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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与他的第二人格

距今约一个世纪前，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生于瑞士，在那个位于欧洲和西方世界的中心、多年来一直未经过战乱、可爱宁静的国度里，度过了他的一生。他的父母和祖先都是因袭传统的人，深深植根于瑞士的土壤和经久不变的传统中。荣格热爱他的祖国，但他从小就觉得它的美丽属于远远超越于这个细小民族那狭窄国界和稳定的社会以外的某种时空。他第一次发现比他自己伟大的事物是伫立在康斯坦斯湖畔，敬畏地凝视着蓝色的湖水和银白覆盖、庄严的阿尔卑斯山时，感觉到惊异的记忆。当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感觉：这是宇宙的中心——但不是他父母和数百万瑞士人的宇宙——而是他内心的一个隐秘的宇宙，映现在平静的湖水中，延伸到阿尔卑斯山巅，远达至无限。

他长大成一个腼腆、敏感的男孩后，常常与父母的信念、老师的要求相悖。与他的同学相比，他显得很特别，不适应学校生活。他很脆弱，易受伤害。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容易发怒——比如，当他的老师指责他撒谎时。但是，正是在这些时候，他在他的第二人格中寻求并发现了避难所。这个人格是他的真实可靠的自我，触及人类本性的深处，也许在人类之前已经存在。

这“第二人格”是脆弱的、不坚定的，它经常躲避着他，所以他不得不以他所谓的第一人格推动它。这第一人格是虚伪的、狡诈的，它逐渐包围了他，满足他，除了他的自性外。所以当他继续在他的人生之路上前进时，虽然一次又一次获得成功，无论他干什么都能干得出色，但是他内心的混乱一直困扰着他，不停地刺激着他，把他从旁人期待他走的道路上引导出来。当他的第一人格辉煌灿烂时，他的第二人格却受着残缺不完的痛苦煎熬。故此，他后来付上一生去追求生命的完善。

当他闻知弗洛伊德的大名时，便怀着深深的敬意前去拜见了这位教授，这位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和同事。然而，荣格的第二人格在他们最初相识时就对此反抗。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第二人格，它当时还很微弱地潜伏着。弗洛伊德成名了，随着他名气的增大，他们之间的友谊淡薄了。只是在后来荣格才意识到：并不是他们的友谊减弱，而是他的第二人格已经成为独立个体。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这是荣格生命中的一次最大打击，把他抛入他以前从未体会过的黑暗之中，但当他摆脱了黑暗之后，他的全部事业始露端倪。

他不仅丢掉了他的朋友（虽然他仍然一直感谢），而且还抛弃了他的第一人格。从那时起，荣格就完全致力于他的第二人格。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去拜访他，鼓励他，像他鼓励他们一样。他独自呆在他的石塔中，但却与当时外界所有事物和人都保持着深刻而密切的联系。他们在他之先，又将追随在他之后。

在暮春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荣格结束了他漫长而丰富的一生，享年八十五岁。他的第一人格永远离开了他，但他的第二人格依然活着，因为它无时不在，也将不会消失……

在荣格一生中，有一段极其重要、意义深远的时期，即他的一些创新观念产生的时刻。这些观念后来占据了他余下的生命。这就是他与弗洛伊德决裂后，一时失却方向的时期。那是一个内心迷惘、混乱、骚动不安、孤立无援的寂寞孤独期，荣格被一些混乱的梦、意象、幻觉困扰着，汹涌而来的无意识波涛曾使当时的他怀疑自己的理智。就某种意义而言，它实际上就像一种精神分裂症。但是它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是他生命道路上最富创造性的关口。

正是在这些年中，他发现了集体无意识，发展了原型和自性的概念。要知道，他与无意识对峙的顶峰，是他这些年来孤军与他心灵深处的黑暗奋战的顶点。但是仍有许多工作摆在他面前：所有那些从无意识中喷涌而出，潮水般涌向他的幻想和材料，以及他获得的直观，都需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有幸的是，他接触到了炼金术，并以炼金术中阴性原则和阳性原则的关系为基础，证明了他原来工作的正确性，而且使他超越了他原来的工作。

荣格曾在其《自传》的导言中宣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生命一直是我所写的东西的实质。”因此，应该把他的全部生命、他的神话，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一个从它自身特有的种子中逐渐成长发展起来的整体。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项羽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从中可以看出项羽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生命的节日

            季栋梁

    那个七月已经远去了，然而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节日。

    七月为我设置了一个赌场，我就如同一个把所有赌资都押上的赌徒，等待着开牌。那种痛苦的折磨，使我就像一个被长期关押的囚犯渴望着大赦。尤其像我这样的赌徒，已经不止一次地在七月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更让我感到痛苦的是，在我所有的七月中，父亲也经历着同样的甚至更深的痛苦的折磨。

    一年一度输赢揭晓的日子如约而来，父亲一大早就将我叫起来。他没有言语，只是用一种目光笼罩着我。这目光凝滞而沉重，仿佛将我置于一潭黏稠的汁液中，使我喘不过气来。父亲从他贴胸的衣袋里摸出十元钱来，在递给我的时候，手有些发抖。我在接那带着父亲体温和汗味的十元钱时，手抖得更加厉害。我努力表现得自信些，结果越是这样手反而越发地颤抖。我遁逃似地离开了那双眼睛，但内心无法排除对这双眼睛的恐惧。我再也输不起了。

第一年的七月，好容易挨到了“开牌”的日子，父亲递给我十元钱说：“如果中了，打十元钱的酒回来；没有中，别糟蹋钱。”可因为差了区区两分，我没有给父亲打上酒，带着全家人渴望花掉的十元钱回来了。父亲没有责备我，然而他越是不责备我，我内心的痛苦越沉重。新学期开学时，父亲说：“再去念吧，差两分，一年咋整都会弄够的。我在生产队哪一年不比别人多挣三五百个工分！”我无法对父亲讲清学习和劳动的不同，我只好加倍地努力。

    第二年七月“开牌”，我又输了十二分。当我再次把钱递到父亲面前时，他火了。父亲一辈子好强，他是多么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面，打理种田以外的事啊。开学了，父亲说：再读！他亲自送我到四十多里以外的学校上学。父亲走在我前面，拉着驴，驮着我的铺盖。他的步履显得有些疲乏，背已经驼了。他是年过花甲的人，应该歇息享福了。

