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作出评价 知识点题库

林语堂传（节选）

林太乙

编一部好词典，是父亲林语堂数十年的心愿。早在1930年代，他便请三伯憾庐及张海戈编一部像《牛津简明字典》的中文词典，但是编成之后，由于中日战争，文稿毁于兵火，六十册的稿子，只剩下父亲带到美国的十三册。

对于编纂汉英词典，父亲说：

“国语必有详确记载国语的词书，这个观念与字书完全不同。中国字书，一概以字为本位，不以语文中之词为本位。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由现代语言学观点编成的一本中国语文词典的专书。西方的英文、法文‘字典’，都是以那些的国语为本体，凡国语中的词的用法及文法词类，及其变化，都记载详尽。我国的词书，如《辞源》、《辞海》，虽然以词为单位，内容却偏于百科全书性质，未能就词论词，研究其在句中之文法地位及变化，也不能于单音组及数音组缀合所成之词，加以整理反分析。”

“中国向来无国语，因国语尚未统一。经五十年来国语统一会诸公的高瞻远瞩，不断地讨论，始定北平话为国语。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1947年《中华新韵》颁布出版，而后读音始有统一的标准。又跟着1918年颁布的注音字母各处推行，始有今日普遍承认之国语注音法。又自从文学革命以来，以白话为文学工具，教育部乃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经三十年之搜集材料始由汪怡主编《国语辞典》，在抗战期间由1937年出版第一册，至1945年出版第四册，而后我们可以说中国国语有一部详尽准确的词书。对于已往的白话文学及现代北平国音所有的材料都已有系统的纪录。这是开山的工作，前人筚路蓝缕之功，我们后学乃受其赐。所以我才敢梦想做一本更合时代的汉英词典。”

父亲编纂《当代汉英词典》是由香港中文大学赞助的。当时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一是1892年翟理斯编的《汉英词典》，以及1932年麦氏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这两部字典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代的需要。1967年春，父亲受聘为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

在双城街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马骥伸、黄肇珩，他们担任收集资料、查核，后来添了陈石孚，他在英文方面有所贡献。北外还有秘书、抄写陈守荆和施佩英。

父亲认为编词典的工作“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寻发真理，自有其乐”。事实上，这份工作庞大艰难，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 

他拟了词典的蓝图，即编辑体例的概念，与马骥伸、黄肇珩商量，要他们仔细研究，提出意见。最初六个月，大概都花在体例问题上，父亲不惮繁琐，一再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了“大样”。这时，编辑小组开始试稿。他们帮助父亲选择单字和词句，加以注释，写在单张的稿纸上面，并依国语注音符号的次序排列起来。这一切做好之后，把稿子交给父亲，由他审定，再译成英文。凡在草稿中有疑问，他必反复问明出处、用法。偶尔触发灵感，想到佳妙词语，他便拔电话问办公室的同仁，是否已采录。译到得心应手，他会将纸片交司机送到双城街，供大家共赏。所有原稿自始至终他都一一过目、修改，并且一校再校。

这部被父亲认为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当代汉英词典》，于1972年10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全书约1800页。词典用的检字法是根据父亲发明“明快打字机”时所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再修订的。所采用的拼音法（简化国语罗马字）也是将他当年参与制定的国语注音法简化而成的，他首创的五十部首则成为这本词典的另一特色。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汪怡的《国语辞典》之前，《国音常用字汇》也是推广北京语音为标淮的国音的，但由于只收单字，作用受到很大局限。《国语辞典》着眼于词，除为单字注音外，凡立为条目的词或短语都按北京话的实际读音注出，这在以前的词典中是没有过的。（韦冰《槐市云烟录》）

②林语堂的“上下形检字法”，将取字之左旁最高笔形及右旁最低笔形，将汉字分门别类，以便索检。他发明“明快中文打字机”，根据这个检字法设计键盘，只需三键便可以打出一个字。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写信对林语堂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它的“好处是这键盘不用学便可打。”（施建伟《林语堂传》）

汤一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小时候的汤一介住在南池子的缎库胡同。由于父亲汤用彤先生一直在北大教书，生活条件还不错。他们住的房子很大，有四五十间，院子也很大，每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往院子里泼水，在那里溜冰。对于汤一介而言，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随北京大学到了昆明，他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后来又转学到了重庆的南开中学。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家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当时的南开中学可以说是一个贵族学校，国民党很多高官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常常用汽车接送。那时候的汽油是非常贵重的。于是，热血愤激的汤一介和同学张岂之、宁可拍案而起，办了一期壁报《一滴汽油一滴血》，抨击这一现象，但是学校训导长对他们毫不客气，“不让我们出了，而且说再闹就开除我们。”

    1945年1月，为准备考大学，汤一介回到了昆明。汤一介跟着钱学熙，接触了他毕生难忘的克里斯朵夫•依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他深刻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再深刻的爱也挽救不了人们的孤独”。当时，由于妹妹的病逝，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少年汤一介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展露他哲学家天赋的文章就出来了。

    第二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下定决心，我要做个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课，他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在由《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这些探讨，均是此前的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一直以来，西方哲学是有其庞大的范畴体系的，而中国哲学的精华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推演，需要有更加严密的逻辑体系。汤一介开创性地提出做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

    作为一名学者，他想他必须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探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于是，汤一介在讲课的同时办中国文化书院函授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两千人。

    耄耋之年的汤一介的最后心愿是“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要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梳理，其意义则在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即古为今用。“如果只有收藏，没有开发，则传统文化会一直束之高阁；但如果只有开发，而没有收藏，则传统文化会陷于贫瘠。”对这个明清两代均有学者提出而终未成行的浩繁无比的工作，汤一介惟一担心和希望的是，他要努力等到编撰工程完成的那一天。

    汤一介说，人到老年，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父亲汤用彤告诉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说他一直努力在做。“做了自己很高兴，很喜欢的事情，那就很好。而且，我相信它会有一定的意义。”

相关链接：汤一介（1927—2014），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等，在国内外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哲学研究史上不可不读的著作。虽然有数次机会留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薪酬、环境都要比国内好得多，他都放弃了，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责任”。

（以上材料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我国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可以算作四合式院落的最早实例，发现于陕西岐山凤雏村，是一座距今约3 000年的西周时期建筑遗址。但它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称作四合院，四合院应具备四面方正围合的布局和居住功能两个要素，而这组建筑平面布局虽已具备了四舍院的基本特征，但使用功能推断为祠堂，不属于住宅。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中的证实，这种四面方正围合、轴线对称的院落布局方式的四合院，在汉代已经形成。之后，作为我国住宅建筑布局的一种重要方式历经唐、宋等朝代延续发展。

    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将全国性质的首都定于今北京，称为大都。大都城经过严格的规划布局，城内用横平竖直的大街分割成数十个里坊，坊内以八亩为一份住宅的宅基地供居民建造院落，也就是著名的“八亩方宅”。根据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元代后英房和玉桃园等地的居住遗址判断，元代住宅格局已与现代的四合院非常接近。所不同的是，元代住宅为轴线前端开门，且其前后两进房屋中间有廊子相通，使得前后两座房屋形成“工”字形，称“工字廊”。可以说元代大都城内的院落是目前已知北京四合院的肇始了。明清时期，工字廊逐渐消失，大门开始从轴线前端偏居院落一角，直至清代中后期四合院基本定型。自清代末期开始，随着西方文化大量传入，西方的建筑形式和装饰元素也随之进入了北京四合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出现了西洋式大门，这些西洋味基本上没有破坏四合院的格局，也没有打破四合院的尺度和色调，反而为四合院增加了一些新气象。

