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作出评价 知识点题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练习题。

                              文化的大众化和价值坚守

                                                  杨秀香

    在西方，大众文化曾经指下层大众的低俗、粗鄙、“无品位”的文化，用来区别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社会精英所拥有的“充分发达的意识文化”、高雅文化。从历史上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当代社会，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模糊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这种模糊是通过艺术向商品的渗透、艺术与商品“合流”成为人的日常消费品实现的，它使文化的发展在价值倾向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詹明信把这样的文化称为“无深度文化”。这些引起了西方学者对文化发展的价值忧虑：认为它导致了精神贫乏空虚、享乐型的利己主义,瓦解了道德的基础。

    西方大众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道德背离现象的根源在于它“直接地屈从于商品化、商业化与市场”。大众文化的“前提预设”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结果必然是要求建构新的市场，随着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闲暇消费大大增加，生产者为了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利用广告、媒介把各种关于浪漫的、美的、成功的，舒适的等等意念加诸在各种物质的消费品上，结果使人的消费由满足需要变为对过度欲望的追逐、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变为“代用的使用价值”,即包德里亚所说的“符号”。正是这种市场的逻辑,使“生产者永远有兴趣培养他人的‘过度和放纵’”。 

    在西方国家，大众文化在价值上的变化受到了阿多诺、泰勒等学者从不同角度的批判。那么，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境况如何呢? 对我们来说，文化的大众化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于如何给予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合理的价值引导，以消除其对社会带来的可能的隐忧。显然，仅仅在市场逻辑中的大众文化是无法给人们以这样的引导的。大众文化要给人以这样的引导需要超越市场。

    文化产业使国家的有关政策和发展战略能够有效地发挥对文化产品生产的调控作用，抑制由于商业化出现的低俗和媚俗现象，使文化产品在价值取向上能够体现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追求，为大众提供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产品。事实证明，这是可以取得成效的。用大众对文化产品鉴赏力的提高可以促使大众文化产品追求思想和艺术的高品位。在文化市场中，生产者为了扩大市场，要极力满足大众的需要；同时，大众的需要又制约着文化产品的生产，它必须认同大众的需要。而大众的文化需要的形成不仅来自大众文化，更主要的来自于他的文化传统、来自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培养，这就使大众会用他已有的价值标准和艺术标准来衡量文化产品以决定取舍。因此，强化对大众的主流价值观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引导教育，有助于提升大众文化产品的思想和艺术品位，让大众对健康的文化产品的需求支撑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对此，一方面要对文化媒介人加强民族精神、社会主流价值的教育,增强他们的民族、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要完善专家、大众、政府的评价机制，通过对优秀作品的褒奖、宣传、推介、认同，造就有利于文化媒介人履行社会责任的生活环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徐百柯

2005年岁末，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正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是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叔雅”为刘文典的字）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本文选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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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字叔雅。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原籍安徽怀宁。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抗战将领刘放吾

刘放吾，湖南贵阳人，生于1898年4月17日。刘家祖祖辈辈靠耕读勤俭持家，家境殷实。刘放吾的父亲喜欢读书，经常以《朱子家训》及“曾文正治家之道”训导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读书、务农和传统的家教，让沉默寡言的刘放吾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和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到黄埔军校去”成为当时年轻人最时尚的口号。1926年6月，刘放吾从湖南省桂阳蓝嘉联合中学毕业后，深受湘军领袖曾国藩思想的影响，辗转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军事。三年后，刘放吾毕业，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校教导队当了学生队排长。在这里，士兵们操练时用的都是最新的装备，训练的也是新装备体制下的新战术。但是，不像在战场上那样，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只能认认真真地通过训练磨练意志。刘放吾在这样的环境中，默默地、踏踏实实地干了很多年。后来，蒋介石为了补充国民党军的抗战力量，组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师长，刘放吾离开了教导队，任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团长。

1942年2月，为了协助驻缅英军抗击日寇对缅甸的进犯，保卫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国民党组建中国远征军。刘放吾率领的一一三团随三十八师于4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以后，驻缅英军孤傲自大，日军三十三师团轻易地就将英军第一师全部和第七旅一部包围于宾河南岸的仁安羌东北地区。英军反复突围，均无功而返。在这紧急关头，驻缅英军司令向中国远征军发出驰援请求，师长孙立人立即要求刘放吾迅速驰援解围。面对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刘放吾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要求全团上下即刻熟悉地形，尽快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在一一三团的攻击下，日军苦撑了三天，就仓皇溃退了。事实上，刘放吾当时带去的官兵只有八百多人！就是这八百多中国勇士，在刘放吾的指挥下，不仅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寇两个精锐联队一万余人，而且成功救出了被围的已经绝望的七千名英军。此举令那些骄傲的盟军都不得不对中国远征军另眼相看，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抗日将士的军心。

“仁安羌大捷”后，刘放吾率领一一三团奉令掩．护英军及杜聿明部队撤退，转战卡萨。任务完成后，转进野人山原始森林，经历了一个月千辛万苦地翻山越岭，终于在5月30日，在南先庆趁着黑夜，在敌人炮艇的巡逻下，泅水横渡大江，进入印度，归还建制。在渡江前，刘放吾发出两通电报：一通发到军令部给何应钦，一通发到师部给孙立人。电报里只有两句话：“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就成仁。”渡江之后，无线电浸水，无法和外界联系，谣传刘团全军覆没，那时刘放吾的妻子正在贵州都匀，闻讯后当场昏厥。

“仁安羌大捷”是近代以来中国军人在境外第一次打败日寇的战役。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国民党军的历史记载中，甚少提及第一一三团的战功，更少谈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一切功劳都归到了孙立人及三十八师的名下。性情敦厚、淡泊名利的刘放吾，从此选择了沉默寡言，不在任何人面前谈起自己的“当年勇”。在派系严重的国民党军中，刘放吾虽然在1946年被委任为少将高参，但这是一个只能得到一些微薄薪水的闲职，刘放吾的事迹从此被人们逐渐淡忘。

1994年，刘放吾在美国洛杉矾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他的次子刘伟民在整理刘放吾的日记时，看到父亲在记述仁安羌大捷时引用的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刘放吾戎马一生，热血忠诚，而这短短的几句诗中，也透露幽他对战争残酷的无奈。

（摘编自《刘放吾：蒙尘半个多世纪的抗战将领》，《名人传记》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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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伟民再三追问，父亲才说了一些与“仁安羌战役”有关的细节：“新三十八师多为湘兵。当时我们练兵采取曾国藩治湘军方式，官兵必背《曾胡治兵语录》，因此秉承了湘军的忠义勇精神，作战勇敢。另外就是对士兵的严格训练。我按照《陆军步兵操典》规定，每人每天跑五千公尺；射击时，不瞄准不准发，每发必中，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实弹射击，几乎所有官兵的命中率都在七成以上。练兵千日，用兵一时，仁安羌战果源自平日训练。”

