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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与他的第二人格

距今约一个世纪前，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生于瑞士，在那个位于欧洲和西方世界的中心、多年来一直未经过战乱、可爱宁静的国度里，度过了他的一生。他的父母和祖先都是因袭传统的人，深深植根于瑞士的土壤和经久不变的传统中。荣格热爱他的祖国，但他从小就觉得它的美丽属于远远超越于这个细小民族那狭窄国界和稳定的社会以外的某种时空。他第一次发现比他自己伟大的事物是伫立在康斯坦斯湖畔，敬畏地凝视着蓝色的湖水和银白覆盖、庄严的阿尔卑斯山时，感觉到惊异的记忆。当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感觉：这是宇宙的中心——但不是他父母和数百万瑞士人的宇宙——而是他内心的一个隐秘的宇宙，映现在平静的湖水中，延伸到阿尔卑斯山巅，远达至无限。

他长大成一个腼腆、敏感的男孩后，常常与父母的信念、老师的要求相悖。与他的同学相比，他显得很特别，不适应学校生活。他很脆弱，易受伤害。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容易发怒——比如，当他的老师指责他撒谎时。但是，正是在这些时候，他在他的第二人格中寻求并发现了避难所。这个人格是他的真实可靠的自我，触及人类本性的深处，也许在人类之前已经存在。

这“第二人格”是脆弱的、不坚定的，它经常躲避着他，所以他不得不以他所谓的第一人格推动它。这第一人格是虚伪的、狡诈的，它逐渐包围了他，满足他，除了他的自性外。所以当他继续在他的人生之路上前进时，虽然一次又一次获得成功，无论他干什么都能干得出色，但是他内心的混乱一直困扰着他，不停地刺激着他，把他从旁人期待他走的道路上引导出来。当他的第一人格辉煌灿烂时，他的第二人格却受着残缺不完的痛苦煎熬。故此，他后来付上一生去追求生命的完善。

当他闻知弗洛伊德的大名时，便怀着深深的敬意前去拜见了这位教授，这位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和同事。然而，荣格的第二人格在他们最初相识时就对此反抗。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第二人格，它当时还很微弱地潜伏着。弗洛伊德成名了，随着他名气的增大，他们之间的友谊淡薄了。只是在后来荣格才意识到：并不是他们的友谊减弱，而是他的第二人格已经成为独立个体。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这是荣格生命中的一次最大打击，把他抛入他以前从未体会过的黑暗之中，但当他摆脱了黑暗之后，他的全部事业始露端倪。

他不仅丢掉了他的朋友（虽然他仍然一直感谢），而且还抛弃了他的第一人格。从那时起，荣格就完全致力于他的第二人格。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去拜访他，鼓励他，像他鼓励他们一样。他独自呆在他的石塔中，但却与当时外界所有事物和人都保持着深刻而密切的联系。他们在他之先，又将追随在他之后。

在暮春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荣格结束了他漫长而丰富的一生，享年八十五岁。他的第一人格永远离开了他，但他的第二人格依然活着，因为它无时不在，也将不会消失……

在荣格一生中，有一段极其重要、意义深远的时期，即他的一些创新观念产生的时刻。这些观念后来占据了他余下的生命。这就是他与弗洛伊德决裂后，一时失却方向的时期。那是一个内心迷惘、混乱、骚动不安、孤立无援的寂寞孤独期，荣格被一些混乱的梦、意象、幻觉困扰着，汹涌而来的无意识波涛曾使当时的他怀疑自己的理智。就某种意义而言，它实际上就像一种精神分裂症。但是它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是他生命道路上最富创造性的关口。

正是在这些年中，他发现了集体无意识，发展了原型和自性的概念。要知道，他与无意识对峙的顶峰，是他这些年来孤军与他心灵深处的黑暗奋战的顶点。但是仍有许多工作摆在他面前：所有那些从无意识中喷涌而出，潮水般涌向他的幻想和材料，以及他获得的直观，都需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有幸的是，他接触到了炼金术，并以炼金术中阴性原则和阳性原则的关系为基础，证明了他原来工作的正确性，而且使他超越了他原来的工作。

荣格曾在其《自传》的导言中宣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生命一直是我所写的东西的实质。”因此，应该把他的全部生命、他的神话，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一个从它自身特有的种子中逐渐成长发展起来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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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奇童星——秀兰·邓波儿

        秀兰·邓波儿的一生堪称传奇，是一个多年不老的神话。因为她，才使儿童演员真正成为明星，受到众人的关注。无论男女老少，不论国籍语言，他们爱她，爱她蜷曲的头发、甜甜的小酒窝、亮晶晶的大眼睛、欢快的歌舞。她像天使一样给人们带来了欢笑，驱散了人们心中的忧愁，让人感受到世间最真最纯最美的东西。

        1928年4月23日，邓波儿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邓波儿之所以能成为明星，她的母亲功不可没，因为年轻时曾向往银幕生活未能如愿，她便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培养女儿上。婴儿时的邓波儿就已经显露出天使般的甜美模样，并且遗传了父母的才华，不但有着出色的嗓音，而且表现出惊人的动作协调性。母亲喜欢跳舞，就教她跳舞，3岁时，还安排她进入米格林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这是好莱坞星探经常出入的地方。4岁时，她被导演看中，拍摄了系列片《小听差》。5岁的她签约了世纪福克斯公司。6岁时，她因在《起立欢呼》中出色的歌舞表演崭露头角。仅在这一年，她就为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了10余部影片，其中《亮眼睛》一片使秀兰·邓波儿一跃成为众人皆知的小明星，她的歌声也家喻户晓。1935年2月，年仅7岁的秀兰·邓波儿接过奥斯卡特别金像奖。并成为有史以来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孩子。

       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邓波儿也许是最符合这个标准的。但成名过早是要付出代价的。成年以后，邓波儿回忆起她的童年时曾说，我只过了两年懒惰的婴儿生活，以后就一直在工作了。6岁那年我就不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了，那天，妈妈带我到一家百货商店去看圣诞老人，可圣诞老人却让我给他签名。小小年纪的她，每天必须工作5个小时，周末通常在8个小时以上，此外还要每天跟私人老师学习3个小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银幕上的小天使除了小小年纪就创造了演艺事业的辉煌之外，在成年之后还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开启了人生另一个华彩篇章。

        20世纪60年代起，秀兰·邓波儿开始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1969年，尼克松任命她为第24届联合国大会代表。1974年福特总统当政期间，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加纳女大使，两年后又担任国务院礼宾司司长。对于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此要职的女性，福特总统的评价是“一流”。

        70年代，邓波儿患上了乳腺癌，她勇敢面对，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乳腺癌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还是一种难防难治的疾病，特别是要切除乳房，这是令很多女患者最不能接受的。但是邓波儿不仅做了手术，还在电视节目中向公众袒露了病史，她成为第一个勇于公开病情并倡议防治乳腺癌的名人。当人们问她如何与乳腺癌作斗争时，她答道：如果什么也不做，情况只能变得更坏，我相信上帝和我的医生。对患有同样疾病的妇女，她的忠告是：不要害怕，不要坐在家里等，要去医院积极治疗。正是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使她战胜了病魔，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很多患乳腺癌的妇女也转变了看法，不再羞于谈及病情，也不再不敢接受手术治疗了。

