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作品的意蕴、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 知识点题库

阅下面的文字，完成6～10题。

                                                                                                      母亲的中药铺

                                                                                                           甘典江

     那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除了新华书店，就是母亲的中药铺，因为我喜欢嗅闻那些中药的味道，特别是爱咀嚼几片苦甜苦甜的甘草。

     母亲当过赤脚医生。八十年代初，母亲参加医疗培训后，进入了城关镇合作医疗站。

     医疗站在我读书的中学附近，临街两间旧木房。一间开处方和打针，另一间是药铺。和母亲一起在守药铺的，有三个阿姨。一天到晚，她们就做三件事：抓药，打针，织毛衣。除此之外，便是无休无止地聊天。我注意到，她们抓药非常麻利，瞟一眼处方，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抽屉。仅凭手抓，就基本准确，最后还是放进小秤称一称，添点或减点。然后，把药倒入毛边纸或废报纸，包好扎紧，写几个字交待几句，递给别人。

     只要一走进药铺，我就被一股浓重的药香包裹得严严实实，有点喘不过气来。我望着那些神秘莫测的抽屉，瞅着那些贴着标签的药名，兴奋不已：什么“半夏、黄精”，什么“益母草、白芨”，都是名字曼妙的植物。当然，也有的是矿物和其他异类，比如“朱砂、雄黄、海马”，不由得使我产生了相关的联想：这朱砂，肯定就是国画中传统的红色颜料吧？李可染曾用顶级朱砂绘过四张毛主席诗意图《万山红遍》，已成画史上的经典。至于雄黄，不就是许仙曾意气用事的东西吗？所谓的海马，只是相当于一条小鱼而已。

     其中，我最喜欢的药草，是甘草。首先，是因为它的名字，甘草，望文生义，就是“甘甜之草”。昔时，神农氏遍尝百草，解毒靠的就是这宝贝。再加上，我自己就姓“甘”，与这甘草，是家门，五百劫前，应是同根而生之族。最早，是母亲教我嚼的甘草，一是因为它的药理，二是可以变相地替代水果糖，八十年代，任何甜味都是奢侈品。就这样，我嚼着甘草成长着，自以为嚼出了甘草的本真之味，破解了甘草的一切密码。

     母亲还爱用党参来炖乌骨鸡和猪肚，补血。她营养不足，严重贫血。人参太贵，吃不起。还有金银花和枸杞，母亲用来泡茶喝。自然，我也跟着全部享受到了。

     在自家的院子墙角，母亲还栽了几株三七。蔓延的藤叶牵上墙，覆盖成了一面翠绿的毯子，像青绿山水画的设色，极其养眼。可惜，后来拆迁，毁于一旦，使我失去了这一片翠绿。母亲只好把三七块茎挖出，收藏好。她说，三七可以治妇科恶疾，以及跌打损伤。

     九十年代的某一天，这个合作医疗站被撤销了。回到家，母亲专职做她的家庭主妇。赚钱的任务，彻底由父亲负责。那个中药铺，被别人买去，改作了服装店。从此，街上流行的药店，大多是连锁的西药店。在我的印象中，传统的中药是文化，望闻问切的中医大夫，近似于诗人。相反，我害怕西药，因为这些东西是实验室配制合成出来的，至少没有一个在阳光之下生长的过程，没有温度、湿度，更无个性与灵魂。我实在难以想象，“阿莫西林”比母亲的“金银花”会更让我亲近与依赖。甚至，当我感冒受寒，母亲亲手煎熬的一罐红糖姜开水，也会比昂贵的感冒药更能帮我发汗，助我痊愈，让我心暖。

     现在，父亲走了，去了天国。母亲一个人守着我们，在空旷的屋顶上栽花种菜。母亲身子瘦弱，时有病痛，我很是担忧，同时，我又安慰自己：生病不正常吗？不正证明了人生活着？何况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栩栩如生的药在陪护呢。一根草是药，一撇叶是药，一线阳光，一滴水，也都是，甚至，一个人可以是另一个人的灵芝。母亲多年与草木为伴，沉浸于无边无际的药香之中。于我而言，母亲就是我人生一味无价的中药，为我清热解毒，为我抵御这世间的种种伤害。

                                                                 (本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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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肃：活出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桑可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颗“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于时空里的旋律，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月”，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的文艺工作者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

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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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往纯粹的羊肠小道

                                                                                          王一方

他——25岁就获得哲学、神学两个博士学位，管风琴演奏家，法兰西科学、道德和政治科学院的院士，哲学家萨特的堂叔，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斯的证婚人，大文学家罗曼·罗兰、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终身朋友……

他就是施韦泽。他让人想到中国抗战时期来中国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个纯粹的人。30岁的他，突然宣布将奔赴非洲丛林去当一名乡间医生，为此，他转而学医，八年后，他以医学博士身份开始了他52年的艰辛的人道主义实践生涯。

从决定到启程，八年，八年啊——

是利他主义吗？他不像唐·吉诃德向风车冲杀那样。是上帝的召唤吗？他风趣地讥笑用上帝召唤来解释他的选择的教士：“他们的听力比我好！”是出于对苦难的同情吗？他认为仅仅出于同情显得太狭隘。