    北京四合院是我国北方四合院式住宅的代表，它是在北京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和人文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发展成熟的，因此其院落布局和建筑单体都表现出了宜居性，也处处体现出北京传统文化的内涵。从平面格局上看，北京四合院具有“坎宅巽门”特征，也就是坐北朝南的院落，按照后天八卦方位，正房位于正北方坎位，而大门开在东南角巽位。坎宅保证了住房朝南采光，巽门能防止从大门望见院内情况，保证了宅院私密性，而其庭院的空间接近正方形，则更利于北京天气条件下的采光和家庭成员的活动。作为礼仪之邦，为了更加强调礼制上的内外有别和主客有别，较为讲究的四合院往往在里外院之间建造一道二门作为分割，二门一般做成饰满木雕的垂花门形式，十分美观，增强了四合院的艺术气息。

    四合院的单体建筑尺度是一种较为亲切的建筑风格，其厚重的屋面和墙体营造出冬暖夏凉的效果，也表现出其对北京气候的良好适应性。北京四合院色调上表现出外观上砖瓦的灰色调和内向空间油漆彩画、装饰装修的多彩纷呈。一方面，这种灰色调的外观和相对较为低矮的建筑尺度从一个侧面烘托出了整个城内重要建筑如宫殿、坛庙、皇家园林和寺观等的恢宏气势和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内部空间的多彩带给居住院内的人们比较欢快的氛围。同时，四合院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将“天人合一”的理念倾注到了它的一草一木，四合院的绿化植物选择不仅注意到了对本地自然气候的适应性，尤其注意到了植物对建筑的影响。那就是，院外的行道树会种植高大落叶乔木，不妨碍交通，而庭院内则都是落叶小灌木或者乔木以及花卉，它们的根系都很小，不伤害建筑物。更为重要的是，如同所有中国传统建筑一样，即使是花木，也会被赋予无尽的情感。这些四合院的花木都是中国数千年发展史中被赋予了深刻文化内涵的品种，如常见品种槐树象征了崇高的威望、良好的品德，海棠、石榴象征了家族兴旺、日子红火，丁香和牡丹象征了夫妻好合、富贵荣华，如此等等。

    正如《论语》云：“和而不同。”四合院在“和”的基础上也表现出了院落布局的不同组合形式、单体建筑形制的差异以及砖雕、木雕、石雕等众多建筑装饰细节上的变化。通过这些“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读懂宅院主人的社会地位、思想情怀、文化修养和喜怒哀乐。可以说，当我们真正走进北京四合院的时候，我们就不仅仅是在品读一种建筑，更是在了解中华历史，释读传统哲学和文化。

（摘编自李卫伟《留住乡愁——释读<北京四合院志>》）

中国大气物理研究的奠基人——叶笃正

    1945年，叶笃正，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物理专业，选择了对国家更为实用的气象学，前往美国，师从世界著名气象和海洋学家罗斯贝。叶笃正的弟子黄刚说：“叶老最受益的就是罗斯贝的治学精神，在中国，一般是老师讲，学生听，但是在国外，老师讲的同时学生会经常打断老师，提出疑问。罗斯贝重视事实，一切都从事实出发。他总是朝前看，视野开阔，不是就事论事来讨论一个具体的问题。”这种治学方式后来也延续到了叶笃正身上。1949年，叶笃正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虽有高额的年薪，但是叶笃正选择了离开，他对导师罗斯贝说：“我觉得新中国是有希望的，我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20世纪50年代中期，叶笃正在研究中发现，在青藏高原以南和以北有两股强西风向东吹，青藏高原像一个巨大的屏障使它们的位置比较稳定，越往东走，两股气流的距离越近，最后合成一股，到了日本风力最强。

    过去，人们研究青藏高原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始终只把它当作一个动力学因素，只考虑它的隆起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叶笃正开创性地提出，青藏高原在夏天是一个热源，在冬天是一个冷源，其影响几乎波及半个地球。青藏高原的动力作用和热力作用，是叶笃正的最大发现。从此，让叶笃正享誉世界的青藏高原气象学建立了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气象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大气环流。为了改进和提高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叶笃正和他的合作者从观察事实和理论分析出发，系统地开展了对东亚大气环流演变的研究。在研究中，叶笃正提出了北半球冬季西风带阻塞形势演变的机理和预报这些演变过程的关键指标。这个研究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冬季寒潮爆发的预报准确率，而且为研究冬季西风带大气环流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叶笃正和他的合作者撰写了《大气环流的若干基本问题》一书，书中指出，大气环流的所有基本要素都不是独立的，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是一个内在的整体。并且，在形成这个整体的过程中，除了像太阳辐射和地球旋转这些外部因子外，大尺度扰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书被公认为国际上大气环流动力学最早的著作。1958年，叶笃正等科学家比国际上早20多年提出了东亚大气环流季节转换的突变性；他最早注意到阻塞高压与东亚天气的关系，是对阻塞高压形成做出满意解释的第一位气象学家，而国外在15年后的1976年才注意到阻塞高压与北美异常天气的联系。

    我们都知道，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全球变暖的元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某国的一位科学家提出，二氧化碳的问题各国要同样对待。叶笃正提醒大家，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在这一百年以来，到底是发达国家排放多还是发展中国家排放多？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各国不能均摊。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科学家都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在很多方面，叶笃正都表现出了他对科学前沿问题的敏感。1981年他在美国著名的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GFDL）与美国科学院院士真锅淑郎进行合作研究时，提出了地球表面由于水分平衡造成的湿度变化对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产生影响的理论，这是最早的有关大气圈和地球其他圈层相互作用的理论。

    叶笃正善于从别人不经意的发言中捕捉到重要的科学问题。在一个讨论会上，当讨论到人类活动如何使气候恶化时，一位科学家提出，不要只看到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有序”的人类活动也可以使气候向良性方向变化，甚至可以起到改造局部气候变化的作用。叶笃正立即抓住“有序”这两个字说，这是研究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命题，并立即组织发表了有关有序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可能起到良性效果的论文。对此，有科学家表示，叶笃正的观点是具有潜在的科学生命力的。人类应该如何从宏观尺度上布局生产活动和城市化等，这是具有生命力的陆—气相互作用研究。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将会如叶笃正预期的那样，诞生出“气候环境变化控制论”的新学科分支。

（选自王学健《叶笃正：风起云飞展浩荡》有删改）

【链接材料】

材料一：回国后，叶笃正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主任，在北京西直门内北魏胡同一座破旧的房子里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百度百科

材料二：“叶老喜欢野外科考，总要亲自到实地察看。”叶笃正的学生黄荣辉院士回忆说，直到87岁高龄时，他还不顾条件艰苦，亲自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察看新建的气象观测站。

——新华网

材料三：叶笃正曾说：“我喜欢敢于和我对话的学生。他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敢和我说‘不’，敢于向权威挑战。我的学生超过我，我才有成功的感受。”“学生超不过老师，那就没有发展了。”

——《人民日报》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引人高度关注。在我国，谈到海上丝绸之路，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扬州、泉州等举世闻名的出海港口所在地，或是德化窑、龙泉窑、越窑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古代瓷器生产地。这些地方在国家的支持下，都相继建立了博物馆，使当地居民和中外游客可以在那里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古代文明，畅想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的交往。

