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评价 知识点题库

我现在想，正像当初鹿群在对狼的极度恐惧中生活着那样，那一座山将要在对它的鹿的极度恐惧中生活。而且，山的恐惧有更充分的理由：当一只被狼猎杀的公鹿在两三年就可被替补时，一片被太多的鹿拖疲惫了的草原，可能在几十年里都得不到恢复。

牛群也是如此,清除了其牧场上的狼的牧牛人并未意识到,他取代了狼的调整牛群数目以适应其牧场大小的工作。他不知道像山那样去思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沙尘暴，河水把未来冲刷到大海里去。

我们大家都在为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静而奋斗着。鹿用轻快的四肢奋斗着，牧牛人用套圈和毒药奋斗着，政治家用笔，而我们大家则用机器、选票和美金。所有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同一种东西：我们这一时代的和平。在这方面，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是很好的，而且或许是客观的思考的必要条件，不过，太多的安全可能产生了长远的危险。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这也许是狼的嗥叫中隐藏的内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

                                                                                                            吴文俊的数学世界

        吴文俊小学时成绩平平，也没有显示出独特的数学才华，初中时数学甚至得过零分，高中时最喜欢的是物理而非数学，但他从小就对读书有浓厚兴趣，初中时国文成绩一直不错，尽管高三时物理得了满分，但教物理的赵贻经老师却看出了他的数学潜力，力荐他入数学系。正始中学决定，吴文俊必须报考数学系，才能得到每年一百块大洋的奖学金，加之他父母又不放心独子离开上海，吴文俊就进入了上海交大数学系，所谓“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吴文俊向来是以兴趣为先导来读书的，因为他对物理有兴趣，甚至一度想要转系。是大三时教数学的武崇林老师帮助他摆脱了专业上的困惑，使他认识到数学的巨大魅力。

         1940年，吴文俊从交大毕业，先后在育英中学、培真中学担任数学教员，直到1946年见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陈省身，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中学数学老师成为数学研究所的专业研究员。对于吴文俊的数学研究，他的学生高小山总结说：“吴先生做拓扑研究，一下子就能抓住核心问题，为代数拓扑学的兴起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他从事机器定理证明也是这样，极其敏锐地看出了信息时代数学的发展趋势，他的研究受到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汲取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养分。使用吴先生的方法，几乎所有数学定理的证明，都可以由计算机来完成，从而让人类把精力放到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去思考问题。”

        对吴文俊来说，虽然最初选择数学是被动的，但综观其一生，数学已逐渐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事数学研究，吴文俊特别强调数学思维。他说：“要创新，就要独立思考，就不能总是跟着人家亦步亦趋，当然开始的时候参考借鉴也是必要的，牛顿就说过，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远，所以不能忽略学习，可是除了学习之外，还要能够独立思考，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是，数学就要靠下一代、下下代在创新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中华民族才可以得到复兴。”吴文俊自己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数学上的一些列成就，特别是他运用机械化思想来考察数学，发现了数学的不同侧面，并建立了新的模式，这全面得益于他的独辟蹊径。

        对我国的数学基础教育，吴文俊也颇有心得。我国中学生多次在国际奥数竞赛中获奖，被当作我国数学教育成功的证明，但吴文俊更赞同丘成桐的观点：  “奥数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兴趣之上的研究性、高层次学习，中国的奥数学习过分关注海量题目，直接与考试、竞赛挂钩，对系统学数学不利。作为基础学科，应着重引导学习的兴趣，不应当过分追求功利。”吴文俊同样清醒认识到：“竞赛获奖固然可贵，但也不能看得过重，因为它不能代表学生对数学的深度理解，也不能有效地训练数学思维。”他认为，数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数学的思维方式。

有人曾揶揄数学家迂腐，吴文俊不但不迂腐，而且兴趣广泛，内心充满童趣，他说：“我是个想怎样就怎样的人，想玩就玩，想工作了就会安安静静地工作，从不多想。”他喜欢看电影、读历史小说，也喜欢看围棋比赛。老伴说他“贪玩”，他却说：“读历史书籍、看历史影片，帮助了我的学术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我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

        吴文俊37岁时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十多年后，他再次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如此长的学术生命，在数学界是非常罕见的。当记者提出疑问时，吴文俊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保持这么长的学术生命？”在他看来，学术生命是能够终生保持的，很多人做不到，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应该自我反省。他特别强调研究数学要下扎实的工夫。他说：“外国许多数学家，尽管有的我非常佩服，可是我并不认同他们靠所谓巧思妙想研究数学的办法。应该根据客观实际具体分析，一切以事实为主。这是我主要的想法。”

                                                                                                                                                                              （摘编自柯琳娟《吴文俊传》）

相关链接

①1974年，吴文俊转向中国数学史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开创了具有中国传统数学特点的数学机械化之路。他提出的“吴方法”，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数学基于“计算”的传统，与通常基于逻辑的方法根本不同，首次试想了高效的几何定理自动证明。国际机器证明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S.穆尔说：“在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的工作个整个领域带来光明。”（黄婷、邱德胜《数学大师：华罗庚、陈省身、吴文俊》）

②一般说来，吴教授的工作，都是独辟蹊径，不袭前人，富有创造性的。（陈省身为吴文俊颁发杰出科学家奖时的评语）

汤一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小时候的汤一介住在南池子的缎库胡同。由于父亲汤用彤先生一直在北大教书，生活条件还不错。他们住的房子很大，有四五十间，院子也很大，每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往院子里泼水，在那里溜冰。对于汤一介而言，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随北京大学到了昆明，他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后来又转学到了重庆的南开中学。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家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当时的南开中学可以说是一个贵族学校，国民党很多高官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常常用汽车接送。那时候的汽油是非常贵重的。于是，热血愤激的汤一介和同学张岂之、宁可拍案而起，办了一期壁报《一滴汽油一滴血》，抨击这一现象，但是学校训导长对他们毫不客气，“不让我们出了，而且说再闹就开除我们。”

