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丰碑 金涛
“人们不得不对人类中居然有以这般坚强意志追求终极真理的灵魂,从内心产生深深的敬意。”这番对史蒂芬〃霍金的评价,用在高士其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高士其1925年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翌年夏天,转入芝加哥大学化学系。1927年入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1928年,高士其在实验时不慎受甲型脑炎病毒感染,留下严重后遗症,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医学博士课程,并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美国公共卫生学会。
高士其于l930年秋学成归国,但他已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从事科学研究了。于是,这位细菌学家从此离开了实验室,用手中的笔与读者交流,开始了科普创作的生涯。
自1935年发表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以来,高士其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我们的抗敌英雄》《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相继出版。高士其认为:“好的科学小品能给人以智慧和力量,点燃理想的灯和希望的火花;培养读者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开阔眼界,启发思想,引导他们幻想未来,激励他们向科学技术进军。”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奠定了科学小品在科学文艺中的地位。这种小巧玲珑、随笔式的文章,以其独特的视角,融科学知识与社会人文于一体,深入浅出地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论,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
高士其对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的巨大贡献之一,是率先倡导了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理念,开创了科学诗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这是一种突破传统的创新。
高士其对科学诗的探索,对于广大的科普作家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科普创作也如艺术创作一样,贵在创新。这里最重要的是科普形式的创新,切忌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诸如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诗等,都需要跟上时代步伐,善于从其他文学艺术中汲取营养,创造出别开生面的作品。科普创作往往因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内容的陈旧而需要不断更新,这是所有的科普作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高士其的科普作品也不例外。但是,高士其的有些作品却有着长久的生命力,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当“非典”肆虐之时,他早期的作品如《菌儿自传》,以极为生动的笔调揭露这些危害人类的“小魔王”的真面目,引起人们对于病菌、病毒的高度警惕,使很多初次接触其作品的年轻读者感到亲切。
抗战时期,高士其以笔为武器,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高士其曾说过:“我写这些科学小品,以抗战救亡为主题。一方面,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一方面,唤起民众保卫祖国,保卫民族。”l937年高士其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奔赴延安投入革命的洪流。
高士其对中国科普界的重大影响,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坚强意志和对生活的热爱,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支撑着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献身于向大众传播科学的事业。我有幸多次见过高老,他永远是那样和蔼可亲,眸子里闪动着慈爱的光芒,尽管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但他却用文字,用他的行动,关爱中国的科普事业,关心年轻一代科普作家的成长。
高士其胸襟广阔,热情似火,善于团结所有热心科普事业的人,也宽待与自己学术观点不同的人。他深知中国的科普事业的发展,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科普队伍,他向党中央建言成立中国科普研究所。他的一切努力,绝不是以科普之名谋个人之私利,都是出自发展壮大中国科普事业的公心。
不论是文学家还是科普作家,都是以作品奉献社会,以作品与读者心灵沟通,而不是像鲁迅当年批评的那种拿不出一本像样的作品,却像奴隶总管那样作威作福、鞭笞他人的空头文学家。高士其是科普作家的领头人,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高士其在我的心目中是永远的丰碑,是中国科普界的一面光辉的旗臶。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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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由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贫病交加时,发表的第一篇著名的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没有用真实姓名“高仕錤”,而是用了一个新的笔名“高士其”。他说道:“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李宗浩《永远的高士其》)
②进入到科普信息化时代,加强受众的研究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科普方式应该成为一种必然选择。(王大鹏《为受众量体裁衣的科普》)
蒋梦麟在北大
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蔡元培奠基,蒋梦麟造房,胡适封顶,北大的传统绵延不断。蒋梦麟承上启下,掌校时间最长,自然功不可没。他为什么会成为北大功臣呢?这与其在北大的所作所为有关。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悄然离开北大,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蒋梦麟临危受命, “半年的欠款,六百饥饿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他出言谨慎,亮出低姿态,安戢人心,继续提倡民主和科学,使北大重回宁谧的书香氛围中。他认为“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学生自治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让学生自治而不是“治自”,学校要依靠感情化导而不是严格的法纪,这就是蒋梦麟的办学理念。
1920年10月,蔡元培出国考察,蒋梦麟再次代理北大校务。1923年,蔡元培因事愤然辞职,蒋梦麟第三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蒋梦麟被北洋军阀列入黑名单,他只好离开北大逃到上海,结束了将近七年的北大生涯。
作为蔡元培的继承人,蒋梦麟认为北大精神既是一种公共意志,又是一种学风。他认为:“社会能影响到政治,政治也能影响到社会;社会能影响到学术,学术也能影响到社会。无论哪一方面做起,都是有效的。”
他还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看见实际问题解决的困难,知道唱几句社会和学术的高调,最容易缴卷,就把学术和社会的研究,作为避世的桃源。或者钻进学术和社会的研究里面,忘了应世的目的”。结果,不是“养成万恶的政治”,就是产生“一班不切世务的迂儒”。这对学术和社会,都有害无益。
此外,蒋梦麟提出知识界参与政治不可忘记本职工作,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的价值,也不可能改良政治;也不应参与维持现状的政治,不能因为参与政治而妨害学术研究。
蒋梦麟在北大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初期)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恰好七年左右。1930年底,国民政府为了振兴北大,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将教政分开。实行教授专任制度,提高专任教授的薪酬待遇。蒋梦麟用人不拘一格。钱穆没有学历,他聘其为北大教授。他有魄力,有担当,勇于承担辞退旧人这一得罪人的事情。这除了职责之外,还与他的人格追求有关。因为他“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他尊重个人自由:凡个人行为之不涉及公众权益者,他绝不过问或批评;凡他的同事在分层负责的范围内所决定的事项,他从不挑剔或干预。他信服老庄的道理,对于屑细的是非之争与成亏之辨看得很淡。因此他能够超脱于复杂的人事纠纷之上。
不幸的是,就在蒋梦麟组建的“新北大”刚刚开学之际,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11月,蒋梦麟与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斥责冀东伪政府,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为此日本宪兵找上门来,“请”蒋梦麟去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进行解释。蒋梦麟毫无畏惧地深入虎穴之后,一个日军大佐居然想把他挟持到大连。面对危险,蒋梦麟冷静地说:“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在这位大义凛然的北大校长面前,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他放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与南开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争期间,三所大学合作,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学术的火种,谱写了弦歌不绝的佳话。这一切,如果没有蒋梦麟的努力和坚持,是不可能的。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从此离开了他服务多年的北大。
