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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点滴念师恩

琦君

    ①八十七岁高龄的恩师夏承焘教授在北京仙逝已半年，到今天我才为文追念。恩师的道德文章，与他在词学上不朽的贡献，海内外已有多篇文章报导，毋庸我赘述。在我记忆中浮现的，都是在杭州、上海求学时代，他对弟子们传道授业的点点滴滴，与师生们平日相处言笑晏晏的情景。

    ②我进之江大学，完全是遵从先父之命，要我追随这位他一生心仪的学者与词人。他一口字正腔圆的永嘉官话，同学听来也许有点特别，我却非常熟悉。因为父亲说的正是同样的“官话”。他上课时讲解《文心雕龙》，特别强调四六骈文音调之美，组合之严密，便于吟诵，易于记忆。他用铿锵的乡音，朗吟了一段《神思篇》，问我们好听吗?我觉得那么多典故的深奥句子，经他抑扬顿挫地一朗吟，似乎比自己苦啃时容易多了。下课后，与一位最要好的同学一路走向图书馆，一路学着老师的调子唱“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又学着他的口音念“前面有钱塘江，后面有泰望山”，却没想到老师正走在我们后面。他笑嘻嘻地说：“多好呀?在厥（这）样的好湖山里，你们要用功读书哟!”

      ③中文系同学不多，大家熟悉以后，恩师常于课余带领我们徜徉于清幽的山水之间。我们请问他为何自号瞿禅，他说因自己长得清瘦、双目瞿瞿。又请他解释禅的道理，他说“禅并非一定是佛法。禅也在圣贤书中、诗词文章中，更在日常生活中。”后来他教我们读书为人的道理时，在他那平易近人，情趣横溢的比喻中，常常含有禅理，却使我们个个都能心领神会。

    ⑤瞿师常常边走边吟诗，有的是古人诗，有的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他说“作诗作文章，第一要培养对万事万物的关注，能关注才会有灵感。诗文看似信手拈来，其实灵感早在酝酿之中。比如‘松间数语风吹去，明日寻来尽是诗’，看去多么自然，但也得细心去‘寻’呀。”他站在高岗之上，就信口吟道：“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任吹衣。”弟子们看着他的长衫，在风中飘飘荡荡，直觉得这位老师，有如神仙中人。大家都说：“先生的境界实在太高，学生们及不到。”他说：“这两句诗并不是出世之想，而是入世的一份定力。人要不强求名利，任何冲击都不致被动摇了。”在九溪十八涧茶亭中坐定，一盏清茗端来，他又吟起词来：“短策暂辞奔竞场，同来此地乞清凉。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无一语，答秋光。愁边征雁忽成行。中年只有看山感，西北阑干半夕阳。”这是瞿师的得意之作，也是弟子们背诵得最多最熟的一阕词。

    ⑥瞿师小学毕业后考进有官费补贴的永嘉省立师范，在那一段日子里，他把学校图书馆的古典文学书全部读遍。对于诗词尤感兴趣，已能按谱填词，这就是他立志学词之始。师范毕业后，无钱马上念大学，就暂住乡村小学教书。在幽静的乡村里，他作了不少诗，“昨夜东风今夜雨，催人愁思到花残”，是他少年时的得意之作。瞿师于西北大学归来后，卜居于籀园图书馆附近，几乎翻遍了图书馆全部藏书，打下了历史文化的深厚基础，立定了他一生为人为学的方针。他谦虚地说自己很笨，认为“笨”这个字很有意义，头上顶着竹册，就是教人要用功，用功是人的根本，所以“笨”字从“竹”从“本”。

    ⑦瞿师在抗战八年中，眼看河山变色，沉痛地作过几首慷慨歌词。他也目睹许多读书人，有的为了生活，不得不屈志事敌，有的却是利欲熏心，认贼作父。他曾作《瑞鹤仙》，以“玉环飞舞”讽汪精卫的“辛苦回风舞”。他对于一个士子的出处进退，评定水准是非常严肃的。自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四所基督教联合大学借英租界慈淑大楼开课。虽然弦歌不辍，但总不免国破家亡，寄人篱下的感触。瞿师在讲授词选时，常提起王碧山咏物词的沉咽，乃是一份欲哭无泪的悲伤，比起嚎啕大哭尤为沉痛。他回忆杭州，怀念西湖与之江母校，曾有词云：“湖山信美，莫告诉梅花，人间何世。独鹤招来，共临清镜照憔悴。”他看上去笑容满面，可是他内心是憔悴的，忧伤的。

    ⑧师生暌违的一段时日，他总频频赐书嘱我专心学业，勿为人间闲烦恼蚀其心血。他的片纸只字，我无不一一珍藏，时时捧读，有如亲聆教诲。他以毕生心血致力学问，以满怀仁爱，付予人间。以他的佛心佛性，必然往生西方。他临终时听师母吟他自己少年时得意之作，正如摇着短梦，飘然归去，内心必然因不辜负此生，而感到万分欣慰吧!

                                       （摘编自《三十年点滴念师恩》，有删改）

酒  婆

冯骥才

首善街有家最低等的小酒馆。不插幌子，不挂字号，连座位也没有；柜台上不卖菜，单摆一缸酒。来喝酒的，都是扛活拉车卖苦力的底层人。

这酒馆只卖一种叫“炮打灯”的酒。这酒价钱贱，不讲余味，只讲冲劲，进嘴非得赶紧咽，不然烧烂了舌头。可一落进肚里，马上一股劲“腾”地蹿上来，直撞脑袋。好酒应是温厚绵长，绝不上头。但穷汉子们挣一天命，筋酸骨乏，心里憋闷，不就为了花钱不多，马上来劲，晕头涨脑地洒脱洒脱放纵放纵吗？

要说最洒脱的，还得数酒婆。天天下晌，这老婆子一准来到小酒馆，衣衫破烂，像叫花子；头发乱，脸色黯，没人说清她啥长相，更没人知道她叫什么，却都知道她是这小酒馆的头号酒鬼，尊称酒婆。她一进门，照例打怀里摸出个四四方方小布包，打开布包，里头是个报纸包；打开报纸包，又是个绵纸包，好像里头包着一个翡翠别针；再打开绵纸包，原来只是两角钱！她拿钱撂在柜台上，老板照例把多半碗“炮打灯”递过去，她接过酒碗，举手扬脖，碗底一翻，酒便直落肚中，好像倒进酒桶。待这婆子两脚一出门坎，就像在地上划天书了。

她一路东倒西歪向北去。走出一百多步远的地界，是个十字路口，车来车往，常常出事。您还甭为这婆子揪心，瞧她烂醉如泥，可每次将到路口，一准是“噔”地一下，醒过来了！竟像常人一般，不带半点醉意，好端端地穿街而过。她天天这样，从无闪失。

首善街上人家，最爱瞧酒婆这醉醺醺的几步，上摆下摇，左歪右斜，悠悠旋转乐陶陶，看似风摆荷叶一般；逢到雨天，雨点淋身，便像一张慢慢旋动的大伞了……但是，为什么酒婆一到路口就醉意全消呢？

原来，老板人奸，往酒里掺水。酒鬼们一清二楚，但谁也不肯把这层纸捅破，喝美了也就算了。

老板人近六十，没儿没女，八成要绝后。可一日，老板娘爱酸爱辣，居然有喜了！老板给佛爷叩头时，动了良心，发誓今后老实做人，再不往酒里掺水了。

就是这日，酒婆来到小酒馆，照例还是掏出包儿来，层层打开，花钱买酒，举手扬脖，把改假为真的“炮打灯”倒进肚里……真货就是真货。这次酒婆还没出屋，人就转悠起来了。而且今儿她一路上摇晃得分外好看，上身左摇，下身右摇，愈转愈疾，初时像风中的大鹏鸟，后来竟像一个黑黑的大漩涡！首善街的人看得惊奇，也看得纳闷，不等多想，酒婆已到路口，竟然没有酒醒。破天荒头一遭转悠到马路上。下边的惨事就甭提了……