    1945年1月，为准备考大学，汤一介回到了昆明。汤一介跟着钱学熙，接触了他毕生难忘的克里斯朵夫•依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他深刻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再深刻的爱也挽救不了人们的孤独”。当时，由于妹妹的病逝，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少年汤一介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展露他哲学家天赋的文章就出来了。

    第二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下定决心，我要做个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课，他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在由《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这些探讨，均是此前的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一直以来，西方哲学是有其庞大的范畴体系的，而中国哲学的精华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推演，需要有更加严密的逻辑体系。汤一介开创性地提出做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

    作为一名学者，他想他必须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探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于是，汤一介在讲课的同时办中国文化书院函授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两千人。

    耄耋之年的汤一介的最后心愿是“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要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梳理，其意义则在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即古为今用。“如果只有收藏，没有开发，则传统文化会一直束之高阁；但如果只有开发，而没有收藏，则传统文化会陷于贫瘠。”对这个明清两代均有学者提出而终未成行的浩繁无比的工作，汤一介惟一担心和希望的是，他要努力等到编撰工程完成的那一天。

    汤一介说，人到老年，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父亲汤用彤告诉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说他一直努力在做。“做了自己很高兴，很喜欢的事情，那就很好。而且，我相信它会有一定的意义。”

相关链接：汤一介（1927—2014），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等，在国内外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哲学研究史上不可不读的著作。虽然有数次机会留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薪酬、环境都要比国内好得多，他都放弃了，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责任”。

（以上材料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较真的吕叔湘

叶兆言

    吕叔湘先生是丹阳人，不知道他在公众场合说不说普通话，几次见他和祖父聊天，腔调都接近苏州话。或许因为他曾在苏州生活，或许因为他治语言学，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我一直以为他是苏州人。

    吕叔湘和俞平伯都比祖父小又为祖父所敬重和钦佩。俞平伯是名士，两耳不闻窗外事，晚年喜读林译小说，突然有了兴趣，就找出来读，纯粹为解闷。俞平伯才华横溢，童心未泯，不算十分认真。吕叔湘正好相反，在做学问的路子上，俞是出世的，吕是入世的。俞活得像个艺术家，吕更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俞平伯身上多少有些遗老遗少的脾气，吕叔湘绝对没有。以俗名论，他没有俞平伯家喻户晓的影响，但在汉语言学这个范围内，尤其是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尊他为一代宗师绝不过分。我想说的是，吕叔湘具有人文关怀色彩，祖父就经常教导我向他学习。他是我见到的人中间，最讲究认真做人的。

    我们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会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吕叔湘一生都在维护汉语的纯洁。80年代中期，吕叔湘发现《人民文学》上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一一订正，杂志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叔湘写成了“吕淑相”。我们全家捧着那期《人民文学》哈哈大笑，因为想象不出吕叔湘会气成什么模样。文章里有些错误是免不了的，可是这次错得太离谱了。记得当时《人民文学》正因为某篇文章的“思想问题”吃批评，我父亲想写信劝吕叔湘在这种特定时刻放人一马，最终没敢写，因为以吕叔湘的认真态度，打招呼只会让他更生气。

    成天和语法打交道的人，难免给人一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错觉。我觉得，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挑小媳妇的刺儿。吕叔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竟然把一门最枯燥的学问，做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从不让读者感觉到无味和可憎。吕叔湘的文字功力是第一流的，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译文本身就是很好的汉语教材。我父亲总说，自己最初的文笔是受了吕叔湘译文的影响——在父亲的文学少年时代，吕叔湘翻译的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风行一时。70年代后期，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再版，第一版就印了17万册，可见他著作的受欢迎程度。他的强项是深入浅出。深，指达到了许多前人未有的高度；能够浅，指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最平白的方式教给别人。

    吕叔湘在语文教学的圈子里，是振聋发聩的人物。对于学术界来说，吕叔湘最重要的两部书是《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对于学术之外的人来说，他的民俗学翻译著作和《文言虚字》的影响更大。吕叔湘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中学教育上，把学术的象牙之塔与文化普及联系起来。我不知道有哪位中学语文教师，竟未读过他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

    90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朱伟在《读书》上吹捧《夜泊秦淮》，吕叔湘看到文章，写信给父亲，让我寄一本小说给他。父亲受宠若惊，没想到他会关心自己儿子的习作。父亲与伯父一样，一生中写了文章，常寄吕叔湘指正。写信就称“先生”，因为只低了一辈，用不着太客气，毕竟他比祖父小10岁。轮到我，称呼就有些麻烦。父亲先还觉得怎样都行，可是很快发现怎样都不太合适：称“先生”太不恭敬，毕竟隔了两代；称“丈人”或者“大人”又过于老派，一股酸腐气，这是现代汉语必须反对的。讨论半天，父亲说，删繁就简，写“吕公公教正”吧，因为平时就这么叫的。于是这么写了。不过仍然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嘴上喊和写出来，感觉不一样。而且，当时电视上热播武侠连续剧，“吕公公”听上去，仿佛反面人物一样。

    当时寄赠的是台湾版本，装帧比大陆的好得多，用纸也讲究。书是够漂亮，只怕内容和扉页上的题款，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既希望能提些意见，又害怕挑出一大堆毛病。结果是没有反应。吕叔湘当时近90岁，能承他惦记，已非常感激。（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吕叔湘（1904-1998），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校长。他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摘编自“百度百科”）

②吕先生讲到语文文字的运用是一种技能，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会得到巩固和提高。他主张“把语法教活”。教师教语法要有很好的设计，先整理问题，然后决定讲哪些内容，再设计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己观察和分析语言现象的习惯。（摘自田小琳《吕叔湘先生和教学语法》）

材料一：

    报告发现，在创业方面，方便与家人团聚（63.2%）和看好国内发展潜力（56.6%）是海归回国创业的两大主因。此外，容易获得亲戚、朋友等社会网络的支持、国内创业环境好、持有专利技术及相关领域国内市场前景好依次占比33.8%、29.4%、18.4%。

    从初始创业时间上来分析，76.4%的海归从2015年至今开始创业。课题组认为，如此高的比例与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出台创新创业的支持政策密切相关。