（“铁血社区”《我的团长刘放吾》）

②他爱读曾国藩家书及治军文献。不论练兵、治军及治家，他都以曾国藩的言行为典范。我们在他的遗物中找到多本破旧的曾文正公的文集。每页均有他读了多遍及加注的痕迹。可见他对曾公文献的重视。

（《潇湘晨报·刘放吾：从抗日名将到煤球店老板》）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旧唐书》中曾记载：唐天宝年间，在全国各地运到京城长安的进贡之物中，宣城郡船中有“纸、笔”等贡品，这说明当时宣城郡已生产纸、笔。《新唐书》也载宣州宣城郡土贡有“纸、笔”等物。“宣纸”二字连用，作为一个表示纸张的专有名词出现，始于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其卷二中云：“江东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这种所谓“宣纸”不是用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为原料生产出来的纸张，而是“好事家”“用法蜡之”以后才可用的其他种类的皮纸。这说明：唐代“宣纸”是宣州地区所产高级纸张的总称，这是以产地而称的“宣纸”。唐代宣州虽有“纸、笔”之贡，但不能将这种当时的优质纸张与后来的“宣纸”视为等同，因为原料不同；唐代起已有“宣纸”之名，但其时是取地名命名，泛指宣城所产之纸；从造纸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唐代尚未见有以青檀皮为原料的“宣纸”。但不可否认，当时宣州已经产出名纸，以地名命名的“宣纸”就此产生了。

    据《泾县小岭曹氏宗谱》记载，元代至元26年，曹大三因避乱率族人迁居小岭。初期条件十分艰苦，为谋求生计，根据当地条件开始了“宣纸”的试制和生产。宋末经元到明中叶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皖南山区一带社会相对稳定，文化繁荣，小岭虽为偏远山区，但盛产优质青檀皮，加上水质、温湿度皆有利于造纸。这一时期以青檀皮为主要原料制作的“宣纸”，主要用于书画装裱托纸等，还不宜于书画。此时，曹氏族人根据社会需求，已开始不断试用多种复合材料制作纸张，其中就包括稻草。

    明朝中叶后，宣纸的原料已非采用青檀皮单一原料，而是掺和了沙田稻草。由于青檀皮的纤维较长，单一用它作为原料，成纸性质较硬，柔韧性不足，在这种纸上进行书法绘画时，润墨性稍逊，写意性不能得到充分展现。而稻草的纤维较短，用青檀皮浆掺和稻草浆造纸，则增加了成纸的绵柔度和书法绘画的润墨效果，这既是适应写意画逐步成为时代潮流的结果，客观上也缓解了对青檀皮原料的压力，实乃一举两得之事。及至清代，“宣纸”已经普遍采用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作为原料。

    元明之际起，“宣纸”开始以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为主要原料并一直延续至今，产地也由小岭传播到泾县及其周边地区，国内少数地方也曾在原产地技术人员指导下生产过仿宣，但皆因无法满足生产“宣纸”的所有条件，产品质量难与正宗“宣纸”相比。我们今天所谓正宗“宣纸”，就是采用产自安徽省泾县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并利用当地独有的山泉水，按照传统工艺流程和独特配方，在严密的技术监控下生产的，具有润墨性、耐 久性、抗腐性兼具的独特性能，主要供书画、裱拓、水印等用途的高级艺术纸张。

（摘编自曹天生《宣纸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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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触屏手机什么样？

    不管触屏手机多么方便，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你手指下的东西，一支笔也罢，一片树叶也罢，摸起全像玻璃。因为目前的触屏技术，还无法赋予虚拟物体以真实的质地感。人有5种感觉，但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目前充分实现的只有视觉和听觉，对触觉的模拟还处于初步阶段，味觉和嗅觉则还完全没有。

    下一步我们将有望进入超级触屏的时代。未，虚拟事物将更加逼真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对它们的操作几乎可以跟操作真实物体相媲美。在指尖这么小的方寸之地，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呢？唯有借助触幻觉。

    有一种触幻觉叫电振动，这一现象是在1953年偶然发现的。一天，美国化学家爱德华一马琳克洛德接触了一个黄铜制的插座，他注意到，当灯亮时，其表面给人的感觉好像要粗糙些。通过进一步的实验，他发现正是微羁的交流电导致了这种幻觉。我们知道，交流电以某种精确的频率振荡。当你把手指放在通交流电的屏幕上，由于静电吸引，在你手指皮肤下面就有电荷堆积起。电荷的数量将随着交流电一起振荡，所以在你手指和屏幕之间的静电吸引力也随着时间变化。当手指在屏幕上移动时，这个静电力将吸住你手指的皮肤，阻碍它移动：由于静电力是周期性变化的，这将诱导你手指上的皮肤也发生周期性振动。这种轻微的振动将会被手指上的触觉感受器探测到。由于这类皮肤的振动本质上跟手指滑在像木头、砂纸等毛糙物体表面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大脑就把它解释成了你在触摸质地粗糙的物体。

    2010年，美国一位工程师利用电振动制造触幻觉的原理开发了一款具有虚拟质地感的触屏，可以安装在自动取款机、手机上。测试表明，一般说，高频电流比起低频电流会让屏幕摸起更光滑些。比如，当电流频率在400赫兹时，屏幕摸起像一张纸，而在80赫兹时，则像凹凸不平的皮革。原则上，设计者还可以用这个效应设计具有不同质地感的网页或者应用程序。例如，我们可以把电子书的页面做成像真实的纸张一样粗糙。当然了，这种虚拟的质地感目前让人感觉还不太自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的手机或者ipad上，任何囹标再不会摸起千篇一律都像玻璃了。

    在现实世界中，一个装满东西的筐总比没装东西时提起更加费劲些。可是在触屏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一个文件夹不论空的还是满的，用指尖拖动起并没有区别。这说明，目前的触屏比起真实世界还缺少一样元素：力感。

    美国科学家伊德。科格特正致力于改进虚拟键盘，使它用起感觉更像真实的键盘：当你按下一个键的时候，你的手指会感到有一股轻微的抵挡力。科格特的设计也用到了电振动的原理。他设计的振动发生在两个方向：垂直于屏幕的方向和沿屏幕的水乎方向。所以，最后的效果是两个方向上的振动之合力。我们只要事先把两个振动调整到合适的“步调”（在物理学上称为相位），这股合力就可以把手指一瞬间推向左边，一瞬间推向右边。由于振动频率非常高，我们最后所能感觉到的平均效果是，手指在垂直方向遇到了一股阻力。经测量，这个力大约70毫牛顿，大致相当于按下一个真实的键时所受的抵抗力。通过这种技术，我们就可以在虚拟键盘上获得真实的按键体验。

    总而言之，未触屏技术将极大地改变我们跟数字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对于信息，我们将不仅局限于看和听，还可以触摸。在真实世界日益虚拟化的同时，虚拟世界却日益真实化了。

（选自《大科技科学之谜》2013年第1期，有删改）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西美学比较

