，对双方文化的发展都极具积极意义。文化多元、文明交往、和谐共存，这正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今天最可宝贵的财富。

（节选自《丝绸之路与中西文明交流》，有删改）

梵高的坟茔

范曾

    ①冬天来到了巴黎，寒风料峭，木叶尽脱。顺着塞纳河北行，便是一片冬天的萧瑟。我们驱车向瓦兹河上的欧维尔城疾驰，去瞻仰我心灵深处的艺术殉道者梵高的遗踪。

    ②梵高这位荷兰籍的天生奇才，一百年前来到法兰西后，面临他的是贫困与饥饿。梵高一生卖不出一张画，人们也根本不知道梵高，艺术界汪洋大海般的平庸在压抑着他。他曾在一张画上描写了一个最粗糙的木椅，在破烂的藤座上放着他的烟斗和一张纸包的些许烟草，它似乎向我们唱出一首凄凉的身世之歌。艺术既然不能提供面包，那就让需要面包的艺术家速朽，而自裁便是最简捷的方式。梵高拿起了手枪，走到萨都的草坪，向心窝射了一枪，他在华贵的建筑前对这不公平的社会用生命作了一次壮烈的抗议。

    ③梵高过着清白无瑕的生活，他没有金钱的刺激，没有女人的诱惑，没有鲜花的慰籍。当丰腴清丽的模特儿们在画室翩然起舞时，当莫提格里昂尼面对妩媚而慵懒的美女，在画到她的脸“令人愉快地拉长”时，梵高在哪里？他正对着一片平常的农田，一张破旧的靠椅，一双踏遍人间含辛茹苦的皮鞋，画这些巴黎的大师们不屑一顾的事物；在他的画笔下，野地里的摘来的向日葵燃烧着一把火，蓝色野花临风摇曳，这哪里是在依物描像？这是在倾诉爱情，但是他的情人却在大地的草木盛衰中，天穹的日星隐耀中，看他画的所有自画像，那眼神没有一幅不咄咄逼人，那其中闪现的光芒有坚毅，有不平，有尊严，充满了对人生的批判和对自己命运的抗争。梵高在美术史上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奇迹。他远离了传统审美的藩篱，以神奇的手法、高妙的色彩、超绝的构图，一扫艺术界的平庸、浅薄和惰性。这种画风一旦问世，美术史就必须重写，色彩甚至美学就必须修正，这正是梵高撒向人间的一个永恒的谜。

    ④梵高死了很多年以后，评论家才像天文家发现新星一样仰望他，赞叹他。今天所有豪华壮丽的画馆，都以一展梵高的杰作为荣。当一幅《没有胡须的梵高》最后以七千一百五十万美金卖出时，举世震惊，欢声雷动。而这一切和寂寞的梵高毫不相干。

    ⑤我们来到梵高的坟茔，它坐落在一所平凡的公墓里，梵高和他心爱的弟弟德奥合葬，两块墓碑，方身圆顶，没有任何纹饰，没有花岗岩的墓室，碑前只有一?黄土，覆盖着长青的蕃藤。公墓寂然无声，所有体面的、稍微精致的坟茔前都空无一物。然而梵高墓上的碧草却在刺骨寒风中颤动着不屈的生命。堪告慰于九泉梵高之灵的，不是拍卖场的呼啸，而是一束束的鲜花，放在坟茔的四周。这不禁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坟》，总有一些人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

阅读微信 谨防病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低，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读书的数量确实不高，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妨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风景。开会、上课、听讲，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了常态行为，更何况微信与工作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等在候车室、候机室、候诊室里，盯着微信的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令人沉迷。

    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着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阅读都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无一席之地。

    书痴，古往今来向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正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无心、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恐怕就是病态了，不仅无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读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部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发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

    个人间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争论的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竞相传播外，在微信里更是频频转发，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就给只专注于微信传播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受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可以反复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说得尽管慷慨激昂，可连基本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说对，但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成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等词语作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1日）

    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一下，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

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张璐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语言学大师，在其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写下了众多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元任在学术上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天资聪颖、工作勤奋固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极为深厚的知识背景。

    赵元任从幼年起就诵习四书五经，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都烂熟于心，对中国的文化有很深的了解，这一点看他在著作里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就足以证明了。赵元任的六世祖赵翼是清代著名的朴学大师，这位大师对赵元任有很大影响。清代朴学家们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轻主观而重客观，轻演绎而重归纳。赵先生的名言“没有准备好‘例如’，别先发议论”，可以说就来源于注重事实，重视归纳的经学传统。另外，他的一些学术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研究成果。如赵元任制定的《方音调查表格》，就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知识。