         2006年1月29日晚，第12届美国演员公会奖在洛杉矶圣殿礼堂揭晓，秀兰·邓波儿被美国演员公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她在演艺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在人道主义事业方面作出的贡献。美国演员工会主席梅莉莎·吉伯特在致辞中说，我想不出有谁比秀兰·邓波儿更适合接受今年的终身成就奖了。她对美国娱乐事业作出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她对全世界的贡献更是鼓舞人心。她的生活是如此不平凡，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作为一个演员而家喻户晓。此后她又作为一名外交官为国家服务30年。每件事，她都努力去做，而且一定要做好。她向人们展示了优雅、智慧和果敢，当然还有同情心和勇气。她是我孩童时的偶像，至今仍是。在当晚的颁奖仪式上，78岁的邓波儿对台下的观众开玩笑说：对于那些想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演员们，我的建议是，要尽早出道。对当今的年轻人，她的建议是：要做一个勇敢和纯洁的人。要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召唤，不要受外界影响，要做一个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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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赋采薇

戴安澜任第73旅旅长后，回顾多年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定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部属努力，而部属的旺盛士气来自他们的爱国热情。他特意抄录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印发给各级官兵背诵吟唱，激发大家精忠报国的爱国热忱。

为了抗战大业，戴安澜摒弃党派成见，团结爱国人士。《自由报》记者宗祺仁前来采访，与他彻夜讨论时局，探讨国共合作抗日的未来，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这时有人提醒戴安澜，说宗是，须多加提防。他坦然答道：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战，何防之有？宗是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新闻记者，写过许多真实感人的报道，有卓越的见解，我们正缺少这样的爱国志士。几天后，他还把自己的军事著作交给宗祺仁修改并题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派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当命令到达时，已升任第 200师师长的戴安澜高唱《满江红》，并向官兵宣讲诸葛亮远征的事迹，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激励官兵。赴缅途中，他激情满怀，赋《远征》二首以明志。其一云：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其二云：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入缅不久，日军主力迫近东瓜，军长杜聿明决定集中主力击溃日军。戴安澜立下誓言：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国威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这时，英军突然撤走，我方援军未至，形势危急，戴安澜决心以身报国。他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他给夫人王荷馨写了绝命家书：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望你珍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面对日军发动步兵、炮兵和空军联合进攻，狂轰滥炸，施放毒气，戴安澜率部同仇敌忾，顽强战斗，抗击四倍于己的日军长达十余日。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成表示：近代立功异域，扬中华声威者，以戴将军为第一人。日本人战后回忆时也承认：该部队自始至终战斗意志旺盛．虽是敌军，但令人佩服！自司令官饭田中将以下各将官无不赞叹其勇气。

东瓜保卫战虽然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因盟军失利，缅北战局急转直下，腹背受敌的远征军被迫突围。这时，英国要求远征军申请难民身份，以便英国军队收容。戴安澜发誓：我戴某人宁愿与日寇战死，绝不苟且偷生。于是率部进入缅北野人山，向祖国方向艰难跋涉。就在部队到达离祖国最近的一条公路时，突遭日军伏击，他立即命令分散突围，激战中，戴安澜胸腹中弹，时值缅甸雨季，大雨滂沱，部队既要突破日军堵击，还需忍饥挨饿，穿越荒山密林。1942年5月26曰，他们行至缅北茅邦村，戴安澜伤势恶化，以身殉国，年仅38岁，弥留之际，参谋长问他下一步的行动路线，这时他已不能说话，手指地图，示意部队从莫洛过瑞丽江向北回国，又让人扶着他面向祖国注视许久，安然而逝。

（空格）戴安澜牺牲后，遗体由官兵抬回国内，渡过瑞丽江后，乃将遗体火化，骨灰装入小木箱，这一情景感动了沿途民众，一位老华侨痛心地说：寿材这么小，怎能配得上将军的英名与地位？随即捐出自备的楠木寿材。腾冲县长率全县父老乡亲万人，沿街跪迎将军灵车。随后，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美国总统罗斯福追授戴安澜懋绩勋章。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安葬仪式，中共领袖派人送来挽诗：外辱需人御将军赋采微。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堂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朱德等也敬献挽词、挽联。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并以主席的名义向遗嘱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摘编自茅海建主编《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等）

相关链接

①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忮；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忮不求不俱，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矣．（戴安澜赠部属各官长题词）

②军人一般以彪悍为荣，但是戴安阑与众不同，他多才多艺，熟读文史，精通琴棋书画，如果不是因为战乱和外敌入侵，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位儒雅名士，但国家危难却把他的命运引上另外一条路．（戴复东等《我们的父亲戴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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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玄同：真的猛士

钱玄同，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如果钱玄同没有找周树人约稿，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许不会出现鲁迅这个名字。

那是1917年，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编辑，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    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投稿。

此时，周树人因对现实失望，正用钞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他婉拒钱的约稿：“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钱玄同立刻辩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段对话，被周树人如实记录在他的小说集《呐喊》序言中。从这时起，周树人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并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钱玄同为人之刚猛，由此可见一斑。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慷慨激昂。由于年轻气盛，甚至鼓吹过“废除汉字”，但钱玄同绝非有勇无谋，他提出用“国语”作文，文章加西化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数目，采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中国文化重大改革的首倡。

1918年，钱玄同曾与好友刘半农商议，上演了一出“双簧”。他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随后，刘半农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其时，这场论战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也标志着改革派的“大胜战”。

有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评论道：“……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猛士难摧敌垒。”

但这个猛士却又是一个病夫。如果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可以整理出一本厚厚的个人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他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骚扰与折磨。

然而他从不讳言“死”字。1927年，钱玄同年届40时，还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语调幽默。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悼唁。

钱玄同一生恃才傲物。在北大任教时，上课从不看一眼究竟有无学生缺席，便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全到。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末批定成绩时，便按点名册的先后，起评60分、61分……如若选课的学生共40人，最后一人就得100分；若是40人以上，便重新从60分开始。

随后，他在燕京大学任教，亦不改考卷，直接交与学校。学校退回，他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方依照制度，称如不判卷，将扣发薪金，钱玄同回复，并附上钞票一包，“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

这个“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了叫骂声”的浙江人，对人严苛，对己更甚。其文字学课讲义《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音韵学课的最早一部教材，但钱对其极为不满，说它“百孔千疮”，“多一个人看见，就使我心中加一分难受”。在1921年重印时，钱在《再版序》中“自打耳光”，列出书中的六大不足。