自此，酒婆在这条街上绝了迹。小酒馆里的人们却不时念叨起她来，说她才算真正够格的酒鬼。她喝酒不就菜，向例一饮而尽，不贪解馋，只求酒劲。在酒馆既不多事，也无闲话，交钱喝酒，喝完就走，从来没赊过账。老板听着，忽然想到，酒婆出事那日，不正是自己不往酒里掺假的那天吗？原来祸根竟在自己身上！他便别扭开了，心想这人间的道理真是说不清了。为什么几十年拿假酒骗人，却相安无事，都喝得挺美，可一旦认真起来反倒毁了？

                                                                                                      母亲的中药铺

                                                                                                           甘典江

     那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除了新华书店，就是母亲的中药铺，因为我喜欢嗅闻那些中药的味道，特别是爱咀嚼几片苦甜苦甜的甘草。

     母亲当过赤脚医生。八十年代初，母亲参加医疗培训后，进入了城关镇合作医疗站。

     医疗站在我读书的中学附近，临街两间旧木房。一间开处方和打针，另一间是药铺。和母亲一起在守药铺的，有三个阿姨。一天到晚，她们就做三件事：抓药，打针，织毛衣。除此之外，便是无休无止地聊天。我注意到，她们抓药非常麻利，瞟一眼处方，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抽屉。仅凭手抓，就基本准确，最后还是放进小秤称一称，添点或减点。然后，把药倒入毛边纸或废报纸，包好扎紧，写几个字交待几句，递给别人。

     只要一走进药铺，我就被一股浓重的药香包裹得严严实实，有点喘不过气来。我望着那些神秘莫测的抽屉，瞅着那些贴着标签的药名，兴奋不已：什么“半夏、黄精”，什么“益母草、白芨”，都是名字曼妙的植物。当然，也有的是矿物和其他异类，比如“朱砂、雄黄、海马”，不由得使我产生了相关的联想：这朱砂，肯定就是国画中传统的红色颜料吧？李可染曾用顶级朱砂绘过四张毛主席诗意图《万山红遍》，已成画史上的经典。至于雄黄，不就是许仙曾意气用事的东西吗？所谓的海马，只是相当于一条小鱼而已。

     其中，我最喜欢的药草，是甘草。首先，是因为它的名字，甘草，望文生义，就是“甘甜之草”。昔时，神农氏遍尝百草，解毒靠的就是这宝贝。再加上，我自己就姓“甘”，与这甘草，是家门，五百劫前，应是同根而生之族。最早，是母亲教我嚼的甘草，一是因为它的药理，二是可以变相地替代水果糖，八十年代，任何甜味都是奢侈品。就这样，我嚼着甘草成长着，自以为嚼出了甘草的本真之味，破解了甘草的一切密码。

     母亲还爱用党参来炖乌骨鸡和猪肚，补血。她营养不足，严重贫血。人参太贵，吃不起。还有金银花和枸杞，母亲用来泡茶喝。自然，我也跟着全部享受到了。

     在自家的院子墙角，母亲还栽了几株三七。蔓延的藤叶牵上墙，覆盖成了一面翠绿的毯子，像青绿山水画的设色，极其养眼。可惜，后来拆迁，毁于一旦，使我失去了这一片翠绿。母亲只好把三七块茎挖出，收藏好。她说，三七可以治妇科恶疾，以及跌打损伤。

     九十年代的某一天，这个合作医疗站被撤销了。回到家，母亲专职做她的家庭主妇。赚钱的任务，彻底由父亲负责。那个中药铺，被别人买去，改作了服装店。从此，街上流行的药店，大多是连锁的西药店。在我的印象中，传统的中药是文化，望闻问切的中医大夫，近似于诗人。相反，我害怕西药，因为这些东西是实验室配制合成出来的，至少没有一个在阳光之下生长的过程，没有温度、湿度，更无个性与灵魂。我实在难以想象，“阿莫西林”比母亲的“金银花”会更让我亲近与依赖。甚至，当我感冒受寒，母亲亲手煎熬的一罐红糖姜开水，也会比昂贵的感冒药更能帮我发汗，助我痊愈，让我心暖。

     现在，父亲走了，去了天国。母亲一个人守着我们，在空旷的屋顶上栽花种菜。母亲身子瘦弱，时有病痛，我很是担忧，同时，我又安慰自己：生病不正常吗？不正证明了人生活着？何况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栩栩如生的药在陪护呢。一根草是药，一撇叶是药，一线阳光，一滴水，也都是，甚至，一个人可以是另一个人的灵芝。母亲多年与草木为伴，沉浸于无边无际的药香之中。于我而言，母亲就是我人生一味无价的中药，为我清热解毒，为我抵御这世间的种种伤害。

                                                                 (本文有删改)

生死一线牵  张弘

       ①“生死一线牵”是一座峰的名字，之所以被叫做“一线”，顾名思义，通向峰顶的山路非常窄，走在山路上的人就如同走在一根钢线上。虽不及华山之高，但惊险程度绝不亚于华山的“鹞子翻身”和“天梯”。然而，为什么被叫做“生死一线牵”呢？这就要从明清年间说起了。

       ②据说，明清年间，当地有位富商叫贾伦，白手起家拼得一身财富。在当地大有名气。然而，就在他功成名就之时，意外发生了。他的胞弟勾结外人，里应外合，夺走了他的一生的心血。心灰意冷的贾伦爬上了那座被后人称作“生死一线牵”的峰顶，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处于黄金时段的生命。然而他却不知，他的发妻联合儿子和贾伦的忠实拥护者最终夺回了财富。而家业虽然夺回，君已不在，贾伦的妻子数年后郁郁而终。

       ③而后，但凡生意失败的人都会选择爬上“生死一线牵”，想以此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④而让人们惊奇得是，很多年过去了，上山寻死的人不计其数，然而死在山上的人却屈指可数。他们均是鸡鸣启程，未死之人皆次日正午返下，脸上总会有股气势，如同得胜的将军，从山上下来的人个个守口如瓶，对山上面的事情只字不提，只说，山上不可随便靠近，否则会有性命之忧。这样，“生死一线牵”不但惊险无比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普通老百姓也对他敬而远之。

       ⑤到了清朝末年，“生死一线牵”在当地百姓口中是越传越玄乎，甚至有人说山上有位仙姑，她能够给上山寻死的人指一条明路。这个消息传到了京城里，不少人对这“生死一线牵”自然是很感兴趣。王家的幺子王仁，对于神神鬼鬼的事情深信不疑，自然对“生死一线牵”或者说对“山上的仙境”更是上心。他想尽一切办法想套出“生死一线牵”的究竟，多次前去询问当地百姓，然而总是无功而返。王仁思前想后，终于做了个决定，决定亲自爬上“生死一线牵”一探究竟。

       ⑥太阳露出半个头，天边刚泛红。王仁拿起登山的简易装备开始了他的“生死之行”。客栈掌柜对王仁是百般劝阻，认为他这是在自杀。然而，王仁是铁了心要上山，对老板的劝阻自然是充耳不闻，且大笑着保证全身而退，却听不见掌柜摇头叹息之声。

       ⑦王仁来到山脚下，那“一线牵”孤峰突起，与周围的地形格格不入。说她是山，倒不如说她是一块屏风，隔在两块平地间，山体陡而窄，真的是“一线牵”。

       ⑧从王仁踏上第一块山石的那刻起，他心中想的便是即使是死也得爬上峰顶一睹仙容，所有的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他。他小心地走在狭窄的山路上，偶尔往山下望去，进入眼帘的便是那令人生畏的深涧。王仁不敢有一丝的马虎，使出了浑身解数往上爬，势必要爬上那峰顶了了心中的疑惑。正午的烈阳射在王仁的脸上，他的脸上折出狂热的欲望。

      ⑨日已偏西之时，照在王仁脸上的阳光已经不再刺眼，而王仁的眼中却充满了疲惫和失望。原来，峰顶上并没有他想象中的仙境，更没有传说中的仙姑，仅有一块石碑，石碑边土长羞一丛不知名的美丽的花：花朵散发着浓郁的香味。石碑上记载的正是明清年间贾伦的事迹。原来这块石碑是贾伦的妻子所立，她立这块石碑的目的就是在于唤醒寻死之人已经死去的心。碑文最后写道：虽无金无银，然立悬崖不畏、攀峭壁不慌之勇，定冠绝世间；昔无金无银便铸成大业，今有冠绝世间之勇焉有不重振雄风之理？望君三思，思定后望君守口如瓶之于此山此碑。

