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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斯文

梅贻琦

    谈起清华，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虽然梅对闻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在国民党当局尤其是最高层面前，却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爱才惜才之大胸怀。在蒋介石约见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时，梅梅贻琦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梅先生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蒋介石频频点头说。随后，梅贻琦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原本要追究进步教授的质疑，却变成为教授争取待遇的由头，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梅先生的处事智慧。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钱钟书、华罗庚，许宝騄。都是28岁，都是正教授。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并于1938年哲学博士学位；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一时学生情绪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难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寡言还表现在他为人低调和处事不张扬上。无论他主持学校或台湾“教育部”时，公文函札都是他亲自审阅，常通篇改写，尤其是出任“教育部长”后，每日带重要公文晚间批阅，常到深夜。

（摘编自黄延复、钟秀斌《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注】西南联大：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临时组成。

相关链接：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②梅贻琦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宇、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的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是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她只能活七小时

【美】保罗•舍恩斯坦

    本市新闻编辑台电话机的指示灯闪烁着微弱的白光，时间是下午3点40分。

    本市新闻主编接了电话，他听到这些内容：“我的小女儿在路德医院。医生说她只能活7小时，除非得到新药青霉素。这是她唯一的希望。医生已经使用了磺胺以及其他每一种药。我必须找到某个有足够能力的人帮她。你能帮我吗？”

    打电话的人通报了他的身份，他叫劳伦斯•马隆，职员，家住杰克逊海茨，第34大道第83号。濒于死亡的小孩是他的女儿，叫帕特丽夏，两岁，现就诊于路德医院，在曼哈顿，第144街和康文特大道交汇处。

    找到青霉素并非易事。因为这个被医学界誉为“创造奇迹”的奇药是如此的稀少，以致几乎不能得到它。即使是军方，也只能得到他们所需的一小部分。

    然而，这位父亲恳求帮助两分钟后，本市新闻编辑台决定开始投入这项援助工作。这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只能活7小时，除非……”

    包括打到路德医院，证实了那个小孩几乎不能活了，她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血液病，即葡萄球菌引起的败血症，一种血液中毒。磺胺制剂已用过了，输了两次血，都无济于事。有人提出青霉素是唯一的希望。

    通过电话向华盛顿的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托马斯•帕伦请示，并详细调查了纽约的药品公司后得知，施贵宝公司生产青霉素。

    打给帕伦博士的电话被理查兹博士听到了，他在华盛顿负责科学发展局的研究工作。“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的施贵宝实验室能提供青霉素。”理查兹博士说，“我将打电报，请他们立即定量发放。”

    于此同时，人们获悉斯特•基弗博士这位波士顿外科医生和战时生产委员会有权命令发放民用珍贵药物。他是由路德医院的外科医师丹特•柯里蒂大夫通过电话取得联系的。

    “你将得到青霉素。”基弗大夫向柯里蒂大夫许诺。那是下午4点钟。医生们对在红头文件的作用下找到青霉素的来源并被予以发放的速度感到惊异。

    现在，计划正在实施之中，由两个州的警察护送青霉素这个仁慈的东西从新布伦瑞克运到这个奄奄一息的女孩的床头。下午6点30分，柯里蒂大夫在霍兰隧道的入口处碰到了一群焦急的记者。当那辆仁慈之车停在施贵宝实验室前面时，时间是下午7点30分。

    3个卫兵等在那里，其中一个走向汽车：“是柯里蒂大夫吗？给你青霉素。”

    柯里蒂大夫接过那硬纸匣，由冰裹着的青霉素放在里面。“现在，”他说，“我们有了一个战斗的机会。”

    最后一段路程是从霍兰隧道到路德医院，只用了8分钟，这是创纪录的速度，行驶在西区高速公路时，车速器始终指向65英里，这时汽车就要停在医院门口之前，柯里蒂大夫说：“今天，你们做了一件世界上所有的医生都作不了的事。”

    “也许是，”一个记者说：“但是从现在起，大夫，靠你了。”

    此后，记者们惦着脚尖走进四楼那个失去知觉的孩子的房间。她费力地呼吸着，但在蓬勃的丝一般的棕发下面的小脸上，并没有痛苦的表情。她是个可爱的病孩子。“一个护士低声说。

    帕特里夏•马隆的父母哭了。

    “谢天谢地”凯瑟琳•马隆低语着，“至少，我的小丫头又有了一次机会。

（选自《普利策新闻奖名篇快读》，有删改）

【注】这篇报道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8月，获1944年普利策新闻奖。

江平：法学家的思与痛

    江平在人生80岁时，相信胡适的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这“四不”他可以说是做到了。

    1996年，江平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40周年，写过一篇《终生不悔·四十年执教有感》的文章。其中这样说：原先不明白为什么传统美德“礼仪廉耻”中不写“勇”而写“耻”，后来知道，得耻者，不足也。勇有匹夫之勇，知耻之勇是最大的勇。

    他在《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中说，只服从真理，只向真理低头。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能说无产阶级必然掌握真理；下级可以服从上级，但并不能说真理必然掌握在上级手中；少数服从多数，也不等于真理必然在多数人一边。

    树在划痕处生长出新芽，人的受伤处生长出思想——这些话语源于他的切肤之痛。江平一生中最难以磨灭的记忆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那种撕心裂肺的精神疼痛，如一把钝刀磨砺于皮肉包裹的内心深部，并且前后折腾了20年。

    在1957年他被派去苏联学习之前，他自以为戴着桂冠回国，就可以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了。但是回国后等待他的却是一顶冰冷而沉重的右派帽子。在27岁风华正茂之年，他从天堂跌入地狱。

    接着，感情甚笃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之离婚。更令他不能接受的是，没过多少天，她又结婚了。“我正被过去的恩爱所折磨，她却表现得如此无情无义。”

    1960年，他和一个朋友为了弄个护碾子的铁栏，去铁路上偷钢丝，却意外地被火车卷到车轮底下，轧断一条腿，几乎丧命，最终落下残疾。这三件致命打击，连续发生在两三年内。

    他是这样评价“反右”的：可以说是“知不敢言，言不敢尽，言者有罪，闻者动怒”。他曾经在反右20年后的1977年写下《反右20年感言》，深感“强闭喉舌”和“欲诉无门”就是20年心情的写照。他意味深长地说：“好在两年后，终于圣朝出现并给予了彻底平反。”

    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历史的玩笑开得精准和过分，并且总是与愿望恰恰相反，无法预料，也避之不及。

    这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故事。经过岁月和时局，当大历史的潮涌终究回归于正常的轨道，作为个人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30～50岁，他把一个法律工作者人生最好的20年，当做历史的牺牲。而他的牺牲，与隐匿于历史布景中的无数牺牲者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