    在行业分布上，海归们偏好创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其中，创业者创立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信息科技和产业、通信、电子及互联网行业，占比近1/5。

    海归创业选择的城市中位居前5位的分别是北京（24.3%）、上海（8.1%）、成都（6.6%）、广州（5.9%）、武汉（4.4%），这5座城市几乎吸引了半数创业海归。创业所在地域呈现“一线城市为主导，二线特色城市快速崛起”的基本特征。

    调查显示，海归选择创业城市的理由呈多样化特征。首先，经济发展，人脉关系、环境舒适、文化多元包容性强、资源集中等原因认同度超过1/3。其次，产业基站、配套设置和人才政策。可以看到，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受海归创业者关注。

（摘编自《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观察》，2017年9月1日《中国教育报》）

材料二：

海归国外获得最高学位的主修科目分布图

海归就业的工作岗位类型分布图

（摘自《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

材料三：

    据媒体报道，智联招聘与全球化智库近期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北京仍是海归创业首选城市，成都、武汉等特色城市吸引力渐显。

    海归创业人才往往有着高学历、高科技、高能力等特质，他们是中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生力军。能否有效吸引海归创业人才，既说明城市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也直接体现着城市竞争力、美誉度、营商环境等综合实力。

    一直以来，凭借基础设施、公共资源、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北上广深”是海归人才回国创业的首选。加之这些城市往往在人才政策方面有突破之举，对海归创业人才的吸引力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为了吸引人才，近期不少城市出台新政策，频放“大招”。四川成都提出，将改革人才落户制度，实施“蓉漂”计划，推行“先落户后就业”；未来5年，湖南长沙将投入百亿元，以留住大学生、吸纳创新者、引进“海归派”、培养“土专家”，吸引储备100万名青年人才在长沙就业创业；湖北武汉将率先出台大学生最低年薪标准，力争5年留住百万名大学生。

    这一轮密集出台的引才新政，主要围绕户籍、住房、收入等实现重大突破，城市求贤若渴的态度可圈可点。然而，对于创业地点选择的重大决定，户口、房子、收入等因素并不能“包治百病”。一方面，对优秀人才来说，房子、户口和资金补贴并不是关键因素，他们更期待的是创业平台、发展空间与市场环境。另一方面，随着海归中80后、90后日益成为主体，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受海归创业者关注，环境舒适、文化包容性等成为他们考量的重要因素。

    要想吸引海归创业人才，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都应该发挥自身特长，想人才所想，练好内功。关键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将当地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做大做强产业链。武汉、西安、南京、成都、沈阳等地区中心城市，高校集中、产业基础雄厚，充分发挥特色产业的作用十分关键。这就要求改变体制机制、出台更多政策，在消除有形的户籍门槛的同时，逐步形成有吸引力的教育、医疗、营商环境及城市环境等，为人才提供宜居、宜业、可施展才华的空间，真正让海归人才落地扎根、开花结果。

（选自罗旭《吸引海归创业关键要找准城市定位》，2017年9月7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新一代人工智能也将改变世界，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伯虎说。当下，人工智能正在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各环节，催生新需求、新产品、新产业，引发经济结构重大变革。

    国际管理咨询机构埃森哲发布报告称，到2035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制造业、农林渔业、批发和零售业将成为从人工智能应用中获益最多的三个行业，人工智能将推动这三大行业的年增长率分别提升2%、1.8%和1.7%。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处在了爆发前夜，很多人把人工智能视为下一个“能让猪飞起来的风口”。

    目前，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人类生活，硬件智能化是大势所趋，传统制造企业要抓住机遇，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应用，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摘编自刘坤《如何迎接人工智能热潮》）

材料二：2004—2019中美AI产业企业增量走势及预测图

（《2017年中美人工智能创投现状与趋势研究报告》，实际增量数据截至2016年）

材料三：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背后，有着来自政府、企业、资本的多重推力。

    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斗人工智能”被列为11项重点行动之一；2017年3月，人工智能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国际上，英、美、韩、日等也纷纷布局人工智能，一系列扶持政策相继出台。2013年，百度成立全球首家深度学习研究院；Facebook、谷歌等巨头也不约而同提出了“人工智能优先”的战略转变。互联网数据和咨询公司IT桔子近日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分析与创业投资盘点》收录了467家AI企业和636起投资事件，其中，人工智能总获投率为67.65%，高于其他行业2-3倍。

    但是，商汤科技CEO徐立直言，国内人工智能创业大多扎堆在应用层面，创业者使用开源算法，找到某个垂直领域便套上“人工智能”概念扎进去，但真正从算法层出发做“原创技术”的人并不多。“而这块才是核心，是最需要厚积薄发的。”

    就国内而言，人才储备方面还相对薄弱。来自领英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有195万，中国只占2%，排名第七。

（摘编自张意轩、王威《人工智能需要翻越三道坎》）

材料四：

    人工智能技术注定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它注定会重断定义工作的意义以及财富的创造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失衡现象，甚至改变全球的权力格局。

    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对就业造成冲击。很多岗位和职业会逐步消失，与工业革命及信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并非单纯指向某些特定岗位和职业，如传统制造业中的手工艺者被流水线工人所取代。

    人类正面临着很难妥善共存的两个发展前景：一方面我们迎来了仅用少量人力就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发展时代，而另一方面，大量人员也将因此而下岗和失业。

    人工智能是一个“强者更强”的产业：数据越多，产品越好；产品越好，所能获得的数据就更多；数据更多，就更吸引人才；人才越多，产品就会更好。

    一言以蔽之，最大程度地缩小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经济失衡和贫富差距，已是当下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此差距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

（摘编自李开复《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

材料一：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未来7年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

    2018年4月19日，针对中兴被美国“封杀”的问题，商务部表示，中方密切关注进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2018年4月20日，中兴通讯发布关于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的声明，称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来说极不公平，“不能接受！”

    2018年5月，中兴通讯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摘编自“网易”“新浪”“凤凰网”）

