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作品的意蕴、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 知识点题库

今生今世的证据

刘亮程

①我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怜惜曾经拥有的事物，我们随便把一堵院墙推倒，砍掉那些树，拆毁圈棚和炉灶，我们想它们没用处了。我们搬去的地方会有许多新东西。一切都会再有的，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转。

②我走的时候还不知道向那些熟悉的东西去告别，不知道回过头说一句：草，你要一年年地长下去啊。土墙，你站稳了，千万不能倒啊。房子，你能撑到哪年就强撑到哪一年，万一你塌了，可千万把破墙圈留下，把朝南的门洞和窗口留下，把墙角的烟道和锅头留下，把破瓦片留下，最好留下一小块泥皮，即使墙皮全脱落光，也在不经意的、风雨冲刷不到的那个墙角上，留下巴掌大的一小块吧，留下泥皮上的烟垢和灰，留下划痕、朽在墙中的木和铁钉，这些都是我今生今世的证据啊。

③我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

④有一天会再没有人能够相信过去。我也会对以往的一切产生怀疑。那是我曾有过的生活吗？我真看见过大地深处的大风？更黑，更猛，朝着相反的方向，刮动万物的骨骸和根须。我真听见过一只大鸟在夜晚的叫声？整个村子静静的，只有那只鸟在叫。我真的沿那条黑寂的村巷仓皇奔逃？背后是紧追不舍的瘸腿男人，他的那条好腿一下一下地捣着地。我真的有过一棵自己的大榆树？真的有一根拴牛的榆木桩？它的横杈直端端指着我们家院门，找到它我便找到了回家的路。还有，我真沐浴过那样恒久明亮的月光？它一夜一夜地已经照透墙、树木和道路，把银白的月辉渗浸到事物的背面。在那时候，那些东西不转身便正面背面都领受到月光，我不回头就看见了以往。

⑤现在，谁还能说出一棵草、一根木头的全部真实？谁会看见一场一场的风吹旧墙、刮破院门，穿过一个人慢慢松开的骨缝 ， 把所有所有的风声留在他的一生中？

⑥这一切，难道不是一场一场的梦？如果没有那些旧房子和路，没有扬起又落下的尘土，没有与我一同长大仍旧活在村里的人、牲畜，没有还在吹刮着的那一场一场的风，谁会证实以往的生活——即使有它们，一个人内心的生存谁又能见证？

⑦我回到曾经是我的现在已成别人的村庄。只几十年功夫，它变成另一个样子。尽管我早知道它会变成这样——许多年前他们往这些墙上抹泥巴、刷白灰时，我便知道这些白灰和泥皮迟早会脱落得一干二净。他们打那些土墙时我便清楚这些墙最终会回到土里——他们挖墙边的土，一截一截往上打墙，还喊着打夯的号子，让远远近近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在打墙盖房子了。墙打好后，每堵墙边都留下一个坑，墙打得越高坑便越大越深。他们也不填它，顶多在坑里栽几棵树，那些坑便一直在墙边等着，一年又一年，那时我就知道一个土坑漫长等待的是什么。

⑧但我却不知道这一切面目全非、行将消失时，一只早年间日日以清脆嘹亮的鸣叫唤醒人们的大红公鸡、一条老死窝中的黑狗、每个午后都照在(已经消失的)门框上的那一缕夕阳……是否也与一粒土一样归于沉寂。还有，在它们中间悄无声息度过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的我，他的快乐、孤独、无人感知的惊恐与激动……对于今天的生活，它们是否变得毫无意义。

⑨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

                                                                                                  抗战将领刘放吾

刘放吾，湖南贵阳人，生于1898年4月17日。刘家祖祖辈辈靠耕读勤俭持家，家境殷实。刘放吾的父亲喜欢读书，经常以《朱子家训》及“曾文正治家之道”训导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读书、务农和传统的家教，让沉默寡言的刘放吾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和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到黄埔军校去”成为当时年轻人最时尚的口号。1926年6月，刘放吾从湖南省桂阳蓝嘉联合中学毕业后，深受湘军领袖曾国藩思想的影响，辗转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军事。三年后，刘放吾毕业，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校教导队当了学生队排长。在这里，士兵们操练时用的都是最新的装备，训练的也是新装备体制下的新战术。但是，不像在战场上那样，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只能认认真真地通过训练磨练意志。刘放吾在这样的环境中，默默地、踏踏实实地干了很多年。后来，蒋介石为了补充国民党军的抗战力量，组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师长，刘放吾离开了教导队，任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团长。

1942年2月，为了协助驻缅英军抗击日寇对缅甸的进犯，保卫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国民党组建中国远征军。刘放吾率领的一一三团随三十八师于4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以后，驻缅英军孤傲自大，日军三十三师团轻易地就将英军第一师全部和第七旅一部包围于宾河南岸的仁安羌东北地区。英军反复突围，均无功而返。在这紧急关头，驻缅英军司令向中国远征军发出驰援请求，师长孙立人立即要求刘放吾迅速驰援解围。面对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刘放吾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要求全团上下即刻熟悉地形，尽快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在一一三团的攻击下，日军苦撑了三天，就仓皇溃退了。事实上，刘放吾当时带去的官兵只有八百多人！就是这八百多中国勇士，在刘放吾的指挥下，不仅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寇两个精锐联队一万余人，而且成功救出了被围的已经绝望的七千名英军。此举令那些骄傲的盟军都不得不对中国远征军另眼相看，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抗日将士的军心。

“仁安羌大捷”后，刘放吾率领一一三团奉令掩．护英军及杜聿明部队撤退，转战卡萨。任务完成后，转进野人山原始森林，经历了一个月千辛万苦地翻山越岭，终于在5月30日，在南先庆趁着黑夜，在敌人炮艇的巡逻下，泅水横渡大江，进入印度，归还建制。在渡江前，刘放吾发出两通电报：一通发到军令部给何应钦，一通发到师部给孙立人。电报里只有两句话：“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就成仁。”渡江之后，无线电浸水，无法和外界联系，谣传刘团全军覆没，那时刘放吾的妻子正在贵州都匀，闻讯后当场昏厥。

