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作出评价 知识点题库

9月11日：为了忘却的纪念

吴鑫

    ①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的一名发言人9月5日称，“9•11”事件后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废墟上升起的第一面美国国旗竟然不翼而飞。

    ②去年9月11日发生恐怖袭击当天，三名纽约消防员麦克威廉斯、约翰逊和埃森格林从停在附近的库佩拉奇斯夫妇的游艇上取走了一面美国国旗，并在世贸中心废墟上升起。这次颇有历史意义的升旗仪式被抓拍下来，成为纽约消防员救助恐怖事件遇难者的标志图片。随后，这面国旗于去年10月随“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开赴阿富汗反恐战争前线，直到今年3月被送回到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的办公室。据悉，布隆伯格已经下令有关人员对此进行调查

    ③这似乎是“9•11”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不协调音。进入9月以来，伴随着媒体的大篇幅报道，纪念活动开始升温，世贸中心的残骸几乎走遍了美国的每一个州的展览中心，唤起人们对一年前悲情时刻的记忆。

    ④9月4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将9月11日定名为“爱国者日”，号召全美国永远铭记在“9•11”中牺牲的人们，向他们的英雄事迹致敬。

    ⑤9月5日，介绍纽约警察在“9•11”中英勇表现的展览在纽约警察博物馆开幕，其中有23名殉职的纽约警员的相片和遗物，以及从世贸中心废墟中寻获的摩托车残骸、警察巡逻车的后车箱和被损坏的警报器。

⑥9月6日，美国国会在距离世贸中心不远的联邦礼堂举行会议。这里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200多年前宣誓就职的地方，1789年美国国会的第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美国国会经过200多年，首次回到它的“发源地”开会。会议50分钟主要是演讲、颂诗以及音乐。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格普哈特表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同我们的悲伤基本相称。美国正在从事一项使命，不是为了报复，也不仅仅是为了打败恐怖主义，而是再一次显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自由终将战胜狂热。”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达施勒表示，历史将记录下恐怖分子的失败，他说：“美国的实力不是钢铁或水泥，而是我们对宪法和人权法案中所体现的价值观的信仰。”副总统切尼发表讲话说：“袭击事件发生后，我们的国家就陷入了战争。我们的自由是用很高的代价获得的，我们不准备让它流逝。”会后，议员们参观了“零地带”。那里，摆放着大量的鲜花，以纪念在“9•11”中丧生的2819人。

    ⑦9月7日，纽约的孩子们在中央公园参加一个呼唤“和平”的活动。9月8日，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会举行一个大弥撒，分别代表美国51个州的51架小飞机当天上午飞越纽约原世贸中心上空，以示悼念。

    ⑧9月10日晚，纽约的多个地方都会举行烛光守夜活动，还有纪念步行活动，与第二天纽约隆重的纪念仪式相连接。

    ⑨更重要的活动当然在9月11日。这一天，布什及夫人劳拉早晨将首先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非公开的宗教仪式。在美国东部时间8点46分，即一年前第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时刻，白宫将举行默哀仪式。然后，布什将前往五角大楼参加纪念仪式，然后赴宾夕法尼亚93号航班坠毁的地点献花圈。据推测，这架航班当时正欲前往袭击华盛顿的另一目标。下午4点30分，布什将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安放花圈。当晚9点零1分，布什将从纽约向全国发表讲话。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初，人们对于梦和死亡现象非常困惑，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于是人类发明了灵魂的概念，并认为，灵魂是独立的，会在人睡觉或出神时离开身体，当人死了就会永远离开身体。亡人的肉身会腐烂消失，但灵魂一直存在。应如何对待这些神秘且不死的灵魂呢?人们的选择是举行祭祀。

    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记载，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祈福求吉而举行的。在殷人的头脑中，祖先是令人恐惧的死者，这些人经常制造各种灾祸。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等神灵，祈求祝福。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符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商时期的祭祖行为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增加了巩固国家统治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通过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了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周代创制的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

    到了汉代，汉儒将孝道思想和祭祖礼仪结合了起来。汉儒找到了中国人祭祖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思想根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推广到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形成了以家族伦理为核心，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

    汉代以后，祭祖礼仪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朱熹《家礼》的出现，它深刻改变了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朱熹考虑到人们举行祭礼时可能遇到的诸多难处，认为不用拘泥于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朱熹对传统祭礼进行了提炼，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摘编自《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作者邵凤丽）

    ①历史上，国人曾有谣谶之信。何谓谣谶？谣，是歌谣；谶，为预言。简单地说，谣谶就是以谣为谶，用歌谣的形式演绎对未来的预言。内容主要包括占验个人命运和历史事件两种。前者如以燕子为题，影射汉成帝宠妃赵飞燕的人生经历。而历史事件最著者莫过于王朝更迭。这类谣谶有的是一语成谶式的简单判断，如“亡秦者，胡也”；也有的是对完整过程的叙述。一首普通的歌谣何以有着如此巨大的能量？答曰：信仰使然。

    ②古人认为，“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徒歌谓之谣”。也就是说，谣是没有音乐伴奏的歌唱形式。事实上，最有可能成为谶谣的不是成人谣而是童谣。古人认为：“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童谣能成为谶谣，除了“出自胸臆”的“天籁之音”外，还有信仰上的因素。古人认为五星中的荧惑星（火星）降临大地化为儿童，歌谣嬉戏，而其所歌即是吉凶的预兆。

    ③《国语·郑语》记有周宣王时的一首童谣：“恹弧箕服，实亡周国。”（那卖桑弓、箭袋的人，就是使周灭亡的人啊！）历史应验了童谣之语，卖桑弓、箭袋的夫妇收养的弃婴，正是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之妃褒姒。《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其成书年代，或云春秋末期，或云战国初期。以最晚而论，应该说在战国初期人们已经有了谣谶的信仰。

    ④既为信仰之物，谣之所以成谶，源于两种基本的思维。一是相信语言的神秘力量。如古时候“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的农事咒语。二是相信已知和未知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人们总是试图破译这种神秘联系，先民龟筮占卜就是这种文化尝试的结果。相信谣谶的预言和相信卜筮的占验应该说基于同样的思维，只不过是所凭借的手段不同罢了。

    ⑤上述信仰被战国邹衍和西汉董仲舒所利用，并进一步系统化。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根据西周以来解释自然现象的阴阳、五行，创立“阴阳消息”与“五德终始”学说，用天事解释人世治乱，以之恐吓当政者，使其不敢不注意人事。首将儒家与阴阳家两种学说融为一体的是西汉大儒董仲舒。他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志、有感情的人格神，皇帝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皇帝的作为可以与天感通，上天通过“祥瑞”与“灾异”表达对皇帝的嘉许与惩戒。邹衍、董仲舒的理论因此也成为了中国谶纬之学的渊薮。“纬”是指方士化的儒生编辑起来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

    ⑥今人看来，谣谶乃诳人之举，其人为因素昭然若揭。或人为作谣，以图成谶。如秦末篝火狐鸣中“大楚兴，陈胜王”的起义谣谶，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造势谣谶等等，皆属“当世有心人”之作，其目的无非是借谣谶以实现其政治企图。或穿凿附会，事后释谶。秦末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谣谶，关于这首谣谶的理解分歧不一，分歧的关键点是对句中“三户”一词的理解上。历史最终给人们留下了足够的附会空间，大泽乡起义的陈胜是楚人，亡秦主力西楚霸王项羽是楚人，建立大汉王朝的刘邦也是楚人。

    ⑦时至今日，谣仍在，人们仍会“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谶已无，以谣为谶的行为已难觅踪影。但如果就此说，相信占验、相信预言的谣谶式思维已从现代人的大脑中剔除干净却显武断。有人在观看了好莱坞惊悚片《2012》后，就把现实中的诸多灾害与片中玛雅人的预言相互联系。我们不敢确定这种疑虑是人们真实意图的流露抑或是茶余饭后的戏言，但我们倒是更愿意相信它是后者。