    他在序言中说：“我近30年来的学术成就与两人有密切关系。”一位是李慎之先生。一次李慎之先生对他说：你们搞法制的，最终会发现法制的困惑在于政治。法制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促使我关心宪政，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他赞同“对私权的侵犯，主要来自公权力的滥用”。江平说：“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

    他努力超越无法改变的宿命，总记得灾难经验中的美好部分。他的学生贺卫方留政法大学任教，有机会听江平聊起过去。“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他没有被摧毁，或者被磨圆。相反，愈挫愈奋，常语出惊人，刀刀见血。

    “文革”结束后几年，被誉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成为稀缺资源。他突破法律禁区，一上来就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私权利的观念引入了国内，让禁锢多年的思想和国际潮流接轨。

    这期间，他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这部划时代意义的法律首次肯定中国人的私权，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

    这是一个讲求利益和娱乐的时代。在利益面前，理想主义者的初衷渐渐迷失。在利益面前牺牲品质和原则，似乎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他知道，在理性的层面，只有把被颠倒的颠倒回来，他的命运悲剧才可能被彻底释怀。他相信那些浮沫和喧嚣是一种外部装饰，终归会归于沉寂，而他的使命是直抵社会问题的核心。他要在刀尖上工作。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最近两本书都用了“呐喊”这个词，我为什么选择了“呐喊”这个词？我觉得选择“呐喊”，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形势越来越严迫，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我想用“呐喊”这个词，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我觉得在现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情况下，要把这两个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江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②江平教授不但弟子满门，且学术名气蜚声海内外。古有“以天下为己任”、特立独行的“国士”，今之江平教授，亦堪称敢于秉持正气、坚持真理的“公共知识分子”。（郭道晖《只向真理低头的法学家》）

现代人的修身、修心与力行

沈士光

    自古以来，我国先贤们就主张人要修身，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观与古人相观照有诸多异同之处，其修身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

    修身最简要的定义是要修除个体身上的缺点不足，使之成为意志坚定、道德超拔的“君子”。古人的修身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境界性，是一种境界修身，鼓励人们不要被眼前艰难的生存状态所击垮。即使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也应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

    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不再为生计烦恼，有时人们强调修身是防止过于优裕的生活容易使人失去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更多时候，现代人面临的最大生存境遇是激烈的职场竞争压力、复杂的职业环境、严格的职责要求、以及职业发展的起伏与挫折等，于是，他们更需要通过修身来使心理、生理和伦理诸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现代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主张工作和生活分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们追求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的方式以达“休身”和“修心”的目的。诚然，这种修身与古人的境界修身是有差距的，古人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他们的修身是“正心”，现代人是“休心”、“松心”；古人的修身绝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浓厚的心系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与人文情怀。

    现代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修身健身要处于运动之中。一是与“独”相反的“群”修身健身方式。古人的修身多为“独”和“静”，而现代人独处的时间比古代人更多，心灵的孤寂更深。现代人也相信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能够调节气氛。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就读的学生，在闲暇时间，三五成群到“KTV”去“飙歌”的情形时常可见。二是与“静”相对的“动”的修身健身模式。“琴棋书画”是传统的中国式修身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以静入胜。毋庸讳言的是，古人“静”的健身方式，表达的首先是修身，然后才是健身的精神追求。现代人的观念则相反，“动”则有活力。近年来，“广场舞”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健身新理念。或许有人会认为“广场舞”只是大妈们一种健身运动，算不上修身。在笔者看来，“广场舞”是健身为主且有益于修身，属于健身修身型。“广场舞”多数选择与舒缓、低沉的“静”相对的明快欢乐，甚至节奏感强的音乐曲调，其实反映了一个个独立又有些寂寞感的个体对同一时间空间集体交流的精神向往，这无疑也是一种修身。

    古人的修身是一门功课，每天必需花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反省。从前有一种“功过格”，每天做完事情之后，睡觉之前，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笔墨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如果做了好事、善事，则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这样最后达到“修身力行”的圣贤境界。

    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考验伦理道德的境遇。因此，随时力行也是随时修身，修身力行应合二为一，而不是刻意专门找一个时间修身。比如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银行、剧院、商场、公园、地铁等公共场所，都要注意遵守公共秩序，这都是修身。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的职业中，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修身最为重要，要求也最高最严，必须“严以修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讲君子“三耻”，即“耻不修”、“耻不信”和“耻不能”，他将“耻不修”放在首要位置。

（选自2015年9月28日《文汇报》）

材料一：

    公益创业又称社会创业，是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的一种全新创业理念与创业模式。在开展追求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并重的创业活动时，公益创业兼顾社会性和企业性，将实现社会价值和企业化运营结合在一起，在儿童保育、残障人士就业、社区发展等领域积极开展社会创新。公益创业不仅涵盖了非营利性机构的创业活动和营利性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的活动，还成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矫正力量。

    它以和平方式达到了以往通过暴力和流血也未能实现的社会目标。公益创业的兴起是创业领域最重要成果之一，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在解决社会问题，打破国家“福利僵局”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将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公益创业的开启是创业教育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未来创业研究的重要领域。

    公益创业同样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只有专业化、具有公信力的工作才能获得资助人的认可，进而获得持续的资金来源。最重要的是做到财务透明，让资助人知道钱是怎么花出去的。

    公益创业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公益创业者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公益创业是公益创业者和环境之间持续互动的过程。社会环境极大地影响公益创业者的积极性、公益创业的领域、公益创业所能采取的组织形式以及公益创业的成功率。

（选自《解读<中国青年公益创业调查报告2016>》）

材料二：

（选自《中国青年公益创业调查报告》）

材料三：

    越来越多的高校通过开展公益创业教育，以创造社会价值作为自我实现的途径，培养学生公益创业意识，促进青年大学生参与公益创业活动，用实际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

（节选自《青年人是公益创业主体力量，他们为何选择这条“少有人走的路”》）

材料四：

    国内公益创业的商业运作状况又是怎样的呢？关于“收入来源于商业活动的此例”的问题，《中国青年公益创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商业活动的收入占总收入50%以上的公益创业组织占42%；商业活动的收入占总收入50%以下的公益创业组织占44%。有将近一半的公益创业组织商业活动收入超过总收入的50%，公益创业组织以市场化运作手段获取一定的利润，采用企业化的经营方式，其收入来源具有明确的商业性。

    “行业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小，商业和公益也出现了更多更新的合作模式。只有更加擅长整合跨界的资源，公益机构才能探寻到更加可持续的模式，撬动更多的利益相关方来进一步推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商业化运作与盈利可以使公益创业者摆脱对捐款的依赖，减轻政府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重负。”这是北回归线爱心协会发起者王方圆的回答。