(节选自智效民《蒋梦麟对北京大学的贡献》,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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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洋政府时期,经常拖欠教育经费。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担任客座教授。(蒋梦麟《西潮•新潮》中对自己服务北大时期的回忆)
②现北大教授陈平原感叹:“偶然得到若干三十年代(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A.从“蔡元培奠基,蒋梦麟造房,胡适封顶,北大的传统绵延不断”一句中可以知道,蒋梦麟尽管有功于北大,但作用比不上蔡元培和胡适。
B.五四运动之后,蒋梦麟临危受命,临时代理北大校长,让北大走上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发展之路。
C.1930年底,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为北大校长,他的办学理念使北大得以生存和壮大,一些办学规划和制度几十年之后还让后人自叹不如。
D.蒋梦麟在北大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初期)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共二十一年左右,为北大的发展呕心沥血,抗战时期尤其居功至伟。
E.蒋梦麟运用儒道思想立身处世,运用墨家思想及西方科学理论治学办事,这是他的人格追求,也是他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一个条件。
周有光:周全而有光
王乾荣
周有光,江苏常州人,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当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
跟周有光老人首次见面,在2006年7月14日全国政协礼堂《群言》杂志创刊20周年座谈会上。周有光是与会者中最年长者。他中等个子,穿着朴素,风姿儒雅,戴黑色上缘框框的眼镜,面容滋润,目光睿智,头发稀疏而白,乍看,六七十岁模样,只迈步稍稍蹒跚。
周老曾遭遇“被下放”诸种坎坷,他都平和豁达以对。他也不求什么世俗的荣华富贵。天长地自久,人道有亏盈。对人生真谛通透的体味,自足达观,随时“锻炼筋骨”,也许正是这位文化老人长寿的“秘诀”。他说了:“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作为学人,善于思考,“伏案太勤”,周先生一生著述等身,百岁过后,仍然关注社会民生,笔耕不辍,尚能一年写一本书,可谓奇迹中的奇迹。
年轻时留美攻读经济,一个偶然机遇,改变了周老的后半生。他说自己的人生,原是个“错位”。可正是这个错位,使他成为一个著名语言学家和文化大师,成为新中国文字改革方面的重磅专家。周老幼年即具语言天赋,他那颗语言中枢敏感发达的大脑,对这门学问的奥妙魅力,充满浓厚的兴趣和热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期间,他即选修《语言学》,热衷于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并且发表过相关论文。
这个“拉丁化运动”,简单说就是使用拉丁字母——或称罗马字母,周老笑说“有人指它是‘帝国主义的字母’”——给汉字注音,进而以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使汉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蝌蚪文”。这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从未涉猎过的先锋学术活动,始于100多年之前。
周老语言、文改方面专著以及与之相关的论述,达20多部,广为人称道;而经济学著作仅三两部,鲜为人知。周老在语言学方面的卓越建树,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巨大贡献,学界和坊间众口一词,赞誉有加。但是近年众多媒体一味尊之为“汉语拼音之父”,他却“敬谢不敏”,诚道“不敢当”。“丝绸西去,字母东来”(周有光语)。来干吗?来拼音。汉语拼音又不是他周有光“生”的,他怎能当人家“老爸”呢!
今天,凡中国人,以及学习和使用汉语的外国人,谁离得开《汉语拼音方案》规定的拼音法?联合国也要用它呢。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开辟了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社会的一条便捷通道,功不可没。仅从这一点看,周有光其名,便将彪炳青史。
改革开放初期,为加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通晓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又被邀参与英文《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汉译,为中方三专家之一,因此人称“周百科”;中方另二人,一是新闻巨子兼大学者刘尊棋,一是被誉为“万能科学家”的钱伟长教授。
《百科全书》号称“没有围墙的大学”,翻译这本书,是一个浩大工程,对于不管多大的学者来说,也是一个学习、重温百科知识的过程。而这于周老,又是一个机遇。也许正是这一工作,激发了他研究全球化、信息化、语文现代化和世界多国文化的热情,使他晚年的学术生活,在更广阔的领域大放异彩。这时的周有光,就不只是翻译百科全书意义上的“周百科”了,而堪称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杰出学者。
周老学问大,但他不是只会躲在象牙塔里啃书本的书呆子。他研究语言,搞拼音,也没有让一串串字母,将自己纠缠在一个狭小天地里。大学者雕小虫忙,近年《群言》杂志,几乎每期都刊登他议论社会现象的短文。他其实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斗士,其人具有杂文家惯于挖掘社会病的特质,但不赤膊上阵。他把自己的“愤”,化在平实睿智之中,常以机智独特的方式针砭时弊,文字读来别有不愠不火、绵里藏针的风味。
周老说:“我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快乐到老。”但愿,在《群言》40周年庆祝会上,还能聆听这位极其独特老人的宏论。
(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2日 有删改)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
优惠的政府政策、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服务”全面对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
国外媒体评价,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这样大规模、这样专业化地吸引人才回国。
“现在,海归回国主要是被‘吸’回来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条件、更有能力吸引全球人才。
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纵观历史,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赴外求学、归国兴邦。
今天,除了拥有前辈们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吸引大量海归人才归来的, 还包括自我价值与个人梦想的实现。
然而,在全球竞争中发展成一个人才大国、人才强国,仍需下更大决心、更大力气。一份面向全国200多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编制过死、编制偏紧”是人才管理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从人才发展上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布局不优、效率不高等困境,破解这些“瓶颈”,唯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选自2月2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新东方海威时代与全球化智库(CCG)共同发布了《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六成企业在招聘时仍更倾向于使用海归人才,而82.5%的单位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优待(如更核心的岗位,较高起薪等)。
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是,身处海外的留学生在回归本土职场的过程中也遭遇了些许不 利因素。《报告》结果显示,多数企业的招聘岗位数量,招聘时间,招聘渠道对海归求职较为不利。同时,海归人才在求职过程中也暴露出对国内就业形势不了解,错过企业招聘季以及缺乏明确职业规划等问题。超过50%的海归认为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回国就业的第一不利因素,同时47.3%和32.4%的受访人员认为回国时间错过校招季以及岗位海投效率低这两大因素导致了海归回国就业难度增大。
(摘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三:日前,杨振宁、姚期智两位老科学家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一事,引发热烈关注。
在舆论场上,以耄耋之龄回归故土的杨振宁更是备受关注。已近百岁之龄的杨振宁,估计已不会如年轻时那般埋头扎根于科研一线,或许正如他本人所述,“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是文化的归属感让他对故土恋恋不舍。亦或是科学上的引路精神让他回来发挥“余热”,为后来者指引前路,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杨振宁选择入籍,是他对晚年道路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国家的道路选择是交叉的。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创造的开放环境,对世界潮流的融入,杨振宁的归来方才有了现实的可能;而杨振宁等一批海外科学家的归来,又会给中国科研带来从项目到建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迎来杨振宁桑榆晚年的同时,也不可否认,错过了杨振宁最辉煌的科研生涯。由此,未来的方向也当因之厘清:让更多科学家们愿意留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出最精尖的科研成果,不仅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血液,更因为是先进的设备、优厚的条件、社会的理智与尊重、环境的平和与包容。
(来自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有删改)
文星之陨
周汝昌
乾隆二十四年,因平定西陲,圣上一心要大肆庆贺,命令修葺紫光阁,欲寻觅画师为五十名功臣绘像。人物肖像之外,还有巨幅的战役情景全图、地图若干帧。宫廷御画院人手不够用,江南总督尹继善推荐了雪芹。这样的画是何情形?那是生命精气的巨大消耗,是画好了只有“圣上”一览,而世人永无欣赏之权利与荣幸。学艺一生,难道就为这样一个“结果”?
