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作品的意蕴、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 知识点题库

麦当劳受到国人欢迎的原因：，，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话剧市场一直稳步成长的开心麻花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手握22部原创话剧IP（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凭借《夏洛特烦恼》的成功，其成长空间一下子被打开了。在国内电影IP热潮下，话剧改编电影前景广阔。

《夏洛特烦恼》的成功源于当下的IP热潮。在热门小说、热门网络剧、热门电视剧，甚至一首歌都被改编成电影的当下，质量上乘又与电影有着天然联系的话剧有望成为电影改编的下一个洼地，一批话剧正在被改编成电影。华泰证券指出，今年国庆档的影片集中体现了娱乐内容产业的几大趋势，其中之一便是IP正成为市场的敲门砖，国庆档排名前三的《夏洛特烦恼》《港囧》《九层妖塔》均带有IP光环。

自9月30日上映以来，《夏洛特烦恼》票房一路飙升，最后以832万元的优势超越《港囧》，将国庆档票房冠军收入囊中。这不能不说是一场由IP带来的口碑的胜利，也是中国电影在自媒体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无论从IP背景、导演与演员阵容以及制作投入上来看，《夏洛特烦恼》都难与《港囧》和《九层妖塔》媲美，其逆袭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口碑，尤其是观众自发的力量，这点与暑期热映的《大圣归来》有一定相似之处。

开心麻花总裁刘洪涛称，“话剧和话剧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每一部话剧都适合改编成电影，还要看它是不是大众化的产品。我们的话剧一开始就是面向大众的，做的是商业话剧。同时，我们的话剧一演就是几百场甚至上千场，是真正经过市场考验的，有市场的基础在这里，改编成电影的风险是很低的。”

当然，有好的IP，还要把IP用好。IP具备的粉丝基础，使影片在上映初期可以获得关注，但最终的票房还是取决于对IP的运营能力。《九层妖塔》就成为了IP运营的一个反面教材，该片只借《鬼吹灯》的噱头，故事改编薄弱，把盗墓片拍成了怪兽片，使得前期聚拢的人气快速流失，票房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取材于2015年10月14日《中国证券报》）

【材料二】

时光：原著本身有很多读者和粉丝，导演是如何拿捏改编程度的？

乌尔善^①：小说和电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媒介，不可能把小说照搬拍一遍就成了好电影。首先要有优秀原创IP基础。《鬼吹灯》有8本小说，拍100集电视剧都装不下。但电影其实只有两小时，要讲成一个适合两小时的故事，是个很技术性的工作。如果想把一部好的小说变成一部好的电影，要抓到小说最本质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并把它变成一个电影的结构，不可能有照搬原著就成功的电影。

在拍之前，一是要了解类型电影的特质。中国之前没有拍过探险电影，没有编剧写过探险电影的剧本，我也没有拍探险电影的经历，我们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什么是探险电影？什么是中国人的探险电影？什么是鬼吹灯改编出的探险电影？这三个问题要问自己很多遍。一是探险电影的规则是什么。之前把自己能找到的探险电影全部认真看完并做影片分析，像《古墓丽影》系列，《木乃伊》系列等等，找到它们共同的规律，它们作为探险类型有什么基本的法则，类型特质，人物关系如何设置，有哪些要素是不可能回避的，这些东西弄清之后，我写了篇论文交给编剧，有哪些要素，要根据这些规则去创作。

其次是把原创IP《鬼吹灯》8本小说读几遍，整理出它最有意思、最核心、最本质的特点。把这两方面做一个结合，把这些小说提供的丰富的元素变成电影可以展现的故事核心，能够用两个小时讲清楚，讲精彩。

时光网：和十分受欢迎且广为传播的原著小说作者合作，有何利弊？原著作者、改编编剧以及你自己，在对剧本的把控方面，是如何分配合作的？

乌尔善：请原作者来参加剧本创作是我的建议，作为原创IP的小说是很有想象力的，与电影类型特质吻合的原创IP小说才能改编成电影。天下霸唱^②能把很多复杂的中国人的神话传说、民间传奇混合在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当中，创造了几个生动的特别有魅力和质感人物。请天下霸唱过来就能保证这些东西是原汁原味的，但是同时天下霸唱又不是电影编剧，他只是一个自由写作的作家，喜欢看电影，但对电影创作还是很敬畏，所以很多关键的设置会征求他的意见。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跟编剧合作。编剧本身更有电影创作经验。天下霸唱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设计，他很有想象力。这样我就把职业编剧和原著作者做一个配合，关键的处理点上，天下霸唱会想出很多特别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特别有意思的设置，我们再把它们合理地融入剧本中。

注：①乌尔善：电影《鬼吹灯之寻龙诀》导演，电影票房近16亿。②天下霸唱：张牧野，天津人，被称为中国最具想象力的作家，其代表作《鬼吹灯》系列小说风靡一时。

（取材于Mtime时光网文章）

【材料三】

在经历了几轮的口诛笔伐之后，“IP热”有降温趋势。但随着IP改编的作品《太子妃》的热播，又为“IP热”添了一把柴。由此可见，虽然“IP热”在未来会被原创打败，但业已形成的“IP依赖”，几年内仍然不会消除。

《太子妃》的成功，在于制作者只是从IP那里拿来了创意和基本剧情，在拍摄的过程中，往剧作中灌注了年轻一代的表达方式。其剧情，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当下年轻人的语言、审美与价值观，因此观众才会全盘接受它，包括无法用“瑕疵”形容的缺憾之处，也照样笑纳。

都言IP垃圾多，但《太子妃》为那些不是一流的IP提供了一个出路，即影像制作者会在文字写作者的基础上，往故事里灌注更多符合娱乐要素的东西，通过二度创作的方式，把一些非精品IP变成受欢迎的剧集。这对影视业和IP生产者都是个好消息，也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必经途径——分工明确，各取所长，合力完成，达成商业利益最大化。

《太子妃》是影视业冷静看待“IP热”的结果，虽然仍在使用IP，但使用的方式已经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了。电影也是一样，陆川导演的《九层妖塔》和乌尔善导演的《寻龙诀》，故事灵感、主要剧情都是来自超级IP《鬼吹灯》，是典型的“IP依赖”作品，如果没有《鬼吹灯》这个IP号召力在前，两部电影的关注度会少许多，《鬼吹灯》这3个字起码为影片省掉了上亿元的宣传费。

《九层妖塔》与《寻龙诀》公映后评价不一，但两部电影的共同价值是，为魔幻类型题材找到一条可行性很强的改编之路。以后，青春、爱情类的IP开发价值不会太大，但对于魔幻、穿越等类型特征非常明显的影视作品来说，IP仍是重要的灵感源泉。

《鬼吹灯》《盗墓笔记》这一类的IP作品之所以影响力如此巨大，是因为它们与读者、观众离得比较近，讲的是近现代故事，用的是网络语言，融入的情感也是当下模式的。中国古代有《搜神记》《山海经》《世说新语》《阅微堂笔记》等海量神怪志异小说，每个都是大IP，一旦这个文化宝库被创作者们尽情挖掘，衍生于网络的IP就会被彻底抛弃，“IP依赖”才会被真正治愈。