钱玄同最大爱好，便是逛厂甸旧书肆，只要前往，必将所喜之书扫荡一空才罢休，被人戏称为“厂甸巡阅使”。而其一生最惧之物，竟是好友刘半农家养的一条黑狗，前去作客，定要躲在刘家孩子身后，等孩子把狗引走，才敢进门。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患脑溢血辞世。《文献》发表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一文，为其盖棺定论称：“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之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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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

（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

（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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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礼：“饮冰室”走出的“驯火者”

    一双大眼，鹅銮式的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的影子。“像，太像了”，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竟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里就是饮冰室，梁启超伏案奋笔之所。他在这里写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9子女未来的路。

    1941年，梁思礼赴美国深造。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摄氏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尽管条件艰苦，但仍没有磨灭他心中“工业救国”之梦。1949年，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他选择了回国。此时，他的同窗好友林桦与他分道扬镳，留在美国。几十年后，林桦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梁思礼成了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林桦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梁思礼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有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想法，梁思礼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1957年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102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两发P-2近程地地导弹。一年之前，一处野兔出没、坟茔遍地的荒草园挂上了一块新牌子——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它成立的初衷只有一个，搞出中国自己的导弹和火箭。从事研究工作的几百人中，大多是刚刚跨入校门的大学生。别说学过导弹理论，就连真正见过导弹的人都没有。“尽管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梁思礼说。中国第一枚导弹——仿制“1059”导弹，也就是后来的“东风一号”，就是在他们这帮“业余选手”手中诞生的。

    这是一枚用算盘算出来的导弹。几乎每一夜，梁思礼都在算盘噼啪声中度过。

    一边激情似火，一边四面楚歌。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没有材料和电子零件，梁思礼他们就自己研制，最终用国产产品取代了苏联停止供应的材料、液氧及元器件。无数个不眠之夜，400多个忙碌的身影，撑起了中国航天最初的稚嫩脊梁，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中国制造的导弹。

    1960年，“东风一号”仿制成功后，聂荣臻要求五院转入导弹的自行设计和研制。临危受命的梁思礼又奔赴下一场会战——中近程地地导弹的设计和飞行试验任务。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首次发射失败，事后得知，原因是导弹产生横向弹性振动和发动机管道起火。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梁思礼更愿意将自己的“驯火史”总结为一本“失败者之书”。多次试验失败，让梁思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这些失败，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直到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才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围绕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在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着这个飞行试验，他摘取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1983年，梁思礼退居二线，但他重新站上讲台，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正如萧伯纳所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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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斯文

梅贻琦

    谈起清华，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虽然梅对闻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在国民党当局尤其是最高层面前，却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爱才惜才之大胸怀。在蒋介石约见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时，梅梅贻琦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梅先生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蒋介石频频点头说。随后，梅贻琦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原本要追究进步教授的质疑，却变成为教授争取待遇的由头，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梅先生的处事智慧。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钱钟书、华罗庚，许宝騄。都是28岁，都是正教授。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并于1938年哲学博士学位；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一时学生情绪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难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寡言还表现在他为人低调和处事不张扬上。无论他主持学校或台湾“教育部”时，公文函札都是他亲自审阅，常通篇改写，尤其是出任“教育部长”后，每日带重要公文晚间批阅，常到深夜。

（摘编自黄延复、钟秀斌《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注】西南联大：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临时组成。

相关链接：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②梅贻琦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宇、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的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是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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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1912年，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他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

    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得译出诗人之剧。朱生豪在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极富老化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了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都会感受深切。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朱生豪深爱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通全集至十余遍，于是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

    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版朱生豪的翻译。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

相关链接：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戏剧导演陈薪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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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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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生而为宰相

水鹿

    初唐的天空，星光灿烂。

    在后人看来，这些光芒属于魏征、王珪、尉迟敬德、李世勣……一个个激情张扬的人。他们思考、磋商、争辩，挺直了脊梁建功立业，做人成事。

    然而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是：这么多个性鲜明的人，最容易骄傲不服气，碰撞成灾难性的内斗和党争。

    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激情的人，来做稳压器。

    他就是房玄龄。他总是笑眯眯地洞明世事，又总是不吭声地隐忍委屈。皇亲李神通攻击过他，重臣萧瑀攻击过他，“第一宠将”尉迟敬德也攻击过他，眼看都要变成朝里的“出气筒”了，可他还是和没事人一样。他简直天生是给李世民做宰相的。

    有一次房玄龄得了重病，一个口齿轻佻的小官吏开玩笑道：“宰相小病去探访有好处，如果病得快要死了，去探访也就没什么用了。”有人将这话挑唆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对此的反应是——见到那个随众来探访自己的小官吏时，笑着调侃一句：“你都肯来看我，那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啊……”

    房玄龄还是出名的“怕皇帝”者。急躁任性的李世民，也和大臣们一样，经常拿房玄龄当“出气筒”，越用越顺手。房玄龄照例不争辩、不顶撞，逆来顺受，道歉了事。有人因此讥讽老房“没骨气”，尤其是他身边还有傲骨铮铮的魏征作对比。其实房玄龄心里很明白，李世民是个多么骄傲的人，成天被魏征骂来骂去又不能还嘴，难免心理不平衡。那我老房做做自我牺牲吧，皇帝把气撒在我身上，总比他攒多了委屈以致决策失常要好。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心照不宣的表演：皇帝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痛骂宰相，剥官落爵叫他回家待罪。房玄龄也就乖乖回家，平静地告诉家人“把房子打扫打扫，待会儿皇帝要过来接我回去”。而李世民果真就来接了，两人携手上车回宫，谁都不多说什么，好像发脾气那一幕从来就没发生过。

    那些君臣的脾气，终于在性情温和、通达睿智的房玄龄手里，揉捏成方向一致、和衷共济的“合力”了。

    但“老好人”房玄龄的本事绝不止于此，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李世民和魏征等人通过争辩讨论定下了大政方针，房玄龄就和他选拔的一批实用性人才一起埋头苦干，去实现贞观的宏图大卷。

    贞观时代，朝廷全部官员只有643人，房玄龄做了22年的宰相——除了贞观的最后一年他已过世之外——他总是日复一日处理着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让一个高度精简的行政机构，发挥出强大的作用，支撑起贞观之治的日常大局。以致于李世民有时会抱怨他太过细致，提醒说，身为宰相应该只管大事，把那些小事丢给下属就好。可房玄龄还是继续“我行我素”地“琐碎”着。

    当时尚书省下辖的各部里，工作最繁琐、最被士人看不起的，是管理财政预算和账目的“度支司”，一度无人肯任其职。房玄龄竟以宰相之尊自任“度支郎中”，亲自把守着大唐国库。

    这22年的殚精竭虑，比起早年辅佐李世民征战天下、决战玄武门，更值得记录在房玄龄一生功业的榜首。诚如后世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作为宰相，他开国有功，却从不突出自己；王珪、魏征以谏诤闻名，他就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机会；李靖、李世勣善于带兵，他就在后方做好后勤支持；每一个官员，他都能让他们在贞观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华；他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政绩工程”，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少不了他。李世民也一样知道。