“仁安羌大捷”是近代以来中国军人在境外第一次打败日寇的战役。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国民党军的历史记载中，甚少提及第一一三团的战功，更少谈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一切功劳都归到了孙立人及三十八师的名下。性情敦厚、淡泊名利的刘放吾，从此选择了沉默寡言，不在任何人面前谈起自己的“当年勇”。在派系严重的国民党军中，刘放吾虽然在1946年被委任为少将高参，但这是一个只能得到一些微薄薪水的闲职，刘放吾的事迹从此被人们逐渐淡忘。

1994年，刘放吾在美国洛杉矾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他的次子刘伟民在整理刘放吾的日记时，看到父亲在记述仁安羌大捷时引用的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刘放吾戎马一生，热血忠诚，而这短短的几句诗中，也透露幽他对战争残酷的无奈。

（摘编自《刘放吾：蒙尘半个多世纪的抗战将领》，《名人传记》2015年第9期）

相关链接：

①刘伟民再三追问，父亲才说了一些与“仁安羌战役”有关的细节：“新三十八师多为湘兵。当时我们练兵采取曾国藩治湘军方式，官兵必背《曾胡治兵语录》，因此秉承了湘军的忠义勇精神，作战勇敢。另外就是对士兵的严格训练。我按照《陆军步兵操典》规定，每人每天跑五千公尺；射击时，不瞄准不准发，每发必中，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实弹射击，几乎所有官兵的命中率都在七成以上。练兵千日，用兵一时，仁安羌战果源自平日训练。”

（“铁血社区”《我的团长刘放吾》）

②他爱读曾国藩家书及治军文献。不论练兵、治军及治家，他都以曾国藩的言行为典范。我们在他的遗物中找到多本破旧的曾文正公的文集。每页均有他读了多遍及加注的痕迹。可见他对曾公文献的重视。

（《潇湘晨报·刘放吾：从抗日名将到煤球店老板》）

忆启功

    在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社会各界的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缅怀和纪念他，这一现象足以反映出启功先生学术思想、艺术精神和人格魅力的影响深远!

    启功先生生前担任了中国书协的最高职务，他潜心研究传统书法艺术，临习大量碑帖，不知疲倦地耕耘，形成了俊朗、清秀、端雅的“启体”风格。他的书法作品在各个社会场合中存在，并为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传阅和珍藏。不仅如此，启功先将学术触角辐射到古典文献、文字、音韵、训诂、历史、文物鉴定、红学、诗词、书画等，几乎涵盖了传统文化研究和创作的所有领域。

    他根据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讲事实、重本质、析源流，因而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极高的建树。比如，《汉语现象论丛》大概是自语法学建立以来唯一一部真正立足于汉语实际的语言学著作，系统论述了汉语使用中许多独特而有趣的语言现象。又如，《论书绝句》只有100首七绝的诗文和注释，中肯地评价书家成就、碑帖真伪、流派渊源，提出“透过刀锋看笔锋”、“一从证得黄金律”等著名的论断。最后，我们发现，在任何一种学科的研究中评价启功先生都是不够全面的，而相关的领域都有他的影子清晰存在!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去世后的官方讣告中有“国学大师”的名号，至于民间，或许还会更加直接地冠以“最后一位”的限定语吧。

    启功先生于1912年生于北京，虽为皇族贵胄，但家道早已衰落。他早年丧父，家里就靠寡母苦苦操持。在父辈的几位门生仗义相助下，才得以在汇文学校读书，但终因经济困难，中学未毕业便辍学了。后有幸师从陈垣先生，恩师对他几十年的精心教育，使启功先生异常感动，终身难忘。他的学生不知听了多少遍启功对恩师陈垣的怀念和感激。在《上大学》一文中他曾写道:“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的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而在自己的执教生涯中，启功又将此“恩”传给了学生、后辈。他待学生如孩子，甚至在日本以及香港也不忘给学生买回昂贵的书籍。学校准备设立一个基金会奖励优秀学生，启功很支持这件事情，耄耋之年的他为此呕心沥血伏案三年，终于完成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香港义卖得了163万元人民币。但他不同意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坚持以“励耘”命名，因为先师陈垣生前曾吟诗云:“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他要以此纪念恩师。

    启功先生平素为人谦和，却从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要较起真，谁也奈何不得。比如，他对有人假冒他的书法表现得很超然;然而当他发现有人冒用他的名字进行古书画鉴定，并在赝品上以他的名义题字落款时，先生却非常气愤。登报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字画真伪，不再为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题签。他严肃地说:“这与造我的假字不同，这是以我的名义欺诈别人，对这种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声明发表后，启功先生的许多朋友都不相信他能做到，因为他们知道启功先生为人随和，好说话。可是先生真的是说到做到了，留下文物鉴定界的一则佳话。

    早在1978年，六十六岁的他风头正健之时，就自撰其《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如今，我们以虔敬之心缅怀启功先生，他用93载的人生路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让我们仰之弥高，永记心中。

（选自2012年7月《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黑格尔说，“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眼下，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没有什么比谈论人工智能更酷炫的了。但问题在于，许多科幻电影、电视剧都设想了最终机器人终将取代人类的悲惨结局。最近霍金就再次表示了这种担忧。

    其实，无论是科幻电影中的桥段，或是霍金的担心，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对于人类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这种不确定，既源于对人工智能理解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也在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可能造成冲击的不确定性。

    其实，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是基于对人类智能的简单、粗糙的模仿。即使像所谓的“神经网络”这样的名称，听着特别玄，但它与人类神经系统的真实情况，还是要差上很多级别，它们仍然只是建立在神经元连接机理的粗浅抽象上的数学模型。

    并且，目前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都局限于某个极窄的范围之内，不要说超级智能，即使是简单的跨界，也要做出很大的调整，才能实现。

    当然，你可以说，还是存在某个时刻，人工智能就是变得比人类聪明了。我们假设真的存在这种可能，那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具备某种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否跟人类相同。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人工智能为什么要来消灭人类呢？为什么一定要与人类为敌呢？

    更何况，人类现在对于自身的意识、伦理、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什么，尚不清楚。如果机器真能自主产生意识，那也只能说，这是宿命。

    相较于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的威胁，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产生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人工智能的主动行为，而是当其改变目前的生产行为方式后，人类社会自身适应、调整自身制度的努力所带来的改变。

    虽然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潮，可能消灭近半数的工作岗位，但失去收入的只是普通的劳动者而已，企业却可能因此受益，甚至获取更多利润。那么这些利润、财富该如何分配呢？很大可能是这个社会的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正如英国乐施会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所言，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八个人，拥有财富是人类总体财富的一半。想象一下，如果机器人革命加剧这种趋势，结果又会如何？