     望着父亲的背影，我忽然失去了赌的欲望。我为什么要继续赌下去呢？我的同学不大多输了个精光回去了么？我鼓足勇气说：“爹， 算了，我不念了。”父亲回过头来瞪着我，仿佛一只被激怒的豹子，甩手抽了我一鞭子，之后便默默无言，继续赶他的路。

第三年的七月，不争气的我又输了。

   父亲一转身走向了山顶。夕阳将父亲的身影扯得很长。我默默地跟在父亲的身后，以为父亲会转过身来挖我一烟锅。然而父亲没有。到了山顶，父亲掏出烟袋，吸了一锅又一锅。我说：“爹，再给我一年时间！”

    父亲没有说什么，只是吸着烟，凝视着远处。

    开学了，父亲再次拉着毛驴送我上学。一路上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可是我像听到了更多的无法表达的话语。父亲仍走在我前面，他的背驼得越发厉害了，让我想起贫瘠而又干旱的后山上那棵歪脖子老榆树来。

    后来我终于用那十元钱打回酒来了。那是一种非常廉价的散酒，用黑缸盛着，舀酒的勺子有一斤的，有半斤的，因此买那种酒叫“打”。可它也是酒啊，它代表着喜庆与欢乐啊。除过年、婚娶能喝到酒外， 再是难喝到酒的。用家乡人的话说，酒是有闲钱的人喝的。家乡人没有闲钱，家乡人的钱比家乡人还忙。

    父亲醉了，弄得我也醉意朦胧的。我想我不是个好儿子，让他跟着受了四年的折磨。

父亲要在村里为我举办最丰盛的宴席，我说算了，这几年把家里拖累的。可父亲说：“这是啥事？能轻易让过去？这是咱们最大的节日，砸锅卖铁也得过大它！”

    参加工作后，我买了两瓶上好的酒送回乡下，可那酒至今仍在家里的枣木老柜中放着。父亲觉得，这么贵的酒，无论自己喝还是待客，都太奢侈。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李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最初，他称儿子“老baby(宝贝儿)”，后来索性改称“老白鼻”。他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随着一天天长大，老白鼻变得越发惹人喜爱。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1929年1月19日病逝，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和姊姊梁思懿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他有恁么多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思永、徽因身患重病，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这时，全靠母亲王夫人艰难地支撑起这个家。她先是将旧楼卖给了天津富商郝莲舫，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以及几个孩子的教育；日军占领时期，又将新楼(即饮冰室)的一部分租给了一家绸布店，熬过了更为困苦的那些日子。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像思成、思永、思忠、思庄留学时那样，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不久，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他与母亲的联系被完全切断，情况就更加糟糕了，生活常常陷入困顿之中，但“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进入辛辛那提大学读研究生，先获得了硕士学位，1949年夏，又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

说“孝”

    两千多年前神州大地上一对师徒的对话，解开了人类这条河流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徒弟子路在河边问道：“老师，我想听听您的志向。”老师孔丘想了想，说了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这三句话，也可以用三个简单的字概括：老者安之，是孝；朋友信之，是信；少者怀之，是慈。请注意，为什么孔子把孝而不是信、慈排在了首位?同样，为什么此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呢？

    也许有人会说，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后辈需要向老人学习，以传承各种知识和技能，所以当然要孝敬老者。然而此情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孝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而且考古资料也表明“孝为首”的情况未必自远古就如此。在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并没有“孝”字，孝字出现于更晚些时候的商周金文中。

    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段论述。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在力量、速度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却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胜过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群体合作。人能做到群体合作，就在于每个人都知其本分，各行其正，各安其所。所以，人不能无群，既在群体中，就不能不讲本分，否则，就不免会陷于纷争、动乱和瓦解。无疑，为了群体的共存，人还需要把自己天性中那些合作、利他的因素利用起来。

    孟子曾把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四种合作、利他的因素，称为“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端”，是起点的意思。仅仅有一个起点，当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合作、利他的因素，通过怎样的道路，渗透到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实践中去。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基督教文明等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相信轮回的文明中，这些合作性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来世许诺的形式向信众颁布的。人们安守本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诚实善良，“不杀人”，“不偷盗”，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去往天堂，或修得善果减除后世轮回之苦。

    然而在中国，在热衷鬼神祭祀的商代被周代取代之后，人们似乎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世界、慎言死后世界的传统。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精练表达。相应地，中国人摸索到了一条立足于现实世界、发扬合作利他天性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要从一个人出生时最先相遇的两个人——父母开始，从自己和这两个人无法割舍的关系开始。如此设想，我们似乎就容易理解，孝为什么被无数中国人作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

    在人类社会中，代际关系具有不可选择性。人能够选择职业、住所、生活方式，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一不可选择的事实从消极的一方面理解，是无法逃避的深深的无奈。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代际关系的不可选择性，恰恰使“孝”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处于与父母的实际关系中，正因为如此，“孝”是每个人都不能不终生面对的事情，同时也就为每个人的合作利他品德的修养提供了牢固的依靠。你想修养你的德行，成为一个仁慈、有合作精神的人吗？请从那个你一出生起就必须与之合作的人开始，请从孝开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孝”字的结构：上面是一个老人，下面是一个孩子。老在上，子在下。孝的含义，就这样清晰地呈现着。

（摘自《国学》，有删改）

阅读微信 谨防病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低，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读书的数量确实不高，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妨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风景。开会、上课、听讲，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了常态行为，更何况微信与工作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等在候车室、候机室、候诊室里，盯着微信的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令人沉迷。

    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着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阅读都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无一席之地。

    书痴，古往今来向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正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无心、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恐怕就是病态了，不仅无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读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部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发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

    个人间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争论的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竞相传播外，在微信里更是频频转发，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就给只专注于微信传播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受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可以反复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说得尽管慷慨激昂，可连基本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说对，但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成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等词语作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1日）

葛浩文，帮莫言得奖的功臣

    ①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作品的翻译者、73岁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功不可没。在莫言获奖之前，他已将好几位中国作家送上国际文学的领奖台，姜戎、苏童和毕飞宇都是凭着他的译本，先后获得了曼氏亚洲文学奖。在将中国当代小说推荐给世界这方面，葛浩文堪称第一人。

    ②葛浩文1939年出生在美国加州。上学的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他就想：“我连英文都认不全，为啥还要学中文？”后来，葛浩文加入海军，并被派到美国海军驻台湾的司令部，成为一名通讯官。“最初我听说自己将被派往台北，等正式命令下来后却发现是派往台湾。我感觉受到了愚弄，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台北是台湾的一个城市。”多年以后，葛浩文这样回忆道。