    赵元任是融会中西文化的典范。他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用来弥补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赵先生与罗常培、李方桂两位先生历时四五年把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翻译过来，这对濒临危机的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再例如汉语语法学方面，中国传统语文学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语法学体系，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虽然奠定和创立了中国汉语语法学，但这两部著作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赵元任第一个使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虽然借鉴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但并没有拘泥于这一派的做法，他以汉语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重视汉语的语言事实，发现了不少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现象。所以赵元任在讨论汉语语法问题时，不仅从形式入手，还结合语义进行分析，这就弥补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多重视形式而轻意义的不足。

    在赵元任身上，还体现出横跨文理、精通音乐的特色，这使他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赵元任在上大学时专修数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攻读的是哲学，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物理，对声学方面特别感兴趣。良好的数理修养着实为赵先生从事语音方面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利器，他在语言学的研究上，利用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如用物理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物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来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的性质。这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语音研究趋于科学化、精确化，避免了清代朴学家们在语音分析上带有很大主观性的弊端。

    更为重要的是，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使赵先生能够及时地汲取当代自然科学的理论营养，形成新型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一些语言问题或现象有深入的剖析。如他在《说清浊》中阐述清浊这对概念时，就吸收了丹麦原子物理学玻尔的对补原则。

    赵元任是个多才多能的学者，他在音乐方面的精湛造诣为他精确的听音、辨音和声调、语调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帮助。关于赵元任的听音记音的本领，胡适和罗常培都曾有过赞叹。这种高超的辨音能力和他熟通音理是分不开的。另外，赵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一些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他音乐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如他创制的“五度标音法”，为记录和描写各种声调提供了实用简便的方法，已经被中外许多语言学家广泛使用。而这套五度标音法的得来，就是动用了赵先生在音乐方面的才能。赵先生曾经周七弦琴作实验，得出九种汉语方言的声调曲线。作出声调曲线后，再用画格子临贴的方法，照样改画在一般的五线谱上，这就是五度标音法的雏形。

    赵元任以卓越的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而他这样的成就正是来源于他渊厚广博的知识背景，他尽量地多去吸取周围各科各派的学术精华，从而使他的许多成就都居于学术界的前沿。这应当是我们后学者所最要学习的地方。

（摘编自张璐《浅谈赵元任的学术思想背景》）

【相关连接】①赵元任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反响热烈，深受中国儿童的喜爱。赵元任在翻译中无不渗透着他对音乐的态度和看法，他甚至还运用如“依声调作曲”等音乐技巧来解决翻译中遇到的“不可译”问题。（节选自胡泽红《音乐与翻译的愉快联姻》）②他的《国语入门》和在此基础上扩充并出版的《中国话的文法》“在理论、方法和体系方面都奠定了国内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基础”，其后丁声树、吕叔湘等编写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曾被赞为国内“最好的一本语法书”，在整个体系上都受到了《国语入门》的影响。（节选自胡明扬《赵元任小传》）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熊希龄出生于湘西凤凰城沱江河畔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熊希龄幼时即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一本《三字经》，三四天就能背熟，“神童”之誉，不胫而走。稍大，又凭满腹才情，名满三湘。

    二十四岁，熊希龄顺利中了进士，与张骞同榜。在殿试时，光绪帝很欣赏他的文笔，在他的考卷上用朱笔御批：“笔摇五岳，气行全球，横扫五大洲，杰作也。”年纪轻轻就被“点翰林”，仕途可谓前途无量，春风得意。可是，就在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腐朽如槁木的清王朝，已承载不了他的理想之舟，“分道扬镳”成为必然。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

    寒来暑往，岁月更替，静待中的熊希龄等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国内立宪呼声如浪潮高涨，一向闭关自守的清廷和心扉紧闭的西太后，迫不得已派遣五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新任湖南巡抚端方就是其中之一。端方非常爱惜熊希龄这位才子，一旦机会来临，他就大力保荐。就这样，熊希龄充任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

    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回国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又奏调他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兼奉天造币厂总办。东三省的经济，在他的长袖善舞下，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熊希龄的头上，也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熊希龄以“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的原则组阁，熊氏内阁有“第一流人才内阁”和“名流内阁”之称。这届内阁不是浪得虚名，真可谓人才济济。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自然渴望有番作为，他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

    可是，袁世凯让熊希龄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当他的目的达到后，“名流内阁”便沦为累赘。熊希龄作为一个读书人，虽然才华横溢，有谋有略，处处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中。