（取材于2016年1月22日《中国青年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钱玄同：真的猛士

钱玄同，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如果钱玄同没有找周树人约稿，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许不会出现鲁迅这个名字。

那是1917年，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编辑，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    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投稿。

此时，周树人因对现实失望，正用钞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他婉拒钱的约稿：“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钱玄同立刻辩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段对话，被周树人如实记录在他的小说集《呐喊》序言中。从这时起，周树人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并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钱玄同为人之刚猛，由此可见一斑。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慷慨激昂。由于年轻气盛，甚至鼓吹过“废除汉字”，但钱玄同绝非有勇无谋，他提出用“国语”作文，文章加西化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数目，采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中国文化重大改革的首倡。

1918年，钱玄同曾与好友刘半农商议，上演了一出“双簧”。他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随后，刘半农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其时，这场论战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也标志着改革派的“大胜战”。

有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评论道：“……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猛士难摧敌垒。”

但这个猛士却又是一个病夫。如果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可以整理出一本厚厚的个人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他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骚扰与折磨。

然而他从不讳言“死”字。1927年，钱玄同年届40时，还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语调幽默。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悼唁。

钱玄同一生恃才傲物。在北大任教时，上课从不看一眼究竟有无学生缺席，便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全到。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末批定成绩时，便按点名册的先后，起评60分、61分……如若选课的学生共40人，最后一人就得100分；若是40人以上，便重新从60分开始。

随后，他在燕京大学任教，亦不改考卷，直接交与学校。学校退回，他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方依照制度，称如不判卷，将扣发薪金，钱玄同回复，并附上钞票一包，“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

这个“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了叫骂声”的浙江人，对人严苛，对己更甚。其文字学课讲义《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音韵学课的最早一部教材，但钱对其极为不满，说它“百孔千疮”，“多一个人看见，就使我心中加一分难受”。在1921年重印时，钱在《再版序》中“自打耳光”，列出书中的六大不足。

钱玄同最大爱好，便是逛厂甸旧书肆，只要前往，必将所喜之书扫荡一空才罢休，被人戏称为“厂甸巡阅使”。而其一生最惧之物，竟是好友刘半农家养的一条黑狗，前去作客，定要躲在刘家孩子身后，等孩子把狗引走，才敢进门。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患脑溢血辞世。《文献》发表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一文，为其盖棺定论称：“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之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我们历来被告知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也许歌德是个例外，歌德在美丽的小城魏玛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由这个例外又想起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如果一个文学规律能把这么多第一流的大师排除在外，那还叫什么规律呢？

    今天到了魏玛才明白，歌德在这儿的住宅，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豪华。

    整个街角一长溜黄色的楼房．在闹市区占地之宽让人误以为是一个重要国家机关或一所贵族学校，其实只是他个人的家。进门一看里边还有一栋．与前面一栋有几条甬道相连，中间隔了一个长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实是门内马车遭，车库里的马车一切如旧，只是马不在了。

    车库设在内楼的底层，楼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区，卧室比较朴素，书库里的书据说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样摆放，一本未动。至于前楼，则是一个宫殿式的交际场所，名画名雕，岁陈有序，重门叠户，装潢考究，好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

    脚下吱吱作响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楼板，那声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诞生的最早节拍。

    我一间间看得很细很慢，在歌德家里一遍遍转。直转到每级楼梯都踏遍，每个角落都拐到，每个柜子都看熟，才不慌不忙地出来，慢慢向歌德档案馆走去。

    档案馆是一个斜坡深处的坚固老楼。在二楼上，我看到了他们的笔迹。

    歌德的字斜得厉害，但整齐潇洒，像一片被大风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显自由，我想应该是多数西方有才华作家的习惯写法。最怪异的莫过于尼采，那么狂放不羁的思想，手稿却板正、拘谨，像是一个木讷的抄写者的笔触。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他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起点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沉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岣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荣格说，每一个德国人灵魂深处都有浮士德的影子。因此，当歌德他们定下了德国文学的素质，同时也定下了德国人的素质。

    也许反过来，他们的素质原本就是德国人本体素质的产物，他们只是经过天才的吐纳，把它凝固住了。

    那么还是荣格说得对：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其实，此间是一种宏伟的互创关系。魏玛是重要的互创现场。

（节选自余秋雨《谁能辨认》）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20世纪末，散文创作空前繁荣。其中最火爆、最活跃的散文形式呈两极化发展：一方面是思辨化、大型化，即所谓“大散文”，如文化散文、思想随笔等；一方面呈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即所谓“小散文”，特点是侧重表现都市生活的细微感受，关心世俗红尘中自身的瞬间体验。“小散文”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极致，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精深的生命探求，消解了文学的审美性，而呈现出一种所谓“散文的消费性格”：短短的篇幅，甜甜的语言，浅浅的哲学，淡淡的哀愁。也有人把它归纳成一种模式——温馨感人的小故事，娓娓倾谈的小情调。加上模糊不清的小感悟，给那些在快节奏、重功利、轻人情的现代生活中奔走的人们一种廉价的抚慰。同样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所谓“明星写作”。它因作者本身的广告效应、读者的好奇心理和对于成名的期待与想象而拥有巨大的读者市场。不过，就整个发展趋势看，“小散文”也好，“明星写作”也好，轰动的热潮都不会维持很久。相反的，那些体现着浓重的人文精神，体现着审美意识与历史感，深入人的心灵境域，抵达人性深处的思想随笔和文化散文，倒是有着长久的文学生命力。它们或者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抒写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或者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流露着一种浓酽的文化乡愁；或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和世俗语言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

    文化散文的兴起，有其现实的、社会的根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放弃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文学的扭曲，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终于使散文以自由的心态、优雅的格调、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作家也好，读者也好，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张扬人文精神、重视生命体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审美期待，这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节选自王充闾《文学创作与生命体验》，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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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当如邵逸夫

    他曾拍摄过一千多部经典电影，打造了一个无法重现的电影王国神话，造就了一大批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诸多“第一”和“之最”。他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内地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合计金额已超过三十亿元。在古今中外捐资助学史上，他当之无愧可称为第一人。1990年，为表彰他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其名字为一颗新发现的行星命名。这颗行星的名字叫“邵逸夫星”。

    邵逸夫的成功在于他的时时克已和博大的胸怀。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除了有善于经商的精明头脑外，克勤、克俭的人格魅力更是赢得大家爱戴的关键所在。尽管他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但他干一样、专一样，从不懈怠。他从最卑微的职位做起，一步步奋斗，最终成为电影公司的大老板。他熟悉电影制作几乎每个环节的工作。从剧本、摄影到导演、演员的选聘以及化妆、剪辑，他样样在行，而在影片推广、发行、剧院管理方面更是行家里手。邵逸夫工作非常勤勉，精力过人。他看电影之多，也堪称一最。中国的外国的，文的武的，好的差的，他逢片必看。他借此了解电影动态，以确定题材，制定拍摄计划。年轻时曾有一天看9部片子、一年看700部片子的纪录。邵逸夫说：“我天生喜欢看电影。”其实，这是一种执着和投入的表现。为了树立邵氏影业的良好形象，他对影片的质量严格把关。出现劣片，往往亲手烧掉，毫不手软。他说：“在早期，我整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邵氏出品，必属佳片。”邵逸夫自己制片相当严谨，绝不拍劣片。据称，邵氏在37年间，烧掉的影片以十部计。