（节选自刘汉杰《历史上的“谣谶”》）

    一切艺术的问题都是韵律问题。所以，要弄懂中国的艺术，我们必须从中国人的韵律和艺术灵感的来源谈起。我们承认韵律是普遍存在的，并非中国人的专利，西方艺术总是到女性人体那里寻求最理想、最完美的韵律，把女性当作灵感的来源。而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则通常满足于高兴地赏玩一只蜻蜓、一只青蛙、一只蚱蜢或一块嶙峋的怪石。由此看来，西方艺术的精神较为耽于声色，较为热情，较为充满艺术家的自我；而中国艺术的精神则较为高雅，较为含蓄，较为和谐于自然。很奇怪，这种对韵律理想的崇拜首先是在中国书法艺术中发展起来的。

    人们面对一幅寥寥几笔画出的顽石图沉思冥想，并得到一种奇异的快感。西方人士要想懂得此种快感，就非懂得中国书法艺术的原则不可。学习书法艺术，实则学习形式与韵律的理论，由此可见书法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以基本的美学，中国人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比方说，中国的建筑，不管是牌楼、亭子还是庙宇，没有任何一种建筑的和谐感与形式美，不是来源于某种中国的书法风格。

    这样，中国书法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实在是十分独特的。毛笔使用起来比钢笔更为精妙，更为敏感。由于毛笔的使用，书法便获得了与绘画平起平坐的真正的艺术地位。中国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把绘画和书法视为姐妹艺术，合称为“书画”，几乎构成一个单独的概念，总是被人们相提并论。假如要问二者之中哪一个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回答毫无疑问是书法。于是，书法成了一门艺术。它丰富的传统，与得到的尊崇，以及人们对之投以的满腔热忱和献身精神，都丝毫不亚于绘画。

    书法代表了韵律和构造最为抽象的原则，它与绘画的关系，恰如纯数学与工程学或天文学的关系。欣赏中国书法，是全然不顾其字面含义的，人们仅仅欣赏它的线条和构造。在这绝对自由的天地里，各种各样的韵律都得到了尝试，各种各样的结构都得到了探索。正是中国的毛笔使每一种韵律的表达成为可能。而中国字，尽管在理论上是方方正正的，实际上却是由最为奇特的笔划构成的，这就使得书法家不得不去设法解决那些干变万化的结构问题。于是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如线条上的刚劲、流畅、蕴蓄、精微、迅捷、优雅、雄壮、粗犷、谨严或洒脱，形式上的和谐、匀称、对比、平衡、长短、紧密，有时甚至是懒懒散散或参差不齐的美。这样，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整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观念看作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

    中国书法的美在动不在静，由于它表达了一种动态的美。迅捷稳重的一笔之所以是完美的，是因为它是速度和力量的象征。不能摹仿，不能更改，因为任何更改都会带来不和谐。这也是为什么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非常难学的原因。它最为明显的特征，不是努力抚慰我们的心灵，而是竭力刺激我们的感官，由于这一原因，对中国书法及其万物有灵原则的研究，归根结底也就是在万物有灵或韵律活力的原则指导下，对自然界韵律所进行的再研究，它会为现代艺术开辟广阔的前景。

（节选自林语堂《书法、绘画、建筑与中国人的艺术生活》）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它们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风貌的是草书，又特别是狂草。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其漂亮。由于皇室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梁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究。但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虞、褚的众多摹本，像陆柬之的文赋效颦，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和多种兰亭摹本，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或娟婵春媚、云雾轻笼，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这不正是《春江花月夜》那种“当时年少春衫薄”式的风流、潇洒和婷婷玉立么？它们与刘、张、四杰的诗歌的气质风神恰好一致，鲜明地共同具有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准和艺术要求。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而抑大令①，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以历史变化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征，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

    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李白诗的无拘无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表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只是张旭的狂草，这是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宣和书谱》说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的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么？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盛唐之音》，有删节）

【注】大令：指晋王献之。

    “城市文明”问题在当下的提出，我想有两个背景最值得关注：一是从全球范围看，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推动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学家所谓的“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并不断升级，直接影响到当今世界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对中国来说，这既是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城市文明”在当下备受关注的直接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与理论上的准备，却不足乃至匮乏。

    城市文明的研究与建设，有两个问题需要先行解决。首先，什么是文明，它有哪些具体的层面与内涵，这些具体层面与内涵的相互关系为何？这是建构一个科学的发展框架，是城市文明和谐、健康地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最早见于《易·乾·文言》和《尚书·舜典》，是指一整套用来区别“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形式符号系统”，具体地说就是先秦儒家津津乐道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政治服务，所以中国古代的“文明”概念主要指“政治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也多有论述，核心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成果，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由此可知，“文明”的基本内涵决定了其功能相应有三：在“物质文明”层面，以生产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它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政治文明”层面，以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创造与运用为标志，它表现为一种与野蛮时代或野蛮民族有着本质差异的社会生活方式；在“精神文明”层面，以伦理、艺术等人文精神的创造为最高目标与理想，它是一种在大自然、动物界及野蛮社会中不可想象的艺术生活方式与审美精神境界。

    其次，要弄清“文明”与“城市”的关系。在起源上讲，“文明”与“城市”关系密切，中西皆然。英语的“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的“civitis”（城市），最初指城市居民的风俗、习惯和道德的高贵。荷兰学者彼德·李伯庚在研究欧洲文化史时就指出，在16，17世纪，欧洲城市与农村的区别是“农村里没有城市里那么文雅”。早在中国的周代，人们就把祭祀与礼仪中心看作是“城市”建立的标志，这意味着，按照礼仪制度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既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同时也是最初的城市文明形态。

    尽管城市文明的内涵也主要有三层，但它的核心无疑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礼”与“乐”。用今天的话说，是“城市的善”与“城市的美”。文明与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越往上追溯，城市的重心就越依靠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因为只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才能顶住野蛮人或外来文明的军事压力，以及维护好内部的安定团结。但随着城市在当代的发展，基础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再是城市文明发展水平的最高理想。或者说，由于“文明病”、城市问题更多地与人的精神文化生态相关，因而中国古人最看重的“礼”与“乐”，在当下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还可以说，在“礼”与“乐”之间，由于“乐”的目的在于生产和谐，目标是建设和谐城市，所以，“城市的美”比“城市的善”更高一层，代表了人类城市文明的最高目的。

（选自《艺术与城市文明》刘士林  有删节）

    ①电视剧《大军师马懿之军师联盟》因各种原因引发了热烈讨论。有人调侃，《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片名像网游，时间线混乱，司马懿成了“妻管严”，和真实历史相去甚远。大家争论的焦点，其实大多围绕在历史真实和艺术想象的边界问题上：是遵照历史多一点，还是创作者的想象多一点？当艺术想象与历史记载相悖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②不必追根溯源，以国内影视剧常拍常新的热门题材“三国”为例，该题材的影视剧中虽不乏优秀作品，但却往往背负着“不尊重历史”的罪名。其实，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是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记载、民间传说、话本小说积淀而成，本就是对历史的演义，其中诸多描述早已和《三国志》等正史记载相去甚远，是否遵照历史可以说是个伪命题。。

    ③关于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创作边界的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对此，郭沫若、吴晗等前辈也曾有过经典论述。郭沫若曾指出，历史剧的创作不能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历史作家应该是历史研究的权威，但历史剧创作又不等同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讲求实事求是，而历史剧创作是实事求似，毕竟，历史剧不是历史教科书。吴晗则指出，历史剧既要有历史根据，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再从《三国演义》到一些优秀的“三国”题材影视剧，或许正好证实了这个创作逻辑。

    ④再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为例，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一段描述：吕不韦看到质子子楚，称他奇货可居，认为子楚很有利用价值。如果从常识和逻辑来判断，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吕不韦是不是真说了这句话，但司马迁将此写入《史记》，非但不会影响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更是以寥寥几笔，勾勒出了吕不韦商人出身的特质。

    ⑤以历史为题材，首先要尊重历史，拒绝瞎编乱造。汉朝人吃红薯、唐朝人啃玉米这样的笑话，自然要尽力避免，但最要紧的是价值观不能乱，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所共同遵循的理想信念要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得以展现。历史细节上的小问题可以修改、弥补，但创作者秉持的观念，既要敬畏历史的真实，也不能缺少拥抱当今时代的胸怀。