材料二：

芯片贸易已经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逆差的最大“黑洞”。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最近几年集成电路进口额均超过2000亿美元，甚至长期超过石油进口额。2017年，这一数额达到了2601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逆差达到最高值的1932.6亿美元。

    Strategy Analytics分析师杨光表示，危机肯定会刺激自主芯片产业的发展，但想依靠国产芯片帮助中兴渡过危机确实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芯片行业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投入而且有些必要的学费恐怕也是绕不过去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内，比如SG开始这几年，国内芯片恐怕还是要靠国际市场供应。

（摘编自《“芯痛”背后国产芯片征途漫漫，“中国芯”短板何在》，2018.4.19《新京报》）

材料三：

    美国商务部日前对中国中兴通讯公司采取出口管制措施。这一事件给中国科技企业敲响了警钟，促使科技界和更多企业以更长远眼光，谋求更自主、自强的发展。

    近些年来，中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不断追赶的态势愈发突出，在不少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量子通信、探月工程、可燃冰开采等诸多方面，中国都取得重大突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和成就足够令人自豪。中国的科技创新成就，以及中国日益迸发出来的科技创新潜力，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走向世界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难免还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掣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并时刻做好准备。

    一旦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知道哪天就会被人“釜底抽薪”。这样严酷的现实，中国企业必须时时警醒。“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这一在深刻洞察基础上发出的自强之声，应成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念兹在兹的信条，让中国科技企业发展根基更牢固，步伐更坚实。

    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坚持不懈的深入研发，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在芯片、发动机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下定决心，咬紧牙关，攻坚克难，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业，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这样，不管是“狼来了”还是“狼走了”，都能从容应对。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相信，国外的封锁从来阻挡不了中国科技进步的步伐。外人越是“卡脖子”，我们越要加速厚植创新土壤，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回顾历史，从当年的“两弹一星”，到如今的一系列重大科技进展，中国的科技发展很多时候都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实现突破，是立足自身、自强不息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会因为某一方的技术封锁而选择自我封闭。在持续深入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会加强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其中自然也包括科技领域的共同进步。中国融入世界的意愿坚定如初，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加快追赶世界前沿科技的步伐。

    中国科技当自强，靠花钱买不来核心技术。在充分认清与强国差距的同时，我们要对自身的成绩和发展潜力有充分认识，更要满怀信心，迎难而上，实现更多更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4.21，有改动）

    材料一：

    垃圾分类，指按一定规定或标准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搬运，从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分类的目的是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物尽其用。从国内外各城市对垃圾分类的方法来看，大致都是根据垃圾的成分构成、产生量和处理方式来进行分类的。

    市民在家中或单位等地产生的垃圾，应做到分类贮存或投放，需注意做到以下几点：垃圾压缩车收集垃圾时，应做到密闭收集，防止二次污染环境，收集后应及时清理作业现场，清洁收集容器和分类垃圾桶。非垃圾压缩车直接收集时，应在垃圾收集容器中内置垃圾袋，通过保洁员密闭收集。

    投放时应按垃圾分类标志的提示，分别投放到指定的地点和容器中。投放后应注意盖好垃圾桶上盖，以免垃圾污染周围环境，滋生蚊蝇。                   

    （摘编自“百度百科”等）

    材料二：

    最近，继上海之后，49个城市开始垃圾分类试点。根据住建部等部门的计划，到2020年年底，将在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所以，很多人在分析预测，垃圾分类有望带动2000亿元行业新风口。从小程序识别垃圾、智能垃圾箱到智能分拣，似乎一个新的行业就要出现了。

    那么，如何才能建好这个市场体系，过去历史中的经验，值得借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由于中国经济不发达，物资紧缺，所以建立起了一套国有体制的废旧物品回收系统，回收废旧物资再利用，帮助国家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后，国有的废品回收体系没落了，而市场化的、更加高效的废品回收体系取而代之。   

    改革开放后，来自河南信阳固始县、河北和四川等地的农民到达北京后，开始依靠买卖废品为生。20世纪80年代，这个由外来谋生农民搭建的废品回收网络，从社区甚至垃圾箱开始，实现了高效的废品回收、集中，再到末端再生利用，整个链条实现了无缝衔接。可以说，这些人是城市的清道夫。2014年左右，北京的废品回收从业人员达到历史高峰，近30万人分散在废品回收、分类和再利用各个环节。其他大城市的情况也与北京类似，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一直拥有较高的废品回收率。除首尔之外，东京、新加坡、纽约等城市的再利用率均低于北京。

    现在很多人在谈垃圾的智能识别，而我国20世纪的废品收购者早就会判断型号、材质、塑料的种类，甚至洗衣机电机是铜是铝，他们都能高效区分。他们的下游——收购市场中，废纸、废铜分门别类，塑料制品甚至分为好几个类别。

    所以，中国原本的市场化的、成熟的废品回收体系，在这一波垃圾分类中，不应该缺位。新的更高技术、更大规模的市场化，应该吸纳这个行业过去成熟的流程、专业能力。

    （摘编自刘远举《高大上的垃圾分类风口，不应忘记拾荒者》，2019年7月22日“央视网”）

    材料三：

    在垃圾分类方面，日本走在了世界最前列。20世纪60年代严重的环境污染“逼”出了日本一流的环保技术，70年代石油危机又促成了最好的节能技术。在号称垃圾分类标准“最严格”的日本，垃圾分类已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技能”。

    在日本，如果垃圾回收人员发现垃圾分类得不合理，可不予回收。如果谁家的垃圾分类不当而被拒收，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情节严重的“不法投弃”则会被通知警方出面处理。如果乱丢垃圾，可能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坐牢。

    日本的儿童打小就受到正确处理垃圾的教育。日本居民扔垃圾真可谓一丝不苟：废旧报纸和书本要捆得非常整齐，有水分的垃圾要控干水分，锋利的物品要用纸包好。

    分类垃圾被专人回收后，报纸被送到造纸厂，用以生产再生纸，很多日本人以名片上印有“使用再生纸”为荣；饮料容器被分别送到相关工厂，成为再生资源；不可燃垃圾经过压缩无毒化处理后可作为填海造田的原料。日本商品的包装盒上就已注明了其属于哪类垃圾，牛奶盒上甚至还有这样的提示：要洗净、拆开、晾干、折叠以后再扔。