    熊希龄和那个时代的一群人的命运，都输给了那个乱世。熊希龄开始筹办香山慈幼院，穷后半生之力从事慈善教育事业。这个转身虽不华丽，甚至有些无奈和凄怆，但民国从此多了一位不可多得的慈善大家，使得乱哄哄的世道，有了一处安宁的荫蔽，风雨凄迷的漫漫长路，有了一个歇息的长亭。

    熊希龄把香山慈幼院打造成一所特殊的学校，一座新式教育的试验园地。慈幼院与其他国民学校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推行的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合一”的教育体制，并且对孤贫儿童的衣、食、住及学习、生活用品全部免费。慈幼院的教育理念和创办实绩，为当时社会所公认，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开创了中国慈善教育的先河。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他宣布香山慈幼院中学全部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将达到一定年龄的学生，输送给抗日意识较强的冯玉祥的抗日部队做后备军。他多次亲临军训现场，鼓励学生说：“在此抗战时间，乃千载一时之机会，吾人不于此时努力尽责，更待何时？余意少壮青年，亦须于此时磨炼困难，为国服务，读书何为？逃难何为？”

    熊希龄是决心奔赴国难的，他做好了死在战场上的准备，他办的两件事格外引人瞩目：一是为自己在香山建了生圹；二是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充慈善教育事业。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和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但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出血，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孤贫儿童，走了。

——节选自《名人传记》

    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冷漠、如此无情，仿佛他们抬着我穿过一座死城博物馆，穿过一个与我无关的、我所陌生的世界，虽然我的眼睛认出了这些东西，但这只是我的眼睛。这是不可能的事：三个月前我还坐在这里，画花瓶，描字，休息时带上我的果酱黄油面包下楼去，经过尼采、赫耳墨斯、恺撒、西塞罗、马可•奥勒留的画像前，再慢慢地走到楼下挂着《美狄亚》的过道里，然后到门房比尔格勒那里去，在他那间昏暗的小屋里喝牛奶，甚至可以冒险地抽支烟，尽管这是被禁止的。这怎么可能呢？他们一定把躺在我旁边的那个人抬到楼下放死人的地方去了。也许那些死人就躺在比尔格勒那间灰蒙蒙的小屋里，这间小屋曾散发着热牛奶的香味、尘土味和比尔格勒劣等烟草的气味……

    抬担架的终于又进来了，这回他们要把我抬到木板后面去。我躺在手术台上，看见自己的身影清晰地映照在上面那只灯泡的透明玻璃上，但是变得很小，缩成一丁点儿的白团团，就像一个土色纱布襁褓，好似一个格外嫩弱的早产儿。这就是我在玻璃灯泡上的模样。

    医生转过身去，背朝着我站在桌旁，在手术器械中翻来翻去。身材高大而苍老的消防队员站在木板前，他向我微笑着，疲倦而忧伤地微笑着，那张长满胡子茬的肮脏的脸，像是睡着了似的。我的目光扫过他的肩膀投向木板上了油漆的背面。就在这上面我看见了什么，自来到这个停尸间之后，它第一次触动了我的心灵，震撼了我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使我惊骇万状，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黑板上有我的笔迹。在上端第一行。我认出了我的笔迹，这比照镜子还要清晰，还要令人不安，我不用再怀疑了，这是我自己的手迹！其余的一切全都不足为凭，不论是美狄亚还是尼采，也不论是迪那里山地人的侧面照片，或是多哥的香蕉，连门上的十字印痕也不能算数。这些在别的学校里也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决不相信在别的学校有谁能用我的笔迹在黑板上写字。仅仅在三个月以前，就在那绝望的日子里，我们都必须写下这段铭文。现在这段铭文还依旧赫然在目：“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哦，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时因为黑板太短，美术教师还骂过我，说我没有安排好，字体写得太大了。他摇着头，自己却也用同样大的字在下面写了：“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这里留着我用六种字体写的笔迹：拉丁印刷体、德意志印刷体、斜体、罗马体、意大利体和圆体。清楚而工整地写了六遍：“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医生小声把消防队员叫到他身边去，这样我才看见了整个铭文，它只差一点就完整无缺了，因为我的字写得太大，占的地方也太多了。

    我感到左大腿上挨了一针，全身猛地震颤了一下，我想抬起身子，可是坐不起来；我向自己的身子望去，现在我看到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我的包扎解开了，我失去了双臂，右腿也没有了！我猛地仰面躺了下来，因为我不能支撑自己。我失声呼叫，医生和消防队员愕然地望着我。可是医生只耸了耸肩膀，继续推他的注射器，筒心缓缓地、平稳地推到了底。我又想看看黑板，可是现在消防队员就站在我跟前，把黑板挡住了。他紧紧地按住我的肩膀，我闻到的是一股烟熏火燎的糊味和脏味，这是从他油腻的制服上发散出来的。我看到的只是他那张疲惫忧伤的面孔，现在我终于认出他来了——原来是比尔格勒！