    ⑥以历史为素材的影视作品，对于历史的撷取应是创造性的，拒绝瞎编乱造的同时，也不能束缚住创作的手脚。参照正史刻板地创作，只能沦为缺乏艺术趣味的枯燥“记录”。与其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斤斤计较，不如探讨人物的性格是否饱满；与其纠结于正正史和野史的差别，不如关注剧情的推进是否符合逻辑。由此，方能抵达“诗比历史更真实”。

（选自肖家鑫《历史剧把握好“不虚”与“不拘”》，略有删节）

材料一：

    街头随机问一句，王者荣耀是什么，想必多半人都知道这是一款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即MOBA）。游戏中，五路、三路或一路英雄在地图上施展技能、提升等级、互相厮杀，并以率先摧毁敌方基地的水晶塔为最终目标。时常看到在餐厅、电影院门前，三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低着头拨弄着手机，那十有八九是一起“开黑”（组队开始游戏）了，并且不时能听到“我一个技能一千血”之类的游戏台词。

    根据2018年4月腾讯互动娱乐年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王者荣耀》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亿，成为全球用户数最多的MOBA手游，根据腾讯方面的数据，其日活跃用户达5000万。

    厦门海沧延奎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谢美兰在班上做过一个小调查，发现全班41名同学里，有一半孩子在玩这款游戏。一些家长质疑说，大量中小学生沉迷于这款游戏，甚至有媒体报道称，该款游戏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

腾讯方面对“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的质疑予以了否认。市场研究机构极光大数据发布的《王者荣耀研究报告》显示，14岁以下用户占3.57%；15岁～19岁的占22.2%。

    对于记者采访时提出的该游戏18岁以下用户数据信息，腾讯方面未予回复，并表示从未发布过此类官方数据。

（摘编自《新华社：“王者荣耀”还是“王者农药”：健康游戏不止于防沉迷》）

材料二：

    “荆轲就是女的！”

    谈及历史人物荆轲，在天津市蓟州区上小学三年级的王龙（化名）言之凿凿，言语间都快跟记者急眼了：王龙对荆轲的了解，基于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作为即时对战类游戏，其中的游戏角色多为历史人物，如荆轲、诸葛亮、武则天等。在使用这些历史人物的同时，这款游戏还给这些历史人物设定了一些新的职位与身份。

    在这款游戏中，英雄分为坦克、战士、法师、刺客、射手、辅助六类。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分类，游戏中可以查看各种英雄角色的介绍。比如，游戏中有名为“李白”的英雄角色，这个角色是这样定义的：李白，青莲剑仙，定位：刺客/战士，擅长：突进/收割。不仅仅是李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赋予了新的定位，还有如诸葛亮、扁鹊变成了法师，虞姬、李元芳变成了射手。

    《王者荣耀》中的英雄角色还有各种造型，如刘备的造型是使用枪支的“黑帮”教父，刘禅驾驶着机器人，黄忠扛起了大炮，高渐离拿起了吉他，马可波罗使用的则是双枪。其中最离谱的，则是将荆轲的角色设定为女性。这也是小学生王龙坚持认为“荆轲就是女的”的原因。

（来源《法制网》，有删改）

材料三：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药”“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该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5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摘编自人民网：《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材料四：

    7月3日、4日，人民网针对腾讯旗下手游《王者荣耀》连续刊发2篇评论，指出“王者荣耀”的危害性并呼吁政府和游戏制作方加强监管。与此同时，7月4日，“王者荣耀”游戏制作人在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刊出的访谈中表示，其实，游戏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也能够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被诟病的洪水猛兽、精神鸦片。

    7月4日，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指出，腾讯将推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实施健康游戏“三板斧”。首先上线的是限制12周岁以下玩家每天只玩一小时，后续还将实现晚上9点后禁止登录；绑定硬件设备一键禁玩；强化实名认证体系——这“三板斧”将逐步、持续推进。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一：

    关于“浙学”与“浙东浙西学派”的理论内涵、基本精神与当代价值等问题，一直为探讨浙江思想文化史的学者所关注，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浙江文化史上虽然有浙东、浙西之分，但仅仅一江之隔，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从文化上将其截然隔开或对立起来的。在浙江学术史上，浙东、浙西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害切、互相影响。如明末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属于浙东之学，但蕺山弟子中却有好几位浙西学者，其著名者如陈确属于浙东王学，而张履祥、吕留良则属浙西朱学。

    （摘自吴光（“浙学"的时代价值》，有删改）

    材料二：

    在思想学术史上第一次对“浙学"进行较系统的植理、描述的是《宋元学案》。虽然《宋元学案》的作者黄宗羲在该书中十分了解朱熹对“浙学"的批判否定态度，但是大概由于自宋以后围绕“浙学”的言说环境退渐起了变化，以至在《宋元学案》里，这种语境已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即由先前对“浙学”的贬低、否定转而为颂扬、肯定。所以尽管《宋元学案》里对“浙学”概念内容的理解基本上是与朱熹-致的，但是范围却更宽了一些，而且显然对“浙学"采取了同情、肯定的态度。它对“浙学”的兴起、演变及其内在的“学统”等都作了生动的解说，从而第一次在中国的思想学术史这一大的话语背景下展示了“浙学"的一个基本面貌。

    （摘自朱晓鹏《浙学刍议》，有删改）

    材料三：

    学者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吕、陈、叶为实学。由于程朱陆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多谈心性义理，吕、陈、叶（吕祖谦、陈傅良、叶适）多谈事功实学，学者遂称程朱陆王为性理之学，吕、陈、叶为事功之学。此是大概言之，若细究则缝隙颇多。其实，宋元明清儒家，一般言心性义理必言事功，言事功必说心性义理：其言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分，其效果亦有远近高下之异，然其合心性与事功为一之宗旨却一致。如果把心性之学与事功实学人为加以割裂，非此即彼，造成对立，则难以窥宋元明清儒学之真相。而作为宋元明清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浙学”，其追求心性义理与事功实学之统一的宗旨是一致的。若考察浙学人物的具体行述就会发现，无论是倾向事功实学的吕祖谦等人，还是倾向于朱子理学的金履祥等人，抑或是倾向于心学的王阳明等人，他们所讲、所行不外乎正君心、论国是、上策论、辩王霸、讲义利、分夷夏、明出处、治州县（具体包括治盗、练兵、税、钱、粮、河道、水利、社仓等），以实行经济事功；不外乎办学校、兴救化，即通过书院讲学、讲会、科举、家规、乡约、社仓、义学、社学、家礼等方式推进儒学的社会化，使儒学上达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下流为一般的社会观念，并内化为人的良知心性。

    （摘自王锟《整体主义视域中的浙学》，有删改）

    材料一：

    人们常说“太阳照常升起”。天天升起的太阳意味着一种周而复始、亘古不变的永恒。因此，绝大部分人从未想过，有朝一日太阳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未来的某一天，太阳会不会突然衰老或膨胀，迫使地球踏上流浪的漫漫旅途呢？

    目前，太阳是一颗正值壮年的“黄矮星”，曾经的46亿年中，一直源源不断地为地球提供光照和热量。这些能量源于太阳核心发生的氢元素聚变反应，即每4个氢原子核经过一些中间反应生成1个氦原子核，进而释放能量，而绝大部分能量以光的形式散发。一秒钟之内，太阳可以把6亿吨的氢原子转化为氦原子，生成的能量中，仅有微小的一部分被地球吸收，不过，这一小部分能量就足以维持地球上的生命繁衍生息。

    现如今，太阳聚变反应的速率和恒星的引力之间达成了一种精妙的平衡 ， 若太阳要打破这一平衡状态且向外膨胀，则中心受到的压迫会减少，聚变反应的速率会降低，因此，太阳中心的温度会逐步降低。这样一来，太阳中心向外膨胀的力无法抗衡内向收缩的引力，其膨胀的过程就不能持续下去。反之，若太阳要打破这一平衡状态且向内收缩，则聚变反应的速率会大幅飙升，产生更强大的外向推力，致使收缩的过程也无法持续下去。除了太阳之外，天文学家们发现宇宙中的大部分恒星也处于这一平衡状态，他们把这一类恒星称为“主序恒星”。