    ③此后，葛浩文先后被派驻日本和越南，然后又回到中国台湾。经受过越战洗礼的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年少轻狂，并拿起书本。“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真正看进书去”。他发现自己有学汉语的天赋。“我有一双好耳朵，能够区分复杂的汉字发音。”他向一位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东北老兵学习中文，“葛浩文”就是这位老师给他起的名字。退伍后他进入台湾师范大学汉语中心学习。

    ④回国后，葛浩文继续学习中文，他的博士导师是柳亚子的儿子、旅美散文家柳无忌。学习期间，导师向他提起中国有一对作家伉俪萧军、萧红，他们的爱情故事曲折动人。葛浩文就找来一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读了起来，那是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而萧红则激起了他更浓厚的兴趣。他以萧红为研究对象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5年后，他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所写的《萧红评传》在港台出版，掀起了一股萧红热。

    ⑤葛浩文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小说是张洁创作的《沉重的翅膀》，译本在美国卖得不错，“于是我下定决心，这辈子我就干这个了！”此后，葛浩文“一发而不可收”，贾平凹、刘恒、苏童、王朔、莫言、阿来等20多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40多部作品通过他的笔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得到推广。“一部中国作品，哪怕中国人特别喜欢，但是如果我觉得在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我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洋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学。”葛浩文说。

    ⑥在翻译中文小说时，他非常注意对小说所处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的把握。在翻译刘震云的《手机》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小说场景始于30年前，然后闪回到现代，接着又回到30年前。“如果照这种顺序翻，看过40页后，美国读者就会说‘真没劲’，然后把它扔到一边。”他建议把开场设在现代，然后再展开回忆。这个建议得到了作者的同意。“我这样做并没有改变作品的质量，改变的只是它的销量。”

    ⑦多年笔耕不辍，葛浩文逐渐奠定了自己在中文小说翻译界的泰斗地位。他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妻子、出生在北京的英裔著名女翻译戴乃迭这样评价他：“他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曾两度荣获普利策奖的著名小说家厄普代克对葛浩文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文小说翻译几乎是他一个人的地盘儿。”

    ⑧除了萧红之外，葛浩文翻译作品最多的中国作家就是莫言，迄今他已将其10多部作品介绍给西方读者。

    ⑨1988年，葛浩文看到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很震撼，写信给莫言，希望获得翻译版权。“当时莫言远没有现在有名，而我，也只是有个好听中国名字的学者。现在想起往事，我会觉得有点小骄傲，并非为我翻译得好而骄傲，而是为我在20多年前就发现了他这样的作家。”

    ⑩莫言的作品销路不错，翻译了其几部小说后，葛浩文和莫言在北京见了面。后来，他们又一起去了很多国家，推荐莫言的新书。有一次，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推荐《酒国》时，几天之内，莫言几乎把客房书架上的中国小说都看了个遍。葛浩文和美国的出版商都对这个12岁就辍学，却写出大量美妙小说的作家惊叹不已。

    对于自己，葛浩文显得十分低调。“我很幸运，找到了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幸运！”

材料一：“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

    读书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三：“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重庆：全民阅读渐入佳境本报记者

张国圣

    一边读美文，一边品美食、赏美景。这样的“美事”，在重庆已是“常事”。持续10年的全民阅读活动、持续 9 届的全民读书月活动，让重庆有了 3000 多项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层次分明的阅读活动。便捷的阅读场所、丰富的阅读内容、创新的阅读手段，让重庆人的阅读变得时尚，让阅读成为重庆的风尚。

    阅读变“悦读”越来越多的时尚阅读场所，将“阅读”变成了“悦读”。

    2015年5月，被网友誉为“最美中国书店”的方所书店进入重庆。“重庆方所”还被写进了多个重庆旅游攻略。除了打造凸显重庆山城江城特色的阅读空间，重庆方所还举办以“重庆的日常生活”为主题的“文化即日常”摄影展，“让每一个客人都感受到方所和这座城市的融合”。

    读者的“悦读”需求也促进了重庆本土传统书店的转型。沙坪坝书城是重庆新华传媒旗下第一家体验式书城。除了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分设格调书屋、文化教育馆和儿童主题书店外，这里还经常举办经典诵读、艺术讲演、小型音乐会和星期五读书会等活动。随着读者的“悦读”感增强，书城的销售额也增长了42%。

    进入重庆文化市场 8 年的西西弗书店是“悦读重庆”的引领者之一，他们在今年5月推出了重庆的第8家连锁店。据西西弗人力资源总监钱晓彬介绍，到2018年，西西弗在重庆的连锁店将扩张到15家左右。今年 5 月在重庆南山植物园附近开张的“南之山”书店集书屋、画室、民宿于一体。环绕四周的树林，还有眼前次第展开的山城风貌，很快为“南之山”赢得了“清新”“小资”的口碑。周末和节假日想去看书购书，得提前好几天预约才行。

    “阅读并不存在竞争。书店越多，说明这个城市的阅读氛围越好。”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永才说。

    全民阅读便捷化“十二五”以来，重庆依托公共图书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和村（社区）文化室、农家书屋等，以城乡居民需求为导向出版和增配图书，同时整合统筹社会力量推进社区图书馆、家庭图书馆、读书人家、市民书吧和图书漂流点等阅读网点建设。全市43家公共图书馆的分馆数量增加到210个，年到馆读者超过1245万人次，年图书外借近1000万册次。

    全市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年接待读者也达到了500万人次。

    2016年举办的重庆第九届全民读书月活动，将主会场的外展舞台交给市民。兴趣爱好各不相同的阅读群体共举办了23场交互性阅读推广活动。由民间文化团体编排的傅天琳经典诗歌诵读会，今年已应邀举办了4个演出专场。一些“傅迷”为了参加诵读会，头一天就从四五百公里外的区县赶到了重庆市区。

    融入生活的阅读，使阅读成为许多重庆人的生活方式。重庆市江北区图书馆与一家书店合作，共同举办了20多期“悦读汇”文化沙龙。“悦读汇”既有名家讲座、好书分享，旅行视野、茶享雅集，又有“小蜜蜂乐园”少儿活动、“快乐厨房”厨艺教学。

