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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教育之父----南开中学创办人张伯苓

①在我看来，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座山，也是一座人格的丰碑。作为中国现代基础教育的奠基者，他还是一条泱泱大河，濡溉后人，泽被中华。

②1904年，张伯苓和严范孙一起创办了南开中学。在后来成为名校的现代新式学校中，南开中学创办最早。在由封建传统教育进入近现代新式教育的转型时期，南开中学的诞生及其以后一系列的办学实践，确实起到了开一代先风的作用。

③ 南开的办学理念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20世纪30年代，在《南开双周》、《南开高中》、《南开校友》、《南开童子军》的创刊号上，张伯苓校长的题词是“以服务为目的”。

④张伯苓在南开施行的人生教育和人格教育，就是和我们的许多学校相比，仍然是十分领先的。其中较著名的就是施行“四十字镜箴”。为了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张伯苓特意在南开中学校门入口处立了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上面镌刻着严范孙书的四十字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种做法在当时，赢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甚至连来校访问的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都赞叹不绝，回国后四处宣传，“镜箴”及相关照片还上了美国的报刊。

⑤亲历过“国帜三易”的张伯苓，一直将爱国热情同教育救国的理念融为一体。这是南开学校“人格教育”中一个极为闪光的特色和亮点。在每周三固定的修身课及不定期的各种集会上，都要对会场进行一番精心布置，讲台上必定高悬国旗，两旁大书“爱国”二字。1916年，张伯苓想起他几年前在美国看到美国学校的学生在校长的带领下向国旗行礼的场面，便决心也在南开仿效实行。于是学校每天都会在黄昏时吹响旗号，三三两两漫步校园或闲谈的学生，只要一听吹号声，都会不约而同地止步立正，面向国旗行注目礼。

⑥ 张伯苓是现代学校体育教育最杰出的先驱者。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体育精神的理解上。中国人向来私念重，缺乏公德意识，而体育可以帮助学生消除这种国民弱性，培养密切合作、集体为重的观念意识。他还认为，体育比赛能培养同学们公平竞争、以技取胜的观念，真正的体育精神乃是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创造最佳成绩，以豁达乐观的情绪和心态来对待失败的态度。南开的体育场地设施，在当时是全国一流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学校千余名学生，共有15个蓝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张伯苓大力提倡普及体育， 他一直强调，每个学生都应该德、智、体、群四者并进，明确宣称：“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

⑦张伯苓作为南开学校的校长，两袖清风，生活十分简朴。几十年中，先生四处奔走，努力募捐，靠“化缘”为南开挣下数百万产业。但是，他从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一分钱。教育无小事，事事育人；教育无小节，处处楷模。张伯苓酷爱听戏，但为了教育学生不浪费学习时间和防止学生沾染不良习气，他从不进天津戏院听戏；他虽然和梅兰芳等名角颇有来往，但当他们在天津表演时，张伯苓决不前去捧场。张伯苓以身作则，行为师表的故事在南开有口皆碑。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谆谆告诫学生不要抽烟，但有一个调皮的学生当场质问校长说：“您不许我们抽烟，您为什么自己还抽烟呢？”张伯苓顿时无话可说。沉思了一下，他便当场明确表态：“这个问提得好，现在我宣布马上戒烟。”说着，他就把随身带的烟杆折断了，在场的全体学生被感动了，报以热烈的掌声。凭着顽强的毅力，成功地戒除了烟瘾。在他人高尚人格的感召下，南开学校形成了铁的纪律和良好风尚。

⑧作为一所私立学校校长，张伯苓因其名望功业得到社会和高度认可和尊重。他把毕生献给了南开和中国的现代教育。一所中学，出了周恩来、温家宝两位总理，拥有如此一流的时代骄子，在中国现代基础教育史上，很难有第二所中学可以匹敌。

⑨一所私立学校，一位平民出身的校长，靠什么创造了如此辉煌的奇迹？还是用张伯苓校长的话说明吧：“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题目。

落红萧萧为哪般

迟子建

①萧红[注] 出生时，呼兰河水是清的。月亮喜欢把垂下的长发，轻轻浸在河里，洗濯它一路走来惹上的尘埃。于是我们在萧红的作品中，看到了呼兰河上摇曳的月光。那样的月光即使沉重，也带着股芬芳之气。萧红在香港辞世时，呼兰河水仍是清的。由于被日军占领，香港市面上骨灰盒紧缺，端木蕻良不得不去一家古玩店，买了一对素雅的花瓶，替代骨灰盒。这个无奈之举，在我看来，是冥冥之中萧红的暗中诉求。因为萧红是一朵盛开了半世的玫瑰，她的灵骨是花泥，回归花瓶，适得其所。

②香港沦陷，为安全计，端木蕻良将萧红的骨灰分装在两只花瓶中，一只埋在浅水湾，如戴望舒所言，卧听着“海涛闲话”；另一只埋在战时临时医院，也就是如今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一棵树下，仰看着花开花落。

③我三月来到香港大学做驻校作家时，北国还是一片苍茫。来港后的次日黄昏，我无意中散步到此，见到围栏上悬挂的金字匾额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时，心下一惊，难道这就是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难道不期然间，我已与她相逢？

④我没有猜错，萧红就在那里。

⑤萧红1911年出生在呼兰河畔，旧中国的苦难和她个人情感生活的波折，让她饱尝艰辛，一生颠沛流离，可她的笔却始终饱蘸深情，气贯长虹。萧红与萧军在东北相恋，在西安分手。他们的分手，使萧红一度心灰意冷，她远赴日本疗伤。此间，鲁迅先生病逝，这使内心灰暗的她，更失却了一份光明。萧红才情的爆发，恰恰是她在香港的时候，那也是她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呼兰河传》无疑是萧红的绝唱，茅盾先生称它为“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可谓一语中的。她用这部小说，把故园中春时的花朵和蝴蝶，夏时的火烧云和虫鸣，秋天的月光和寒霜，冬天的飞雪和麻雀，连同那些苦难辛酸而又不乏优美清丽的人间故事，用一根精巧的绣花针，疏朗有致地绣在一起，为中国现代文学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后花园”，生机盎然，经久不衰。

⑥萧红在浅水湾的墓，已经迁移到广州银河公墓，而她在呼兰河畔的墓，埋的不过是端木蕻良珍存下来的她的一缕青丝而已。一个人的青丝，若附着在人体之上，岁月的霜雪和枯竭的心血，会将它逐渐染白；而脱离了人体的青丝，不管经历怎样的凄风苦雨，依然会像婴孩的眼睛一样，乌黑闪亮。

⑦圣士提反，是首位为基督教殉难的教徒，他是被异教徒用石块砸死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女校，有一股说不出的悲壮，更有一股说不出的圣洁。其实萧红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只不过她信奉的教是文学，并且也是为它而殉难。她在文学史上的光华，与圣士提反在基督教历史上的光华一样，永远不会泯灭。

⑧清明节的那天，香港烟雨蒙蒙。黄昏时分，我启开一瓶红酒，提着它去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祭奠萧红。萧红是黑龙江人，那里的严寒和长夜，使她跟当地人一样，喜欢饮酒吸烟。我多想撒一瓶呼兰河畔生产的白酒给她呀，可是遍寻附近的超市，没有买到故乡的酒。我只能以我偏爱的红酒来代替了。

⑨复活节连着清明，香港的市民都在休长假，圣士提反女校静悄悄的。我在列堤顿道，隔着栏杆，搜寻园内可以撒酒的树。最终，我选择了两棵大树，它们看上去年过百岁，而且与栏杆相距半米，适合我撒酒。一株是高大的石榴树，一棵则是冠盖入云、枝干遒劲的榕树。铁栏杆的缝隙，刚好容我伸进手臂。我举着红酒，慢慢将它送进去，默念着萧红的名字，一半撒在石榴树下，另一半撒在树身如水泥浇筑的大榕树下。红酒渐渐流向树根，渗透到泥土之中。它留下的妖娆的暗红的湿痕，仿佛月亮中桂树的影子，隐隐约约，迷迷离离。