    “牛奶，”我喃喃地说……

（节选自《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丁西林：君子不器

    丁西林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出色的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8部独幕剧、9部多幕剧，其独幕剧的创作堪称典范。他出现在中国现代喜剧的肇始期，初试戏剧之笔，就表现出了一种艺术上的成熟，显出“凤毛麟角一般的可贵”。

    1914年负笈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1919年获理科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学教授兼任理预科主任。后多次被选为物理系主任，他极力延聘优秀人才，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成为一时之盛。他大力提倡实验工作，以树立理论与实验结合的优良学风。他讲授物理课，首倡采用中文编写讲义，并从事整理和订正物理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以利于国人吸收西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十年间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尊敬，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

    1927年丁西林出任设于上海的物理研究所所长。白手起家，经费很少，所需各种器材、设备和书刊均必须从国外购进。他毫无惧色，精心规划，刻苦经营，至抗战前，已建立一批实验室和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任所长期间，坚持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功绩斐然，深得中研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器重和所内人员的尊敬。

    丁西林自幼喜爱文艺，留英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名著。归国后业余从事戏剧创作，成为“五四”以来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作于1923年的处女作《一只马蜂》主旨在于批判守旧思想、宣扬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但和当时流行的注重作品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剧”不同的是，没有常见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容的敌我，而是以一种轻松、幽默、含蓄的风格表现主题，让人物在一连串的反话与谎话中表现自己，使剧情变得轻松活泼。丁西林对人物的态度也较温和，他用一种既嘲弄但又不乏爱护的态度描写每一个人，表现出一种温和轻松的幽默品格。

    作为常年从事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科学家，丁西林的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都不可能不为自然科学所要求的理性逻辑所渗透。而用这套思维去观察、思考、表现出来的生活，自然也具有一种别样的色彩。

    物理学对研究者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使丁西林在从事戏剧创作时形成了优越的“喜剧审美定势”。正是这种发现与挖掘能力，使丁西林像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从“找房子”“偷烟”“赔花瓶钱”这些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作为以严密逻辑推理为基本工作要素的科学家，他对逻辑关系的掌握是熟练的，而当作为一位戏剧作家，他便在作品中自如玩弄与破坏着生活中正常的承接与因果，从而使偶然性出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被自然化解，产生独特的喜剧效果。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喜剧的笑也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是“会心的微笑”。丁西林一般不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夸张，更不求助于外加的笑料。他的独幕喜剧大都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也没有大的矛盾，但能把握住剧中的喜剧性“种子”，形成核心情节。在剧情展开上，也是波澜起伏，妙趣横生，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他很重视喜剧的结尾艺术，每每在全剧矛盾冲突已经结束之后，又出人意料地添上一笔，进一步强化喜剧效果。他的语言，幽默俏皮，挥洒自如，毫无斧凿痕迹。

    建国后，丁西林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多种职务。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对于戏剧的创作与发展仍做出坚持不懈的探索，创作出多部话剧、舞剧、新编戏曲等。他的独幕喜剧久演不衰，北京人艺多次把他的《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搬上舞台。

    1974年4月4日，丁西林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他在独幕剧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为中国现代话剧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相关链接：①丁西林在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话剧史，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代表作大多是多幕剧，而他却执著于独幕剧创作的艺术实验。（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②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丁西林通常面对的是抽象宏观的物质世界、超越人类之上的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而培养了客观冷静的处世态度，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郑以然《行走在物理与戏剧之间》）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五年民生大数据系列报道之就业篇

    编者按：民生发展水平，是全面小康的决定性因素，对老百姓来说是最直观的感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领全国人民爬坡过坎、埋头苦干，在民生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深化改革，稳步向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民生改善，人民更有获得感。回首这4年多，我们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民生账单”？横跨这一时间轴，解读历年来的民生“硬”数据，以就业小窗口，撬动民生发展大格局。

    提气！连续4年超额完成就业任务

    国务院日前公布的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任务的落实情况显示，以就业和社保为代表的各项民生指标全面完成：1310万，1322万，1312万，1314万……这是我国2013年至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已连续4年超过1300万，每年都超过目标300万。

对于2017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今年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比去年多100万人，突出了更加重视就业的导向。据估算，中国5年来新增约6400万就业人口，相当于英国全国的人口数。

    就业好于预期，饭碗就有了保障。北京一家西餐厅的厨师陈向，6年前离开河南老家外出务工，边干边学，如今月薪超过5000元，“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学到了手艺。”他表示，“以后的路会越走越好。”