    不过，太阳进入“主序恒星”阶段之后，其整体亮度上升了20％左右，这一变化对地球上的生命演化产生了深重的影响。当然，对于存续时间仅仅百万年、千万年的某一物种而言，太阳的变化并不会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但是，依照太阳的发展趋势，未来的10亿年里，它输出的能量会再上升10％左右，这一变化可能导致地球上的温室效应完全失控，那时，地球就只能另外寻找生存空间了。

    （取材于公众号“品读百卷”）

    材料二：

    春节期间，电影《流浪地球》刷进了很多人的朋友圈，因为作者刘慈欣，因为主演吴京，更因为这是一部以大片标准呈现的中国原创硬核科幻电影。

    所谓“硬核科幻”就是科幻情节尊重技术和理论推演，故事发展受规律制约。影片中，宇航服、强化外骨骼、行星发动机等细节设定完全不输给《环太平洋》《地心引力》等海外大片。片中地球坠入木星时的大气流失逸散，空间站中的重力变化，也都有相对严谨的表现。

    科幻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片，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还需要参与者对科学有足够的理解，因此科幻电影往往代表了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中国科幻的银幕呈现一度并不尽如人意，而今天，《流浪地球》用符合科学逻辑的故事讲述，补上了此前原创科幻“硬度”不足的短板。

    比技术上“可以为之”更重要的是“如何而为”。《流浪地球》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硬科幻表现的亲情观念、英雄观念、故土家国情怀非常中国。

    影片中，因为太阳加速老化将要吞没地球，于是人们在地球上建起了许多行星发动机，将地球加速到逃逸速度，试图飞出太阳系。无论是原著中的对白，还是现实里海外电影人的提问，“为什么不建造飞船飞离地球”这个问题既关乎科学设定，也能看出中国文化中对家园的理解。导演郭帆说，“带着家园流浪”的想法表现了中国人对故土的情感。正是这样的人文内核，撑起了与好莱坞科幻大片不一样的中国式科幻电影。

    观众会发现，影片中平时含蓄内敛的家庭成员之间有着东方式亲情的默契。他们彼此依赖却并不表现出来，小心地保有着一份温度，这样的温度激发了他们在家国责任面前的热度。灾难面前，没有超级英雄，但每个平凡人都是英雄。如倔强的航天员父亲和叛逆的儿子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话可说，却在最后完成了两代人对家园希望的交接。

    对于科幻片而言，《流浪地球》是资金和技术基础充实之后，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投石问路。它的走红为中国科幻电影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考维度——以硬科幻为核，用本土文化意义讲述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展现我们对未来和世界的思考。唯其如此，才能突破好莱坞式的科幻审美，才能以中国气派打开新的科幻空间。

    （取材于王磊的文章）

    材料三：

    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科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也许有人会脱口而答“预言未来”。但预测具体事件和技术，并非科幻的目的。尽管早期科幻作品中提到的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已逐步变成现实，但即使是重量级的科幻作品，对未来的想象也多半没有实现。

    也许有人会回答“激发想象力”或者“激励人类探索未知”。的确。在这些方面，科幻的作用堪称显赫。早在公元2世纪，被认为是第一部科幻作品的古希腊语小说《真实的故事》中，就已出现关于星际旅行、外星生命、星际殖民等内容。美国“科技狂人”埃隆·马斯克坦言，正是经典科幻小说激发自己去探索未知世界。但科幻的作用又不仅如此，好的科幻作品仍然聚焦于“人”。

    在西方，科幻作品开始盛行的年代，正是人类最初进入太空的时代，也是人类开始逐渐意识到地球正面临环境、资源等种种严峻挑战的时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品开始提出一系列“如果”的问题。比如，如果人类或者你本人在真实世界面临这样的境况，会如何选择？也因此，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帕梅拉·萨金特将科幻定义为“思想文学”。《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电影《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讲述一个“拯救人类免于灭亡的奋力一搏”的故事。

    尽管东方和西方关注的议题不同，但不少科幻名作拥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思，对人类情感的描摹。  

    该如何避免陷入“我们会一直如此生存”的盲目乐观，或者“反正灾难终将到来”的盲目消极；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改变和挑战……这些都是科幻探讨的重要议题。

    科幻的“硬核”，并非预言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而是帮助人们以全新角度审视自身环境和处境，警示人类在技术、文化、伦理等众多领域可能面临问题，并提出“另类”解决方案。而从荧幕回归现实，科幻同样提醒人们用另一种视角去思考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选择和挑战。

（取材于新华社的文章）

    材料一：

    “我也是家有高龄老人的人，他们的难点和关注点我都有切身体会。”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嘉兴学院院长盛颂恩说。他在深入调查、多方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的第一份提案《关于加快搭建网络大平台，大力推进智慧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议》，“现有的养老资源和模式不足以满足老人的实际需求，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医疗服务和传统手段是不够的，而利用，网络、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模式，充分调动、整合、优化配置社会现有资源和政策，把全社会相关的资源和政府的相关政策集成到同一个大平台上来建立一种新体系，应该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

    “养老问题如果没有顶层设计，没有政府的统筹协调、政策支持和监督保障，这样的平台是不可能完善的，老人们和子女们也不会放心。服务主体可以市场化，但公共资源和政策需要政府进行统筹配置和协调，还要建立相关标准体系，让平台运营、发展、管理、监督都有规可依。”盛颂恩表示。

    （摘编自2018年3月4日《钱江晚报》）

    材料二：

    我国网友的多种养老观点占比

    （摘编自2019年3月21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当前，我国慢性病负担占国家疾病总负担的比重达68.6%。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为全人群的4.2倍，而且病程长、医疗费用高、难以治愈。但是，大多数慢性病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进行控制和干预，这需要从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角度，树立个人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观念。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也要与这种理念相适应。树立健康管理理念，达到“未病先防、病后防变、班后防复”的效果，也是健康管理学科的职责所在。

    随着“全民治疗”向“全民健康”目标的转移，医疗资源不断下沉，社区将成为未来全民健康的主战场。社区层面的多学科融合，能培育集社会知识、专业技能、人文关怀、运营管理为一体的复合型健康服务业人才，这将成为未来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向。专业人士要适应大趋势、大环境的改变，能走进社会，走进生活，适应变化，更加注重人文教育的融入、心理技能的提升、跨学科跨专业团队协同作战能力的培养。还要树立适应老龄化的理念，学会站在老年人角度看问题，以尊重为前提设计产品及提供服务。

    （摘编自2019年3月25日《光明日报》）

    材料四：

    社区养老是目前英国大多数老人选择的养老方式，这体现出英国人“居家养老”或是尽可能地“如同在家养老”的理念。按照英国有关社区照顾的法令，几乎所有的社区都配备相关的辅助设施，提供面向老年人的服务和帮扶政策。与建设养老院、将老人集中起来看护相比，“去机构化”的社区养老可以更好地调动民间资源，展现养老服务的灵活性，也能够让老人最大程度地融入家庭和社区，尽可能让老人能够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安度晚年。

    “我们现在要求社区养老机构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护理。”美国圣路易斯市老龄化研究中心的爱德华·劳勒教授说，“这种护理，过去通常会外包给社会工作机构，但现在的新方案要求家庭成员或者配偶来照顾老人，然后政府适当给予这些人一些奖励，这个方案目前在美国的很多州都已经付诸实践，效果尚可。”

    在技术领域，美国人正大力扶持远程医疗、远程健康类产品。尤其在农村地区，这种技术为当地人带去了极大帮助。这些项目的发展经费，并非全部由企业自筹，很多来自政府办的医疗保险、医疗救助中心。

