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 知识点题库

材料一：

    浙江省的选考模式中，三门选考科目考生有两次考试机会，再加上外语，共计四门，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传统高考“一考定终生”的风险。最初，高考改革的最重要目标就是改变“一考定终生”的传统，让真正有才华、有特色的学生都能进入理想的大学。现在看来，新高考在这些方面做出的努力已经获得了大家的广泛认可。

    尽管浙沪两地的新高考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新高考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让人质疑的便是被各方看好的“走班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师资水平、管理能力等多方面的局限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

    “走班制”是指学科教室和教师固定，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和兴趣愿望选择自身发展的层次班级上课。不同层次的班级，其教学内容和程度要求不同，作业和考试的难度也不同。这一教学方式既能因材施教，又能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在国外许多知名私立中学被广泛采用。

    但在具体的学校工作中，“走班制”却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目前许多学校的实际情况看，根本没有足够的师资来开设所有的组合课程。上海的6选3模式有20种排列组合，而浙江的7选3模式更是达到了35种组合，但大部分学校能提供的课程组合模式仅有7到8种，条件差些的学校甚至更少。

    与“走班制”相配套的选考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同样与预期出现了偏差。

    选考制度在设计时的主要出发点是希望学生的兴趣、学科特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你擅长什么，你对什么感兴趣你就选考哪门科目。听起来很完美，但要知道，在中国许多家长的眼里，“喜欢不能当饭吃”。据调查，物理这门学科在浙沪新高考中就被许多同学“无情抛弃”了。由于很多学生觉得物理学科很难，在与其他考生竞争时会处于劣势而影响高考成绩，最终选择放弃物理。“作为自然学科的基础，物理教育的缺失将直接影响到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不利于考生个人的成长和国家的人才培养”，洪文强调。

    新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分担单次高考的压力，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中大教育考试教研中心负责人陈学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学校的具体教学和学生的表现看，高考的压力的确是被分担了，但是学生的负担却反而加重了。

    他表示，减负也好、选考也好，新高考的方向就是要让学生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真正掌握自己的未来。但高中生要真正独立思考、规划自己的人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节选自《科技日报》，有删减）

材料二：

    “新高考”之下，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两依据一参考”构成：“两依据”指统考和学业水平考试；“一参考”即综合素质评价。

    今年浙江考生迎来全新的“3+3”高考模式：必考科目语数外3科统考，外语一年可考两次，自选3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计入总成绩，学业水平考试可一年两考。

（节选自《新华社·网易教育》）

材料一：2014年在人们逐渐习惯了用手机叫车的时候，移动支付也悄然走入大众视野——用手机结算车费比现金方便许多。而从用户体验角度来看，我国移动支付软件的优势远不止“便捷”这一点。社交性强是许多人对我国移动支付软件的直观感受。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程文杰感慨于微信红包的“贴心”。微信支付将技术和传统习俗结合起来，让用户在和钱打交道时，不忘人情温暖。中国人民大学的韩国学生李在城最欣赏移动支付的安全性。“信用卡在你手里，也存在被盗刷的风险；相比而言，只要管住手机，移动支付就比较安全。”移动支付的安全性离不开中国自主研发技术的保驾护航。在智能实时风控系统的保护下，目前支付宝的交易资损率为百万分之一，远低于国际领先支付机构万分之十七的风险水平。

（摘编自刘少华、顾桥孜《移动支付是信息时代中国的“弯道超车”》）

材料二：

注：2017年第2季度，在余额宝交易规模继续高速增长的带动下，支付宝金融类业务交易规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受益于对线下扫码业务的持续投入，支付宝消费类业务和个人转账类业务的交易规模均呈现爆发式增长。加之阿里自有电商业务移动端业务做出的规模贡献，支付宝电商类业务交易规模也保持平稳增幅。最终，支付宝以53.70%仍然占据头名位置。

（摘编自易观《2017年第2季度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交易规模23万亿》）

材料三：混血版的支付宝钱包、微信钱包正在竞速。2016年10月，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与蚂蚁金服宣布共同运营电子钱包“支付宝HK”。几乎是同时，腾讯公司旗下“微信支付HK”团队也在港宣布推出了3项升级支付功能，让消费者可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线上线下、不同消费场景的支付，从而给市民生活带来便利。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支付机构提前几个月，就联合支付宝升级自己的在线支付网络。2016年11月，蚂蚁金服与泰国支付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蚂蚁的普惠金融模式复制到泰国。2017年10月，蚂蚁金服投资的韩国移动支付公司Kakao Pay用户数突破2000万，72%的韩国就业人口在用。在芬兰，支付宝与当地最大的电子钱包ePassi开展合作。ePassi服务本地个人用户约70万，占该国总人口的近14%。