“捐躯报国恩,未报身犹存。眼底物多情,君恩或可待。”这是《石头记》中的一首诗,而实在是他对于显责要招他入馆画像的一个回敬词。这种狂傲不拘的答复,不但回绝了君恩,也满可招来杀身之祸。
乾隆二十七年,是壬午年(1762)。夏秋之际,雪芹的处境又因书稿而引出巨大的变化。《石头记》被判为淫邪之书,一方面他要紧张地“删削”整编出一部应付“进呈(皇帝)”的本子,一方面地方官吏正在向百姓严加逼迫欺凌,以至于拆毁住房,横加驱逐。雪芹一生坎坷,途将穷而日薄暮,而时至此间,竞真如前人所说,奔走无家----及至有家,家复被拆,仅此数椽片瓦,亦难逃毒手。才人之困厄,虽自古史不绝书,然厄至于此极者,亦可称绝矣!拆毁居屋的打击十二分沉重。“删削进呈”的打击更是加倍严峻。拆迁被逐,犹可忍受苦挨,但笔墨心血的摧残破坏,则实在创伤了雪芹的整个身心,他几乎不能负荷精神之压抑迫害。
壬午这一年,遂成为雪芹生命精神能否支撑延续的关键岁月。
壬午年的新正,乾隆离京南巡。“圣驾”所到之处,真是千般锦绣,万众繁华,直使老皇上康熙的旧事黯然失色。乾隆还特下御旨,训诫各处官员,其中透露:“各处行宫,靡丽饰观,名山胜迹,凡所经过,悉多加修整;凡地方预备的一切饰具,均须异于凡俗。”于此,可见一斑。而其时各省灾情连续,与南巡的“盛”典,正是相映成“趣”。
“删削进呈”的事果然发作了。当时,人人皆知道作这部“淫书” “邪书”的人是谁。雪芹为此, 忧愤交加。辛酸之泪,书赖以成;而此时又为书之存亡、人之生死硬洒辛酸之泪水。艰难困顿,百般作计,勉强度过了这个壬午之严冬。但雪芹的身体,由此而日见衰坏。
连年的天灾,已使粮米百物之价不断上涨。百姓人家,更加日月难度。更奇怪地是连富人家也变穷了,以致于卖男卖女。雪芹想起了一首诗,他见传抄时年方二十,引起了誓欲为女子写传的愿望。 此诗为《鬻女行》,其中几句如下:“菽粟年年责不止,甲第因循变贫子。朝餐未饱曰又晡,夜来不见炊烟起。……男媒女妁争携带,背人却鬻东门外。愿君珍重良家人,看取他年掌上儿!”
此诗所写,一心欲讽当时的富贵人家,小心日后自己的掌上明珠、千金小姐也会成为被无情役使的卑贱女奴!此诗传为当时名诗人陈石闾所作,足以作为当年“盛世”的侧鉴。雪芹想到自己《石头记》中所写不幸女子,其中也包含着这一种类。而今的“菽粟年年责不止”又甚于十几年前,更不知道天下又有几多女儿正如那诗中之女,同归于一个“薄命司”中。想到这里,自己一人的穷愁,又算什么呢?
谁知,古语说得不虚: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桩史不见书的奇事发生了:痘灾夺取了万家儿女 的性命。从三四月起,直到十月止,北京内外,儿童死于痘灾的数以万计。他最怕的事终于临头了: 惟一的儿子染上了痘疹,不治身亡。
儿子殇后,雪芹悲痛难以自持,不久也病倒了。乾隆二十八年的除夕,别人家正是香烟爆竹,笑语欢腾的时刻,雪芹在极其凄凉悲惨的情境下离开了人世!
-----摘编自周汝昌《曹雪芹》
相关链接:①孟子:说:“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正是必有一部曹雪芹传的缘由。——周汝昌《曹雪芹》卷头语。
②雪芹名霑,字芹溪,一字芹圃,正白旗汉军。……寅子颓,即雪芹父,亦为江宁织造,故雪芹生于南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一些无序的过度开发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城市悬浮物和污染物排放大量增加,空气质量下降,能见度降低,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雾霾天气已经逐渐被列为灾害性天气。
水平能见度小于10.0 km的空气普遍浑浊现象称为霾或灰霾,其是由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造成的。霾使黑暗物体微带蓝色,远处光亮物体微带红、黄色。空气中的有机碳氢化合物、灰尘等粒子也能使大气浑浊,因能见度恶化导致视野模糊,这种非水性形成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造成的视程障碍在水平能见度小于10.0 km时,该现象称为霾或灰霾。雾霾天气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天气现象,是雾和霾的混合物,还没有被列入气象观测规范。
雾与霾的区别在于霾发生时相对湿度不大,而雾发生时相对湿度接近饱和或饱和。霾导致能见度恶化,其发生是相对湿度小于60%,且能见度小于10.0 km时的大气浑浊导致视野模糊造成的。雾导致能见度恶化,其发生是相对湿度大于90%、能见度小于1.0 km时大气浑浊导致视野模糊造成的。因此,霾和轻雾的混合物共同造成的大气浑浊、视野模糊、能见度恶化,大多是在相对湿度为60%-90%时的条件下发生的,但其主要成分是霾。霾与晴空区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这点与雾、云存在差异,灰霾粒子的尺度比较小,且霾粒子的分布较为均匀,其粒子是肉眼看不到的空中飘浮颗粒物,粒子大小为0.001-10.000 μm,平均直径为1-2μm。
通常在低层大气中,气温是随高度的增加而降低的,但某些情况下会出现逆温现象,气温会随高度的增加而升高。逆温层是指出现逆温现象的大气层。在逆温层中,较暖而轻的空气位于较冷而重的空气上面,形成一种极其稳定的空气层,笼罩在近地层的上空,严重地阻碍着空气的对流运动。对流运动受阻导致近地层空气中的各种有害气体、汽车尾气、烟尘以及水汽等,只能飘浮在逆温层下面的空气层中,无法向上向外扩散,有利于云雾的形成,导致能见度降低,甚至由于空气中的污染物不能及时向大气中扩散,造成大气污染加重,给人们生产生活及交通安全带来严重的危害。
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雾霾天气现象出现增多,危害加重。这些超细灰尘主要来自机动车尾气尘、燃油尘、硫酸盐、餐饮油烟尘、建筑水泥尘、煤烟尘和硝酸盐等,是雾霾有害颗粒的重要组成部分。雾霾天气时,大气中的气溶胶使空气浑浊受污染,进入人体后不易排出,停留在肺泡,会造成危害。长期吸入易致鼻炎、支气管炎等症。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病人在雾霾天长期停留,病情会加剧。雾霾天气还会使人们的心情灰暗压抑,影响心理健康。气溶胶颗粒凝聚后悬浮在空中,还会造成视程障碍,甚至引发交通事故。
(摘编自王润清《雾霾天气在气象学中的界定与防范》)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引人高度关注。在我国,谈到海上丝绸之路,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扬州、泉州等举世闻名的出海港口所在地,或是德化窑、龙泉窑、越窑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古代瓷器生产地。这些地方在国家的支持下,都相继建立了博物馆,使当地居民和中外游客可以在那里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古代文明,畅想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的交往。
然而,海上丝绸之路并不仅仅是出发港口和到达港口,还理所当然地包括航路以及海路上停靠港口。海南岛附近的海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位于海南万宁市境内近海的大洲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是在海南岛以东海域航行船只的避风港。如今,在大洲岛周围的海底,沉睡着多条古船,它们是海南岛曾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见证,向人们诉说着大洲岛乃至古代海南岛民众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与往来这里的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交流的故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海南岛,除位于海口的海南省博物馆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与文化有关的公立博物馆,更没有一处与海上丝绸之路甚至与海洋文化有关的博物馆。
近年来,到海南岛旅游的国内外游客与日俱增,这里正在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在海南,能看到蓝天、白云、椰林、海水、沙滩,却看不到海南岛古代先民们生活的变迁,更看不到海南岛的先民们在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与南太平洋诸岛上居民交流方面发挥的作用,做出的贡献。博物馆的缺位使海南岛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强我们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巨大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掘,令人十分惋惜。
此外,自古以来,海南岛先民就与内地的先民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海南省博物馆合作,在海南岛东南部沿海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许多史前和各历史时期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由此可以看出,海南岛的史前和各历史时期的文化,既具有十分鲜明的海岛特点,又与内陆华南地区的文化存在较多的共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岛先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与分布在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居民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用树皮来做布制衣、都使用有段石器等形制特殊的石器。这些都表明,海南岛的史前文化研究很有可能是解决“南岛语族的起源”这一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争论很大的热点问题的关键。