    凝心！795万，稳住就业底盘靠他们

    每到就业季，就常听到高校毕业生这样感叹——“找份好工作，真难！”

    据教育部2016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高校毕业生数量预计为795万。回顾过往3年，分别新增22万、16万、30万，逐年增长依然是高校毕业生数量变化的主旋律。

    毕业季求职是场马拉松，一边是依然不可盲目乐观的经济和就业环境，一边是持续增长的毕业生数量，如何为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大学生许一个热气腾腾的未来？将毕业生“扶上马、送一程”。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做了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

    《规划》明确，要着力支持科技含量高的智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同时，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就业，并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

除高校毕业生外，农村劳动力、困难群体、化解过剩产能职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和安置工作也被摆在了突出位置。据统计，2016年去产能过程中安置职工72.6万人，今年大约还需安置职工50万人。

    聚力！挖掘新产业新业态，刷新速度和颜值

    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广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机。

    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显示，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比上年增加1亿人左右；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6000万，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分享经济平台的就业人数约585万，比上年增加85万人。

    “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手支持群众大胆实践，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及时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创造的成功经验，把群众的积极性和创业精神引导好、保护好。”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强调“首创精神”一词。

    挖掘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活力，为就业市场创造全新就业岗位。大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成为2017年乃至整个“十三五”规划中的重点方向。

（李警锐  张琪昭）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来，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向来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相关链接】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

材料一：

    2008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将中国志愿服务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批被誉为“鸟巢一代”的奥运志愿者通过积极参与和真诚奉献，在奥运会的平台上展现、锻炼和成就了自己，奥运会服务经历给“鸟巢一代”志愿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以发现，奥运志愿服务的实践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精神素养，志愿者分享的回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我国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较高的契合。他们积极投身奥运这一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盛典，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展现出这代人的社会担当和国际视野。因此，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可以作为潜在的精神遗产和志愿遗产，集体记忆的建构将对北京2022冬奥会有所助益。

（摘编自王艳等《“鸟巢一代”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与奥运遗产》）

材料二：

    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强调提升青年志愿服务水平、促进青少年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中国体育志愿服务事业在冬奥背景下的健全与发展将为青少年社会参与提供实现路径。志愿服务是一种利他行为，是以不求物质回报为前提地为他人、社会团体或某项事业，乃至为整个社会提供援助。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构建了以讨论志愿者行为动机为主的解释范式，比如人们可能因表达个人价值、增强自身意义、增长职业技能和强化人际关系等方面来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志愿服务不能简单地局限在无私奉献的框架内，志愿服务对于志愿者的自我成长和公民参与社会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志愿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心中内化志愿精神，形成一种面对社会、面向人生的个体态度和公民意识，在这种层面上，志愿服务所谓“推动人类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オ得以彰显。

（摘编自李佳宝等《论冬奥背景下体育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参与》）

材料三：

    近两年，共享单车成为市民出行的新宠。然而，在共享单车发展正盛的同时，违规停车、私自上锁、丢弃及破坏单车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为了规范使用，共享单车公司也尝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运营人员加强维护之外，公司官方平台也会以信用分奖惩的方式来鼓励使用者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以此规范共享单车的使用。随着举报反馈机制的建立，在城市中涌现出一群单车猎人，他们是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在业余时间他们也会寻找并拍照举报那些破坏共享单车正常使用秩序的行为，并将违规使用的单车搬到公共区域停放以维护共享秩序，他们将此称为“打猎”。在自发参与共享单车秩序维护的过程中，单车猎人的这一行为也逐渐体现出在消费社会中使用者自下而上地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作为消费者的单车猎人也逐渐体现出一定的公民意识，他们参与治理并形成网络时代促进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的新力量。

（摘编自许金凤等《卷入的消费者一一以摩族猎人为例》）

    ①在2019年7月6日召开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②良渚古城建造于约公元前3300—2300年间，距今五千年左右。除了世界遗产的光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令人振奋的另一层意义是，中国五千年前文明史终于得到国际承认。

    ③良渚申遗成功的意义，第一是古城，这个良渚王城，是中国文化的早期中心，第二是神话，形成了神话叙事的核心话语系统。良渚文化的价值最高的是早期神话，因为王城废弃了，神话流传下来。所以神话远比王城重要。良渚遗址中发掘出的大量玉器物象和祭祀遗址中，有大量天地日月崇拜、龙凤崇拜的物象叙事，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些神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与统一性。

    ④德国哲学家谢林曾说：“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们认同了共同的神话时，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在华夏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神话起到了精神滋养作用，文化认同作用，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图腾文化的认同、至上神灵的认同。