（摘编自陈莹莹《移动支付出海：混血版钱包成抢滩先锋》）

材料四：目前，支付宝已遍布海外，北上芬兰，南下澳大利亚，通过技术出海的方式，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打通本地移动支付市场。来自中国的移动支付技术，带给海外的不只是支付方式的改变，更是对当地社会方方面面的深远影响。印度维杰创立Paytm的初衷，是想让每个打工者有个可以安放自己财产的账户，并随时安全地转给家人。而中国突飞猛进的移动支付技术，正帮助他实现初衷。如今Paytm的用户数超过两亿人。据蚂蚁金服国际事业部资深总监介绍，许多发展中国家出于反腐、反洗钱的需要，都希望减少现金流动，让更多的钱进入可被追踪的电子支付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传统金融机构往往并不发达的国家，希望直接进入移动支付时代，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此，很多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得益于近7亿的手机民。中国跃升为国际领先的移动金融大国，中国样板正在被复制、推广。

（摘编自王萌《中国移动支付盛行海外：外国人说要向中国同行学习》）

    材料一：

    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岀新的部署。《“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要求，从八个方面实化细化了相关路径和措施，各地按照这个规划，攻城拔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国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金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提高组织化程度，培育带动贫因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干部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摘自新华社2017年2月22日，有删改)

    材料二：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产业是本。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张家大院安置点引进科技公司成立农民专合社，建立产业示范园3000亩，年人均可增收1600元，湖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北引导各地走特色扶贫道路，如黄冈市形成了“罗田一只羊”“麻城一朵花”“英山一片茶”等一批特色产业，另外，加强就业培训，提高搬迁户劳动技能，也是鼓起“钱袋子”的重要手段。

    （摘自2017年9月18日《四川日报》，有改)

    材料三：

    走进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观音岩村易地扶贫安置点，60户安居房分成六七排，错落有致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旁边小山上的野菊花迎风盛开，这里安置了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5户随迁户，村民董兴淮高兴地说：“我用政府补助的5万元建起了占地面积40多平方米的安居房，没有增加建房负担，很是满意!”

    董兴淮介紹：“原来我们住的是土墙石板顶，一下大雨就不敢睡，怕水冲进房子来，害怕房后的山垮塌，现在不出钱就住上了新房，孩子在外打工也不担心在家的老人和孩子的安全，他们回来交通也方便。”

    据村支书介绍;该村269户689人中，外出务工者达186户546人，占总人口的79.2%，大部分均在东川区务工，务工成为了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安置点一侧的公路边，有致富头脑的人，已带领群众进行白芨等中药材种植，当地传统产业“老家洋芋”也越来越受外地消费者欢迎。

    (摘自2017年4月27日《曲靖日报》，有删改)

    材料四

（摘自《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

    材料一：

    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旁的老年人。据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客观地讲，在我国目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要彻底解决空巢老人“不敢老”的问题仍存在困难，需尽量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老年人的担忧。

    （摘编自王庆海《破解空巢老人养老难题》）

    材料二：

    空巢老人的问题，折射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交织着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候鸟式的迁徙就不可避免；社保制度的割裂，使各种保障难以无缝衔接；户籍制度的坚冰，让老年人随子女迁徙难度加大；政府投入不足和民间资本进入不畅，导致养老服务供给不够且水平较低……时代的列车一往无前，老年人却已步履蹒跚；而最为弱势的空巢老人，更是难以承受的时代之重。

    从要求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重点向农村倾斜”，到提出“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问题正在破解。而此前不久，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无疑将有助于解决老人们面临的问题。

    （摘编自贾壮《“空巢”之痛时代之重》）

    材料三：

    农村空巢老人安全现状令人担忧。具体体现在：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面临着外在危险的威胁，由于年老体弱，老人在受到外力侵害时无力抵御和抗衡；另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多陷“内在疾患”。调查显示，农村空巢老人的患病率在80%以上，甚至有50%以上的老人患有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农村空巢老人安全问题主要发生在以下六个方面：自理能力下降，慢性疾病，消防隐患，用药不当，不法分子诈骗、入室盗窃、抢劫，住房老旧。

    下图是对农村空巢老人猝死家中的原因的调查统计分析。

    （摘编自张晓琼、侯亚丽《晚年何以安度：农村空巢老人安全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四：

    一方面是老龄化社会的步步逼近，一方面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何把“互联网+”和养老服务结合？南京市民政局目前正在进行这样一种有益尝试。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一键呼叫式”养老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便利，而便利也往往是老年人群体所最为期待的。通过“互联网+”把以上这些老人在居家养老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各种资源、服务整合到一起，老人身边只要有一个电话或手机就可以轻松享受这些资源和服务。

    养老服务网络等于是通过“互联网+”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在市场和老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进而实现双方的共赢。

    但我们也要看到，老年人群体要想充分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便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对那些被纳入养老服务网络的企业、商家在服务质量、服务价格上给予必要的引导，以避免有企业和商家哄抬服务价格，导致老年人群体消费不起的情况；二则，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老年人群体，政府应该加大养老补贴和救济的力度，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享受养老服务网络上的各种资源和各项服务。