鉴于上述种种,我以为,国家发改委、海南省政府应拨出专款,在大洲岛所在的万宁市建立南海文化(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海居民生活)博物馆,以呈现海南岛在南太平洋的文化交流以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交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让民众对南海文化有所了解,也可以增强海南旅游的文化含量,促进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王巍《海南岛是“海丝”的重要节点》)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茶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密切的关系,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来源,中国茶学与儒释道的思想理念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陆羽《茶经》是中国最早的茶学著作,书中也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关系,茶文化与儒家思想中“礼”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儒家认为礼就是秩序与和谐,“礼”也是一切民俗民风由来的源头。礼仪的观念深入到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那么在茶文化中,自然也会有所体现。在古代家庭中的敬神祭祖、宾客相见、婚丧大典、节庆宴饮中都需要用到茶。晚唐人刘贞亮《茶德》中提出了“十德”说,其中就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二句,这说明最迟在唐代,来客敬茶,以茶为礼,已成为普遍风俗,而在官场中,茶礼则已经演化为一种区别官阶等级的标志,点茶与点汤成为官场的待下之礼。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其哲学思想强调适度原则。茶丈化中体现了这一点.《茶经》中强调选水要选缓流的活水,反对急流之水,也不能用停蓄不流的死水。在饮茶之中,第一次泡茶之水,仅作“暖盏”之用,并不饮用,第二次的茶汤才是最佳之“至味”。饮茶的量也强调适度。饮茶人通过品茶而悟道,在精神上达到一种“和”的最高境界,这就是茶道。饮茶的全过程贯穿着儒家的中庸思想,也就是提倡通过茶道,营造出社会和谐稳定、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空间。
唐代诗人的品茶,已经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赏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通过饮茶与茶道展示,表现出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表现人的清高廉洁、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
道家思想强调对自然的追求。老子的《道德经》说:“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是指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而非有意造作所至。茶本是野生之物,宜生长于川谷之间,古人推崇野生茶的品质,提倡“真茶”的观念,反对在茶汤中渗以香料.在饮茶上,追求忘机超脱、冲淡自然的情趣,这些都是对自然之趣的反映。茶文化中也有道家养生的精神.最早的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作为本草的茶的确与药草有密切的关系。茶主下气,除好觉,消宿食,还可以消除心中的烦闷。因而茶与道家的养生乐生精神的结合,也就成为了早期的茶文化形态。
佛教传入我国是在西汉末期,由于僧侣活动的需要,茶就与佛教结下了缘分.佛教的重要活动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可饮酒,戒荤吃素,清心守规.因而就需要有一种既符合佛教规诫,叉能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劳和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有提神醒脑的作用,茶于是成为了僧侣最理想的饮料。《晋书》中记载,东晋敦煌人单开道,在昭德寺修行 时,室内坐禅,昼夜不眠,“不畏寒暑”,诵经四十余万言,经常用饮“茶苏”来提神防睡。“茶苏”是一种将荼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唐宋时,佛教盛行,寺院饮茶之风更热,此时,饮茶已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茶与佛教的结合还表现在一个“悟”字上。正是在这个“悟”字上,茶与禅有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都与荼事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佛家视悟得茶道为一种修身的过程。把佛家的“悟”的境界和茶道统一起来,要求要保持高尚情操,茶道融贯着佛家对真、善、美的追求。
中国的茶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儒释道的思想和荼学相结合,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茶之为饮,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相处,营造的是一种清正廉洁、恬淡安静、和诚处世的气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选自《中国的茶文化与儒释道》,有删改)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史记》,对孔子钦慕之情切切。又似有丝丝缕缕弦外之音,好像司马氏不仅找到了精神家园,还体悟到了更高境界的史家情怀。
然而将至圣先师名为史家,古今鲜有人为。当然,孔子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尽管他没做过一天的史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依班固言推论,《春秋》当为鲁国右史所为。而孔子年轻时做过委吏、职司吏,后任中都宰,三年骤迁大司寇摄相事,唯不见其做史官的记录。
言史家孔子,也实不虚妄。读万卷书,孔子自不待说,孔子于周史应是详熟,行万里路孔子也是不输,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壮而适周问礼,又周游列国十四载,孔子该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周详。其外,孔子于人物也察考洞明,当是有资格论人议事了。孔子的历史观与著述态度在今看来也十分可取,对待历史所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胜过今人。此大可辅言孔子为史家了。
但是,以《春秋》名孔子为史家似乎也有点勉强。首先,孔子著《春秋》一事实有争议。《春秋》是鲁国史书,历来被认为是鲁国史官所为;可历代史家、学者又以为是孔子所修,《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圣人”就定指孔子吗?所以,这里不足为明证。倒是孟子言之凿凿:“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算是敲定此事。孟子齐人,距孔子百多年,近圣人之居,史料当丰,传闻即真,况孟轲崇信求义,可信度应是很高。再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大抵也能杜左右之口。当然也有折中的说法。两边都讨好,各方不得罪:《春秋》原为鲁国史官所写,后经孔子修订成书。虽万分稳妥,可如此一来,孔子有假他人之功的嫌疑。
还有一个问题,《春秋》一万六千字,在今不抵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幅,可却微言大义,辞微旨博,一字褒贬,影响深远。于是历代解“经”传“经”之作不乏。单说用古文写就的《春秋左氏传》,其史料补充丰赡,记事因果清明,写人性格丰满,使《春秋》史纲泱泱为一部有历史律动的不朽巨作,堪称伟大。然而左丘明因《左传》称史家,而孔子有《春秋》却不称史家,这很值得深思。
所以,言孔子为史家实不足取。孔子只是“好古”。自称“述而不作”,只阐述前人学说而不去创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旨在缔造理想,“大同”“小康”。孔子又不只是好古,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孔子批判,毫不隐晦。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以致“累累如丧家之犬”,仍卓然独立,岁寒松柏,代王立法,惩恶劝善。如此说来,称孔子为史家还真的格局太小。夫子“木铎”,不若称“春秋”孔子。