    社会的不公平将会是极大的问题。正如上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劳动与资本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产生了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现在，我们更紧迫的事情，恐怕不是去想，人工智能有了自主意识后，会如何消灭人类，而是在面对新的劳动关系、新的生产方式时，人类社会的制度究竟应该怎么调整。

    所以，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摧毁人类，那一定不是因为人工智能觉醒，而是人类在这一波的社会关系变化中，自己失控了，放任极端化的社会制度出现，破坏了其自身生存的基础。这与其说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还不如说是人类自身的不可靠所导致的。

（摘编自南方时报网）

梁思礼：“饮冰室”走出的“驯火者”

    一双大眼，鹅銮式的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的影子。“像，太像了”，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竟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里就是饮冰室，梁启超伏案奋笔之所。他在这里写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9子女未来的路。

    1941年，梁思礼赴美国深造。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摄氏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尽管条件艰苦，但仍没有磨灭他心中“工业救国”之梦。1949年，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他选择了回国。此时，他的同窗好友林桦与他分道扬镳，留在美国。几十年后，林桦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梁思礼成了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林桦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梁思礼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有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想法，梁思礼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1957年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102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两发P-2近程地地导弹。一年之前，一处野兔出没、坟茔遍地的荒草园挂上了一块新牌子——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它成立的初衷只有一个，搞出中国自己的导弹和火箭。从事研究工作的几百人中，大多是刚刚跨入校门的大学生。别说学过导弹理论，就连真正见过导弹的人都没有。“尽管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梁思礼说。中国第一枚导弹——仿制“1059”导弹，也就是后来的“东风一号”，就是在他们这帮“业余选手”手中诞生的。

    这是一枚用算盘算出来的导弹。几乎每一夜，梁思礼都在算盘噼啪声中度过。

    一边激情似火，一边四面楚歌。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没有材料和电子零件，梁思礼他们就自己研制，最终用国产产品取代了苏联停止供应的材料、液氧及元器件。无数个不眠之夜，400多个忙碌的身影，撑起了中国航天最初的稚嫩脊梁，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中国制造的导弹。

    1960年，“东风一号”仿制成功后，聂荣臻要求五院转入导弹的自行设计和研制。临危受命的梁思礼又奔赴下一场会战——中近程地地导弹的设计和飞行试验任务。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首次发射失败，事后得知，原因是导弹产生横向弹性振动和发动机管道起火。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梁思礼更愿意将自己的“驯火史”总结为一本“失败者之书”。多次试验失败，让梁思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这些失败，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直到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才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围绕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在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着这个飞行试验，他摘取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1983年，梁思礼退居二线，但他重新站上讲台，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正如萧伯纳所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任继愈：大师小事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编订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编纂了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工作等。他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结果2009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达不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太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的主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但给任先生送去时，他坚决拒收。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是任先生自己掏的。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分文不取；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的图书馆。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张贺，有改动)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为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念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它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们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冥灵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它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于《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

材料一：

    浅阅读是基本上不需要思考而采取浏览式、娱乐式的阅读方法，他所追求的是短暂的视觉快感和心理怡悦。新媒体的发展和信息量呈几何级数的增加是其产生的背景，阅读介质从以往的纸质为主转变到电子与纸质并存，读者也由以前在阅读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阅读内容主要是手机微信、短信和网络新闻、小说、图片等。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当然，课外不读书，可能并非孩子的本意。他们是想读书的只是没有时间这一点在此次调查中得到验证。由81.44%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之所以课外阅读少。主要是因为功课多，很少有时间和心情读书。也因此有54.64%的学生认为即便要读书，也只读短文章，最好是能一次看完知道结果的。

    但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却从中看到了问题。他担心长此下去这部分学生会换上长文章畏惧综合征。他们不敢读大部头的作品。喜欢马上看完又助长了阅读的浮躁之心。与之相对应的是浅阅读也在成为中学生阅读的主流。一些所谓的青春小说，正在受到孩子的追捧。杨教授所称的那些蕴含深刻思想的读本。却被他们抛在一边为什么非要读而有所收获呢。这是当代的上海中学生所不能理解的。

——（摘编自离亮《调查：中学生阅读行浅阅读去世》）

材料三：

此外，大学生平均每天上网时间是3.27小时，而每天花费在纸质阅读上的时间却只有1.58小时，这表明大学生普遍上网时间长，读书时间少。即便如此，将上网时间全部用于阅读的学生也仅占3.69%，大部分学生上网还是以看视频、聊天、打游戏为主。

是什么影响着大学生的阅读？调查显示，在诸多原因中，学校竟成了影响阅读的最主要原因。调查中有39.26%的学生抱怨学校课程安排太满，没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进行阅读。29.86%的同学认为学校图书馆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网络媒体的冲击、缺乏教师引导和图书价格偏高等成为相对次要的原因。仅有8.72%的学生认为社会上“读书无用”等观点的影响导致学校缺乏读书氛围。

    其实阅读危机应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如今令人忧虑的不仅仅是“阅读危机”本身，更是它背后所折射出的人文危机、精神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并非大学生单方面造成的，单单问责大学生是无法真正触及到危机根源的，它需要整个社会的正视与疗救。要知道，在浮躁的社会情绪中，对金钱的媚俗、对速成的向往已远远超出了对知识的渴望、对学问的崇拜。被欲望的洪流裹挟，作为理应引导社会价值的大学精英亦无法全身而退。整个社会缺乏阅读文化，这才是阅读缺乏症的病因。

——（摘编自2014年9月《中国教育报》的《聚焦大学生阅读缺乏症：浅阅读盛行，兴趣至上》）

材料四：

    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以社交媒体为主的浅阅读已经成为很多读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显示，51%的受访者每天会用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阅读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刷微信、看微博或通过电子设备看新闻等)，而每天读纸质书超过1个小时的受访者仅占36%．数据还显示，睡前，节假日，工作休息时以及上下班、上下学或出差途中，仍是读者主要的阅读时间，但在阅读时间的选择上越来越碎片化，人们无暇体会深阅读带给人类心灵的滋养。静水流深，现在我们有理由担心，阅读之浅，或许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涸辙之鲋，会让我们当下的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摘编自刘瑾《亚马逊中国2015全民阅读调查报告》）

路遥的“平凡世界”