（摘编自苑广阔《盼“互联网+”惠及更多空巢老人》）

材料一：

    中国社科院和文献社共同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指出，对于中国的人口而言，21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重大的人口事件之一是人口老龄化。

    联合国将“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

    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寿命大大延长。

    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第一，老龄人口的增长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将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负担。据统计预测，1990年中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2025年将抚养29.46人2050年将抚养48.49人.第二，伴随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必将对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第三，人口老龄化使养老经费大幅增加，给政府带来比较沉重的财政负担。第四，人口老龄化客观上要求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第五，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再加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子女需外出打拼，陪伴父母的时间变少，使得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正在逐渐弱化。需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主体、社会为补充”的养老模式，以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摘编自《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材料二：

    2008-2017年中国新生人口数量及人口出生率

    （注）人口出生率指某地在一个时期之内（通常指一年）出生人数与平均人口之比，它反映出人口的出生水平，一般用千分数来表示。

    2010-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及比重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材料三

    在国家还处于欠发达的状况下，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为此，国家已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制定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中长期政策和长远规划，并争取以较短的时间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老年健康服务的刚性需求将不断释放。“十二五”时期，我国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服务能力不断加强。尽管老年健康服务机构数量逐步增长，但适应老年人健康需求的综合性、连续性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强调要积极推动医养结合服务，重点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所需的医疗护理和长期生活照护服务，并以建立养老社区，中医药保健等方式使老年人健康服务更为多元化，推动老年病养护、防治。

（摘编《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5亿》）

    材料一：

    “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了一个持续高速的增长。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确实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每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创新。因为危机淘汰了很多落后的，再一次占领市场的时候必须是先进的。正是危机的不断刺激，才有世界经济的波澜壮阔的发展，才有不断地创新。中国不得不创新。如果不创新的话，依然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技术是人家的，中国依然在一个极低的层面加工产品，而且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原料、资源和环境。这样发展下去是非常被动的，不仅挣不到很大的利润，而且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资源负担会很重，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或者核心应该是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摘自李义平《中国经济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材料二：

    制造业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吸纳就业、活跃创新的重要力量，保持制造业的竞争力和较快发展对于刚刚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中国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兼之人民币升值、油价和运费提高等因素，“中国制造”赖以依存的低成本优势被严重削弱，中国制造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应对挑战，一方面，要提高传统产业、成熟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要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建立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合作体系；要增加对教育和培训的公共投入，完善在职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制造业产业工人的素质；要鼓励企业开展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逆向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境并购，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高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

    （摘自李晓华《提高“中国制造”竞争力》）

    材料三：

    品牌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核心体现，更是企业的生命所在、灵魂所系。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作为一种高度稀缺资源的知名品牌，正为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产值在2010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我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却寥寥无几。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品牌发展水平虽有提升，但仍与其发展规模和地位不相匹配，我国工业企业的规模效应并未转化为品牌效应。中国企业更依赖利用大批量生产与批发式销售的商业模式来实现企业财富的增长，凭借增加要素投入和加强成本控制来获取成功，而忽视了通过产品、服务和自身形象的品牌化塑造来提升企业价值。  

    （摘编自张厚明《“中国制造”走“品牌强国”道路》）

    材料四：

    今天，当世人以全新目光打量中国的时候．中国制造的形象也在悄然改变。中国制造正在把优质、精品、创新等关键词刻印在铭牌之上。“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作出了重要指示。从中，人们可以发现突围破局之路，可以体会中国制造被赋予的新的时代定义。中国制造，当以创新为灵魂，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中国制造，当以品质为生命；没有优良品质．制造强国的地位就无法确立。像对待生命一样重视品质，以工匠精神锻造世界品牌，中国制造才能焕发斯的生机活力。中国制造当以人才为根本，建设制造强国，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制造业人才队伍。相比技术的研发、产品的创新，这一过程更加需要定力和耐心，也更加呼唤企业界、教育界和政府部门等各方的共同努力。   

 （摘编自辛识平《新定义“中国制造”》）

材料一

    应急管理是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为了降低突发事件的危害，达到优化决策的目的，基于对突发事件的原因、过程及结果进行分析，有效集成社会各方面的相关资源，对突发事件进行有效预警、控制和处理的过程。

应急管理流程

(摘编自黄宏纯《突发件全面应急管理》)

材料二：

    现代城市的集聚特征使突发件具有复杂性关联性和衍生性,城市应急管理不仅是对单一事件的应急响应，更是一个具备完整体系的应急机制。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信息技术,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和模式。应急管理是智慧城市的重要应用之一,智慧城市背景下的应急管理基于数据融合，面向业务应用，以决策和行动的智慧化、智能化为特征的集成化管理。其情报体系适应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业务综合化、信息资源多样化的要求,以支持智慧决策与智能响应。

(摘编自郭骅等《 “智慧城市”背景下的城市应急管理情报体系研究》)

材料三：

    每2分钟对400平方公里城市道路做一次全身扫描；实时感知智能烟感探头可能传回的报警；实时监控重点危化企业车间生产情况……这是作为未来城市基础设施的杭州城市大脑，关于这座城市实时进行的“日常思考”。