彭吉象

    人类都在追求真善美，但是，中国的美学和中国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善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伦理价值；而西方的美学和西方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真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认识价值。正因为如此，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不同。以西方话剧和中国戏曲中的悲剧为例，西方的悲剧可以说是彻底的悲剧，一悲到底，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最后差不多台上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中国的戏曲不是没有悲剧，但它一定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或者称为大团圆的结局，一定要让“善”战胜“恶”，这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美与善的统一。

    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是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美学强调的是再现、模仿、写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艺术注重表现艺术家的情感。如中国绘画更多地强调表现，不注重焦点透视，而是注重散点透视；西方绘画却强调再现、模仿和写实，非常注重焦点透视。为什么会这样？区别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除了两种文化不同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两种文学的源头不一样。中国文学史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诗经》大部分在黄河流域，而《楚辞》是在长江流域。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抒情诗歌。抒情诗歌就是要表现、抒情和言志。所以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是抒情文学，文化的传承形成了中国艺术强调抒情的特点。西方文学公认的源头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荷马史诗》是史诗，是在讲故事，而且故事非常精彩。还有古希腊的戏剧也很有名。我们可以发现，《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都是叙事文学，叙事文学一定要再现、模仿、写实，和我们抒情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两种文学艺术的源头不同，造就了中西方美学与艺术各自的特色。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答案众说不一，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的话，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都曾经说过，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是“二元论”，最早是上帝和人，文艺复兴以后，变成了人和自然二元对立。因此，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发展得非常快。“二元论”就是强调主客分立，人要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我们现在用的自然科学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天文学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现在进入21世纪了，西方文化潜在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人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最后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西方很多思想家甚至是科学家，要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就中西文化来说，很难说哪个优哪个劣，应该说是互相取长补短。归根到底，中西方美学的不同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的。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任务下列小题

人生的四种境界

张世英

    按照人的自我发展历程、实现人生价值和精神自由的高低程度，人生境界可分为四个层次，即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

    最低的境界为“欲求境界”。人生之初，在这种境界中只知道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欲望，故以“欲求”称之。当人有了自我意识以后，生活于越来越高级的境界时，此种最低境界仍潜存于人生之中。现实中，也许没有一个成人的精神境界会低级到唯有“食色”的欲求境界，而丝毫没有一点高级境界。以欲求境界占人生主导地位的人是境界低下而“趣味低级”的人。

    第二种境界为“求知境界”。在这一境界，自我作为主体，有了进一步认知作为客体之物的规律和秩序的要求。有了知识，掌握了规律，人的精神自由程度、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大大提升了一步。所以，求知境界不仅从心理学和自我发展的时间进程来看在欲求境界之后，而且从哲学和人生价值、自由之实现的角度来看，也显然比欲求境界高一个层次。

    第三种境界为“道德境界”。它和求知境界的出现几乎同时发生，也许稍后。就此而言，把道德境界列在求知境界之后，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但从现实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角度和实现精神自由的角度而言，则道德境界之高于求知境界，是不待言的。发展到这一水平的“自我”具有了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也意味着他有了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能力，把自己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听凭命运摆布的小卒。但个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当独立的个体性自我尚未从所属群体的“我们”中显现出来时，其道德意识从“我们”出发，推及“我们”之外的他人。

    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审美境界”。这是因为此时审美意识超越了求知境界的认识关系，它把对象融入自我之中，而达到情景交融的意境；审美意识也超越了求知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实践关系。这样，审美境界既超越了认识的限制，也超越了功用、欲念和外在目的以及“应该”的限制，而成为超然于现实之外的自由境界。

    在现实的人生中，这四种境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很难想象一个人只有其中一种境界而不掺杂其他境界，只不过现实的人，往往以某一种境界占主导地位，其他次之。于是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区分出某人是低级境界、低级趣味的人，某人是高级境界、高级趣味的人，某人是以道德境界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家，某人是以审美境界占主导地位的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艺术家……

（节选自2009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1892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湖南沅州府衙内，一群春风得意的新科举人、秀才，聚在一起游园赏花，吟诗作画。有画牡丹的，有画荷花的，有画兰花的，有画菊花的。而有名举人则画了株棉花，那株棉花，俏生生地立于洁白的宣纸上，枝叶扶疏，蓓蕾初放，清逸中透出温暖安稳气象。题字也绝：此君一出天下暖。此人就是熊希龄，新科举人。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二十四岁，他又顺利中了进士，还被光绪帝“点翰林”。

    可是，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又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他以为他倾心倾力推助的波澜，将席卷一切旧的、破的东西，让新世界的春花遍地开放，可惜，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庚子事变后，在新任湖南巡抚端方的大力保荐下，熊希龄充任清廷派遣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回国后，在整治东三省经济的过程中，被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后来这尊“财神”却被袁世凯一眼相中。熊希龄虽力辞五次，仍被推着就任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可是，袁世凯让他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当袁世凯的目的达到后，他原形毕露，很快以大总统的名义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熊希龄也辞职下台。当了袁世凯的炮灰和祭品的熊希龄，一时间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熊希龄的人生跌入谷底，仕途之门也砰然合上。

    1917年的夏末秋初，北方发生了大面积水灾，近两万个村庄被淹，六百多万灾民无家可归。儿童命运尤其悲惨，插标卖首和遗弃路边的灾童比比皆是。为救济灾童，熊希龄在北京设立慈幼局，这就是香山慈幼院的前身。1920年，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六百四十名孤贫儿童。六年后，在院儿童已接近两千人。香山慈幼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作为院长的熊希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向社会募捐，向政府呼吁拨款，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投入了大量财力。1932年，他更是毁家纾难，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悉数捐充儿童幸福基金。熊希龄也因此赢得了“熊菩萨”和“慈善总理”的美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熊希龄会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臂缠黑纱，亲临战场，对士兵发表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潸然泪下。他说：“国难临头，已及眉睫……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他并没有只说大话不做事，1933年4月，他亲率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喜峰口、古北口前线慰军。后来，熊希龄组织慈幼院内二百多名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到战区医院看护伤兵和难民。淞沪会战时，亲友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他不但不躲避，还以老病之躯，率领上海红十字会会员，日夜穿行于伤兵难民间，出入于枪林弹雨中。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和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但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出血，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孤贫儿童，走了。

    熊希龄这一株朴实的棉花，在那个多灾多难、贪腐成灾的中国，虽历经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但仍无怨无悔，默默地将温暖送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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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人生

夏明亮

    马寅初于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酿酒作坊主家庭。父亲把继承家业、进一步振兴家声的希望寄托到他身上。对于父亲的安排，少年马寅初表示不满。在父亲鞭打逼迫下，他毅然跳入江中，以死抗争，幸而被人救起。终于，由人作保，16岁的马寅初踏上了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艰辛之路。他先后在上海育英书馆、天津北洋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勤奋苦读。其间，马寅初的父亲与他断绝了一切经济联系；这给马寅初的求学造成了很大困难，但他历尽苦辛，百折不挠。

    毕业后，马寅初于1916年回到阔别多年、灾难深重的祖国，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了北大经济系教授。

    在长期的观察研究过程中，马寅初深入了解并掌握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聚积财富的内幕材料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大发国难财的罪恶事实。对此他深恶痛绝，大加鞭挞。

    蒋介石政权慑于马寅初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只好采用软的一手，欲派马寅初出国考察，并许以驻美大使职务。马寅初向社会各界严正声明：“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他断然拒绝这个“美差”，斩钉截铁地回答蒋介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我决不离开祖国!”