    （摘编自2019年1月15日搜狐网）

    材料一：

    地球，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的唯一蓝色星球。我们常说，水是生命之源，但是，随着化学能源的消耗，全球可用淡水资源受到前所未有的污染重创，人类可饮用水资源日益匮乏，目前全世界超过8.84亿人口无法使用干净的水源。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全世界每年有12亿人因饮用污染水而患病，150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于不洁水引发的疾病。

    净水与节水已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说到净水与节水，就不能不提起和水息息相关的净水器。目前市场上充斥着相当一部分劣质净水器产品，耗水现象非常严重，特别是广大用户最信赖的反渗透净水器，耗水量十分惊人。很大一部分反渗透净水器的水能效非常低，净水与“废水”的比例普遍在1：3，甚至更低，这无疑造成了严重的饮用水资源浪费现象。针对净水器行业的节水政策，国家在2017年出台了净水行业的首个强制标准。

    （摘编自中国家电网）

    材料二：

    反渗透净水机调查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源与环境分院、中怡康）

    2017年11月，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GB34914—2017《反渗透净水机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国家标准。该标准于2018年11月实施，给消费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新标准明确，净水产水率是指在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在不降低反渗透模块使用寿命的前提下，净水机经过反渗透系统净化后，总净水量占总进水量的比率。水效等级最高的级，净水产水率应当大于或等于60%，等级最低的级，净水产水率大于或等于35%。自2018年11月起，禁止生产净水产水率小于35%的反渗透净水机。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三：

    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各种瓶装、桶装饮料，除人工配制的汽水或果汁外，主要分为天然水纯净水和矿泉水三大类。三大类饮料的共同点主要是未受污染、不含细菌等微生物或其他任何有害成分，并基本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可作为日常除自来水以外的辅助性饮料。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各自所含的元素成分不同。矿泉水中含有钠、钾、钙、镁、重碳酸盐和硫酸盐等人体必需的常量元素，而且还含有某些符合规定含量的微量元素。纯净水经过净化处理，基本不含上述各种常量元素。由于三类饮料的元素成分不同，对人体的反应和生理作用也有所不同。其中，矿泉水除了能起到饮用水的作用外，还具有营养、保健和防病的作用。

    人体在生长过程中，必须通过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汲取所需的矿物质（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饮用水正是人体从自然环境中摄取无机矿物质元素的重要途径。人体得不到足够的矿物质元素的补充，将产生一些“元素缺乏病”。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许多疾病都与某些矿物质不足有关。

    （摘编自《2017年中国饮用水市场规模现状，竞争格局及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材料四：

    德国《饮用水条例》对于饮用水的标准做了明确而且严格的规定。德国所有自来水管中流出的水都必须符合饮用水标准。除了水的质量标准，《饮用水条例》还对水质检测有严格的规定。水质检测的频率与用户数量有关。一个小村子可能每年只需一次水质检测，而在像柏林这样的大城市每年则要检测上万次。

    早在1974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安全饮用水法》，通过从水源地到水龙头整个过程的保护来确保饮用水安全。该法律由美国环境保护署及各州的环保署一起执行。美国目前大约有16.1万个公共供水系统，可为公有或是私有公司。为保证对自来水检测结果的及时、准确，美国环保署建立了一套对自来水公司水质抽检的程序，规定了一些污染物的抽检频率。调查表明，大部分人相信直接喝自来水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绝大多数美国家庭会在厨房的水龙头下面安装过滤水的装置，进一步提高饮用水的质量。

（摘编自《全球各国饮用水处理情况大调查》）

材料一

    记录片能够相对忠实地将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发展变化记录下来，从而成为见证国家变革、社会变迁的“国家相册”。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纪录片体现了明显的家国叙事倾向。《新中国的诞生》全方位、多视角记载了开国大典的整个过程，用胶片铭刻了中华民族开辟历史新纪元的光辉时刻。从该片开始，新闻纪录片成为了新中国早期纪录片创作的主要形式，在影院观看是其传播的主要方式。祖国建设日新月异，极大地激发了电影工作者的热情，涌现出了《大西南凯歌》《第一辆汽车》《征服世界最高峰》等一大批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纪录片。

    改革开放营造了自由、现代、多元的社会环境，纪录片创作者用更开放的视野，怀着对生命与生活、民族与世界、历史与艺术的执着和热爱，掀开了纪录片制作的新篇章。1983年，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向人们展示了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如何从远古走来，如何缔造出人类文明的奇迹。中华民族“共饮一江水”的主题带给海内外赤子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章回式结构、主持人串讲等制作手法的创新和突破，让人耳目一新。中外合作拍摄的模式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与世界交流开辟了道路，达到了极强的文化传播效果。

    迈入新世纪后，中国纪录片更好地承担起塑造国家形象与书写中华文明的职能。《圆明园》首次在纪录片中使用数字动画技术，再现昔日“万国之园”的宏美景观，颠覆了纪实美学的定义，带领观众饱览视觉奇观。既让世界了解了东方古国博大厚重的千年底蕴，又唤起国人对历史阵痛的深沉反思。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远方的家》，展示中国的自然之美和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之美。体现“工匠精神”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共鸣。

近年来，纪录片出现了更多元的现实表达和呈现方式，在主流化的国家表达的同时，也关注着个体命运的浅吟低唱：《平衡》讲述了守护可可西里无人区的志愿者的故事；《俺爹俺娘》将摄影机对准父母，记录亲情与家庭生活……借力融媒体的联合发展，纪录片的播放渠道更为丰富，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在手机、电视、电脑上都能观看，引起强烈反响。越来越多的电影纪录片重返院线放映，2018年院线上映了13部纪录片，其中《厉害了，我的国》更是创下4.81亿元的纪录片票房纪录。

(取材于王福来、刘悦、巩杰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纪录片“documentary”一词在英语中既可以当名词表示“纪录片”，也可以用作形容词，意思是“文献的，纪实的”。可见，纪录片与文史记录、传播有着天生的不解之缘。近年来，中国文史纪录片通过创新表达方式，有温度地展示历史，有灵魂地描摹传统，有情趣地传播文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是近600年中国沧桑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海外观众眼中传统神秘、色彩瑰丽的东方大国的典型象征，它自然而然地      。其中《故宫》《故宫(国际版)》《故宫100》是这些纪录片中的佼佼者。故宫近600年的历史景象已不复存在，史料也有限，为顾及观众的观感体验，这组纪录片通过数字技术手段，特别是大量使用的电脑动画，帮助海内外观众更好地理解故宫的历史文化。

    《故宫》中三维电脑动画技术逼真地“重现”了历史中的原始生态、风土风貌，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特别是将重要历史事件用先进的视觉技术呈现，极大地丰富、美化了纪录片，也支撑起了整部片子的叙事构架。例如开篇以3D动画对故宫做出全景呈现：浩瀚宇宙，繁星点点，视线从深邃宇宙穿越厚重的白色云层，以俯视的角度全景呈现宏伟壮观的宫殿群，表现了故宫与日月同辉、与山川共存的厚重感。《故宫100》在介绍吉祥瑞兽时，站立在屋项上的各种瑞兽突然“活”了起来，一个个萌萌的卡通形象从天而降，落到代表中国传统美好品质的文字上：坚韧、高贵、威武、灵敏……神气活现地围成一圈，寄托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愿望。

    随着纪录片领域国际合作不断深入，中国纪录片迎来了“最好的时代”。在此背景下，文史纪录片应不断创新表达方式，成为激发家国情怀的“国家相册”，传播中华绚烂历史文明的绝佳媒介。

(取材于王宁、张德明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作为国家文化对外传播的有力载体，中国纪录片正经历从“讲述中国”到“认同中国”的转变。这正是我国文化对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微观呈现。我们可以从题材、叙事制播、平台等方面着手，调整策略方法，加强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

    国际传播语境下的纪录片在题材上注重选择不同地区、民族、国家的受众共同关注的故事、人物和现象。中国纪录片在选题上可以完成两个层面的设置：其一，在中国题材中挑选出具有全球性的话题，从自我立场的议题设置转向全球视角的主题选择；其二，积极发掘同一主题下不同情节的故事，在多元差异中体现出同一性的全球主题。