    以杭州城市大脑余杭平台为例, 余杭平台承载了交通、卫健、城管、消防等9大模块。记者在这里看到,一条火警信息弹出,显示辖区内某道路上发生车辆起火事件。通过城市大脑的智能分析,火情的发生位置立刻被锁定。同时,主屏幕自动跳转到三维建模的城市地图,并在一侧出现了附近4路治安监控传回的实时画面。这一过程中,指挥中心迅速和辖区消防大队建立了实时联系。余杭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中屠石磊说, “比如，以前赶往火灾现场，只能得到粗略的现场情况描述，现在通过指挥中心、单兵端的智能联动，可以快速了解火场情况，提前制定救援方案。”

(摘编自吴帅帅《数据为智能治理赋能“城市大脑”迸发智慧光芒》)

材料四：

    A市气象局于2017年12月31日发布预报,2018年1月2-7日将迎来入冬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雨雪天气过程，并通过微信、报纸、电视等形式向市民发布该信息。市委市政府多次下发紧急通知，要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暴雪灾害防御和应对工作。1月3-4日A市普降大雪后，城管、市政、交通等部门累计出动融雪车辆2870辆次，平地机28台次，滑雪铲车50台次，融雪巡视、值班人员1960人次，抛洒环保融雪剂350余吨，对市内主要交通干道进行交通疏导、融雪除水作业。大雪造成4-5日全市大范围交通瘫痪。在应对雪灾的过程中，行动所依据的方案没有明确规定相应响应级别应出动的人数、设备，现场指挥基本依靠领导经验决策。公交公司未及时为车辆配置防滑链，4日公交正常出车率不到一半，地铁5日早高峰出现故障，至中午12时8分才恢复通车。大型除雪设备、融雪剂储备不足。除雪初期，市政城管部门单打独斗，志愿参与除雪的市民无法与公共服务的接口对接。

（摘编自李洪斌、陈力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老字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商业文化、历代相传的手艺之外，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留下的宝贵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产品的文化价值更加突出，也利于老字号走向世界。

    中外的老字号的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国外的百年品牌比如可口可乐、雀巢、奔驰、宝洁等，非但不老朽还很青春时尚。而一听说中国的老字号，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块乌漆漆的牌匾，上面写着“百年老店”。而那些蜂拥而至消费的人群中，大部分是第一次体验的外地游客。北京稻香村是非常大众化的糕点品牌，与之相比，日本的糕点品牌虎屋已有500年历史，却成了糕点里的艺术品。韩国央行曾发布报告称，全世界创业200年以上的企业共5586家，日本多达3146家，占了近60%。而中国200年以上的企业屈指可数。陈李济、张小泉、荣宝斋、玉堂酱园、六味斋、广德楼剧院……我们对这些名字越来越陌生。

(摘编自《沉睡的“老字号”，到了苏醒的时候》)

    材料二：

(摘编自《老字号发展报告》)

    材料三：

    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老字号发展至今，面临着巨大挑战和激烈竞争，如果还是观念陈旧、故步自封，就会被时代抛在后面、受到市场冷遇。

    诞生于清末的北京稻香村是著名的糕点品牌。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升级和电商的崛起，曾经引领市场、一呼百应的热销场景难以再现了。北京稻香村营销部的一位负责人介绍，稻香村正在借鉴当下一些时髦“网红”食品的营销理念，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目前来看效果明显。

    “除了营销创新外，我们还与电商合作，尝试在线上首发、线下跟进的全渠道销售。”该负责人说，他们希望稻香村产品能够在社交网络上形成话题和良好口碑，让人们看到稻香村也有青春、“卖萌”的一面，从而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如果说包装营销是理念创新的“外衣”，那么产品创新就是其扎实的“内功”。六月初的一个周日，北京吴裕泰前门店门外，购买“吴裕泰冰激凌”的顾客排起长长的队伍。“我们店每天卖出的冰激凌大约有一千六七百支。”店长付代娣说。据介绍，吴裕泰自2009年起先后开发出茶冰激凌、茶冰饮、茶蛋糕等衍生产品，得到了顾客的喜爱。

    药品分类、扫描装箱，从包装到入库全流程都由智能化机器自动完成……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极具“科技感”，完全超出了人们对老字号企业生产方式的认知。“我们的智能机器人每小时可抓取1000到2000件左右药品，既解放了人力节省了物力，又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济堂生产部经理游创文介绍说。近年来，同济堂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截至目前，已申请专利36项，获得了市场认可。

    除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外，老字号机制体制的革新是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基础。运营机制活了，资金、人才、产业链等要素才能全盘皆活。同时老字号在企业转型、改制等方面也应有所作为，全聚德集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企业转型改制为老字号带来了充裕的资金和科学的管理机制，夯实了企业基础。