    邵逸夫的容人之量更是员工最佩服的地方。他大胆起用仅30岁的李翰祥，拍摄了卖座率极高的影片《貂蝉》。该影片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1963年在事业高峰期的李翰祥离开邵氏到台湾另谋发展，并带走大批技工好手，几乎动摇了邵氏根基，但邵逸夫爱才如命，70年代允诺他重返邵氏，这或许只有邵逸夫能够做到。

    多年来，邵逸夫一直稳居香港超级富豪排行榜上，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该用回到民众。”这位以“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人生信条的影视巨子，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2002年，邵逸夫捐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用以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该奖每年颁布一次，奖金100万美元，颁奖始于2004年。由于其设奖宗旨和巨额奖金足以媲美声名显赫的“诺贝尔奖”，因而一设立就被称为“东方诺贝尔奖”。杨振宁说：“‘邵逸夫奖’的设立，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

    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为此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祖国内地。平均每年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正如他所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教育为立国之本，邵选夫为此多年来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邵逸夫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达25亿元，捐助项目超过3000个，其中80％以上为教育项目。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全国各地。几年来邵逸夫还不顾耄耋之年，多次亲临大江南北视察捐赠项目。根在宁波的邵逸夫对故乡也倾注了很大的爱心。1987年后，他不仅多次回乡探亲访问，还先后捐资4000多万元帮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这些项目包括位于宁波大学西区的邵逸夫图书馆、逸夫教学楼、逸夫剧院以及其祖居地康乐园等。

（选自周晓玲《做人当如百岁老人邵逸夫》，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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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气物理研究的奠基人——叶笃正

    1945年，叶笃正，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物理专业，选择了对国家更为实用的气象学，前往美国，师从世界著名气象和海洋学家罗斯贝。叶笃正的弟子黄刚说：“叶老最受益的就是罗斯贝的治学精神，在中国，一般是老师讲，学生听，但是在国外，老师讲的同时学生会经常打断老师，提出疑问。罗斯贝重视事实，一切都从事实出发。他总是朝前看，视野开阔，不是就事论事来讨论一个具体的问题。”这种治学方式后来也延续到了叶笃正身上。1949年，叶笃正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虽有高额的年薪，但是叶笃正选择了离开，他对导师罗斯贝说：“我觉得新中国是有希望的，我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20世纪50年代中期，叶笃正在研究中发现，在青藏高原以南和以北有两股强西风向东吹，青藏高原像一个巨大的屏障使它们的位置比较稳定，越往东走，两股气流的距离越近，最后合成一股，到了日本风力最强。

    过去，人们研究青藏高原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始终只把它当作一个动力学因素，只考虑它的隆起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叶笃正开创性地提出，青藏高原在夏天是一个热源，在冬天是一个冷源，其影响几乎波及半个地球。青藏高原的动力作用和热力作用，是叶笃正的最大发现。从此，让叶笃正享誉世界的青藏高原气象学建立了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气象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大气环流。为了改进和提高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叶笃正和他的合作者从观察事实和理论分析出发，系统地开展了对东亚大气环流演变的研究。在研究中，叶笃正提出了北半球冬季西风带阻塞形势演变的机理和预报这些演变过程的关键指标。这个研究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冬季寒潮爆发的预报准确率，而且为研究冬季西风带大气环流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叶笃正和他的合作者撰写了《大气环流的若干基本问题》一书，书中指出，大气环流的所有基本要素都不是独立的，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是一个内在的整体。并且，在形成这个整体的过程中，除了像太阳辐射和地球旋转这些外部因子外，大尺度扰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书被公认为国际上大气环流动力学最早的著作。1958年，叶笃正等科学家比国际上早20多年提出了东亚大气环流季节转换的突变性；他最早注意到阻塞高压与东亚天气的关系，是对阻塞高压形成做出满意解释的第一位气象学家，而国外在15年后的1976年才注意到阻塞高压与北美异常天气的联系。

    我们都知道，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全球变暖的元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某国的一位科学家提出，二氧化碳的问题各国要同样对待。叶笃正提醒大家，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在这一百年以来，到底是发达国家排放多还是发展中国家排放多？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各国不能均摊。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科学家都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在很多方面，叶笃正都表现出了他对科学前沿问题的敏感。1981年他在美国著名的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GFDL）与美国科学院院士真锅淑郎进行合作研究时，提出了地球表面由于水分平衡造成的湿度变化对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产生影响的理论，这是最早的有关大气圈和地球其他圈层相互作用的理论。

    叶笃正善于从别人不经意的发言中捕捉到重要的科学问题。在一个讨论会上，当讨论到人类活动如何使气候恶化时，一位科学家提出，不要只看到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有序”的人类活动也可以使气候向良性方向变化，甚至可以起到改造局部气候变化的作用。叶笃正立即抓住“有序”这两个字说，这是研究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命题，并立即组织发表了有关有序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可能起到良性效果的论文。对此，有科学家表示，叶笃正的观点是具有潜在的科学生命力的。人类应该如何从宏观尺度上布局生产活动和城市化等，这是具有生命力的陆—气相互作用研究。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将会如叶笃正预期的那样，诞生出“气候环境变化控制论”的新学科分支。

（选自王学健《叶笃正：风起云飞展浩荡》有删改）

【链接材料】

材料一：回国后，叶笃正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主任，在北京西直门内北魏胡同一座破旧的房子里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百度百科

材料二：“叶老喜欢野外科考，总要亲自到实地察看。”叶笃正的学生黄荣辉院士回忆说，直到87岁高龄时，他还不顾条件艰苦，亲自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察看新建的气象观测站。

——新华网

材料三：叶笃正曾说：“我喜欢敢于和我对话的学生。他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敢和我说‘不’，敢于向权威挑战。我的学生超过我，我才有成功的感受。”“学生超不过老师，那就没有发展了。”

——《人民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小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义是指整个社会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侍清的愤慈。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不同于顾炎武，他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人士；“责任”是指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程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馈。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莱封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称，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

    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如果每一个人都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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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宴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礼仪。在宴会中，皇帝要按例赏赐出席官员花朵，官员将之簪戴于头上以示荣宠，所簪之花俗称“御花”“宫花”。

    宋朝时期，男子簪花的习俗变得普遍，并逐步成为宫廷宴会的固定礼仪。《宋史•礼制》就说“凡国有大庆皆大宴……中饮更衣、赐花有差”。这些大宴包括春秋大宴、圣节大宴、闻喜宴、锡宴、曲宴、饮福宴等。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并未见到宴会簪花的记载，簪花之礼正式在宫廷宴会中流行是在宋真宗时期。宋真宗为了淡化澶渊之盟的负面影响，大搞天书封禅，努力营造太平盛世的局面，富有喜庆意味的簪花礼仪大受青睐或许也与此有关。