厚夫

    1986年夏，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大体有眉目后，路遥决定去南方的广州逛几天。一来，自己这几年埋头创作，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不是很敏感，亲自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走走，现场感受那里的变化，寻求心灵体验，对接下来的创作有好处；二来，即将开工的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大潮下我国北方城乡底层人物的梦想与追求，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社会生活的变化，又如何把握？路遥就是这样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在深入生活体验与感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而不是不负责任地随意胡编乱造。在广州的每一天，他都把自己的见闻与观感写到笔记本上。笔记本写满了，他对同行的王天乐说：回吧，犁地的绳子等着我哩……于是，他们又回到西安。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该做的准备工作也告一段落了。路遥又决定去一趟长安县柳青墓，看看长眠在那里的柳青老人。从文学起步的那天起，路遥就受到柳青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精神姿态，包括创作风格。这次，在《平凡的世界》三部曲的第二部即将开始创作之时，路遥去柳青墓显然是有目的的，而不是平平常常的祭扫。

    很多年后王天乐这样回忆道：“回到西安后，路遥忽然要领我去一趟长安县的柳青墓。路遥好像对柳青墓地特别熟悉，哪里又多长了几根草都能说清楚。他在柳青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碑前，放声大哭。……”路遥在柳青墓前为什么放声大哭？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什么？这些已经永远是历史之谜了。不过，按照路遥的性格来推断，他一定向柳青老人汇报自己的创作情况以及今后的创作决心。路遥经常给朋友们说，作家要突破的永远是自己；作家在拳击台的对手就是自己，要不停地战胜自我。柳青生前也经常告诫作家：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文学是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如今，在长篇小说创作进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沼泽之时，路遥虽是位精神硬汉，但也更需要柳青赐予特定的精神力量！

    路遥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精心建构的虚拟文学世界中，与小说中的人物倾心对话。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北方城乡人物的奋斗与悲欢离合，该出场的人物都已悉数出场了，他们在路遥精心搭建的文学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故事在路遥的笔下不断延伸，人物在路遥笔下不断丰满，他的第二部不断接近目标。

    在第二部初稿的最后创作过程中，路遥明显地感到自己身体变化呈加速度状态——苍老许多不用说，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眼睛仍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他感到这来自身体内部的变化正在让所谓的“青年时代”在瞬间就此永远结束。他还吟起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了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

    写到最后，路遥大声给三弟王天乐朗读起来。他的眼里闪着泪花，王天乐的眼里也闪着泪花。路遥笔下倾注了无限情感的中国农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

（节选自厚夫《路遥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路遥《路遥自传》）

②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路遥《平凡的世界》）

材料一：

    提起5G，很多人都会想到快，那么5G到底多快呢？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乔秀全预计，5G网速将比4G至少提高十倍，只需要几秒即可下载一部高清电影，能够满足消费者对超高清视频、VR(虚拟现实)等更高网络体验的需求。

    其实，5G不仅仅是网速快，还具有低时延高可靠、低功耗大连接等“天赋”。“5G的网络延时从4G的50毫秒缩短到1毫秒，将满足1000亿量级的网络连接。”通信行业观察家项立刚说，5G能让各类智能硬件始终处于联网状态。这也意味着5G将推动“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

    “在5G时代，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都将连成一体，将构建一个全新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副所长许志远说。未来，5G将为用户提供下一代社交网络、浸入式游戏等更加身临其境的业务体验；同时，也将支持海量的机器通信，让无人驾驶、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4G 难以满足的创新应用成为可能。

材料二：

中国已经全面步入流量社会，流量经济正在深刻地改造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截至2017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其中有4.63亿网民在线下消费时使用手机进行支付。同时，流量连接了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企业、人与资源，催生出了众多新职业、新业态……

    但流量提供便利、娱乐和收益的同时，也引发人们的烦恼和困惑。据德国研究公司

    Statista统计，2016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每天玩手机三小时，“沉迷度”在全球排名第二。

美国思科公司日前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21年，全球每部智能手机的平均月流量将增加到14.9G。在人的需求得到更多满足的同时，人的定力、执行力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正是流量经济带给人们的一大困惑，它争夺的是人的注意力，产生的最大问题是迷失

    近日，腾讯进行的一项“社交斋戒”实验证明，连续15天将微信的使用时间压缩到每天半小时之内，被试者的消极情绪明显下降，工作投入程度大幅上升。这告诉人们，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除了迎接它、正视它，还要有反思和校正能力。事实上，一些人已经开始选择“放下”。不管是“地铁藏书”活动的兴起，还是微信增加微信朋友圈“三日可见”功能，以及推出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无疑都是对流量的有意控制和对手机使用的反思。

    而伴随着5G时代的即将到来，更大的改变，还在后头。在5G时代，公众能享受到的流量将是4G时代的10倍以上。基于流量规模的快速壮大，流量社会的门槛将会更低，未来的物联网、VR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都将迎来快速发展。5G不仅仅是快。如果说4G主要实现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连接，那5G时代是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人与人、人与物都将在这个庞大的流量世界里实现连通，在5G流量的汪洋大海中将孕育出什么，有些我们可以想象，更多的还无法想象。

    技术与人，二者如何和谐共生，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人类在不断突破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在深刻改变着人类。虽然现在很难说“流量一族”幸福指数提升了，但是未来如果我们能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善加利用，那么技术一定会让人类更加幸福。

《光明日报》（2017年08月22日14版）

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有人据此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

    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之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也包含了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复杂内容，并非仅限于在虚构意义上。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观既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涵盖19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有学者提出要兼容并包，汇通中西，但我们的“兼容并包”应有选择性，“汇通中西”应坚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有责任的当代学人并非一味排斥西方文学观念，而是在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的过程之后，借鉴吸收其中契合中国实际的文学观念。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文心雕龙·宗经》说六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述特点，说的就是六经的审美价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足见孔子之前中国文学已有建言修辞的良好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陆机《文赋》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他将文学的根本目的归结到载道教化一途。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社会价值被历代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研究中国文学史，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这个根本特征。

学海珠玑，唐音永存

    2017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五，我的导师霍松林先生逝世了，他逝世的消息一下子震动了学界，震动了艺坛。先生走过了人生的第97个春秋，他的一生平淡而又非凡。他曾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

    霍先生12岁以前是在父亲教诲下苦读、苦学的。父亲先教霍松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然后循序渐进，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古文观止》《千家诗》等。那些经过反复背诵、后来逐渐弄懂了的东西，涉及文史哲等许多方面，这就在不知不觉之中给他培育了广泛的学习兴趣。