材料一：

    CRISPR—Cas9被称为本世纪最大的生物技术发现之一。这一基因编辑工具革新了实验室的生物技术，有助于疾病研究和加速药物研发进程。该技术还显著影响了基于微生物的工业生产和粮食作物开发。但是真正让它一举成名的却是将其应用于人类基因组的编辑。2016年，来自四川大学的中国科学家首次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针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开展了人体临床试验，标志着CRISPR—Cas9技术从此开启了人类基因编辑的新纪元。

    CRISPR这一叫法是90年代由西班牙科学家Francis Mojica首次提出的，他通过深入研究首先发现，细菌和古生菌DNA中一连串作为原始免疫系统基础的重复序列，能够帮助细菌“记录”病毒入侵者的DNA；Cas9是一种蛋白质，可以识别在CRISPR中存储的特殊序列，并通过序列匹配剪切所有的DNA。

    虽然CRISPR—Cas9在90年代就被发现，但直到2012年，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和艾曼妞·卡朋特才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这篇文章介绍了当CRISPR—Cas9这一体系从细菌中取出，再引入那些组成更复杂动植物的真核细胞时发生了什么。“在真核生物中，当你剪切DNA时，你会激活一种修复机制，从而开启了重写DNA的可能”。

 (摘编自《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是如何改变世界的?》，新浪医药2018年3月5日)

材料二：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酸奶公司Danisco就开创了CRISPR的早期应用，当时科学家们使用早期版本的CRISPR来对抗牛奶和酸奶中的主要细菌，该细菌总是被病毒感染。那时候，CRISPR技术仍不成熟。

    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急需使用CRISPR保护粮食和农产品免受新细菌的侵害。基因编辑可以使种植更加高效，可以缓解马铃薯和西红柿等主要作物的全球短缺状况，也可以创造出不受干旱和其他环境影响的作物。基因编辑会影响我们吃的食物，因为食物基因被编辑以后，食物有可能携带更多的营养物质或可以在杂货架上保存更长时间。

    另外，运用CRISPR技术还可以生产更精瘦的家畜。2017年10月，北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使用CRISPR对猪肉进行遗传工程改造，使猪体脂肪减少了24％。研究人员将小鼠基因插入猪细胞中，这样猪可以更好地调节体温。

(摘编自《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争议和未来》，搜狐科技2018年2月23日)

材料三：

    不久前，霍金在其遗作《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中提到，未来将出现被改动基因的“超级人类”，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会增强，甚至将提高智力和寿命。而霍金恐怕也没想到，他所想的未来竟然在其离世后不到一年就来了，11月26日，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健康诞生。对于这项基因编辑技术的成功，人们的反应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美好。

    霍金在其遗作中说过，如果一部分人变成了“超人”，作为普通人将只有两条出路，一是随着基因改造技术的普及，“普通人类”将会逐渐消失，都变成经过基因改造的“超人”；二是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无法通过基因改造进行提升的普通人类将变得“可有可无”，普通人类将会被“奴役”或是面临清洗。

    关于改变基因来避免某种疾病的做法，是否能够取得效果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旦基因编辑不完全，那么非但无法预防疾病，反而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像此次对CCR5基因进行编辑以预防艾滋病的做法，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编辑专家穆斯努鲁提出“没有正常的CCR5基因的人会面临感染其他病毒的高风险，比如西尼罗河病毒，死于流感的风险也会增加”。

    而在其实际效果之外，还存在十分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有学者认为以任意手段暂时或永久增加人体机能是十分“可怕”的，不光有学者对其担忧，前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也做过相应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受访民众也对基因编辑技术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摘编自《抵制基因编辑技术，人类到底在恐惧什么?》，《智能相对论》2018年11月28日)

  请简答概括《别了，“不列颠尼亚”》这段话中的“最为世人瞩目”和两个“最后”这几个词作用各是什么。

材料一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富足的物质生活导致肥胖问题日益凸显，这一健康隐患对居民健康产生了极大影响，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担忧。

2016年，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全球成年人体重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成人肥胖人口已经超过瘦子，而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男性肥胖人数4320万人，女性肥胖人数4640万人，总人数高居世界第一。

另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中国成年人和儿童青少年肥胖率均在上升。对于肥胖和超重的青少年来说，饮食习惯仍然是影响体重的重要原因。首先，不吃早饭。调查显示，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吃早饭的比例在逐渐降低：7-12岁青少年吃早饭比例可达95.7％，但16-18岁的青少年吃早饭比例则下降到了90.7％；其次，爱吃夜宵。吃夜宵的人随年龄的增长比例提升：7-12岁青少年吃夜宵比例只有9.7％，但16-18岁青少年则高达23.8％。常吃宵夜的孩子摄入的热量难以消耗、容易引起脂肪堆积，长时间则引起肥胖。但遗憾的是，人们目前仍然缺乏有效应对肥胖问题的相关专业知识。