    然而，海上丝绸之路并不仅仅是出发港口和到达港口，还理所当然地包括航路以及海路上停靠港口。海南岛附近的海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位于海南万宁市境内近海的大洲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是在海南岛以东海域航行船只的避风港。如今，在大洲岛周围的海底，沉睡着多条古船，它们是海南岛曾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见证，向人们诉说着大洲岛乃至古代海南岛民众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与往来这里的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交流的故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海南岛，除位于海口的海南省博物馆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与文化有关的公立博物馆，更没有一处与海上丝绸之路甚至与海洋文化有关的博物馆。

    近年来，到海南岛旅游的国内外游客与日俱增，这里正在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在海南，能看到蓝天、白云、椰林、海水、沙滩，却看不到海南岛古代先民们生活的变迁，更看不到海南岛的先民们在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与南太平洋诸岛上居民交流方面发挥的作用，做出的贡献。博物馆的缺位使海南岛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强我们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巨大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掘，令人十分惋惜。

    此外，自古以来，海南岛先民就与内地的先民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海南省博物馆合作，在海南岛东南部沿海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许多史前和各历史时期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由此可以看出，海南岛的史前和各历史时期的文化，既具有十分鲜明的海岛特点，又与内陆华南地区的文化存在较多的共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岛先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与分布在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居民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用树皮来做布制衣、都使用有段石器等形制特殊的石器。这些都表明，海南岛的史前文化研究很有可能是解决“南岛语族的起源”这一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争论很大的热点问题的关键。

    鉴于上述种种，我以为，国家发改委、海南省政府应拨出专款，在大洲岛所在的万宁市建立南海文化（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海居民生活）博物馆，以呈现海南岛在南太平洋的文化交流以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交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让民众对南海文化有所了解，也可以增强海南旅游的文化含量，促进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王巍《海南岛是“海丝”的重要节点》）

罗曼·罗兰

徐志摩

    ①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

    ②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妈教他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扎特与贝多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鲁士入侵而产生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尝味最高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个词的意义？在我们这一带我相信从没有人见过德国人。我翻着那一堆旧书，爬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这些流动的乐音灌溉着我的童心。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的变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是它们，它们是我。要没有它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扎特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的贴近我的枕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多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拨旺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

    ③要认识罗兰不仅应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

    ④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诗与戏剧的神奇。他早年的朋友是克洛岱尔等近代法国三大诗人。瓦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的爱慕他，后来念了他的《艺术论》，那只俄国的老象，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亚，右一脚又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贝多芬。这时候少年罗曼·罗兰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氏、贝氏、托氏，同是他的英雄，但托氏愤愤地申斥莎氏、贝氏，说他们的艺术都是要不得的，不是真的人道的艺术——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的。对罗兰这个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而言，这就好似晴天里的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心理。他那年22岁。几个星期后的一天，罗兰接到一封写满38页纸的长信。那六旬老人说：“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的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下面说他艺术的见解：我们投入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异邦人。他那时的感奋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写信给他，他没有不亲笔作复的，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样一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如春天的熏风，它一路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

    ⑤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则他从幼年起就不懈地努力。他还得经尝种种精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对他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12部长篇剧本，3部最著名的传记，10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他的名字还是在灰堆里掩着——直到他将近50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异彩。贝多芬有几句话，我想可以一样适用到一生劳悴不怠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它，它就有力量使他解除磨折旁人的苦恼。”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史记》，对孔子钦慕之情切切。又似有丝丝缕缕弦外之音，好像司马氏不仅找到了精神家园，还体悟到了更高境界的史家情怀。

    然而将至圣先师名为史家，古今鲜有人为。当然，孔子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尽管他没做过一天的史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依班固言推论，《春秋》当为鲁国右史所为。而孔子年轻时做过委吏、职司吏，后任中都宰，三年骤迁大司寇摄相事，唯不见其做史官的记录。

    言史家孔子，也实不虚妄。读万卷书，孔子自不待说，孔子于周史应是详熟，行万里路孔子也是不输，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壮而适周问礼，又周游列国十四载，孔子该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周详。其外，孔子于人物也察考洞明，当是有资格论人议事了。孔子的历史观与著述态度在今看来也十分可取，对待历史所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胜过今人。此大可辅言孔子为史家了。

    但是，以《春秋》名孔子为史家似乎也有点勉强。首先，孔子著《春秋》一事实有争议。《春秋》是鲁国史书，历来被认为是鲁国史官所为；可历代史家、学者又以为是孔子所修，《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圣人”就定指孔子吗？所以，这里不足为明证。倒是孟子言之凿凿：“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算是敲定此事。孟子齐人，距孔子百多年，近圣人之居，史料当丰，传闻即真，况孟轲崇信求义，可信度应是很高。再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大抵也能杜左右之口。当然也有折中的说法。两边都讨好，各方不得罪：《春秋》原为鲁国史官所写，后经孔子修订成书。虽万分稳妥，可如此一来，孔子有假他人之功的嫌疑。

    还有一个问题，《春秋》一万六千字，在今不抵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幅，可却微言大义，辞微旨博，一字褒贬，影响深远。于是历代解“经”传“经”之作不乏。单说用古文写就的《春秋左氏传》，其史料补充丰赡，记事因果清明，写人性格丰满，使《春秋》史纲泱泱为一部有历史律动的不朽巨作，堪称伟大。然而左丘明因《左传》称史家，而孔子有《春秋》却不称史家，这很值得深思。

    所以，言孔子为史家实不足取。孔子只是“好古”。自称“述而不作”，只阐述前人学说而不去创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旨在缔造理想，“大同”“小康”。孔子又不只是好古，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孔子批判，毫不隐晦。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以致“累累如丧家之犬”，仍卓然独立，岁寒松柏，代王立法，惩恶劝善。如此说来，称孔子为史家还真的格局太小。夫子“木铎”，不若称“春秋”孔子。

（选自郭小琲《<春秋>有大义》，有删改）

    ①中国艺术追求的静寒境界，宁静而渊澄，有一种自然而平淡的美，这与中国人的文化追求有关。世界永远充满着龌龊与清洁的角逐，而清清世界、朗朗乾坤不仅是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也是一种审美追求。

    ②静寒境界是片宁静的天地。宁静驱除了尘世的喧嚣，将人们带入悠远清澄的世界中；宁静涤荡了人们的心灵污垢，使心如冰壶，从而归于浩然明澈的宇宙之中。宁静本身就是道，就是宇宙之本，中国艺术追求这种绝对的宁静。比如在中国画中，永恒的宁静是其主要面目。烟林寒树，雪夜归舟，深山萧寺，渔庄清夏等，这些习见的画题，都在幽冷中透出宁静。这里没有鼓荡和聒噪，没有激烈的冲突，即使像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的飞瀑，也在空寂的氛围中失去了如雷的喧嚣。寒江静横，孤舟闲泛，枯树萧森，将人们带入永恒的宁静中。如北宋画家王晋卿的传世名作《渔村小雪图》，画山间晴雪之状，意境清幽，气氛静寂，画中渔村山体均以薄雪轻施，寒林点缀于石间崖隙，江水荡漾，与远山相应，一切都在清晖中浮动，真是宁静幽寒之极。

    ③中国画家酷爱静寒之境，是因为静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心境。画之静是画家静观默照的结果，也是画家高旷怀抱的写照。画家在静寒之中陶冶心灵，以静寒来表现自己与尘世的距离，同时通过静寒来表达对宇宙的独特理解。