    1945年7月，霍松林考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评价霍先生这段学习时说：“时胡小石、卢冀野、罗根泽各以一专雄长盘敦，松林俱承其教而受其益。于诗尤得髓于汪方湖，于词则传法乳陈匪石。”在大师级教授的熏陶下，他在文学的海洋中恣意畅游，对音韵学、训诂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刻苦钻研，而且逐渐“由博返约”，形成了研究中国诗史或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的想法。

    霍先生教书生涯长为70多年。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辞世，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半个世纪。在文学院的文汇楼大厅，先生题写的“扬葩振藻，绣虎雕龙”八个大字寄寓着他对人才培养的热切期望。20世纪50年代初，教书首先从编写教材入手，当时，霍先生接手文艺学，无教材、无参考资料，但他克服困难，从头搜集和阅读有关资料，至1953年秋，几经补充修改，先生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就这样，我国便有了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教材。

    霍先生被教育界同仁誉为“关西孔子”“海内儒宗”。2014年，鉴于他几十年来为学校发展与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先生被授予“陕西师范大学杰出贡献奖”，奖励100万元人民币，他随即拿出奖金设立了“霍松林国学奖学金”，奖掖后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5年，霍先生先后培养了20多名硕士和70余名博士，遍布全国各地，大都成为所在单位教学科研的骨干或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学界称之为“霍家军”。

    所谓“写书”，就是从事学术研究。霍先生有句名言：“我的岗位工作是教学，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 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必须求真求是，甚至要敢冒风险。

    自1958年开始，霍先生就因他曾经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受到冲击。“文革”之初，又因曾发表《试论形象思维》一文，抄家、游街、扫厕所，到最后关牛棚、劳动改造，然而，十余年的“蹲牛棚”，也没能改变霍先生的学术个性。平反之后，霍先生又写了《再论形象思维》的长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

    霍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建立在他雄厚的文艺理论基础之上。他自己除撰有《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等著作之外，还整理了大量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如校注《滹南诗话》《瓯北诗话》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详注》等。霍先生经常引用《南齐书•文学传论》的一句名言鼓励学术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霍先生与弟子傅绍良合著的《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开辟了盛唐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学海珠玑光简册，诗坛星月耀乾坤”，这是霍先生1982年献给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的诗句，今天用来概括先生的学术风范也十分恰当。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唐音”永存，他的著作将永远流传、光照千古。

材料一

    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职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考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为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来源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教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 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取材于芮喆等人的文章）

材料一：

    未来，中国智能移动设备将越来越普及化，移动阅读市场的活跃度将进一步提高，用户规模的增长将推动整体阅读市场的发展。预计2017年，中国移动阅读市场规模将达到160亿元，增长率有望达20.4%；2017年移动阅读市场活跃用户将达到7.2亿人，增长率为4.3%。

中国移动阅读市场活跃用户规模预测

（摘编自《2016年中国移动阅读行业现状及2017年市场发展预测》）

材料二：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连续8年上升，达68.2%；图书阅读率为58.8%。手机接触时长增长显著，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6分钟。

    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新兴媒介的时长整体上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手机阅读接触时间最长。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为66.1%，连续三年超过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并逐渐拉开距离。2016年，有62.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微信阅读，较2015年的51.9%上升了10.5个百分点。

（摘编自《中国国民阅读调查：人均每天微信阅读26分钟 每年读书7.86本》，2017年4月18日新华社）

材料三：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纸质读物阅读仍是5成以上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这是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在手机阅读接触率连续8年增长的今天，身处触屏时代，我们该如何阅读？

    手机阅读能否打开阅读新天地？

    “逛街或吃饭时，我都会随时拿出手机刷刷朋友圈，看看新闻。坐地铁时间长的话，我就会看网络小说或电影。”在北京工作的范跃辉表示。

    手机阅读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习惯。此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我国66.1%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较2015年增长了6.1个百分点。我国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时长连续8年增长。

    “手机阅读极大扩展了阅读的方便程度，也极大扩展了国人阅读空间，这是对阅读的整体带动，是一个好的起步。但也要防止碎片化阅读的弊端。”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说。

    专家认为，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手机让公众便于接触文字，已变成获取咨询和知识的入口，成为数字化阅读新的增长点。

    创新如何让传统阅读回归？

    为了给读者增加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北京图书大厦每逢节假日都会举办名人签售、专家讲座、主题展览等各类活动，在吸引更多读者的同时，扩大自身影响力。

    在北京艺天桥咖啡厅，青年作家与读者谈阅读、谈创作、谈生活；在青岛BCMIX美食书店，人们在享受美食、品味咖啡的同时，领略阅读之美，度过一段慢下来的愉悦时光；在北京三里屯，老书虫、PageOne、言又几等各色书店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每逢周末还举办图书交流会、作家见面会等活动，让这里不仅是潮流地标，也成为文化“宝地”。

    在徐升国看来，传统阅读的回归，在于传统书店不断创新，找到了在数字化背景下人们阅读的兴趣点，即体验式的阅读需求，这是网上书店、在线阅读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亚马逊、当当、阿里等电商也纷纷扩展线下渠道。此外，得益于全民阅读的大环境，促使更多人走进书店。

    全民阅读如何厚植土壤？

    “全民阅读关键在于培育民众对阅读的兴趣。”第五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孙慧阳认为，诸如邀请外国专家参与的交流活动、优秀图书作者见面会等具有优质内容价值的阅读活动更能提升公众对阅读的理解和兴趣。

（摘编自《触屏时代，我们该怎样阅读？——全民阅读新观察》）

材料一：

    数据统计显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速度超过了10%。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目前，全国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国内外广泛采用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发电等。其中，继传统的卫生填埋之后，考虑到垃圾增量、土地资源紧张、循环利用等因素，不少国家开始加大焚烧发电的规划。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发达国家便着手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据统计，目前日本、丹麦、瑞士等国家的生活垃圾焚烧率达到70%—80%。

    受技术和工艺制约，焚烧垃圾发电时产生的有毒废气如果得不到有效处理，将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健康，这也是居民担忧并导致焚烧厂建设受阻的原因。另外，垃圾发电原理是将纸张、塑料、菜叶等生活垃圾经过分拣、干燥等工序处理后，进行高温焚烧，将焚烧中产生的热能转化为高温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发电所需助燃物量大。世界上采用垃圾焚烧的城市中约有一半城市没有做到垃圾完全分类。