⑩撒完红酒，我来到圣士提反女校旁的城西公园。一双黑色的有金黄斑点的蝴蝶，在棕榈树间相互追逐，它们看上去是那么的快乐；而六角亭下的石凳上，坐着一个肤色黝黑的女孩，她举着小镜子，静静地涂着口红。也许，她正要赶赴一场重要的约会。如今的香港，再不像萧红所在之时那般的疏朗了。而圣士提反女校周围，亦被幢幢高楼挤压着。萧红安息之处，也就成了繁华喧闹都市中深藏的一块碧玉。不过，这里还是有她喜欢的蝴蝶，有花朵，有不知名的鸟儿来夜夜歌唱。作为黑龙江人，我们一直热切盼望着能把萧红在广州的墓，迁回故乡，可是如今的呼兰河几近干涸，再无清澈可言，你看不到水面的好月光，更看不到放河灯的情景了。我想萧红一生历经风寒，她的灵骨能留在温暖之地，落地生根，于花城看花，在香港与涂红唇的少女为邻，也是幸事。更何况，萧红临终有言，她最想埋葬在鲁迅先生的身旁。

⑪走出城西公园，我踏上了圣士提反女校外的另一条路——柏道。暮色渐深，清明离我们也就越来越远了。走着走着，我忽然感觉头顶被什么轻抚了一下，跟着，一样东西飘落在地。原来从女校花园栏杆顶端自由伸出的扶桑枝条，送下来一朵扶桑花。没有风，也没有鸟的蹬踏，但看那朵艳红的扶桑，正在盛时，没有理由凋零。我不知道，它为何而落。可是又何必探究一朵花垂落的缘由呢！我拾起那朵柔软而浓艳的扶桑，带回寓所，放在枕畔，和它一起做星星梦。                        

                                          （选自《2010年中国最佳散文》，有删改）

【注】萧红（1911—1942）中学时代接触了五四以来的新思想和中外文学，1935年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发表了成名作长篇小说《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写有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1年在香港发表了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小说，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阅读下面一首宋词，然后回答问题

少年游·早行

                                             林　仰

            霁霞散晓月犹明，疏木挂残星山径人稀，翠萝深处，啼鸟两三声

            霜华重迫驼裘冷，心共马蹄轻十里青山，一溪流水，都作许多情。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恶人

陈永林

二蛋的父亲死了，是肺结核。为治父亲的病，家里欠了一屁股债，自然没钱供他念书了。二蛋只好回家放牛，那年二蛋才12岁。

二蛋记得很清楚。那天，睡得正香，母亲喊他起床。睁开眼，他嘟哝道：“娘，天还没亮。”“早亮了，天这么暗是要下雨。”二蛋穿好衣服，牵出两头水牛来到村后的山上。

下雨了。雨很大，蚕豆大的雨点砸在二蛋脸上，辣辣地痛。轰隆隆的雷声在头顶上响个不停。二蛋牵着牛到了一棵古樟树下，二蛋把牛系在裸露在外的树根上，自己站在树下躲雨。一道极亮的闪电在眼前划过，接着一声巨响，二蛋眼前一黑，倒在地上。两头水牛“哞——，哞——”地叫起来。

当见到躺在地上的二蛋时，二蛋的母亲腿一软，就晕倒在地上了。醒来后，她嚎啕恸哭：“是我害了二蛋呀，老天爷。你咋不长眼，咋下得了狠心害我们这样的苦命人!”

雷声仍在头顶上轰隆隆地响个不停。

第二天，二蛋醒过来了，额上留下-块黑色的疤痕。他在床上躺了两天，再也躺不下去了。二蛋要放牛。

这天是星期六，二蛋在山上放牛时，眼睛不时地往路口张望。往常星期六，村里跟二蛋一般大的人再不用上学了，都上山找二蛋玩，二蛋同他们有玩不完的游戏。可是二蛋盼了一下午，就是没人来找他玩。

傍晚，二蛋牵着牛回家，路上碰见了石头。以往二蛋和石头很玩得来，可这回石头见到了二蛋竟没命地跑，二蛋喊也喊不住。更奇怪的是许多小孩见到二蛋，都往家里躲。后来二蛋抓住了黑子问：“你见了我为啥要跑?”黑子的眼里满是惶恐，黑子说：“我娘让我别同你玩，说你是恶人——雷公不打好人的——娘说我同你玩了，也会遭雷打。”二蛋松开了黑子。

二蛋默默地回了家。

二蛋见了母亲问：“娘，我是恶人吗?”二蛋的母亲摇摇头：“你不是恶人。”二蛋又问：“那我怎么会遭雷打呢?”二蛋已是一脸的泪水。母亲把二蛋搂在怀里：“孩子，你是个好人，雷打你，只怪老天爷瞎了眼。”母亲的声音也哽咽了。 

此后，二蛋变得不爱说话，整天阴着脸，目光也呆呆的。村里人说二蛋天生一副恶人的相，今后准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二蛋的母亲听了这些闲话很伤心。

一回，棉花家丢了一只鸡。棉花站在村头，对着二蛋家骂：“这是哪个遭雷打的偷了我的鸡?偷我家鸡的人不得好死!”二蛋母亲的眼里满是泪水。

二蛋的眉头紧蹙，眼里喷着怒火。二蛋一字一顿地说：“我终究会杀了她! ”二蛋的母亲听了这话，心一抖，狠狠一巴掌甩在二蛋脸上：“孩子，你千万别有这种想法。我不希望你被别人说准，你现在是个好人，今后也是个好人。”二蛋说：“可他们不愿我做好人。”

后来村里丢了什么东西，都怀疑是二蛋偷的，就指桑骂槐地骂二蛋。二蛋都忍了。

转眼二蛋23岁了，该娶媳妇了。可没人愿为二蛋说媒。后来二蛋的母亲托外村人做媒，从几十里远的地方给二蛋找了个女人。订亲没几天，姑娘就退亲了，二蛋问她为啥退亲，人家说：“你们村里人都说你是遭天雷劈的恶人。”二蛋查出这话是棉花说的。

二蛋见母亲坐在床上默默地流泪，心里极为愤怒，他拿了把菜刀闯进棉花的家，对着棉花乱砍，边砍边吼：“我顺了天意，先砍死你，让天雷再劈一次。”棉花的男人想夺刀，也被  二蛋砍倒在地上。棉花和她男人都死了。

二蛋被警察抓走了，村里人也又议论了：“我们以前说得没错，二蛋是个恶人。”“天雷只会劈恶人，老天有眼。”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各题。

                                                                                      踏莎行   庚戌中秋后二夕，带湖篆冈小酌

                                                                                                              辛弃疾

                                                           夜月楼台，秋香院宇；笑吟吟地人来去。是谁秋到便凄凉？当年宋玉悲如许。　 

                                                           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问他有甚堪悲处？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