    公益创业具有市场导向性。“市场导向性”表明公益创业的绩效驱动、竞争性和前瞻性。虽然公益创业和商业创业最大的区别在于是经济效益优先还是社会效益优先，但是公益创业为了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必须以商业企业的方式运作并获取利润。公益创业把经营性收入放在首要位置，利润和盈余是组织及公益事业发展的保障，也是公益创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不管是真正从事公益创业的参与者还是研究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盈利的重要性。公益创业的经济价值体现为公益创业与商业企业一样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形成自己的商业模式，通过销售产品或服务获取资金支持，创造经济效益。公益创业组织收入来源中的商业性活动来源是“自我造血”的主要方式，公益创业组织运用市场化方式提供产品与服务获取一定的收入与盈利，从而反哺公益事业，才能使其获得长足的发展。

（摘编自《公益创业的盈利与分配模式》）

材料一：

    新时期脱贫攻坚的目标，集中到一点，就是到2020年实现“两个确保”，即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围绕这一总体目标，规划进一步细化设计了10项具体指标，除了将总体目标中提出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纳入指标外，还重点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细化提出了贫困地区农村集中供水率、贫困县义务教育巩固率、建档立卡贫困户因病致（返）贫户数、建档立卡贫困户存量危房改造率4项指标。

    考虑到易地扶贫搬迁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头号工程”，贫困村集体经济壮大对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重要性，规划设置了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和建档立卡贫困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指标。

（选自《“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

材料二：

    “她们姐妹俩能学业有成，长大成人，多亏了国家的扶贫好政策……”时值寒冬，寒风刺骨，但小雅和苗苗（化名）这对双胞胎的奶奶，心里却升起阵阵暖意。

    家住安徽省濉溪县五沟镇的小雅和苗苗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自幼父母双亡，与年过七旬的奶奶相依为命，仅靠低保补助维持生活。濉溪县教育局得知后，为她们争取了普通高中资助，每人每学期1500元的国家助学金、850元的学费减免，学校每学期补助800元、县级智力扶贫每人每年1250元等政策救助。孩子的苦少了，学校里的生活好了，家长肩上的担子轻了，久违的笑容也浮现在了祖孙三人脸上。

    去年以来，濉溪县教育局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有关教育扶贫要求，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脱贫攻坚战略部署，把“大力开展教育精准扶贫工作”列入重点工作，把“抓党建促扶贫”纳入全年党建重要内容，认真研究制定《教育扶贫工作计划》，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县教育扶贫工作的通知》，措施得当，成效显著。

（选自《2018年3月5日人民网》）

材料三：

    国务院扶贫办最新摸底调查显示：目前，全国现有的7000多万贫困农民中，因病致贫的有42%；因灾致贫的有20%；因学致贫的有10%；因为劳动能力弱致贫的有8%；其他原因致贫的有20%。而这些贫困农民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增收的产业。“十三五”期间，我国将通过旅游开发等多种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四：

    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作用，建立健全产业到户到人的精准扶持机制，每个贫困县建成一批脱贫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产业，每个贫困乡、村形成特色拳头产品，贫困人口劳动技能得到提升，贫困户经营性、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

开展贫困村旅游资源普查和旅游扶贫摸底调查，建立乡村旅游扶贫工程重点村名录。以具备发展乡村旅游条件的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为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推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等一批旅游扶贫重点工程，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游客资源共享。安排贫困人口旅游服务能力培训和就业。

（新华社《推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运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彭燕韩）

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

    材料一：

    2018年9月17日至19日，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为期3天的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著名企业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物齐聚一堂，展示了人工智能在无人驾驶、医疗、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广阔前景。空前的盛况、广泛的关注，反映出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我国连续6年成为工业机器人第一消费大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超过40%，语音、视觉识别技术世界领先，阿里巴巴、科大讯飞、依图等一批企业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有力竞争者……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需求导向引领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应用倒逼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特发展路径。但也应看到，我国企业目前仍主要凭借丰富的数据、巨大的应用需求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累积优势，而发达国家科技行业则依旧掌控着全球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和发展趋势，并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方面大幅领先。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瞄准核心关键技术和基础前沿理论，迎头追赶、久久为功。

    （摘编自《人工智能是接地气的科技力量，要下好“先手棋”》，《人民日报》2018年09月19日）

    材料二：

    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供需差距为何如此大？相关运用不断突破，促进各国不断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但是人才培养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得益于数据、算力和算法的集中突破，人工智能近年来开始进入落地实践阶段。以深度学习为主要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语音识别、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展露强劲发展势头，相关应用突破还可能给医疗、交通、制造、金融、教育等领域带来巨变。

    正是看到其巨大潜力，全球各主要国家纷纷开始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纷纷加入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军备竞赛”。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而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全面解读》报告，2017年中国有592家人工智能企业，员工数量为3.92万人。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由于中国高校在较长时间内没有人工智能专业，这也导致了国内相关人才供给不足。

    （《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紧缺》，《人民日报》2018年12月03日）

    材料三：

    2018人工智能促进协会（AAAI）会议提交和入选的论文数量

    2018AI论文加权引用概况

    注：加权引用（FWCI）是AI作者在该地区接收的平均引用次数，除以所有AI作者的平均引用次数

    （摘编自《斯坦福2018全球AI报告，七大维度数据公开》《参考消息》（2018年03月25日）

    材料四：

    记者：如何认识目前我国学校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情况？

    李德毅：当前，高中生的人工智能教育刚刚尝试。在高等教育阶段，高职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还处于无序状态。高职院校大多在计算机专业里开设零星的人工智能课程，教材零乱，深浅不一，更缺少技能型、应用型训练和应用型创新工匠的培养。本科生在校学习智能科学和技术的课程，以选修为主，一般不超过4个学分，仅占总学分的四十分之一，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智能人才的需求。研究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有“高开低走”现象。例如，清华大学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研究生教学课程45个学分中，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课程不到10个学分；在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中，人工智能研究方向不到6个学分；在电子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生教学课程中，甚至没有人工智能课程。

    （摘编自董洪亮《怎样对学生进行人工智能教育（前沿访谈）——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人民日报》2018年08月23日）

材料一：

    2018年4月2日，教育部制定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发展目标：

    到2020年，基本完成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

    到2025年，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原创成果，部分理论研究、创新技术与应用示范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效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智能社会建设。

    到2030年，高校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摘编自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材料二：

    2018年6月8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在回答“《行动计划》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方面有何举措”的问题时，相关负责人说：支持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设置人工智能学科方向，深入论证并确定人工智能学科内涵，完善人工智能的学科体系，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支持高校自主设置相关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加快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版），积极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重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探索“人工智能+X”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对照国家和区域产业需求布点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和资源向教育教学转化，推动人工智能重要方向的教材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推动编写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和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将人工智能纳入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引导高校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并通过增量支持和存量调整，稳步增加相关学科专业招生规模、合理确定层次结构，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力度。此外，还要努力构建多层次教育体系。在中小学阶段引入人工智能普及教育；不断优化完善专业学科建设，构建人工智能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于一体的高校教育体系；鼓励、支持高校相关教学、科研资源对外开放，建立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人工智能科普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摘编自中国政府网