    人人都离不开的手机和网络，也成了重庆人的阅读平台。网上图书馆、手机图书馆、书香重庆微信微博等“互联网+阅读”新载体，打破了阅读的时空限制，吸引了更多的年轻读者。2015年，重庆人均每月阅读数字图书5.3本，当选全国“十大数字阅读城市”。

    “用阅读的力量行走世界”阅读未必能直接改善一个人的境况，但阅读一定会慢慢改变一个人。

    “红绿熊心阅读”是重庆图书馆为未成年视障读者提供志愿服务的公益助残项目。杨芷佳第一次跟妈妈来体验时，这名 4 岁的视障女童将头勾得低低的，到哪儿都紧紧抓住妈妈的衣服。重庆图书馆的志愿者迎接小佳佳时，她浑身颤抖着往妈妈怀里躲。

    志愿者耐心地用重庆图书馆自制的盲童绘本引导佳佳，陪着她阅读，和她聊天，设计游戏帮助她通过摸、听、闻延伸阅读。志愿者还经常给小佳佳打电话，让她慢慢熟悉自己的声音。现在的小佳佳不仅养成了爱听故事爱阅读的习惯，还特别喜欢登台讲故事，到哪儿都能很快融入新环境，与周围的人成为好朋友。

    重庆八中一直引导学生“用阅读的力量行走世界”。学校负责人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读者，都能通过阅读改变生活、丰富生活，让人生更加精彩。”

    重庆的经典阅读推广，超过三分之一是专门为未成年人设计的文化名人进校园、手工制作立体绘本、讲故事大赛、创意艺术课堂等品牌活动。重庆城乡的中小学，普遍建立了班级图书角、书香角、读书走廊，开展了亲子共读、师生共读的读书交流会、朗诵会、故事会等主题活动。“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全民阅读让重庆的‘码头味’越来越淡了，书香气越来越浓了。”张永才说，“阅读正再度成为重庆的社会风尚，阅读正在让重庆变得越来越时尚。”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说，为了让12岁以下的孩子更好地接触篮球、喜爱篮球，中国篮球协会在大量调研以及综合国际篮联‘迷你篮球’的基础上，推出了‘小篮球’计划，即用更小的年龄、更小的篮球、更小的球场、更矮的篮筐、更简易的规则，降低篮球项目的门槛，让更多孩子走进篮球场，掌握团队协作、领导力、沟通的技巧，完成体育、教育共同的育人功能。”

    “喜欢”就是姚明以及他背后的中国篮球协会最希望达到的效果和目的。“小篮球”项目的推出，就是为了让青少年更直接地喜欢上篮球、爱上篮球，从而养成终生爱好、终生习惯。篮球运动，正是为孩子提供了一个提高独立生存能力和提高情商、提高自信心、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学会与人沟通的平台。

    据介绍，篮球运动有着诸多益处：从小进行篮球运动的孩子将来的身高会多增长5-10公分；篮球是一项集体运动，非常讲求团队配合，需要在进攻和防守上通过配合取得胜利；从小打篮球可以培养孩子的专注力与自信心，能够让孩子更阳光；篮球的规则是比较复杂的，相对应的在篮球训练也很严格；通过左右手交替运球、变相突破运球、双手运球、左手运球等，可以很好的锻炼孩子的左右脑平衡发展，使孩子的肢体活动更加协调;可以使孩子学会如何战胜困难，磨练孩子的意志品质，培养永不放弃的精神。

    (摘编自《篮球为什么要从小学习？姚主席的“小篮球”告诉你！》，搜狐网2018年7月10日）

材料二：

    自小篮球计划推出以来，“小篮球”的概念慢慢走入大众视野。2018年暑假，小篮球联赛大区赛及训练营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赛事的火爆程度出乎预料。据统计，华南区各省级预决赛中，共有3万多小球员报名参赛，这也让华南区成为参与球员人数最多的大区。最终，来自广东、福建、海南、湖北、深圳、厦门的37支球队约310余名运动员突出重围，成功跻身决赛训练营。

    为了更好地适应孩子们的身心发展规律，小篮球运动除了制定通俗易懂的规则外，还特别强调所有参与者赛前赛后、场上场下的礼貌和礼仪。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希望小球员通过此次活动要学会尊

    重、学会坚持、学会如何面对输赢，学会如何认识自己。在训练营获取成长的，不只是孩子，而是所有参与者。“来到训练营，我的篮球教育观念转变了，这是很多领队、教练和家长参与小篮球联赛后不约而同的感受。

    小篮球联赛元年，一切都在摸索中，但不以锦标论成败，而以快乐、参与、成长为目的的办赛理念，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响应和支持。“小篮球大梦想”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摘编自佟玲、刘宇丰《小篮球，让孩子们在热爱中成长》，新华网2018年8月19日）

材料三：

    作为中国篮协主席的姚明上任后大力发展青少年篮球的重要举措，“小篮球”近年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极大推动了篮球在少年儿童群体的开展。3月22日，记者从四川省篮球协会了解到，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四川赛区）即将开赛，各项准备工作已准备就绪。

    开展小篮球联赛，旨在适应更多少年儿童参与篮球活动需要，促进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厚植篮球人才根基，完善篮球青训体系。四川省篮球协会秘书长刘汉权则表示，四川小篮球联赛要充分遵循小篮球大发展、小篮球大联赛、小篮球大产业的发展思路，以高标准、高规格、高水平为目标，努力让四川小篮球成为中国小篮球联赛发展标杆。据悉，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四川赛区）将继续以“非同凡-响，超乎想象”为主题，让更多小朋友在童话世界里实现他们的篮球梦。

    (摘编自钱晞《小篮球大梦想中国小篮球联赛要开赛了》，四川在线2019年3月22日）

    材料一：

    23岁的柬埔寨小伙坤卡今年年初不幸患了面瘫，寻遍了柬埔寨大小医院都没治好，后来听说吴哥国际医院来了一批驻诊的中国医生，坤卡决定去试一试，经过中国医生的针炎治疗，20多天后，坤卡现在已基本痊愈，坤卡一家人连连称赞：“感谢中国医生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自2018年7月首批援柬医生抵达暹粒后，中方的多批医疗专家组为超过3000名当地患者和各国游客提供了医疗服务，驻暹粒领事为公室领事夏永宏表示，泰州援柬医疗专家缓解了当地缺医少药的困境，改善了当地的医疗环境，提高了医疗救助和健康服务水平。