【注】 此词作于闲居带湖期间。庚戌：即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篆冈：地名，当在带湖之侧。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文后各题。
材料一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以表彰他们发现了治疗疟疾的开创性疗法和治疗线虫感染的新疗法。
    数千年来，寄生虫引发的疾病一直是全球一项重大的医疗问题，对全球最贫穷人口的影响尤其严重。今年三位获奖者针对破坏性最大的几种寄生虫病研发的疗法，使治疗这些疾病的手段得到了革新。
    盘尾丝虫病（俗称“河盲症”）和淋巴丝虫病都是由寄生虫引发的。河盲症会造成患者角膜感染，最终导致失明。淋巴丝虫病会导致慢性肿胀，造成终生的红斑并致残。
    日本微生物学家大村智是分离天然产物的专家，他专注于研究链霉菌，从土壤样品中分离了能够产生包括链霉素在内的多种抗菌物质的链霉菌的新菌株，并在实验室成功进行了纯化培养，从中筛选了50株最有前途的菌株，分析它们在对抗有害微生物方面的能力。
    寄生虫生物学家威廉·坎贝尔利用大村智的链霉菌菌株，分离并纯化出了一种能有效对抗家养和畜牧动物体内寄生虫的成分——阿维菌素。阿维菌素随后被进一步化学修饰成为一种叫“伊维菌素”的物质。后经人体试验，发现①它从根本上降低了河盲症和淋巴丝虫病的发病率，同时对治疗其他寄生虫病也有效果。大村智和坎贝尔的贡献使一类能有效对抗寄生虫病的新药得以发现。
    疟疾的病原体疟原虫是一种单细胞寄生生物，这种生物会入侵红细胞，导致发烧，在严重情况下会造成脑损伤甚至死亡。全世界有超过3亿人面临疟疾感染风险，每年有超过45万人死于疟疾，其中绝大多数是儿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原有抗疟药氯喹因疟原虫产生抗药性而失效停用。此时，屠呦呦将研究视线转向传统草药，锁定从黄花蒿中提取纯化青蒿素。她又从与陶渊明生活在同时代的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中的“青蒿一握，以水两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获得启发，提出用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素这一关键方法，终于在1971年获得黄花蒿粗提取物的有效单体——青蒿素。经临床试验，证实它具有胜于氯喹的满意疗效，抗疟新药青蒿素由此诞生。之后，屠呦呦率领的研究团队又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研究，最终确定了青蒿素的立体结构。②它是一个具有过氧基团的新型倍半萜内酯，打破了过去认为“抗疟药必须含氮杂环”的断言，为寻找新的抗疟药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取材于环球科技观光团相关文章）
材料二
    2011年，屠呦呦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理由是“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国内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把青蒿素称为中药，并说它让人们重新燃起中药创新的希望。
    其实青蒿素不是中药，而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成分单一、结构明确的化学药。所谓中药，应该是指中医传统上用来治疗疾病的中药材。中医虽然传统上也用青蒿治疟疾，但是中医所用的那种青蒿并不含青蒿素，已被证明对治疗疟疾无效。青蒿素是从与青蒿同属的黄花蒿中提取的。而中医几乎不用黄花蒿入药，更从来不用它治疟疾。青蒿素一开始也称为黄花素或黄花蒿素，后来为了表明其与中药的关系，才统一叫做青蒿素。再后来干脆在药典里把黄花蒿改叫青蒿，定为青蒿的正品，让人误以为青蒿素真的是从青蒿提取的。
况且，黄花蒿最初被用来代替青蒿使用时，里面的青蒿素并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中医的传统做法是把药物煎成汤药来治病的，而一旦加热到60℃，青蒿素的结构就被破坏，失去了活性，杀不死虐原虫了。屠呦呦的关键作用就是发现了这一点，因而想到了用乙醚提取。屠呦呦称，她是受到古代医方的启发才恍然大悟，不能用加热的方式来提取青蒿素。由于这个说法，人们说青蒿素的发现至少受益于中医。
    事实上，葛洪记载的偏方是否真的能治疟疾，还值得商榷。青蒿素几乎不溶于水，用两杯水浸泡一把青蒿，就算用的是黄花蒿，也不太可能泡出达到药理浓度的青蒿素。即使葛洪记载的青蒿偏方真的对治疗疟疾有效，它也并没有被葛洪特别关注。葛洪在书中共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而青蒿一条只是其中很不起眼的一条，只出现了一次，也没有说其疗效有多好。中医和民间仍然在不停地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记录的药方更是多达数千个。中国古人从来就没能抗击疟疾，每次疟疾流行都死人无数。直到1950年，全中国还有疟疾病人3000万，每年病死数十万人。
（取材于方舟子《青蒿素和中药的关系》）
材料三
    除了屠呦呦的发现之外，中国过去一个世纪最重要的来自中药的药物发现还有，张亭栋等人发现了砒霜中三氧化二砷在治疗白血病中的作用，为白血病患者带来福音。
    砒霜的化学成分为三氧化二砷。用砒霜治病，中医古已有之，北宋的《开宝详定本草》、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记载了砒霜的药性。西方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曾用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但未获普遍接受。
    上世纪七十年代，张亭栋的同事韩太云从民间中医得知用砒霜、轻粉（氯化亚汞）和蟾酥等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的方法，并将它们改制成水针剂，称“癌灵注射液”（后称“癌灵1号”），通过肌肉注射，对某些肿瘤病例见效，但因毒性太大而放弃。
    其后，张亭栋与韩太云合作继续此工作。1972年后，张亭栋等一方面主要集中做砒霜治疗白血病的探索，另一方面分别检测“癌灵1号”的组分，发现只要有砒霜就有效，而肾脏毒性、血压升高的副作用则是轻粉和蟾酥带来的，且这两者对白血病本身并无治疗作用。
    1973年他们发表第一篇论文，介绍了用“癌灵1号”治疗6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人的过程。他们明确知道主要用了砒霜的化学成分亚砷酸（三氧化二砷）和微量轻粉（氯化低汞）。经过治疗，6例病人症状都有改善，其中一例慢性白血病发生急性变的患者病情也有所缓解。该文还提到正在研究对急性白血病的治疗效果。
    1979年张亭栋等又发表论文，总结了他们从1973年至1978年的研究成果，认为对55例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的治疗效果最好。其中1973年至1974年单独使用“癌灵1号”治疗23例病人，1例儿童存活已经4年。他们指出，在与其他中药同时用药时，其他中药只用来支撑病人身体状况。1975年至1976年用“癌灵1号”加其他中药和少量化疗药物治疗20例，1977年至1978年用“癌灵1号”加其他中药和少量化疗手段治疗12例。对每一个病例，他们都根据血象分型，有明确的疗效观察。实验结果全部55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缓解率70%，12例完全缓解，而且，药物对病人的毒副作用也很小。如果说，1973年的论文是他们发现“癌灵1号”的开创性论文，1979年这篇则是张亭栋等有关“癌灵1号”的成果性论文。
    以屠呦呦和张亭栋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取得的成果都得到了普遍应用，直接产生了治病救人的效果。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清晰地肯定了古老的中药在今天仍然有益，传统中还沉睡着尚未开发的、可能进一步改善人类健康的潜力。
（取材于饶毅《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白纸上作戏，世故里写真

——记连环画家贺友直

舒靓芫

    2016年3月16日晚20时30分，连环画泰斗贺友直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4岁。

    说起“泰斗”一词，先生生前特地翻过《辞海》：“哪里是泰山北斗啊，看了心就慌了，哪能敢当啊？画画的，够得上‘画家’已经蛮吃力了，更勿要讲是‘大师’来。”他认为自己只是画家，而且不敢是“专家”，只是在连环画方面的“内行”。

    有人曾形容，写老上海没人写得过张爱玲，拍老上海没人拍得过王家卫，画老上海没人画得过贺友直。先生说：“我不敢当。我是从社会底层出来的人，有直接的感受，所以大家觉得，贺友直画老上海有味道。”

    1938年先生初到上海，他先在亲戚开的小工厂做工，后在印刷厂学徒，各行各色人等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那个年代的生活艰辛，工作乏味，他的乐趣是“一个月发一次零用钱，除去剃头洗澡，佘下的钱逛一趟游乐场”。对身边人群、事态的观察，成就了他记录民生万象最原始的积累。

    先生说过：“我来自民间，所以我懂得斗升小民关心啥。”所以，他把老上海平民百姓的悲欢离合变成了连环画——《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展示了20世纪上海各行业人物的典型形态和表情，这“三百六十行”的连环画也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华君武先生称先生“目光如炬，观察人间万物”，冯其庸先生则称先生的“画笔实亦史笔”。