(选自郭小琲《<春秋>有大义》,有删改)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它们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风貌的是草书,又特别是狂草。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其漂亮。由于皇室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梁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究。但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虞、褚的众多摹本,像陆柬之的文赋效颦,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和多种兰亭摹本,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或娟婵春媚、云雾轻笼,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这不正是《春江花月夜》那种“当时年少春衫薄”式的风流、潇洒和婷婷玉立么?它们与刘、张、四杰的诗歌的气质风神恰好一致,鲜明地共同具有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准和艺术要求。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而抑大令①,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以历史变化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征,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
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李白诗的无拘无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表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只是张旭的狂草,这是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宣和书谱》说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的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么?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盛唐之音》,有删节)
【注】大令:指晋王献之。
表情包占领世界
谢石
我最近突发奇想地做了一个实验——如果不打字,单靠发表情,我们能跟朋友聊多久天?
结果,纯表情聊天非但没有卡壳,反而异常顺利。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没想到它也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的说话方式——如果没有表情,有些话还真不知道怎么说出口。成套的表情包里扮成清朝后宫妃嫔的女孩扭着头说“拉下去杖责二十”,要比直白调侃来得更有效;我也不需要特意写出“晚安”两个字,仅靠一轮月亮的画面就能传达祝福。
更有趣的是,聊天表情的主要阵地已经不再是熟人之间的调侃寒暄,它也开始占领谈正事儿的工作战场。动态图里笑着握手的画面胜过单薄的一句“合作愉快”。如果你留心收藏的话,表情包还能让你瞬间掌握数百种“谢谢老板”的方式。
表情包正逐渐占据人们网络交流的话语平台,成为日常交流中曝光量极高的沟通方式。根据微信提供的官方数据,每个月有超过6.97亿人活跃在微信及海外版Wechat上,他们每天要发送数以亿次计的表情。而这里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情绪激烈的“大哭”和“大笑”,代表喜悦的“呲牙”表情仅在2014年的QQ平台就发送了超过10亿次。
借助社交网络的力量,表情俨然已经成为通用全世界的语言,并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就在去年底,牛津词典还将“喜极而泣”表情符号评选为2015年年度词汇。根据牛津词典的定义,“喜极而泣”是2015年全球最常用的表情符号,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的所有表情符号中占到了20%和17%。这个表情“代表了享乐主义和抑郁症在一代人身上的撕裂、几近饱和的大众娱乐和壮观的杀戮间的撕裂——一个精神分裂的世纪”。
事实上,这个虚拟世界里也开始建立一种从现实中投射而来的“文化”。当宫廷剧开始流行的时候,表情包里也更多地出现“娘娘”“皇上”为主角的表情;当时装周快要开始的时候,服装设计师也开始为Bitmoji表情里的小人儿设计漂亮衣服,让它们穿上Kenzo的毛衣,背着Michael Kors的新款包包,替新款服装做流量预测。
也许正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用表情来表达自我,表情世界里的数据也隐藏着许多微妙的真相。比如“谢谢老板”要比“老板你再不发红包我就要退群了”的发送次数更多。而在QQ平台的统计中,在不必谈工作的周末及其他法定节假日里,人们要比日常工作日里更喜欢发送“愤怒类”的表情。
表达喜怒哀乐的表情正在变成赚钱的战场。成功赚到钱的表情包并不少。名媛金·卡戴珊的表情应用Kimoji售价1.99美元,在上线之后不久获得了每秒9000的下载量,这让卡戴珊每分钟获得100万美元的进账。而篮球明星斯蒂芬·库里的表情应用StephMoji在上线三天后就超过了Kimoji,成为分分钟都能赚钱入账的热门表情包。
虽然在微信表情公共平台上,绝大多数表情都是免费下载使用的,但这些由十帧画面组成的动态表情,也正在逐渐成为能够赚钱的生意。微信表情平台2015年12月2日正式开放了给表情艺术家赞赏的功能,截至2016年5月1日,已上架的1500套表情中,有92%的表情开通了赞赏,累计赞赏金额超过人民币409万元,平均每次赞赏2元人民币。
尽管表情包似乎正在逐步占领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有趣的是,在这个愈发热闹的表情世界里,真正身处其中的人却似乎感受到了一丝失落。
表情设计师孟繁琦说,10年前刚开始做表情的时候,她要花费大量心思琢磨面部表情,因为起初以为表情取胜的关键“靠脸部细腻微妙的变化”,她要琢磨如何在8帧的画面里尽可能表现复杂的情绪,但近些年的表情下载和发送数据让她发觉,“浮夸的肢体语言”更受欢迎,“哭也分很多种,默默流眼泪的啜泣就不如满地打滚的哭法受欢迎”。现在最受欢迎的表情追求的是“一眼就看明白”,只要一个夸张的图片配一句简单易懂的文字,“恨不得2帧就画完了”,复杂的表情反而不容易受欢迎。
所以,在打开聊天窗口,看到表情包里一片情绪高昂的狂欢时,她说她其实更怀念那个“认真说话”的过去,不过这种情绪要怎么说出口呢?最后,她还是发来了一个表情,一个小狐狸无奈地耸耸肩,摇摇头。
(《中国青年报》2016年09月14日11版)
白鹿原上寻找陈忠实
“世间已无陈忠实,天地白鹿魂永存。”白鹿原不仅是陈忠实代表作《白鹿原》的名字,也是确有其实的地名。1942年,陈忠实就出生在这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文化寻根”的热潮。关中处于陕西的中心,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近代的兴衰起落,触发了陈忠实的思索与探究。他在西安周边的几个县查阅县志、文史资料,与乡人聊天,查访民间奇闻野史。
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垫头物。陈忠实最担心的就是他写不出一部作品来当“枕头”。那些年,陈忠实一直待在白鹿原上的老家。妻子在西安照顾一家老小,他一人在村里,吃饭只能靠从城里背馍。西安陈忠实文学馆的工作人员权伦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陈忠实这一生,年少时是为读书,把馍馍从乡下往城里背;中年时,为写作,又把馍馍从城里往乡下背。”
1988年4月1日,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他的整个心理状态已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写作的那四年,陈忠实身在老家的白鹿原,心在笔下的白鹿原,穿行于清末、革命、抗日、内战的不同时期。故事写到1949年,书中的白鹿原解放了,陈忠实自己也解放了。
《白鹿原》快写完时,妻子来给他送蒸馍和擀好的面条,送妻子出小院时,他告诉妻子这些面和馍吃完,就写完了。妻子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不了咋办?”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
手稿交给出版社的同时,陈忠实也复印了一份送给陕西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10多天都没消息,陈忠实内心忐忑地进城。李星正买菜回来,见了陈忠实啥也不说,就说到屋里谈,陈忠实被吓着了,从一楼到五楼,一进书房,李星猛然回身,像吼秦腔般说道:“咋叫咱把事弄成了!”当时李星还有三个预言:你不用找评论家,评论家会来找你;十年之内,没有人能超过你;《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这三个预言一一应验。
在《陈忠实传》作者、白鹿书院副院长邢小利看来,《白鹿原》自问世以来能历经二十四年不衰,缘于故事里的“仁”“义”二字。千古文人侠客梦,“他所描写的这个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就有‘仁义村’之称。那些仁义古风,是陈忠实这类耕读之家走出来的人的理想,也是这方水土里千百年来最深厚积淀的美德。这才是《白鹿原》的灵魂。”邢小利说。
1996年,陈忠实在清明时写了一首故乡诗:“忆昔悄然归故园,无意出世图清闲。骊山北眺熄烽火,古原南倚灼血幡。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从来浮尘难化铁,十年无言还无言。”当时的他,已经功成名就,住在省城,但很快厌倦了城市里的喧嚣和龌龊,复归田园,乐于为乡党写对联、当执事先生。他来自乡野,魂也在乡野。