    ④中国艺术的静寒之境，绝不是追求空虚和死寂，而是要在静寒氛围中展现生命的跃迁。以静观动，动静相宜，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通则，它一般是在静寒中表现生趣，静寒为盎然的生机跃动提供了一个背景。文嘉自题《仿倪元镇山水》：“高天爽气澄，落日横烟冷。寂寞草玄亭，孤云乱山影。”在静寂冷寒的天地中，空亭孑立，似是令人窒息的死寂，然而，你看那孤云舒卷，轻烟缥缈，青山浮荡，孤亭影乱，这不又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吗！彻骨的冷寒、逼人的死寂，在这动静转换中全然荡去。

    ⑤静与空是相联系的。静作用于听觉，空作用于视觉，听觉的静能推荡视觉的空，而视觉的空也能加重静的气氛。在中国画中，空绝非别无一物，往往与静相融合，形成宁静空茫的境界。因此，静之寒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空之寒。中国艺术热衷于创造“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境界，拒斥俗世的欲望，不介入社会的复杂文化活动，尽量保持“自然的纯粹性”，即以山水面貌的原样呈现，不去割裂自然的原有联系。空山无人，任物兴现，山水林泉都加入到自然的生命合唱中去。

(节选自朱良志《一丸冷月的韵味》，有删改)

    古代文章（这里主要指散文、骈文、小品文及八股文）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其评点的范围大到文章的宗旨、结构，小到一字一句的安排，无所不至。

    宋代以来，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一些治经史之学的文人，十分轻视文章评点，甚至对它进行严厉批评。这种偏见影响十分深远，直到今天依然还有很多人认为，古代文章评点的主观随意性很大，缺乏科学性、严谨性、体系性等等。尽管如此，文章评点自宋代以后就一直十分兴盛，流传十分广泛，深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甚至传播到日本、韩国等。尤其是日本，不仅刊刻了许多中国文章评点之作，而且日本人自己也从事中国古文的评点，产生了一些著名的评点家，如赖山阳、竹添光鸿等。文章评点能广泛流行，一是形式灵便活泼，文字要言不烦，见解新颖独到，给人启发;二是能指导写作，有助于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写出合格甚至优秀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

    古代文章评点文献数量相当庞大，因此今天开发古代文章评点，首要的任务就是深入开展文献调查。这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古代文章评点的存在方式是多样的，以往我们一般认为评点主要存在于选本之中，但实际上在很多别集之中也有评点。明清时期，形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学批评风气，即很多作家在写出作品后寄送给自己的师长、朋友和弟子阅读。这些人阅读之后，往往会有一番评论。很多作家在刊刻自己的文集时，就会把这些评论也附在每篇作品之后。这样一来，就使明清时期的很多别集之中也有评点。比如，康熙年间所刻《醉白堂文集》有王士祯等人的评点。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其次，古代文章评点涉及的对象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的文献，所以不能局限在某一个文献类型之中。假如只注重散文或骈文评点，而不去了解八股文评点，或者只注重集部评点，对有关经、史、子部的评点视而不见，肯定不能从总体上把握整个古代文章评点的脉络和格局。

    总之，只有进行全面而彻底的考察，编制出一个尽量完备和详细的古代文章评点文献目录，才能谈得上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否则只能是盲人摸象。这需要学界同人齐心协力，长期努力，才能最终完成。

（摘编白余祖坤《略谈古代文章评点》）

像“时代楷模”南仁东那样“做点事情”

    “时代楷模”南仁东人生全部的理想，就是能够踏踏实实为祖国“做点事情”。南仁东所说的“做点事情”，是一件什么事情？不仅是“世界之最”，更是“中国制造”，中国实力。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南仁东也在现场。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外太空的讯息。南仁东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一个大胆设想油然而生。他推开中国参会代表吴盛殷的门，激动地说：“咱们也建一个吧！”这是一次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设想和探索，更是南仁东“做点事情”的开始。

    南仁东“天眼”（FAST）梦想实现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安装这个庞然大物的地方。从1994年起，南仁东就开始为FAST项目选址，一选就是12年，脱掉笔挺的西装，换上简易的工作服，每天带点饼干和咸菜，翻山越岭，踏遍了贵州上百个窝凼。喀斯特地形常常乱石密布，再加上贵州天气阴冷多雨，他常常在被雨水浇湿的乱石和泥土中摸爬滚打。南仁东作为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完全可以不必这样辛苦，但他为了“做点事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当地一位老农。

    南仁东做的“这件事情”，可谓前无古人。2011年3月，筹备多年的FAST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电子学、结构工程、岩土工程等几十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尽管早有各种思想准备，然而，工程建设的艰难程度，还是远远超出想象。要把“天眼”做成，犹如在“虎山上行走”。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现场施工环境也异常恶劣复杂……而南仁东一干就是20多年。

    早在90年代初，南仁东就曾受到美国、日本等多国天文界的青睐，他却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物理学家陈学雷回忆，一次天文台全体会议上，已过六旬的南仁东正好坐在他旁边，当时台领导在上面宣布今年谁谁得了什么奖，南老师突然对我说，小陈啊，我从来没得过任何奖。这使我吃了一惊。2016年9月25日，FAST落成启用，荣誉也纷至沓来，而属于南仁东个人的荣誉却只有寥寥几项。几年前，国家天文台曾推荐他评选院士，他也不积极，有学生帮他整理相关材料，他总说：“差不多就行啦。”

    南仁东“做点事情”有着自己的风格。南仁东对同事和学生们的态度很随和，大家总是称呼他为“老南”。老南闲暇之余，会跟助手姜鹏讲他的人生故事。而对待工作不认真的人，他却丝毫不留情面。一次FAST测试小组副组长李辉拿着做好的馈源力学仿真实验方案向南仁东汇报。“一上来，就先问我三个问题多大尺度？在哪进行？阻尼多少？结果我一个都没答上来。南老师当即严厉批评了我。”李辉说。南老师眼里容不得一点瑕疵。

    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肺癌突然恶化，这位用一生的努力让中国天文学FAST技术领先全球20年以上，为全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刚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却在梦圆之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下了“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的遗言。

（摘编自2017年11月27日长江网唐建锋同题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2016年9月26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落成启用，这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②“老南”是个废寝忘食的“工作狂”。他的学生甘恒谦回忆说：“就在那间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和南仁东老师一起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做一项大的科学工程，大部分是没有先例的，南老师是技术的核心推动者，是团队中掌握新技术最快的人，从宏观把握到技术细节，都免不了他来操心。去院里汇报项目进展，从未出过任何差错，而且每次都提前一小时到达会场，努力负责的程度超乎想象。”他的学生岳友岭这样回忆老师，他是科学家中的科学家。③“天眼”馈源支撑塔施工期间，南仁东得知施工工人都来自云南贫困山区，他私下请人了解工人们的身高、腰围等情况，和老伴亲自到市场为他们每人挑选了一身运动服。白天他与工人打成一片，晚上就到工棚里拉家常。他几乎叫得出每个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工种，清楚他们的收入，也了解他们的琐事。

材料一：近日，ETCP智慧停车产业研究院联手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共同发布《2017中国智慧停车行业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停车难”问题的症结，并不仅仅在于车位数量少。虽然我国停车位缺口率已经达到50%，但与此同时，车场的平均空置率也高达51.3%，存在严重的停车资源浪费现象，这正是导致停车难的另一大关键原因。

    《报告》提供的详细数据显示，各类停车场高峰期以外的时间段的车位使用率过低，其中，商务写字楼、公共场馆、医院、交通枢纽、商业综合体的停车场日均使用率均低于50%。尤其是商业综合体类停车场，其日均使用率仅为37%，低于平均水平的43%。