与他同时代的一位作家认为：缺少历史阐释和淳朴气息的非洲比由历史学说填满的精致的欧洲更能抚慰他的心灵祈盼与饥渴。爱因斯坦也认为：非洲的事业对于我们在道德上麻木和无心智的文化传统来说是一种逃匿和摆脱，而面对这种选择的机会，个别人是无能为力的；但施韦泽是一个例外，他在对浮士德的精神依恋之中找到了自身的角色和责任。

他的道德祈盼、心灵饥渴，直指纯粹人生的伦理追求和实践需要，由“意会”走向了言说。1915年的一天，他觉得自己像个“在漏船中的人，这条船不能驶向大海，必须打造一条新船……”这时，一个新词突然闪入脑海：敬畏生命。这个词似乎让他找到了纯粹的彼岸。

“敬畏生命”主张生命是无条件的神圣、无条件的有价值，从而使道德纯粹求诸内心成为可能。人类原初的道德冲动与他深层次的理解随后被他拉向哲学，界定为一种“生存意志”：一种“自我的意欲生活的生命”，他毕生的利他主义的道德实践也源于这一生存意志的冲动。“当我为其他生命奉献出自己时，我永恒的生存意志便与永恒者结合，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体的。”在施韦泽看来，正是这样一种有几分神秘的“生存意志”引出了道德生活的净化与纯粹。

施韦泽似乎要说这样一个道理：在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中，仅有科学、技术的知识与实践无法进入纯粹的疆域，甚至不能给人类带来有益的东西。爱因斯坦也有类似的感触：“仅凭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倡导者和力行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话虽这么说，通往纯粹人生的路上行人寥寥。有人说：“人类不可以从两头点燃一根蜡烛。”但施韦泽坚持认为：“如果够长的话，可以这么做！”

施韦泽固然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这种快乐，但社会价值机器却未必能认同这类贡献。他艰苦卓绝的医疗探索与创造性实践，没能得到医学界的重视。虽然他是诺奖得主，但拿回的是和平奖。他一生中接受过数十次奖励，只获得过一次医学领域的不太出名的奖章，新锐的医学家还不时批评他思想保守，只热衷于重复性的技术操作，不重视时新的技术成果。他的医院也一点都不现代化，但他的丛林医院在高度技术化与高度组织化的医学时代里保持了对病人个体的尊重、人性的温情，以及在适宜技术处置下的一流疗效。在他眼里，过度技术化的医学常常导致医患关系的冷漠。还是爱因斯坦理解他：“这个人的影响与其说来自令人赞叹的成就，毋宁说来自他那对通常的理智来说难以把握的整个人格。”

尽管通往道德净化、人生纯粹的世界不会有什么康庄大道，但他依然享受着这条羊肠小道上的精神风光，这就是自信，这就是个性，来自内心的纯粹的自信和个性！

（节选自王一方《医学人文十五讲》）   

相关链接：

①我们的直觉意识到自己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环绕我们周围的，也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开始尊重自己的生命，使其得到真正的价值。同时，获得这种想法的人会觉得需要对一切具有生存意志的生命采取尊重的态度，就像对自己一样。这时候，善就是：爱护并促进生命，把具有发展能力的生命提升到最有价值的地位。恶就是：伤害并破坏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由于尊重生命的伦理，我们将和全世界产生精神上的关联。（施韦泽《我的呼吁》）

②施韦泽十分欣赏中国那种未被破坏的“基本的”和“自然的”同时又符合理性的精神，他看重儒家思想，对道家思想感兴趣。（德·罗哲海《关于中国思想和儒家伦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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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初，人们对于梦和死亡现象非常困惑，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于是人类发明了灵魂的概念，并认为，灵魂是独立的，会在人睡觉或出神时离开身体，当人死了就会永远离开身体。亡人的肉身会腐烂消失，但灵魂一直存在。应如何对待这些神秘且不死的灵魂呢?人们的选择是举行祭祀。

    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记载，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祈福求吉而举行的。在殷人的头脑中，祖先是令人恐惧的死者，这些人经常制造各种灾祸。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等神灵，祈求祝福。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符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商时期的祭祖行为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增加了巩固国家统治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通过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了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周代创制的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

    到了汉代，汉儒将孝道思想和祭祖礼仪结合了起来。汉儒找到了中国人祭祖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思想根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推广到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形成了以家族伦理为核心，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

    汉代以后，祭祖礼仪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朱熹《家礼》的出现，它深刻改变了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朱熹考虑到人们举行祭礼时可能遇到的诸多难处，认为不用拘泥于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朱熹对传统祭礼进行了提炼，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摘编自《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作者邵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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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①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

    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精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划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在后世不断得到回应。

【注】①尊体：指词这种体裁被词作家所推崇，不再被视为“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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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贫民作家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离家出走，流浪生活。这使她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沧落为流浪者、穷人，进而构成为她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