白鹿书院是陈忠实晚年的一个心愿。2002年,他和几位学者讨论问题时,有人提议可以在白鹿原上创建一个书院。2005年,白鹿书院成立,创办当天陈忠实说:“白鹿最终回到了白鹿原上。”
八百里秦川上,有一种代代相传的老腔,既不是传统秦腔戏,也不同于现代摇滚,古朴悲壮,粗犷豪放,白鹿原上的陈忠实,就是那一笔老腔。
(摘自《环球人物》2016年第13期,有删节)
材料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是加快动能转换、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顺利跨越这个关口,就必须激发出创建这个第一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就必须“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好知识产权的技术供给和制度供给的双重作用,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不断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
(摘编自社论《播撒创新种子,守护创新中国——写在2018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启动之际》,《中国知识产权报》2018年4月20日)
材料二:

(摘编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2017年中国专科调查报告》)
材料三:
继山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相继取得突破后,近日,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科研团队的“电化学脱嵌法从盐湖卤水提锂”技术专利,成功转让给一家科技公司,许可使用费超过1亿元。双方将共同组建平台公司,由平台公司具体负责专利的产业化。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科研创断工作偏重基础理论研究,拥有深厚研发创新能力的科研人才未能将智力资源转化成市场价值。根据市场发展趁势探寻科技创新方向,不断更断升级科技创新思路,正是提升专利质量、实现专利市场价值的核心之义。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打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藩篱,鼓励高校对持有的科研成果采取转让、许可等方式进行转移转化,对高校以实践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王康等《创新为市场,转化显效益》,《中国知识产权报》2017年9月29日)
材料四: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过程中,高校普遍遇到了一些障碍。首先,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脱钩的矛盾长期存在,大学科研工作与企业技术创新在目标、路径、组织方式,评价标准及环境要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高校的成果很难直接转化成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其次,成果转化的机制不畅。高校传统体系是为了适应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而设计制订的,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等社会服务方面的需求,现有体系在机构设置、管理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匹配性不足。
(摘编自胡罡等《地方研究院: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新探索》)
材料一:
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一词的出现显然要晚于“城市化”,这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力推中国的城镇化概念,并获得一批颇有见解、影响较广的研究成果。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它也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中共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正式采用了“城镇化”一词。这是近50年来中国首次在最高官方文件中使用“城镇化”。
(摘编自“360百科”)
材料二:

(摘编自《1950—2025年中国与世界城镇化率比较》)
材料三:
依法执政能力是党领导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增效剂,具体表现为依法决策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城镇化进程中依法执政对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破解制度难题、统筹城乡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面对城镇化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法治是最好的化解之道。
一方面,建立健全以保障农民权利为核心的法治体系。从人口学意义上看,城镇化的本质问题是农民问题。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保障农民的各项权利。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构建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通过司法保障农民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长期帮扶机制;等等。
另一方面,提高党对新型城镇化的依法决策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党领导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始终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制定发展规划,推进制度改革,保障农民权利,维护社会稳定;要不断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坚持依法决策和科学决策,城镇化政策的调整、农地征收补偿制度的修改、城镇地址和规模的确定等都要依法依规进行。
(摘编自焦晓云《加强党的领导,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力》)
材料四: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重物轻人、“兴城不兴业,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违背了城镇化规律。所以,中央一再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明确提出“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摘编自彭焕才《解决好人的问题是城镇化的关键》)
材料一:
诗词,除了课堂与考试,也可以变成《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综艺节目,引发全民追捧;二胡,除了街头与舞台,也可以走进直播平台,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的一次演出,吸引21.5万观众;故宫除了景点与博物馆,也可以化身折扇、玩偶、便签,一年文创产品的销售额达10亿元……传统文化,正抖落历史的尘与土,脚步轻快地跟上了时代。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期)
材料二
一场二胡直播吸引21.5万用户,一位古筝主播年收入超千万元——平日里许多传统艺术表演家想都不敢想的受关注度,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一些进军网络直播平台的传统音乐艺术表演家身上。箜篌、古筝、琵琶……这些普通人在古诗词里读到,却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的乐器,正由演奏者在直播平台上真实展现。平日里“冷门”的传统乐器,为什么放到网络直播平台上就“火”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互联网传播的助力。比如,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平时如果到国家大剧院演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人左右。这还是在文化资源和传统艺术爱好者集中的北京。但是,一旦网上直播,艺术传播突破了时空障碍,全国甚至全世界喜欢这门艺术的人都可以观看。
(摘自人民网2016年4月7日)
材料三
全国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保护专家田青表示,传统艺术要坚守住本质的东西,不能为了迎合流行而搞“转基因”。田青委员坦言,在传统艺术保护问题上自己是“保守派”,传统艺术要坚持自己本质的东西,不能“转基因”。“转基因的结果就是迎合人,这不是艺术家要做的事,艺术家要有自己的坚持和创造。”田青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让自己原汁原味保持自己的基因不变非常重要。“假如为了迎合年轻人,所有的戏剧都改成流行音乐了,那干吗还要200个剧种,”田青表示,传统艺术的从业人员要坚持自己的底线,比如昆曲古琴要有一定文化积累和修养才懂得欣赏,不能因为听众现在还没达到这一修养就迎合。