（选自《十九大首次提出健康中国战略以应对日益凸显的国民肥胖问题》，有删改）

材料二

图1：中国超重率与肥胖率统计         2：中国肥胖情况分地域分析（港澳台除外）

（选自《十九大首次提出健康中国战略以应对日益凸显的国民肥胖问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居民健康促进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健康中国”提升为国家战略。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须把握“四个坚持”：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坚持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

“上工治未病。”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须以预防为主，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重视重大疾病防控，重视少年儿童健康，重视妇幼、老年人、残疾人、流动人口、低收入人群等重点人群健康，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全面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须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等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此外，要大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要充分发挥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性，从提升薪酬待遇、发展空间、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增强医务人员职业荣誉感，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风气。

（选自《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在足球比赛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哪个人犯规，哪个人就得受罚，用不着由双方停了球辩论。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除了做个发球或出界的信号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在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他的责任是察看每个球员的动作不越出规则之外。一个有Sportsmanship的球员并不会在裁判员的背后，向对方的球员偷偷地打一暗拳。如果发生此类事情，不但裁判员可以罚他，而且这个球员，甚至全球队的名誉都受到影响。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对于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就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遵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环事，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我之被邀，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因为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读书知礼，是权威。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竟拍起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我那时常觉得像是在球场旁看裁判官吹哨子，罚球。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有删改）

材料二：

费氏笔下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它比较缺乏变化，所谓“乡土特色”使得整个社会趋于静止；第二是只见“社会”不见“国家”，以及相应地，只有“礼俗”没有“法律”。这种社会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明清时代的社会并不相同。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随着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土地交易和土地的流转极为频繁，这使得整个社会内部充满动荡与不安。这种情况表现在法律上面，便是诉讼频仍和地方行政不堪重负。比如据一位日本学者保守估算，乾隆年间，普通州县一年可能收到15000至20000份状词：在一个有大约23000户人家的州县，每年作为新的原告或被告参与诉讼的在千人以上。当然，这种估算即便属实，也并不意味着清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无别，或者，清代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法治时代。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是，明清社会并不缺乏变化，当时的基层社会也不是不见“国家”，在那里，社会秩序单靠传统、习惯和礼俗尚不足以维系。

（节选自梁志平《从“礼治”，到“法治”？》，有删改）

材料三：

在儒家看来，诉讼违背自然秩序，破坏社会秩序，并对伦理秩序形成挑战，因而“无讼”成为古代国家精英的社会理想。为了实现“无讼”理想，中国传统社会通过三种途径来抑制诉讼。非制度化抑讼途径方面，国家精英通过思想劝导、榜样示范、社会舆论等多种方式进行道德教化，不仅试图借助道德感化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准，劝民息讼，也努力营造“为讼有害”的社会舆论，增加诉讼的道德成本。制度化抑讼途径方面，统治者通过制定严格的诉讼制度来增加民众提起诉讼的难度，诉讼不是人人、时时都可采用的手段。半制度化抑讼途径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调处在纠纷解决中扮演重要角色，明清时期被纳入到国家司法体系之中，成为纠纷解决的必经阶段。

在国家精英的努力下，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地方实现了“无讼”或少讼，然而宋代以后“好讼”的记载同样常见。非制度化抑讼途径方面，明清时期出现了通过明断案件来实现“无讼”的思潮，一些官吏在诉讼实践中放宽了对诉讼的限制，导致诉讼规模的急剧膨胀。制度化抑讼途径方面，诉讼制度宽严变化，在一些历史时期有条件地允许民众越诉，然而一旦放宽对越诉的限制，就会造成越诉规模激增，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半制度化抑讼途径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地矛盾的日益尖锐使民间调处所依靠的关系网络受到冲击，如果民间组织不能有效应对冲击，将使民间调处对民众的约束力老化，民众可能越过民间组织而直接向官府提起诉讼。概而言之，虽然历史上抑讼力度不断调整，存在强弱变化，但国家精英自始至终对诉讼持负面评价，制度设计和诉讼实践也是以抑讼为主流，因而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以“抑讼”为主要特征。

（节选自郭星华《无讼、厌讼与抑讼》，有删节）

材料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它具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突发性，突发性指事件的时间、地点、方式、程度等情况，都难以准确把握，对事件起因、规模、事态变化等，也不能事先确定；二是复杂性，主要指造成原因复杂，有自然因素造成的，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有人为因素造成的，如战争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三是传播的广泛性，某些传染病可能无国界地广泛传播。

（摘编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构成要素和主要特征探讨》）

材料二：

作为非典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当时的中国在疫情防治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对疫情隐瞒不报。另一方面，当时国内比较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制度、应急设施。对于非典一类的新发传染病，彼时并无任何应急预案作为指导依据。而且，许多医院没有足够的隔离设施，交叉感染严重。这些都使得疫情难以在初期得到有效控制。

SARS之后，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决心和行动。政策方面，2003年国家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此后又出台了一系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从国家到乡镇逐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医疗救治方面、各地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包括设立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扩大医疗救治队伍等，此外，中央还主导建立了一套信息通报体系，保证疫情信息快速透明地传播。这一系列建设使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明显提升。