    从写作第一个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萧红就把她的文学，献给了“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其实也就是穷人和妇女这两部分人。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萧红与文学史上以表现乡土著名的右派作家，如废名、沈从文等人也有根本的不同。废名笔下的中国农村不曾出现压迫、苦难与挣扎，他写的是现代的“世外桃源”，恬淡、空灵，周作人称之为“梦想的幻景的写相”。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但是，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比如张爱玲，在她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的涂女士、卢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同时，她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

    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生机勃发。鲁迅曾经为《生死场》作序，赞赏作者的描写的细致、明丽和新鲜。胡风写了读后记，称作“不是以精细见长的史诗”。他认为作者把一种女性的纤细感觉与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相结合，在女性作家中是独创的。

    萧红同聂绀弩谈文学时，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不承认小说有所谓“范式”或者“顶峰”，不同意对她的小说的散文化写法的批评意见。她坚持自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摘编自林贤治《回首看萧红》）

相关链接：①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②《生死场》是描写东北人民愚昧麻木的，是描写东北大地苦难生活的，是描写整个民族痛苦遭遇的，但更是描写东北人民对自身的拷问的，更是描写东北大地对“生”的追求的，更是描写整个民族对“自强”的渴望的。……阅读萧红的作品能够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这些对于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如何不断奋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再读萧红的意义所在。(刘勇《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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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艺术的问题都是韵律问题。所以，要弄懂中国的艺术，我们必须从中国人的韵律和艺术灵感的来源谈起。我们承认韵律是普遍存在的，并非中国人的专利，西方艺术总是到女性人体那里寻求最理想、最完美的韵律，把女性当作灵感的来源。而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则通常满足于高兴地赏玩一只蜻蜓、一只青蛙、一只蚱蜢或一块嶙峋的怪石。由此看来，西方艺术的精神较为耽于声色，较为热情，较为充满艺术家的自我；而中国艺术的精神则较为高雅，较为含蓄，较为和谐于自然。很奇怪，这种对韵律理想的崇拜首先是在中国书法艺术中发展起来的。

    人们面对一幅寥寥几笔画出的顽石图沉思冥想，并得到一种奇异的快感。西方人士要想懂得此种快感，就非懂得中国书法艺术的原则不可。学习书法艺术，实则学习形式与韵律的理论，由此可见书法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以基本的美学，中国人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比方说，中国的建筑，不管是牌楼、亭子还是庙宇，没有任何一种建筑的和谐感与形式美，不是来源于某种中国的书法风格。

    这样，中国书法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实在是十分独特的。毛笔使用起来比钢笔更为精妙，更为敏感。由于毛笔的使用，书法便获得了与绘画平起平坐的真正的艺术地位。中国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把绘画和书法视为姐妹艺术，合称为“书画”，几乎构成一个单独的概念，总是被人们相提并论。假如要问二者之中哪一个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回答毫无疑问是书法。于是，书法成了一门艺术。它丰富的传统，与得到的尊崇，以及人们对之投以的满腔热忱和献身精神，都丝毫不亚于绘画。

    书法代表了韵律和构造最为抽象的原则，它与绘画的关系，恰如纯数学与工程学或天文学的关系。欣赏中国书法，是全然不顾其字面含义的，人们仅仅欣赏它的线条和构造。在这绝对自由的天地里，各种各样的韵律都得到了尝试，各种各样的结构都得到了探索。正是中国的毛笔使每一种韵律的表达成为可能。而中国字，尽管在理论上是方方正正的，实际上却是由最为奇特的笔划构成的，这就使得书法家不得不去设法解决那些干变万化的结构问题。于是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如线条上的刚劲、流畅、蕴蓄、精微、迅捷、优雅、雄壮、粗犷、谨严或洒脱，形式上的和谐、匀称、对比、平衡、长短、紧密，有时甚至是懒懒散散或参差不齐的美。这样，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整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观念看作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

    中国书法的美在动不在静，由于它表达了一种动态的美。迅捷稳重的一笔之所以是完美的，是因为它是速度和力量的象征。不能摹仿，不能更改，因为任何更改都会带来不和谐。这也是为什么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非常难学的原因。它最为明显的特征，不是努力抚慰我们的心灵，而是竭力刺激我们的感官，由于这一原因，对中国书法及其万物有灵原则的研究，归根结底也就是在万物有灵或韵律活力的原则指导下，对自然界韵律所进行的再研究，它会为现代艺术开辟广阔的前景。

（节选自林语堂《书法、绘画、建筑与中国人的艺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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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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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德的别样呈现

李捷

    ①纪录片《记住乡愁》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让人看完后回味无穷。一部纪录片为何会给人如此大的冲击力？

    ②这部纪录片抓住了当今时代最强音，即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部纪录片是中华美德的微缩版。片中展现了各地大小不一、历史悠久的乡村，以小见大阐述了乡村的丰富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美丽山村中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

    ③这些山村里涵养着我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流传至今，在现代仍然在发挥着它的价值，传递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让所有中国人看后激动、兴奋。因为乡愁是人们长大之后，最能触碰到内心深处的情怀，最能勾起民族记忆的情感。在乡愁中，每个人都会产生共鸣，每个人都能找到民族价值与民族认同感。乡愁，展现出来的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精神，这种精神发人深思，让人看后深受感染且受益匪浅。这种精神饱含“情”“义”“理”“美”，让人看后不禁落下思乡之泪。