      ⑩草草看完这长篇大论，王仁的心已凉透，原本想着能与那仙人有一面之缘，没想到千辛万苦看到的却是那冰冷的碑文。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王仁可没那功夫考虑无金无银，看完碑文的那刻他只想着赶下山去，将山上神秘的面纱揭开，让人们知道山上的传说都是骗人的。

      11然而，在王仁返下山的途中，疲惫和匆忙使他已经不能像来时那么冷静，而急于将“生死一线牵”的神秘面纱揭开以此来闻名天下的心更使他有了几分焦急。结果，王仁一不小心跌入山崖，使他丧命的仅仅是在他看来途中最安全的那截山道。

      12两天，三天，很多天过去了，王仁最终没有回到客栈。

      13“生死一线牵”的神秘面纱在人们的传说下越来越厚了。

                                               （选自《小说选刊》）

                                                                                   周有光：周全而有光

                                                                                          王乾荣

     周有光，江苏常州人，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当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

跟周有光老人首次见面，在2006年7月14日全国政协礼堂《群言》杂志创刊20周年座谈会上。周有光是与会者中最年长者。他中等个子，穿着朴素，风姿儒雅，戴黑色上缘框框的眼镜，面容滋润，目光睿智，头发稀疏而白，乍看，六七十岁模样，只迈步稍稍蹒跚。

     周老曾遭遇“被下放”诸种坎坷，他都平和豁达以对。他也不求什么世俗的荣华富贵。天长地自久，人道有亏盈。对人生真谛通透的体味，自足达观，随时“锻炼筋骨”，也许正是这位文化老人长寿的“秘诀”。他说了：“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作为学人，善于思考，“伏案太勤”，周先生一生著述等身，百岁过后，仍然关注社会民生，笔耕不辍，尚能一年写一本书，可谓奇迹中的奇迹。

     年轻时留美攻读经济，一个偶然机遇，改变了周老的后半生。他说自己的人生，原是个“错位”。可正是这个错位，使他成为一个著名语言学家和文化大师，成为新中国文字改革方面的重磅专家。周老幼年即具语言天赋，他那颗语言中枢敏感发达的大脑，对这门学问的奥妙魅力，充满浓厚的兴趣和热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期间，他即选修《语言学》，热衷于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并且发表过相关论文。

这个“拉丁化运动”，简单说就是使用拉丁字母——或称罗马字母，周老笑说“有人指它是‘帝国主义的字母’”——给汉字注音，进而以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使汉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蝌蚪文”。这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从未涉猎过的先锋学术活动，始于100多年之前。

     周老语言、文改方面专著以及与之相关的论述，达20多部，广为人称道；而经济学著作仅三两部，鲜为人知。周老在语言学方面的卓越建树，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巨大贡献，学界和坊间众口一词，赞誉有加。但是近年众多媒体一味尊之为“汉语拼音之父”，他却“敬谢不敏”，诚道“不敢当”。“丝绸西去，字母东来”（周有光语）。来干吗？来拼音。汉语拼音又不是他周有光“生”的，他怎能当人家“老爸”呢！

     今天，凡中国人，以及学习和使用汉语的外国人，谁离得开《汉语拼音方案》规定的拼音法？联合国也要用它呢。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开辟了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社会的一条便捷通道，功不可没。仅从这一点看，周有光其名，便将彪炳青史。

改革开放初期，为加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通晓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又被邀参与英文《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汉译，为中方三专家之一，因此人称“周百科”；中方另二人，一是新闻巨子兼大学者刘尊棋，一是被誉为“万能科学家”的钱伟长教授。

     《百科全书》号称“没有围墙的大学”，翻译这本书，是一个浩大工程，对于不管多大的学者来说，也是一个学习、重温百科知识的过程。而这于周老，又是一个机遇。也许正是这一工作，激发了他研究全球化、信息化、语文现代化和世界多国文化的热情，使他晚年的学术生活，在更广阔的领域大放异彩。这时的周有光，就不只是翻译百科全书意义上的“周百科”了，而堪称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杰出学者。

      周老学问大，但他不是只会躲在象牙塔里啃书本的书呆子。他研究语言，搞拼音，也没有让一串串字母，将自己纠缠在一个狭小天地里。大学者雕小虫忙，近年《群言》杂志，几乎每期都刊登他议论社会现象的短文。他其实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斗士，其人具有杂文家惯于挖掘社会病的特质，但不赤膊上阵。他把自己的“愤”，化在平实睿智之中，常以机智独特的方式针砭时弊，文字读来别有不愠不火、绵里藏针的风味。

周老说：“我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快乐到老。”但愿，在《群言》40周年庆祝会上，还能聆听这位极其独特老人的宏论。

（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2日 有删改）

王洛勇：我只演正面的中国形象

    王洛勇被称为“百老汇华裔第一人”，他因主演百老汇名剧《西贡小姐》而成为西方戏剧界的明星。《亚洲周刊》称，“由于他的表演，百老汇舞台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美国戏剧》则说，“美国应该承认更多像王洛勇这样的亚裔演员，从他身上可以预见中国演员、中国戏剧走向世界已为期不远。”

    王洛勇1958年出生在河南，11岁就离家去湖北十堰的一所戏曲学校学习京剧武生。他每天清晨就开始苦练基本功，摸爬滚打，舞刀弄枪，练就了扎实的表演基本功。1981年，他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4年后以优异的表现留校任教。

    谋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王洛勇并不满足。“大学毕业就教书，从理论到理论，总感觉自己有点误人子弟。”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在一次艺术节活动上，他遇上了一个美国代表团，了解到在美国，一部戏经常能演上七八年，最长的甚至演了30多年。他很不解：是什么样的经典能这样长演不衰？他也因此对百老汇的舞台产生了向往。

    1985年，他去路易斯安那大学学表演。可一到美国，他蹩脚的英语就露出马脚，结果被取消了奖学金。费尽周折，他最终就读美国波士顿大学戏剧表演系。“艰苦、劳累、饿肚子，穷得一文不名。整整好几年都是这么度过的。”王洛勇对记者回忆道。“在异国他乡，我靠的是中国人特有的坚韧不拔，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

    在争取《西贡小姐》的表演机会时，舞台监督起初对他的英语水平表示怀疑。王洛勇对他说：“只要我能出现在《西贡小姐》的舞台上，我的英语就一定比台上所有的亚裔演员好。”演出成功后，连《纽约时报》都这样评价：“他清晰的英文吐字，让用母语演出的美国演员感到羞愧。”因为自幼学习京剧，王洛勇的表演功底很扎实。他还深入理解角色，挖掘出人物的深度。美国剧评家说他的表演“强烈控诉了殖民主义对亚洲文化的摧残”，称他“是个有鲜明个性的创造者”。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怎么演过正派人物——胆小的中国人，愚昧的中国人，无理的中国人，自扫门前雪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加在一块儿，就是造成我们被人看不起的原因啊！”

    很长时间里，王洛勇都觉得表演就是表演，和现实生活没有关系，但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也坚定了他回国发展的念头。

    那是女儿上二年级的时候，王洛勇接她放学。女儿见到爸爸一直闹别扭。经再三询问，孩子才告诉他说：“你总是演傻子，同学们都说我是傻子的女儿！”

    王洛勇这才恍然大悟。在美国电视剧《第三观察》中，他扮演一个生活在中国城里的父亲，女儿得了脑膜炎，他却只是在家里烧香拜佛，害得女儿差点死去。2002年，中央电视台请王洛勇回来演电视剧。听说是正面英雄形象，王洛勇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为了表达对英雄的崇敬，为了孩子，也为了减少内疚之情”。

    王洛勇先后在《生死卧底》《林海雪原》等电视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他总会对角色加入自己的理解。主演《焦裕禄》，王洛勇先是循着焦裕禄的足迹进行考查，自己经历了一遍对这个模范人物由怀疑到深信不疑的过程。