    南宋时期，御宴簪花依然十分流行。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御宴簪花发生了两点显著的变化：首先，皇帝在宴会中逐渐不再簪花，如嘉定四年宋宁宗就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对此南宋人的解释是显示皇恩浩荡，“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其次，簪花礼仪进一步细化，绍兴十三年宋高宗明确规定“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亲王和宰臣簪大花一十八朵、栾枝十朵，以下官员按照品级逐步递减，品级最低者仅簪两朵而已。同时规定百官用罗花，禁卫、诸色祗应人只能用绢花，规定可谓不厌其烦。

    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非常重要的礼仪，可分为赐花、簪花、谢恩三个环节。通常情况下，簪花在御宴进行至一半时进行，随着“正安之乐”的响起，整个宴会已达高潮，这时皇帝宣布赐花，内侍将事先准备好的宫花捧送于各位官员。皇帝、亲王、重臣由内侍簪戴，其他官员则自己簪花。有时皇帝还会亲自为某位官员簪花，以示恩宠。群臣簪花完毕后要向皇帝谢恩，最初官员在谢恩时不需离开自己的座位，天禧四年后，朝廷采纳直集贤院祖士衡的建议改为在殿庭中间集体跪谢，成为定制。宴会结束后，御宴官员要簪花而归，不戴归私第或由仆从持戴的行为则视为对皇帝不敬，“违者纠举”，并要受到惩罚。

    宋代宫廷宴会中所簪之花可分为鲜花与人工花两种。百花之中，宋人最爱牡丹，其中又以千叶牡丹最为珍贵，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簪戴。不过，真花在簪戴时极易受损，官员往往不免忙于收拾凋落花瓣，狼狈不堪，因此宋代宫廷宴会中的御花大多是人工制作的布花。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徽宗朝的三种人工花，最华丽的是“滴粉缕金花”，以金丝镶嵌制成，“极其珍藿”。其次是罗帛花，用于春秋大宴，“甚美丽”。再次是绢帛花，材质最为普通，只在接待辽使时使用，目的是“示之以礼俭”。南渡以后，由于财政拮据，御花多以普通的罗、绢为主，远不能与“滴粉缕金花”相媲美。

    随着簪花成为一种正式的礼仪，它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例如最初御宴官员在谢花时可以不离开座位，真宗时期改为集体于殿庭中跪谢，意图明显在于强调君恩浩荡。再如高宗对赐花数目的繁琐规定，显然是借此来强化现实权力结构。

（选白杨倩丽《御宴簪花：宋代宫廷宴会的独特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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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故事长度与曲折程度来衡量小说文体成熟与否，那么，笔记体小说与传奇体小说自然就分出了高下，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为成熟的文体。此说大概亦与鲁迅相关，鲁迅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送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鲁迅的总结是精确的，“粗陈梗概”与“叙述宛转”很好地概括了两者故事形态的特性。而对两者之优劣比较，鲁迅则比较审慎，仅以“演进之迹甚明”加以表述．今人则又一次放大了鲁迅的判断，将“故事”及其长度、曲折视为判定文体高下的准则，认定传奇乃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最早的成熟形态，而将以往的小说文体统统归入尚在孕育中的小说文体胚胎。20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短篇”，“中篇”和“长篇”来为古代小说分类，据此，那些“丛残小语”、“粗陈梗概”式的笔记体小说則难以归入。如何对待“故事”，不同小说文体有不同规范。古代小说大致形成了两种故事观。一种以笔记体为代表，其“故事”其实是某种“事件”，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语行为，或是得之传闻的神怪之事；事件叙述方式是“记录”。一一随笔栽录，不作点染。因而笔记体小说的“故事”不求完整曲折，往往是一个片段，一段言行，一则传闻。另一种則以传奇，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为代表，其“故事”就是有首尾、有波澜的完整情节。两者之差异可谓大矣，难作相互比照，更不能强分轩轾，以彼律此，谁能说《世说新语》在文体上还不成熟而仍处于孕育状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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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鹤绂：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年，香港机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处，一名年轻人被拦了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肿的大衣，在那个季节显得很不正常。安检人员起了疑心，一摸，大衣各处硬邦邦的，打开一看，大衣里密密麻麻全是插袋，里面是英文的物理研究书籍和资料。安检员还从来没见过带这么多书的。“正在打仗的时候回国，你真是连命都不要了，还要带这么多书？”这个拼死要回国，用教学和科研来抗战的人，就是后来被国际学界公认为“中国核能之父”“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卢鹤绂。

    卢鹤绂1914年6月7日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家庭的熏陶下，卢鹤绂从小热衷于钻研理工科学。1936年9月，卢鹤绂于燕京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前往美国深造。

    1941年卢鹤绂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毅然回到了正在进行着抗战的祖国。他退出了自己与另外两名物理学家正在进行的课题，而不久后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就凭该课题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巴丁在上海科学会堂作报告时会说：“如果卢鹤绂当年留在美国的话，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

    当时内地生活十分艰苦，为了讲授量子力学、近代物理、力学和地球物理探油术等课，他常常只能在点灯草的油灯下备课，在古庙里给学生讲课。在这样的环境中，卢鹤绂一边讲课，一边还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动向，能获得的学术杂志，他全部手写抄录下来。他于1944年在国内《科学》上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被学界认为是“第一个给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著述。

    1945年8月，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卢鹤绂预言“浓厚之能源”的“特殊之用途”得到应验。1947年，他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原子能与原子弹》和《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对原子弹的发明做了介绍。此文一出，被美国文献和专著广泛采用，国际学界轰动，卢鹤绂因此被称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中国核能之父”。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到抽调全国院校教师办起来的绝密的“546培训班”任教。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培训班：学员中有90名工程师，还有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包括日后的核基地司令。在后来的11位“两弹元勋”中，就有7位是卢鹤绂在“546培训班”的学生。

    1958年，培训班的任务结束了，许多师生分配到原子弹实验基地。如果卢鹤绂也到核弹基地，将来极可能成为钱三强式的人物。但是，卢鹤绂认为他所专长的基础理论，只有在大学才能发挥作用；他一辈子教书，希望回到复旦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58年，卢鹤绂回到复旦讲坛。

    1980年，卢鹤绂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一直到晚年，卢鹤绂从未停止过在科研创新上的步伐。1995年，81岁的卢鹤绂与他的弟子王世明撰写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验证》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发表，该杂志的主编评价这篇论文：“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这篇文章之前曾被美国《物理学刊》拒绝刊登，对此，卢鹤绂坦然说：“一般编辑部都不敢登这种文章，他们迷信爱因斯坦，怕人家说他们不懂物理学。”他不怕自己被人认为是疯子，关于这篇论文，他说，“我不过是把天空戳了一个洞罢了!”正当研究要继续时，卢鹤绂于1997年病故，为世人留下8大提纲44项研究进展，已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研究内容的十分之一。

    关于这项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质疑，美国科学院在2002年投入巨资，用发射卫星的手段，深入这方面的实验。