（摘编自《非典十六年之后，中国的防疫体系都有哪些进展？》）

材料三：

2009年、全球爆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我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迅速组织联防联控、并坚持公开透明地公布疫情信息，使公众能够了解疫情，做好防控。此外，政府还联合科研机构进行疫苗的研发和生产，仅87天，就研制生产出全球首支获得生产批号的H1N1甲流疫苗。

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中国政府积极应援非洲，同时采取国内疫情防范措施，取得了“零感染，零输入”的可喜成绩。这次疫情抗击还成为我国首次在卫生应急领域走出国门的成功案例。

事实上，自非典后，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已多次经受住考验，并在实战中不断完善。国家卫计委卫生应急办主任许树强曾表示，中国经过非典疫情、汶川地震和埃博拉疫情等重要阶段的洗礼，应急能力已大大提升，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摘编自《抗击甲流：中国在行动》）

材料四：

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袭来，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面对疫情，党中央总揽全局，对抗击疫情作出指示，指明方向。各级党委政府按照中央决策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加强防疫工作，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此外，在疫情面前，我国还坚持防控工作全国一盘棋，联防联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创造了十天十夜建成火神山医院的奇迹。

我国一系列措施有效地防控了疫情蔓延，国际社会对此普遍给予肯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方行动快速有力，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摘编自《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来自哪里》）

材料一：

西方戏剧的观念与中国戏曲的观念，是迥然有别的。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对戏剧进行了理论总结，写下了著名的《诗学》。他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悲剧“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中国的戏曲理论，无论是明代的汤显祖还是清代的李渔，阐述的重点都是在演员的演技和唱腔方面，剧本的故事无不处于次要的位置。

这种理论上的差异，自然造就了舞台演出的分疆。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时期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船下要装小轮子。小轮子必须妥善地装上一层厚橡皮，使船能平稳地滑动……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使用的槽是锡制的、空心的，在空心的槽里灌上一半水，摇槽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典型的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把一个不容怀疑和增减的情节让观众接受。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摹仿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观众这种感情是由演员的姿势引起的，正是这种姿势使得这场行船的戏获得名声。”

中西舞台演出的不同，自然也造就了欣赏的异趣。

西方看戏剧的观众十有八九是以认知的心态去观赏的。他们努力设身处地地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在戏剧的剧场里，观众的神情始终是关注的，观众席上始终是寂静的，大家都在悄悄地“偷看”台上发生的“事件”。观众即使被“事件”触动，也不敢即席发声与伙伴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如果“知”了就不再进剧场。西方戏剧以及类似样式的艺术，一般很难吸引没有偏爱的回客。中国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年；老年演员能扮演青年；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如京剧的梅兰芳；女演员能扮演男人，如越剧的徐玉兰。

这种强调表现力而不重客观真实的舞台准则，是西方戏剧闻所未闻，不敢想象的。

（节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清初画家笪重光在他的《画签》里一段论画面空间的话，也正相通于中国舞台上空间处理的方式。他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有独创性，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中国舞台上一般地不设置逼真的布景。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环境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逼而神境生”。

这是艺术所启示的真，也就是“无可绘”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美。

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使舞台上“空景”的“现”，即空间的构成，不须借助于实物的布置来显示空间，恐怕“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排除了累赘的布景，可使“无景处都成妙境”。例如川剧《刁窗》一场中虚拟的动作既突出了表演的“真”，又同时显示了手势的“美”，因“虚”得“实”。《秋江》剧里船翁一支桨和陈妙常的摇曳的舞姿可令观众“神游”江上。中国的演员能用一两个极洗炼而又极典型的姿式，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景表现出来。

（节选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略有删减）

材料一：

当前，在新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之下，高中生涯规划教育成为改革的热点和受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生涯规划教育要求学生应全面评估自我，对自身能力、性格、兴趣、优劣势、个性、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划。生涯规划教育具有导向性，是随着学生年龄、经历、身处环境的变化而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生涯规划教育都有助于学生清晰认识到“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能成为谁”等问题。

实行新高考以后，学生学会选择是其在高中阶段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人生规划初期的最基本的要求。学生不仅要提前清晰认识评估自我，规划高中三年的选修课程，确定高考的选考科目，更要明确认识到课程选择的意义、生涯选择的重要性、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责任。

高中生生涯教育包括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是学生在适当时期尽力规划个人未来生涯发展的历程，这个过程中，学生应全面展开自我评估，客观进行生涯选择，稳妥进行人生管理，由此，可以将盲目 选择对人生的不利影响 降到最低。

（摘编自刘瑞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生涯教育的意义及途径》）

材料二：

高中阶段的学生要对自己的潜能和职业有个大致了解，但还要意识到想从事的职业未必是能从事的职业。学生在设计职业发展时，不应该只是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还要考虑自己是否有适合某种工作的能力。因为未来是多变的，能够适应这个变化很重要。这一方面需要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教师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倾向，树立适合自己的职业目标；另一方面，通过专业的性格、兴趣、能力等职业生涯规划测试，参照老师、家长和朋友对学生的评价，帮助学生更全面的认识自我，找到想从事的职业和能从事的职业两者的最佳结合点。