    ④“情”就是思乡之情，或为乡思之情，包括忠孝之情、父母之情、亲朋之情、手足之情等。中国人最讲究情理，现在华夏儿女遍布世界各地，但一个“情”字便能将我们的心连成一片。换言之，不论哪一个人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最后他都会时刻挂念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不论是山村，还是社区，不论是乡镇，还是城市，他总会回家看看。这种情，就是中国人代代传承下来的。

    ⑤“义”是为人的要领。族谱里渗透着乡规民约，为人的要领在这里展示得非常充分。何谓合格的中国人？不一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一定要有道德、有修养，经得起各方人士的评头品足，对得起列祖列宗和自己的父老乡亲。做人立住了，才能再谈干事业、做学问。修身、齐家做好了，才有资格去治国、平天下。

    ⑥“理”是家国之理，这是中国人思想中最认可的一个理，也是最能打动人的一个理。每个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尽忠、尽孝、报国，这里面渗透了很多故事。一个个小山村里，出了太多的爱国将士，他们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因此，一定要把这些人写进族谱里，让人们永远缅怀他们。中国曾经有屈辱的历史，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是一盘散沙，但是中国人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一盘散沙，只要把家国结合在一起，中国人就能够创造人间奇迹。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为什么能赢得这场战争，很重要的一点是凝聚力。

    ⑦“美”不仅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内在。片中展现了一个个美丽的小山村，这些山村中间不仅有乡约之美，更多的是人文之美。

    ⑧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抓住“情”“义”“理”“美”四个字，抓住了这一核心价值，抓住了印记在心中的共有共有精神家园。《记住乡愁》通过娴熟的影像表达手法充分展示出来一段段精美的篇章，触动了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引发了大家的共鸣。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3月23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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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头雁

聂鑫森

    去年秋，楚雁飞应聘当了寒云湖专职的护鸟员。

    楚雁飞真没想到日子这样难熬。四周荒无人烟，给养靠队部用车从外地运来，常常吃不上蔬菜。特别是冬天，冰天雪地，燃着一炉煤火，还让人冷得直打哆嗦。

    楚雁飞真没想到工作这么单调。每天吃过早饭，他跟着五十岁的班长吴远征，来到湖边伪装好的监测室，对斑头雁等各种水鸟进行动态追踪，不时地作记录，看得眼睛发涩，站得双脚发麻。

    楚雁飞没想到自己会在寒云湖过春节。班长当护鸟员三十年了，他的家在本省一个偏僻的小县城，每年春节回去探一次亲，队部派一个人临时顶替，可今年实在抽调不出人手来。

    “小楚，你赶快整理行装，回老家去过年，你的爸爸妈妈望眼欲穿哩！”

    楚雁飞摇摇头，说：“吴班长，我也想留下来和你作伴！”

    春节过去了，春天阳气不断上升，南去的大雁，一群一群回家了。没想到“倒春寒”说来就来了，一夜北风紧、雪花狂，到处银妆素裹。

    天刚蒙蒙亮，吴远征就叫醒了楚雁飞：“小楚，昨天我们观察到湖边草丛里，有好多只斑头雁在孵化鸟蛋，温度这样低，别冻坏了它们。我们去湖边看看！”

    楚雁飞痛苦地从梦中走出来。雪还在零星地下着，看不到一只飞翔的水鸟。他们蹑手蹑脚来到湖边，察看一个一个斑头雁的窠巢。雌雁一动不动地在抱卵，任凭身上的雪花积了一层又一层。公雁也守在旁边，像忠诚的警卫员。楚雁飞看见吴远征的眼里流出了泪水。

    四五周后，小雁叽叽喳喳来到人世。楚雁飞站在高清摄像头前，观察当上妈妈的斑头雁，领着小雁初次下水。公雁在低空飞翔、盘旋，护卫着它们，嘎嘎地欢叫着。

    楚雁飞看了看壁上的挂钟，十一点了。他搓了搓手，说：“吴班长，我们该睡了。”吴远征支楞着耳朵，不作声。过了一会，说：“湖边有盗贼。我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是两个人。”

    “盗贼？他们来这里盗什么？”

    “盗斑头雁！母雁和幼雁的翅羽还没长好，正栖息在窠巢里，每到这时候，有胆大的盗贼就来张网盗捕，然后卖给饭店酒楼。”

    楚雁飞说：“我跟您一起去！这些王八蛋！”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小楚，你得守着这小砖房，守住这部直通队部值班室的电话。”吴远征板起一张脸，拿了一支手电，取出一把短柄猎刀，匆匆扑进夜色里去了。楚雁飞把所有的电灯都打开，又搬出一捆硬木柴架到门外的空坪里，浇上汽油，点燃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一个跌跌撞撞的人影从窗外飘过去，接着是敲门声：“小楚……是我。”

    楚雁飞打开门，借着灯光，他看见吴远征的额头上沁出鲜红的血。“吴班长，您受伤了？”