    国际传播语境下的纪录片以讲述人类视角下的日常故事为叙事原则。“人类视角”即普遍的人看待世界、认知自我的视角，与“我们是谁？”“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世界？”等哲学色彩的人类终极命题相关。“人类视角”下的纪录片叙事可以理解为人类通过了解和把握自己生存的世界来认识把握自己，即使是非人类的生命体也可以在人类视角基础上表现人性化的日常生活。人们从这些生活的场景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并影响自己的思考。

    国际传播语境下的纪录片制播方式以融合为基础，具体表现为“分离式的制播融合”和“合作式的制播融合”两种情况。前者指本国制作团队与国际播出渠道的融合，是一种单线式的融合；后者是以多方合作方式分别组建制作团队，搭建播出平台，是交叉互动式的融合。目前，用于国际传播的中国纪录片正在从“分离式”的制播简单融合转向“合作式”的制播深度融合，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国际传播语境下的中国要积极搭建“中国倡议下的世界对话”平台。中国纪录片要能够号召世界力量完成对话交流，需要建设成一个自主且开放的动态发展系统。中国纪录片的意义不能局限在“中国”的单一标签上，而应体现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在这种互动结构中，中国纪录片应改变“高高在上”“沉默寡言”的姿态，以“价值共享”的立场，展示出自身在“世界议题设置”上的责任和能力，开发全球化的合作项目，搭建持续有效的国际共享平台。

(取材于雷璐荣、胡正荣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临近春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公众的心。

    截至1月20日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24例，其中确诊病例217例。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公众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疫情发布在提速，防控措施也在加强。当下正值春运期间，外出探亲旅游人员增加，每个感染者都是传播疾病的源头，须实现精准防控，避免让病毒随着流动的人群向各地扩散。国家卫健委已向全国医疗机构下发新型冠状病毒诊疗防控指南，医院接诊发热病人时，须询问2周内是否有武汉旅游史。一系列措施，就是要掐灭疫情传播的“火种”，让疫情防控落到实处。

（摘自《尽快掐灭疫情传播的“火种”》,人民日报2020年1月20日）

材料二：

    “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武汉市连夜发出公告，传递明确信号：武汉正在采取更细致、更深入、更扎实的防控举措，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只要全国一盘棋，统筹安排，协调推进，相信很快就可以解决物资短缺等难题。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把长期培育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制度优越性充分释放出来。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危机面前尤其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大家增强必胜的信心，打赢这场硬仗！

（摘自《越是艰难险阻，愈益众志成城》,人民网2020年1月23日）

材料三：

    众志成城，勠力同心，中国人民正在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进行严肃的斗争。中国快速形成一体联动、联防联控的局面，彰显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坚定信心和充沛能力。国际舆论纷纷指出，中国采取了“公共卫生史上最具勇气、最为重大的举措”，这种“上下一心的凝聚力令人肃然起敬”，“只有中国才能够实现如此高效有力的应对”。国际观察人士看到，团结奋斗的中国气势，坚不可摧的中国意志，迎难而上的中国奇迹，正是中国制度优势所带来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价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摘自《生命至上，大国担当》,人民日报2020年2月1日）

材料四：

    从2月初开始，全国数亿人第一次全面尝试“在线办公”，许多企业第一次真正体会到通过数字化工具进行远程协作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办公协作在线化和数字化普及推进，一方面提升了企业管理触达率和效率，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企业当前管理模式，包括层层递进管理汇报方式与在线化协作模式之间存在的巨大沟壑。为适应全流程在线化，企业将不得不对组织本身结构和管理方式进行数字化转型，使其与数字化协作方式相匹配。而此前，企业能想到的数字化往往只是在产品、营销、服务等方面搭建数字化的配套设施。

    新数字化场景将孕育并完善供应链神经网络。疫情信息不断占据人们的注意力，大量的线下资源，包括生产力、运力都被集中投入到与疫情的对抗中，导致线下履约难度倍增。在此背景下，由数字化带来的新场景不断涌现。数字化对现代社会的渗透本质上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是新场景构建，比如说直播对商业的渗透；二是对现有场景的改造，比如在疫情期间广泛开展的智能问诊、智能外呼、视频庭审等新技术的应用。虽然这些场景存在多年，但是数字化让它们的功能变得更加丰富灵活，能够更多更好地完成任务，提供更优体验或更高效率。数字化创建或改造的起点是消费场景，但数字化深入的方向是通过智能化的供应链，借助数据、算法、产品、技术和经验服务于社会各个领域。换言之，全新数字化的供应链网络不仅仅是“物流”，它将向前伸入到终端需求方，向后融入设计和生产制造环节，实现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准确预测需求、提升各环节确定性，让供应链形成各节点近乎实时互相感知的一张神经网络。如何融入这张网，是疫情过后每一家企业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摘自《防疫抗疫，数字化还能做什么》，光明日报2020年2月19日）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东西南北·看人物（上半月）》2016年8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过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

材料一：

    我国的网络直播兴起于2005年，到2016年出现井喷式发展。截至2018年，我国直播行业的规模已经超过4.5亿人，即超过一半的中国网民都玩过直播。庞大的市场规模，导致主播群体良莠不齐。为了吸引眼球，一些主播无所不用其极，出格的直播行为一再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这说明网络直播活动和网络主播的行为亟须规范。为此，2018年，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推出《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以加强网络直播行业的基础管理。

    无论是从维护网络空间风清气朗的角度，还是从维护网络主播长远利益的角度，对网络主播进行教育培训都十分必要。黄轩婷呼吁更多直播平台加入对主播的培训中，通过人才教育培养的方式为行业孵化赋能，早日把网络主播变成能出状元的“第361行”。

（摘编自韩业庭《网络主播能否成为“第361行”》）

材料二：

    网络直播要有基本的道德底线，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拿来直播。为何网络直播乱象屡禁不止？新时代如何利用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来弘扬网络直播正能量，是当前亟须正视和解决的新问题。

    网络直播为广大网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激发了普通大众的创造力。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网络直播的这些优势，传递积极的生活态度。近年来，“直播+教育”“直播+公益”“直播+扶贫”“直播+非遗”等模式也日臻成熟，网络直播的社会价值日益凸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善用“四力”，引导网络直播健康发展，已在学界业界达成共识。做好了前三力的建设，公信力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使网络直播不仅有流量，还有受众的信任。同时公信力也会与其他三力产生合力，发挥良性的综合效应，使网络直播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摘编自刘晓燕《网络直播为何“猎奇”不止》）

材料三：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体现参与式文化的社会媒介，在传播资源盈余的时代，具有全民参与性、场景丰富性、场景互动性和即时性的特点，这些特征让网络直播满足了新媒体时代受众的社会心理需要，因而吸引了大批用户。许多针对用户的调查报告显示，休闲娱乐是网民选择观看网络直播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和生活，使得适时和适当的休闲娱乐成为调节身心健康的必需品。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在技术上为网络直播赋能。直播的便捷性和参与式互动，结合丰富多元的内容，为有休闲娱乐需求的用户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直播的低门槛，为几乎所有人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传播信息的机会，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性。网络直播在创造了新的文化、提供了新的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副产品”，比如消极的网络亚文化。低俗的网络亚文化在直播平台发展初期或许可以带来一定的流量，但短期的饮鸩止渴无法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规范化的核心对象是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一方面，直播平台应主动作为，加强对直播内容的审核把关，加强对网络主播的引导、管理甚至线下培训，通过建立一定的协同和联动机制，如灰名单和黑名单制度，严格规范主播的直播行为与内容；另一方面，直播企业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用技术手段减少不良直播内容的生存空间。

（摘编自何祎金《网络直播：要“颜值”更要价值》）

材料一：

    2019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迅猛，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武汉宣布封城后，其他省市陆续响应以控制人口流动。疫情防控部门希望不断总结经验以评估现有措施的有效性。