    《报告》以十大核心城市（武汉、成都、苏州、上海、重庆、广州、长沙、北京、西安、深圳）作为数据研究的主要样本，结果显示，2017年8月份城市车位最高使用率仅有55%（深圳），最低至38%（武汉）。

    综合来看，国内各大城市车位利用率之低，令人咋舌。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报告》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车位使用率提升到80%的情况下，重庆、上海两个城市单纯通过提升车位使用率，就能满足2019年的全部车位需求。也就是说，只要车位使用率提高到一定水平，未来两年内，即便这两个城市不再新建车位，也能满足车主的需求。

（摘编自《都说停车难，车位竟50%闲置？大数据报告揭露真相》2017年12月22日搜狐新闻）

材料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停车难问题产生的实质是稀缺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即有限的车位资源和日益增长的汽车需求间的矛盾。因此，解决思路主要在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种模式。”重庆规划展览馆规划研究中心总经理常延聚说。

    常延聚告诉记者，从国际经验来看，需求端主要以经济手段和替代手段为主。前者通过收费等形式抑制停车需求，如英国伦敦为限制车辆进入中心城区，从2000年起提高市区停车费用，且进入者要缴纳额外的“拥堵补偿费”。

    “此外，1962年日本出台法律，规定车主在上车牌时必须提供车库证明，确保在距离住宅直线距离2公里内有存车场所。伪造车库证明、有车而没车位都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曾在1998年推行类似的‘有位购车’制度，但由于出现虚开车位证明乱象，政府无法精准掌握市区的车位数量，这一具有前瞻性的举措于2004年取消，非常可惜。”程德安说。

    专家认为，替代手段重点则在打造舒适快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减少私家车的使用频次。如日本通过修建科学便利的公共轨道交通，使市民乐于接受，进而减少了私家车的使用。“所有城市交通政策的出台、资源的配置、设施的建设均应以落实‘公交优先’为第一要务。”周涛说。但一味抑制需求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还应从供给侧着手，在不过度限制市民停车需求和不占用过多土地面积之间寻找平衡点。

（摘编自《我国车位缺口超5000万个停车难“全面爆发”》2017年4月28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今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提出鼓励发展共享停车模式。基于共享思维，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将城市闲置停车位信息实时汇总分析，实现了对空闲停车资源的有效利用。

    市场的需求，再加上政策的支持，共享停车持续升温，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已有ETCP、Airparking、有位停车、车位分享等多款与共享停车有关的App上线。

    共享停车对于解决停车难确实有不少优势，部分城市已初见成效。一方面，共享停车可有效缓解停车难的问题。共享停车既可以提高车位的使用效率，又可以为业主带来收益、为车主带来便利。另一方面，相比新建停车场，共享停车无需增加任何土地的开发和使用成本，仅需服务平台、端口的技术支持以及少量的人力维护即可。

    共享停车在推广阶段遇到了不少麻烦。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停车位的矛盾，一些居民认为小区的停车位共享之后，随着陌生人、陌生车辆进入小区，会带来安全隐患。部分业主还面临着临租人延时带来的无位停车的问题。二是车位所有权复杂，有的属于小区业主，有的属于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等，所有者利益诉求并不一致。有些小区虽然符合共享停车位的条件，但是因为物业与业主之间本身就矛盾重重，为了避免引发更多的矛盾，业主、物业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不过“共享”已成为趋势，只是在实现共享停车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协同，细化规则，克服目前面临的种种困境，才能真正推动新举措的实施，从而极大地缓解“停车难”。

(摘编自《缓解停车难：共享停车已成未来发展趋势》2017年11月16日中国交通新闻网)

材料一：

    现在的校园贷“申请便利、手续简单、放款迅速”，导致的是“信息审核不严、高服务费、高违约金”问题，而大学生年轻冲动，虚荣心强，金融知识匮乏，防范意识薄弱，这些因素持续堆积，乱象就不可避免了。教育部、银监会等部委曾多次发文提示校园贷风险，多地地方金融局也下发配套细则。令人遗憾的是，在百般呵护下，一些大学生依旧没能逃脱非法校园贷的“魔爪”。这从客观上证明了大学生的借贷需求旺盛，只有为大学生提供渠道畅通、手续便捷、利率合理的金融借贷服务，让校园贷在法治化市场化的轨道上运行，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对于“校园贷”问题，除了加强监管，更要精准打击，必须及时补上漏洞，严格区分合法借贷与金融诈骗，对某些打着校园贷的幌子给大学生“挖坑”的借贷平台，该取缔要取缔，该重罚要重罚，不能手软。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遏制校园贷乱象的蔓延，并保障其健康、良性的成长。此外，大学生也要不断加强对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同时少些虚荣心，避免过度透支消费。

（来源：2016－10－21《经济参考报》）

材料二：

材料三：

    校园贷乱象触目惊心，如何解决？答案是打开校园贷的“正门”。

    据报道，日前建行和中行向市场推出其校园贷产品。其中建行的“金蜜蜂校园快贷”年利率5.6%，授信额度在1000元到5万元；中行的“中银E贷路校园贷”最高贷款金额8000元，不含任何手续费。

    野蛮生长的校园贷平台不会自律规范，即使靠制度约束和形成常态化的风险监控，短时间内也难以奏效。更重要的是，校园虽是小社会，但也成为“大江湖”，尤其大学校园汇聚了最庞大、最前卫的年轻消费群体，他们也掌握了更便捷的信息化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规范的信贷平台已成为大学校园的必需品。

    正规金融机构推出的校园贷产品，也缓解了校方和家庭的压力。“正规军”进军校园贷，除了强化了大学生们的信用意识，还降低了校园消费的风险。此前那些野蛮生长的校园贷平台，几乎全都是采取诱惑的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审批就让大学生们掉入彀中。

（2017－05－25中评网）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平台开始进入校园分期市场。不少平台无法满足监管层的要求，在政策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权衡营业状况后，选择主动清盘停业，由于这部分平台待收较小，容易完成清算，主动停业或许是平台良好退出的不错选择。“校园贷”本质上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具备其应有的工具价值。如果接受“校园贷”服务的对象能够挖掘其价值，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和理财观，“校园贷”是利大于弊的。

    网贷之家首席研究员马骏认为，校园贷市场肯定不会消失，因为需求存在，近段时间出台的政策也并非一刀切，而是建议平台更加规范。对于校园贷平台适合转型的方向，马骏认为，可以随着毕业生的发展轨迹进行转型，比如目标客户为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这样也能有效地控制平台成本。

（来源：北京商报）

材料一：

    2017年，作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的上海、浙江两地的首届高中毕业生迎来高考检阅。这一轮试点改革中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六/七选三”模式下的学科失衡问题。

    据初步调查，2016级高中生在2017年选定选考科目时，浙江省某中学近千人中只有7个学生选考物理；某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也只有不到50人选考物理；某县所有中学只有不到100人选考物理；某市2016级约一万名学生，只有不到900名学生选考物理。这些现象虽然仍在动态变化中，但是“惧选物理”的情绪由落后地域向发达地域、由二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向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快速蔓延，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选自搜狐网《尴尬的物理：浙江新高考下的学科失衡与制度改进》，2017.9.14）