    今年44岁的达拉家住马德望省，患有严重腰椎疾病，特地赶来暹粒尝试中医诊疗，援柬中医穴位专家张东升告诉本报记者“当时达拉的下肢创痛麻木非常严重，走路都成问题，我们给她做了全面检查，并进行了穴位注射。”经过治疗，达拉的创痛逐渐解除，现在基本治愈，她兴奋地说，“中国医术太神奇了！中国医生的医术好，医德高，我对他们充满了信任。”

（摘编自2019年6月21日《人民日报》“中国医术太种奇了”——记中国医疗队在柬埔寨开展医疗援助行动。作者：赵益普林芮）

    材料二：

    中药熏蒸所用方剂均来源于纯植物中药，具有清扬发散之性，可达到良好的清热、活血、驱风、退翳等作用：辅以其热效应，扩张患处血管，明显改善患处血液循环，促进其新陈代谢及炎性反应递质吸收等，缓解患眼眼表损伤，促使泪液分泌及泪液循环，因而显著改善眼部组织的营养状况。中药熏蒸也可有效补充患眼水分，刺激泪腺，进而达到促进泪液分泌，修复角膜组织损伤的作用；加之人工泪液也具有润滑眼表、营养角膜、增加泪膜稳定性的作用，可防止角膜结构损害，进一步缓解眼部干、涩、痒等症状，因而治疗后干眼症患者泪液分泌及泪膜稳定性均有所改善。

    （摘编自赵丽胡小凤徐邦丽《中药熏蒸联合人工泪液治疗干眼症的临床观察及对患者视觉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

    材料三：

    中医很早就传入西方。其实，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传统医药，但不成体系，大都是“小打小闹”。比如，印度是有民族医学的，但是他们没有科研队伍，都是一些个体在制药，墨西哥跟中国一样，民间也是采撷植物的茎和叶然后熬点水来喝，以求达到治疗的目的，但是没有系统起来，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药店，没有加工厂，就只是一种民间的经验。在发达国家，德国、英国都有类似的疗法。比如德国也有像中国那样的草药铺，可是德国人自己没有传承下来。英国的传统医药叫顺势疗法，这种疗法基本上就像中国的按摩、针灸这类东西，但它只散落在民间。

    但中医，它有系统性，也有传承，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医真正地成为了一种医学学派。无论是针灸还是中药，国外研究它们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随着改革开放，中医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外掀起了中医学术研究的热潮，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及瑞士等国，与我们都有合作，也有许多人干脆到中国留学，就学中医。到了现代，国外已经不仅限于引进我们的中医理论和理念了，还邀请许多医术精湛的中医大师去国外帮助治病。

（摘编自《石学敬院士纪实：一位让中医针炎享誉世界的传奇大师》》

    材料一：

    历史上有相当多的传染病是不治而愈的，麻疯病到后来就不再具有传染性了。而人类的机体在每一次感染后，会自动产生抗体，抵挡类似疾病的再次侵扰。在机体与疾病此消彼长的无数次较量中，人类将自己的生命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为生命机体构筑了一个持续向上攀升的平台，生命在与疾病的对抗中进化。这是一个自然完善的过程．

    早在公元前4世纪，医学先哲希波克拉底就已认识到疾病是一个自然过程，机体有自然治愈力，他认为医生的作用是帮病人恢复自身的自然能力，应对疾病，完成身体内部的自然平衡。

（摘编自高晞《流行病与文明同行？》）

    材料二：

图1 2003年我国东西中部地区基本经济状况

图2  2003年肺结核与传染病在中西东部发病率1/10万

（上表数据源于陈迎春、唐圣春的《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卫生发展比较》一文）

    材料三：

    中医的这种“独特的色彩、风格”，一言以蔽之——以不变应万变也。运用中医理论时病人进行具体的个体化分析，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研究和把握不同的疾病在不同个体、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发生、演变的客观规律，辨析出患者临诊时的病机之所在，然后据“机”立治法、选方药。这种带有明显的个体化、技艺化的临床决策思维特点，恰恰与现代医学临床决策思维高度的规范化、逻辑化形成强烈的反差，表现出独特的色彩、风格，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据报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已决定立项启动“中医学的特色优势研究”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确定中医药优势病种。专家已达成的共识是：即西医尚无良好疗效，中医药能够发挥独特效果的治疗领域；西医有确切疗效，但中医药具有独立的临床疗效或中西医结合疗效高于单纯西医药的病种；中医与西医有相同的疗效，但中医药毒副作用小的病种。对于这种做法，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早在2002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一篇预先为中医准备好的祭文……难道几千年不断发展的中医药学就只剩下文中所说的那点优势吗？！”

（摘编自张效霞《“以不变应万变”才是中医最大的特色与优势》）

    材料四：

    比疫病更可怕的，是疫病引起的“恐慌情绪”。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透明度高，有利于我们及时掌握情况，但反过来，也可能导致泥沙俱下，甚至激起非理性的极端情绪。在此次疫情中，不管是吸烟、喝酒可以杀死新型冠状病毒的谣言，亦或是一些毫无根据、违背常识的悲观论调，都是抓住了人性在面对灾难、疾病时的恐惧和怯弱，再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不断放大。这启示我们，在重大疫情中，不仅要和病毒作斗争，也要和一系列不真实的消息、不健康的情绪作斗争。要想取得胜利，既需要相关部门做好权威信息的发布工作，提升公开度、透明度，及时辟谣，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对疫情保持科学、理性的态度，对战胜困难和挑战保持必要的信心和耐心。当然，理性健康的心态不能代替实实在在的举措，反过来，更扎实的防控措施才是我们的信心之源。……政策层面的支持、机制上的保障，才能化解各方心中的芥蒂、免除大家的后顾之忧，为包容的社会心态提供土壤。对此，各地政府部门义不容辞，需要拿出更多科学、务实的举措，避免社会情绪的极端化、对立化。

（摘编自人民日报评论《面对疫情，理性和信心也是一剂良药》）

    材料一：

         智能家居是在互联网影响下物联化的体现。智能家居的概念来源于美国，和普通的家居相比较而言，智能家居有着传统的居住功能，也能够在信息交互的功能方面得以充分地展现，让人们能够通过外部网络对家居信息进行查看，在家居的控制设备方面得以有效实现，方便了人们合理化地安排时间。智能家居的应用目标就是要为人们营造良好舒适的生活环境，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