（摘编自2019年5月20日“北青网”等）

季老足迹：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

    12日下午5时半，一场罕见的大雨笼罩整个北京大学，但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前的广场上，仍然聚集着北大的师生，以及很多从校园外特地赶来的人，悼念季羡林老先生，久久不愿离去。

    “我没有亲眼见过季老，没有和他打过交道，但他是北大人永远的精神灯塔。”一位几天前从北大毕业的中文系学子，今天重回校园，在雨中向季羡林老先生鞠躬致敬。

    “深切怀念季羡林老先生”——今天上午10时，季羡林老先生的灵堂尚未敞开大门，不少北大师生就已自发聚集在百周年纪念讲堂黑色的大幅挽联下。

    在悼念人群中，82岁的雷鸣老先生从家中赶来，一直待到下午5时灵堂关闭都迟迟不愿离去。他说：“1992年在‘中国丝绸之路’首届学术大会上，我的一篇论文得到了季老的点拨指正，此后，我多次和季老交流过相关学术问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也许是每一个和他交往过的人最深刻的感受。”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把季老先生比作“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张颐武说，这么多年来，他们这批学人从未听到过有关季老的负面传闻，“从这个角度来说，季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是一个将传统士人精神与现代专业知识完美结合的人”。

    “季老先生做了一辈子学问。不管是在什么状况下，都没有停止。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在治学精神和态度上。”季羡林老先生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葛维钧回忆，“季老先生写作《糖史》时，已经80多岁了，但仍不顾严寒酷暑每天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有时，季老发现了新线索就兴高采烈起来。他的喜怒哀乐都是和做学问联系在一起的。”

    “先生个性极为鲜明，广被万物的爱心与知识分子的胆识在季老先生那里体现得十分醒目。如果来访者不学无术而又滔滔不绝，先生就会面色木讷长久不言；如果是清纯学生求访解惑，则他每次必从家中送出来直到大门口默默挥手告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王岳川教授告诉记者，“季老生前说过，他最喜欢的知识分子是：质朴，淳厚，诚恳，平易；怀真情，讲真话；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正是夫子自道！”

    “季羡林老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更因为他的品格。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国际关系学院2005级本科生李玉磊对记者说，季羡林老先生常年笔耕不辍，把自己对人生、对知识、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写在了一本本书中，这些用心写出的文字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很早听闻季老先生的大名，通过阅读，为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广博的知识所深深折服，这成了我报考北京大学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语言文学系2007级本科生李垚说。她还坦言，虽然求学期间，她未在校园里见过季老先生，也未聆听过其谆谆教诲，但是他独特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境界早已成为燕园中无形的精神标识，感染着每个身处燕园的北大学子。

    (有删改)

袁隆平是一位的实践者；

袁隆平是一位的研究者；

袁隆平是一位的捍卫者；

袁隆平是一位的寻梦者。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别了，“不列颠尼亚”

周婷 杨兴

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总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25任港督的庭院。

4时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5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陈迹。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制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里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在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制即将结束。”

7时45分，广场上灯光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是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点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王安石逸事

林语堂

①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文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为人处世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人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辨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是否喜欢以这样的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地在外头留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们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②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③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们才知道。

④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⑤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⑥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⑦第二天朋友们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⑧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他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他后来做了宰相。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上打盹。等睡醒时，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向他劝导几句。

⑨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

⑩王安石立在那儿未作分辩。在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后来，王安石的学者名气日大，韩琦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也愿把他看作自己的属下，王安石却很恼怒。事情赶巧的是，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罢相。王安石记日记甚勤，竟写了七十册，他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⑪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势之前大约20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是因为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这倒很难相信他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因为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时，国家太平，才俊之士成荟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谢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声誉就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此时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还位居太守，治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吏，他建堤筑，改革学校，创农民贷款法，把他的新社会思想，实施了数项。政绩确实不错，也深得百姓爱戴。他对入朝为官的引诱一直视若无睹，直到仁宗嘉祐五年（1060），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来到京师。

附：

金陵怀古（其一）

王安石

霸主^①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

东府旧基留佛刹，後庭余唱落船窗。

黍离麦秀^②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

[注释]①霸主：指在金陵开创基业、取得霸权的历朝开国君主。②麦秀：即《麦秀歌》，为殷朝旧臣路过故都，因悯伤故国而作。

材料一：

中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成渝经济圈是继京津冀、长三角、粵港澳大湾区之后， 中 国的“第四极”， 成都继获得国家中心城市定位后再次被赋予国家战略使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中提出， 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 “极”， 将加快建设高效率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 同时以这 4 个“极”来建设面向世界 4 大国际 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这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次在国家重大规划文件中与其他 3 个发达城市群处 于同一等级，而且要同时一起建设最高规划目标。

(摘编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担起“第四极”使命》 )

材料二：

三年前， 成都提出打造世界文创名城、旅游名城、赛事名城和国际美食之都、音乐之都、会展之都 的方案，面向世界展现出开放姿态。在成都市委十三届八次全会上， 成都擘画今后五年及远景的城市发 展目标： “十四五”时期， 打造国内大循环战略腹地、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门户枢纽； 到 2035 年， 全 面建成泛欧泛亚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截至目前， 成都先后通过 10 场发布会释放了“城 市机会”6300 亿元，参与企业 2000 余家，主动释放“城市机会清单”， 与世界共享机遇。

(摘编自《成都：一座国家中心城市的世界胸怀》 )