    因为《简·爱》，王洛勇又重回话剧舞台。这部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2009年开演，如今已演出超过百场，“事实证明，经典永远能够打动人心。”王洛勇自己也被这个结果打动了，“这出戏讲两性之间的自由、平等、相互尊重，它强调女性的独立，女性在选择婚姻时对财产的割舍，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的现实是一致的。王洛勇说，在他的经验里，不论是百老汇还是好莱坞的作品，都一直强调主题先行。

    王洛勇一直想成为一名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大使”。于是，他在美国一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传播中国文化；在一些国际文化活动上，他组织昆曲、京剧的演出；在演讲中，他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同《霸王别姬》，《仲夏夜之梦》同《游园惊梦》，《哈姆雷特》同《赵氏孤儿》相比较。

    “文化工作者对国家有责任，”王洛勇说，“艺术家不为自己的母亲和祖国歌唱，声音就永远没有力量。我以前为祖国做得太少，现在有机会了，在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上，我愿意做一块石头。”

略谈陈三立

傅璇宗

    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与影响已远超过历史学界。他在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我们知道，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他们那一时代的改革者，深为中华民族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蹂躏而扼腕愤慨。陈宝箴作为地主要员，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后，任湖南巡抚，一种深刻的民族危亡感使他力图振兴实业，讲求维新自强，他的得力助手就是其子三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因战争失败引起进一步的割地赔款，这对知识界触动极大。当时陈宝箴已由湖北改迁直隶布政使。马关条约签后，1895年5月，他曾致电张之洞，请诛李鸿章以谢国人。同年9月，陈三立至上海，与康有为、黄遵宪等会晤，参预筹备上海强学会事。也就在这一年秋，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陈宝箴长期居于湘中，对当地民情甚为熟悉，又激于时势风云，积极推行新政。陈三立此时也返湘，协助其父，并推荐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

    但是正当湘省新政轰轰烈烈开展之时，八月份北京变法宣告失败，清廷下令，陈宝箴父子均革职，且永不叙用。这是陈三立一生的转折点。他随即陪侍其父归江西修水老家居住。三立为其父所写行状，以极沉痛的笔调描述他们这一段的生活情景：“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欷歔而已。”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西逃陕西，就在这世难亟变之际，陈宝箴在焦虑抑郁中去世。此后，陈三立移居南京，并经常来往于武昌、南昌、庐山、上海等地，虽然其间他曾一度与其家乡江西修建铁路事情，但始终远离政治，以超然于世的诗人自许。只是他仍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1932年他住庐山，正值“一·二八”事变，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据吴宗慈《陈三立传略》：“忆民国二十一年壬申，日寇侵占上海闸北，沪战遂作。先生居牯岭，而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望报至，读意，则愀然若有深忧。”而宗九奇《陈三立传略》记此事，更谓：“每日望报至，至则读，读毕辄愀然形于色，郁郁不语。一日深夜，忽于梦中狂叫，喊杀日寇。”1933年秋冬，移居北平城中。1937年7月芦沟桥炮声起，日本侵略军进城，八十五岁的老人不胜家国之悲，一气之下，绝食而死。

    陈三立年青时自许甚高，他随侍其父游宦各地，目睹清朝吏治的腐败，往往“醉后感时事，讥议得失，辄自负，诋诸公贵人”，自以才识当出诸公贵人上。封建政治的腐败与列强的侵略，一种民族危亡感使他投身于维新变法的大潮流中。但是他与其父在湖南推行的新政，看似和康梁的变法相同，所走的路子却各异。

    陈三立在清末民初，一直以诗文名家，有盛名于东南。如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尔戈访华，时陈三立七十二岁，正寓居杭州，徐志摩等特地从北平前往杭州，介绍他们两位见面、合影。如吴宗慈《陈三立传略》所说：“华、印两诗人，各为其本国之泰斗，比肩一帖，接迹重洋，诚近代中印文化沟通之佳话。”1925年，《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五号至第九号，刊载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将陈三立以“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当之，可见当时人视之为执中国诗坛之牛耳。1936年陈三立已依随陈寅恪移居北平。那年伦敦国际笔会曾邀请他和胡适与会，以胡代表新文学，他代表传统文学，终因陈三立时年已八十四，不能远涉重洋而止。在后世一般人印象中，散原老人只是一个足迹仅涉山林、只以诗文自娱的诗翁，而不太了解他前半生还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颇有新见的改革家。

    他为一些清室故臣所作序跋、墓志中，对清之覆亡表示痛惜，而对武昌起义却抱对立情绪。但尽管他当时对西方的认识还茫然得很，尽管他仍以遗老自居，却尽可能送几个儿子出国，去接受与故老传统迥异的西学，并且还寄以厚望，这可以提供我们去进一步认识处于新旧交替中而又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人们思想面貌的异常复杂性。

（选自《中国文化研究》）

罗曼·罗兰

徐志摩

    ①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

    ②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妈教他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扎特与贝多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鲁士入侵而产生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尝味最高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个词的意义？在我们这一带我相信从没有人见过德国人。我翻着那一堆旧书，爬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这些流动的乐音灌溉着我的童心。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的变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是它们，它们是我。要没有它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扎特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的贴近我的枕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多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拨旺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

    ③要认识罗兰不仅应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

    ④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诗与戏剧的神奇。他早年的朋友是克洛岱尔等近代法国三大诗人。瓦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的爱慕他，后来念了他的《艺术论》，那只俄国的老象，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亚，右一脚又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贝多芬。这时候少年罗曼·罗兰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氏、贝氏、托氏，同是他的英雄，但托氏愤愤地申斥莎氏、贝氏，说他们的艺术都是要不得的，不是真的人道的艺术——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的。对罗兰这个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而言，这就好似晴天里的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心理。他那年22岁。几个星期后的一天，罗兰接到一封写满38页纸的长信。那六旬老人说：“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的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下面说他艺术的见解：我们投入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异邦人。他那时的感奋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写信给他，他没有不亲笔作复的，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样一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如春天的熏风，它一路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

    ⑤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则他从幼年起就不懈地努力。他还得经尝种种精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对他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12部长篇剧本，3部最著名的传记，10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他的名字还是在灰堆里掩着——直到他将近50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异彩。贝多芬有几句话，我想可以一样适用到一生劳悴不怠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它，它就有力量使他解除磨折旁人的苦恼。”

    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一下，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

材料一：

    国内最早的共享单车企业创立于2014年。2015年国内共享单车初步发展，到2017年，用户数激增700%，预计未来三年仍将大幅增长。

    共享单车用户以在校大学生，年轻的上班族为主，并且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学校、公交站、地铁站等附近的共享单车给使用者提供了最快捷的“最后一公里”行程方案。共享单车不仅使用方便，而且也有绿色出行的好处，在城市内快速普及。

    在用户的使用频率方面，大部分用户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使用习惯，当前共享单车企业也在靠着补贴的形式获取用户，培养用户。

    从当前主流的十家共享单车APP用户评分上看出，共享单车行业整体的用户评价并不是很高，一步单车超过9分，小蓝单车超过8分，更多的共享单车APP评分惨不忍睹。

    当前，共享单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很多。一部分来自产品本身，包括车辆的损坏等；而另一部分，则来自用户，包括一些用户盗取共享单车、恶意损坏、换锁等，这还需要平台与政府共同监督，行业只有在规范化的前提下，才能健康发展。（改编自《速途研究院报告》）

材料二：

    2016年，已有数十家企业进入共享单车领域，业内人士估计，全国共享单车已有数百万辆，扫码骑车、手机付费的共享单车为不少市民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也随之出现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现象，挤占公共空间，带来了安全隐患。在不少城市，非机动车道、步行道、主次干道转弯、闹市区，随处可见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对环境秩序以及出行安全产生了影响。

    对于违停的单车各地如何处理？在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南京等地，共享单车在人流拥挤地段违停，都被相关部门集中收缴，有时达数百辆。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仅仅这样简单收缴很可能导致“三输”：管理方浪费人力，单车公司资产受损，需要骑车的用户用不了。与城市公共自行车有固定车桩不同，共享单车没有固定的停车点，如何保证使用者依规停放？