    ⑤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其实有文字记载的不过三千多年，之前还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如何确认？“神话”是重要的确认方式，这里的“神话”当然不是语言的传说，而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神话流传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用语言文字记载下来的神话，如大家熟悉的“盘古开天地”、“女锅造人”等神话传说，既有古老的典籍文字记载，也有民间口头传承，我们称为神话的语言叙事；第二种是和信仰结合，比如祭祀仪式、以仪式演述故事，比如端午竞渡，这些行为传述着古老神话，我们叫神话的行为叙事；第三种是和物质形式和图像景观结合起来的叙事，如特定的器物、塑像、绘画，以及建筑等，我们叫神话的物象叙事。

    ⑦良渚文化时期还没有文字，无法靠语言记录，古老的祭祀仪式现在也无法完全重视，其文化特质主要只能通过墓葬文物来推断，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物质图像部分所表现出来的神话故事。

    ⑧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玉器，如玉璧、玉琼等等，都是重要的礼器，这些玉器对稍晚的龙山时代诸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分布范围达到大半个中国。玉文化的传统一直延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周札·春官·大宗伯》中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也就是说用璧祭天，用琮祭地。两千年前的文字记载，与五千年前的考古文物契合一致。天地神话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创世神话，良渚王城考古遗址成为中国最高王权掌握主流信仰神话的有力证据，是成熟的中华文明精神体现，具有文化源头的深刻意义。

    ⑨良渚文化出土的“十二节玉琮”，是关于天地自然崇拜的礼器，内圆外方的形制，暗合“天圆地方”的神话观，十二节和天文历法上的十二个月应该有关联，是古人对天地日月的时间记录。天圆地方的观念，这和后来中华文化的天地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⑩良渚文化最重要的遗产是它奠定了中国统一的神话文化基础。“天圆地方”的概念从良渚文化到夏商周文化，再到清代天坛、社稷坛，以及现代的中华世圮坛，有一条清晰的传承线索。五千年的不间断的中华文明，良渚文化就是源头的直观呈现。

    ⑪良渚文化时期，龙凤两大文化文汇，也是中国创世神话发展的大事。上海福泉山的良渚文化陶器上的龙纹，成为后来龙文化最典型的纹饰之一，这是良渚文化后期，夏禹龙文化东进南下的标志性事件，中华文化从此走向了龙凤呈祥的新时代。

    ⑫良渚文化构建了中国创世神话的基本谱系。中国神话的多元发生，在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的龙纹，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凤纹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和交流，这些主流的多元文化于五千年前在良渚交汇整合，形成的关于天地神话、关于龙凤神话叙事，以及至上神的叙事和崇拜，形成了早期中国统一神话文化的源头，关于天地日月神话、关于龙凤呈祥神话、关于至上神像的崇拜，是民族的共同的神话叙事，成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前提。神话是良渚文化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材料一:

    自5G面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就是,5C技术跟传统的3G 、4G技术有什么区别?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介绍，传统的3G、4G技术主要影响人们的通信方式，而5C主要应用于“人—机—物”互联，将解决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沟通问题,更多的是实现与垂直行业融合，提升垂直行业信息化水平，“5G的大规模应用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社会信息化水平将显著提升。人们每时每刻都能享受高速宽带网络冲浪服务,打破环境、时间限制”。

    技术的进步往往是层累叠加，比如越来越快的处理器,越来越清晰的屏幕，以及越来越快的网络速度。这些变化刚一出现，便将带来革命，科技创新无疑会使这场革命加速。2019年将是5G元年，也将是5G竞争真正开始的一年。

    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彭木根表示，“人-机-物”互联未来将成为常态,物联网或成为最大的主战场，各种物联应用将层出不穷,同时,彭木根也提醒,5G技术在为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因其特有性质,也将带来信息安全和用户个人隐私等方面的问题。

    (摘编自人民网《全国两会“联姻"5G：科创引擎轰鸣强国未来可期》)

    材料二: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3月6日)

    材料三: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消息）  近期,西班牙、德国、奥地利、阿联酋等多国业界相继表示,不会排斥中国企业的5G技术,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将向中企5G技术打开大门。当前,全球移动通信网络正面临从4G向5G过渡的关键时刻。5G具有速率高、反应快、容量大等特点，有助于大幅提升沟通效率，在与其他行业结合后,能够加速产能转换与技术创新。5G的到来，将为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带来重大变革。目前,在5G标准版本中,中国企业占有重要份额,并在大规模天线、超密集组网、车联网等关键技术方面具备领先优势。中国有可能成为最先实现5G商用的国家。为了抢占先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这个技术进步的潮流中落后。欧洲等地区业界以及舆论普遍指出,排斥中国企业可能导致自身5G普及的速度变慢。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因“安全原因”而对中企采取压制的做法，业界广泛表示，网络安全的未来应该取决于事实而非臆断和凭空指摘。欧盟委员会警告“不要在片面分析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材料一：