    卢鹤绂除了是一名全球闻名的物理大师，还是著名的京剧票友。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更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他对京剧的痴迷源于年幼时在舞台下的耳濡目染，入门完全是无师自通，唱功、演技都是听来的、看会的。他曾自豪地说，他不用任何准备即可登台上演40出谭派戏。

    有人问卢鹤绂为什么如此酷爱京剧，他回答说：“中国的传统京剧蕴含着人生哲学，它宣扬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并非封建糟粕，我们绝对没有必要抛弃，因为它对社会安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再说，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吟唱京剧，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不啻是种‘醒脑剂’。”

    正因为在科学和人文上的深厚积淀，卢鹤绂去世以后，美国休斯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均为他树立铜像，美国檀香山市还把每年的6月15日定为“卢鹤绂日”。近期，卢鹤绂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也为其在校园里树立了铜像。在纪念大会上，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说：“卢鹤绂先生不仅是学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个有情怀的人 ， 这是最为珍贵的，是我们最为敬仰的。”

（节选自《新民周刊》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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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名家孙毓敏：生命之火为国粹艺术燃烧

沈黎明

    孙毓敏1940年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市民之家，幼年时由于父母离异，她和两个妹妹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孙毓敏的母亲喜欢京剧，经常在家中哼唱，耳濡目染，孙毓敏也喜欢上了京剧。1952年，孙毓敏考入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开始为期7年的学艺之路。孙毓敏学戏特别刻苦，每天凌晨4点多钟就起床练声，然后练基本功，风雨无阻；上课时则认真听讲，不懂就向老师请教。为了练好旦角的兰花指，她天天晚上打来热水，将手放进很烫的水中慢慢上弯到90度，无论冬夏从不停止。

    1958年夏天，孙毓敏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然后拜荀慧生为师，唱念做表舞全方位得到荀慧生亲授，演出的《荀灌娘》《红娘》等荀派大戏，每年在200场以上。

    1968年，她因所谓的“海外关系”罹祸，不甘屈辱的她推开三楼的窗户，一跳致残。对一个演员而言，这原本意味着艺术生涯的终结，她竟又顽强地重新站立起来。最初腿不能动，手无力，她就先锻炼双手，平躺在床上帮人织毛衣，以平均每周一件的速度，一直织了近百件。手有劲了，她就用双手扳着两腿练翻身……一段时间后，她开始练站立，接着开始练迈步，她请人在床和窗户之间拉一根绳子，然后抓着绳子一步步地挪动，每前行一点都像踩在刀尖上,疼得大汗淋漓。经两个月不懈努力，她终于用一个多小时完成了从床边到窗前仅4米的行走。

    逐渐能像鸭子一样摇摆着走路后，孙毓敏查阅大量资料，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脚跟骨有棱不平，多多走路把它磨平；膝关节弯曲困难、小腿肌肉萎缩，就爬楼梯锻炼。走路好说，爬楼梯对她是有一定风险的。为了实现愿望，她冒险脱去了保护腰椎的钢背心，抓着楼梯扶手向上攀爬。尽管每上一级台阶都疼得眼冒金星，肌肉萎缩的双腿不住颤抖，但她全然不顾，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孙毓敏的膝关节弯曲相对自如了。

    爬只是第一步，接着是摸、滚、跌，终于走上了她难以忘怀和舍弃的舞台。孙毓敏硬是凭着对京剧事业的热爱和顽强的毅力,经过长达13年令人难以想象的“残酷”锻炼,重新站在了舞台上。

    1978年，孙毓敏的冤案得到平反。重返阔别多年的舞台后，孙毓敏精湛的演技再度吸引了广大戏迷的眼球，获得大家的喜爱，她不仅赢得“活红娘”的美誉，荣获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及“梅兰芳金奖”等多项大奖，还在国际上获得了“亚洲最佳艺人终身成就奖”。

    作为戏曲艺术学校之长，她倾尽心力，秉承名校传统，顺应时代要求，曾率领师生四赴欧洲巡演，在巴黎创下连满27场的记录……

    多年来，孙毓敏一直不忘恩师荀慧生先生，不忘荀派艺术的传承，在百忙中不辞辛劳地传授荀派艺术。孙毓敏先后收了60多名入室弟子，对慕名请她指点的年轻演员她也从不拒绝，为数十人说过戏，堪称桃李满天下，荀派艺术第一传人。

    如今孙毓敏虽然已退休，但仍然关心京剧事业的发展、京剧人才的培养，并兼任多所大学和艺术院校的客座教授，生命之火一直为古老的国粹艺术燃烧着！

    （选自《黄河黄土黄种人》，2016年第10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当她终于可以“像鸭子一样”走路，在“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中她扮演了一个群众，站在舞台的犄角，没有一句台词，甚至没有人看到她的面容，她却感到莫大的鼓舞。（《孙毓敏：角儿就得宠辱不惊》）

孙毓敏自传的书名起得贴切——《我这两辈子》，她的人生历经悲喜、穿越生死，除了一身傲骨，更有一片仁心。在追寻荀派艺术的道路上，孙毓敏走得坦坦荡荡，无愧于心。（《傲骨“荀”芳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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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被视为“以武犯禁”的侠看似已无甚价值，但其实不然。侠早已成为一种泛化的精神气概与处世风范，沉淀在一代代炎黄子孙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侠文化更是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而闪耀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侠的人格魅力在当今时代有增无减，这从如今武侠文学、影视的高度繁荣可见一斑。笔者以为，无论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还是针砭矫正社会时弊，抑或塑造理想人格模式，侠的当代价值都是圭璧连城的。

    尽管侠文化一直是以一种反传统、反正统的文化存在，但历史已经证明一直盘踞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并不是万能的，有时甚至是脆弱不堪的，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必然包蕴着多种面向，侠之于中国文化不仅仅是武功超凡的英雄形象甚或是舍己为人的仁人义士的典范，而早已化作融合这一切的一种独特而丰满的民族文化人格的图腾，其所蕴含的崇尚正义公平、自由进步、打破常规的思想价值，诚信重诺、见义勇为、不矜不傲的伦理精神，以及孤鸿烟月、断剑沧海、浊酒残阳的审美意蕴，都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品格，必将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独特而不竭的精神动力。

    侠从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平民性，且在历史上几乎一以贯之，这也是其能深入社会肌理，进而针砭时弊、纠偏矫正的原因。当今中国虽经济发展、物质繁荣，但拜金享乐、急功近利、浮夸炫耀之风四处蔓延，究其本源，乃个体文化人格的偏颇与缺失，侠之“仗义疏财，赴人困厄，重诺守信，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精神气概与人格风范正是一剂对症的良药，试想如今不少骄奢淫逸的“富二代”如果能有些许真正的侠者气概，那他们能产生的正面能量将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侠义与侠行在普罗大众中的散播，毕竟平民性才是其本质特点，聊可欣慰的是，国人在危难关头的表现约略浮现出了侠的影子，或可视为侠心未泯的象征。