    目前，多家共享单车企业都出台了信用惩戒条款，提醒使用者停放在规范区域内。单车内有一套积分系统，一旦停放不符合规范，下一位使用者可以举报，扣除这名违停者一定的信用分。当用户过低时，会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使用权利。与此同时，各地政府部门的监管意见正加速出台。（摘自《山西日报》）

材料三：

    最近，广州共享单车用户接连收到商家推出的“免费骑”、充值返现活动的通知短信。23日上午，摩拜单车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红包车”，不仅骑车“限时免费”，还向用户倒贴钱，正式将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带入“血拼时代”。24日，“摩拜红包车”在广州上线。

    记者从摩拜单车了解到，今后，用户打开APP时，除了能看到周围可供使用的共享单车，还有可能发现红包图标，也就最新上线的“摩拜红包车”。只要找到这类“红包车”并有效骑行超10分钟，即有机会获得100元以内的现金红包，金额累计超过10元即可通过支付宝提现。

    实际上，过去两个月，共享单车企业的免费大战持续升级。上周末，小蓝单车率先宣布开展“免费骑”活动。随后，摩拜、ofo立即“迎战”，各商家的充值返现活动也颇为频繁。

    免押金、骑车免费，甚至还送红包……对于此前引起业界热议的共享单车盈利模式问题，各家企业似乎已“放弃了思考”，直接进入名副其实的“烧钱”模式。不过，这当然意味着企业要承担巨大的运营成本。一方面，不想丢掉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也不愿与对手“分蛋糕”，这也让单车企业陷入份额与烧钱必须二选一的“囚徒困境”。（摘自金羊网）

吴祖光：旷世才情不平则鸣

    吴祖光，当代中国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老人之一。戏剧导演牟森曾这样评价：“吴祖光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作家，极具名士风范。”

    吴祖光的祖籍是江苏省武进县。父亲吴瀛是位饱学之士，以诗、文、书、画闻名，又是一位文物鉴赏家。母亲也识文断字，经常念诗给他听。家庭的文化氛围给少年吴祖光以一定的熏陶和影响。他酷爱戏曲，常泡在戏园里看戏，接触了大量戏曲。

    中学毕业后入中法大学文学系，在抗战爆发的一九三七年，二十岁的吴祖光完成了他的话剧处女作《凤凰城》。该剧是根据东北抗日义勇军苗可秀烈士的事迹写成的。剧中歌颂了苗可秀领导“中国少年铁血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展开的艰苦顽强的斗争。该剧成为全国戏剧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这部剧作，曾得到当时戏剧大师曹禺的大加称赞。曹禺称他“一出手就是战士”。但对这部剧作，晚年的吴祖光在《“投机取巧”的〈凤凰城〉——我从事剧本写作的开始》一文中介绍说：“这个剧本写得太幼稚，今天一看会让我感到脸红耳赤。譬如剧中苗可秀别家出征总带着义仆张生，完全是旧戏里公子与随身的书僮那样的主仆关系。”

    随后几年间，他笔耕不辍，陆续创作了《正气歌》、《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少年游》和《风雪夜归人》等声震文坛的剧作。其中完成于1942年的《风雪夜归人》是吴祖光的代表作。这部剧作集中体现了吴祖光以戏曲思维创作话剧的另一种思路，他将中西戏剧“写实”与“写意”艺术手法相融合，尝试不同题材和富有异趣的创作风格，对民族戏剧的现代化和现代话剧的民族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除了艺术上久负盛名，吴祖光还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作为剧作家，吴祖光连续撰文抨击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审查制度，称之为“奴隶的审查制度”。他抨击国民党删除曹禺之作《蜕变》中“打游击”的情节；他嘲讽蒋介石因自己是秃头而将张天翼的童话《秃秃大王》改成《猴儿大王》；他愤怒自己创作的《正气歌》被国民党删去关于朝廷昏庸的所有内容。

    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吴祖光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1945年，他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了毛主席词《沁园春•雪》。毛主席诗词的突然发表，极大地改变了的政治形象与文化形象。为此他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杀。

    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拐点，作为社会中的个体，难免也会深随其中而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1957年吴祖光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对于这种不期而来的遭遇，他以诗明志。诗云：眼高于顶命如纸，生正逢时以至此。行船偏遇打头风，不到黄河心不死。“生正逢时”，正是他一生最喜欢的词语。

    唐代王维在《酬张少府》云：“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但吴祖光即便到了晚年也绝非万事不关心的人。1991年12月23日，两位女顾客在北京国贸中心购物，遭到服务员无端怀疑，并受到解衣、开包检查的侮辱。关于此事，吴祖光写了题为《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职工》一文，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这就是吴祖光，虽然和他没有关系，但是他也要说出来。

    未被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吴祖光作为一代大师，风雨动荡，而良知不失。如今斯人已逝，但精义长存。

（选自《大公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黄佐临在《吴祖光剧作选》序言中评价道：“他的每个戏里都有一种统一的格调，字里行间都洋溢出来一种诗情，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情，从中挖掘出一种美来。”（摘自百度）

②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这样评价吴祖光：“吴老是一个在艺术上要求极为严格的人。记得当时我曾因不理解他的剧本而将其中的念白做了改动，后来吴老师跟我说，我剧本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的，可以说是字斟句酌。”（摘自百度）

材料一：

    一部顶着“1200万元”巨制名头的动画《戚继光英雄传》预告片在网上播出后，却遭到网民们一致恶评。不仅如此，13位动画业内人士也质疑投资的真实性，要求制片方还中国动画尊严。

    更让人惊掉眼球的是，6位刚毕业的大学生网友，制作了和该片一样的预告片，3D画质明显提高，但仅仅耗时三天，制作成本则是：泡面一箱，咖啡若干袋，AD钙奶4支，A4纸半包，这无疑给了劣质动画一个响亮的耳光。

    许多动漫企业制作动漫的目的，不是遵循观众欣赏趣味和市场诉求，而是为了获取政府补贴。因此，动漫企业制作动漫片的流程一般是，先制作出批量的动漫片，然后在电视台和院线进行公关，最后到政府钱库里领赏……如此畸化的产业链，自然是功利当前，有量无质。

    动漫产业的灵魂是创新创意，这固然常要金钱的刺激和支援，但若陷入孔方兄的钱眼不可自拔，创新创意就为铜臭所污染，这样的产业，注定是泡沫化的。

（华西都市报《从<威继光>看动漫产业的“代短”》）

材料二：

材料三：

    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把握宣传向导，突出重大主题。围绕党的十九大、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推出一批优秀重点作品，继续组织推动“百部中国梦电视纪录片、动画片扶持计划”“中国梦正能量动画短片创作计划”“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等重大工程项目，超前谋划，整合资源、统筹安排，发挥好政策杠杆和专项资金作用、争取持续出精品、出人才。

（新浪网《高长力：2017年将推动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

材料四：

    广州最近对青少年展开一项调查——“迪斯尼意味着什么?”答案是，不只是“米老鼠”，更包括衣服、文具、电脑游戏、皮包连锁店、专为暑期炮制的电影大片。将近70%的孩子也知道把迪斯尼定义为“商品、文化附属产业”。

    事实上，由迪斯尼等公司主导的动漫产业，包括动画卡通、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多媒体产品等内容，正成为继IT产业之后的又一个全球经济热点。美国网络游戏业连续4年超过好菜坞电影业，成为全美最大娱乐产业，而上世纪曾以《大闹天宫》写下辉煌的中国，却沦为动漫产品的最大输入国，有统计数字称，米老鼠、史努比，Kity 猫、皮卡丘和机器猫，仅这“五位”每年就从中国卡通市场“掠走”6亿元，巨大的市场和薄弱的原创力量，将中国动漫市场80%以上的盈利源源不断地向日本、美国输送，

    中国动画要想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从五千年历史文化中寻找新的灵感，比如重新发掘绵延上千年的皮影艺术，同时从美国的迪斯尼公司、日本的宫崎峻等处“拿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成功推销文化产品的运作方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和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的增强，中国故事也将会推动本土动漫产业快速前行。

（新华网《中国“孙悟空”与美国“米老鼠”的魅力竞争》

材料一：

    “大部分网络自制剧的观众是二三线城市的，尤其是小城市的女青年，大城市反而并不是最主流的，因为很忙，每天就那点时间。”2017年12月27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电影电视评论周的论坛上，谈到网络自制剧中影视剧的观众时，爱奇艺副总裁陈潇这样说。