    “被他们挥舞的网杆打了一下，不要紧。我刚才警告他们：赶快离开，偷捕水鸟是犯法，想被抓进去吃牢饭吗？我手上的刀，也不是吃素的，想试试吗？”

    “他们吓住了？”

    “他们也带了刀，雪亮雪亮的。我忽然发现小砖房那边闪射的火光，便说：你们以为我是一个人好对付，睁开狗眼看看，我的同事在身后呢，我只要一声喊，他们立马就赶过来了！”楚雁飞扶住他，喉头有些哽咽，说：“吴班长，快进屋，我给你的伤口上药、包扎。”

    ……

    鸟世界在楚雁飞的眼里，变得越来越奇瑰和壮美。每晚回到小砖房，先和吴远征一起做饭、烧水、打扫卫生，然后，在昏暗的电灯光下，写他的《水鸟观察日记》。他决定了，要留下来，和班长一起，守护着斑头雁。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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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 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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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电视剧《大军师马懿之军师联盟》因各种原因引发了热烈讨论。有人调侃，《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片名像网游，时间线混乱，司马懿成了“妻管严”，和真实历史相去甚远。大家争论的焦点，其实大多围绕在历史真实和艺术想象的边界问题上：是遵照历史多一点，还是创作者的想象多一点？当艺术想象与历史记载相悖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②不必追根溯源，以国内影视剧常拍常新的热门题材“三国”为例，该题材的影视剧中虽不乏优秀作品，但却往往背负着“不尊重历史”的罪名。其实，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是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记载、民间传说、话本小说积淀而成，本就是对历史的演义，其中诸多描述早已和《三国志》等正史记载相去甚远，是否遵照历史可以说是个伪命题。。

    ③关于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创作边界的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对此，郭沫若、吴晗等前辈也曾有过经典论述。郭沫若曾指出，历史剧的创作不能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历史作家应该是历史研究的权威，但历史剧创作又不等同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讲求实事求是，而历史剧创作是实事求似，毕竟，历史剧不是历史教科书。吴晗则指出，历史剧既要有历史根据，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再从《三国演义》到一些优秀的“三国”题材影视剧，或许正好证实了这个创作逻辑。

    ④再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为例，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一段描述：吕不韦看到质子子楚，称他奇货可居，认为子楚很有利用价值。如果从常识和逻辑来判断，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吕不韦是不是真说了这句话，但司马迁将此写入《史记》，非但不会影响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更是以寥寥几笔，勾勒出了吕不韦商人出身的特质。

    ⑤以历史为题材，首先要尊重历史，拒绝瞎编乱造。汉朝人吃红薯、唐朝人啃玉米这样的笑话，自然要尽力避免，但最要紧的是价值观不能乱，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所共同遵循的理想信念要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得以展现。历史细节上的小问题可以修改、弥补，但创作者秉持的观念，既要敬畏历史的真实，也不能缺少拥抱当今时代的胸怀。

    ⑥以历史为素材的影视作品，对于历史的撷取应是创造性的，拒绝瞎编乱造的同时，也不能束缚住创作的手脚。参照正史刻板地创作，只能沦为缺乏艺术趣味的枯燥“记录”。与其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斤斤计较，不如探讨人物的性格是否饱满；与其纠结于正正史和野史的差别，不如关注剧情的推进是否符合逻辑。由此，方能抵达“诗比历史更真实”。

（选自肖家鑫《历史剧把握好“不虚”与“不拘”》，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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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甫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期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他领完奖会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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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国童书比不上外国童书？这个固有印象可能已经被打破了。北京时间4月4日，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获得了2016年的国际安徒生奖，实现了华语作家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

    “我讲了一个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但同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事。”作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他获奖后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文学、儿童文学的信心。“这次得奖的意义还在于帮我论证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判断，即中国最好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水平的儿童文字。”

    30年前就看好曹文轩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张秋林十分兴奋，“当时我就觉得他会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领军式人物。”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曹文轩的获奖是一种文化自觉，会整体提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信心。”

    出版行业另外一位资深人士则向本报记者表示，被认为是中国童书市场“黄金时代”的过去十年，用“野蛮生长”来形容更恰当，但曹文轩的获奖一下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关注度和创作水准。

    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卢俊说，中国儿童文学市场确实很火，但这个市场应该用更好的商业理念、价值观去规范、定义。不过，无论怎样，曹文轩的获奖，对于中国童书发展都有巨大的积极影响，曹文轩获奖之后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摘自2016年4月6日“一财网”，有改动）

材料二：

    北京时间4月4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儿童文学的“诺奖”桂冠，首次花落中国。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儿童文学读者群，近年来的童书阅读热，更凸显了儿童文学市场的“饥饿”。不少人认为，曹文轩的获奖，确立了中国儿童文学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一份自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认为，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获雨果奖一样，曹文轩此次获奖，也许能缓解中国儿童文学渴望被世界认可的焦虑。这是一次提振信心、扩大视野、走向世界的良机。