材料三：

    6月10日，在江汉大学举行的高校招生咨询会上，人工智能成为了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专业之一，多数家长们看好它的就业和薪资前景。

    长江日报记者发现，大数据、机器人工程成高校爆款专业，教育部在汉高校在设置此类专业时非常积极主动。在湖北今年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高校里，除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双一流高校全部“集体上线”。

    省属高校中，湖北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武汉轻工大学今年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

    作为市属高校的江汉大学围绕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双一流高校建设需要，增加了大数据、智能制造专业方向；武汉商学院去年成立了湖北省首个机器人工程本科专业。

    部分民办高校也十分敏感，武昌理工学院、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武昌首义学院、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

    那么，如何培养人工智能人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院长张虎认为，人工智能人才一定是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人工智能人才时一定要打牢基础。江汉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执行院长程辉也持同一观点。他认为低年级的大学生首先要学好数学、计算机这些基础学科知识，到高年级再进行大数据挖掘分析实践。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杨维明认为，人工智能人才可以结合项目进行培养。

    ——摘编自2018年6月12号《长江日报》

材料一：

    共享单车尚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但这一创新留给人们的思考仍是略带苦涩的，共享单车的逻辑起点是符合市场期待的，即补足公共服务的细分领域。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大量涌入，跑马圈地的商业模式，与有限城市空间的激烈碰撞，“公地悲剧”造成的单车资源巨大耗损，最终将共享单车拖入难以为继的运转轨道。

    共享单车对公共空间无所顾忌地侵占，以解决公共服务难题的名义制造了公共服务难题，是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的背离；为了抢占市场，不惜过量供给单车，造成资源严重浪费，也背离了“共享经济”的题中之义；对用户押金缺乏合理的管理机制，乃至制造退出的不自由，也违背了基本的商业伦理，更进一步重挫品牌公信力，造成用户进一步流失。共享单车在这些颇为基础的规则上走错方向，尽管其表现形态具备令人炫目的互联网诠释，也难以避免今天的这场整体性后撤。

（摘编自《共享单车陷困境：互联网思维不是悬空之物》，2018年11月30日光明网）

材料二：

    共享经济从无到有，再到发展壮大，人们“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现在又似乎眼看它陷入了某种僵局。

    如今共享单车市场已经从拼投放数量，走向拼服务、拼用户体验，对共享单车的管理也需要摒弃“一刀切”的“禁投”思维，努力挖掘市场潜力和红利，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过去共享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资本的自发式推动，现在监管与平台的深度磨合将变得更为重要。

    时间倒流，如果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因政策原因“推迟”10年出现，今天中国的经济格局恐怕会大不一样。对待共享经济，也应该有这样的历史眼光。共享经济现在或仍难言成熟，但却已经深嵌于社会。

（摘编自《给共享经济弯路“试错”的包容》，2018年12月6日《经济日报》）

材料三：

【注】E为英文estimated（预计）的首字母。

（摘自《2018中国共享单车发展现状专题研究》，2018年12月25日艾媒咨询发布）

材料四：

    从昔日倒掉的数家共享单车企业到今日的ofo，共享出行企业的生死都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曾经站在风口的新经济、新业态在资本的裹挟下野蛮生长，快速消耗资本却难以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随着资本的离场，企业因无力负担扩张和运管成本而举步维艰。

    企业需要为投资人负责，也需要为社会负责。倘若企业无法解决无序停放、占用道路等新的城市治理问题，共享单车的下半场或将提前收场。

    回过头来看，ofo多达1200万的排队退押金用户数字既是共享单车生存困局的铁证，更是共享出行巨大需求的铁证。从这点来看，共享经济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可观的，但需要尽快建立健全押金管理制度，并鼓励采用免押金模式替代，从而走出“押金难退”的泥沼。

（摘编自《“小黄车”可以黄，但共享单车不该黄》，2018年12月24日《工人日报》）

材料一：

    独角兽，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生物，稀有而高贵。基于此，人们常用独角兽企业来形容发展前景看好的初创企业，具有发展速度快、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等属性。独角兽企业的界定标准是：创业十年左右、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其中，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被称为“超级独角兽兽”。在新经济时代，随着各类创新资源的加速流动，逐渐形成了能使独角兽企业不断涌现的社会土壤，使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机会，整合资源，爆发式成长为“独角兽”。当前，独角兽企业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强弱的评价指标，是全球各路资本竞相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所在。

（节选自《发展独角兽企业的思考》）

材料二：

    2018年3月23日，科技部发布《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共164家，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33家。其中因上市、被并购和成立超过十年而“毕业”的独角兽企业共20家，因估值下降而退出独角兽企业榜单的企业有9家。综合来看，2017年新晋独角兽企业高达62家，总估值6284亿美元，成都、宁波、东莞等六城市首次出现独角兽企业，这与国家重视创新的政策相符。而2016年全国共有131家独角兽企业，估值总和为2137亿美元。从行业布局和地域分布来看，具有如下图的特点：

164家“独角兽”行业分布

数量分布        估值分布

材料三：

    “独角兽”的大量涌现源于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它是经济爆发增长的标志。新经济时代，创新全球化和社交化等资源加速流动，为“独角兽”的大量涌现创造了基础条件。“独角兽”的成长中，有两个关键特质。一是自成长，制定新的行业规则，遵循新的进化法则，适者生存，依靠生态力量自发前进。比如，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优步”，颠覆原有规则，在打车行业中聪明地构建平台，植入盈利模式。二是要有生态圈。只有冲破藩篱、合作共赢，才能爆发式成长。首先，是“走出去”——与外部企业开展生态型合作。传统制造企业需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移动等新技术实现转型，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这些新技术往往是外部新兴行业中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优势。其次，是“请进来”——给顾客提供参与共创价值的机会。消弭与消费者的“楚河汉界”，利用顾客行为数据来提升自身管理质量，通过释放顾客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来改善创业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将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准则。“独角兽”在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产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行业创新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雅虎到谷歌再到脸书，“独角兽”企业成为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发展的领头羊。从产业变革来看，“独角兽”是引领产业变革的先锋，它颠覆了传统产业模式，成为产业的新核心，并带来产业的全新变革。“独角兽”还是城市名片和区域经济引擎。“独角兽”的辐射带动作用能促进上下游产业发展，产生杠杆效应，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独角兽”还成为区域城市名片，提升区域知名度，从而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引导。

（摘编自长城战略研究所《新经济先锋：“独角兽”企业》）

材料一：

    就在刚才，上海法院的专门破产审判机构——上海破产法庭正式成立。这一法庭有利于更好地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积极稳妥地处置“僵尸企业”，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上海破产法庭将紧紧围绕依法处置“僵尸企业”。促进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困境企业救治的任务，依法开展破产清算、重整、和解案件的审理工作，加强债权人权益保护，优化市场资源配置，防控化解金融风险，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上发挥积极作用。