    在对马寅初采用拉拢、利诱、收买、威胁等手段统统失败之后，蒋介石黔驴技穷，终于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动用宪兵，秘密逮捕马寅初，在集中营关押近5年。出狱后，他照例发表文章，到处演讲。在演讲时他干脆事先写好遗嘱。当时上海各界爱国人士曾联名赠送给他一块大横匾，上书“马首是瞻”四个大字，可谓直抒民意。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已达6亿，并且以每年1300万左右的速度剧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年届古稀的马寅初立即投入到人口学研究领域。经过5年的实地调查和分析研究，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在中国，控制人口已是刻不容缓!并提出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系列切合实际的建议——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建立人口动态统计；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对人口控制要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实行行政干预，并辅之以经济措施，实行普及应用节育方法，等等。

    国内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针对《新人口论》的大批判。针对一些歪曲事实、以势压人的批判，马寅初公开声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不应向困难低头。”

    他坚定地说：“人口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我已经研究并发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有责任说出来，并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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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国内最早的共享单车企业创立于2014年。2015年国内共享单车初步发展，到2017年，用户数激增700%，预计未来三年仍将大幅增长。

    共享单车用户以在校大学生，年轻的上班族为主，并且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学校、公交站、地铁站等附近的共享单车给使用者提供了最快捷的“最后一公里”行程方案。共享单车不仅使用方便，而且也有绿色出行的好处，在城市内快速普及。

    在用户的使用频率方面，大部分用户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使用习惯，当前共享单车企业也在靠着补贴的形式获取用户，培养用户。

    从当前主流的十家共享单车APP用户评分上看出，共享单车行业整体的用户评价并不是很高，一步单车超过9分，小蓝单车超过8分，更多的共享单车APP评分惨不忍睹。

    当前，共享单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很多。一部分来自产品本身，包括车辆的损坏等；而另一部分，则来自用户，包括一些用户盗取共享单车、恶意损坏、换锁等，这还需要平台与政府共同监督，行业只有在规范化的前提下，才能健康发展。（改编自《速途研究院报告》）

材料二：

    2016年，已有数十家企业进入共享单车领域，业内人士估计，全国共享单车已有数百万辆，扫码骑车、手机付费的共享单车为不少市民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也随之出现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现象，挤占公共空间，带来了安全隐患。在不少城市，非机动车道、步行道、主次干道转弯、闹市区，随处可见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对环境秩序以及出行安全产生了影响。

    对于违停的单车各地如何处理？在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南京等地，共享单车在人流拥挤地段违停，都被相关部门集中收缴，有时达数百辆。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仅仅这样简单收缴很可能导致“三输”：管理方浪费人力，单车公司资产受损，需要骑车的用户用不了。与城市公共自行车有固定车桩不同，共享单车没有固定的停车点，如何保证使用者依规停放？

    目前，多家共享单车企业都出台了信用惩戒条款，提醒使用者停放在规范区域内。单车内有一套积分系统，一旦停放不符合规范，下一位使用者可以举报，扣除这名违停者一定的信用分。当用户过低时，会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使用权利。与此同时，各地政府部门的监管意见正加速出台。（摘自《山西日报》）

材料三：

    最近，广州共享单车用户接连收到商家推出的“免费骑”、充值返现活动的通知短信。23日上午，摩拜单车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红包车”，不仅骑车“限时免费”，还向用户倒贴钱，正式将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带入“血拼时代”。24日，“摩拜红包车”在广州上线。

    记者从摩拜单车了解到，今后，用户打开APP时，除了能看到周围可供使用的共享单车，还有可能发现红包图标，也就最新上线的“摩拜红包车”。只要找到这类“红包车”并有效骑行超10分钟，即有机会获得100元以内的现金红包，金额累计超过10元即可通过支付宝提现。

    实际上，过去两个月，共享单车企业的免费大战持续升级。上周末，小蓝单车率先宣布开展“免费骑”活动。随后，摩拜、ofo立即“迎战”，各商家的充值返现活动也颇为频繁。

    免押金、骑车免费，甚至还送红包……对于此前引起业界热议的共享单车盈利模式问题，各家企业似乎已“放弃了思考”，直接进入名副其实的“烧钱”模式。不过，这当然意味着企业要承担巨大的运营成本。一方面，不想丢掉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也不愿与对手“分蛋糕”，这也让单车企业陷入份额与烧钱必须二选一的“囚徒困境”。（摘自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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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或许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对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而感到忧心忡忡——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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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老字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商业文化、历代相传的手艺之外，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留下的宝贵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产品的文化价值更加突出，也利于老字号走向世界。

    中外的老字号的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国外的百年品牌比如可口可乐、雀巢、奔驰、宝洁等，非但不老朽还很青春时尚。而一听说中国的老字号，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块乌漆漆的牌匾，上面写着“百年老店”。而那些蜂拥而至消费的人群中，大部分是第一次体验的外地游客。北京稻香村是非常大众化的糕点品牌，与之相比，日本的糕点品牌虎屋已有500年历史，却成了糕点里的艺术品。韩国央行曾发布报告称，全世界创业200年以上的企业共5586家，日本多达3146家，占了近60%。而中国200年以上的企业屈指可数。陈李济、张小泉、荣宝斋、玉堂酱园、六味斋、广德楼剧院……我们对这些名字越来越陌生。

（摘编自《沉睡的“老字号”，到了苏醒的时候》）

材料二：

经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有1128家

对其中851家进行样本分析

①平均“年龄”142岁

②分布广泛：多数聚集在沿海及内陆经济较发达地区

③绝大多数为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主要分布在食品加工及制造业

④国有企业占一半以上

⑤人员素质偏低：企业员工本科以上文化水平的占10.18%，专业技术水平高级职称占总数的4.28%，中级职称占9.02%

⑥开展网络营销、涉足电子商务的达到总数的50%

⑦企业的文化保护意识日益增强：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324家企业，占调查总数的40.5%，参与调查的老字号品牌列入国家级、省市县级文物保护项目的55个，占6.46%

⑧经济效益总体向好

（摘编自《老字号发展报告》）

材料三：

    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老字号发展至今，面临着巨大挑战和激烈竞争，如果还是观念陈旧、故步自封，就会被时代抛在后面、受到市场冷遇。

    诞生于清末的北京稻香村是著名的糕点品牌。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升级和电商的崛起，曾经引领市场、一呼百应的热销场景难以再现了。北京稻香村营销部的一位负责人介绍，稻香村正在借鉴当下一些时髦“网红”食品的营销理念，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目前来看效果明显。