材料三：

2 月 21 日，一列装载着“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建设配套物资的专列，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发往俄罗斯圣彼得堡，这也是成都国际班列开通的第 59 个境外站点。目前成都国际铁路港已打造 7 条国际铁路 通道和 5 条国际铁海联运通道， 串联起境外 59 个城市、境内 20 个城市， 成为泛欧泛亚陆港枢纽， 发挥 出畅通道、促贸易、聚产业、优环境等多重效应。不仅有“陆上枢纽”， 成都还有“空中枢纽”。相关 监测结果都表明，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位列全球最繁忙的十大机场之一。 2021 年 6 月，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正式通航。成都成为了继上海、北京之后， 我国第三个拥有两座国际机场的城市。拥有亚蓉欧航空枢纽 和泛欧泛亚陆港枢纽“双支撑”，成都的内陆开放打开了新局面。

在天府新区的秦皇湖边， 天府国际会议中心与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相互辉映， 共同组成我国中西部 最大的会议会展综合体。 同时， 中国意大利商会成都中心项目签约落户天府新区。这些高能级平台为用 活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人才链创造了极佳 条件。

新年伊始，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出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正忙碌地为投产后首批产品的交付作准备，这是世界 500 强企业日本出光兴产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 OLED 发光材料制造基地，其投产填补了国内OLED发光材料领域的空白。在距离出光电材不远的京东方科技集团成都基地，是出光电材的重要合作伙伴。出光电材和京东方所在的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只是成都市规划出的 66 个产业功能区之一。巨大的市 场前景和成都的产业集群优势， 为众多中外企业带来良好机遇。

据百度人口流动的大数据统计， 北、上、广、深依然保持中心城市地位， 而成都则成为我国人口流 动和聚集的重要城市。 “人流的中心， 自然也是物流、资金流的聚集地， 以此衡量， 成都已成为国内经 济大循环的中心节点之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说。这为服务业带来更多机遇。

(摘编自《成都重要新规划来了》 )

材料一：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在这场战争中，魏巍、巴金等著名作家都到了前线，创作出《谁是最可爱的人》《上甘岭》《团圆》等真实反映这场战争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所承载和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和抚慰了前线浴血奋战的官兵，也极大地调动并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70年来，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也时时牵动着后辈作家们的目光，新的作品不断涌现。

简要梳理，不难发现，随着历史语境和文学潮流的更新、嬗变，不同阶段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学创作在观念、主题、文体、形式、内容等方面亦表呈出不同的面貌，但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弘扬始终不曾中断；不同年代的作家对这场战争的接续书写，最终汇聚成刻录英雄壮举、鼓荡时代精神的文学强音。

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初期，继承了解放前的革命文艺传统，它首先是一场主题性、组织化的文学创作运动。在物质匮乏、保障艰难的情势下，经由组织化的生产传播机制，抗美援朝战争文学创作弘扬了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最大程度地凝聚起了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一般而言，小说创作往往需要与事件拉开一定时间距离，需要通过想象、虚构的文学形象来表达。因此，这一时期抗美援朝战争小说在数量和质量上形成较大落差。一方面，创作热情高涨，小说数量大；另一方面，小说的艺术质量却并未达到理想的水准。有的小说中，英雄人物形象单薄、性格单一，结构布局不尽合理，精细描写略显不足，存在一定的模式化与概念化问题，这些现象在当时就被批评为“不能真正地、深刻地理解生活与人物”。整体而言，组织化、一体化的抗美援朝题材文学创作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文学资源，有效且有力地完成了对于家国主题、崇高意识、爱国精神的叙事和表达。

新时期以来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融入战争文学的宏阔主题和视域，受到“人”的文学思潮影响，表现重点也由集体主义的、大写的“人”变为更加人性化的“个人”，创作主体普遍更加关注战争境遇下人物的命运遭际、情感状态和心灵世界。有的小说采用“我”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父辈的故事，通过“父”与“子”的对话，将战争与人的命运关系引向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对人的命运给予更深层次的观照。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一批怀揣使命与责任的军旅作家基于对更多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资料的掌握和对志愿军老兵的采访，重新燃起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的激情。从传统的报告文学到新崛起的非虚构写作，从中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创作，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渐趋活跃。王树增在1999年创作出版了长篇非虛构文学《远东：朝鲜战争》，渴望通过对个体生命的细腻书写，找到他们在极端条件下创造这场无与伦比的战争奇迹的秘密，进而呈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志与心灵史。王筠在2011年、2019年分别推出了长篇小说《长津湖》与《交响乐》。《长津湖》聚焦于抗美援朝战史上最为惨烈悲壮的长津湖之战，《交响乐》则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全过程。志愿军是如何在超出人类极限的极端恶劣环境中创造奇迹的？这一问题成为这类抗美援朝战争题材长篇叙事作品的主线，笔者将其称为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的“再主题化”。王筠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在二元对立的阶级叙事与革命英雄主义赞歌以外，开辟了从文化冲突视角诠释和平价值与人性升华的新鲜视域。这种拓展使得《长津湖》与《交响乐》具有了超越性的文学向度，显示出与以往同类作品的显著差异。王筠在塑造人物时总是让他们贴着读者走，读者仿佛零距离接近人物、零距离贴近战争，感受战争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和改变。王筠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因而表现出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作为一场战争，它已远去；作为文学题材，它历久弥新。从规定主题的集团化冲锋，到“背景化”写作，再到“再主题化”叙事，70年来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创作，因应着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表达了深沉而厚重的民族情感，抒写了高蹈且深邃的战争史诗，鼓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强音。

（摘自《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创作：鼓荡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强音》）

材料二：

近日，以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津湖战役为背景的电影《长津湖》引发观影热潮。影院里，观众的反应更是令人动容。有观众在影片结束后肃然起立敬礼，向影片中的英雄先辈们致敬；有观众看完长达十几分钟的字幕后仍然久久不愿离去。新中国电影史上，已经有了《英雄儿女》《上甘岭》等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而这一次，《长津湖》再次以史诗巨制的规模对准长津湖战役。看过《长津湖》的观众反馈，影片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下足了功夫，使这部战争片看起来有血有肉。对此，陈凯歌说：“战争电影倘若不能塑造出让观众印象深刻的人物，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在不知道为何而战、与谁作战的情况下，创作者和观众都是没有情感寄托的。如果没有鲜活的人物，战争场面拍得再多，观众可能都不太在意。只有当观众觉得电影中的人物值得追随，战争电影才有了意义。”