    抗战时期，先生印象中的上海是一席“畸形的”盛宴：穷人、富人、外国人，混在一起避难；戏院、餐馆、舞厅、妓院，各种纸醉金迷的行当争先恐后地兴起。

    如今再没了那畸形的繁华，先生感慨道：“大环境不一样了，我们那时画连环画是当做饭碗的。1996年我的一个连环画展名字叫《谈情说爱》，情就是我对连环画的感情，爱就是我爱上了这碗饭。当时真的非常投入，画什么像什么，现在画什么都不像了，因为没有了那个生活底子。”他坦言：“现在艺术浮躁得很，不少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如果说画里的作戏，是老先生独立于大众而创造，那么画外，先生则过着属于自己的真实人生，从不作戏给任何人看。

    任职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时，先生原来住于一个“容纳了108将的大办公室”。他不爱去那种划成一小格一小格的新式办公室，他比喻说“把人放进冰箱格子”一样，还为此画了一张《最没有人性的格局》。

    1955年，先生一家搬进巨鹿路一间30平米的一居室。画画、见客、饮食、起居都在这里，真是“一室四厅”。屋子不大，打扫起来也不麻烦，家里不用保姆，先生吃的是老伴为他烧的饭，两老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总也花不完。先生拍拍胸口，笑称虽然“买不起房”，但生活上“不差钱”，“天地之大，全在心中”。

    先生的生活中，自有一件顽皮可爱的事——爱喝老酒。每天中午和傍晚两个时段，他定会“呡几口老酒”。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老酒，是先生艺术创作的“生命口服液”。每每有熟络的学生去家中做客，总能看到这个老人惬意地呡酒，就像《乘风凉画》里的那位老爷们儿一样，“快活赛过神仙”。

    人世间到处都是歌哭与悲欢的交替。在先生真性情的生活中，除了乐得自在，也有另一面。

    先生的画传《贺友直自说自画》，就说到过一些关于特殊期间的事情。两年都待在牛棚中，先生始终惦记着家人和孩子们。一次，妻子给他带来一罐辣酱，怕别人看出里面放了肉，就把肉丁切成了肉末。先生看着这些为他精心准备的食物，想着自己无法见到日夜思念的亲人们，他忍不住地嚎啕大哭。

    从牛棚出来以后，先生回家头一桩事就是坐在家中餐桌上，喝老伴为他温的酒。三个幼小的女儿就围在桌边看他吮酒。画到这幅画面，先生忍不住泪如雨下。家庭圆满，儿孙绕膝，有如此的温情，只怕每一个尝过人情冷暖，看过事态炎凉的人都会情难自禁。

    饶是到了作戏之外的地方，至于世故已淡的时刻，先生依然有牵挂的事情——连环画。他是谦和的，会非常认真地说自己“思维枯竭了，最近画不出了”。在说这话时，他已经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但他依然走在“让自己的艺术水平更为精进”的道路上。

    20世纪80年代后期，连环画由盛转衰，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热度。随着国画、油画等画种的价格节节攀升，甚至有“画面以尺定价”的，不少连环画家纷纷转向那些领域。先生却始终坚持自己，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我们知道，他的傲气不那么锋芒毕露了，但风骨犹存。

    他一生为人正直，率真而达观，冷眼给了是是非非，豁达给了坎坎坷坷，固执给了画画描描。对大众他从来都说自己只是“一个画匠”——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的顶峰。

（摘编自《传记文学》2016年5月，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随着深化改革和“双创”热潮对人才就业市场的影响加深，一向手捧“铁饭碗”的公务员群体，也渐渐开始将职业发展由以往的体制内融入到多元化的就业市场中。对此，全球最大的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领英）针对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跳槽情况，围绕公务员“下海”职业流向和发展状况等核心数据进行统计，对公务员群体多元化就业发展趋势做出了观察。领英的数据显示，在2006～2015这十年间，公务员跳槽前的职级多以初级为主，科员高达53%。以工作年限区分，工作0～3年的公务员占到了37%，工作3～6年的公务员占到了23%。

如今，公务员群体由体制中到市场中的职业发展轨迹已不再是少数。扎实的教育和工作背景，让公务员这个群体越来越具备“复合型人才”的特质。同时，对于传统“铁饭碗”就业观的颠覆，也加强了公务员群体的人才流动和互通。公务员跳槽的热门目标行业分别为：金融（12.7%）、法律/会计/咨询（12.2%）、政府/社会组织（11.5%）、互联网（9.6%）、房地产/建筑（8.9%）。房地产、金融等热门行业受政策法规的影响较大，这些行业更需既懂政策、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以帮助企业更顺滑地遵从政府部门的相关法规政策。以往公务员从体制中“走出来”，通常会选择与之前经验高度一致的行业。凭借多年所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公务员可在这些相关行业里表现得如鱼得水。但事实上，如今的公务员跳槽目标行业与就业大环境中的热门行业高度吻合。这充分说明公务员跳槽群体更加注重个人能力和价值的体现。

    领英的数据中，公务员跳槽前的职级多以初级为主。其中科员高达53%，科级正职、科级副职分别以18%、13%紧随其后。由此可见，初级公务员更有动力选择跳槽，在更为广阔的职场空间实现自我价值。

    在对已经跳槽的公务员群体的追踪中，领英的数据显示，处级干部转型后，在市场化的职业环境中晋升总监及高管的比例最高。同时，正科级干部担任经理、总监的人数较多，而科员多以从事初级职位为主。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市场化就业环境对于体制内转行职场人的认可和接纳。

（《光明网》2016年6月21日）

材料二：

    “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6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让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公务员群体。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春节跳槽人群最活跃的竟然是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去年增加超三成。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这又是喜是忧？

    其实，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员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利的，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有可能破坏公务员群体的整体性，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从这个层面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令人担忧，值得重视。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跳槽或许离“跳槽热”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一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人民网》2016年5月27日）

材料三：

    近日，智联招聘发布《2016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其中令不少人惊诧的是，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为了跨界跳槽最活跃的白领人群，白领中有三成公务员纷纷转到房地产、金融等行业。

    公务员跳槽的原因，主要是追求实现自我价值。不能否认，公务员跳槽有收入待遇降低的因素，但他们这个群体当下所作出的选择，也是对国家改革政策的理解和呼应，也可以说是看到了“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所带来的新机遇。

    说到底，社会经济活力的激发，离不开一流的人才参与。现在政府出台的不少新政，正是为了使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更具活力。面对如此迅猛的发展形势，公务员队伍中自然会有人出来“闯一闯”，而从以往的经验看，他们中最终会有不少成功者。换个角度说，现在有一部分公务员出来创业，也是人才资源的活力释放，对优化人才配置的正向力量不可小视。

（《苏州日报》2016年6月28日）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民间歌谣在汉代受到相当的重视，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同时也兼以朝廷礼仪、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这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中的不少民间作品，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采集、收纳进来的。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的打击，至汉初早已被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儒术独尊，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的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构承担。

    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尚书》之《夏书•胤征》：“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宣传教令，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采集百姓讴谣的故事，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优秀民间作品，大多是以此种方式被保存下来的。如《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多数歌辞，还有《日出东南隅行》《昭君怨》等。从中国诗歌史角度看，除了上古先秦时期有《诗经》中的民歌外，唯有汉代一大批乐府民歌，能够占据诗坛的半壁江山，这一景观，是其他朝代很少看到的。

（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微”文化与“被碎片化”

刘阳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或许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对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而感到忧心忡忡——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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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撞与融合：回望20世纪中国新诗