材料二：

    “物理遇冷”的直接原因不是选考，而是新高考为了平衡不同学科的难度和分值，对选考科目采取了赋分制。

    赋分制，即不以卷面实际分数为考生最后得分，而是根据考生的卷面成绩在全部成绩中的位置，给出一个相对分数。具体到本次高考，每门选考科目卷面成绩的前1%为100分，2%为97分，以此类推，以每3分为一个分差档设置21个得分档，直至最低分40分。

    “物理学科本身偏难，选考物理的一般都是成绩较好的学生，因此导致许多成绩不好的学生不愿意成为分母。”杭州市一所普通高中副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说：比如短跑比赛，一组是10个速度较快的高手，另一组是10个跑得较慢的人，两组的竞技水平并不相同，但都按同样的规则赋分，最后在两组内排名相同的人，成绩就相同了。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新高考改革引争论“物理遇冷”是无解之题？》，2017.10.27）

材料三：

2017年在上海、浙江招生的1400多所高校中，有70%的高校对选考科目有要求。其中浙江高校要求选考的科目比例如下：

（选自搜狐网《高考改革后物理到底有多重要？》，2017.7.13）

材料四：

    怎样针对物理选科问题调整高考改革方案？

    其一，在目前选科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适当调整物理科目的等级和赋分比例。这并不涉及学生选择学科的公平公正问题，如果各科等级比例在学生选择前就告诉学生，那学生完全可以根据政策来选择学科，这对所有学生都是公平的。其二，改革选考科目设计，允许学生自主选择3门以及3门以上选考科目，在完成选考之后，自主确定用哪3门分数参加高考、填报志愿。如果6门（或者7门）选考科目都允许学生参加考试（考试次数限定为1次），要参加高考录取的学生，必须至少选3门，在考试完成后，再自行决定用哪3门的分数去报考大学，这会进一步扩大学生的选择权，也能避免功利选科的问题，还有助于实现教招考分离。其三，推进大学招生改革，调整大学专业招生的选科要求。大学必须专门开设高中学习中心，配合高考改革，引导中学生理性选科，需要大学规范专业选科要求。

    目前存在于高考选科中的问题，根源在于高考录取还是实行按总分录取模式，因此，学生选科主要关注的是等级、分数，而非自身的兴趣和长远的学业发展规划。在高考改革中，要真正扩大学生的学科选择权，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的个性、兴趣、学业发展规划选择考试科目，还需要在科目改革基础上，推进录取制度改革，真正实现大学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这是高考改革的关键所在。

（选自澎湃新闻《新高考改革中的物理科目究竟怎么办》，2017.10.30，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5G是全球企业合作发展的产物。从中国5G发展的历程来看，无论是前期的标准制定，还是试验网建设阶段，中国都积极参与全球产业界合作。2013年，中国成立了5G推进组，爱立信、诺基亚、高通、英特尔、罗德与施瓦茨等国外企业都是推进组成员单位。基于推进组的平台，国内外企业积极开展合作，共同推进我国5G技术研究、技术规范制定、技术和产品验证，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近期，中国联通还与西班牙、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8家电信运营商建立了5G国际合作联盟，共同推进5G发展。

    中国5G为世界数字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通信企业积极为世界各国建立5G网络提供高质量产品和高水平解决方案。截至今年7月18日，华为公司已在全球获得50多个5G商用合约，其中28个来自欧洲。统计数字表明，华为公司产品和解决方案为欧洲5G网络建设节约550亿欧元建设成本，并将部署时间缩短了一年半。

    中国发展5G不是威胁而是造福世界。4G时代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网约车等的蓬勃发展，对全世界人民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给各国人民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便捷与高效。而5G将改变人类社会，带来远程医疗、无人驾驶以及人工智能的巨大发展，将对社会效率的提升带来更大突破。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推进5G发展将有利于加速5G的商业化应用，给全人类发展带来更大福祉。

    （摘自2019年8月21日《经济日报》）

    材料二：

    2020年—2030年十年间5G(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中商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在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并跑”的不断努力后，5G对于中国而言，来之不易。“5G领先”一方面是源于我国顶层设计的宏观布局，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企业层面的创新能力和先发优势。

    早在2013年2月，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就联合成立了IMT-2020(5G)推进组，全面启动5G技术研发试验。

    2018年6月，国际移动通信标准化组织3GPP正式批准确立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5G NR)独立组网功能，第一阶段全功能完整版5G标准正式出台。同时，我国也加速布局5G产业：三大运营商及中国广电正在加速5G网络建设、推进5G落地应用建设；通信设备领军企业华为、中兴等在标准制定和产业应用等方面已获业界认可；一加、OPPO、vivo等手机厂商，也已向运营商交付首款5G手机……

    中国移动研究院院长张同须表示，中国移动制定了“三个五”计划，到年底在50个城市建设5万个5G基站，到2020年，能够提供所有地级以上城市的5G商用服务。另据赛迪预计，未来5年，我国将至少建设1140万个5G基站。

    根据3GPP此前公布的5G网络标准制定过程，还需在今年制定第二阶段的5G标准，以满足ITU(国际电信联盟)的要求。预计到2020年，将最终形成完整标准。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几十家企业或机构成为了3GPP的伙伴。

（摘自2019年9月12日“人民网”）

    材料一:

    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明确，要以先导性应用为引领，组织开展创新应用示范，逐步探索工业互联网的实施路径与应用模式。在智能联网产品应用方面，重点面向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领域，融合5G、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满足高精度定位、安全可信运维等典型需求。政府着力推动工业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加强工业互联网在智能家居产业中的应用，将有力推动智能家居的快速发展。

    目前，智能家居市场入局者众多。为自主研发的产品设置的接口、通讯等标准不尽相同，不同品牌之间往往难以顺畅连接。这种各立标准的行为自然是为了让自身在产业内形成垄断，然而现实却并不遂人愿，反而造成严重的碎片化现象，阻碍着智能家居整个产业前进的步伐。一些大企业已经有所觉悟，宣布共纽物联网联盟阵线，透过信息共享加快物联网通用标准制定的进程，物联网技术标准有望整合统一。

    以追求时尚，张扬个性，享受人生内涵为消费特征的80后、90后成为职场的主力军，他们具备了一定的经济能力，是各个行业争相抢夺的消费主体。这些年轻的客户对建材、家装、家居产品的需求绝不将就，而且他们更加青睐高端、个性化、智能化的家装家居品牌，智能家居在这股主流消费驱动力带动之下开始成为家居行业的主旋律。

    (摘编自中国传动网《中国智能家居行业未来5年发展预测及分析》）

    材料二:

    2013-2017年中国智能家居行业市场规模

    2018-2021年中国智能家居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摘编自新浪地产网《我国智能家居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

    材料三：

    目前国内智能家居主要的市场还是一些高端市场:别墅(零售、工程)、智能小区(工程)，增长最快的市场是:智慧酒店(工程)和智能办公(工程)，但是普通住宅智能家居零售市场却发展很慢。

    当前，智能家居难以进入普通住宅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价格太高。目前家居智能化一般在10万元以上，大众是较难接受这一价格的，如智能家居价格能降到3-5万这个水平，每平米花费50-1000元，这样的智能家居产品就更具现实意义，也能兼具可靠、稳定的常规功能。

    从相关的调查数据来看，我国智能家居设备市场的供需矛盾主要是体现在智能家居设备的功能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产品的易用性和可靠性，而不是产品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就如美国苹果公司的产品一样，易用性和实用性才是智能家居设备成功的关键。智能家居设备的功能与需求的脱节，严重影响智能家居设备市场的发展与推广。

(摘编自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智能家居设备行业发展现状与市场前景分析预测》)