    据悉，破产法庭是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庭。此前，深圳、北京已经相继成立了破产法庭。

    摘编自“东方财富网”2019年2月1日，《上海破产法庭挂牌成立系全国第三家》）

    材料二：

    根据2007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和第七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据些，企业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通常有三种结果，和解、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对比破产清算，破产重整能够更大力度、更广层面保护债权人、股东及其他相关权益人的权利，破产重整状态下的债权清偿率通常高于破产清算。

    破产重整可由债务人或者债权人提出申请，假定企业能顺利完成重整，则必须经过如下几个步骤：1、申请重整；2、法院受理重整申请，裁定准许公司进行重整；3、制定重整计划，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提交法院裁定批准计划；4、计划批准后，重整计划需按期执行完毕，提请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收到法院批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民事裁定书后，重整顺利完成。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三：

    2007—2017年发生过破产重整的上市公司数量（单位：家）

    （注）在49家发生重整的上市公司中，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共计24家，占比49%，民营企业21家，占比43%，另有3家公众企业和1家集体企业。（以进入重整程序前一日的公司属性为准。）

    （摘编自“搜狐网”，《49家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例最全梳理》）

    材料四：

    破产保护的核心，是为重组融资创制了一种特殊的清偿优先级，在缺乏这一优先级时，重组者通常面临一对矛后：重组得以进行，必须获得新的融资来维持企业营运，并支付资产切割、结构调整。业务重组、雇员遣散等重组步骤所产生的高昂费用，但是很少有人敢把钱借给濒临破产的企业特别是当它的资产多半都已抵押出去之后，除非这个新的债权人在清偿顺序中被允许“加塞”，这一点，在传统民法中是做不到的。

    在美国，如果一旦企业申请破产保护，它的债权人暂时就不能去追究这个企业的债权，企业就能够有个喘息的时间。在申请破产保护的这段时间之內可以想办法，一旦公司通过破产保护，走出了破产法庭以后，相当于把身上的债务甩掉了，可以轻松上阵。

    破产保护除了维护企业和个人的局部利益外，它还有利于防止出现大批失业，对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一：

    为什么当消费者权益被侵害，哪怕更占理，也只能通过大闹的方式去解决？“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让人们感受到汽车维权的无奈。这一事件，让一个陌生词汇“PDI”进入了大众视野。“PDI”检测，全称叫“乘用车新车售前检查”。2017年制定的《乘用车新车售前检查服务指引》规定了新车交付消费者时，应向消费者提供乘用车新车“PDI”检查表，同时还规定了11条必须告知消费者的重大问题情形。但其中也隐含了一个“后门”——如果修复费用未超过5%的问题，则可以不告知消费者。

    奔驰车主与奔驰达成和解，不仅退换成功，还获得了其他补偿。有人认为车主其实已经很幸运了，根据汽车三包规定，退换车辆的条件极其严苛——“家用汽车产品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以先到者为准），家用汽车产品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油泄漏，消费者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退货的，销售者应当负责免费更换或退货。”而这辆奔驰车是机油泄漏，按规定，车是不能退的。中消协表示，交付合格产品是经营者的合同义务，三包规定是后合同义务，两者不应混同。一些经营者向消费者交付不合格车辆，却以汽车三包规定为由拒绝承担退货责任或相应赔偿责任，有违法律规定。

    这一事件中的15000元金融服务费也成为焦点。早在2016年全国消协组织的汽车投诉分析中，就涉及金融服务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部分经营者强制消费者在购车时必须在本店购买保险，强制贷款购车的消费者缴纳金融服务费等；汽车经销商规定车主在按揭还贷期间，每年必须在店内续保，否则押金不予退还；宣传零费率车贷，却收取按揭手续费，导致购车纠纷。虽然法律法规明文禁止，但当前汽车销售服务中，强制消费者购买保险、缴纳续保押金或续保保证金等问题较为普遍，有些经销商代办业务在未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多收上牌费，还不开具发票，引发消费者强烈不满。

    材料二：

    图1消费者汽车投诉问题分布

    图2 消费者汽车投诉主要售后问题

    摘自 《2018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汽车产品投诉情况分析》

    材料三：

    在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有瑕疵汽车被称为“柠檬”，从表皮很难看出柠檬的质量，而发现变质柠檬时，肯定是在买方将柠檬买回家去、且因已经切开柠檬而无法恢复原状要求重新选换的时候。这与那些有瑕疵的汽车一样，一旦开出店门，就很难说清楚瑕疵是原有还是使用不当，买方只能从表面来判断车况，而卖方对车况却了解更多。为此，美国专门制定了保护汽车消费者的所谓“柠檬法”。现在，“柠檬法”已经被适用于许多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产品如电脑等电器的销售中。按照“柠檬法”的规定，消费者在新车购买之后的特定期限内（百天以上或数万公里，各州期限不尽相同），如果发现重大瑕疵、维修2次难以修复；其他瑕疵、维修4次难以修复；或不论何种瑕疵、30天难以修复，就必须更换新车——以期限来平衡信息不对称。中国的“柠檬法”，应该早日创设。

摘编自《保护汽车消费者正当权益还要靠法》

    ①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艺术家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的“歪曲”，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成了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一种可靠索引。②“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在白居易看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是绝对的，在诗的浪漫逻辑中，爱情是无条件的，甚至可以超越主体的生死界限。这种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的，是一种情感逻辑，它不合客观的理性，却恰恰充分符合人的情感激动的特点，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

    ③情感逻辑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像理性逻辑那样统一，它可以自相矛盾，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神化诸葛亮不满，而对关云长的形象特别称赞，这是因为，关云长在理智上不是那么强大，时常感情用事。他的理智时时与感情矛盾，而且经常被感情所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特别引用关公在华容道释放曹操那一段。

    ④本来，从理性逻辑来说，放走了曹操（刘备的主要政治、军事敌手），是不忠于刘备事业的表现，其后果是危及事业和自身的生命。因为在这以前，他在诸葛亮面前签下了“军令状”，完不成任务是要掉脑袋的；而俘虏了曹操则是忠于刘备事业的表现，肯定能得到升迁和厚赏。然而按关公的情感逻辑，曹操当年俘虏了他，不但不杀他，反而抬举他，还请傀儡皇帝汉献帝封他为“寿亭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确于他有厚恩。关公此人十分重视“有恩必报”的原则。曹操很懂得关公的这种感情用事的性格，就提起往事，要关公放自己过关以报当年的厚恩。关公按自己的情感逻辑思忖，感到自己的确还欠着曹操的一份恩情，只好今天放过曹操的残兵败将求得恩义的平衡了。