    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敦煌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才使得其在千年的风云际会里，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文化瑰宝。

    讲好敦煌故事，就是要讲好中国文化的自信力和包容性。而善讲故事又是一种高明的对外传播手段，也是外界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所以讲述好敦煌故事，对于支撑中国文化“走出去”意义非凡。

    文化的传承不是空泛的，也不一定要高端、抽象。对于大众来说，他们更需要一种容易理解且愉快轻松的传播方式。所以文化传播和故事叙述要剥离复杂和抽象的部分，让大众在一种更易接受的体验中去认知。

    古老的文化就放在这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挖掘它，如此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生态。而文化的删繁就简，就是让人看得见，也让人看得懂，如此才更能激发人们了解一种文化的兴趣，也更便于人们去探寻敦煌与众不同的美。

（摘编自陆玄优题速享《让敦煌文化在自信和包容中更具活力》）

材料二：

    在敦煌考察时，领袖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要给予支持和扶持，保护好我们的国粹。敦煌文物种类繁多，莫高窟更是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的“世界艺术宝库”，虽然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坚守，但长期保护仍然任重道远。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对敦煌文物进行监测保护．让文物“延年益寿”；另一方面。要有效处理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合理控制参观游客的人数，不断提高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文物被保护好了，才能更好地“诉说”曾经的沧桑和辉煌。

    敦煌文化瑰丽奇特、博大精深。除了要加以保护，还要做好现代化的传承和弘扬。讲好敦煌故事，需要继续挖掘整理敦煌文化中蕴含的人文价值和现代精神，不断满足群众需要和高标准的审美需求，开发丰富的文化创意产品，创作多彩融合的文艺作品，增强敦煌文化的艺术吸引力。同时，要借助数字化、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开发更加多样的传承载体，拓宽传播渠道，将敦煌故事打造成世界独树一帜的文化品牌。

 (摘编自孟庆川《把敦煌故事越来越自信地讲给世界》)

材料三：

    自敦煌学兴起百余年来，学界从社会、历史、宗教、考古、艺术等角度对敦煌进行持续研究，成果卓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对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层面的内容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系统阐释。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锁钥”，也是东西方各民族相互交流的通道。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敦煌文化，一方面保持着中原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断在开放纳新中进行文化再创造，逐渐形成了丰富内涵和独特性格。

    崇德向善的价值取向。在敦煌文化的发育过程中，社会变迁十分复杂，有过战争和杀戮，也有过贫穷和饥饿，但是敦煌文化的基调一直是崇德向善、从容乐观、积极向上。不管洞窟外的自然环境多么单调、严酷，洞窟里总是色彩万千、活力无限。千百年间，这种价值取向一直得以坚守。从敦煌的典籍、壁画中可以明显看出，敦煌文化积累和展现的永远是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观照现实的人本情怀。敦煌文化中处处体现着对现实世界的关怀。例如，唐宋时期的敦煌佛教壁画一直关注人的生存和生活，以对现世幸福的追寻为最终归宿，对“此岸”的肯定和重视替代了对“彼岸世界”的玄想，从而凸显了人自身的现实感与现实生活世界的重要性。此外，敦煌的文学作品和绘画艺术也大多聚焦人的生存和生活问题，在这里，现实的生存和生活是具有头等意义的内容。可以说．敦煌的文化精神包含着关于生活实践的思想主张，也在向人们倡导一种过好当下的生活方式。

    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敦煌本土文化、中原传统儒家道家文化、各民族文化、西域文化等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共同形成了多元融合的敦煌文化。值得关注的是，敦煌文化并不是将各种文化简单相加，而是将这些文化有机结合，形成相互依存、多元统一的文化整体。这种综合性和整体性正是敦煌文化的独特优势．我们应从整体上理解敦煌以及敦煌文化。

    大盛融通的精神气象。“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虽偏居一隅却气度极大、气象极大。敦煌文化是融合、吸收了各种文化营养而形成的“美美与共”“和谐共在”的文化．其因融而通，因通而盛，因盛而大，既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杰出代表，又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多元融合的东方典范。敦煌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其中蕴含的交流、理解、包容、共赢等价值共识，对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对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进行深入挖掘和思考，有助于我们接受历史启迪，增强文化自信。我们应转换研究视角，拓宽研究领域，从宏观和精神的层面入手，揭示敦煌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等时代课题提供支撑和帮助。

(摘编自黑晓佛优题速享《弘扬敦煌文化的精神传统》)