吴思敬

    历来的文学革命，其倡导者为了冲破巨大的阻力，往往会从两个方向上去寻求助力：或是面向古代，高张“复古”大旗，其实质则是革新；或是面向外国，从异域文学中借来火种，以点燃自己的文学革命之火。新诗的创始者们采取的便是这后一种办法。郭沫若坦诚地宣称：“欧西的艺术经过中世纪一场悠久的迷梦之后，他们的觉醒比我们早了四五世纪。……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当然，中国新诗受外国影响，除去新诗人希望“迎头赶上”西方的急迫感外，更深一层说，是由于现今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困扰着各民族哲人的共同问题。尽管各民族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但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在起着作用。实际上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运动便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发展史。

    到“五四”前后，西方近百年的文艺思潮已经历了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演变。不过，这三大文艺思潮对中国早期新诗人的影响却不是同等的。客观上说，外来的东西能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受着当时的国情制约的。从新诗诞生的情况看，创始者们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郭沫若从歌德、雪莱那里汲取营养，那狂飙般的激情，天狗吞月式的自我扩张，均使他的诗歌显示了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刘半农、朱自清等人的早期诗作则大多揭示当时社会中种种黑暗与不平，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然而浪漫主义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有时难免泥沙俱下，导致艺术上的不精致；一些如实描绘社会弊端的诗篇，又由于写得太“实”而失去了诗味；大革命后的普罗诗人又普遍存在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直接说教的倾向。特别是，“五四”落潮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陷于苦闷、彷徨之中，于是年轻一些的诗人开始把眼光转向西方的现代主义。

    应该指出的是，在新诗现代化的潮流之中，新诗人们对西方诗歌的借鉴并不是全盘照搬的，而是结合汉语的特点和中国诗歌固有特色，对西方的东西既有吸收，又有扬弃的。一些在现当代诗歌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如冰心、徐志摩等，无不是从取法于西方开始，但没有跟着西方诗人亦步亦趋，而是把西方的东西与本民族的特点融合起来，因此他们的作品有西方诗歌的某些特征，但决非西方诗的翻版，有中国诗歌的某些传统风貌，但又不是“国粹”式的传统诗。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中孕育并成长的。这种冲撞，使我们的新诗从诞生伊始就伴随着无尽无休的责难、争论与困惑，而且这种责难、争论与困惑一直持续到60年后的新时期的诗坛一一回想一下围绕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的争论，以及伴随韩东、于坚等后朦胧诗人而出现的喧哗与骚动……两种文化的冲撞为新诗发展带来了契机，一方面这种冲撞冲决了诗人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这种冲撞带给读者审美习惯的变革，造就了一批批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

    尽管当前商品经济与大众文化的潮流使诗人处于空前的窘境，尽管当代的诗歌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国诗人在寂寞中坚持着，中国诗坛的圣火并没有熄灭。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成思危：皓首穷经情满腔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北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两岁的成思危随全家到达香港。面对破碎的山河，父亲成舍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之余经常咏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对幼年的成思危言传身教。

    聪颖好学的少年成思危从小饱读诗书。鲁迅、巴金、茅盾等著名进步作家的经典著作更是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里觉慧的形象成为少年成思危的榜样和心中的偶像。他曾写下“不羡纨绔逐声色，敢凭愚顽补苍天”的诗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广州解放后，满怀报国理想的成思危毅然决然地抛弃优越的家庭生活1951年7月的一天，成思危带着简单的行装，跨过罗湖桥，回到了内地。

    成思危到广州以后，进了叶剑英当校长的南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省总工会，后又在民船业工作一年。船民们生活环境的恶劣深深震撼着成思危年轻的心。他深切感到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祖国是多么重要。结束在民船业的工作后，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学习，后又转到华东化工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1960 年，年仅 25 岁的成思危就担任了研究室的副主任，主持研究工作。当时，广泛应用于核能、火箭、冶金、农业、医药等领域的化学元素硼和硼化物被西方国家列入对新中国的禁运名单。刚刚进入科技领域的成思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潜心于对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之中。他担任过专题组组长等职务，翻译了大量有关资料和论著。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的硼砂产量已达数万吨，不仅可以满足国内生产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除了进行硼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成思危还主持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等科研项目，还指导了汽车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化工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

    “文革”期间，由于有海外关系，成思危被免掉了研究室主任的职务，从事一般科研工作，还当了几个月的锅炉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也不愿浪费宝贵的时间。这期间，他继续攻读数学、化学、锅炉学等书籍，自学了法、德、日3门外语，还巩固和温习了英语和俄语。

    “文革”结束后，1981年，成思危做出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重大抉择，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管理学。这一年他46岁。一些好朋友劝他：资本主义的管理玩意学了也没用，不如趁着在化工界已有的名气去海外镀个金。成思危却认为，中国的科技固然落后，但管理更加落后，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所以他毅然决然选择了管理学。

    刚到美国时，连股票都没有见过的他，上美国的资本市场课时，常常听得满头雾水。美国学生用两个小时看完的资料，他得抱着字典花几天功夫。虽然困难重重，成思危还是坚持着。留学第一年他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并赢得美国经济研究及教育基金会奖学金。他用一年三个学季再加上两个假期，念完了六个学季的课。凭着一股韧劲和勇气，成思危两年后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当他把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给他从台湾赶来已八十多岁高龄的老父亲看时，成绩单上是三个A一个A＋。一生都不肯轻易表达情感的老父亲也喜不自禁：“没想到你50岁的人了，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

    1984年成思危学成归国后，做了大量的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学术报告和讲座，向国人推介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先进的管理理念。

    年底，已近60岁的成思危准备退休去教书。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孙起孟动员无党无派的成思危加入民建。孙对陈说：“你在全国政协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最高层根本听不到，你想，一年中有多少政协委员在发言，领导不可能都看到都听到。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党派发言，那就有机会把你的意见传达到最高层，你不是想报效祖国吗？这是最好的方式。”这一番话成功地打动了成思危，让他成为民建一员，后来又成为民建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成思危为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奔走呼号，尽心竭力。如今，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已拥有 360 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金超过1206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获得风投资本的国家。他本人也被媒体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对此，成思危表示过誉了，他只愿意说他是中国风险投资的积极推动者。

    在自己的众多头衔里，成思危说只有学者是永远的。不改学者本色的成思危更寄望科技工作者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更多地从国家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去选择研究课题，成思危说：“不说空话、套话，更不能说大话、假话，一定要讲真话、实话。”

（摘编自龙巧玲、丁丹《成思危：皓首穷经情满腔》）

【相关链接】①2011年，71岁的成思危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每天凌晨6时许起床，午夜方寝，节假日和晚间都在学习。“我从不懈怠，做了十年的副委员长，从未去北戴河度过一次假。”②成思危对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吴小莉说：“我觉得我能扮演的角色，就是能够用我的知识，用我的思想，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来促进国家的发展。”他还援引了孟德斯鸠说过的那句话：“如果我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话，我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③领导民建中央的11年中，成思危作出了许多决策。他说：“尽管这些决策还有一些不够完善之处，甚至可能影响到个别地方组织和某些同志的利益。但我敢向大家保证，这些决策都是出自公心，都是为了民建事业的大局而作出的。”

（以上均摘选自杨瑞春、张立《解读成思危政治人生：治学从政摸着良心过河》）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无论你居住在哪个城市，你总会遇到交通问题。当这个城市的人口和他们拥有的汽车数量增加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且，每个国家的城市交通系统越来越差，因此，如果没有更智能的技术的帮助，就很难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像物联网这样的智能技术的效用正在慢慢地从提高生活质量的移动应用转向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常见问题，物联网是互联网、传统电信网等信息承载体，让所有能行使独立功能的普通物件实现互联互通的网络。明智的城市正在努力适应这些智能技术，并整合到交通系统中，例如，通过将汽车的全球定位系统与交通摄像头连接起来，城市官员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如何有效地控制和管理交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可以向司机发送短信，提醒他们正在行驶的道路交通堵塞，并帮助他们选择另一条道路。最终的结果将是获得更好和有效的交通经验，大大减少交通拥挤，并建立一个更安全和有保障的交通系统。