(摘自《中国日报》2015年3月3日)
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妹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妹,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
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
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妹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
“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材料一: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日前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新增“留守儿童保护”专门章节,其中提出父母外出后应当与留守儿童每个月至少联系一次,及时了解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
这一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救助保护机制,不仅要求民政部门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建立留守儿童信息管理平台, 还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监护指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此外,还规定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定期将留守儿童监护、抚养和身心健康情况报县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摘编自2016年12月6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的留守儿童,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而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过去一直说如何重视,但具体到哪个部门负责,没有明确。这次明确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牵头,是二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儿童不再留守,就是要让他们与父母团聚。让父母返乡,还是让孩子随迁?学者段成荣的建议是,从制度上创造条件,让孩子跟着父母进城。
大学毕业后,黄湘洁作了一个“逆历史潮流”的选择:留在家乡湘西的老司岩千年古寨,当一名幼儿园老师。黄湘洁的故乡在湖南老司岩,明清时期曾富贾云集的千年寨子,今天一切依旧保持地理原貌——很陡很长的石板路,村口岩壁上比谁都老的古树,还有躺在荒野中间破败的祖屋。寂静,是最大的变化。今天的老司岩仅185户农家,685人,外出务工人员占去一半。留守儿童39名,孤儿2名。
1984年,一纸中央文件松开了乡村户籍人口“自由出入”城市的高墙。仅1989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就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迅速蹿到了3000万人。即使闭塞如老司岩这样的古寨,也在错过第一波打工潮后听到了风吹草动。1992年,黄湘洁的父母双双外出务工,留下她和姐姐、弟弟三人独守家中。那年黄湘洁两岁。
“当时的乡村,穷是一种常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近三十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说。1984年,还是在校研究生的他跟着导师到辽宁、山东等地的农村调研,最大的体会就是农民那股想要外出谋生的深切冲动。
彼时的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粮食价格低,还需缴纳农业税费,种地基本不挣钱,有时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赔钱。尤以1994-1996年最为严峻。而远在近千公里外的广东佛山,当时外来工已经可以拿到数倍于内地的工资。以至于农民外出务工,都被中西部地区政府视为一件大事拿到办公桌上讨论。
四川则更有趣,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四川普查办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由政府推动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后来被其他地区当作经验争相效仿。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黄湘洁的归来也让村里人不解。他们说,一定是在外头找不到工作吧。2013年9月,在当了志愿者一年后,她打消了出走的念头。她说,“不要让这些孩子再被遗忘了”。
(摘编自2016年3月24日《南方周末》)
材料三: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6月19日《关于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
材料四:
2016年9月21日,河南全省法院“送法进校园暨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发放仪式”在郑州市古荥镇实验小学举行。这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第五年送法进校园,为该省650万留守儿童送去温暖和关爱,孩子们也获得了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学习保护自己的技巧和方法。
据悉,本次活动的主题为“让爱相伴--让法律照亮留守儿童回家的路”。活动现场,河南基层法官讲述了与留守儿童之间的故事,打动了许多人。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现场授课,教孩子们如何预防性侵害,保护自己。四个留守儿童代表用诗歌朗诵《爱的礼赞》,向所有关心、帮助留守儿童的爱心人士表达最朴素的谢意。
据有关部门统计,人口大省河南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50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还多。
(摘编自2016年9月21日“中新网郑州”)
材料一:
中非关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各国之间的对外合作关系。中国和非洲有着浓厚的传统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2015年12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在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的致辞,中方愿在未来3年内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
2018年7月23日,国家主席再次开启“非洲之行”,出访塞内加尔、卢旺达、南非、毛里求斯四个非洲国家。
中国帮助非洲建设了一批公路、铁路、机场、港口……2017年5月31日通车的蒙内铁路是落实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的重要成果,也是中非“三网一化”和产能合作的标志性工程。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在视察蒙内铁路建设时说:“蒙内铁路将带领肯尼亚开启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转型。”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二:
过去20多年间,中非经贸额不断飙升,1990年只有9亿多美元,2000年达到100亿美元,2010年超过100亿美元,2017年高达1700亿美元。专家认为,未来5到10年间,中非之间的贸易额会有两位数的增长。这不光是量的增长,还意味着越来越高的“含金量”。在非洲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谋求更高层次发展之际,中国将毫无保留地同非洲分享技术、经验与市场,以开放台作促互利共赢。这是中非合作最美的前景。
中国在南苏丹、马里等地有约2500名维和驻军,占中国全球维和人员80%以上。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宣布,中国五年内将提供1亿美元支持非盟常备军建设,并建设8000人的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
事实证明,在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之后,非洲的发展呈现出了更大的活力。无论是非洲“2063年愿景”,还是非洲国家具体制定的相应发展战略,都与“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在双方共同意愿之下,“中国梦”与“非洲梦”不断共鸣,中非发展机遇渐紧密融合。