    人生终是难免一死。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走到古来稀的71岁。在那个时代里，他已经是活得很长的老人了。高龄带来的疾病难以克服，房玄龄的身体越来越差。而此时，比房玄龄年轻许多的皇帝也已重病缠身，那太过绚烂的一生迅速地消耗掉了李世民的寿命。重病中的李世民，让人把房玄龄抬到殿中，在御座之侧放下，君臣对坐流泪，竟是相视无言。回首他们在渭北秋风之中的初遇，时光已经流逝了32年。

    一段浩浩汤汤的贞观时代，回荡着各种各样的旋律。人们立德，立言，立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把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铭刻在这个时代上。“贞观”因此而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但贞观的第一宰相房玄龄，却在洪亮之声中沉默着，埋头忙于记录、整理、实施——他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贞观”。

（节选自《读者》）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过去改变植物的品种主要是通过育种，这种方式需要时间长，并且必须一次次地进行选育，转基因技术则可以选择任何一个目的基因转进去，就能得到一个相应的新品种，不用再花那么长的时间筛选了。通过转基因技术可培育具有高产、优质、抗病毒、抗虫、抗寒、抗旱、抗涝、抗盐碱、抗除草剂等特性的作物新品种，减少对农药化肥和水的依赖，大幅提高单产，例如美国栽种的一种含有抗虫基因的马铃薯，可使大量减少杀虫剂的使用，生产成本明显降低;阿根廷播种转基因豆种后，大豆抗病和抗杂草能力大为增加，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的量减少，大豆产量大幅增加。

（选自中国科普网，有删改）

材料二：

    为什么转基因争议这么大?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认为，食品安全大家都很关注，转基因项目投入资金不少，但科普这块儿不多，导致公众对科学认识不足，才出现这个局面。这已经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了。世界上所有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研发都有严格规定，中国也如此。一个转基因的作物或动物，从实验室研究开发，一直到最后上到餐桌起码要8-10年，这是一个严肃认真的过程。很多人的误解来自对这些程序的了解不够，“我从官方得到的消息是，所有这些流程会更加透明，逐步公开。”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对有关“农大院长关于转基因食品是政府帮筛选更安全的食品”看法的调查）

材料三：

    过去几千年里，农作物改良方式主要是通过随机和自然的方式来积累优良基因。遗传学创立后近百年的动植物育种主要是采用人工杂交的方法实现遗传改良。转基因技术则是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外源基因导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使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发生改变。可见，转基因技术与传统的遗传改良技术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传统的选择和杂交技术一般只能在生物种内个体间实现基因转移，操作对象是整个基因组，所转移的是大量的基因，不能准确地对某个基因进行操作和选择，因而对后代的表现预见性较差;而转基因技术所转移的基因则不受生物体间亲缘关系的限制，所操作和转移的一般是经过明确定义的基因，功能清楚，后代表现可准确预期。

    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是否会造成潜在的危险?大量转基因生物会不会破坏生物多样性?转基因产品会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尽管尚无定论，但一些科学家担心对生命进行“任意修改”所创造出的新型遗传基因和生物可能会危害到人类，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遗传基因污染，而这种新的污染很难被消除。

    美国Tuskegee大学 Prakash教授发表声明称：“与传统的方法相比较，通过重组DNA术引入新的或不同的基因并不一定会有新的或更大的风险，且商品化的产品的安全性由于目前的安全管理规则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障。遗传新技术为作物改良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精确性。”

（摘编自朱蒙《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综述及利弊关系》）

材料四：

    为什么中国政府发了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大家仍不相信其安全?知名主持人崔永元分析，转基因宣传特别需要公信力，权威部门应当俯下身来向民众一点一点讲清楚转基因问题。崔永元认为，由于涉及粮食安全和知识产权，要坚决支持中国发展自己的转基因技术。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一定要谨慎，尤其是转基因主粮产业化要慎之又慎，希望做生物技术的科学家少些浮躁，“虽然你们懂得转基因，但并不懂得社会的全部，这个世界除了自然科学还有人文科学。”

（摘编自《新民晚报》）

材料五：

    怎么看待转基因食品?面对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没有回避：“转基因食品问题，我的看法是：转基因不能一概而论，基因多种多样，有些基因特别是抗病虫的基因，大家担心人吃了会不会有问题?这些基因我们要慎重。但另外一些转基因，如美国大豆的除草基因，大面积生产不用除草，没有问题，不能谈转色变。”在袁隆平看来，分子育种的转基因技术是解决粮食增产、保证粮食安全的科学措施，搞转基因要合理研究，经过严格的科学试验和把关。

（摘编自《郑州晚报》）

2017年，适逢苏轼980周年诞辰，清华附小开展了一系列致敬苏轼的活动。孩子们在晨读时间吟诵苏轼的诗词，临摹苏轼的书法和画作，跟着《中国诗词大会》评委康震老师一起品读苏轼作品，观看纪录片《苏东坡》……随着对苏轼的了解越来越多，孩子们也产生了很多想法。利用假期，这些孩子自愿组成小组，以苏轼为主题进行研究，完成了23份研究报告，主题涉及《大苏轼的旅游品牌价值》《苏轼的朋友圈》《苏轼的心情曲线》《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等。连《人民日报》都惊呼：“厉害了，祖国的花朵！”

有人认为此举可大力推广，有人则认为不然。你如何看待，并说明理由。要求：观点鲜明 语言简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最早是在2013年11月3日，总书记到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4年3月，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2015年1月，总书记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总书记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个月后，总书记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2017年10月，总书记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上再次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摘自360百科《精准扶贫》）

    湖南湘西十八洞村又是如何探索提出的“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的呢？十八洞村第一支书施金通向记者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十八洞村有225户993人，通过“户主申请，群众投票识别，三级会审，公告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审批，入户登记”，从全村甄别出136户、542位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2015年的3580元，增长115%，减贫61户269人。这些贫困人口已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学生义务教育、家庭基本医疗和住房全部得到保障，学生入学率100%，家庭人口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率100%，住房全部达到安全标准。

（摘自腾讯《牵挂的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如何精准扶贫》〉

材料二：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鱼儿山镇头道沟村的精准扶贫工程——“帮扶认养”良种杜泊羊。该工程让这个贫困村找到一条致富新路子。

    头道沟村地处坝上，是丰宁县的深度贫困村，有258户贫困户，帮扶项目重点锁定在养殖引进杜泊羊上。杜泊羊产自南非，肉质高端，被称为“钻石级”羊肉，价格高、市场大，且这种羊生长周期短，适合坝上高寒环境。据测算，从购买羊羔到养成出栏，每头杜泊羊需投入500元，出栏销售可收入1100元，扣除成本每只可获利300元。