    ⑤关公的这种行为，并不是没有逻辑，只是不是军事斗争中你死我活的理性，而是他独特的情感逻辑。这种逻辑明明是违反理性逻辑的，仍然要贯彻到底，哪怕个人、事业受到严重的危害，也要“恩怨分明”以求得“信义素著”之名。如果罗贯中的笔下，关公的“义”的逻辑遇到理性逻辑就不中用了，那么关公的性格就显得软弱而苍白了，关公的形象之所以动人，就在于这种奇怪的不合理性的情感逻辑一贯到底。

    ⑥情感逻辑达到这样的一贯性和彻底性，人物性格就达到了一定的饱和度。

    ⑦然而让人物进入一种自己也无可奈何的情感逻辑，是使人物获得自己的生命的关键。有时，这种逻辑并非像关公不顾一切放走曹操那样直接，而是相当曲折的。

    ⑧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以理性逻辑去代替情感逻辑。而对于我们来说，由于理性逻辑在日常实用和科学研究中，占着天然的优势，因而一个人的社会经验越丰富，文化教育的水平越高，理性逻辑的优势就越强，以理性逻辑代替人物的情感逻辑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概念化的危险越大。倒是在小孩子、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始民族那里，情感逻辑往往具有相对的优势。

    ⑨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接受理性教育时，要特别留意保持情感的活跃，不让它被优势强大的理性逻辑所吞没。同时，除了自我保护、自我体验以外，还要认真关注不同人物情感的特殊性，这不仅是作家的职业训练，而且是青少年的基本修养，文学作品的阅读正是提高这种修养的最有效途径。

    材料一：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健康产业。

    (摘编自中共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材料二：

    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侯云德却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他带领专家组，设计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据清华大学第三方系统评估，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我国的发病率与病死率，减少2.5亿人发病和7万人住院；病死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此外，侯云德还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MERS、寨卡等病毒在我国都没有流行起来，H7N9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已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侯院士作为这一体系的总师，功不可没。”国家卫计委科教司监察专员刘登峰表示。

    (摘编自《人民日报》《走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材料三：

    2012～2016年全国男性排名前五阳性检出率趋势图

    (摘编自搜狐网《慈铭体检2017年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

    材料四：

    2017年我国家庭健康呈现的一大亮点就是在线就医成为居民健康需求的一种重要形式。微医平台数据显示，在线就医人次保持较快增长，在线问诊人次持续攀升，2017年日均接诊量突破6万。同时，微医平台连接了全国2400多家重点医院，100余家互联网医联体、微医全科中心等医疗服务基地，以及1.8万家基层医疗机构和药店的医疗服务网络，超过26万名专科医生。借助平台资源的云化，家庭医生与专科医生可实现资源、数据的共享和业务的协同，为居民提供“全科+专科”的服务。

    调研发现，被访者希望获得能够改善自身不良生活方式及习惯的健康干预服务的比例为81.8%，高于获取健康科普信息的76.4%。在被问及哪个因素对健康更为重要时，93%的被访者都选择了“积极的健康管理方案”，而选择“更先进的医疗技术、设备、治疗方案”的仅为6.8%。有约93%的被访者认为，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一部分，家庭成员的自我健康行为和意识会相互影响，所以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健康管理。超过75%的被访者使用计步等运动监测功能，约五成的被访者有记录健身运动数据的习惯。

(摘编自人民政协网《〈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报告(2017)〉发布》)

材料一：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将国际服务贸易定义为：以货物的加工、装配、维修以及货币、人员、信息等生产要素为非本国居民提供服务并取得收入的活动，是一国与他国进行服务交换的行为。包括有形的服务输入和输出，也包括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在没有实体接触的情况下发生的无形的国际服务交换，比如卫星传送和传播等。

（摘编自刘健《服务贸易》，人民论坛网2018年9月17日）

材料二：

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长期以来，我们将制造业视为生产性劳动，将服务业视为非生产性劳动，认为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践表明，在产品国际化生产的微笑曲线中，制造处于产品价值链的低端，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服务处于产品价值链的高端，服务创造的增加值明显高于制造，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制造业本身也出现了服务化的趋势。

近年来，国际组织对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链接作用，金融、运输、商务等生产性服务贸易作为中间投入，全面参与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制造，不仅有利于一国宏观经济稳定，而且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妇女就业，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全球GDP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服务贸易，就业的一半以上来自服务贸易，每年新增的大部分就业来自服务贸易。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采取的应对疫情措施，如居家隔离、航空限制、签证放缓或停止等，对旅行、运输、航空等传统服务贸易产生重创，但却引发零售、医疗、教育、商务服务、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和视听服务等线上消费爆发式增长，催生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服务贸易结构向高端化发展，为此，我国积极行动，在多方面与新型贸易结构加以对接，来适应其新发展，如我国很快适应了物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改变的国际贸易方式、贸易对象和贸易内容。

（摘编自赵瑾《何为服务贸易，服务贸易何为》《光明日报》2020年9月8日）

材料三：

中国举办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并以此为契机，搭建起平台和桥梁，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展现中国的责任和担当。

服务贸易变得越来越便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数字化的发展。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上必须面对面进行的服务形式，大大降低了成本；数字技术模糊了商品和服务贸易活动之间的区别；数字技术使企业接触到全球更多的以数字化方式连接的客户，并促进贸易活动外包。这些趋势将提升数据流、知识产权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我国积极行动，本届服贸会上，云会议、云展览、云洽谈，这些数字科技一一实现；新出现的“云上服贸会”，是突破时间、空间、语言限制的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化会展新基建平台，凸显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动能。

为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推动世界服务贸易繁荣，中国积极行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维护和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

（摘编自赵忠秀《以开放共享促进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繁荣》，中国经济网2020年9月10日）

材料一：

2021年河南春晚上，舞蹈节目《唐宫夜宴》火遍网络，受到众多网友赞誉。据了解，几个月前《唐宫夜宴》就曾在中国古典舞的高级奖项“荷花奖”上参演，而后经过反复修改和创新，登上了2021年河南春晚的舞台，火爆“出圈”。

“我们这次受到观众认可，说明大家不是不喜欢传统文化，只是需要用不一样的手法增强代入感。厚重的历史文化不应仅陈列在博物馆里，如何用多元的艺术手法加工提炼并传扬下去是留给文艺工作者的思考。”郑州歌舞剧院编导陈琳说。

（摘编自《唐朝胖妞出“炉”记——〈唐宫夜宴〉是这样“炼”成的》）

材料二：

舞蹈《唐宫夜宴》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成功示范。一方面，节目高度还原了历史文化现场。长期以来，在人们常见的舞蹈节目演出中，演员都是苗条、修长的，这符合今天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定义下的“美”，却未必符合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据报道，《唐宫夜宴》为还原唐代少女的“丰腴美”，演员身上穿着塞海绵的服饰，嘴里含着棉花，眼角两道月牙形的妆容，再现了风靡于唐代的女性面部潮流妆容“斜红”。演员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不仅憨态可掬，还尽显盛唐时期的文化风情。不少网友表示，真的像是画里的人活过来了，同时也对“美”有了更多元、更具文化内涵的新理解。