    物联网通过从交通摄像机、汽车的GPS、传感器等众多渠道收集数据，在这种情况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的信息可以用来分析和理解交通模式，最终让我们找到创新的方法来简化最常用的道路和运输方法。不仅如此，连网的传感器和检测器还可以识别危险情况，然后立即提供协助，此外，当局亦会通知车辆司机有关这类情况，以避免及减少道路交通意外，从而改善其他乘客的安全。

（中国安防展览网《物联网如何解决城市的第一个问题——交通拥堵？》2018年4月27日）

材料二：

    道路拥挤收费是指对行驶于拥挤道路或高峰路段的车辆征收额外费用，国外称为拥挤通行费，其目的就是利用价格机制，引导交通需求，抑制交通出行产生，缓解交通拥堵。新加城是最早通过实行拥挤收费来治理交通拥堵的城市。1975年6月，为缓解城市核心区交通压力，新加坡实施区域通行证系统，在划定的控制区域内对车辆进行收费。收费费率根据区域的交通拥挤程度采取浮动制，车辆每通过电子收费站收费一次。该方案实施后效果非常明显，高峰小时交通量显著下降，平均车速和公交出行比倒得到很大提高。英国伦敦于2003年2月17日开始实施拥挤收费。收费区域为内环线内21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交通设施，共113条道路、8座桥梁。收费对象为私人汽车、货车，而公交车、出租车、紧急救援车辆、事故车辆，消防车、残疾人士和领取社会保障金人员驾驶的车辆则免费。收费时间为7：00—18：30，周末和法定节假日不收费。收费采用车辆自动识别技术，根据车辆一天内是否进入收费区域，收费额为每天5英镑，区域内居民给予一定折扣。方案实施后，收费区域拥挤减少40%，区内交通量减少16%，排队减少20%—30%，车速提高37%，公交出行比例增加，公交营运速度和可靠性提高。

    国外上述成功实例表明，道路拥挤收费是一种有效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和措施。不过，这种办法在我国的实际运用尚需进行大量的论证和探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合理确定拥挤收费标准体系，包括确定收费对象、收费费率、收费区域、收费时间和收费方式等。

（交通部规划研究院《国外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对策》2017年3月15日）

材料三：

    在政府工作报告对2018年工作建议当中，李克强总理指出，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停车场等便民服务设施，让居民生活得方便、舒心。

    针对很多城市出现交通拥堵的“城市病”，代表委员也将各自的治堵良方带到了北京。全国人大代表、民盟邢台市委副主委陈凤珍提出“智慧停车”建议，她介绍，石家庄用“三步走”战略盘活了城市停车资源。第一步完成路侧公共停车场介入石家庄智慧泊车管理平台；第二步拓展城市商业、交通枢纽、文体中心、医院等公共生活场所停车场接入平台；第三步整合小区停车场，完成整个城市停车资源及数据适时接入，实现全市全部停车位统一监管。通过APP实时查找附近的车位非常方便。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主任肖胜方则说，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妙药”之一在于盘活更多空置车位，建议将物权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归属于建设单位，但建设单位不得销售，可以用于出租经营”。限定车位“只租不售”，将可以实现车位资源的整合，促进车位“流动”“共享”，缓解停车难的问题。

（法制网《运用大数据解决交通拥堵问题》2018年3月17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5G具有高速度、泛在网、低时延等特点，应用前景空前广阔。从理论上讲，5G网络速度将是4G的百倍甚至更多，未来5G网络的峰值甚至可达20Gb/s。这将给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游戏和电影的普及提供可能。目前，用手机在线玩VR游戏、看VR电影还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4G网络达不到AR、VR技术所需的网速。这一问题将随着5G技术的广泛应用迎刃而解，未来，人们的移动娱乐生活将更加丰富精彩。

    在日常生活中，上班族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乘坐地铁时，刚好客户打来微信电话，还没谈几句便因网络信号不佳而被迫中断。这种情况在电梯、卫生间、地下车库也时有发生。而5G技术的泛在网（广泛存在的网络）特点使网络无处不在，让用户“永不掉线”。正是由于5G基站是一种微基站，身量更小、分布更多，可以发出比4G信号塔更高密度的信号，因此解决了地下空间等区域信号盲点问题。

    除了高速度、泛在网的特点之外，5G的低时延更将给人们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以远程医疗为例，今年4月3日，全国首例5G远程心脏微创手术在广东高州市人民医院取得成功。该手术由广东省人民医院郭惠明教授团队在广州“隔空”指导，高州医院何勇主任团队主刀实施。相距400公里，手术画面却几乎没有时延，身处广州的医学专家仿佛亲临现场。5G技术为优质医疗资源共享插上了翅膀，给病患带来福音；在无人驾驶方面，低时延的优势更加明显。如果信号传递慢，网络反应迟缓，系统指令下达出现延迟，就会造成不良后果，而5G技术对于时延的最低要求是1毫秒甚至更低，能够满足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飞机的技术需求。   

     （摘编自张鹏禹《5G时代，将让你的生活更美好》（《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4月10日）

    材料二：

    部分国家/地区的5G推进

国家/地区	5G战略/行动计划/频谱规划
欧盟	频谱：2016年11月发布频谱规划，2018年1月再次发布意见，确保3.4GHz—3.8GHz，700MHz，26GHz在2020年前可用     5G支持：致力于5G网络成功，使欧洲成为5G发展的全球领导者；对共同投资建设网络的运营商放松管制
美国	频谱：2016年发布高频频谱规划，计划2018年11月拍卖28GHz和24GHz频谱，FCC考虑向5G、机器人和无人机开放4.9GHz     5G支持：FCC放宽对5G小蜂窝部署的要求，以加速5G部署
中国	频谱：2017年发布5G中频规划，将适时发布频谱规划和商用牌照     5G支持：分阶段有序推动5G测试，开展5G规模组网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
韩国	频谱：2018年6月完成3.5GHz和26GHz频谱拍卖     5G支持：推动运营商共建共享5G网络，加速5G部署

（摘编自《全球5G发展数据跟踪报告》，凤凰网2018年7月18）

    材料三：

    在2014年前后，美国、欧盟以及韩国、日本和中国纷纷在政府支持下布局5G研发和商业化推进。美国希望在该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为此前任总统奥巴马多次在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在21世纪不仅要建设现代的港口、更坚固的桥梁和更快的火车，还要有最快的互联网。欧盟在4G的研发和推广中不占优势，为此在5G方面进行了重点布局，不但强调技术的全球化统一，而且力图通过合纵连横强化欧盟的竞争地位，为此于2014年宣布同移动互联技术发达的韩国联手开发下一代移动信息通信网络技术，推动全球就5G定义和标准达成共识，并就下一代移动通信网络的频率政策进行交流，以促进双方系统设备的互用性。欧韩合作，欧盟意在避免再次落后，韩国方面则希望借助欧盟的国际话语权，牢牢控制住相关电信技术领域的专利权。日本方面，则由总务省制定了一个以2020年为基准的5G实用化进度表，并推动企业和科研机构构建一个全日本参与的体制，加快研究步伐。    

    （摘编自夏文辉《5G风云》，《北京青年报》2018年03月4日）

    材料四：

    在铺天盖地宣传5G的革命性前景和连接万物的应用场景时，很容易让人们产生5G近在眼前的错觉。然而，4月17日，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在深圳召开的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表示，虽然5G技术更快、更可靠，但消费者不会发现5G与4G技术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他还说，大多数消费者不会注意到新技术的好处，运营商也将很难从中赚钱。

    中国移动研究院无线与终端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刘光毅也认为，目前全球供应商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5G怎么挣钱？“这就相当于你布置了5G，但是目前很难有新的业务模式让用户愿意多付钱。政府还要求不断降费，这样的话，你投资的回报会慢慢趋于悲观。你是否还愿意为5G建新的基站？”   