    2020年1月31日，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了香港科学家的一篇论文，论文采用传染病动力学中的 SEIR 模型做模拟。该模型将人群分为易感人群（Susceptible）、已被感染但无症状处于潜伏期的人群（Exposed）、已有症状但未被隔离的患病人群（Infectious）和康复人群（Recovered）。该模型将死亡人群归入康复人群。

传染病动力学 SEIR 模型

    该模型涉及的参数主要为可再生数R0、平均潜伏期时间DE、平均收治时间DI，后两种参数可从官方发布获得，而R0，即一名被感染者平均每天传染的人数，其值较难估计。论文采用去年12月31日至今年1月28日的感染人数、境外（除香港）受感染人数及乘国际航班从武汉出境的人数，推得R0为2.68。据此预测武汉疫情的拐点在5月，并判断封城措施对缓解疫情作用不明显。

    我们认为，该论文采用SEIR模型与参数选取存在不合理性，主要理由是：境外确诊数据样本量较小，且使用飞机这一交通工具的人群在总人口中并非均匀分布，据此推算R0偏差较大；政府防控措施实施、升级，R0取值不应为定值；封城防控手段必须在参数设置中有所反映。我们研究的结论是：武汉封城举措对降低病毒感染人数意义重大；政府采取相关防疫措施以来，各省市病毒传染率均得到较好控制；对疑似感染者隔离观察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

    疫情不仅关乎健康，更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疫情防控手段与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需要更复杂的计算模型来评测。如何在有效控疫与全社会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一个大课题。

（摘编自北京大学 PKU VCL 实验室《拐点何时出现？这是北大面向新冠疫情的数据可视化分析与模拟预测》）

材料二：

    中国在抗疫，全球都在关注什么？分析8万多篇报道发现，外媒关注点集中在病毒本身、应对措施、防疫物资、经济影响等方面。其中，“中国重视”一词的提及量在外媒报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新病毒”，显示外媒对中国抗疫的决心和信心总体上是给予肯定的。而与“中国重视”同时出现的高频关联词是“措施”。中国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被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为“设立了应对疫情的新标杆”。

    此外，不同地域媒体关注点各有侧重。亚洲较关注防控举措和海外确诊人群；欧洲更关注疫情发展趋势和对经济的影响；北美洲关注的是疫情防控及药物研发；南美洲关注潜在风险；非洲关注卫生系统和医疗救助；而大洋洲最关注疫情对外来游客出行的影响，这符合他们重视旅游业的态度。

（摘编自央视新闻《大数据揭秘“新冠肺炎”全球舆论关注    中国举措获肯定》）

    材料三：

    武汉雷神山医院是座有1500张床位的大型医院，从接到建设命令到验收移交，仅用了13天。而几天前，有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的建造更是只用了9天。世卫组织总干事评论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箱式板房组成的医院要运行靠的是信息化系统。安装大量IT设备，按传统方式至少要10天。中国电信利用云部署，12小时就完成火神山医院的信息系统建设，雷神山5G、医疗云等信息化服务也提前3天完工开通。

（摘编自张妮《火神ft、雷神ft医院如何极速建成》）

材料四：

    2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主持例行记者会，部分内容如下。

    记者：据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访问世卫组织总部时称，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作出了巨大牺牲，为全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我们高度赞赏古特雷斯秘书长的表态。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在这场战“疫”中，我们用中国速度为世界防疫争取宝贵时间，用中国实践为世界防疫树立新的标杆。中方将积极加强国际合作，同有关国家分享防控经验，向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携手应对疫情，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摘编自环球时报《联合国秘书长称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作出了巨大牺牲 中方回应》）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那时，国家实行单休制度，对大多数人而言，既没有外出旅游的时间，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旅游成为少数人的“幸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国家休假制度日益完善，法定假日和周末休息日由过去的59天增加至现在的115天。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更是稳步增长。中国人的“钱袋子”真正鼓起来了。居民人均收入从1949年的49.7元，增加至2018年的28228元，实际增长近60倍。人们不仅有“闲”了，而且有“钱”了，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几十年来，中国的旅游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成为大众的生活常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在7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人的假期不仅有假日经济，还折射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国人素质的提升，更体现出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理念的开花结果。从乘坐绿皮火车自带干粮出行，到早上在西安吃羊肉泡馍、中午到成都吃个火锅，从出远门怀揣介绍信，到如今出门只带一部手机，中国旅游业的兴旺发展，旅游消费的火爆升级，靠的是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靠的是社会民生的不断改善，这是时代的巨变，也是中国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的有力见证。

（尹贵龙《70年，中国人拥有更多的“诗意和远方”》）

材料二：

一张小小的旅游年卡，把景区、游客、年卡运营公司及主管部门连接在一起。据介绍，部分旅游卡是福利性质，由政府主导，交给运营公司以PPP的方式操作。我们认为这种模式能实现多方共赢。

以武汉旅游年卡为例，花200元就能畅游44家景区，这些景区门票总价超过3100元，包括黄鹤楼等武汉市所有5A景区以及大部分4A景区，颇受旅游爱好者欢迎。自发卡以来，每年以150%的速度增长，去年售卡近40万张。

景区也越来越欢迎这样的模式。旅游年卡为黄鹤楼景区带来了1000万元的门票收入，因旅游卡带来500万元以上门票收入的景区有5家。

而作为惠民工程，部分福利型的旅游年卡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黄陂旅游年卡对所有黄陂人免费发放，去年发行了36.5万张，当地政府对此给予了补贴。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认为，黄陂推出免费旅游在全国具有积极示范作用，是全域旅游积极发展的一个方向。

然而，有的旅游年卡实在是“鸡肋”，包含的景区大多都是些不知名的。“不想去。”有游客这样吐槽。部分旅游卡“含金量”不高，引发游客不满。业内人士称，运营旅游年卡的公司中全国仅有两成盈利，每年都有公司进入和退出。

“这需要平衡各方利益，没有好的景区加入，游客不买账；发卡数量不高，分成不高，又无法吸引好的景区，于是形成恶性循环，难以为继。”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副院长龚箭说，一些有名的旅游景点多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往往认为无需通过旅游卡来增加游客量。

年卡定价和利益分配，是决定一张旅游卡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定价要经过科学测算，不能太低或太高。“最重要的是，旅游年卡是为景区带来增量，不和旅行社、电商等带来的客源重叠，这样才能吸引高品质景区加入。因此，我们多半都是发售区域内的旅游卡，吸引本地人玩本地景区。”武汉三和融通负责人说，“比如黄鹤楼，70元一张的门票，去的武汉人不多，但若是用旅游卡，你可能就会进去看看，这就是增量，虽然通过旅游年卡得到的单张门票收益比旅行社的少，但若量上去了，还是会给景区带来很大收益。”

而利益分配更是一场博弈。业内人士称，有些年卡运营公司难以生存下去，是因为利益分配比较简单，吸引客人多的景区就会不太满意。还有些发卡公司，一味希望景区“体现社会责任”，而自家公司则分得更多利益，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陈熹《旅游年卡背后，一个正在急速增长的市场》)

材料三：

黄冈美如画，一票邀天下。“2015年，黄冈旅游一票通景区年卡（简称‘一票通’，下同）售价120元，可全年不限次游遍黄冈40多家景区”的消息，引爆了黄冈旅游圈，在淘宝、途牛、大众点评等各大网络爆红。

门槛降低，市民乐于出行。英山大别山主峰景区负责人方汇文深有感触地说：“旅游年卡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消费模式。一到旅游旺季，景区每天都有人来游玩，持卡人也越来越多，人们很享受这样一种消费方式。现在购卡也很方便，可以在黄州买，可以在网上买，还可以在景区门口买，即时买，即时激活，即时使用。”

“破除景区门票依赖，本质上要求旅游市场化发展充分，市场规律发挥作用促进利益共享。”市大别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拥华介绍说。基于这样的理念，该公司按实际收入、单次刷卡收入科学测算，“一票通”收益率为挂牌价的108.5%，大大高于景区预期。

旅游年票倒逼门票经济转型，游客叫好，景区点赞。这是因为，只有摆脱“门票经济”，才能促使旅游业转型，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加快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把观光式旅游逐步升级为体验式、娱乐式、休闲式的复合型旅游，促进黄冈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罗玉蓉 吴娅婷《旅游年卡如何倒逼门票经济转型》）