帮扶工作组人员与贫困户“一帮一”结对扶贫，在自愿基础上每人投入500元认养一只羊羔。河北省志愿者团体“道德90后”共同募集2.5万元认养50只羔羊。大家的扶贫爱心带动社会各界一举认养1000多只羊，筹集资金53万多元。与此同时，驻村帮扶组又组织建起了杜泊羊销售平台，吸引社会各界参与认养，上线仅一周即认养300只羊，筹资15万元。

    到11月底，合作社已在线出售杜泊羊肉720份，回笼资金80余万元，实现净利润21万元。预计到2018年底，头道沟村仅养羊一项人均收入增加1600元。

    头道沟村这种“政府+社会+市场”三合一的扶贫模式，特点是政府帮扶主导，社会资金参与，市场化机制为依托，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精准扶贫之道。

（摘编自2017年12月15日新华《河北一村庄认养“杜泊羊”拓展精准扶贫新路子》）

材料三：

    近年来，中兴镇立足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探索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子。据了解，中兴镇为解决贫困群众长久脱贫问题，使“输血”变“造血”。成立夹江县龙井沟果业专合社，以“支部+专合社+贫困户”为模式，成功引进春见耙耙柑，打造万亩柑橘现代园。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依托该专合社，流转土地，发展脆李、柑橘等80余亩，每年可为集体经济实现增收100万元。流转土地100亩，建立中兴镇扶贫基地，他们把这100亩平均分给每一户贫困户，每户一亩，由专合社统一管理经营，受益归贫困户，预计每户可增收1万余元，实现了长期的脱贫致富奔小康。同时，他们在园区设立“一库五名单”台账，吸纳贫困户就近就业80余人，每人可通过园区就业实现增收13000元以上。

（摘编自2017年11月20日搜狐：《精准扶贫开良方  脱贫致富拔穷根》）

材料四：

    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必须形成严密的政策与法律实施体系。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特别指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国家精准扶贫战略要做到“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大法治保障力度。

    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要求。扶贫政策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归功于“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良好政策导向。扶贫立法、执法、司法以及监督环节，应主动适应精准扶贫政策要求和破解实践难题的需要。

（光明日报《加强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2017年11月21日08：5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

文欢

    张大千与齐白石并有“南张北齐”的美誉，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大千”二字是他19岁时在上海郊外的松汀县里的禅定寺出家时所起的法号。至于他为什么会出家，这里又得引出他的一个爱情故事来。张大千有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表姐，叫谢舜华。她比大千大三个月。童年时两人常常结伴玩耍、同进同出。两个年轻人都深爱上了对方。双方的父母也一起替他们定下了这门亲事，只待大千从日本留学回来便给他们成婚。谁知等张大千从日本回来，竟猛遭迎头痛击——谢舜华因思念过度，正值花样年华却凋零去世了。这一感情上的打击对年轻的、刚刚初恋的张大千来说，简直是致命和毁灭性的。突然他萌生一个念头：只有出家不再和别的女人有情缘才能对得起表姐的一腔痴情。于是他便真的去出家了，禅定寺的住持逸琳法师为其取“大千”二字为法名。从此便再没用过原来的名字“张正权”，并常以“大千居士”自诩。三个月后，他对人生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就主动回家了。佛学对他的洗礼最主要的是使他对生活和艺术有了一种超然的达观态度，这种达观使他在尘俗世界中爱美食、爱热闹、爱朋友、爱赚钱、爱花钱、爱名声等。这种看似极端矛盾的既能入世又能出世的思想在他身上竟能如此的对立而统一，不得不说都是赖于宗教对他的影响。

    张大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全能画家，更是一位精通鉴定、善于模仿的造假高手。如今，在国内和海外不少文物收藏机构中，都收藏有张大千模仿徐渭、石涛、八大、石溪等历代名家的假画。有的已被鉴定确认是张大千所为，有的至今还未被认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美国某著名美术博物馆开了一次规模不小的中国画家石涛作品特别展，并邀请了世界上许多资深的学者、专家，当然，其中也邀请了大千先生。大千先生到展厅匆匆地转了一圈便出来了，随即对秘书莞尔一笑，说：“这些画中有1/3是我早年的仿作，嘿嘿……”其实张大千最初的仿画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二是因当时没有名气，所以有些名画家没看重他，为了赌气才格外张扬，多少有些少年狡狯的游戏心理。

    1949年，画家张大千羁留海外，为世人诟病，其实他自有一番隐衷。据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烦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肤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由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他的太太曾正蓉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开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张大千的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抚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张大千自巴西移居美国后，虽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思，但他仍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1982年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拜访张大千，并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下，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结，享年84岁。

    为了纪念这位终生致力于中国绘画艺术研究、发掘、整理的一代艺术伟人，张大千的家乡人民建造了张大千纪念馆和张大千石雕坐像，并将此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张大千逝世的地方——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也建有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在海峡两岸都建有纪念馆的艺术家，张大千是唯一的一位。

（选自《三峡文学》，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段，回答问题。

    材料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网约车逐渐成为了国民出行的一种习惯，用户规模将稳定增长。据统计，82018年网约车用户规模达到33.43亿人。作为新兴行业，随着大众的喜爱程度及使用频率的增加，网约车还衍生出多种租车模式，专车、快车和顺风车等，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当然，我国网约车行业发展中也面临许多问题。网约车行业准入门槛低，拥有一辆私家车、一部智能手机就具备运营基本条件。但是，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在本质上不同，前者从平台责任到消费者权益保护，从保险责任到侵权责任，从乘客消费运输服务过程的权益如何保护到发生意外后消费者的权益又如何保障等，都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而且网约车在价格定位和目标消费群体方面也没有与传统出租车形成错位发展，大都处于税收盲区，不同程度存在逃避税收现象，这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经营形成了不公平竞争。另外，行车安全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是车辆本身的安全性，是否年检合格等；另一方面是司机的营运资质的问题。为了驾驶安全，国家对出租车司机比普通司机有更严格的规定。

    （摘编自《82018年中国网约车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材料二：

   

    （摘编自《82018年中国网约车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材料三：

    一年多前出台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即“网约车新政”），是顺应改革大势和市场需求的政策导向，但各地网约车管理细则对投放运营的网约车的标准不统一。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对投放运营的司机和网约车分别做出了限制。针对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而言，严格限制为本地户口。有关专家认为这最终会导致网约车的价格上升，使乘客承担更多的出行费用，这与乘客所期待的背道而驰。同时，网约车的监管主要是由平台以及政府分别进行，但网约车平台的自我监督与政府监管缺乏衔接与配合。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网约车平台隐瞒了大量网约车“黑户”信息，致使平台监督与政府监管无法衔接，更无法配合。管理网约车的上级主管部门为出租车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对网约车市场、平台公司，车辆驾驶员资质和网约车服务质量进行监管，而网约车平台收集的司机和乘客信息需要上报交通，通信，公安，税务、网信等部门审查备份。但网约车有别于出租车，将其置于传统出租车管理部门下，是不合理的。