    给垃圾分类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在我国，垃圾分类仍然存在很大困难。一方面，巨型垃圾场内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混倒，没有进行必要的分类，使垃圾处理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民间自发的拾荒大军，虽在一定程度上变废品为资源，但大多是无照经营，缺乏规范和检验，使垃圾在捡拾、收集、运输、加工过程中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取材于霍文琦《直击城市垃圾之困》）

材料二：

    构成“传统垃圾”的物质大多是大自然在自身的漫长演化中产生出来的，来于自然，也容易回到自然，所以传统垃圾即使存在问题，也是局部的、缓慢的；构成现代垃圾的物质则大多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制造出来的，这些物质在自然界缺少与之对应的微生物，难以降解。因而，垃圾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污染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科技广泛应用的结果。

    近年来，垃圾问题全面爆发，频频成为新闻头条，这表明工业文明的惯性过于强大。及时转向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或许才能得以延续。生态文明不可能是工业文明的简单延续，而应该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设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要对工业文明进行全面批判，二是要从各个传统文明中汲取滋养。很多非政府环境组织成员联合成立了国际性的“零废弃联盟”，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零废弃”理念，以减少垃圾的产生。

（取材于田松《在生态文明形态下解决垃圾痼疾》）

材料三：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了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垃圾中的大多数成分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分开就是资源，混合就是垃圾。垃圾减量化的目标应放在综合利用上：即先把垃圾分类，再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利用起来，形成再生资源。当前严峻的环境危机迫使人们对垃圾处理展开一场更加深入的绿色革命。用循环经济的思维对垃圾进行综合利用，使垃圾资源化，生产再生产品，才是垃圾处理的必然趋势。

    垃圾危机也可变成商机。据有关报道，德国一些企业能提供从收集、运输到再利用的服务，营业额丰厚；瑞士环保产业拥有欧洲最先进和最高效的垃圾再循环处理系统，进口国外的垃圾，经回收处理后，赚取高额回报。这让我们看到垃圾处理的一线曙光。

（取材于赵章元《用循环经济思维处理垃圾》）

材料一：

    人工智能+医疗属于人工智能应用范畴，它对医疗领域的改造是颠覆性的。人工智能通过语音识别和疾病数据分析来诊断疾病，可以更准确、更快捷、更安全地处理病患。在医学图像的检测效率和精度两方方面，都可以做得比专业医生更快，还可以减少人为操作的误判。人工智能能够将药物筛选的过程在计算机上模拟，极大地减少药物开发成本。

（摘编自《2016-2017年度人工智能+医疗市场分析及趋势报告》）

材料二：

    近年来司法系统案多人少矛盾突出，重复劳动的强度巨大，基层法官过劳死屡见不鲜。重压之下，审案质量也难免受到影响。“人工智能+法律”虽是近几年才有的新鲜事，但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去年6月，全国第一家“智慧法院”实践基地在上海海事法院正式挂牌成立。建设中的智慧法院已遍及全国。

    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初衷，是替代人的重复劳动，而非人本身，智慧法院也绝非以机器判断替代人类司法。智慧法院的核心是人的智能现代化，而非以人工智能等技术替代人类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提取、文本生成、案卷分析等方面将法务人员从大量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而这一切并没有消灭任何一个法务人员在办案流程中的角色，反而呼唤一批会使用智能工具的从业者和深谙司法流程的开发者。

（《加出来效率，减不 掉人性》，《科技日报》2018年1月5日）

材料三：

    人工智能带来的是福祉还是挑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过度关注，如炒作人工智能用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Alphal"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人类智力游戏高地等，无形中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是在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材料四：

    当下最热门的技术，恐怕非人工智能莫属。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到底能火多久？有科学家已发出警告；人工智能在许多随意和缺乏严谨性的交流或展示中被强烈地夸大了，人们低估了相关基础理论和核心关键技术的复杂性和难度，目前需要将双倍的精力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基础性研究中去。科学家的告诫值得倾听。尽管我国在整合资源、垂直应用等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在基础算法、核心硬件和关键技术、领军人才等方面的软也是不争的事实。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确实会产生链式反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前景越美好，越需要清醒客观的判断和扎扎实实的努力；如果一拥而上、育目跟风，恐怕热潮很快就会变成寒潮。

（《若盲目跟风投机热潮恐变成寒湘》，《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1日）

再听一段梅葆玖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此生只为一人去……”这是京剧《大唐贵妃》中的一段唱词，也恰唱尽梅葆玖一生：一生为艺，一生为戏。

    1934年，梅葆玖出生在上海思南路57号“梅宅”，是梅兰芳第九个孩子。

    梅兰芳原本选定的接班人是第三子葆琪，可惜葆琪8岁患白喉病去世。梅葆玖10岁时，父亲让他试演一段《三娘教子》，“一看嗓子、扮相都可以”，决定让他继承梅派。

    被命运选中，梅府最小的孩子不得不收起心来，一边读书上学，一边拼命学戏。13岁，梅葆玖正式登台演出。

    2016年3月29日，梅葆玖的最后一个生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青年学生一起度过。每次大家鼓掌时，他都起立双手合十并微微欠身。

    这天，最小的梅派男旦巴特尔为梅葆玖演唱《麻姑祝寿》，梅先生很是高兴。没想到，两天后，梅葆玖因突发支气管痉挛，导致脑缺氧送医院抢救。亲友在他耳边放《大唐贵妃》，他一度有心率反应。但奇迹没有出现，4月25日上午，梅葆玖病逝，享年82岁。

    梅葆玖一生培养了49个弟子，他曾说：“我给父亲有了交代，也给了梅派、给了京剧一个交代。”

    梅葆玖幼年学戏，父亲是名角，但并不亲自教他，而是延请名师王幼卿为他开蒙。梅兰芳看老师教儿子，从来不插手，他对儿子说，老师教你的都是对的。

    在梅葆玖的回忆里，父亲是一个狂热爱学习的人，每周两次，下午四点以前学习英语。每天请俞振飞先生来，向他学习昆曲。梅葆玖也犹记得，父亲当年追着盖叫天学一个动作，还跟荀慧生学眼神，跟程砚秋学水袖。