(摘编自《经济论坛》)
材料三:
报北京8月22日电(记者杜尚泽、白阳)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于9月3日至4日举行。这是中非友好大家庭的又一次大团圆,也是中国今年举办的规模最大、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非盟委员会主席将率国与会,联合国秘书长作为特邀嘉实、27个国际和非洲地区观察员也出席了峰会有关活动。
9月3日上午,主席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下午,论坛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
主席发表重要主旨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加强对非关系的新理念新主张,宣布中国对非务实合作的新行动新举措。会议通过《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一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
在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主席发表重要主旨讲话,提出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并提出下一阶段中非务实合作的“八大行动”。
《苏丹视野报》经济版负责人阿布达拉说,北京峰会吸引了全球商界和媒体注意。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合作可以创造全球经济发展新的繁荣阶段,有助于解决贸易保护主义等不平等问题。
布隆迪《新生报》姆伯尼汉库耶说,中非合作给非洲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八大行动”囊括了设施联通、能力建设、健康卫生多个方面,完全符合非洲人民对中非合作各方面的期待。通过“八大行动”,未来非洲会有更多大型项目和计划得到落实。
中非媒体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加强交流:加强务实合作,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传“正能量”;疑聚媒体力量,为增强中非国际传播力发出“好声音”;鼓励青年交流,为讲好中非友好故事注入“新动力”。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材料一 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生态美学是在西方生态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它们可看作是文学、批评、美学与生态思想或生态哲学的结合体。可以说,生态文学是生态思想在文学中的反映,它是生态思想的具体文学形态;生态批评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总结,是批评的具体实践状态;生态美学研究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诗意关系,而生态批评则是生态美学的实际应用形态。
我们在借用生态思想来从事三者的研究时,必须注意到“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一词的概念及其内涵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界的存在状态,整体、系统的观念被移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范围和对象必然会发生改变。因此,吴秀明提出:“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它引进生态学而又要保持文学自身的特点,因此其中的生态思想需要经过艺术特殊化——也就是审美的特殊中介这样一个环节。这里所谓的审美中介,就创作主体来说,即主体情感。通过情感这样一个中介来统摄主体与客体、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寄托自己的忧患意识和创造思维。”
生态思想贯穿文学和批评,要警惕由此带来的理念排斥诗性的弊端,避免让文学成为生态说教的范本,而忽视文学本身的审美属性。生态理念先行的研究方法,会造成为了理念而理念的研究倾向,不易于全方位把握文学作品的现实。赶场式的理论研究,不加转换地生搬硬套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当下文学研究中的突出弊端,从而造成浮躁的学风。其实,真正的生态文学,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和谐,对它们作合历史、合目的的善的评判;而且将其纳入富有意味的艺术创造机制中给予美的造型,把善进行审美对象化。
(摘编自党圣元《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问题域》)
材料二 生态小说对很多读者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它需要被放到相对大一些的生态文学的概念里来理解。作家刘亮程认为,“多数文学作品总是借助自然抒怀,在这样的书写过程中,一片草,一朵云都被赋予了使命,自然不是它本身而是比喻的工具。但自然不应该是工具,自然应是有生命的自然。生态文学应该是通过人的灵魂与自然界的灵魂沟通而后达致的表达。”
格罗特费尔蒂教授认为,生态文学也并非我们一度以为的环境文学。因为,“环境”还是一个人类中心的二元论的术语。与之相对,只有“生态”这个词,才真正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换言之,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文学。
而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是生态文学写作必定会涉及的方面。作家陈应松深有体会,他说他写神农架,若只是写的环境、生态、故事,便会使作品狭窄。所以,对生态文学的思考,对环境问题的揭示,要对一个地方人民的生存进行通盘审视才行,还要加上时代和政治等因素的考量。这也就注定了有一定深度的生态文学必然有着显著的文明批判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直接描写自然,并非是生态文学的必要条件。有专家更是表示,一部完全没有直接描写自然的作品,只要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也可说是生态文学作品,概而言之,诚如生态文学研究专家布伊尔所说,生态文学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的。
生态小说之所以在生态文学的大环境里迅速成长起来,是因为作家们敏锐地意识到,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要通过小说写作这种方式发出自己的批判之声。而相比报告文学呈现具体的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的数字和现象,小说进入生态领域,赋予了生态文学更多的生动性、形象性以及文化内涵。生态小说能以具体的人物和人物命运,让生态成为有生命有呼吸的生态。
以作家张炜的创作为例。如果把他的一些作品简单归入生态小说之列,自然有失片面。但如有论者所言,他在写作中对各种自然生命怀有生态同情,细致入微地描摹多姿多彩的生命姿态,并反思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局限。在小说《三想》中,张炜对树、狼、人的心理描摹还原了自然界生命间隐秘的联系与彼此友好的情谊。在小说《九月寓言》中,张炜为逝去的野地灵性哀婉不已,对建立在对大自然的暴力征服之上的现代文明激烈批判。可以说,张炜的生态思想,在小说叙述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对小说写作而言,过于强烈的批判也可能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欠缺丰厚的文化积淀,这样的批判会流于浅表化、单一化;如果欠缺足够的艺术功力,小说的描绘会失之于单调、贫乏。事实上,生态小说虽然旨在揭示生态危机现状、反思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但不能止于对生态理论的照搬和套用,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主题的层面上,而应当在人与自然相冲突的文化反思中展现独特的美学追求。
而从具体的艺术表现看,生态小说虽然表达各异,但越来越显示出同质化倾向。以评论家雷鸣的观察,当下生态小说里盛行哀挽模式。小说常借助“最后一个”的动物或植物,投以“挽歌式”的凄惨目光,由此拷问人性的邪恶与贪婪,对人类肤浅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予以鞭挞。同时,生态文学在价值观上也存在着极端推崇神性与自然伦理,忽视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偏至化倾向。应该说,生态小说融入古代自然神话、神秘现象、宗教传统、奇风异俗等内容的叙述,也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但要是对神性缺乏必要的哲理思辨能力和艺术化解力,就有可能招致一些作品堕入玄虚不可知论的深渊。在呈现思想批判的同时,怎样加强艺术表现力,或者说怎样改变生态小说有生态无小说的窘境,正是生态小说写作者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傅小平《生态文学:如何走出有生态无文学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