    归根到底，侠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人格而穿越千载，尽管中国传统上推崇儒、释、道合一的人格模式，但无论是儒家的仁和谦冲，还是道家的虚静无为，抑或佛家的明心见性，都无法触及理想人格模式的全部内涵。事实上，侠早已成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流品而与儒、道、佛并驾齐驱，尽管侠没有系统的理论思想，但它在道德实践、社会影响等诸层面并不在此三家之下，在某些历史阶段甚至实现了超越，尤其是在近世演化中所出现的明显的“儒侠互补”倾向，更是证明了侠在近代理想人格模式重构中的重要地位，而侠在当代的最大价值正是体现在对中国人传统人格的建设性重构之中，有侠参与构建的人格，才是一种更加健康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这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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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1892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湖南沅州府衙内，一群春风得意的新科举人、秀才，聚在一起游园赏花，吟诗作画。有画牡丹的，有画荷花的，有画兰花的，有画菊花的。而有名举人则画了株棉花，那株棉花，俏生生地立于洁白的宣纸上，枝叶扶疏，蓓蕾初放，清逸中透出温暖安稳气象。题字也绝：此君一出天下暖。此人就是熊希龄，新科举人。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二十四岁，他又顺利中了进士，还被光绪帝“点翰林”。

    可是，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又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他以为他倾心倾力推助的波澜，将席卷一切旧的、破的东西，让新世界的春花遍地开放，可惜，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庚子事变后，在新任湖南巡抚端方的大力保荐下，熊希龄充任清廷派遣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回国后，在整治东三省经济的过程中，被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后来这尊“财神”却被袁世凯一眼相中。熊希龄虽力辞五次，仍被推着就任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可是，袁世凯让他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当袁世凯的目的达到后，他原形毕露，很快以大总统的名义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熊希龄也辞职下台。当了袁世凯的炮灰和祭品的熊希龄，一时间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熊希龄的人生跌入谷底，仕途之门也砰然合上。

    1917年的夏末秋初，北方发生了大面积水灾，近两万个村庄被淹，六百多万灾民无家可归。儿童命运尤其悲惨，插标卖首和遗弃路边的灾童比比皆是。为救济灾童，熊希龄在北京设立慈幼局，这就是香山慈幼院的前身。1920年，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六百四十名孤贫儿童。六年后，在院儿童已接近两千人。香山慈幼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作为院长的熊希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向社会募捐，向政府呼吁拨款，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投入了大量财力。1932年，他更是毁家纾难，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悉数捐充儿童幸福基金。熊希龄也因此赢得了“熊菩萨”和“慈善总理”的美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熊希龄会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臂缠黑纱，亲临战场，对士兵发表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潸然泪下。他说：“国难临头，已及眉睫……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他并没有只说大话不做事，1933年4月，他亲率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喜峰口、古北口前线慰军。后来，熊希龄组织慈幼院内二百多名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到战区医院看护伤兵和难民。淞沪会战时，亲友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他不但不躲避，还以老病之躯，率领上海红十字会会员，日夜穿行于伤兵难民间，出入于枪林弹雨中。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和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但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出血，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孤贫儿童，走了。

    熊希龄这一株朴实的棉花，在那个多灾多难、贪腐成灾的中国，虽历经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但仍无怨无悔，默默地将温暖送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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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文章（这里主要指散文、骈文、小品文及八股文）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其评点的范围大到文章的宗旨、结构，小到一字一句的安排，无所不至。

    宋代以来，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一些治经史之学的文人，十分轻视文章评点，甚至对它进行严厉批评。这种偏见影响十分深远，直到今天依然还有很多人认为，古代文章评点的主观随意性很大，缺乏科学性、严谨性、体系性等等。尽管如此，文章评点自宋代以后就一直十分兴盛，流传十分广泛，深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甚至传播到日本、韩国等。尤其是日本，不仅刊刻了许多中国文章评点之作，而且日本人自己也从事中国古文的评点，产生了一些著名的评点家，如赖山阳、竹添光鸿等。文章评点能广泛流行，一是形式灵便活泼，文字要言不烦，见解新颖独到，给人启发;二是能指导写作，有助于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写出合格甚至优秀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

    古代文章评点文献数量相当庞大，因此今天开发古代文章评点，首要的任务就是深入开展文献调查。这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古代文章评点的存在方式是多样的，以往我们一般认为评点主要存在于选本之中，但实际上在很多别集之中也有评点。明清时期，形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学批评风气，即很多作家在写出作品后寄送给自己的师长、朋友和弟子阅读。这些人阅读之后，往往会有一番评论。很多作家在刊刻自己的文集时，就会把这些评论也附在每篇作品之后。这样一来，就使明清时期的很多别集之中也有评点。比如，康熙年间所刻《醉白堂文集》有王士祯等人的评点。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其次，古代文章评点涉及的对象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的文献，所以不能局限在某一个文献类型之中。假如只注重散文或骈文评点，而不去了解八股文评点，或者只注重集部评点，对有关经、史、子部的评点视而不见，肯定不能从总体上把握整个古代文章评点的脉络和格局。

    总之，只有进行全面而彻底的考察，编制出一个尽量完备和详细的古代文章评点文献目录，才能谈得上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否则只能是盲人摸象。这需要学界同人齐心协力，长期努力，才能最终完成。

（摘编白余祖坤《略谈古代文章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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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后引发热议，本报记者刘阳日前独家专访刘导演冯小刚。

记者：《我不是潘金莲》这个电影，我看小说的时候就觉得拍摄的难度挺大的。一般人都会知道这是个挺敏感的题材，您是怎么想的？

冯小刚：小说出版以后我就想拍电影。当时我就想，关键是要有个抓手，怎么来解读这个故事。我觉得可以紧扣着依法治国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关于干部要不要有担当的故事。

现在很多电影是在拍现实，但其实跟现实不发生关系，都是面儿上的东西。《我不是潘金莲》这个题材无疑是和我们的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的。我也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也符合总书记讲的文艺怎么深入生活、反映生活。

记者：对于任何一部作品，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最后得出的结论，甚至形成的舆论走向都不一样。这本小说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冯小刚：我部队转业之后在机关里待过，这么多年我也跟各级机关打过交道，我觉得刘震云写得特别生动、准确，也没有任何放大。这作品里没有任何一个坏人，就像我们最后的台词说，各级官员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刁难李雪莲，但为什么这事越办越糟？李雪莲走了还有王雪莲、刘雪莲……我觉得这里头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记者：您认为这里头最讽刺的点是什么？

冯小刚：中国几千年的人情社会，从人情社会的逻辑出发，李雪莲觉得法院像个骗子。她为什么要找领导呢？这也是人情社会的产物，她认为中国的官管着法院呢。

刘震云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观察有他特别独到的角度，他是在用幽默的方式写困境，这个文学上的反差使作品变得不同寻常。其实看他的这本小说我是觉得处处会心，我捧着这书看的时候，脑子里各种形象全出现了，觉得这可以拍得妙趣横生。

记者：如果从艺术的通感上来讲，刘震云小说的一些处理方式跟您之前的一些电影是类似的。虽然有人说您近年来的电影跟之前的贺岁喜剧相比，好像是很不一样了，但其实我觉得您之前在拍喜剧、拍贺岁片的时候，也是在一些幽默的电影语言的包装下进行一些很严肃的思考。