莫扎特巧克力

肖复兴

①到美国，在卖奥地利巧克力的店里，我又看见了莫扎特牌的巧克力。这种巧克力的盒子上印着莫扎特的头像，是一眼就能够认出来的。在国内，我只在普尔斯马特的超市里见过一次，虽然价钱不菲，还是特意买回家一盒六角形的。我对这种莫扎特巧克力情有独钟。第一次见到它，是那年在维也纳，几乎所有的商店里都在卖它，各种形状包装，琳琅满目，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个盒子上都有莫扎特醒目的头像，莫扎特一身化为千亿身，闪烁在维也纳的每个角落。

②莫扎特巧克力很好吃，我心里曾想，如果莫扎特活到今天，这份专利是属于他的，光靠这种巧克力，他就发了大财。他的名字，可比我们的傻子瓜子要值钱得多。莫扎特牌巧克力，是1900年萨尔茨堡一家叫作莎兹的点心铺首创，制作并为它取名的是点心大师福尔斯，可以说用莫扎特的名字开创了财路的先河。自此之后，许多店家竞相仿制，也都叫莫扎特牌，使得莎兹店和他们打起了官司，最后不得不在自家的店前挂起“真正的”“原始的”的莫扎特巧克力的牌子，很像我们当年“老王麻子”“老老王麻子”刀剪铺之争，透着生意的红火。莫扎特至死大概也没有料到自己的名字日后竟然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③其实，莫扎特一辈子生活窘迫，似乎从来就没有缓解过，结婚后至死那9年的日子越发艰难。那9年中，他搬了12次家，有6年是妻子生养孩子或产后休养，一直处于负债累累和病怏怏的状态，而且由于妻子的大手大脚使得日子更加雪上加霜，以致到了冬天连买烤火炭的钱都没有，饥寒交迫之中只好抱着带病的妻子围着空壁炉跳舞取暖。如果拿今天的富得流油的莫扎特巧克力相对比，真可谓“可怜生前身后名”。

④有意思的是，莫扎特为我们留下的音乐作品，和他35年贫穷而短促的一生不成比例，数量之多，可以说在音乐史中绝无仅有。仅交响乐就有48部，歌剧20部，钢琴协奏曲27部，不要再说其他的弥撒曲、奏鸣曲和各种重奏曲，还有最后未完成的重要作品《安魂曲》。1788年夏天，最后完成的三部交响乐:降E大调第39交响乐、G小调第40交响乐、C大调第41朱庇特交响乐，这三部交响乐，莫扎特仅仅用了6周的时间就一挥而就。人们都以为他是天才，音符与旋律就好像是揣在他衣袋里，随时都可以尽情抛洒。其实，那时正是他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刻，他为了尽快能够挣得一点现金以解燃眉之急，才以如此快的速度拼命写完，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卖给了出版商，非常可怜的是直到他死之后这三部对于他来讲最为重要的作品才得以出版，也就是说，临终前，他也没有用他的音乐换得一笔让自己脱贫致富的大价钱。

⑤应该让我们向莫扎特致敬的是，面对如此深重的苦难，表现在他的音乐之中却是那样的不同。傅雷先生曾经这样说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的消息……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和天使般的温柔。”傅雷特意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莫扎特的音乐，这确实是莫扎特对于苦难的态度，他的音乐才显得那样与众不同。在莫扎特所有的作品里，我们找不到一点他对生活的抱怨，对痛苦的咀嚼，对不公平命运的抗击，对别人幸运的羡慕，或是对世界故作深沉的思考而添加一些自以为是的所谓哲学的胡椒面……他的欢快，他的轻松，他的和谐，他的优美，他的单纯，他的天真，他的明净，他的清澈，他的善良……都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地情不自禁地流露。他不是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式的恬淡，也不是“闲云不作雨，故傍青山飞”式的超然，也不是“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式的宁静，也不是“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式的心境，也不是“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式的安然……他对痛苦和苦难不是视而不见地回避和我们禅家一样的超度，而是把这痛苦和苦难嚼碎化为肥料重新撒进土地，不是让它们再长出痛苦带刺的仙人掌，而是让它们开出芬芳美丽的鲜花——这鲜花就是他天使般的音乐。

⑥2006年是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纪念，在遥远的美国，又看见了莫扎特巧克力，忍不住想起莫扎特。即使他离开这个世界这么多年，他不仅让他的音乐一直陪伴着我们，还无偿地让人们使用他的名字，以巧克力的味道甜蜜着我们的生活。这就是莫扎特。这就是音乐时代的莫扎特和商业时代莫扎特的区别。

（选自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高中语文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