    从2015年的459部上升到2017年的787部，网络自制剧数量迅猛增长，已经不再是一种现象，而成了改变大众娱乐方式的一种“新常态”。自制剧播放流量从2015年的317亿人次，上升到2017年的1147亿人次，如此巨大的流量，使网络自制剧的投资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所有因素使网络自制剧在创作质量方面已经产生了向精品化拓展的趋向。”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卫这样说。

（摘编自《网络自制剧改变大众娱乐方式》）

材料二：

材料三：

    近年来，我国网络自制剧面临诸多问题：一，剧情抄袭严重。我国近些年所产出的网络自制剧数量猛增，但大部分所表现的内容情节简单，剧情单一，真正原创的剧目很少。如果是看过原版的观众就会发现，其实所谓的“中国制造”都是在刻意地翻版与抄袭，其实这样对中国网络自制剧的发展极其不利，虽然收视率不错，但也仅仅是虚假的繁荣，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二，题材单一，同质化明显。我国的网络自制剧以都市爱情、青春男女题材为主，所讲的都是年轻人或者白领之间发生的戏剧故事或言情故事，主要针对的是青少年和上班族。这样一来，影片的受众面相对窄小，对自制剧本身的发展不利。三，制作粗糙，艺术性不高。就我国已经播出的网络自制剧来看，大多规模较小，制作粗糙，是典型的快餐式影片，毫无艺术性可言。国产网络剧，外形包装简单，故事性较差，内容多以恶搞、吐槽、搞笑为卖点，没有深度，吸引力差。

（摘编自张超然《我国网络自制剧的发展弊端以及未来前景》）

材料四：

    我国电影界将按照十九大的精神指引，在三个方面着力工作：一是“树三讲”“去三俗”，要树立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创作风气，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之风。二是强化电影的现尖主义创作，倡导“深度关注现实，共同关心社会，真诚关爱他人”的原创精神。三是做大做强中国的电影产业和电影市场，开启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新征程。

    网络自制剧要承担起同样的责任，仍需把握好几个关键点：首先，作为视频网站，要懂得珍惜。作为一种新媒体，视频网站当然应该根据网民需求播出各种风格的剧目。但如何保证剧集不“三俗”，而且“信达雅”，则需要下一番功夫。在剧目选择上，固然要尊重观众需求，但决不能违反创作原则顾此失彼。不考虑观众需求可能会失去观众，但一味迎合观众，忽视导向责任，则有悖艺术精神。而在观众需求与有关规定之间，也并非找不到切合点。其次，作为网站经营者以及其他相关制作单位，应当多拍一些内容健康、质量上乘的网络自制剧，内容、题材、剧本、制作、演员演技等环节做得到位，是网络自制剧生存发展的根本。

（摘编自黄海贝《网络自制剧：开启中国影视产业新征程》）

材料一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阅读量来看，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但对比2013年的4.77本还有微弱下降。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54.76期和4.91期，与2014年相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内容”的阅读环境，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数字阅读已成为人们在碎片化时间重要的阅读方式。据林克艾普大数据，2012年至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电子书阅读量分别为2.35本、2.48本、3.22本和3.26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2014年的58.1%上升至64.0%，提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手机阅读增速最快。据统计，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比2014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分钟。这是历次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

数据监测发现，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而年轻人则更倾向于数字化阅读形式。在数字化阅读用户中，90后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军，占比达到53%；80后以22%的占比紧随其后；其他年龄层占比25%，可以预见的是，未来00后的数字阅读潜力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摘编自林克艾普公司《2016年最新国人阅读大数据分析报告》)

材料二

2014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较2007年增加了3.48个百分点，基础教育进一步普及，人口识字率持续上升；2014年6岁及以上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较2007年上升4.97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发展有效提高了国民综合文化素质。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每年组织实施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并发布《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对国民图书阅读量、阅读习惯、数字阅读发展趋势等进行统计研究。近5年来，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与年均图书阅读量均稳步上升，2014年人均图书阅读量4.56册、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00%，反映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国民逐渐养成阅读习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支撑图书市场稳步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读书数量较低，发达国家不仅以经济手段支持图书产业发展，也通过多种途径营造社会读书氛围，如韩国颁布《读书振兴法》、美国颁布《卓越阅读法》，从立法层面鼓励读书。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与深化，中国图书市场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摘编自《2017-2022年中国图书零售连锁市场供需预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三

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这其中还包括教材教辅。而据不完全统计，犹太人以64本的年人均阅读量雄踞世界首位。日本、法国、韩国的人均阅读读书量分别为40本、20本和11本。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纸质图书平均阅读量差距不小。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大原因是，确实没时间读书，首份《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用于休闲的时间仅3.156个小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8个国家平均值5.736小时，而中国人工作的时间则达到9.249小时。有限的休闲时间，国人又大把扔进了应酬、交际中。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中国人工作强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此外，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快餐化、娱乐化的阅读方式也令人们很难静下心捧一本书细细品味。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应试教育影响，从小学到大学，被强迫学习，读死书，导致很多人对读书都很抵触，甚至害怕读书。

（摘编自天下趣事网（《2016年中国人读书数据》，有删改）

材料一：

    2018年1月8日，天津市海河医院“儿科停诊通知”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热传：“尊敬的患者/家属：因我院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目前均已病倒，自今日起儿科不得不停诊，何日开诊尚不能确定……”作为一家三甲医院，儿科医生竟然只有3名。否则即便有人染病，也断不至全科“停摆”，可见压垮医生的，除了疾病，更有超负荷工作带来的身心俱疲。而其背后，则是“儿科医生荒”的不争现实。

据《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目前我国城市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医生数仅为0.57人，农村为0.47人，而按照《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到2020年每千人拥有0.69名儿科医生”的目标，目前儿科医生缺口已直逼十万大关。随着“二孩”生育高峰期的到来，儿科医生将更显紧缺，“补缺”更不易。据统计，全国医学院校每年仅能培养1800余名儿科医生，但就在这本就不足的“后备军”中，还不乏有人“临阵退缩”，更别说近年来屡有辞职的儿科医生。

（摘编自2018年1月11日《北京晨报》）

材料二：

    毋庸讳言，“儿科医生荒”早就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也比较清楚：一是儿科医生的培养有缺口，二是儿科医生的执业环境有缺陷。我国的医学院校自1999年起，儿科专业停招，代之以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仅仅作为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一门课程存在。虽然在2016年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开始合作恢复儿科本科招生，但儿科停招18年造成的儿科医生缺口在短时间内难以弥补。

    医务界常常用“高风险、高负荷、低待遇”来描述儿科医生的执业环境。据了解，目前在各综合性医院中，儿科普遍处于弱势地位。而在专科医院，高负荷的工作节奏则令儿科医生们频生去意。以此次来势凶猛的流感疫情为例，2017年12月，天津市儿科门诊总诊疗人次环比增长4l%，急诊总诊疗人次环比增长68%。与之相应，全市儿科门诊医生每日出诊量增加了42%，儿科急诊医生每日出诊量增加了36%。超负荷应诊让许多儿科医生叫苦不迭。除了工作的高强度，更让儿科医生纠结的是不得不经常忍受无端的指责，承担难以预料的风险。抱怨、指责、谩骂，甚至发生肢体冲突，这些执业风险是近年来儿科医生不断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2018年1月17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摘编自《调研：中国儿科医生工作现状，你所想不到的几个数据》）

材料四：

医治“儿科医生荒”需开综合药方，从根本上解决儿科医疗服务供需矛盾。除了千方百计稳定儿科医生队伍外，还要完善分级诊疗体制，增加医疗资源供给。目前，我国只有53.2%的综合性医院有儿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儿科的仅占12.6%。此外，还要加强科普宣传，缓解儿科就诊压力。不少家长一遇到孩子发烧哭闹，就抱着去医院，在治疗过程中也容易因常识和信息掌握不充分而和医生产生矛盾。对此，有关部门要做好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宣传，开通多渠道咨询热线，指导家长从容应对，不盲目扎堆医院，就医期间更好地理解和配合治疗。