冯小刚：其实《私人订制》里好多就是这样，一个司机非常想当一天官，一个导演特别想媚一次雅……嬉笑里头还是有很多我们想讽刺的东西。

幽默这种东西，大家接受起来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它里面又道出了一些荒唐。刘震云这个小说从头到尾很多细节、很多台词，非常写实，但你会发现它整体有一种荒谬感。就像他说的，一个人在前边儿撒芝麻，一万个人在后边儿捡芝麻。这是一个很写实的故事，这个荒谬感怎么去表现，作为导演我思考了很长时间。

记者：您的电影语言、镜头语言始终跟演员或角色保持着一种距离，让观众自己去看，自己去想，这种表现方式是您一直追求的吗？

冯小刚：我的依托当然还是小说。小说提供了这样一个结构和人物关系，我就会按着这个来。

其实我们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特别理性地说它好看或者不好看，而是特别感性的。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它幽默，而这个幽默还不是我们过去看的喜剧那样，要么是欢乐度比较高的、可笑的，要么是港式喜剧、上海滑稽剧那种靠误会法和夸张的表演来搞笑。这个电影的幽默感来自于故事背后的理儿。看完这个电影我会想，这个理儿它怎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这很有意思。

（摘编自刘阳《幽默背后有道理》，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星空”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打造的“星声”直播平台，围绕学生，服务学生，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建议征集各期主题。“直播平台主播是从各学院挑选出的10名辅导员，邀请学校知名教授担任主讲嘉宾进行话题讨论，现场解答学生们的疑惑，拉近师生距离，加强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助力学生成长成才。”“星空”网络文化工作室负责人说道。

    “有幸参与了辅导员网络直播这种全新的方式，尝试着一种全新的手段与同学们交流和互动。高校辅导员要心怀真爱、付出真心，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开展网络思政教育的创新工作，思政教育才能符合青年大学生的“口味！，”参与直播的辅导员程抗说道。

    辅导员通过直播我们答疑解惑，形式新颖，很有吸引力，接地气，拉近我们和辅导员之间的距离。”来自物信院的刘琪玮说。

（摘编自陈丽蓉《辅导员网络直播搭建师生成长桥梁》）

材料二：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注：Q3即第三季度）

材料三：

    目前，网络直播呈现出一种值得警惕的不良趋势：内容越奇葩，关注度就越高，由此刺激各路主播冥思苦想、损招尽出。有的网络主播为了吸引粉丝费尽心思，甚至不择手段。还有少数平台为了快速发展，传播低俗信息，屡屡挑战道德与法律的底线。有媒体报道，15岁的小王为了吸引更多的粉丝和礼物，相约小伙伴一同直播翻越铁路护网。此种行为触犯了法律，不仅将自身置于危险之地，更对行车安全和旅客安全造成隐患。

    针对网络直播乱象，自2016年12月1日起，国家网信办实施《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对于直播资质、内容管理、信用体系等提出了具体要求，给规范互联网直播服务划定了底线。

（摘编自王成成《清除网络直播“恶趣味”》）

材料四：

    继闪亮登场“一带一路”文艺晚会之后，国家一级演员、北方昆曲刷院邵天帅，梅派传人、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白金在5月16日开了一场网络直播。接近两个小时的直播中，邵天帅和白金两位年轻艺术家分别表演了《牡丹亭》《长生殿》《贵妃醉酒》等经典昆曲、京剧曲目，也为网友普及了关于戏曲妆容、服饰等基础知识，展示了“唱念做打”戏曲基本功。略显小众的国粹艺术，遇上热门的网络直播，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一位观看了这场直播的网友说：“网络直播看《牡丹亭》，感觉杜丽娘突然从CD、从电视上走出来了，面对面跟我聊天，我发的弹幕她也能看到，非常奇特的感受。”而作为参与网络直播的艺术家邵天师则表示：“有网友刚才在直播中说：第一次听到昆曲，原来如此惊艳。这让我很欣慰，网络能让完全没有接触过昆曲的人了解并喜欢上昆曲。”

（摘编自周慧虹《以清新之风荡涤网络直播浊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一年365天，我们为什么要把归乡的日子选择在春节？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时间的秘密。

过去二十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古代历法中节日的排列。最后我发现了中国古代人时间生活的秘密：原来中国古人按照阴阳观念思考问题，依照阴静阳动的原则，他们给自己的时间生活划分出了鲜明的节奏。这节奏就体现在节日安排上：一年之中，前半年为重；半年之中，前三个月为重；12个月当中，奇数月份为重；一月之中，前半月为重。这个排列有两个变例：一是八月份，宋代开始，中秋节成长为大节；另一个变例就是十二月，十二月是偶数月，但节日分量很重，并且集中在后半月，这和来年一月份的前半月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国古代时间生活最大的一个节期。

    当这一规则具体展开于一年的农业生活中时，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代节日具有怎样鲜明的内在节奏！一月之中，当人们为前半月的节日忙碌过后，后半月的平静生活显得非常可贵。当后半月的生活显得过于平静，下一个月新的节日已经来临。当一个节日较多的月份结束后，到来的是一个节日相对较少的月份。然后到来的又是一个节日相对较多的月份。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年之中，当万物萌生的春季这样一个节日繁多的季节结束后，是稳定的成长，是夏季这样一个节日相对减少的季节。而当收获的金秋来临，同时到来的是又一个节日的盛季。而那之后是冬季，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节日排列由相对减少到伴随着新年即将来临而转入迎新的准备期。一年中节日的最高潮将在这之后如期到来。这一切构成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节日生活的内在节奏。一月又一月，一年复一年，这一内在节奏，与大自然的四季变迁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与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日传说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先民的时间轨迹雕上了美丽的刻度。这一内在节奏，有如万象喧然与处子般宁静的契合，有如一曲美丽的乐曲。一个个月份如一节节平稳流畅的乐章，八月中秋则是中间华美的变奏，而十二月后半月的节日集中期与来年正月前半月合而为一，构成一年中澎湃激扬的节日高潮。

    这就是中国时间的乐章，它既葆有摇曳多姿的变化又谨然成序，既内容丰富多彩又快慢张弛有度，它是我们先民时间生活的内在的旋律。而“年”是我们一年时间生活的顶点和高潮，在中国人的时间生活中，它占有绝对性地位。而这个地位，是千百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国人文化积累的结果。早在殷商代，已经有了近似于“年”的观念。人们在年终会开展大型祭祀活动，祭祀天地山川和祖先神灵。到了周代，尽管“年”的日期和今天有所不同，但过法已经有很多相似之处。从那个时代起，年已经是一家人、一族人欢聚一起共度良辰的日子。

    两千年多少朝代兴替，两千年多少世事沧桑；“年”却一直留下来，并且不断生长，成为民族的传统被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的节日传统。它渗透进了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为中国文化的根，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肯放弃的传统。

（取材于刘晓峰《家与年：解读中国文化的深层密码》）

材料二：

    《红楼梦》里，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哪个节日都过得神采飞扬，唯独说到过年，要么是一带而过，要么就写得很无聊。