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影片创造了以伍千里、伍万里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在这个基础上，再放进宏大背景和历史人物，如抗美援朝第一个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冰雕连英雄群像等，最终构成了艺术形象和历史人物的虚实结合。

“我们在创作中达成一致的认识，这是一部现代电影，我们不是复述战争，而是通过人物去讲战争、讲历史、讲精神，电影要跟着人物走，这是现代电影的创作方法。”总监制黄建新表示，“每个人物在电影中都是有作用的，都是整个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电影里既有雷公、梅生、伍千里这样的老兵，也有伍万里这样的新兵。我跟饰演伍万里的易烊千玺说，你是一个具有成长变化性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底色就是质朴、倔强和野性，具有这样性格的人上战场才有可能去打仗，才能表现其英勇。”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1.10.11《<长津湖>是这样炼成的》）

材料一   2020年11月24日凌晨，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追五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探月工程“嫦娥五号”探测器，并开启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期待并相信‘嫦娥五号’将平安返回，带给大家来自月球的问候。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永无止境，和平探索与利用外空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并应该为全人类谋福利。中方一直致力于和平探索与利用外空，愿同各国继续携手努力，为人类和平探索利用外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摘编自2020年11月24日“国际在线”报道《嫦娥五号顺利升空探月》 ）

 材料二   “嫦娥五号”探测嚣由四部分组成，从上到下依次是上升器、着陆器、返回器和轨道器。上升器功能是携带样品从月球表面起飞，着陆器功能是在月球表面进行着陆，返回器功能是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轨道器功能是控制各个不同轨道上的飞行。相比于“嫦娥一号”到“嫦娥四号”的月球探测器，“嫦娥五号”探测器结构更复杂。

在月球表面“抓把土”是“嫦娥五号”探测器的主要任务。其采样区域位于月球正面风暴洋西北部。这一“年轻的”区域，从未有其他国家探测器到访过。据介绍，此前对美国和前苏联获取的月壤样品的研究表明，月球上的火山活动在35亿年前达到顶峰，然后减弱并停止。但人们观测月球表面发现，某些区域可能含有最近10亿至20亿年前才形成的火山熔岩，这与“嫦娥五号”着陆地区的年龄相仿。如果“嫦娥五号”采回的样本能够证实这段时间月球仍在活动，或将改写月球的历史。

（摘编自202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嫦娥五号”发射前，欧洲航天局表示，对于能够参与中国探月工程感到荣幸．为了能够追踪“嫦娥五号”的飞行数据，法属圭亚那地面站已经做好准备，将负责确定航天器

的位置，并以此建立通信链接以验证航天任务的执行情况。“嫦娥五号”12月15日返回地球的时候，西班牙- inta所营运的航天站将负责捕获航天嚣信号．对于我们的嫦娥探月工程，欧洲方面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根据欧洲航天局的说法，“嫦娥五号”发射有两个关键阶段，在南美和非洲的两个航天基地，都会为探洲嚣提据传输中继服务，以便北京航天控制中心能够实时了解轨道运行状态．

（摘编自2020年11月26日“国际在线”报道） 

材料四    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如同茫茫草原上的一颗流星、划破天际，以百米冲刺的姿态迫不及待回到地球。九天揽月这一刻，中国航天创造了新的历史。历经23天，“嫦娥五号”闯过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月面着陆、自动采样、月面起飞、月轨交会对接、再入返回等多个难关，成功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完成了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这是21世纪人类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标志着中国航天向前迈出一大步。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嫦娥五号”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将为深化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作出贡献。 揽月而归，踏梦而行。祝贺嫦娥五号回家！

    （2020年12月17日新华社新媒体权威快报《凯旋！嫦娘五号，欢迎回家》）

历代的文学作品，与其说是艺术实践，①         ， 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为人熟知，这首词是苏轼初贬黄州时所作，作者借月夜孤鸿既表现了内心深处的幽独、寂寥，也表达了         、蔑视流俗的心境。艺术追求上的旨趣淡远、含蓄蕴藉与人格上追求的本真高洁交融在创作中，使艺术追求与人格信仰完美地融合。如果没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则无法呈现这种审美人格。

魏晋风度能永远地让人铭记，这和那个时期人物磊落坦荡的心胸        。王義之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世说新语》记载，郗太博派人向王丞相家求女婿，②           ， 唯有王羲之“坦腹卧，如不闻”，却获郗太尉赞赏，把女儿嫁给他，这也是“           ”一词的来源。它启示我们，无论生活的境遇如何，呈现出本真的生命状态，表现出磊落坦荡的心胸，也许会拥有高出俗流的人格。

交流出智慧是一条颠覆不破的真理。曹植喜欢结交文士，喜欢与这些文士高谈诗词歌赋，他虽未成为一代帝王，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更为艺术更具审美情怀的姿态，其《洛神赋》《白马篇》都是后世            的佳作。“盛唐之音”的形式也如此。因此，思想交流与对话的展开离不开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这种文化境遇也更有助于推动审美人格的建构。

材料一：

在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的革命者、建设者们常常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用革命的诗词记录着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气概。诗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诗词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充分抒发了人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1925年前后，大革命高潮风起云涌，青年勇立潮头。他在橘子洲上以一篇《沁园春·长沙》，讴歌壮丽的秋景，发出了时代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回答又是无比坚定的，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因为他们是革命理想的象征，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只有他们，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崇高使命。

1936年2月指挥红军东征的，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里又写下《沁园春·雪》。北国的茫茫寒雪，在他如椽的巨笔下，气势恢宏，气象万千；北国的晴日，在他浪漫的想象中，“红装素裏，分外妖娆”。当时的红军依然困难重重，但对革命斗争充满激情，对革命前途、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那么，到底谁才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主人？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再一次回应了十年前自己的时代之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万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大众，才是历史和时代的真正主人。