（摘编自《5G带来的12.3万亿美元到底该怎么挣？》，《中国新闻周刊》第853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4 月 26 日，在 2019 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2018 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8 年短视频和网络转载领域版权秩序得到明显改善，但图片作品侵权案件爆发式增长，公众号抄袭、非法转载现象严重。报告建议加快推进《著作权法》修订进程，促进交易平台透明化。

    报告认为，2018 年，我国 5G 发展进入快车道，新技术与内容产业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为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模式。版权产业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行业监管愈加严格，提升了用户的付费意愿，商业模式进一步升级。2018 年，用户付费已占网络版权产业整体市场规模近 50%，用户付费和广告收入双引擎驱动的盈利模式得到进一步稳固。

    报告认为，2018 年，我国网络版权保护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比如现行著作权法律制度不能适应产业发展新需求，侵权盗版方式“去中心化”增加版权保护难度，内容产业“重产轻质”，创新能力不足，版权国际应对面临更多挑战。

    另外，2018 年，图片作品侵权案件呈爆发式增长，公众号抄袭、非法转载现象严重，案件区域集中态势非常明显。刑事案件中，游戏作品仍然是“重灾区”。

    对此，报告建议加快推进《著作权法》修订进程，完善版权制度体系，鼓励创新激发原创动力，创新版权治理模式，推动版权信息共享，促进交易平台透明化。

    （摘编自《网络版权报告：图片侵权爆发式增长，公众号抄袭现象严重》，《新京报》2019 年 4 月 26 日）

    材料二

   

    注释：在线视频广告营销收入指在线视频企业或者门户网站旗下的视频平台获得的全部广告投放金额，包括在线视频企业旗下细分产品平台；版权分销是指公司向著作权人购买独家作品版权后，又将该作品版权再分销给其他公司，然后从中赚取差价的模式；用户付费指企业的视频业务通过用户获得的付费额，包括会员费、单次点播付费等；其他是指在线视频平台在前述几个业务细分之外的业务规模，例如娱乐相关硬件的售卖、电商业务等。

    （摘编自《2017 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研究报告》）

    材料三

    走好网络版权保护之路，当务之急是要探索建立适应当下需要的版权保护模式。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传播方式，伴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与网络聚合等商业模式的不断发展，智能语言、网络直播、电子竞技等新业态层出不穷，对网络版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适应网络时代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复杂性、裂变性等特点，要通过健全版权管理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创新技术手段，编织更加严密的版权保护网。另一方面版权交易平台滥用诉权谋取私利的歧途，启示我们，唯有在版权的确权、授权、交易、使用上找准各方利益平衡点，版权保护才能发挥其“保护和激励原创，促进文学、艺术、科学繁荣”的作用。

    没有一个良性的版权市场，不会有版权事业的长足发展。如何构建一个健康的版权保护交易市场，关键在于多方合作。作为监管单位来说，要厘清版权所有者、交易平台、使用者各方的行为边界，以规则意识破除市场交易的乱象，奠定版权市场的基石。作为行业龙头企业来说，依法依规开展经营业务是底线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要优化产品服务的模式，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交易方案，推动行业风气转变。而对于媒体和公众而言，任何时候版权意识不能丢，尤其是在使用网络作品时，避免“拿来就用”，做到“规则紧绷”。市场参与各方形成强大合力，方能推动版权保护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迈进。

（摘编自高兰《网络版权保护，多方合作才能行稳致远》人民网 2019 年 4 月 26 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那时，国家实行单休制度，对大多数人而言，既没有外出旅游的时间，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旅游成为少数人的“幸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国家休假制度日益完善，法定假日和周末休息日由过去的59天增加至现在的115天。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更是稳步增长。中国人的“钱袋子”真正鼓起来了。居民人均收入从1949年的49.7元，增加至2018年的28228元，实际增长近60倍。人们不仅有“闲”了，而且有“钱”了，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几十年来，中国的旅游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成为大众的生活常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在7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人的假期不仅有假日经济，还折射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国人素质的提升，更体现出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理念的开花结果。从乘坐绿皮火车自带干粮出行，到早上在西安吃羊肉泡馍、中午到成都吃个火锅，从出远门怀揣介绍信，到如今出门只带一部手机，中国旅游业的兴旺发展，旅游消费的火爆升级，靠的是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靠的是社会民生的不断改善，这是时代的巨变，也是中国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的有力见证。

（尹贵龙《70年，中国人拥有更多的“诗意和远方”》）

材料二：

一张小小的旅游年卡，把景区、游客、年卡运营公司及主管部门连接在一起。据介绍，部分旅游卡是福利性质，由政府主导，交给运营公司以PPP的方式操作。我们认为这种模式能实现多方共赢。

以武汉旅游年卡为例，花200元就能畅游44家景区，这些景区门票总价超过3100元，包括黄鹤楼等武汉市所有5A景区以及大部分4A景区，颇受旅游爱好者欢迎。自发卡以来，每年以150%的速度增长，去年售卡近40万张。

景区也越来越欢迎这样的模式。旅游年卡为黄鹤楼景区带来了1000万元的门票收入，因旅游卡带来500万元以上门票收入的景区有5家。

而作为惠民工程，部分福利型的旅游年卡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黄陂旅游年卡对所有黄陂人免费发放，去年发行了36.5万张，当地政府对此给予了补贴。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认为，黄陂推出免费旅游在全国具有积极示范作用，是全域旅游积极发展的一个方向。

然而，有的旅游年卡实在是“鸡肋”，包含的景区大多都是些不知名的。“不想去。”有游客这样吐槽。部分旅游卡“含金量”不高，引发游客不满。业内人士称，运营旅游年卡的公司中全国仅有两成盈利，每年都有公司进入和退出。

“这需要平衡各方利益，没有好的景区加入，游客不买账；发卡数量不高，分成不高，又无法吸引好的景区，于是形成恶性循环，难以为继。”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副院长龚箭说，一些有名的旅游景点多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往往认为无需通过旅游卡来增加游客量。

年卡定价和利益分配，是决定一张旅游卡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定价要经过科学测算，不能太低或太高。“最重要的是，旅游年卡是为景区带来增量，不和旅行社、电商等带来的客源重叠，这样才能吸引高品质景区加入。因此，我们多半都是发售区域内的旅游卡，吸引本地人玩本地景区。”武汉三和融通负责人说，“比如黄鹤楼，70元一张的门票，去的武汉人不多，但若是用旅游卡，你可能就会进去看看，这就是增量，虽然通过旅游年卡得到的单张门票收益比旅行社的少，但若量上去了，还是会给景区带来很大收益。”

而利益分配更是一场博弈。业内人士称，有些年卡运营公司难以生存下去，是因为利益分配比较简单，吸引客人多的景区就会不太满意。还有些发卡公司，一味希望景区“体现社会责任”，而自家公司则分得更多利益，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陈熹《旅游年卡背后，一个正在急速增长的市场》)

材料三：

黄冈美如画，一票邀天下。“2015年，黄冈旅游一票通景区年卡（简称‘一票通’，下同）售价120元，可全年不限次游遍黄冈40多家景区”的消息，引爆了黄冈旅游圈，在淘宝、途牛、大众点评等各大网络爆红。

门槛降低，市民乐于出行。英山大别山主峰景区负责人方汇文深有感触地说：“旅游年卡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消费模式。一到旅游旺季，景区每天都有人来游玩，持卡人也越来越多，人们很享受这样一种消费方式。现在购卡也很方便，可以在黄州买，可以在网上买，还可以在景区门口买，即时买，即时激活，即时使用。”

“破除景区门票依赖，本质上要求旅游市场化发展充分，市场规律发挥作用促进利益共享。”市大别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拥华介绍说。基于这样的理念，该公司按实际收入、单次刷卡收入科学测算，“一票通”收益率为挂牌价的108.5%，大大高于景区预期。