材料一

    随着5G技术的落地、虚拟技术的提升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将是数字阅读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且，在5G高速度、低延时、大容量的带动下，“万物皆可为媒介”，数字阅读的空间和场景会得到极大拓展，“未来随时随地都可以阅读”。深度数字化将大幅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未来各种终端阅读设备之间能无缝切换，智能手机、车联网、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都将成为阅读的载体，读者可以随时随地随身随心获得专业优质的阅读内容。

    亚马逊中国副总裁刘书说，电子书的普及极大促进了中国出版行业的数字化进程。目前亚马逊中国上的图书50%实现了纸电同步出版。数字阅读内容的丰富和质量的提升，也刺激了读者的付费意愿上升。近年来，我国知识付费发展迅猛，2018年，知识付费用户群体达3亿人。其中音频课程尤其受读者欢迎。听书成为各种阅读方式中增长最快的方式之一。但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催生焦虑”“割韭菜”等质疑，各音频课程的复购率和读者的听完率有所下降。

    我国数字阅读不但在国内收获海量用户，也赢得了越来越多国际读者的关注。据统计，目前有超500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被翻译到海外，海外中国网络文学网站日活跃人数达50万人，相关网站的日均访问量达500万次。

    如今我们已经身处“一屏万卷”的时代，高质量的数字阅读有赖于优质出版内容和先进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我们要深入研究把握互联网传播规律，不断探索数字阅读发展新路径，不断推动数字阅读产业提质增效。

(摘编自人民日报《数字阅读的美好时代》)

材料二

材料三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浙江省人民政府指导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传来信息：我国数字阅读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专家预侧，面向未来，国家政策仍将继续引导数字阅读质量水平的稳步提升，我国数字阅读产业发展重点将放在全民阅读、新兴出版、媒体融合等方面。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产业将得到持续发展。

    在公益方面，数字阅读产业正在助力文化扶贫和教育资源均衡。记者从大会上获悉，数字农家书屋和数字阅读产品及活动既丰富了文化扶贫的内容和形式，又提高了文化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在国家深度贫困地区的控辍保学、健康扶贫、搬迁人口社会融入、引导贫困群众逐步接受现代文化等脱贫攻坚工作中，数字阅读激发清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从纸质到数字、从读书到读屏，阅读的方式不断翻新，但“开卷有益”的宗旨始终如一。此次大会传递出的一条重要信息就是：数字阅读产业守正创新方能行稳致远。

    从2015年到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作品中，网络原创作品占比从69%上升到79.8%，增加了10个百分点，创作者从480万上升到862万。知名网络作家管平潮认为，好的网络文学要体现正能量，好的网络作家要有情怀。

    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可以相辅相成。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蒋蕾举例说，读者在阅读《人类简史》时扫描书中的二维码，就能观看导读课程，也可在网络社区与他人交流，从而加深阅读体会。

(摘编自新华社《数字阅读提供更多可能在e时代续写“开卷有益”》)

    材料一:

    “大流行”(pandemic)原是世卫组织对流感的定级之一。世卫组织将流感分为6级，其中最高的就是“大流行”，其定义是某种流感病毒在疫情发源地以外的至少一个国家发生了社区层面的暴发，表明病毒正在跨国蔓延。

    从概念上讲，当时的“大流行”指的是流感病毒的影响范围，而不是疫情的严重程度和致死率。2010年世卫组织网站给出了“大流行”的简单定义，即“一种新疾病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比如，流感大流行就是指新型流感病毒亚型在全球传播，而多数人对此病毒没有免疫力。此次，新冠肺炎成为第一个被称为“大流行”的冠状病毒传染病。

    可见，“大流行”并非严格的定义而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具有操作上的弹性。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1日就表示，将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描述为“大流行”不会改变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威胁的评估，这不会改变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做的事情，也不会改变各国应该做的事情。

    (新华社2020年3月12日，“ 国际头条”，有删节)

    材料二:

    我们的准备不足，可能会导致下一场疫情，比埃博拉病毒的危害更严重。让我们看看埃博拉病毒在过去一年中的发展。大约死了一万人，所有的死者都在西非的三个国家里。之所以没有扩散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卫生工作人员做的很多英雄事迹。他们找到很多病人并防止了更多人得病。第二个是病毒的特性，埃博拉病毒不是靠空气传染的。等到你有足够的传染力时，大部分的人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了。第三个是因为病毒没有传到城市区。这纯粹是运气好。如果病毒传到了城市区，那么死亡的人数绝对不止于此。

    所以下一次我们可能不会这么幸运了。有的病毒可能让你毫无察觉，但当感染病毒的人乘飞机或者去逛商场，他们其实已经具有一定的传染力了。此外病毒的来源可以是天然的，像埃博拉病毒，或是由生物恐怖攻击产生的。所以可以让疫情惨上千倍的病毒是存在的。

    (比尔.盖茨在2015年埃博拉疫情过后的TED演讲，有删节)

    材料三:

    历史上曾有很多历史学家对研究传染病疫情感兴趣，早期传染病疫情描述中质量较好的一份来自修昔底德。修昔底德详细记录了公元前430年发生在古希腊雅典的鼠疫，后来被认为至少是西方世界第一个记录传染病疫情的历史学家。有些讽刺的是，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对(历史上)鼠疫疫情最好的一份描述并不是一份基于史实的记录，而是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的小说。

    医学史学家Charles Rosenberg根据对传染病疫情的历史记录和他自身的研究，将传染病疫情的发展描述为一个经典的剧情发展模式。首先一个疫情在开始时的发展会受时空局限，之后随着疫情的发展和揭示力度的提升，疫情导致的个体与群体危机也逐渐增加，直至疫情结束。在他的描述下，一次疫情发展可被大致归纳为三个环节，从最初的对新疫情的试图识别，中期的理解疫情，到最后的干预疫情。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基本的叙事结构如何在中国过去两个月的疫情中展现，以及现在全球每个国家所处剧情(疫情发展)的阶段不同。

    为何史学家们对传染病疫情如此感兴趣呢?一部分原因是疫情经常造成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悲剧，更重要的是重大疫情带来的社会压力可以为我们分析某一个社会提供珍贵的窗口。疫情造成的社会压力可以显现出一个社会的隐形裂痕，这些裂痕在太平时期可能不会显现出来，因此传染病疫情为我们研究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实用的采样机会，这里面可能包括这个社会真正最在干什么、最在乎扮演什么角色的人等等。

(哈佛大学David Jones 教授2020年2月28日在新冠病毒研讨会上的发言，有删改)

刷脸支付还需过好几道关

材料一

在上海陆家嘴一栋写字楼一层的快餐厅，白领胡晓璐用自助点餐机完成点餐，选择支付方式时，屏幕上除了微信、支付宝二维码付款等选项外，还有一个“刷脸”选项。“只用对着屏幕上方的摄像头看一眼，然后再输入绑定的电话号码，就可以完成支付，感觉挺新鲜的。”胡晓璐说。

不只是连锁餐厅，上海市民郭先生在一家服装店购物付款时也发现，收银台除了此前经常能见到的扫码枪，还有一台类似于iPad的设备，通过摄像头扫描面部信息，郭先生也快速完成支付。