        智能家居以住宅为平台，利用综合布线技术、网络通信技术、智能家居——系统设计方案安全防范技术、自动控制技术、音视频技术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集成，构建高效的住宅设施与家庭日程事务的管理系统，提升家居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艺术性，并实现环保节能的家居环境目标。

    （摘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智能家居根据不同的作用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家居助手类型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人们家居生活提供方便，通过WIFI智能开关插座的应用提供无线网络、智能扫地机器人等。再有就是家居健康类型，这和用户的身体健康有着紧密的联系。智能水杯就是比较典型的家居健康产品。另外智能家居在家居能源类型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主要就是为了节约资源，以及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健康保障，在能源的高效使用上表现也比较突出。

    （摘自《参考消息》）

    材料三：

       智能家居本身的发展具有技术含量较高的特征，且它能够对现有的居住生活品质以及生活环境加以改善，所以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进步，未来，高度人工智能的智能家居将是家居的理想状态，智能家居想像空间极大。此外，智能家居作为一个应用平台，可以衍生出无数的商业需求，如个人电脑及手机等。智能家庭将成为智能家居参与企业争夺的焦点市场。由此，中国智能家居行业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中国智能家居行业的市场发展情况，详见下图：

    2012-2016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及增速

    （单位：亿元，%）

    2017-2020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预测

    （单位：亿元）

    （摘自《2017年中国智能家居行业发展现状》）

    材料四：

       虽然智能家居发展前景广阔，但是在其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认清智能家居的现状。智能家居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缺少规范的、统一的行业标准。因为国家还没有针对智能家居行业制定正式的标准，所以企业之间开发出来的产品还存在不兼容的问题，而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很难达到。第二，智能家居安全方面存在隐患。对于智能家居而言，芯片安全、传感器安全、个人隐私、可靠性等方面的安全隐患都需要解决，否则，智能家居就无法全面替代传统家居。第三，成本高昂。智能家居是通过多个子系统共同组成的，其包含的设备较多，成本较大；后续维护服务成本花费大；安装费甚至比产品本身价值还高。很多一般家庭用户根本无法接受。

（摘自《环球时报》）

    材料一：

    自2003年至今，我国先后公布了6批276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4批4153个中国传统村落。但古村落的抢教和保护进度，远远赶不上古村落逐渐消失的速度。

    “如果这些古村落都没有了，都消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乡愁?”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冯骥才曾忧虑地说道。

    而在消失的村落中，有不少是具有历史风貌的传统村落。自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10年问减少了90多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

    (摘编自《濒临消失的中国古村落》，2017年12月11日“央广网”)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村落遗产保护体系的统计分析及分布概况》)

    （注）中国村落遗产保护现有体系包括：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单位，世界遗产。从区位上看，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数量，除开东北地区的空缺区，大致呈自东向西，自北向南增多的特点，且分布不均匀。

    材料三：

    “近年来中国加大对古村落保护力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消亡速度。但由于经验和法制等不足，建立科学高效的保护体系仍‘道阻且长’。”湖南省政协委员、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说。

    “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我们的文明没有断裂，到今天还鲜活地存在？看看古村落就可以找到答案。”多年来，胡彬彬调查研究的足遍及中国5000多个乡村，被称为“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第一人”。

    “古村落拥有丰富内涵，包括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生态环境和居民的生产生活观念、精神道德情操等。”胡彬彬直言，当前中国古村落保护很大程度上是孤立地保护建筑形态，“有方向性错误”。

    2017年，胡彬彬主持撰写的中国首部关于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与保护的蓝皮书在北京发布，强调对古村落的保护要活态、整体、多维。

    对于古村古镇的“旅游开发热”，胡彬彬也有冷静的思考。他认为，要以“全面保护，有度利用”为原则，避免无序的商业开发导致“千村一面”，最大限度保护文化的特质性。

    (摘编自《古村落保护要注重活态和人文》，2018年1月27日“中国新闻网”)

    材料四：

    从农村考上北大研究生的“85后”青年汤敏，出于对古村落文化的思考，他放弃工作专心于做公益。如今，他创立了“古村之友”，在全国率先发起对古村落文化的保护，并邀请爱好古村落的人一同参与。目前，他的团队已覆盖全国30个省1000支志愿者队伍，聚拢成规模可达四五万人的古村保护志愿者团队。

    汤敏通过实地调查大量走访，写下一篇“救救梅州”的万字长文，引起公众和媒体广泛关注。最终，在各方面力量的努力下，300多座古屋免于拆毁。梅州还因此将文物保护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出台了《梅州市客家围龙屋的保护条例》。

    汤敏认为，一个地方的文明，是一个地方人的乡愁。文明的美，是地方不断涌现人才的“密码”，在城市规划的时候，更应该保护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摘编自《渠县青年汤敏辞职保护古村落》，2018年1月31日《成都商报》）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啊！一年多来，全县149个大队，他已经跑了120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像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儿战斗啊！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等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刷脸支付还需过好几道关

材料一

在上海陆家嘴一栋写字楼一层的快餐厅，白领胡晓璐用自助点餐机完成点餐，选择支付方式时，屏幕上除了微信、支付宝二维码付款等选项外，还有一个“刷脸”选项。“只用对着屏幕上方的摄像头看一眼，然后再输入绑定的电话号码，就可以完成支付，感觉挺新鲜的。”胡晓璐说。

不只是连锁餐厅，上海市民郭先生在一家服装店购物付款时也发现，收银台除了此前经常能见到的扫码枪，还有一台类似于iPad的设备，通过摄像头扫描面部信息，郭先生也快速完成支付。

2019年以来，刷脸支付迅速升温。去年底，支付宝推出刷脸支付产品“蜻蜒”。今年3月，微信刷脸支付设备“青蛙”正式上线，刷脸支付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除了大超市、连锁餐厅，不少中小商户都收到了来自支付宝和微信两家的“诚意邀请”。上海闵行区一家餐馆负责人朱先生对记者说，最近一段时间，支付宝、微信两家推广刷脸支付的工作人员已多次上门推销。随着推广力度不断加大，市场上甚至已出现“零成本”安装刷脸硬件设备的情况。

材料二

尽管平台力推，消费者和商家也展现出足够的好奇心，但采访中发现，刷脸这一新支付方式也暴露了利用率低、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等问题，能否被市场接受还有待检验。