旅游年票倒逼门票经济转型，游客叫好，景区点赞。这是因为，只有摆脱“门票经济”，才能促使旅游业转型，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加快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把观光式旅游逐步升级为体验式、娱乐式、休闲式的复合型旅游，促进黄冈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罗玉蓉 吴娅婷《旅游年卡如何倒逼门票经济转型》）

实用类文本阅读。

材料一：15头原本栖息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的野生亚洲象一路北上，迁徙数百公里，且有继续迁徙的趋势。罕见的“象群北迁”引发全民关切，形成一堂生动的生态文明教育课。

眼看着大象“旅行团”一路“逛吃”北上，有关各方围绕“大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何离家”“如何回家”“如何保护”等问题展开研探和科普，人们重新认识了野生亚洲象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以及云南为保护亚洲象所付出的努力。在这场“全民观象”中，构建人象和谐关系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不伤害、不冲突是人们的普遍共识。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有利于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摘编自字强、赵珮然《“全民观象”是一堂生动的生态文明教育课》）

材料二：连日来，云南象群北迁一事，牵动着全国乃至全世界媒体的目光。可以看到，象群受到了沿途各地的优待。人们准备了充足的食物，一路投喂；又疏散了沿途民众，封闭了相关街区，为它们让路。

对待动物的态度，被公认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这批大象所受到的优待，就是中国社会文明水准的体现，也向全世界传递了一种态度；保护野生动物，中国社会是愿意付出成本的。

对此，外国网友纷纷写下诸如“感谢中国”“中国做得真不错”等留言。尤其是小象挤在大象中间睡觉的温馨一幕，更引得各路网友用各种语言写下“可爱”。

这群大象堪称“国际象导”，带领全世界近距离地观察中国。话题不觉间溢出了大象之外，“原来中国还有热带雨林”“位于西南的昆明居然有800万“……这都丰富了国外网友对中国的认知，让全世界以独特的视角认识了中国，以及中国为生态保护所付出的努力。

一次大象北行的偶然事件，却在相当程度上推广了中国形象，并收获了许许多多的正向反馈，这可以说是“中国故事”一次生动、成功的讲述。

（摘编自夏研《善待“一路象北”，讲了一个“中国好故事”》）

材料三：近来，围绕象群北迁，各方人士议论纷纷，甚至有一些自媒体视频播客、博主，为了吸粉丝、扩流量也赶去当地搞直播，把大象北迁这样一个严肃的生态科学问题娱乐化。

应该说，针对亚洲象北迁引发大众关注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人类生态环境是件好事。但是，对大象北迁事件，我们现在更需要冷静理性的思考和全面科学的研究。相关专家指出，此次象群长距离北迁事出反常，可能有着复杂的背景和现实的内外因素，不宜过度解读或过早下论断，也不应过度炒作或娱乐化，避免对科学研判和解决象群问题造成干扰。

中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与大力保护野生动物，云南各地在亚洲象保护和缓解人象冲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效显著，大象种群数量的持续增加就是明证。各方都要努力创造人象和谐相处的条件，不要一哄而起“娱乐化围观”北迁大象。除非必要，尽可能不打扰大象的正常生活，以一颗平常心期待并祝福象群尽快回归正常的生活。

（摘编自任维东《专家呼吁不可把亚洲象北迁事件娱乐化》）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回想铁生

陈村

2010年的最后一天，早上八点半，我被手机短信闹醒，去看，才知道史铁生去世的消息。接着的几天有几十家媒体要求采访，我一一谢绝。我自己写文章比记者写更真实。

他跟我投缘，也许是因为我们有相似的经历，都曾当过知青，都是病退回城，都曾在里弄加工组“午餐半小时”，都属残疾人，都写作。但他站不起来了，我还能弯曲地站立和难看地短程行走。我曾跟他说，我在走向他。他的困厄比我多十倍，他的思想也比我深入十倍。在我眼里，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作家。

这些年，我到北京必去探望史铁生。在他那里坐两三个小时，吃顿饭。他们夫妇邀我住他们家，我总推辞了。我来去匆匆，住下本可以多说话，可是他的身体禁不住客人的打扰。他的截瘫，他的肾脏萎缩，用他的话说，发动机和轮子都坏了，维持身体的运行很累。每周两到三次的肾脏透析，不由分说地打断他的生活和思维。

史铁生通常并不抱怨，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的诸多奥义。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他从腿开始思想，体察心灵。他常常纠缠在那些排遣不开的命题中，时间长了，成为习惯和乐趣。他的想法都是经过推理论证的，有明晰的线索可寻。可是，听他说话的人，因为自己的好腿好肾，常常哼哼哈哈的，懒得跟从他的思维。他的书被更多阅读的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命若琴弦》。

读史铁生的文章，和他谈话，都不会越读越狭隘。他很艰难地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带着豁然开朗的喜悦。我常常是站到自己之外，有一种嘲弄自己之流的快乐。他不是，他完整地保存自己，依然快乐。他是用喜悦平衡困苦的人。史铁生坦然写他自己，他的一生透明坦荡，读过他作品的人知道他的许多往事，也看见他的许多思索。那些困苦，经过血的洗礼后成了他的资源，以此走向内心，走向命定之路，去看他人和世界。他追问，但不控诉，不失态。

1998年1月，我带女儿去看铁生。铁生打开电脑教她玩著名的吃豆子游戏。他说自己有时也玩两盘。这也是他的生存状态，在死神的追逐下，他飞快行走，一路蹦蹦跳跳吃下许多豆子。这个轮椅上的人是最勇敢的人，敢面对真实的人生，不退缩到无知和曲解，不麻痹麻醉自己。他对许多事情都兴致盎然，关心新旧科学和新旧哲学，关心今天。他是无法站立的人，也是最挺拔正直的人。

2011年1月6日，复旦大学的“史铁生追思会”，屏幕上打出他的肖像。照片上的他那么神采奕奕，宽厚地笑着。史铁生如同他的作品一样真诚、温暖、厚重。这样的作家是不会死的。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后面的问题。

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事实上固然并没有这种社会，但是乡土社会却是靠近这种标准的社会。“为政不在多言”“无为而治”都是描写政治活动的单纯。也是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管束着。儒家很有意用思想形成一个建筑在教化权力上的王者，他们从没有热心于横暴权力所维持的秩序。“苛政猛于虎”的政是横暴性的，“为政以德”的政是教化性的。“为民父母”是爸爸式权力的意思。

教化权力的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假定个稳定的文化。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我们如果就个别问题求个别应付时，不免“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每一段生活所遇着的问题是不同的。文化像是一张生活谱，我们可以按着问题去查照。所以在这种社会里没有我们现在所谓成年的界限。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生过我现在才发生的问题，他也就可以是我的“师”了。三人行，必有可以教给我怎样去应付问题的人。而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出则悌”，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

在我们客套中互问年龄并不是偶然的，这礼貌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是根据长幼之序。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在我们亲属称谓中，长幼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则，我们分出兄和弟、姊和妹、伯和叔，在许多别的民族并不这样分法。我记得老师史禄国先生曾提示过我：这种长幼分划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可以掩盖世代原则。亲属原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长幼原则的重要也表示了教化权力的重要。

文化不稳定，传统的办法并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问题时，教化权力必然跟着缩小，缩进亲子关系、师生关系，而且更限于很短的一个时间。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个别情境的原则，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讲机会，年幼的比年长的反而多。他们不怕变，好奇，肯试验。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中，一个孩子用小名来称呼他的父亲，不但不会引起父亲的呵责，反而是一种亲热的表示，同时也给父亲一种没有被挤的安慰。尊卑不在年龄上，长幼成为没有意义的比较，见面也不再问贵庚了。——这种社会离乡土性也远了。

回到我们的乡土社会来，在它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所以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像，但都不确当。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我一时想不出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长老统治》，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