2019年以来，刷脸支付迅速升温。去年底，支付宝推出刷脸支付产品“蜻蜒”。今年3月，微信刷脸支付设备“青蛙”正式上线，刷脸支付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除了大超市、连锁餐厅，不少中小商户都收到了来自支付宝和微信两家的“诚意邀请”。上海闵行区一家餐馆负责人朱先生对记者说，最近一段时间，支付宝、微信两家推广刷脸支付的工作人员已多次上门推销。随着推广力度不断加大，市场上甚至已出现“零成本”安装刷脸硬件设备的情况。

材料二

尽管平台力推，消费者和商家也展现出足够的好奇心，但采访中发现，刷脸这一新支付方式也暴露了利用率低、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等问题，能否被市场接受还有待检验。

“扫码支付很麻烦吗?”在上海静安区一家便利店，面对记者提出的刷脸支付的问题，刚刚买了一杯咖啡并扫码完成支付的徐先生如此反问。徐先生说，他购买了该便利店的会员资格，付款时一方面需要扫描App积分，另一方面，一些优惠券也需要扫码才能使用，所以他并不会选择刷脸方式进行支付。

在上海虹口的一家连锁咖啡店，记者看到，收银台上的刷脸支付设备黑着屏幕，无法正常使用。“坏了两天了，还没有人来修。”收银员说，和二维码扫码收款相比，刷脸收款设备故障率高。该收银员还表示，高峰期，刷脸支付慢、效率低。“有刷脸支付的时间，三笔扫码支付都完成了。”

业内人士表示，刷脸相较于指纹、密码，优势在于去掉了手机这一介质，但介质的缺失，也意味着人脸信息利用变得更加容易。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应用在互联网领域，并以此作为交易支付的认证，风险是有的。”上海市信息安全行业协会会长谈剑峰表示，刷脸支付的基本原理是将终端服务器采集到的信息与云端信息进行比对，看信息是否一致。如果云端生物数据库发生信息泄露，则不仅会给账户安全带来风险，也会造成具有唯一性的个人生物信息外泄。

材料三

针对刷脸支付，监管部门也在加快顶层设计。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探索人脸识别线下支付安全应用，借助密码识别、隐私计算、数据标签、模式识别等技术，利用专用口令、“无感”活体检测等实现交易验证，突破1:N人脸辨识支付应用性能瓶颈，由持牌金融机构构建以人脸特征为路由标识的转接清算模式，实现支付工具安全与便捷的统一。

“就个人信息保护来说，用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尽管目前已有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但关于个人敏感信息、生物信息等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建议尽快通过立法予以明确。

谈剑峰表示，任何一项技术都有它适合的应用场景，不能一味滥用科技。在用作支付认证时，不能仅仅凭借面部信息等生物特征进行单一验证，而应结合着传统密码等方式，进行多重认证。

刷脸支付既要便利，更要安全。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表示，这一方面需要行业自律，企业应该对采集到的个人信息进行加密存储，也需要企业明确和规范用户信息使用的目的和范围，避免消费者信息被过度使用；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监管，“在金融科技领域，创新走在监管前面是常有的事，这需要监管部门及时跟踪创新以及创新带来的问题，对监管机制进行更新和强化。”

(摘编自新华网，有删改)

材料一：

人类学自从传到中国，并成为大学里的一门学科，就呈现某种程度的学科交叉融合状态。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界常将“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视为内涵相同的概念。对此，凌纯声解释说：因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文化，故又称“文化人类学”。基于民族识别主要是依据“文化”而非“种族”的认知，学者们致力于不同族群文化异同的探讨。

不过，文化人类学并不能与民族学简单划等号。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才特指民族学。民族学偏重在民族志基础上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文化人类学者最有成就的工作是对人类的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宗教巫术等方面的研究。

学科交叉能促进学科发展，但也存在异化的潜在危险。当一个学科涵盖了其他一切学科时，人们也可说它什么也不是。人类学家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曾指出：人类学领域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分配到多个邻近学科中去，当前形式的人类学将经历一种彩虹般的变形。这绝非危言耸听。要确定一个学科的性状，必须有一个“亲本”（parental stock）。以植物嫁接为例，无论你怎么嫁接，首先要找到一个用作嫁接的砧木。以梨嫁接苹果产生梨苹果，以苹果嫁接梨产生苹果梨。亲本决定植物的基本性状和品质。学科交叉融合也一样。一个冠以“人类学”的学科，你叫它文学人类学也好、历史人类学也好、医学人类学也好、生态人类学也好，不管如何吸纳别的学科质性，其亲本都应该是人类学，这一点不能忽略。

此外，人类学自上个世纪初传入中国，就面临如何适应本土文化与社会的问题。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主张，这无可非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文藻出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志研究室主任，更是“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强调“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吴文藻所说的民族学，就是人类学分支的文化人类学。中国人类学者对其学科“中国化”的强烈追求，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并实践中国化主张，要警惕淮南之桔变为枳，即失去人类学基本秉性的危险。本土化既可能为学者实现本国学术独立的学理追求提供动力，又可能给以“本土化”口号作为标榜、拒绝在国际学术规范下建构学术研究共同基础者提供借口。学科“世界性”和学科在不同地域体现的本土性两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中国学者应当具有‚学科世界性和学术本土性两方面的关怀。

（摘编自杨天宏《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方法启示》）

材料二：

一般地说，人类学是要查明一些民族的起源，以及这些民族的构成因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所谓人类学只要研究人类的生理方面，而不必全面地研究人类的社会和文化方面，以致把人简化成可以用人体测量值和数学指数来理解的对象。

1933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人类学和人种学会议上，一些专家们试图把人类学的定义限定于狭义的体质人类学，并把它列入自然科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所谓的的原始民族。因此，在这样的概念中，古代文化占有有其一定的位置。人类学家希望通过对一定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对于它们多样性的分析，来发现语言和文化的本质以及它们的进化规律。

为了便于分析所研究的对象，人类学使用了文化这个术语，这一概念，意味着人类的重重生活方式以及表现形式的有机总和。

在各种各样的学科中，人这个概念有着许多不同的词义。动物学家们通常所说的“人”这个词，是指一种灵长类动物。古典哲学认为，人是一种物质、智慧和自由的实体。这同动物分类学上的特点并无直接的关系。而在人类学家看来，人的概念和其他任何特定学科的人的概念是不同的。人类学的概念比动物学的概念含义广得多，其范围又比哲学上的概念狭窄得多。

人类学并不局限于研究人类的进化，而且还要对现代的民族进行分类，并列举其种种表现形式，阐明其生理（体质人类进化）和文化（文化人类学）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过程构成民族历史的重要部分。

学科不同，其研究方法自然也不同。其实，古生物学（研究人类进化）、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和遗传学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古生物学的发展已受到周围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反之，文化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在人类学范围内进行研究的经济学、社会学、神学、世界观、宗教和当代民族的艺术，则与生物科学及其方法的关系比较疏远。但是，长期以来，文化人类学由于只利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因此在发展上与外界隔绝。研究者根据直观得到的结果往往发生变化，缺乏充分的真凭实据。

（摘编自法国安托尼奥·阿里巴斯·帕洛《当代世界百科全书》）

前不久，因为某直播平台的“射墨”视频，书法家邵老师火了一把！（见右照片）何谓“射墨书法”？视频中，邵老师边走边用灌满墨汁的注射器朝着面前的巨大宣纸喷洒，射出一条条墨迹，围观者都大声喝彩。这段视频在网上发布后，立即引起了广大网友和文化界、书法界的一片质疑！而邵老师在接受采访时回应：“带有先锋性的东西，大家怎么骂，我都理解。他们是普通老百姓，不懂得艺术是什么。但艺术家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使命——视觉上的一种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