    “除了营销创新外，我们还与电商合作，尝试在线上首发、线下跟进的全渠道销售。”该负责人说，他们希望稻香村产品能够在社交网络上形成话题和良好口碑，让人们看到稻香村也有青春、“卖萌”的一面，从而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如果说包装营销是理念创新的“外衣”，那么产品创新就是其扎实的“内功”。六月初的一个周日，北京吴裕泰前门店门外，购买“吴裕泰冰激凌”的顾客排起长长的队伍。“我们店每天卖出的冰激凌大约有一千六七百支。”店长付代娣说。据介绍，吴裕泰自2009年起先后开发出茶冰激凌、茶冰饮、茶蛋糕等衍生产品，得到了顾客的喜爱。

    药品分类、扫描装箱，从包装到入库全流程都由智能化机器自动完成……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极具“科技感”，完全超出了人们对老字号企业生产方式的认知。“我们的智能机器人每小时可抓取1000到2000件左右药品，既解放了人力节省了物力，又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济堂生产部经理游创文介绍说。近年来，同济堂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截至目前，已申请专利36项，获得了市场认可。

    除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外，老字号机制体制的革新是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基础。运营机制活了，资金、人才、产业链等要素才能全盘皆活。同时老字号在企业转型、改制等方面也应有所作为，全聚德集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企业转型改制为老字号带来了充裕的资金和科学的管理机制，夯实了企业基础。

（摘编自《守正创新，老字号演绎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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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在我国，建筑废弃物通常被称为建筑垃圾。2005年建设部出台《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将“建筑垃圾”定义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伴随着我国快速城市化建设进程，建筑废弃物大量产生。目前，我国建筑废弃物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到40%。而这些建筑垃圾目前回收率不到5%。建筑废弃物的大量产生与低效利用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不符合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效率原则的要求。

（黄锡生等《生态效率视角下建筑废弃物减排与利用的法律规制》）

材料二：

    通过“重力分选”，将建筑垃圾按照不同比重分为“重、中、轻”三档物料，同时在分选过程中经风力抽吸还会分离出其中的轻飘物和细尘土二种物料，总计会有五档物料产生。（见下表）在经过上述二道分选后，其中的部分物料就会直接作为相应产品的原料，予以利用，剩余物料将视情况或再进入下道处置。

状态	主要组分	去向	说明
重物料	石子、混凝土、玻陶	路基材料、填埋	填埋占总量15%左右
中物料	红砖及类似物	烧结砖原料、陶粒替代	需加工后成原料使用
轻物料	轻质砖、保温料	路基材料、填埋	填埋占总量20%左右
轻飘物	纸、塑料、织物、木料	焚烧
砂、土	各类无机细粉料	做路基材料

（顾成玉《建筑垃圾处置及利用的探索》）

材料三：

    建筑垃圾在日本的正式名称叫“建设副产物”。其中，又分为不可作为原材料使用的废弃物、可作为原材料再利用的建材（如混凝土块、木材）和可直接再使用的建材（如渣土、金属）三大类。可见，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并不全是垃圾。

    日本对“建设副产物”的细分多达20多种，处理不同种类副产物适用的法律也不同。比如杂草等按一般垃圾处理，木材、建筑污泥等按建筑垃圾处理，金属等按产业垃圾处理，石棉、荧光灯变压器等有毒有害物质按特别管理产业垃圾处理，建筑渣土则不归入垃圾。

    减少施工现场垃圾产生和尽可能再利用是日本处理建筑垃圾的主要原则。根据《建设副产物适正处理推进纲要》，建设项目的发包人和施工方有义务在建设过程中减少建设副产物的产生，建材供应商和建筑设计者有义务生产和采用能再生利用的建材。对能再使用的建设副产物应尽量再使用；对不能再使用的建设副产物应尽量再生利用；对不能再生利用的副产物则尽量通过燃烧实现热回收。

    日本对建筑垃圾的生产、分类、处理有严格的流程管理。施工队要向建筑公司总部提交对工程可能产生的垃圾估算、分类再利用和最终处理的详细计划，并将结果报告保存5年。如果一家企业上一年产生的产业垃圾超过1000吨，则必须在当年6月30日前向当地都道府县知事提交垃圾减量的计划。

（管克江等《德国、日本、新加坡的建筑垃圾再利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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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独角兽，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生物，稀有而高贵。基于此，人们常用独角兽企业来形容发展前景看好的初创企业，具有发展速度快、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等属性。独角兽企业的界定标准是：创业十年左右、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其中，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被称为“超级独角兽兽”。在新经济时代，随着各类创新资源的加速流动，逐渐形成了能使独角兽企业不断涌现的社会土壤，使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机会，整合资源，爆发式成长为“独角兽”。当前，独角兽企业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强弱的评价指标，是全球各路资本竞相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所在。

（节选自《发展独角兽企业的思考》）

材料二：

    2018年3月23日，科技部发布《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共164家，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33家。其中因上市、被并购和成立超过十年而“毕业”的独角兽企业共20家，因估值下降而退出独角兽企业榜单的企业有9家。综合来看，2017年新晋独角兽企业高达62家，总估值6284亿美元，成都、宁波、东莞等六城市首次出现独角兽企业，这与国家重视创新的政策相符。而2016年全国共有131家独角兽企业，估值总和为2137亿美元。从行业布局和地域分布来看，具有如下图的特点：

164家“独角兽”行业分布

数量分布        估值分布

材料三：

    “独角兽”的大量涌现源于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它是经济爆发增长的标志。新经济时代，创新全球化和社交化等资源加速流动，为“独角兽”的大量涌现创造了基础条件。“独角兽”的成长中，有两个关键特质。一是自成长，制定新的行业规则，遵循新的进化法则，适者生存，依靠生态力量自发前进。比如，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优步”，颠覆原有规则，在打车行业中聪明地构建平台，植入盈利模式。二是要有生态圈。只有冲破藩篱、合作共赢，才能爆发式成长。首先，是“走出去”——与外部企业开展生态型合作。传统制造企业需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移动等新技术实现转型，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这些新技术往往是外部新兴行业中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优势。其次，是“请进来”——给顾客提供参与共创价值的机会。消弭与消费者的“楚河汉界”，利用顾客行为数据来提升自身管理质量，通过释放顾客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来改善创业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将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准则。“独角兽”在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产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行业创新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雅虎到谷歌再到脸书，“独角兽”企业成为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发展的领头羊。从产业变革来看，“独角兽”是引领产业变革的先锋，它颠覆了传统产业模式，成为产业的新核心，并带来产业的全新变革。“独角兽”还是城市名片和区域经济引擎。“独角兽”的辐射带动作用能促进上下游产业发展，产生杠杆效应，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独角兽”还成为区域城市名片，提升区域知名度，从而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引导。