    前八十回里，两处写到过年，一处是元春省亲前，“朱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贾妃省亲。’贾府领了此恩旨，益发昼夜不闲，年也不曾好生过的。”一句话就把个新年打发掉了。到了五十三回，曹公正儿八经要写一回过年了，细细地写贾府里祭祀、焚香、吃年酒、进宫朝贺，写得排场极大，像一幅画儿，画上的每一个人，做的都是规定动作，不像其他节日里，欢声笑语间，便凸显了各自的性情。

    两处描写加起来，可以凑成曹公对于过年的感觉，这是一个既乏味又充满繁文缛节的节日。假如我们认同《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的话，这也基本上是贾宝玉的春节印象，他是不喜欢过年的。

    贾府里其他节日大都是自家人在一起吃饭，贾宝玉深受宠爱而如鱼得水，但除夕就不一样了，他要见到的人不只是亲人，还有亲戚。

    一些老妯娌，是贾府旁支亲眷，宝玉也该上前喊一声奶奶。她们坐在一起，会聊些什么呢？书里没说，二十九回里，倒有个样本。那个无聊的张道士，见了贾母，先是夸老太太气色好，又赞宝玉发福了，然后自然而然地就说到宝玉的婚事上，提起前日在哪个人家见到一位小姐生得好模样，要给宝玉做个媒。大年下，与贾母握手相见的老太太们，大抵也是按照这个格式走。

    提亲话题之外，她们还喜欢问你在社会上的定位、现状和前程；还有那些来拜年的叔伯，他们会问得更仔细。这让逃避学堂成天跟姊妹们混得不亦乐乎的“无业游民”贾宝玉情何以堪？贾政在家的日子，虽时常把宝玉骂个狗血喷头，但亦有当父亲的虚荣心，没准儿会像某些章节里曾有过的那样，把他拎出来，让他当众做首诗什么的。总而言之，那些不快乐的记忆，贾宝玉或者说曹公都曾体验过，让他懒得再提。

    说到底，是新年这节日太主流，跟非主流的贾宝玉犯呛。

    最初，“年”是个吃人的怪物，人们要用鞭炮、用喧天锣鼓去驱逐它。这也许可以说明，年，原本自恐惧而来，来自对生命与岁月的恐惧，所以，人们要用狂欢把那恐惧压下去。驱逐恐惧的另外一种做法，是确定自己的坐标，在“适当”的年龄做“适当”的事，会让人觉得把握住了光阴，心里踏实。所以，在新年的各种仪式里，人的自我被抽离，变成一个个符号：在祖宗灵牌前虔敬的后代，与鬼神巧妙周旋的凡人，必须融入欢乐海洋的一分子；还有，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在生命坐标上不偏不倚稳稳立住的那个点。

    可是，对于曹公来说，哪有什么适当与不适当，只有我想与我不想。家财万贯可能瞬间成空，不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举案齐眉又如何？新年只是时间的节点，而非人生的节点，何必这样欢天喜地又禁忌重重地去制造噪声、垃圾和狂欢后的虚空呢？

    清清静静地过自在流年。这样的新年，想来才能让宝玉心生欢喜。

（取材于闫红《我们就是那个不爱过年的宝玉》）

材料三：

    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年味只是一种存在于记忆中的味道。

    年，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原本也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但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原来的传统节日所承载的东西，不再是今天人们的必需，那么“年”这样的传统节日就会发生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

    现在的人们对于过年，似乎只剩下了回家、团聚、吃饭，然后就是离家、工作。回家过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形式、一种强迫、一种责任、一种负担，完全没有小时候那种望眼欲穿的过年心情了。就是相聚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放下手机、离开电脑、不看电视，和家人说说心里话，唠唠家常呢？

    年还没完，该走的就踏上了归程。过年，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回家的一个必要的理由而已。

    因为很多原因，过年时放鞭炮的少了，单位挂大红横幅、红灯笼的少了，这在某种角度上说，是时代的进步，是人们对于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的一种自我调整。但客观地说，街上一点喜庆的颜色和气氛也没有，无疑对于年味变淡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取材于赵晓林《过年成为一种形式：年味不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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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时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芯片，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芯片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芯片组合。它们相互依赖，组合在一起能发挥更多作用，比如，计算机里的中央处理器（CPU）及手机中的射频、基带和通信基站里的模数转换器（ADC）等，就是由多个芯片组合在一起的更大的集成电路。而集成电路是非常精密的仪器，其单位为纳米。一纳米为十万分之一毫米。这就对设计、制造工艺都有非常严格、高标准的要求。一颗芯片的制造工艺也非常复杂，一条生产线大约涉及50多个行业、2000—5000道工序。其中，光刻是制造和设计芯片的纽带，目前光刻机领域的龙头老大是荷兰的ASMI，已经占据了高达80%的市场份额，垄断了高端光刻机市场。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全球仅ASMI能够生产，售价都超过1亿美元。

自1993年1月以来，英特尔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个人计算机所用的CPU处理器中，英特尔就占据了八成分额。人们耳熟能详的奔腾、赛扬、酷睿等处理器都来自英特尔。目前，英特尔的年营收率仍然在继续增长——无论是从PC，数据中心服务器，还是物联网芯片。而在手机芯片中，高通是另一大巨头，目前国内除了华为、三星等手机厂商外，其余安卓手机厂商采用的全部都是高通处理器。除了购买芯片的费用外，高通还向每台手机收取专利费用，有100多家手机厂商都与高通签订了购买专利的协议。海关总署公开信息显示，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从2015年起已连续三年超过原油，且二者进口差额每年都在950亿美元以上。其中，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量高达3770亿块，同比增长10.1%；进口额为2601亿美元，同比增长14.6%。而同期中国的原油进口总额仅约为1500亿美元，中国在半导体芯片进口上的花费已经接近原油的两倍。

摘编自《一颗“芯”是如何炼成的》（《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23日）

材料二：

2016年3月，美国政府以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违反美国相关出口禁令为由将中国最大的通讯公司之一的中兴通讯列入出口限制名单，限制美国供应商向中兴出口包括芯片在内的美国产品。2017年3月，中兴通讯与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和司法部达成和解协议，中兴通讯同意支付约8.9亿美元的罚金。同时，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兴的3亿美元罚金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被暂缓执行。此后，中兴被从美国出口限制名单中移除，中兴与美国供应商的业务恢复正常。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又发布声明说，由于中兴通讯公司违反与美国政府去年达成的和解协议，将对该公司执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这意味着7年内美国企业不能向中兴提供产品。5月9日，中兴通讯宣布受美国制裁影响，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2018年5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也表示，美国政府尚未与中国政府就中兴事宜达成任何协议，但他表示，对中兴执行禁令也将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特朗普预想可能会要求中兴支付高达13亿美元的罚款，并且更换管理层，成立新董事会，并采取“非常、非常严格的安全规定”，还预想中兴未来将从美国采购很大比例的部件和设备。

（摘编自《美国尚未与中国就中兴事宜达成任何协议》（新华网2018年5月23日）

材料三：

    总书记多次强调，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因为不掌握某些领城的核心技术，我们有时不得不看别人脸色行事，甚至被卡脖子、牵鼻子没有安全和主动权可言。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我们“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摘编自中商产业研究院等发布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