诗以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情书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内在精神。的诗词创作好似一幅幅长篇画卷，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记录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堪称一代诗史，史诗。随着岁月的迁转，有些警言佳句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时时吟诵的名句名篇。这些充满强大战斗精神的火红诗句，这些高度凝练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不同阶段奋斗精神的史诗篇章，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诗词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生动刻画了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斗争风骨。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战斗是残酷的，但在笔下，“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与人类历史的英雄传奇。红军战士突破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伟大胜利。在笔下，长征的千山万水，深沟险壑，不过是“泥丸”“细浪”，充分体现出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展示了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中国、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与斗争精种，它体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藐视一切困难的战略定力，体现为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强大自信，体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决心。

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和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斗志。以他的壮丽诗篇对这一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1965年，重上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在这里缔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三十八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又面临着种种重大挑战与考验。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创造未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伟大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进动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摘编自康震《风展红旗如画》）

材料二

《沁园春·雪》是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1958年年底，他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就个体而言，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称其是“一代天骄”。

（摘编自汪建新《诗词中的帝王将相》）

 【文段一】 

 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可是在都市里律师之上还要加个大字，好好的公司和个人，都会去请律师作常年顾问。在传统眼光中，都市真是个是非场，规矩人是住不得的了。 

 在乡土社会，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在旧小说上，我们常见的听讼，亦称折狱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这种程序在现代眼光中，会感觉到没有道理；但是在乡土社会中，这却是公认正当的。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①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 

 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选自费孝通《无讼》，有删略) 

 【文段二】 

②送法下乡是国家权力试图在其有效权力的边缘地带以司法方式建立或强化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权力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也就是说，国家通过司法的路径进行政权建设，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因此，送法下乡在一定程度上对乡村的法治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广大农民逐渐改变了以往“无讼观念”的纠纷解决制度，法治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送法下乡”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深入“法律的不毛之地”，是现代法治国家法治化的策略所必要，同时也是必须的。而且，正如一些法学家所指出的，“普法运动是一种意在将当下中国整合为法律共同体的政治动员，一种表现为法权主义努力的自上而下的秩序重构，也是民族心智的现代洗礼。”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无视送法下乡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事物都是两面性的，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正如费老所述，“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没有发生相应变化之前，就简单把现代的司法制度推行下乡，其结果是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的弊病却已经先发生了。”正是由于乡土社会是一个充满乡土性不流动的社会、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一个“依礼治国”无讼的社会，所以，在这样的乡土中国的社会秩序下使得送法下乡在乡村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极为有限的，甚至微乎其微。要想真正发挥积极作用，首先必须考虑现代法治的基础和乡土社会固有的社会秩序，因地制宜地开展送法下乡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良好的乡村法律秩序予以构建。否则，一味地进行乡村普法教育宣传活动或者司法下乡，并不能使乡村建立起法治秩序。 

 由此看来，在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法律只不过是现代社会运作的工具之一。它是一种国家的正式机制，但不是唯一的机制，而且这种工具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传统习惯法、乡规民约等礼俗规则在乡土农村向现代化农村转变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必须结合国家统一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构建出完美的、乡土社会的法律秩序。 

 (选自武慧君《论乡土社会法律秩序的构建》，有删略) 

材料一：

“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新基建”投资不是简单的以铁路公路建设为主的“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形式的投资，而是着眼于前沿科技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幸福感的新型基建投资。要用好“新基建”，使其成为化解疫情影响，撬动经济的有力杠杆，关键还要把握好这个“新”字。

“新基建”之“新”，首先新在发展理念。不可否认，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会拉动相当可观的投资。有机构曾测算，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超过3.5万亿元。

但与拉动投资相比，“新基建”更多是通过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来带动社会发展。在线办公助力恢复生产运行，远程教育实现“停课不停学”，智能制造对冲了负面影响……疫情发生以来，经济社会没有因物理“隔离”而“停摆”，离不开“新基建”的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社会高效运行，更需要“新基建”的给力。

“新基建”之“新”，也新在模式与空间。研究表明，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0.5%至0.62%。“新基建”不单纯指向具体的工程项目，更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支柱，推动建立新的投融资环境，培育壮大新的服务与消费。

有了高速泛在的网络，就会加速诸多创新应用；有了算法与算力的支撑，就会催生大量新场景；有了坚实的数字基础，产业升级、城市转型等就具备有利条件……也许从建设规模看，“新基建”难与传统基建比肩，但通过对各个领域和产业的渗透融合，所产生的经济拉动作用却是巨大的。这是从打造一条“路”到培育一个生态的转变。

发力科技前端，着眼经济长远发展必须加快布局的领域，关系着发展的潜力和主动性。加快5G网络建设、推进工业互联网普及、丰富人工智能应用……“新基建”之“新”，更是瞄向新的未来。

（摘编自张辛欣《“新基建”贵在念好“新”字诀》）

材料二：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抗疫情、稳增长的有力手段。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新基建”为5G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研发等提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拉动相关投资。同时，也能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专家预计，2020年是5G基站大规模建设期，预计将部署超过60万个5G基站，年底有望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市覆盖5G网络。在此基础上加快5G商用步伐，加上与垂直行业的融合发展，将会有效推动产业升级。此外，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改造传统基础设施，不但会带动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且会更好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将“新基建”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将有助于克服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增强经济韧性、释放发展潜力。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需要。答好转换经济发展动力的课题，中国具有巨大优势。中国将5G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和智能技术与强大的制造业结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形成新的更大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5G网络、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建设，就是要为我国信息和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转换发展动力创造条件，实现国民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有序推动“新基建”，需要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体制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加快实现我国经济数字化、智能化提供有力保障。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领作用，有规划有步骤推动“新基建”发展，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项目的监管和调控，防止盲目上马，确保供给与需求结构基本适应。还应发挥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支撑作用，一方面精准支持“新基建”项目，降低融资成本，广泛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大专项债券发行力度，优化投向、确保资金投入。

推动“新基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让国有企业在“新基建”中发挥应有作用，积极吸收非公经济成分参与发展，充分发挥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作用。同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厚植“新基建”的发展动力，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关系，从而使“新基建”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摘编自何自力《“新基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