（摘编自长城战略研究所《新经济先锋：“独角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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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泛娱乐直播平台，指主要业务为传播泛娱乐直播内容，并提供用户与主播进行实时互动功能的平台。泛娱乐直播起源于秀场社区，自2008年上线后发展至今，在PC端拥有较为稳定的用户基础。2016年，移动直播迅速崛起，对PC端的追赶趋势明显，7月后用户流量激增，迅速赶超PC端用户规模，并逐渐拉开差距。艾瑞分析认为，移动直播的兴起除降低了直播的门槛、拓展了传播渠道外，也激发了直播的社交属性，激活了直播的潜在用户。直播的整体用户规模扩大，并没有带来PC端固有用户的大量转移，因而PC端的用户基础受移动端影响较小，仍会保持现有规模稳定发展。

    伴随着泛娱乐直播的火热，一些不良现象也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从2016年9月以来，广电局、网信办、文化部纷纷针对网络直播行为下发系列文件。针对直播平台的监控要求不断提高，内容愈加细化，不仅对表演者提出要求，对用户的互动行为也采取了一定的监管限制，这些监管措施将会推动直播行业健康发展，遏制不良直播内容的传播。           

    （摘编自搜狐网，有删改）  

    材料二：

    2014-2022年泛娱乐直播市场规模及预测

   

    [注]e：预计的，估算的。

    （数据源自《2017年中国泛娱乐直播平台发展报告》）

    材料三：

    仅仅两年的时间，曾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直播领域，在国内已经出现日渐明显的分化。一方面是泛娱乐直播的细分化，往游戏、综艺、体育等场景下沉；另一方面，则是企业直播与泛娱乐直播之间的分水岭越来越明朗。据艾媒咨询分析，泛娱乐直播领域正处于瓶颈期。数据显示，相比于2016年，2017年的用户规模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主要是因为优质内容匮乏、内容粗糙和严重同质化，导致了用户的加速流失。其次，泛娱乐直播的发展环境在改变。艾媒咨询分析，政策是主要影响因素。另外，由于直播的投资热度冷却，资本趋于理性，资源趋于集中，导致行业出现新一轮的洗牌，不少泛娱乐直播平台开始谋求其他出路。最后，变现模式的固化也让泛娱乐直播平台的成本不断提高。用户打赏、网红抽成的变现模式，导致对网红争夺日益剧烈，泛娱乐直播平台疲于“抢人”，疏于改进用户体验，进一步造成用户流失，本来黏性不强的状况又雪上加霜。

    然而一时间，直播答题突然成为中文互联网的新风口，仅仅是2017年年底到2018年新年的短短两周时间里，中文互联网上就有超过六款直播答题产品出现。直播答题的引入为过去奉行流量为王的直播平台找到了一条内容为王之道，益智问答以“知识竞赛”的面貌重塑了直播行业的形象，同时也收割了新的流量和用户。时参与的网友而言，直播答题开辟了新的娱乐消遣方式，甚至是益智、娱乐、赚钱三不误。因此，抛开当前出现的奖金透明性质疑、作弊外挂等问题．短期来看，直播问答是少有的负外部性较小的模式创新，非常有益于行业发展。

    （摘编自中国娱乐网《直播行业现状剖析》，有删改）

    材料四：

    与国内的直播平台不同的是，国外的大直播平台多属于已成型的社交平台，如美国四大直播平台Fucebook Live、Youtube、Snapchat推出的Live Stories，Twitter旗下的Periscope等等，这些平台本身已经是大型流量入口，直播对于它们来说社交工具的属性要更多于流量工具，更直接的目的是用直播带来的社交体验重新激活已经越来越趋向沉默的用户，而不是导流新用户。依靠熟人社交奠定社交地位的Facebook在全球60个国家都拥有用户，它需要为日趋沉默的用户寻找新鲜感，让互动形式更为丰富，主打视频直播业务的Facebook Live上线后两个月便被放在了服务栏的明显位置。

    目前看来，比较统一的现象是直播更适合作为内容生产工具，而不太具备平台化的条件。国外直播市场Facebook、Youtube、Snapchat和Twitter四大社交巨头激烈角逐，国内直播平台则凭措BAT和资本上层，以及微博等大流量平台的互动来彼此竞争。缺乏稳固的社交和流量基础的国内泛娱乐直播，凭一己之力平台化的道路目前来看非常艰难。

（摘编自百家号《看看国外的直播“四大天王”都是谁》，有删改）

对焦裕禄强忍着病痛坚持工作，以致最终耽误病情以身殉职的做法，有人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值得大力弘扬；也有人认为精神固然令人钦佩，但做法不值得效仿。你赞同哪一种观点？请联系课文内容和社会现实，谈谈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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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知识付费目前主要指知识的接收者为所阅览知识付出资金的现象。知识付费让知识的获得者间接向知识的传播者与筛选者给予报酬，而不是让参与知识传播链条的人通过流量或广告等其它方式获得收益。知识付费的本质，就是把知识变成产品或服务，以实现商业价值。知识付费有利于人们高效筛选信息，付费的同时也激励优质内容的生产。某种意义上，正是糟糕的免费内容太多、太杂乱，反而增强了人们对精品内容付费的意愿。

知识付费让知识的接收者为所获得的知识付出金钱，有利于补偿知识传播与筛选的成本，并给予知识产生——筛选——传播链条的参与者以经济报偿，利于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知识的传播过程中。选择太多，用户自己选择的时间成本增加，愿意通过付费来代替个人搜寻选择，这使知识付费成为可能。你没看过《欢乐颂》，但是看过几篇有关《欢乐颂》的文章，你就有了和别人聊天谈话的话语权；你没读过《必然》，但是你买了，遇到这个话题你就可以插嘴聊两句；你没看过《大鱼海棠》，但是看了别人的影评，你就敢像看过一样说这是一部好片。用户愿意为内容买单，内容实际有效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云、柳传志、雷军推荐了，你看了就会有成功人士的感觉，你和别人聊天就会有话题。

（摘编自“百度百科”《知识付费时代，你为你的智商交了多少钱？》等）

材料二：

大数据分析报告指出，超过五成的网民有过不同形式的知识付费行为。一些人在报刊上撰文疾呼，“不管你是否接受，知识付费时代已经到来。”

实际上，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是一个伪命题。将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视为一种新的现象，显然是经不起考量的。人们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论语·述而》曾这样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如果有主动送给孔子十条干肉的，他就愿意收做学生。这里的干肉就可以视为弟子为获得知识而向孔子支付的费用。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获得知识而上学，参加培训、课程、讲座，以及购买图书、报刊资料、音像制品等等，无不属于知识付费的范畴。因此，付费下载论文、付费参加线下和线上培训，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知识消费的网络延续而已。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将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知识付费实践当作新媒体兴起之后的新事物，显然有悖于历史真相与现实经验。

在新媒体崭露头角的时代，它们为了在眼球经济时代分一杯羹，往往不惜为了获得关注而制造噱头、迎合受众，甚至不惜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制造新闻。新媒体新闻的报道者、信息的提供者如只为付费受众提供正确的资讯，显然是违背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媒体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规范，是对新闻媒体所承担的报道与传播信息责任的背弃。一旦这样，那么媒体的职业伦理与公众的知情权将轰然崩塌。在这股对于知识付费现象讨论中，最为卖力、最有热情的是新媒体这一群体，它们对于话题的炒作与持续推动有着更为内在的利益诉求。