材料一：

从全球无人机发展情况来看，中国拥有领先地位。尤其在民用无人机市场上，中国的优势十分明显，全球十大民用无人机企业，中国占据了半壁江山。

IDC(国际数据公司）数据分析显示，到2019年底，中国无人机年销售量将达到196万架，其中消费级无人机150万架，工业级无人机46万架，预测未来5年无人机驾驶员人才需求量近100万人。在无人机市场份额中，用于无人机试验费用约15%，用于无人机维护服务费用10%到20%，而这些细分的行业配套领域最大需求趋势为无人机驾驶员所能提供的驾驶技能与维护服务。

“作为千亿级规模的无人机产业，未来几年中国无人机驾驶员需求量缺口巨大。”成都市无人机产业协会会长任斌说，无人机驾驶员作为一个全新的职业，将极大提高无人机驾驶员的技能、技术水平，解决未来行业发展的人才空缺，对促进产业发展、解决就业等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李婕《走，去当无人机驾驶员》，《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7月2日）

材料二：

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规模及预测                         中国军用无人机市场规模及预测

目前，中国无人机行业主要以消费级无人机为主，但商业无人机也正在被看好。2018年6月举办的世界无人机大会预测，未来5年，全球商业无人机行业将保持迅猛发展，到2022年市场总值将达到150亿美元，出货量将达到62万架。

工信部发布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和规范民用无人机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2020年，民用无人机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产值达到600亿元，年均增速40%以上。到2025年，民用无人机产值达到1800亿元，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企业实力持续保持国际领先势头。建立健全民用无人机标准、检测认证体系及产业体系，实现民用无人机安全可控和健康发展。

(摘编自中商产业院《2019〜2024年中国无人机行业市场前景研究报告》）

材料三：

无人机，这一“酷炫”的前沿科技正在和农业牵手，使用无人机的农民数量正在稳步增加。在土壤分析、肥料农业的靶向施用、风暴追踪、安全监测、污染控制以及空气监测等领域，无人机均有用武之地。未来，无人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潜力十分巨大。“无人机的未来在农业”，有人如此预言。的确，当人们试图在城市里将无人机用于航拍、物流、娱乐时，发现会受到空域管制、公共安全等多方面的限制。而在广阔的田间地头，无人机取得了广泛应用。

事实上，英国的农业无人机，渗透率已达到18%，并正在改变农民种植作物和饲养牲畜的方式。在中国，随着无人机技术的迅速提高，农业无人机也正在应用于作物健康、水分应用、土壤分析等土地实时信息的收集，帮助农户更好地管理作物，实现“精准农业”。

目前，农业无人机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农药喷洒。以棉田为例，实现机械采棉需要喷洒落叶剂，采用人工方式的成本较高，拖拉机开进棉田则会碾压棉花，导致减产。而使用无人机喷洒，不仅可以节省人力、降低成本，还可以做到实时、均匀、准确喷洒，最大限度减少渗入地下水的剂量。如今，一些国内的无人机企业已经在新疆等地的农田开展作业，受到农民欢迎。

(摘编自何希《无人机推动“智慧农业”》，《人民日报》2019年3月22日）

材料四：

按照相关规定，无人机只能在低空且专门分配给无人机系统运行的隔离空域飞行，不能在有人驾驶航空器运行的融合空域飞行，飞行前还要向空管部门申请飞行空域和计划，得到批准后才能行动。除此之外任何飞行都叫“黑飞”。但是，当前很多无人机飞行并未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导致未经许可闯入公共及敏感区域、意外坠落、影响客机正常起降、碰撞高层建筑等“黑飞”事件时有发生。甚至还出现闯进军事禁区，撞击建筑物，伤及无辜百姓，窃听、偷拍陌生人家庭隐私等事件。随着5G等技术不断创新应用，无人机的未来前景会更好，这也让监管显得更加迫切。

(摘编自彭训文《发展无人机，监管须先行》，《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8月16日）

高原上的“雪莲花”

三年坚守，她用知识和爱心耕耘着 70多名孩子的未来。

高原之巅，她用热情和青春守护着“高原花朵”的成长。

在海拔 1800多米的湖北恩施鹤峰县中营乡，有所高原小学。三年前，大学毕业不久的邓丽来到这里。犹如一朵雪莲花，她为孩子们带来了知识和快乐，为落后的高原小学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一个人改变一所学校2009年8月的一天，鹤峰县已经很冷了，邓丽穿过蜿蜒的山路，来到小学报到。

“哇，是个女老师，好漂亮啊！”孩子们挤在她的办公室门口，探着头，用惊奇和欣喜的眼神望着这位新来的老师。

邓丽告诉记者，在她来之前，学校只有 7名男老师，平均年龄54岁。

除了是高原小学的第一位女教师之外，邓丽还为学校带来了其他“第一”：孩子们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第一次上了英语课，第一次站上了舞台，第一次吃上了免费午餐，学校举办了第一个“六一联欢会”……邓丽的到来，给高原小学带来了新气象。

在学校，邓丽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带一个年级的语文、四个年级的英语和全校的音乐课，还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和女生寝室管理员。

    “邓老师上的课我们都很喜欢！”孩子们争着告诉记者。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课上，邓丽组织演讲比赛，课本剧表演等活动；课下，她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和孩子们一起游戏。

昔日性格孤僻的山里娃，如今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大方地表演。乡亲们说，是邓老师把爱和快乐的种子种在了娃儿们的心里，改变了孩子们的性格和未来。

只想做一名“纯粹”的老师邓丽的到来，为寂寞的鹤峰高原带来了活力。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来到高原小学之前，邓丽在武汉有一份月收入 4000元左右的工作，令不少人艳羡不已。然而，一心想做一名“纯粹”老师的邓丽，毅然决然辞掉工作回乡支教，并且主动申请来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中营乡高原小学。

“我也动摇过。”邓丽坦承，初到时，面对艰苦的环境和难熬的孤独，她有过后悔。然而，看到孩子们淳朴的笑脸，渴望的眼睛，邓丽最终坚定地留了下来，并用更多的爱温暖着孩子们。

在邓丽的学生中，有一对聋哑兄弟，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从小被寄放在学校。没有学过特殊教育的邓丽，让兄弟俩捏住她的嗓子感受震动，用夸张的口型、自创的手语，纸条跟他们交流。在她的悉心培养下，聋哑兄弟的成绩从 20多分提高到70多分、80多分。邓丽还特别设计了“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手语。当聋哑兄弟哭着想妈妈的时候，当他们孤立无助的时候，当他们缺乏信心的时候，邓丽都伸出双手告诉他们：“我和你们在一起！”

在严寒的冬天，邓丽第一个起床，到教室生火炉，挨个叫孩子们起床。她亲自给学生洗澡，“希望把她们洗得水灵灵的”。在邓丽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是高原上的花朵，只要用心呵护，他们就能绽放出生命的娇艳。

“放心，老师不会走”

2011年5月，邓丽考入正式教师编制，可以提前结束支教，分配到中心学校。但孩子们的眼泪和被需要的幸福感，让邓丽又回到了高原小学。

“你们放心学习，老师不会走。”邓丽对每个孩子都这样说。今年30岁的邓丽还没有男朋友。追她的人不在少数，但都被她拒绝了。邓丽说，首先要支持她的工作，否则不予考虑。“也有人说支持我，但能一辈子吗？”邓丽没有信心。谈到支教期满后的去留问题，邓丽很坚定：“上面派人下来接班，我才会走；如果没人来，我就不会走。”

邓丽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伟大。她说，她只是想找份有幸福感的工作，山里孩子需要她，被需要就是一种幸福。

当她生病躺在宿舍时，聋哑兄弟向她做出“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手势时，邓丽是幸福的；当曾经自闭的两个女孩儿为她自编、自唱、自跳《邓老师活泼之歌》，作为献给她的生日礼物时，邓丽是幸福的。

（选自《光明日报》2012年9月9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