    （摘编自《我国网约车监管问题及对策研究》）

    材料四：

    网约车行业这五年经历较快发展时期后，又迅速步入洗牌阶段。网约车行业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及共享经济风潮诞生，造成大量企业跟随网约车风口入局，市场产生大量同质化产品，并严重挤压市场空间。网约车纳入政府监管平台后，无法适应监管的企业悄悄退场。另一方面，资本的集中走向推动行业整合加速，由鼎盛时期的三四十家网约车平台到现有屈指可数的平台数量，市场呈现寡头趋势，而且一家独大之势会继续发展并长期存在。在这种形势下，企业需要提升自己核心竞争力，提供高质量便捷的服务，才有机会在行业洗牌中存活下来。

    现阶段中国网约车产品覆盖地域基本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或经济较发达地区，部分企业开始探索下沉三、四线城市机会。网约车产品在三、四线城市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短期内，网约车在发达地区的用户增量不会有太大突破，盈利模式探索和产品功能丰富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未来可加快在三、四线城市发展。此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差异化在缩小，在出行消费升级趋势下，其需求量也较为充足。在供需两方面推动下，网约车在三、四线城市存在发展空间。

（摘编自《82018年中国网约车行业发展趋势展望》）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澎湃新闻对全国高考状元发去一份“2017年高考状元问卷调查”，回收40份有效问卷。

    问卷显示，40名高考状元中6位状元来自农村，其余85%的状元均是城镇户口。此外，父亲是公务员的状元占比35%，母亲为公务员的占比22.5%，远超其他职业。

    虽然公务员与教师家庭可能相对更为重视教育，但是公务员与教师家庭，尤其是普通公务员与普通教师，并不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特别是在当前教育公平越来越得到维护与促进情形下，公务员与教师家庭在占有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现在的孩子可以说已经能够基本实现在相同的基点上开展学业竞争，公务员与教师家庭出身，并不能对学生升学发挥明显的助益作用。

    现在农村的父母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节衣缩食、尽最大努力为孩子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抱怨、纠结出身“不好”，往往会成为一个人不愿意努力的借口，出身于农家，不但不能成为其努力改变命运的动力，反而令其找到自暴自弃的理由，才是真正的悲哀。学生自身应该正确认识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正确认识自我，如教育专家强调的，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自身的兴趣，找准闪光点，去做最大的努力，达到最好的成绩。如此理性看待出身差距，永远精进奋斗，一个人即便出身农家，同样可以获得璀璨的明天与精彩的人生。

   

    （摘编自《2017年高考状元问卷调查》）

    （注）图片中的语句内容①父母对自己学习的参与程度；②时常关心但不干涉26（65%）；③比较干涉（成绩、选校等会过问）9（22.5%）；④完全放任0（0%） 非常关注学习（成绩、选校等都会帮我决定）0（0%）；⑤很少过问5（12.5%）

    材料二：

    高考状元们喜欢在学习知识中追求完美无缺，追求无所疏漏，在考试中过分看重分数，使思维处在了僵化的神经质般的模式上。许多高考状元们对来自上方的指令，往往能够苛刻地按要求完成，而在完成任务时往往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思维是对来自应试教育做现成试题而又想获得完美答案的一种重复。高考状元们只是在应试上取得了暂时的成功，而他们却又往往以这一次成功引以为一生的骄傲。过分地回顾过去，却丧失了以后为更高远目标努力的动力。高考状元们的家庭背景往往不太理想。他们在学习上心无旁骛，梦想摆脱某种困境。一旦实现理想，却又陷入了没有目标的窘境，而在就业上却又得不到家庭和社会的更为理想的指导，结果好多人也就听天由命。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常说，他在科学上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美国航空学会和美国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他曾多次感慨：“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夫人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摘编自《高考状元的人生走向》）

    材料三：

    无论何种动机的“状元”炒作，都无法逃脱名利缠绕的怪圈，这种缠绕让基础教育生态始终无法真正好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持续强化社会对教育的不当认知，让公众对教育的理解围于考试分数的粗浅层次，抵消素质教育等教育教学改革效果。

    要彻底禁止“状元”炒作，就必须出台国家层面的监管“硬杠杠”，不仅要有行政部门的禁令，还要有明确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与处罚措施；不仅要有行政法规的约束，还要修改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把禁止宣传炒作“状元”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要求，违反规定的学校、媒体以及新媒体机构要受到行政处罚，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状元”炒作现象。

（摘编自《禁止炒作“状元”，需要出台监管“硬杠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山水画可谓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历代山水画家在画面中充分表现笔墨气韵的同时，更注重意境美。意境是艺术的灵魂。我们欣赏画时，时常为其内含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为画外之意、弦外之情所陶冶、所感染，这就是意境美的作用。

中国山水画的空灵之美，是山水画艺术的主要审美趣味形式。空灵之空为静，为虚，为无；空灵之灵为灵气，为实，为有。空和灵是对立统一的。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茫茫寒江，一叶孤舟，渔翁独坐，钓丝飘浮，微波之外，皆是空白，营造出一种空灵、深远、简淡的意境。空灵之美一方面使画家在意境构成上获得了充分的主动权，打破了特定时空中客观物象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给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艺术想象的天地，使作品中的有限的空间和形象蕴含着无限的大千世界和丰富的思想内容。

中国山水画的外象之美不仅表现在画作本身，也包括画作以外的无限性，即“画外有画”。正如美学大师宗白华所说：“中国绘画所表现的精神是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山水画是一种哲理的最高境界，它不追求繁芜的世界，而是追求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统一，是一种摆脱世俗的精神追求。从元朝的倪瓒，明清时期的石涛、董其昌等的山水画中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绘画的语言符号，更重要的是画家内在的精神追求。

中国山水画的诗意之美，是中国绘画历来所提倡的。不论是《春山烟雨》还是《春浦帆归》，只看画题，就会觉得诗意盎然。诗意之美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美学意境。真正山水画中的诗境，体现在画的构思、章法、形象、色彩的诗化，诗情与画意交融。中国山水画中所具有的那种空灵美、外象美、诗意美的意境既是画家创造的终点，又是观者再创造的起点。

（选自颜景龙《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美》，有删改）

材料二：

田园中的诗意栖居是中国人最早的乌托邦理想，“田园综合体”则是当下的一个热词。

人们回归田园的渴望，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的平衡，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再次和重新定位，是传统生活方式重建自我认同的努力。钱穆先生曾言，乡村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而城市则代表着文化、人群与活动，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乡村与城市需要各自的智慧。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与自然渐行渐远，在众声喧嚣中心生浮躁。于是便产生到乡村放松一下的需要，与大自然亲近以调整心绪。

现代田因不仅仅是城市人寻觅的桃花源，是乡村里走出来的人们留得住的乡愁和回得去的故土，更是乡里人日日在其中生活劳作的家园。近年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生活逐渐实现现代化，然而由于配套设施和服务跟不上，垃圾处理难，过度商业化、货币化，精神生活空虚等许多负面后果也凸显出来。“田园综合体”是探索“就地城镇化”的新方向，不仅要着眼于教育、医疗、社保、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均衡化，更要通盘考虑现代田园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创造新型田园社区和田园生活。