    尽管对中国儿童文学充满自信，但曹文轩仍有忧虑，“童书市场的整体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利益这条狗，撵得我们不停地往前跑，往金山银山跑，以金钱来衡量并炫耀它的价值，忘记了儿童文学对孩子所承担的巨大责任。这个局面需要得到调整，需要我们的作家能够退回来，退到文学，退到艺术。”

    “我国儿童数量多、需求大，作家资源相对紧缺。”张克文指出，我国目、前有3亿多未成年人，形成了巨大的市场，也形成了巨大的利益诱惑。人人都想来分一杯羹，全国580余家出版社，有520多家都在出版童书，但却像一盘散沙，个头不大、实力不强、专业性也不够。激烈的竞争，还催生出急功近利的氛围，导致童书质量参差不齐，同质化严重。

    “一方面，留给作家创作的时间、编辑打磨的空间都变得比较紧迫，缺乏时间与耐心去打磨精品；另一方面，优秀的作家作品资源被各家激烈争夺，有的作品形成了庞大的系列、过多的版本，也造成了孩子的选择困难。”陈晖说。

    “市场上很多工作室攒出来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学生中很有市场，但质量堪忧。”刘国辉曾跟曹文轩去一个县城推广文学阅读，当地语文老师告诉他们，一些过于强调娱乐性、胡编乱造的书，孩子们难以分辨、难免喜欢，但对于成长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儿童文学健康发展，离不开作家的自律，更需要发挥、利用市场的自我调节。

（摘自2016年4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毫无疑问，中国儿童文学有高原和高峰，但也有低谷和沙漠。从1996年到2016年，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图书出版、儿童阅读推广，发生了巨变。但我们与世界上的儿童文学强国、童书出版强国相比，依然还有差距。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前副主席、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前主任海飞认为，目前中国儿童文学的两大软肋是“格局”与“想象力”。“我们的作品缺乏令人震撼的文学大格局，缺乏令人震撼的文学力量。”海飞说，“国内儿童文学界始终有现实主义文学与幻想文学长长短短之争，其实我个人认为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中国脍炙人口的古典名著《西游记》，西方畅销全球震撼世界的《哈利·波特》，毫无疑问是文学想象力之王。”

（摘自2016年4月6日《河北日报》）

材料四：

    随着童书市场的继续繁荣，投入到童书市场的人才、资本将持续增加，童书市场将进入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动荡期，或者说将进入一个剧烈的变化期。对于目前在童书市场厮杀的大部分参与者来说，一个残酷的时代即将来临。“黄金”是大家的“黄金”，“白银”却不是谁都能捡到的“白银”。“强者”凭借着已占有的出版资源、渠道资源、专业人才资源及品牌优势，将会愈来愈强，童书市场很有可能会进入“大鳄”时代，原本很弱小的出版社可能会更加窘迫，非专业的想来捞一票，更大的可能是铩羽而归。

    无论是几百家出版社对几十个实力作家的争夺，还是对境外童书版权的哄抢，都显示出，目前国内童书市场对于出版资源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但僧多粥少的局面暂时很难改变，竞争只会更加激烈。类似浙少社对各社的“掐尖”、众多出版社与书商提钱坐等“凯迪克睢”揭晓、莫言获奖即身价几何倍增等等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出现。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不太可能出现某一元素为王的现象，成功的出版商必然是综合竞争的胜利者。但显然，中国的童书市场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黄金十年”应该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一个作家、一个选题甚至是一本书，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出版社崛起的决定性因素。渠道是“黄金十年"的一个败笔。但未来几年，童书市场的最大变化，很有可能出现在渠道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渠道为王”的时代。掌握、利用好新的渠道，整合好各种渠道资源，一些出版商很有可能就会一飞冲天。

（摘自2016年3月12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有改动）

【注】凯迫克大奖是美国最具权威的绘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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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

    读书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运动对少年儿童的快乐有很大影响，越是不爱运动的孩子快乐得分越低。而且，不爱运动的孩子经常存在孤独、忧郁、注意力不集中、焦躁、睡不着等不良情绪或感受。数据显示，不爱运动的学生，各种不良情绪比例更高，尤其是体育成绩下等的学生，孤独、忧郁、神经敏感、情绪不稳定、焦躁、注意力不集中、想叫喊骂人等情绪的比例均高出体育成绩上等的学生20多个百分点。这说明，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的学生、体育成绩好的学生更善于缓解不良情绪。因此，体育较差的学生应多增强运动，使各种不良情绪得到纾解。但是，数据也显示，有近半数（47.1%）的少年儿童表示自己运动量不够。而且随着年级升高，学生认为运动量不足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三共上升了30.4个百分点。然而，有的家长、老师为了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减少了运动量，占用了运动时间。这不仅仅是剥夺了孩子的运动，更是剥夺了他们的快乐。