（摘编自2018年1月11日《工人日报》）

杨绛的美丽人生

黄薇

    2012年的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101岁生日。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逝世，享年105岁。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了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杨绛的同乡费孝通暗恋着杨绛，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有段名言：“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总是笑嘻嘻的。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编》，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唐吉诃德》。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唐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媛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钱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于2011年面世！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原载《文史参考》，有删改）

材料一：

    时至当今，我们应如何看待传统经典文学、民间故事与影视改编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应该以何种眼光去看待这种对传统的创新性、颠覆性、解构性改编电影？有学者说过，传统不是历史遗留元素不加选择的累积，传统自身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和优胜劣汰的选择性。真正有生命的传统绝不会黏着于某一固定的古旧形式，它终必化为贯穿古今统一历史的文化精神。也就是说，传统应是处于制作与创造之中、尚未被规定的。因此，传统并不等同于“过去已经有的东西”，而恰恰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的东西”。所以，立足将经典文学与传统文化改编为影视作品的创作者们，不必在舆论的质疑和不满下有太多顾虑。因为通过经典文本的广泛群众阅读基础转换为电影市场的底盘与动能，本身就是一种将文化资源转化为资本的文化创意。而且，影视作为当代对传统进行表达的主要通俗文艺形式，将持续向经典文艺汲取灵感，并化作未来的“经典”。进而，影视改编作品转化为文化价值建构的基础，将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电影合流为一种可辨识的、独特的民族精神语态，而经典文学与传统文化亦将成为当代中国电影中最为闪耀而突出的底色。

（摘编自《中国电影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

材料二：

    任何文本都不始于零，卡尔·海因茨·施蒂尔勒曾这样写道。同样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下文皆称《哪吒》）作为票房神话的现象并非只凭单一的作品之力，它已然成为一个激荡互文关系的文化记忆体。尽管哪吒的神话经过多次改编，然而无论其如何变化，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读者和观众一旦读到或看到哪吒，都会将其与各种版本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产生互文性的联想和比照。文本相互联系而形成了“互文性”，互文作为一种文化丈量和艺术解析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揭示哪吒的动画修辞，《哪吒》的热映效应及其背后的深层文化结构。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到电视剧集《哪吒传奇》，哪吒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形象和神话符号，已经经过了多次的动画重新书写。进入21世纪，哪吒从二维动画形态转变为基于实拍的三维动画和视觉特效创作，通过《封神传奇》、新版《大闹天宫》等得以呈现。

    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强调互文影响方式的有效性，认为每个文本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也意味着，每个文本都处于已经存在的其他文本中，并始终与这些文本发生关系。以上作品中有以《哪吒闹海》中的作为少年英雄的悲情哪吒形象最为深入人心，而千禧年之后，一系列基于真人演绎的哪吒不仅没能延续传奇，反而往往成为高资本投入低质量电影生产的反例。不过，无论是正向的力量或是反作用力，本文中将其视作重要的互文性力量。因为基于联想的互文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并非依赖单向之力，而是多元的网状结构。

    在某种意义上说，互文结构触发了记忆的关联机制，使《哪吒》作为“反者”的生命力获得观众的确认，也树立了不同于以往神话版本中哪吒的“反者”形象，《哪吒》中哪吒的形象再生产能够深入人心，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观众能够从这“反者”的哪吒身上体认被压抑的主体性，找到自己曾经任性却被家人包容的影子。在这个意义上，“丑哪吒”恰因与其他哪吒形象的反差链接到了观众的集体记忆，成为诸多反者的真正引领者。

    中国拥有丰富的神话资源和历史文本，为重审神话和动画再生产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动力。当然，神话文本内部版本之间的符号联系和叙事关系非常复杂，关于任何文本的动画再生产也就是一次神话再创造，更需要“反者”之眼和创造精神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尽管《哪吒》的反者叙事和游戏结构进行得并不彻底，但《哪吒》较为系统地将“反者”在谱系上进行动画呈现，从天界、海底到人间，被划定边界的时空中都有其不安于室、期待改天换命的“反者”，揭示了一系列“反者”与其“界命”的抗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提供反者形象和姿态的《哪吒》中的哪吒本身已然成了个经典神话的“反者”，也成为未来中国动画重审神话、进行再生产的重要新起点。

(摘编自郭春宁《互文记忆体：哪吒作为“反者”神话的动画再生产》）

材料三：

    传统的哪吒形象和故事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演变和流传都处在父权炽盛时期，主流思想为官方儒家思想，强调变态的“孝顺”，上了孝子榜的人在父母去世时有类似的评价：“哀毁过礼，杖而后起。”虚伪地尊孔，实际以“过礼”乖离孔子主张的“守礼”。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父权是挡在自由之路上的巨大障碍，哪吒剔骨还父具有强烈的反抗父权、反抗社会压迫的意义。

    当下社会已经发展、进步了，父权对人的局限不再是普遍、主要矛盾。这时人一方面向内要回答“我是谁”，突破天生的、遗传的因素带来的局限性，另方面要向外在环境的局限性挑战，比如影片中点出的人们心中的成见。

    现实生活里的“哪吒”可能是矮个子小孩，但想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既要突破自身条件的限制，又要打破人们“个子矮不适合打篮球”的成见，最后通过努力练习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天生的条件中。《哪吒》中的哪吒争取的是现今社会人们向往的自由，它投注的视野更加广阔，从狭小的挣脱家庭束缚的主题走向了家庭以外的外在环境，如有形的群体环境、无形的命运、人们心中的思维定势等等，奔向了更高更大更远的自由。

    从这个角度讲，李靖成为充满爱的严父、哪吒没有杀身还父自有其颠覆传统的当代意义所在。

（摘编自《<哪吒>超越<大圣>来源于传统的固守和突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智慧城市是一个系统化概念，智慧的定义不仅是技术和产业上的创新发展，同时也是以科技赋能来推动城市全面进化，实现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全面升级。除了夯实硬件实力，也要打造顺应时代发展、社会需求的“软实力”。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理念、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智慧城市建设是面向未来的重大发展战略，定位于国家中心城市的沈阳，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更要抓住新机遇，顺应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以全局谋划、战略布局、整体推进来探索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沈阳模式。

智慧城市的基础是信息的共享通畅，利用数字化提升政务效能，重点是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沈阳在构建“互联网＋”城市治理新体系上已取得不少成果，利用大数据技术打造智慧交通管理平台、智慧城管平台在内的多个政务云平台，通过有效整合跨部门的信息资源，极大提升了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这些数字化的“城市大脑”，不仅能助力城市科学化决策和精细化管理，也极大提升公共服务效率。

通过整合政务信息来实现“一网通办”，让市民办事更加便利，优化了营商环境，城市的“软实力”将得到全面提升。

（摘编自《探索智能管理    打造智慧城市》

材料二：

智慧城市建设是新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未来十五年，我国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对智慧城市建设提出新的挑战。随着城市规模与城市人口急剧扩张，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也将不断加深。只有通过大力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全域感知、智能决策的智慧城市管理新模式，才能最大限度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城市和谐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消费升级对智慧城市建设也提出新要求。我国拥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以上群体达到4亿，市场规模超大，内需升级趋势明显。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持续影响不断改变着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习惯，“云课堂”“云旅游”等新需求不断涌现。这些新需求对5G、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以及智慧民生、便民服务等智慧城市应用提出更高的要求。

（摘编自《贯彻新发展理念       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材料三：

目前，首尔等多个城市都制定了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2011年，首尔发布“智慧首尔2015”计划，明确提出智慧城市的建设规划。2016年，首尔又发布“全球数字首尔2020”计划，进一步完善智慧城市发展路线图。

首尔还计划再投入1014亿韩元（1元人民币约合171韩元），推进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并成立专职部门统筹智慧城市规划，进一步深化智慧城市建设。