另一方面，节目实现了唐代文化与现代数字科技的完美结合，整个舞台运用了先进的增强现实技术，串联起妇好鸮尊、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簪花仕女图等国宝级文物和名画，使得这支舞蹈在舞台上穿越了千年时空，呈现更加立体，而那些唐宫少女虽然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却像今天的小女孩一样活灵活现、可亲可近。总而言之，节目在内涵上充盈着古风古韵与大气恢宏，而在审美认同、价值取向方面，又体现出现代性，无怪乎能引发年轻人的热情追捧与积极传播。

舞蹈《唐宫夜宴》的“火出圈”再次表明，要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主动认识、热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甚至将之融入生活、情感和行为方式中，就要努力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的表达形式，创作出更多当代人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产品。

（摘编自《传统文化“火出圈”还需更多现代创意》）

材料三：

大英博物馆两年前将中国明代山水画《秋林读书图》立体化的尝试，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至今仍有借鉴意义。这段短短两分钟的影片，通过3D技术将中国画特有的“高远”“深远”“平远”变得真实可感，平面的山水画卷瞬间有了纵深感，不知不觉间，观者已神游在古老的画中世界。吴萌指出，这样的技术实现起来不难，但将其移植到其他画作上并不容易。这需要严谨的学术支撑，用合理的想象补全画面中太多纵深向的细节，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批量复制”。

每一种“文物活起来”的爆款样本，都有其独一无二的配方。如何调配，需要沉下心来揣摩。在业内看来，只有深刻理解文物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才能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把文物承载的文化力量充分释放出来。艺术评论家陈履生特别提出，对于现代技术的运用，需要注重其与文物气质的相契合，以确保跨界的品格。

对此，不妨将目光投向文博综艺《国家宝藏》这一业内公认的范本。这是一档充分调动现代舞美技术营造沉浸感的节目，但其三季评分在“高位”逐季上升的真正“秘方”，其实是针对每一件国宝、每一座博物馆内涵的深度挖掘与个性策划。例如在聚焦苏州博物馆的一期中，节目组用颇具地方特色的苏州评弹作串联，背后的隐线则是尽显对于雅致生活追求的“苏作”，令不少观众感叹由三件国宝而读懂了一座城；而在聚焦布达拉宫的一期中，与历史上的文成公主同样令人泪目的，是一位为西藏教育倾注毕生心血的“当代文成公主”的故事。由此可见，最终让这档节目口碑与热度持续在线的，是国宝的精神内核，技术不过是恰到好处地为内容插上翱翔的翅膀。

（摘编自《如何借好新兴科技这股力，让更多文物活泼出圈？》）

材料一：

在弹幕功能发展初期，青少年是其发展与应用的主力军，他们拥有更高的接受度和创新能力，能带动新的功能与技术更快走向市场，弹幕在这类群体的推动下能快速郁勃于网络也不足为奇。弹幕作为视频观看中的一种评论功能，它的出现不仅能使用户在视频观看中实时浏览评论和发送评论，根本性的变革在于它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对话工具。参与对话的主体不再是以往的一对一的模式，而是以所看的视频为原始材料，弹幕为技术工具，形成了以观看视频并打开弹幕的人群为潜在沟通群体的多对多的全新对话空间。与以往社交平台中的沟通不同，弹幕只出现于视频播放中，因此各类秩序规范的约束会相对困难，受众更加倾向于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自我表达，他们之间交流也更加顺畅，从而倒逼传播者与创作者不断提高制作水准。

互联网迅速发展，使处于信息社会中的人们，逐渐在技术作用下变成了漂浮于汪洋中的孤岛。人具有社会性，有时需要在互动中找寻自我价值，需要与人沟通来获得满足感。“弹幕”的出现使观看视频这个相对私密的个人活动开始出现互动感。弹幕文本叙事风格大多以轻松搞笑幽默为主。弹幕作为视频中即时评论与互动的文本，体现了用户对主流文化的调侃，对主流价值观的颠覆与解构，弹幕使用的受众通过戏谑的话语传播，轻松搞笑的吐槽，不断对视频文本进行加工与重组，受众的集体价值与倾向在这样的二次创作中展现。

无论是有强烈现场感的直播互动弹幕，还是情感化的、占满屏幕的视频弹幕，都会给人强烈的仪式参与感，这种“虚拟在场”的情感共鸣，使得参与弹幕发送和浏览的受众都产生了由互动带来的狂欢。与其他社交媒体中的观点表达不同，弹幕的属性更自由与开放，不按照时间顺序机械的排列，更像是广场中随意的发言，同时又借由科技的作用保存于视频的某一个时段，消除了时空中的距离感，拉近了视频观看中互动的受众。同时在弹幕中，没有在公共空间中极具话语权和影响力的KOL （关键意见领袖）存在引导观点，使得文本更加贴近于受众自身的情感状态，受众在此刻具有身份隐匿的平等感，通过或讽刺或调侃的话语，不断进行文本与情感的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其中的受众都得到了情绪的释放，达到了狂欢的作用。

（摘编自白怡雯《从受众视角分析弹幕兴起的原因》）

材料二：

弹幕里充满了各式各样有趣的灵魂。在B站重温四大名著，无异于加入了一场集体怀旧。这令我们不难想起席勒的著名论断：“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那么，弹幕的游戏性与趣味性，对于其追随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真的可以带来更美好的人生状态吗？

必须承认，弹幕文字游戏的创造门槛与理解成本都极低。时至今日，弹幕的飞翔，也不能摆脱这一噩梦。鉴于弹幕运动速度飞快，且面向最广大的受众，所以必须令人“秒懂”，否则将坠落于语言之海。秒懂的前提，是对庸常的臣服，这不仅是指对于媒体流行语的追随，更指向一种“自诩快乐的末人心态”。自嘲或嘲讽，均跳不出金箍棒画下的“安全圈”，保持在尚不触及本质的限度内。弹幕语言游戏，是从云端抛来的断断续续的经验碎片，其将四大名著融化降解，转变成一种轻型的、实用的人生法则。一句句俏皮话，将潜意识外化为文字趣味，就这样，弹幕暴露着人们“多快好省”的幽默感。

在热衷弹幕的人看来，弹幕具备野蛮生长的创发力。与口头表演一样，弹幕业已创造出了许多“套话”与流行语。比如缩略语就正是近年常见的网络用语类型，以极其经济的拼音缩写，提高了沟通的效率，召唤出固定的、集体性的反应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语言的“失焦”。格套无可厚非，但其中令人上瘾的传染力造成的传播效应，以及之于差异性表达的霸权地位，恐怕与解放创造力的初衷恰好相反。