    同样，和谐的亲子关系也会使少年儿童的快乐指数更高。调查发现，有近六成少年儿童经常与父母聊天。年级越高，与父母经常聊天的学生比例越低。相关分析还发现，经常与父母沟通的孩子，快乐指数更高。但是，有超过三成的少年儿童“投诉”父母边玩手机边与自己聊天，近两成与孩子聊天时说没时间，近一成不愿听孩子说话。而且，父母与孩子聊天的主要内容是学校、日常生活、学习，聊兴趣爱好的比例仅有两成多（22.8%），聊朋友尚不足两成（18.7%），均排位比较靠后。然而，少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的快乐带来深刻影响的因素往往并非只有学习，情绪、兴趣、朋友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反而深刻影响着少年儿童的快乐感受。

（摘自孙宏艳《影响孩子快乐的因素常被我们忽略》，《光明日报》2017年9月21日14版）

材料二：

图表：男女生快乐指数比较

（摘自孙宏艳、田丽《我们的孩子快乐吗》，《光明日报》2017年9月21日14版）

材料三：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欧美39国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荷兰青少年最快乐，而且快乐程度超过美国同龄人。

    这项调查是针对11岁到15岁的青少年，共有39国约20万的青少年受访。

    调查发现，荷兰的青少年喜欢上学，结交很多朋友，且较少卷入打架和欺凌事件。他们与父母关系良好，自我感觉身心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荷兰青少年普遍都吃早餐。

    至于青少年模仿成年人抽烟酗酒的问题，调查也发现，在39国的受访者中，荷兰青少年很少接触烟酒，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吸食大麻，或与伴侣发生不安全的性关系。

    5年前WHO曾调查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荷兰儿童的表现也是名列前茅，而这次调查中，95%受访的荷兰青少年为自己的生活打及格分数。

    分析荷兰青少年身心健康、生活快乐的原因，负责这项调查的研究员佛雷博格说，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社会因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说，荷兰青少年普遍与父母、朋友关系良好，且荷兰的繁荣富裕与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也是青少年感到生活快乐的原因。

    相较于北美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荷兰青少年不挑食，少生病，并且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改编自中新网《调查显示荷兰青少年生活最快乐 赶超美国同龄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成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州、深圳、珠海等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一二三四”格局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显著特点和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土地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800万，被视为全球经济未来的第四个增长极。从面积、人口、GDP总量等方面对标纽约湾、旧金山湾、东京湾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具世界级湾区规模。据2017年统计数据，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GDP总量已突破10万亿元。以2016年的数据进行比较，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过旧金山湾区，逼近纽约湾区；经济增速分别是纽约湾区的2.26倍，东京湾区的2.19倍，旧金山湾区的2.93倍。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来了！》，《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15期）

材料二：2000－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GDP及同比增速

【注】GDP同比增速：第n年的GDP绝对额与第n－1年的GDP绝对额相比的增长幅度（%）。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演进发展、国际镜鉴与战略思考》，《改革与战略》2018年第3期）

材料三：

    湾区对科技创新资源具有集聚效应，湾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高质量发展，其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为：高能创新要素集聚和发达，科技、金融与产业化的市场机制完善，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发达。粤港澳大湾区既背靠珠三角地区强大的制造产业体系，又有全球前沿的高科技产业与人才汇聚，已经成为连接国际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重要平台。结合科技变革趋势，构建创新体系，培育创新空间，实现创新驱动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需求。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拥有1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3个国家创新型城市、4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超过200所普通高校和200万在校大学生。其中，香港和广州拥有8个国家级高新园区、16个“863”基地，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平台与空间载体。截至2015年底，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2万家，居全国第一；发明专利总量为155074件。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还培育了一批领先世界的创新型企业，在全球细分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特征、瓶颈与策略探讨》，《岭南学刊》2018年第4期）

材料四：

    广州南沙地处珠江出海口和大珠江三角洲地理几何中心，距香港38海里、澳门41海里，在整个大湾区中，南沙具有天然地理优势。广州要集中力量建设南沙自贸区，让自贸区真正成为对外贸易、吸引投资以及企业走出去的门户枢纽。广州是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要以广府文化为粤港澳重要的文化资源和黏合资源，让广州的“软实力”在湾区的整合中发挥独特的价值。广州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突出位置，2016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800多家，总数达到4700多家，科技创新企业超过12万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近190家，新引进世界500强项目16个、投资272亿元。广州GDP总量大，但科技创新能力、创新企业活力相对弱一些。特别是金融产业目前比较薄弱，如果能够探讨出新的模式，会给大湾区注入新的动力。

（摘编自《大湾区龙头城市之广州——发挥“9+2”排头兵作用》，《小康》2017年17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纪录片因其生动直观，真实客观等特性，一直被视作文化折扣率最低、情感投射度最高的文化“硬通货”，是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最佳载体之一。如何创新中国对外传播话语，更好展示中国形象，在刚过去的几个月里，有了最新的实践成果。

    今年是中国与匈牙利正式建交70周年，为纪念两国70年友好交往而制作的专题纪录片《光阴的故事——匈牙利篇》播出后广受赞誉。其实，在共同纪念友好建交的重要时间节点上，总能看见《光阴的故事》系列作品。“老挝篇”献礼中老建交55周年，“哈萨克斯坦篇”献礼中哈建交25周年，“柬埔寨篇”献礼中柬建交60周年，《光阴的故事》已成为塑造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共同记忆的重要品牌。