    梅兰芳对佛学也相当有研究，他自创的《天女散花》，每一个手势无不从佛学中而来。梅兰芳研究服饰学，演出的服装都自己设计，然后让妻子到大栅栏去买料子。他喜爱花卉园艺，据说研究出如何嫁接培植4000多种牵牛花的技术。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并擅长写诗填词……

    梅兰芳教育孩子们，传统的东西要学，西方的东西要懂。

    见过梅葆玖的人都说，无论是长相，还是做派，他都似足了父亲梅兰芳。

    梅葆玖讲话的声音轻轻的，但声音的位置偏高，这或许是一个男旦演员常年保存的讲话习惯。那些字正腔圆的语调，听了让人浑身一激灵，仿佛北京的四合院、城墙根儿、老槐树都盛放在那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上。

    作为梅家在世唯一活跃在梨园界的孩子，梅葆玖努力扛起梅家这面树起了百年的旗帜。

    时代发展，传统戏种没落，让年轻人接受古老的戏曲成为梅葆玖常思考的问题。他豁达面对时代的选择，努力让京剧靠近时代步伐。

    一次和唱片公司合作、跨界流行乐坛，录制《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等唱片，外界有不少物议。但梅葆玖仍坚持有保留地革新：“像《太真外传》这些唱腔里最传统的东西，我原封不动。”

    2013年，梅葆玖最后一次在上海登台演出。工作人员感叹：“玖爷西装翩翩但盈盈下拜的模样，真是难以形容的优雅。”梅葆玖先生说普通话、上海话都很好听，尤其上海话用词老派，比如年轻人都已经不会用了的“交关”，他说出来有一种别样雅致。应观众要求给海报、书籍签名，不管多累，他都有求必应。

    台湾作家陈念萱感叹：见过梅家人，你会懂得什么叫教养。一分来自与生俱来的音色，三分来自家学渊源，而最重要的部分，却是那万金不换的教养与门风。难怪梅兰芳先生会要求梅葆玖，四十岁以前，不许演出《贵妃醉酒》。梅先生向来主张，生活里的晶莹剔透，才能让舞台上的演出不是表演，而是自然呈现。

材料一：

    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全国各地都在深耕产业兴旺这篇“大文章”，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的区域特色产业正推动我国农业快速发展。

    科技支撑农业发展走上“快车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产业形式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装备不断升级，农业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得到大力发展。2017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达96%以上，全国大中型拖拉机670万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7%。这些年，随着科技创新发展在农业领域运用的不断深耕，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我们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都更为丰富、健康、多元。

    “当前，农村产业发展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田园综合体、农业特色小镇、农业产业互联网等。这些都是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结果，也是农村产业兴旺的必然选择。”省农科院农信所党支部书记田建民认为，传统的农业已经不能适应三产融合发展的需要，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从生产、加工、流通、产业融合模式、营销方式、管理运行机制等各个方面，适应新格局，支撑新格局，引领新格局。

（摘编自“央视网”2018年11月24日）

材料二：

材料三：

    来自湖北秭归的脐橙、甘肃礼县的苹果……数据显示，“双lI”当天阿里巴巴全平台农产品交另额超45亿元。产自东北的五常大米仅用10秒钟便卖了1 00万斤，四川的平武蜂蜜，更是在售罄后预售到明年9月。火爆的销售，让这些农产品走出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各地。撑起这些数据离不开买家的热，更离不开网络等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逐渐普及。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的是，由于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充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突出。从硬件看，目前宽带网络仍未覆盖的地区、网络普厦水平较低的区基本上都是地处偏远、自然环境复杂的农村地区，这些地方网络建设难度大、投入成本高。从软件，在与日常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网络购物、旅行预订、网上支付及互联网理财等应用方面，农村网民的用率也远近低于城镇网民。这些问题制约着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动能的释放，农村居民生活便捷、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亟待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统筹解决。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l月）

材料四：

    11月24日上午，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迎来了第三届全国民族地区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一乡一品产业发展论坛。

    兴仁市委副书记、市长方先红首先介绍了兴仁市的基本情况。兴仁市于2018年8月撤县设市，同时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这里享有“中国薏仁米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中华诗词之乡”“中国牛肉粉之乡”

    等称号。下一步，*仁市将从打造产业展示唯一平台、打造薏仁米绿色生态小镇来拉动当地旅游业发展，推动兴仁市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杭州筑家易集团董事长杨斌认为，在振兴乡村经济的过程中，要让科技提升农村影响力。比如精选一乡一品，通过互联网连接全国销售通路，让农民种出来的东西能更方便、更快捷地卖出去。科技还可以赋能生态宜居。比如建设平安乡村、素质乡村，比如发展绿色农业和文旅IP。在健康医疗方面，科技也可大有作为。比如可以打造专家远程在线系统，不用跑城里就可以连接专家服务乡村。浙江创业学院院长何伏林则分享了高校的举措和思考。他认为，一乡一品最关键的是平台，需要整合各方力量。要鼓励大学生上山下乡，让更多大学生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帮助他们实现一乡一品的梦想。

（摘编自“北国网”2018年11月26日）

材料一：

艺术空白美可表现在艺术创作的各个方面。就我的理解，艺术空白的意思就是对那一些能够激发人们想象的地方进行画龙点睛的提示，通过暗示或隐喻这一中介，将真正艺术想象的空间及作品所要表达的真正艺术内涵和意蕴留给欣赏者、接受者，以最少的笔墨从侧面间接地而不是直接地展示作品的艺术魅力。中国国画的“疏可走马”、影视的“空镜头”和书法的“飞白”之说等等，就既是一种艺术手法，同时也是一种对艺术空白美的表达。

其基本手法恰如司空图在其《诗品·含蓄》中概括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著一字”之处正是艺术想象的空间之所，“尽得风流”也就是艺术空白美的获得。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有不少费尽笔墨直接描写美女的篇什，使用诸如“柳眉杏眼”“樱桃小口”之类的语言加以铺写，而它们往往事倍功半，艺术效果并不理想，还往往被讥为落入俗套。而真正成功的能代表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的，则是那种具有艺术空白美质素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式的描写。

在具体创作中，东汉乐府诗《陌上桑》对秦罗敷形象的刻画，算得上是佼佼者之一。诗中写道：“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这里，作品巧妙布“白”，从侧面烘托了秦罗敷的美貌。对秦罗敷的身材面貌未作直接的描绘，而其艺术效果却令人十分满意，可谓事半功倍。其妙就妙在作品对真正所要表现的东西不“说”不“写”，留下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让欣赏者、接受者尽情领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空白美的特别风味。