“扫码支付很麻烦吗?”在上海静安区一家便利店，面对记者提出的刷脸支付的问题，刚刚买了一杯咖啡并扫码完成支付的徐先生如此反问。徐先生说，他购买了该便利店的会员资格，付款时一方面需要扫描App积分，另一方面，一些优惠券也需要扫码才能使用，所以他并不会选择刷脸方式进行支付。

在上海虹口的一家连锁咖啡店，记者看到，收银台上的刷脸支付设备黑着屏幕，无法正常使用。“坏了两天了，还没有人来修。”收银员说，和二维码扫码收款相比，刷脸收款设备故障率高。该收银员还表示，高峰期，刷脸支付慢、效率低。“有刷脸支付的时间，三笔扫码支付都完成了。”

业内人士表示，刷脸相较于指纹、密码，优势在于去掉了手机这一介质，但介质的缺失，也意味着人脸信息利用变得更加容易。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应用在互联网领域，并以此作为交易支付的认证，风险是有的。”上海市信息安全行业协会会长谈剑峰表示，刷脸支付的基本原理是将终端服务器采集到的信息与云端信息进行比对，看信息是否一致。如果云端生物数据库发生信息泄露，则不仅会给账户安全带来风险，也会造成具有唯一性的个人生物信息外泄。

材料三

针对刷脸支付，监管部门也在加快顶层设计。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探索人脸识别线下支付安全应用，借助密码识别、隐私计算、数据标签、模式识别等技术，利用专用口令、“无感”活体检测等实现交易验证，突破1:N人脸辨识支付应用性能瓶颈，由持牌金融机构构建以人脸特征为路由标识的转接清算模式，实现支付工具安全与便捷的统一。

“就个人信息保护来说，用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尽管目前已有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但关于个人敏感信息、生物信息等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建议尽快通过立法予以明确。

谈剑峰表示，任何一项技术都有它适合的应用场景，不能一味滥用科技。在用作支付认证时，不能仅仅凭借面部信息等生物特征进行单一验证，而应结合着传统密码等方式，进行多重认证。

刷脸支付既要便利，更要安全。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表示，这一方面需要行业自律，企业应该对采集到的个人信息进行加密存储，也需要企业明确和规范用户信息使用的目的和范围，避免消费者信息被过度使用；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监管，“在金融科技领域，创新走在监管前面是常有的事，这需要监管部门及时跟踪创新以及创新带来的问题，对监管机制进行更新和强化。”

(摘编自新华网，有删改)

材料一：

庞大的生活消费需求，叠加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是“无接触商业”兴盛的客观背景。既能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又能兼顾复工复产的现实需要，“无接触商业”不失为企业经营的新思路。

“无接触商业”能减少疫情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商业形态，重新定义了服务场景。餐厅由堂食为主转向聚焦线上经营，实现从餐品制作到交付全过程无人与人直接接触，意味着要改造线下环境和操作流程；无人超市的普及，将加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落地，推动传统零售转型升级；对于快递、外卖行业来说，无接触的取派方式若能延续并普及，将革新传统物流的末端生态。这一过程除了催生新经济、新业态，也会促使更多新工种、新职业诞生。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人们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环境中会呈现不同的特点。能否适应并满足这些特点的需要，检验着互联网发展的精细化水准，体现着技术服务人的能力。比如，在这次疫情中，在线教育、远程医疗为足不出户的人们提供优质服务，服装、美妆等业态大幅转战直播平台，不少文旅服务被搬到线上，甚至连音乐节也可以在线举办……

（摘编自孙廷宁《“无接触商业”加速到来》，《人民日报》2020年3月11日）

材料二：

当然，“无接触服务+”真正成为一种市场潮流，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高度数字化市场的形成。疫情防控期间，宅人增多推动宅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如果没有数字化服务平台，宅生活将无法想象。正是有了在线买菜、购药等购买形式，以及在线问诊、在线教育等数字化服务供给，全民自主居家隔离的抗疫统一战线才得以形成。而商家对服务业数字化的价值认同更为深刻。对于本身有数字化服务渠道的商家而言，此次疫情冲击更坚定了其发展数字化服务的方向；那些数字化布局准备不充分的商家，疫情期间就特别难熬，许多商业活动难以完成。

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高度数字化市场，不仅让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得到丰富和拓展，也让众多商业领域找到了延展空间，可谓危机中蕴藏着发展机遇。有学者认为，疫情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发展向好的基本面，越过“冬天”，疫后经济将重新回归良性发展轨道。在此过程中，“无接触服务+”将扮演重要的引擎角色。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无接触服务+”市场将不断拓展和升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机会，也是企业发展谋长远的重要策略。

（摘编自胡立彪《“无接触服务+”时代到来了吗》，《中国质量报》2020年3月12日）

材料三：

（摘编自《美团外卖发布“无接触配送”服务标准》，新浪网2020年1月30日）

材料四：

此次疫情所引发的最大变化，就是公众真正意识到了“无接触商业”的卫生防疫优势。

从过去的“被动无接触”“碰巧无接触”，到如今的“主动无接触”“优先考虑无接触”……“无接触餐厅”之类的新事物，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相较于其给予消费者的即时可见的“安全暗示”，其真正的意义和未来前景，无疑是有待观察的。

“无接触商业”的兴起，是大势所趋的方向还是一哄而上的噱头，这需要全社会回归正常和平静，综合各方利弊之后再给出回答。少些炒作、少些押注，系统地、审慎地评估“无接触商业”可能性，这是避免市场泡沫的关键。有些产品或服务，天然适合“无接触”也可以“无接触”，比如说在线教育、网络诊疗等等；而另外一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刻意追求和标榜“无接触商业”，很多时候只会适得其反。

“无接触商业”不能玩成文字游戏，也不应该成为跟风游戏。我们需要多少“无接触”？能做到哪些“无接触”？其成本和效用又如何？凡此种种，都需要理智、精准、量化地加以测度。

（摘编自然玉《“无接触商业”兴起，是大势所趋还是跟风炒作》，光明网2020年3月12日）

材料一

记者：您与徐少锦教授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家训通史，请问中国历史上什么时 候产生了第一部家训？

陈延斌：原来我们认为周公写给儿子的《戒子伯禽》是文字记载最早的家训文献，但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发现早于周公家训的是周文王临终前写 的《保训》。