一些地区对农业的丰富内涵、特性与作用认识不足，只重视农业的经济功能，却忽略了农业的多功能作用，特别是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田园综合体”之“综合”即着眼于此。宋代大儒程颢曾言，“观鸡雏可以知仁”。农事活动——饲养牲畜与种植庄稼都是一样，它的对象是活物，是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容易养成疏阔自然的心性，乡村也有了从容的社会风气。

中国农耕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伦理与美德在现代城市已不多见，而在许多乡村却仍是“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让乡风美俗滋养世人，正是发展“田园综合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节选自《光明日报》张源《挖掘传统田园的特有魅力》，有删改）

材料三：

“心”，包括志、意、情等在内，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但基本上一个意思，是中国传统哲学、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无论是书法、音乐、绘画、舞蹈还是诗歌，中国艺术基本都是从“心”字出发。

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扬子法言》中提出“书，心画也”。他当初所说的“书”，原本指书籍。但后人以书法解释“心画”，已被普遍认可，可表达为人的“心灵活动的轨迹”。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中国人的人文心胸，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有些诗虽格律正确，却缺少真情实感；有些诗看似华丽规整，却是套用前人陈词，或是胡乱堆砌词语，令人读之无味。

反之，有些诗虽不工整，但自有情怀真意，令人回味无穷。据传宋代诗人潘大临一日见窗外雨打秋林，风涛阵阵，遂诗兴大发，写下“满城风雨近重阳”。这句诗刚落笔，突然被收租人打断兴味，无以为继。所以只要不做作，抒真情，明其志，即便没有名篇传世，也不失为一名合格的诗人。

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早期重形。如《尔雅》所云：“画，形也。”西班牙画家毕加索首说，“我花了四年时间画得像拉斐尔一样，但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可见，中外艺术传统虽有差别，但亦有共通之处。即以“有意味的形式”来说，形是直觉可视的，但必须有意味。

情，乐本情性。古人曾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有一天，我吃早饭时，看到报纸上有句话，“嗓门大的人不见得会唱歌”。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对。有的人嗓门很大，唱歌却跑调，徒有“声”而没有“乐”。或说那“声”本来就缺少美的素质。从声到音再到乐的过程，需要无数次的规范化和美化，最终抒发情性才足以动人。

“写心”是中华民族悠久的艺术传统。当下我们要“写心”，就要发挥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心”应该是天赋、精力和体验的积累，只有不断学习、行动、体会，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人格力量和独立个性，最终才能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实用类文本阅读

材料一：

生态文学作家们努力探索和尝试，让生态文学理念和实践在中国大地扎下根来。总结当代生态文学创作面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质。

报告文学表现突出，多种文学体裁并进。早期生态文学多采取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文学形式以报告文学和散文居多。报告文学如徐刚写沙漠化防治的《穿越风沙线》，岳非丘写长江污染防治的《只有一条长江》等，可谓第一人称表达的范例。散文如苇岸写华北大平原上动物、植物及农事活动的《大地上的事情》，影响深远。近年来，小说和儿童文学领域也不乏生态文学佳作，带给我们惊喜。长篇小说周建新写人与海的《老滩》，儿童文学如黑鹤写动物的《银狐》等，都可圈可点。

全面观照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进展。近年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以及植被保护成效明显，生态文学作家以自觉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关注和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热情讴歌和礼赞生态环境保护者。陈启文《穿越共和盆地》真实记录与反映新中国治沙成就，李云峰《汾河行思录》关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等等。这些作品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多个领域，呼吁人们提高生态环保意识，以更大力度、更多措施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以与时俱进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当代文学增添新质。生态文学的特征是什么？通过研究作家创作活动和作品，不难发现，生态文学一个重要特征是突出作家置身自然的体验和感受，或者说，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其体验和感受，这是生态文学的独特之处。生态文学作家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无论记人、叙事、状物、抒情，或是回溯历史、描摹心灵，都能从关注自然生态到走入人类内心，关注人类普遍精神生态。作家们以人文主义情怀，对人类社会生态问题进行理性深刻的剖析与反省，努力探寻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可能出路。

（选自李青松《生态文学绿意盎然》，2020年4月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新冠肺炎病毒正在全球肆虐的时候，生态文学的话题似乎有了更多的关注度。传统的文学，长时间来被人们理解为是人的文学，是以个性的语言故事、人物探析表达人的社会环境存在感受和命运的文学，是围绕着人的价值利害情景展开的语言叙述。生态文学则是对包含着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对象和生命表现感受的一种叙述，其包含对象和目标显然是远远广泛于传统的文学界地的。生态文学有新的展开领域与活动舞台。因此，生态文学的开启，是一次深刻的文学变革与革命。

自古老的诗歌开始，文学就在以各种方式努力表达着人的社会感受和理想追求。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和文学表达过程之后，如今人们渐渐地发现，仅仅依赖传统的文学观念和视野，着眼人类自己感受追求范围内的内容，已经很难解释和说明身边的人与环境、与他物的矛盾困窘关系与迷茫了。在人类痴迷地实现着自己的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价值目标，甚至以近似疯狂的力量和速度呈现影响结果的时候，却对自身赖以生存生长的摇篮地球的破坏严重地忽略了，对于与人类一起生长于地球上的各种具有生命的动植物的被毁坏严重忽略了，以至发生了地球生态家园的严重危机。这个现实而严重的危机，正是传统文学的困窘之处和生态文学现象新生的时代背景，正是生态文学对传统文学以革命与变革的表现提出挑战的根源。在茫然的地方寻觅，在盘桓的地方发现，在新的方向目标下出发，这就是生态文学勃发生长的机会与能动进取的意义价值。

因此，当我们在这里谈论生态文学的时候，最先要清楚地意识和理解，生态文学同传统的文学有很大区别，更是与传统文学中那种几乎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政治、文化、民族等局限性特点的文学表达有着质地的不同。生态文学，应当是出于人类的认识感受、在全球视野仔细认真地探求地球生命如何相互依存、共生并长的途径，实现共同长远和谐发展目标的新的未来的文学。这种生态文学，是关乎地球平衡运行和地球物种整体健康冷暖命运的文学。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下，方能够感受到她的魅力和瑰丽的身姿。（选自李炳银《生态文学：文学的变革与革命》，2020年4月2日《文学报》）

材料三：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作为创作和表现对象的一种文学形态。生态文学可以深入反映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承担起文学反映现实、抚慰人心、启发思考的社会责任。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首要是中国主题、中国题材、中国成就、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表现，它可以为世界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镜鉴。

生态属于全人类，生态文学更易具有世界普遍性，是可以被全人类读者广泛接受和认可的一种文学样式。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和中国样本，可以丰富和充实世界生态文学宝库。同时，生态文学对中国独特的生态保护解决方案、经验、模式的描绘和书写，也能为世界生态文学包括自然文学、动植物文学、环境文学等带去许多有益的启示。