    在“纪录＋”的产业趋势下，更加多元的节目元素被纳入中国故事的话语架构中。全球首档跨国联合制作职业体验纪实真人秀《功夫学徒》用纪实的节目形态，搭建符合年轻人欣赏习惯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在双向对话的叙事视野下，用异国青年的职业体验、文化碰撞展现年轻中国的形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故事的内涵外延已极大地丰富扩充，不仅仅局限在展示中国自身，而是在中国与世界联系不断深化的时代潮流下，将目光投向“一带一路”等人文汇集之地，创新借鉴其他节目形态，扩展记录边界展现当代中国的生动故事。

    （选自2019年12月18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作为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纪录片如何突破文化的边界，让世界“读懂中国”？

    主旋律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每当在重要的历史节点和时刻，创作和推出有时代担当精神的纪录片，再现历史沧桑，传承民族精神，表达国家话语，传递中国声音，这是我们纪录片的历史责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代表、著名纪录片导演闫东通过讲述《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拍摄历程，来分享他讲好中国故事的视角。《我们走在大路上》以中国风格、国际视野，通过沉浸式的纪实影像和镌刻新中国时代烙印的人物故事，直击观众的心灵。它讲述了约120个共和国红色经典故事。“这几年的创作经历让我最大的感悟是，主旋律纪录片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重大历史题材、重大革命题材的纪录片，而是能够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纪录片。这是中国纪录片人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中国纪录片能够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的底气。”闫东说道。

    寻找有“全球普适性”的故事。纪录片如何突破文化的边界，进行世界化传播？德国纪实娱乐公司的总监帕特里克·霍若表示，无论什么样的国际合作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故事。“故事是我们共有的语言，故事很容易在文化与文化之间传递。”帕特里克·霍若指出。这个故事必须是与众不同的、非常典型的、有全球吸引力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会有国际号召力和吸引力，有共性，有全球的普适性，而且在全球不同语境和文化背景下都有相关性。哔哩哔哩纪录片出品部制作人张博表示，他们正在创作“网生新派纪录片”，其中有不少中外合拍的优质作品在平台上大火。第一部合拍作品《未至之境》是个典型例子。“网生纪录片在保留纪录片真实内核的基础上，让纪录片的形态更加丰富多样，不拘一格，表现的手法会更加接地气，会更加关注观众们的体验和感受。”张博表示，这种形态也在国际上受到欢迎，为合拍片助力。

    （选自2019年12月12日《羊城晚报》）

    材料三

    谈到世界电影票房冠军，也许你脑海里会马上跳出许多美国好莱坞大片，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的国产纪录片已经连续两年蝉联世界纪录电影票房冠军。一是2017年的《二十二》，约为1.7亿元人民币；另一个是2018年的《厉害了我的国》，票房约为4.8亿元。

    据新出炉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9》透露，10年来，中国纪录片年生产投入和生产总值均逐年增长，从2009年5亿元人民币起步，逐步进入高速发展期，产业规模10年间增长了12倍。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中国纪录片生产总投入为46.02亿元，同比增长16.4％；生产总值为64.45亿元，同比增长接近7％。2009年以来，中国累计出品纪录电影286部，2018年生产纪录电影57部，16部在院线上映，半数以上为社会现实题材，累计票房5.26亿元。

    如今，中国纪录片有三大主题称雄，分别是改革开放、历史文化与美食。《舌尖上的中国》诞生的2012年为品牌元年，由此开启了美食纪录片热潮。2018年，腾讯视频出品的《风味人间》以矩阵方式进行传播，获得超过10亿次点击量。哔哩哔哩播出的《人生一串》也受到年轻观众的追捧。文化纪录片引发大众关注，《如果国宝会说话》以轻盈的姿势讲述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宝，贴近时代；《历史那些事》则以另类视角重新诠释历史，既有热赞，也有争议。在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教授看来，中国纪录片发展是政策、平台与市场合力的结果。

    国产纪录片的发展令人振奋，但同时也要看到，年轻一代的纪录片观看方式已然改变，网生代正在或将要成为主流受众，互联网思维将影响纪录片的未来。短视频最近两年的爆增长，令人瞩目。纪录片的文化价值与美学个性，已经受到了很大挑战，如何建设纪录片良性文化生态成为业内人士的新课题。更重要的是，纪录片常常被看作国家的相册，纪录片代表中国声音走出去的力度越来越大，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期待纪录片人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和使命。

（选自2019年11月20日《解放日报》）

关于张秉贵的服务精神，有的人认为需要坚持贯彻，有的人认为已经脱离时代，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袁隆平：农校里走出来的科学家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在童年袁隆平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创伤。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袁隆平从小就立志：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学习中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53年夏，大学生活结束后，袁隆平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教学期间，他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自己听、写、阅读外文的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进校第二年，他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的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再到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是袁隆平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他在育种方法上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袁隆平（开场白）：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主特人：您对学农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隆平：我建议，学农的大学生要到实验田里去，电脑等先进设备很重要，但在电脑和书本里是种不出水稻的。希望他们联系实际，多到实验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电视片《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②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