（摘编自周莹洁《艺术空白美的几个问题》）

材料二：

艺术创造性地运用空白，能使主体创造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挥。这里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主体，二是作为欣赏者的接受主体。

空白效果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共同创造分不开，但从逻辑上看，空白首先应是创作主体创造的产物。空白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况。其一，作家对自己脑子里形成的意象已经有了较为确定的把握，但囿于特定形式的限制，难于充分表达；或是认为过于完备的表达，反而不利于显现意象的丰富性，于是宁可留下一点空白，让欣赏者结合已经描绘出的意境去体会。这种空白是作家计划之内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二，作家通过对客观对象的观察和体验，结合他既往的经历，开始意识到了出现在脑海中的意象的丰富内涵，但此时的认识仍朦胧，于是宁可留下一点空白，让“形象大于思维”的艺术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其三，作家估计到欣赏者在审美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心理反应，有意识地在作品的某个部分留下一点空白，以作为诱发这种心理活动的催化剂。从艺术空白产生的三种情况看，足见空白都是作家为某种艺术目的有意为之的，是作家创造性本质力量的显现。

艺术美，得力于作家创造性本质力量的物化。空白引入作品，增加了作家对他手中材料施以主观性、情绪性再处理的自由。在构思时，他就不受自然时空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打破时序，拓展空间，依主体的需要和特定的时空观，将不同时间、地点的场景情节集中起来，加强时空跳跃的连贯性。于是，作家便扩大了艺术创造的回旋余地，能开放思路，以自由空灵的审美创造为核心，寻找新颖独特的富有魅力的表达方式。如果说作品中的有墨处还不足以显示作家的创造性，那么作品中那些无墨处最能淋漓尽致地把作家的创造性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中的空白正是作家的“智慧之窗”。八大山人的画，世人公认最有个性。研究者指出，其个性多在构图中。他的构图特点在于空间多变、开阔，计白为墨，不着一笔而景象万千，空白之意都落在画的主体上。从八大山人的画以留空白取境见长的构图特点中，可以想见空白在他手里，成了他抒情写意的自由空间。

一部作品的诞生，当然得力于作家创造性劳动，但其价值的显现，必须经过欣赏者的再创造。在欣赏过程中，欣赏者对作品提供的意象进行理解，再作新的组合。理解和组合，要参入欣赏者的补充。欣赏者在欣赏过程中对作品内容的展开、情节的推进都不断作出期待、预测和判断。如果一部作品中的每句话都符合欣赏者的预测，情节发展完全在意料中，读起来毫不费力，言尽意尽，创作就意味着失败。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将作品化为想象的种子，播入欣赏者的心田，诱发欣赏者的审美创造，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作家共同完成创作。

要能够让欣赏者的审美创造性得以充分自由地发挥，就作品而言，应该留空白。这些空白是一些未定点，有着内涵上的多值广泛性，是欣赏者心灵之鸟自由翱翔的空间，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欣赏者二度创造的需要。

（摘编自吴道文《漫话艺术空白》）

一粒种子的初心与梦想

——追记优秀员、复旦大学教授钟扬

张烁

大德曰生

你可知，一粒袁隆平教授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子，让我国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你可知，仅仅20多株被西方“植物猎人”引进的我国野生猕猴桃枝条，发展成了新西兰经济的支柱产业？

你可知，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收集有全世界最多的豆科植物种子，一旦全球变暖，英国将占据粮食作物的基因优势？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钟扬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作为中国植物学家，钟扬立誓，要为祖国守护植物基因宝库；作为对人类负责的植物学家，他立誓，要在当下为人类建一处种子的“庇护所”。这个想法，终因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结缘成为现实。自此，钟扬背起足有三四十斤重的双肩包，带着学生开启了为国家收集种子的征程。

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千米，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 4000 多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高等植物的近1/5。他的理想，是在未来10年间，收集西藏植物的1/3以上，如果有更多人加入，也许30年就能全部收集完……

“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钟扬有些“傲娇”地与学生共勉，这也成为他一生大写的标注。

党员本色

经年累月的高原工作，让钟扬的身体频发警报。2015年5月2日，51岁生日当晚，他突发脑出血，血管中流出的殷红鲜血化作CT片上大块惊人的白斑。从医院出来，医生给他规定了3条“铁律”：一是戒酒，二是吃药，三是绝不可再去西藏。担心钟扬的人们“舒了口气”：这个“钟大胆”，可以在进藏上消停消停了吧。

离开ICU刚半年，他又进藏了。开始不敢坐飞机，就辗转坐火车。怕在家人那里“落埋怨”，就偷偷一个人行动。很多人不解，他连命都不要了，到底想要什么？钟扬，他仿佛对一些人们热衷追逐的事从不在乎，又仿佛对一些人们不可理解的事格外执拗。

研究植物一辈子，万千植物中，钟扬最爱高原植物，它们在艰苦环境中深深扎根，顽强绽放……他曾深情写下这样的诗句：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这是高原植物的品格，也是钟扬，这个有着26年党龄的员的人生追求。

先生之风

“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钟扬说，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花。这些年，除了为国家收集植物种子，钟扬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爱的种子——学生们。

初始援藏，钟扬想为青藏高原盘点植物“家底”。漫长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识到，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于是，他想把西藏大学的“造血机制”建起来，打造最好的平台，把学科带到新高度。

事实上，钟扬的视野从没离开过下一代。“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要从小培养，现在让孩子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谁能想到，一个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的大教授，每个月却坚持抽出两天去上海的中小学开科普课。多年来，钟扬以巨大热情投入科普教育中，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建设，承担了自然博物馆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出版了3本科普著作和6本科普译著，每年主讲30场科普讲座。钟扬，是有口皆碑的明星科普专家。

高原永生

2017年9月25日凌晨5时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返程途中，钟扬遭遇车祸，生命定格在了53岁。

这就是那个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祖国植物基因库，在青藏高原跋山涉水50多万千米，数次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收集了4000多万颗种子，打响了“植物保卫战”的人吗?这就是那个不顾高血压、心脏肥大，坚持16年援藏，让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的人吗?这就是那个从教30余年，立志要为每个少数民族培养一位植物学博士的人吗?

钟扬那带着湖南味的普通话依然回荡在耳边：“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下去，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摘编自201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