新媒体技术背后的媒介公司有着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它们善于利用自身的辐射力影响民众的感知与思考方式，并通过发现或打造各类现象、话题引导公众接受媒介代表的观念。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媒介的裹挟力与诱导力也逐渐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媒介通过制造“社会需要什么”、“公众在想什么”的幻觉，引导公众在这一假设的背景下步入其设置后的营销景观。一旦人们缺乏辨析地一味相信媒介充当我们的大脑，实质上公众就将自己的思考、理性与政治、经济权利无偿交付给媒介，而这一点正是值得社会深刻警惕与反思的。

（摘编自《“知识付费”命题背后的营销焦虑》，有删改。原载《光明日报》）

材料三：

获得知识，从不付费到付费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从知识付费到知识产品免费，又代表着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两个历史阶段在时间上叠合在一起，造成了收费与不收费的两难。

首先，知识付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知识收费兴起，反映了人们收入结构改变的现实。这个过程刚刚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付费的空间还会不断增加。

其次，免费经济兴起，知识服务化正成为潮流。知识免费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不收费，而是知识不按产品来收费，而按服务使用来收费。本质上，是将知识的业态从产品业态升级到服务业态。这说明，知识产品收费只是初级业态，相当于知识制造业；知识产品不收费而知识服务收费是更高级的业态，相当于知识服务业。在我国，知识的产品业态还没发育好，又迎来了服务升级。这就是当前知识付费面临的实际情况。更特殊之处在于，知识产品不收费是初级业态之前的不发达状态形成的习惯。因落后而不收费与因先进而不收费，叠合在一起。

在两次浪潮合成一股的特殊国情条件下，知识付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一方面，知识产品业还要大发展。知识的“制造”业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要更有针对性地提供用户所需的知识。

另一方面，知识服务业后浪推前浪，不断以创新业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举例来说，下载商业研究报告，不付费是不对的。但只靠版权收费，收的是小钱。如果通过服务附加价值，比如以用户要解决的问题为主线，根据用户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持续地提供每一步的研究线索和信息，甚至与咨询服务结合起来，可以收到比版权费更多的服务费。从续订产品升级为续订服务，要做的事情很多。完善知识服务平台功能，让在线支付手段更便捷，通过自媒体与社交网络增加交互，开发针对效果付费的打赏制度等，都可以使知识服务发展得更好。

（摘编自《知识该付费还是免费》，有改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知乎、得到等一系列知识付费产品的相继推出，知识付费大量兴起，用户总量井喷式爆发。艾媒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内容付费用户总量为0.93亿。这一数据随着知识付费产业的发展，在飞速上升。下图是市场知识付费排行榜中占有率大的几款产品（知乎、得到、在行、百度知道）的横向对比分析。

（摘编自《知识付费类产品竞品分析》）

材料二：

中国经济时报：怎样看待知识付费的本质？

陆峰：知识付费本质就是把知识变成可以市场交易的产品或服务，以实现知识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借助移动互联网手段通过市场机制优化知识信息配置的一种知识交易形式。知识付费有利于通过市场交易手段和激励机制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共享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认知盈余，有利于人们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海洋中更加高效地筛选和利用信息，在付费的同时也激励了更多人参与优质内容的生产。

郭全中：知识付费的本质是有效满足用户获取知识的刚需，在前互联网时代，重点在于如何组织和生产知识，而在互联网时代，核心是如何在严重过载的信息中找到适合用户需求的知识。

董一鸣：知识付费的本质，我认为是一种“咨询、培训服务的延伸”，也是一种“花钱买别人的时间”的行为。过去我们遇到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会找到专家或者有经验的人士请教，经常费时费力还需要搭人情，而知识付费平台的产生和近三年来的蓬勃发展，我认为其实提供的是一种精准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咨询服务，令我们解决问题变得更便捷了。

（摘编自中国经济新闻网）

材料三：

数据显示，随着用户在使用知识付费产品的过程中，对于内容的辨别和筛选能力的提升，即使是中上游内容方的在线知识付费产品，平均复购率也仅为30%。企鹅智酷的数据也显示，在有过知识付费行为的消费者中，28%表示体验满意，49.7%表示一般，12.3%表示不满意，认为自己可以找到免费途径来获取。

业界指出，目前知识付费行业发展仍然处于早期阶段，除了适应移动化的消费方式造成的知识碎片化问题以外，还存在知识付费体验差、缺乏内容评价体系和筛选体系、复购意愿不高等问题。从整体产业上看，商业环节和链条缺失、基础设施和产品设计不完全、用户群体需要扩大等问题都制约了知识付费的发展。

（摘编自《“知识付费”行业走向理性》）

材料四：

实际上，知识付费作为一种互联网产品，必然会遵循互联网的法则，当然也免不了染上互联网的恶习。这个光速的时代，已经不给我们太多的时间去真正深入了解我们遇到的问题和感兴趣的事情，浮躁、表浅、速成是从“知识付费”产生之初就携带的基因，而我们强加给知识付费上的任何大的抱负，比如我指望通过听某一门大师课而获得我对不了解的领域的一个系统认知，这几乎是不可实现的。产品本身无论多精致也都是一个互联网的短、快、浅的通俗产品，音频这种方式本身抵达我们的时候就极容易流失，比如讲述内容的人可能讲不清楚、嘈杂环境的消磨，听的时候人的注意力会分散。那么知识付费可以给我们什么？知识付费给我们一种“我在学习的路上”和“时间没有虚度”的自我暗示和安慰。毕竟比起通勤路上和睡前的发呆和胡思乱想，有人在耳边谆谆善诱，我们多少还是会拾取一些到脑子里的。还有就是当我们迫切地需要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找到某一个知识付费产品，去粗取精后的知识的确更容易让我们快速获得。至于批评家们所指出的希望以知识付费去应对时代焦虑，那也是对知识付费的苛求。

（摘编自澎湃新闻网）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问1：敦煌研究院身处戈壁荒漠之中，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却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敦煌人扎根荒漠、默默守护。请您具体谈谈“莫高精神”。

        樊锦诗：我们谈到数字敦煌、谈到科技，但这些其实都只是手段，敦煌石窟能不能保护好，说到底还得靠人。敦煌研究院成立70多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不竭源泉和强大动力，就是莫高窟人以智慧和汗水积淀下来的“莫高精神”。

        谁都在坚守，可我们是在茫茫大漠中坚守，那种艰苦条件是难以想象的。进洞没有楼梯，就是靠在一根长木头的左右两侧分别插入短木条的“蜈蚣梯”攀登进洞。洞里黑乎乎的，那时临摹壁画只能靠镜子和白纸反射洞外的日光。甘于奉献，指的是敦煌研究院的人都是“自投罗网”，自愿来到这里的，是“打不走的莫高窟人”。勇于担当，是讲敦煌研究院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以保护、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开拓进取，就是要讲科学，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创新，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敦煌文化保护好，守住这个文化宝藏。