今后，中国生态文学应继续沿袭参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创作出更多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反映绿色中国、美丽中国建设成就，赞美绿水青山，讴歌美好生活的作品。同时，生态文学也应继续致力于鞭挞那些肆意滥杀野生动物、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劣行为，推动人们思想和社会观念的变革，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素养。

（选自李朝全《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202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于是有《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起来好同贾宝玉团圆；于是有顾天石的《南桃花扇》使侯公子与李香君当场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作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头记》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若是这一对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缘”团圆完聚，事事如意，那么曹雪芹又何必作这一部大书呢？这一部书还有什么“余味”可说呢？故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

（摘编自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

材料二：

中国人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不在今生，就在来世。好人遭逢不幸，也被认为是前世作了孽，应当受谴责的总是遭难者自己，而不是命运．

中国人既然有这样的伦理信念，自然对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就感受不深。对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也就没有悲剧，不愿承认痛苦和灾难有什么不合理性。此外，中国人的文学受到道德感的束缚，对他们来说，文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纯想象和虚构的文学作品那么少，戏剧发展得那么晚。

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着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中国戏剧的关键往往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突变”的地方，很少在最后的结尾。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总印象很少是阴郁的。

（摘编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材料三：

“贵和尚中”的思想积淀于民族心灵深处，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性。这种强大的文化习性也走进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领域，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转化为中华美学观念中的重要审美心理定势，从而对中国古典戏曲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审美接受主体的剧作家，在这种审美心理结构的指导下，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设计着一个又一个大团圆的故事。即使是创作悲剧，结尾也要安排一个光明的尾巴，因为以“中和为美”的社会审美观念体现在戏剧中，就是强调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对立统一。观众在戏曲的开头看到好人蒙冤、有情人离散，内心就会不和谐。观众追求“中和之美”的心理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压抑苦闷的感觉。只有安排一个大团圆结局，才能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审美效果，用充满喜乐情绪的大团圆结局把作家和观众的心理机制带回到和谐、中庸的状态。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伦理型社会，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戏剧作家往往以强烈的伦理责任感切入艺术领域，倡导在戏剧作品中展现最淳朴的人性，故而在叙述悲惨凄凉的情节时也不忘惩恶扬善，给观众以一线光明。

在这种观念教导下，下层民众也形成了一种伦理信仰，他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正义必胜，邪恶必败”，而且，观众会始终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世界和自我。中国悲剧主要是赞颂美好和控诉罪恶，肯定道德价值，它反映了中国人美好的伦理信念，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善的才是美的。

中国古代社会专制势力过于强大，百姓在现实社会中地位低下。他们亲身体验了地痞流氓的专横作恶、高利贷者的贪无度、贪官污吏的草菅人命等，本已是备尝艰辛。尽管他们在内心深处一直充满着对公平与正义的殷切期盼，但低微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尖锐冲突只能通过欣赏文艺作品获得想象的满足。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团圆可以在文艺作品中得以实现，也就是通过戏剧之“圆”弥补生活之“缺”，戏剧充当了普通百姓艰辛生活的心理调节剂。

（摘编自李志琴《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辉煌岁月，也是文学期刊的灿烂时光，《当代》《收获》《十月》都曾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少年的必备读物。“我们经历过文学的盛大节日，但现在我们也要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状，这其实是个大趋势。”程永新说。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代表纯文学的文学期刊正在日益被边缘化。据不完全统计，半数以上的文学期刊运营上入不敷出，处于亏损状态，包括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文学期刊也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得不停刊。但我们不能对文学期刊的发展失去信心，认为文学期刊走向了没落，被时代所淘汰。文学期刊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组成部分，代表的是一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平，也曾经帮助很多文学青年圆了“作家梦”，我们要坚信文学期刊所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能够坦然面对现实，摆正心态，勇于创新，文学期刊的春天就一定会来临。

(摘编自熊上斐《文学期刊要做永立时代的“弄潮儿”》，中国文明网2016年10月28日)

材料二

面对纯文学期刊发展的问题，不少人持悲观态度，比如《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晓峰曾表示，新技术、新媒体为不看书提供了种种理由，阅读逐渐成为一种盲目的跟风。不过，《作家》主编宗仁发依然认为纯文学杂志对文学口味的高标准要求不可取代。

为了抓住年轻读者，纯文学杂志也没停止过想办法。去年《收获》用秋冬专号和第四、五期3本刊物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刊载20位青年作家的新作。他们还在多媒体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做了一些短的电子书。程永新说：“中国很大，纯文学期刊还是有人会看，读者与我们的交流还是挺多的。我相信，纯文学作品不会消失，纯文学期刊只要内容好，通过其他媒介载体也不会消失。”

《当代》也推出了几位年轻北漂生活作家的作品。“我们面向大学也有赠刊，也在寻找目标读者。”孔令燕说，“纯文学期刊的发展问题，是社会发展必然的结果。但是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人们的精神还是需要缓解。所以优秀的纯文学期刊像文学的塔尖一样，我们必须当精品来做。”

有人说过去和现在的文学青年都还在，只是分散成为一个个群落。在搜索网站上，你依然能看到有粉丝执着地在问：如何给这些纯文学杂志投稿？也依然有粉丝热情的回答和支招。想做纯文学的人，和想看纯文学的人，其实一直都在互相找寻着对方。

(摘编自刘慧《今天，你还看纯文学期刊吗？》，《华商报》2015年2月3日)

材料三

 稿酬的提高对于我国文学期刊的发展能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千字千元”时代是否就会带来文学期刊的复兴？业内人士对此态度却并不是那么乐观。

首先，这样的收入标准较之作家付出的心血和其他艺术类行业，其实仍属于较低水平。著名作家毕飞宇透露，1991年他的中篇处女作《孤岛》稿酬约为1700元，相当于他当时3年的工资；而近年稿酬提高后，发表一个中篇大概能拿到万把块，却仅相当于现在一两个月的工资，缩水十分严重。《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表示，与网络作家、编剧和畅销书作家的收入相比，文学期刊支付给纯文学作家的稿费还是太低了，很多作者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或改善生活而改行了。

其次，文学期刊提高稿酬大多是因为有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的财政扶持。如《人民文学》此次涨稿酬是得益于主管部门的一笔专项经费，去年《上海文学》和《收获》提高稿酬标准也是基于上海市相关部门提供的“文学发展基金”专项资助。

有业内人士总结称：“在过去文学繁荣的时代，文学期刊的稿费也不高，但佳作频出，那是因为文学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很神圣，能够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是一种荣耀。现在除了国家财政和政策扶持、杂志社多出精品力作之外，文学期刊的复兴还得依靠社会大环境的改善，只有喜欢纯文学阅读的人越来越多，文学期刊才可能重现辉煌。”

(摘编自崔巍《文学期刊稿酬进入“千字千元”时代》，《北京青年报》2017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