记者：   

陈延斌：我们目前已经搜集的家训既有帝、后训谕皇室、宫闱的诏诰，也有士人教导幼童稚子的启蒙读物；既有家训、家范、家诫等长篇专论，也有家书、箴言、碑铭等简明 训示；既有苦口婆心的规劝，也有道德律令性质的家法、家规、家禁等。古人之所以热衷   撰写家训，一是与家国同构的观念有密切关系。为保障族人正常生活、调节成员关系、延续宗族，就有了家范、宗规、族训，从而不必依靠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强制。二是与端蒙重 教的悠久传统也有密切的关系。早在《易经》中就提出“蒙以养正”“正家而天下定”的   主张，此后将身修、家齐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观念，而家训文化的产生发展正适应了 这种社会需要。

记者：   

陈延斌：《中华十大家训》是我们课题组面向普通读者编著的传统家训普及本。中国家训文献卷帙浩繁，究竟选择哪些篇目为代表确实是个难题。我们反复考量，精心比较， 最终遴选出十部家训。何以用“大”名之？一是家训的代表性。这十部家训的遴选力求体现各种层次的代表。既有被称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也有被称为“《颜氏家训》   之亚”的《袁氏世范》；作者中既有帝王，也有高官贵宦；既有普通官吏，也有普通百姓。   二是家训的影响度。就传统社会和当今学界而言，流传最广的仕宦家训莫过于《颜氏家训》。   该书内容极为广泛，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全面系统完整的家训著作。三是家训的风格和形式。为使读者更全面了解传统家训的文体风格，我们尽量兼顾各种类型。

记者：今天我们在传承家训家风文化方面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陈延斌：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封建社会的影响，传统家训不可能不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我们也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传统家训的时代价值和积极意义。今天的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邻里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家训文化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化方式都有值得我们吸纳借鉴的方面，为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家风营造和家庭建设提供参考。

（摘编自陈延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家训家风文化》）

材料二

古代家训产生和发展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机制，就是父家长权威和立子立嫡代代延续的宗法制家庭结构。事实上，家训文化之所以有效和得以传承，关键在于父家长对于家庭成员具有无可撼动的绝对权威。不听父言、反抗父训，就是不孝，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   是法律的惩处。正是由于家长的权威决定了其家训的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决定了家训的   可行性。今天，父家长制已经瓦解，父亲在家中的权威没有了强制性的制度保障。这是今天建设家训所遇到的最为困难的地方。

由于“生男生女一个样”的宣传，改变了几千年来的“传种接代”的生育观念，这就冲击了中国人重视光宗耀祖、维护家族荣誉的传统观念。随之也就消解了立家训的这一动力机制。古代，家训是与家族荣誉的代代相传同行的，因而才有立家训、遵家训的动力。《包拯家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包拯训示：“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当今社会，传统家训日渐   式微，家训文化面临衰败消亡的严峻考验。

（摘编自朱贻庭《今天，重建家训文化何以可能》）

材料三

中华传统经典家训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浓缩着独特的文化基因，彰显着鲜明的文化理念。它根植于传统社会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深受传统儒家德性文化的内在影响，推崇“内圣外王”之道，无论是天子君王还是庶人百姓，皆以修身养   性为根本，以圣贤人格为理想。传统家训文化作为家族的精神血脉，世代相传。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对家长提出要求：“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与家众。”作为教育者的家长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为子孙树立起身边的榜样。同时注重彰显实践理性，强化生活塑造。《颜氏家训》开篇序言的第一句就是“圣训素来谈时易做时难”。可见，家训都十分注重生活性、实践性、细节性。传统家训文化特别强化学习榜样的意义。家训中均对子女作出“慕贤”的行为指向和道德要求。将贤德之人视为人生的榜样。中华传统经典家训文化基点在于家庭，但绝不仅仅停留于此，治理好小家的深远意境是为了国家天下。因此，小小家训却深藏着厚重的家国情怀，体现出“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和时代精神。爱国是中华传统经典家训文化不变的主题，浓郁的忧国忧民情怀，不仅是君子圣贤的理想追求，也是普通家庭的价值取向。

（摘编自孙泊、陈瑶《中华传统经典家训的思想要义及其文化意蕴》）

拿去主义

陈诏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一篇杂文的题目，现在已成为引进、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专用名词，同样重要的是“拿去主义”，虽然未经鲁迅述及，却也值得一提。

在“文化热”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有些同志的心目中，所谓“交流”，就是指“拿”，至于“拿去”，对不起，意识不强，也许是没有考虑。这实际上是单向流程，而不是双向流程。“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是礼仪之邦，总不能光拿人家的啊！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的民族文化落后、陈旧，对是否有输出价值和竞争能力表示怀疑。其实，这些同志未熟谙西方的心理和行情。须知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互为补充，不可代替，从而构成世界文化整体。中国文化，诸如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汉代墓葬中的金缕玉衣、唐诗、宋词、《红楼梦》等等闻名世界，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未被我们重视的所谓“糟粕”，西方人的评价也常常出乎意外。例如老庄哲学和《易经》，我们认为是完全过了时的东西，而目下在西方却大为走运。许多科学家对目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无法进行概括，他们找来找去，终于在老庄的“道”和《易经》的爻象中找到了合适的语言，并给以很高的评价。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宝库，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说得一无是处。

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如果我们拿出去的永远是一些陈年百代的古董、祖传的遗物，那也不能使我们今天的炎黄子孙脸上增光。对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既想了解中国的昨天，当然也想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所以拿出去新的文化成果，才是今天中国人的光荣职责。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有了较多的关注，就以文学方面来说，王蒙、冯骥才、谌容、张贤亮、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已陆续有了各种译本，被介绍到西方，有的还有专著论述，成为新一代的汉学家的研究课题。但也应该承认，我国当代文化在西方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要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赢得声誉，看来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推出中国当代的文化产品，当然必须顾及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如果不能反映八十年代中国的风貌，如果“拿去”的和“拿来”的是一样货色、一副面孔，人家是决不会报以青睐的。所以对热衷于“拿来”的同志来说，切忌以照搬为能事，以模仿为时髦。否则，“拿来”容易，“拿去”就困难了。正如一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所说：“中国作家切不可费力去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要完全为中国读者而写，写出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写出西方没有的风格。这样，才能引起西方读者更强烈的兴趣。”

“拿来主义”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拿去主义”也是我们所要强调的。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应该有勇气，有志气，广泛吸收、消化外来的营养，发展自己的优势，努力攀登文化高峰，拿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人的优秀成果，贡献于全人类。

(选自《文学报》1986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