        我相信，一切工作都是人在做，有好的人，才能做出好的事。文物事业始终要交托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一样的道理，我们的文化建设能不能搞好，中华文化能不能可持续地、富有创造性地传承下去，关键同样在人才。

        我们必须热爱自己的文化。当我们越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就越会觉得中华民族是非常伟大的。咱们的中华文明，一代一代不断传承下来，博大精深，中国的年轻人都应该好好了解一下，不能让我们老祖宗优秀的东西丢失。

        问2：教煌莫高窟及藏经洞文物，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成果。您说：“敦煌是一部千年的中华形象历史。”请您谈谈它的文化艺术价值。

        樊锦诗：敦煌有历史记载已2000多年，是古代丝期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敦煌莫高窟是公元4到14世纪，历经10个朝代连续1000年的建造留下来的。它有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200多尊彩塑。所以这确实是个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的艺术主题是佛教，它是形象艺术的佛教，但它所承载的又不仅仅是一千年的形象的佛教史，还是一千年的绘画史、一千年的雕塑史、一千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所以说敦煌是一部千年的中华形象历史。

        敦煌是连续1000年创造的非常高深的或者有突出价值的艺术。它是多门类的艺术，除了建筑、壁画、雕塑以外，还有书法、音乐、舞蹈艺术。此外，壁画里还反映了工农商业、民情风俗、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科学技术、医学、天文、算术、印刷、民族、外来文明等等。所以说它是“百科全书式的宝库”“墙壁上的博物馆”。从十六国到唐代，六七百年，这段时间是中国艺术发展特别快、富有成就和创造性的时期，名家辈出，可惜画作大多失传。但敦煌保存了下来，还是真迹。所以从艺术上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敦煌是永远读不完的，无论你读书万卷还是学富五车，在敦煌面前，你永远是个才疏学浅的小后生。

        问3：那么该如何激活历史文物资源的生命力，让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真正活起来呢？

        樊锦诗：“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我认为就是要把文物和时代相结合，把继承和弘扬相结合，让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要做好保护，以保护为基础。文物是古代文化智慧的积累、结晶和载体。它们既珍贵稀有，又脆弱易损，一旦破坏，便不可再生，将永远消失。所以，保护是利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保护根本该不上利用。

        其次是整理研究，挖掘价值。我们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而是要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我们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去研究、挖掘历史文物的价值，这是做好传承的基础。

                                  。科技发展到今天，让文物“活起来”的方法手段非常丰富。敦煌研究院也在不断探索，如何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莫高窟的教育、弘扬、传承等功能。一方面，我们精心挑选了不同时代、不同窟型、不同彩塑、不同壁画等代表性敦煌艺术向游客开放，使游客在短时间的观赏中能领略洞窟的精华。另一方面，我们还在莫高窟建设了博物馆和藏经洞陈列馆，进一步解读莫高窟的文化价值。

        莫高窟是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为了让它发挥更大的弘扬功能，我们主动把莫高窟“搬出去”，让它走出敦煌，走出甘肃，走出国门。比如，利用数字化，将电子版壁画放到网上供大家线上浏览，出版通俗读物，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览等等。通过敦煌数字化，既可以做保护档案，也可以为研究提供资料，还能用电影把敦煌艺术“搬出”洞窟，让游客在窟外看窟。这样洞的压力减少了，而且观众还能看好。“数字敦煌“的意义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是完整、真实、可持续地保护好敦煌石窟，并传给子孙后代。

（取材于邢婷婷《著名敦煌学者樊锦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自信的源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富足的物质生活引发的肥胖问题日益凸显，这一健康隐患对居民健康产生了极大影响，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担忧。

2016年，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全球成年人体重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成人肥胖人口已经超过瘦子，而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

图1：2017年中国肥胖情况部分区域分布

图2：中国超重率及肥胖率统计

（摘编自《十九大首次提出健康中国战略以应对日益凸显的国民肥胖问题》）

材料二：

我国的肥胖情况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方面是增幅迅猛。数据显示，中国的肥胖率在过去30年里足足翻了一番。其中6〜17岁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为6.4%，比十年前上升了4.3%。另一方面是腹部胖。不少人年纪轻轻就挺起了“将军肚”。

基因和人种对肥胖程度影响很大。浙江大学副院长朱善宽说：“因为基因问题，中国人的脂肪更倾向于堆积在深皮下组织和内脏组织中，这种胖相对于欧美人看得见的胖更危险。”饮食习惯也是造成肥胖的主因。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饮食结构主要以谷物粮食为主，导致了国人遗传基因对粮食的代谢效率较强，对肉类和油脂代谢比较差。而这种身体代谢能力恰恰与国人饮食结构相背离，因为现代人肉类、油脂摄入量在增多，主食却吃得少了。另外，研究发现，如果父母中有一人肥胖，孩子发胖的机会是30%；如果父母双方都肥胖，孩子发胖的机会是50%〜60%。不仅如此，中国父母习惯用“吃”来奖励孩子，买甜饮料、吃汉堡是惯用做法，却无意中伤了孩子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说：“儿童肥胖是整个社会的过错，而不是孩子的错。”控制住“孩子胖”才有可能控制住整个社会的胖。这方面，外国一些做法值得借鉴。比如，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规定学校两英里内不能出售甜味碳酸饮料，不得在附近出售零食；小胖墩儿都要登记在册，学校有责任敦促老师帮助孩子减轻体重；印度对快餐征收“肥胖税”等。

（摘编自人民网“生命时报”专栏，2016年12月25日）

材料三：

5月20日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的主题是“营养+运动，平衡促健康”。20日上午，中国学生营养日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肇庆举行。笔者获悉，目前广东省儿童青少年的饮食结构尚不合理，营养不良相关疾病明显改善，而营养过剩如超重肥胖问题突出。

广东省疾控中心马文军主任指出，儿童青少年膳食中谷薯类下降迅速，蔬菜水果、奶类、大豆摄入明显不足，动物性食物尤其是猪肉摄入过多。同时，体力活动下降，静坐时间明显延长，体育锻炼、家务和睡眠时间缩短。“吃得多，动得少，小胖墩儿越来越多。”专家建议，儿童青少年需每天累计至少60分钟中等强度以上的身体活动，如跑步、健身操等。每周至少3次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包括阻力运动和骨质增强型运动，如俯卧撑、哑铃、仰卧起坐、举重、引体向上等。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学生营养与健康宣传教育活动，工作人员用方糖直观地展示了饮料里的含糖量。一瓶乳酸菌饮品中，含糖量竟然相当于13块方糖。“含乳饮料不能当奶喝”马文军指出，广东省儿童青少年喝奶量明显不足，只有推荐量的约1/5。他提醒，含乳饮料、牛奶饮品、乳酸菌饮料这些都是饮料，不属于牛奶。儿童青少年每人每天至少喝一盒奶，可以是纯牛奶、酸奶，也可以摄入其他奶制品如奶酪、炼乳、奶片等。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