弹幕的趣味不仅是套路化的，也是相对的。区别于规范化的文学读写，它本身就被加冕为“快乐与创造力的福地乐土”。对于“自发性”“自由度”的无限肯定，势必掩盖“自由”背后的体制-----弹幕场域的游戏规则与反应方式-----正在发挥的主导作用。这一规则并非由游戏者共同制定，而是由“趣味”的治理术生成，其操纵者乃是资本—-平台—-流量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再叠加超级技术，正在强势改变人们的生活环境，培养固定情境下的消费“习性”，进而重塑他们的文化趣味与生活方式。人们看不见“趣味”的后台，而只是将之视为人性自然，“趣味”的治理术也就顺畅无比了。在最为讽刺的意义上，不断制造继而满足人的欲望，不正是最“人道”的生财之道吗？

（摘编自李静《弹幕版四大名著：“趣味”的治理术》）

材料一：

    曾几何时，“影子教育”成了一个热词，说的正是校外培训机构的不断扩张，孩子们很多课余时间，也交给了补习机构，“负担越减越重，睡眠越减越少”的情况普遍存在。靠“刷题”“填鸭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很难适应将来的社会发展。《意见》出台，也是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等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注重培养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双减”政策推出后，各地也有相应举措来推动政策落地。比如，江苏明确将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2小时，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这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开展各种兴趣活动，把学生自由探索、身心健康发展的时间还给孩子，引导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北京的“双减”措施则包括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学校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授新课等等。

    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学生没有在学校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没有改变教育资源不均衡现状，教育领域内的“剧场效应”就不会消解，对培训的需求可能还会通过其他手段满足。

（摘编自苏喻《“双减”政策落地，让教育回归初心》，人民论坛网评，2021年9月3日）

材料二：

图一：“双减后”国庆假期，孩子们在家的时间分配

图二：“双减”前后国庆假期学生状况的变化

（摘自蒋隽《羊城晚报》，2021年10月8日）

材料三：

一些家长以为靠“时间+汗水”的疯狂培训就能提分，过度看重分数的高低，其实家长更应关注孩子的进步表现和成长过程。家长与其掉进“疯狂培训”的陷阱，不如静下心来理性、科学育子。要纠正违背和谐成长教育规律之偏。眼下，一些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患上“教育焦虑症”，给孩子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甚至透支其身心健康。深层次原因在于家长没有深刻认识和把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一常识所蕴含的教育规律，总是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应明了，如果任由孩子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恶性加重下去，将会摧毁教育的根基。家长需转变观念，学校课程才是“正餐”，私下补习不但不能胜出，反而会坏了孩子的“胃口”，影响健康。

（摘编自评论《“双减”政策落地，家长须更新理念》，2021年9月10日）

材料四：

新政引发教培行业大变局，但是细观“双减”前后中央和地方的一系列相关动作，就会发现此次教育改革之非比寻常。比如上海、北京等地率先推行大学区改革，在中考招生中大幅扩大分配到校名额，有力遏制学区房价格非理性上涨，逐步推进房产与教育脱钩。上海、北京和深圳纷纷推出教师全面轮岗制度，优质教师将通过有序的轮岗制度进行规范化流动，打破“名校壁垒”和“学区壁垒”。事实上，此次“双减”新政发出了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强烈信号：教育改革不再是小修小补的局部性改革，而是具有政策组合拳攻势的系统性改革。此次“双减”新政及其系列政策的出台，事实上就是一种高度观照到影响教育的外部要素的思维，是以“小切口”推动“大改革”的典型，颇有深化教育改革再发力之意味。

（摘编自陈先哲《“双减”：中国教育改革新起点》，《光明日报》2021年09月28日）

材料一：

2021年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出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双减”，首先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目前，超过94%的学校的绝大部分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但是，作业少了，教学质量却不能降，时间短了，教学效果却不能减。

提供课后服务是“双减”政策落地的重要一环。截至2021年10月底，全国14.3万所应开展课后服务的义务教育学校中，99%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有效促进学生的学习回归校园。大多数学校课后服务由基础性托管和拓展性托管两部分组成。其中，基础性托管主要是学生自主完成作业，老师进行课业辅导。

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双减”政策发布以来，面对校外培训资质审批，培训服务管理、从业人员管理等方面的顽疾，各级各相关部门逐一破解。来自教育部的监测显示，培训市场野蛮生长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摘编自黄超《推动“双减”政策落实落细》)

材料二：

对于更期望“双减”措施达到怎样的效果，72.40%的受访者希望“统一-起跑线，实现‘零起点’教学，教育差距尽可能缩小”；73． 85%的受访者希望“学生作业负担减轻，课后生活丰富，综合素质得以全面发展”；54.68%的受访者希望“学科类校外培训各种乱象消除，家庭教育支出负担有效减轻”。

从受访者所关心的问题中，不难发现在教育这件事上，大家对于提升教学质量和课后服务水平、减轻学业负担抱有更多期待。

(摘编自胡畔《“双减”开启新变化》)

材料三：

“双减”，有的家庭是真的“减”，有的家庭却在偷偷“加”，别人家孩子“偷跑”怎么办？针对有些家长的焦虑，广州市教育局邀请广州市家庭教育名师告诉家长应如何正确看待孩子的“竞争”。

专家认为家长要了解自身焦虑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喜欢比较，让孩子永远有一个打不败的对手，他被称作“别人家的孩子”；第二，期望值太高，无论孩子资质天赋如何，都把清华北大作为他努力学习的目标；第三，对不确定的未来太担心，害怕孩子现在不努力，未来没有好前途。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天赋，我们要发掘孩子的天赋，让他的天赋得到培养。

我们需要转变“人才”观念。国家的栋梁之材不都是来自高等院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管做哪行，都会产生相应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都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而是有能力、有大局意识、有担当的人才。这些“堪当大任”的能力，不是靠补课和提高成绩就能得到的。素质教育赋予孩子的综合素养和发展能力，为孩子奠定了应变挑战、行稳致远的本领。

(摘编自刘晓星《我们“双减”，别人“偷加”怎么办？》)

材料四：

教育部表示，2022年将继续把“双减”督导作为教育督导“一号工程”，加大督办、通报、约谈和问责力度。对学生和家长而言，要看清教育改革发展的大方向，不再只盯着“分数”，而是对照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补短板、强弱项，真正做到全面发展。对学校和老师而言，要进一步发挥好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把教学作为核心工作，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布置作业时更加注重“调结构、提质量”。同时，丰富课后服务项目，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对各地教育部门而言，要加快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着力补短板、促公平，全面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缩小区域、城乡、校际、群体教育差距。对校外培训机构而言，放弃“打擦边球”或“等风头过去”的念头，果断转型，摆脱路径依赖，秉承教育初心，守好“有益补充”定位。

(摘编自《读懂“双减”背后的教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