（摘编自马菲《首尔着力化解交通拥堵》）

在人类发射的近200个深空探测器中，绝大部分都是探测月球和火星的。月球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天体，也是最容易到达的天体。然而，因为月球的活动在数十亿年前已经终止，从其科学内容的丰富性来讲，并不十分吸引人。人类发现距离地球稍远的火星更接近地球的地质条件，甚至在某些低海拔的山谷中，在其正午时分，表面温度会上升到零度以上。从此，火星就成为了近40年来深空探测最主要的天体目标。迄今为止，人类发射到火星的探测器已经超过30个，有7次成功的着陆以及3次成功的表面巡视。然而，人类并没有忘记走向更远的深空。特别是最近10年来，人类对太阳系小天体的兴趣逐渐增加，试图发现地球上难以获得的稀有资源，并将其带回地球。

在太阳系所有的岩体类天体中，地球的引力场最大。因此，要达到离开地球所需的加速度也是最大的。100多年前，俄罗斯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经过计算，提出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宇宙速度的概念。进入深空的第一个技术挑战是脱离地球引力，即将探测器的速度从起飞时的0km/s，加速到11.2km/s的第二宇宙速度，这与火箭发动机及燃料有很大关系。

深空探测器在太阳系飞行的轨道，是受行星位置和其引力场影响的。因此，需要事先优化设计发射窗口和轨道。设计的目的一般有两个：一是做到燃料最省，二是做到尽快到达。为达到这两个目的，需要利用行星际中两个特殊的引力效应。一个是可以利用各天体之间的引力平衡点，探测器在该点受到的引力作用最小。在此处做变轨，可以做到最节省燃料。另一个可以利用的是特殊的引力效应，即借助天体的引力来加速。具体的做法是令探测器飞向需要借力的行星，并使其贴近行星飞过。在飞向行星的时候，行星引力将对探测器加速，在其达到与行星距离最近时速度达到最大。探测器会以这个速度飞离行星，尽管行星的引力会使其速度再减下来，但是剩余的速度仍然会高于其在进入行星引力场被加速前的速度。

探测器到达地外天体，比较容易的是进入其引力场，进行环绕探测和遥感成像探测。但是，如果需要着陆探测，甚至在其表面起飞并将样品带回地球，目前人类所掌握的技术并不成熟。

由于地外天体各不相同，分为无大气、有稀薄大气和有稠密大气3种。人类在地球上着陆和返回的经验，几乎无法在其他天体上直接应用，在地外天体上着陆和起飞都非常困难，目前人类所掌握的技术并不成熟。在没有大气的天体上着陆，无法使用降落伞减速，必须使用反推火箭，这将消耗较多的燃料。而从地外天体起飞，将样品返回地球，将耗费更多的燃料。

但在小天体上着陆与起飞是完全不同的技术。首先，由于小天体引力场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与其说在其上着陆还不如说是与其轨道交汇。因为无法借助其自身引力的力量，所以需要拥有非常精准的轨道设计和自动控制能力。其次，着陆时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碰撞，如果无法将探测器在相互接触的一刹那相互锚定，探测器将在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很快弹跳起来。

第四个技术挑战是远距离通信。通讯距离越远，无线电波经过长距离传输，能量将会依据球面的面积与其半径的关系，也即与通信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扩散和衰减。因此，激光星际通信一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次，远距离通信会带来时间延迟，使得探测器必须具备自主判断和运行的能力，即高度智能化。

核能源的利用可以优化行星际飞行，核能源的火箭发动机可以在行星际飞行中对探测器持续加速，大大缩短飞行时间。其次，探测器在向外行星际飞行时，将逐渐远离太阳，太阳能电池板的面积将逐渐增大。因此，研发小型核能发电机是必备技术。

最后，变轨、着陆、起飞都需要很多能源，即燃料的支持。最好的办法不是从地球上携带这些能源，而是在行星际中就地获取能源。这项技术将是未来人类能否更有效和大范围开发利用太阳系深空的必备技术。到目前为止，除了太阳能以外，人类还没有实现对任何太空资源的就地利用。

 （摘编自吴季《深空探测的现状、展望与建议》）

材料一“五四”以来的文化研究中，曾出现一种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纯粹是时代性”的观点，可称为“有古今无中外论”。这种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乃至抹杀人类社会以民族的形式存在这一历史事实。在原始时代，社会的基本形式是氏族、部落；在阶级社会，社会的基本形式是民族。既然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以民族的形式存在，那么，人类文化在此阶段也一定要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共同的民族文化不仅可以把一定数量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也可以把这些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人类社会以民族为基本形式这一事实还告诉我们，具体的文化总是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而一般的人类文化只能存在于这些具体的民族文化之中。离开了各种各样具体的民族文化，所谓一般的人类文化只是一种虚构。因此，文化“有古今无中外论”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一般能通过特殊而存在的辩证法。

文化方面民族差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首先，地理的隔绝机制是民族差异形成的基本条件。因为地域的辽阔、山海的阻碍等因素，各个民族各自独立地生存，文化上差异的产生也不可避免。例如，随着地理上的隔绝，同一种语言会分化为各种各样的方言，会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网络和不同的“市民社会”，人们的思想感情也会疏远、隔膜起来。

其次，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民族差异最重要的自然根源。地理环境的差异不仅会对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对他们的科学、艺术、宗教等产生直接影响。

其三，一定范围内自由创造的可能性是民族差异形成的重要机制。种族、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是人们从事文化创造的基础，同时也是对文化创造的限制，而自由创造只是在这一定范围内的发挥。因而，文化的发展既非绝对必然的，也非完全自由的，而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偶然与必然的统一。

其四，不同文化发展成果对人类自身的不同改造是民族差异的最高表现。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文化发展的成果又不断地反作用于人本身。各民族在创造不同风格的音乐、美术的同时，也发展了不同的审美趣味。“喜闻乐见”的民族气派，正是文化成果长期作用于人本身的结果。审美趣味如此，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亦莫不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不仅表现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而且创造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这种文化成果与人自身的身心变化的相互作用，是民族差异的放大器、加速器和稳定器。

最后，民族斗争是民族差异的强化剂。古往今来，民族之间的矛盾、对立、冲突史不绝书。许多征服者民族推行强制同化的政策，而被征服的民族则千方百计为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斗争。在这种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中，许多细枝末节的差异也会获得不寻常的意义。例如在清朝末年，剪掉辫子就意味着公开表示与清朝统治决裂。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不仅是人类以民族为单位长期生活的自然产物，而且在民族斗争中人被人们有意识地巩固、强化。

应当指出，虽然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不能事事归因于经济，但归根结底是人类生产力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的结果。文化上民族差异的形成原因，都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上才得以发挥作用。因此，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不是超历史的存在，不是纯自然的存在。因而，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也是历史的、可变的，相对的。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

材料二　文化差异性是始终存在的。历史上对待这种差异性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是对凡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人，一概作为异端，必征服之，同化之，以至绝灭之而后快。当年白种人占领南、北美洲，对当地土著文化就是持这种态度。

第二种是承认其价值，但只是作为珍稀的收藏、猎奇的点缀或某种可供研究的历史遗迹，实际上是排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抽空其生命，崇拜其空壳。如果我们混同了已成遗迹的、定型了的“传统文化"和今天仍然活着的并主宰着亿万中国人民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的，受过现代文化洗礼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复旧充新生，抵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那么，中国文化的发展将陷入困境。

第三种态度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这是将事物放到其自身的文化语境内去进行观照的一种方式。它赞赏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而应受到尊重。这种态度当然远比前两种态度来得宽容合理，但再进一步追问；千差万别的文化有没有普遍认同的东西呢？人类有没有可能超越民族中心主义？这些都是文化相对主义所面临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无论如何，文化差异总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事实。正是这些差异赋予了人类文化以多样性。我们固然不必保留辩子或者“三寸金莲”以供猎奇者玩赏，但中国文化自有其无法“欧化”的特殊的魅力，中国文化的更新也自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所谓的文化相互同化、融合而导致的“世界文化一体化”，只能带来人类文化的单调和没落。事实上，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自己，将异国作为帮助自己发现自己的“他者”，从另一种文化的陌生角度来观察自己，看到许多从内部无法看到的东西。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加以认知和解释。文化之间的误读难以避免，无论是主体文化从客体文化中发现新义还是反观自己，都很难不包含误读的成分。而从历史来看，这种误读又常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契机，因为恒守同一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封闭。

(摘编自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