以往，高中生在进行学科选择和填报志愿时往往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实用主义影响，关注最多的不是未来的发展，而是薪酬、升职等利益问题，最终选择一些热门专业。但这些热门专业未必是热门职业，而且等学生毕业的时候，这些专业是否依然热门都是未知数。因此，要帮助学生建立自己和职业生涯的联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意义感，避免学生因盲从利益趋向而做出的并不明智的专业选择。

据调查和统计，在影响职业生涯规划发展的各个维度上，性别、科别、是否是独生子女等变量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年级、学校性质、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于职业生涯规划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年级越高，成绩越好，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发展水平越高。

（节选自搜狐网《新高考背景下的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材料三：

高中生自我认知情况统计图

高中生自我认知情况调查表

【 注】以上数据均为百分比。

（摘编自《重庆市某重点中学首届新高考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四：

“一到每年的四五月份，办公电话就变成了热线，其中十有八九是咨询转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都不知道所报考的专业到底要学什么。”近日，一位高校教务处负责人表示，高考考生报志愿时会感到迷茫：“高考学生都说不清楚自己的兴趣点是什么，将来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往往由家长、教师甚至委托机构代为填报。”有调查显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仅有13.6%的人了解所选专业；有超过70%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

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惠英如是说。

“高中生选择权的增加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和权利去思考规划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道路，促使学生更早地思考人生，选择满意的生活方式，进而寻求个人价值和幸福。通过生涯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优劣势和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对高中学习、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自我需求和社会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进而进行客观地、主动地选择。基于此，学生思考评估后的选择更能强化学生的学习目标，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有助于其终身发展和自我实现。”

（摘编自河北新闻网《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找到前行航标》）

材料一：

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11月7日以来，全国天然气日供应量达到10亿立方米以上，比去年同期增加约1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组织中石 油、中石化、中海油、国家管网公司，综合采取有序动用管存气、启动地下储气库开采等措施，保 障了天然气供应平稳有序。

“我们将充分发挥同各地，各有关部门和企业建立的天然气保供日调度机制作用，扎实做好各项保供工作。”孟玮说，要确保合同严肃执行，重点督促供需双方严格按合同保障供用气，对民生用气全部纳入合同，确保足额供应。

孟玮表示，要组织全力增产增供，重点推动企业大力提升助探开发力度，促进国内气田安全 满岛荷生产，全力增加国内资源供应。加强对北方取暖地区的供气保障，高峰期通过组织“南气北上”，加大储气动用等多措并举，增加北方地区资源供应，对供应偏紧地区加强调度保障。要稳定民生用气价格。督促各地和相关企业严格执行天然气价格政策，保持民生用气价格基本稳定。

(摘编自刘坤、张翼《能源保供，一刻也不放松》、《光明日报》2021年12月15日)

材料二：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目前，随着煤炭增产增供措施不断落地见效，煤矿优质产能进一步释放，全国煤炭产量迅速恢复并快速提升。11月7日至9日调度日平均产量达万到1175吨，已超过寒潮前几日平均生产水平，其中11月9日调度日产量达1182.5万吨，为近年来第三高位。

11月10日，煤炭调度日产量达1205万吨，创历史新高，较上一个峰值增加12万吨；其中，山西、陕西、新疆等多省区煤炭产量均创近年来新高，为全国能源保供稳价工作莫定了更为牢固 的基础。

与此同时，煤炭价格逐渐回归理性。国家能源集团、中煤集团等国有企业相继主动下调煤价。另外，在近日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召开的会议上，全国10多家主要煤炭企业表态跟进，主动将主产地5500大卡动力煤坑口价格降至每吨1000元以下。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从市场监测情况看，近期煤炭供需形势持续好转，煤炭期现货市场价格均出现明显下降。随着后期煤炭产量提升，煤炭市场供需形势进一步改善，预计煤炭价格将加快向合理水平回归。

(摘编自刘坤《我国能源保供取得阶段性成效》，《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2日）

材料三：

能源保供事关经济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能源供应保障和冬季保取暖工作，制定了多项政策举措，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山西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能源供应保障，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山西省高度重视保暖保供，形成了协同高效的推进机制，加强能源综合协调和调度保障，印发《山西省调煤保电保气和冬季保取暖工作方案》，全面安排部署各项任务，建立调度预警、督导 督办、定期通报等工作机制，保障任务落地见效。山西省加快产能核增进度，全力组织煤炭企业增产，煤炭产量保持高位运行，煤炭产量显著增长，积极落实省外保供任务，对全国电煤供应保障有力。山西省作为煤炭主产区，5500大卡动力煤坑口价格已降至900元/吨以下，保供稳价政策执行到位，使煤炭价格回归到合理区间。山西省建立日报告制度和预警机制，动态掌握发电企业电煤库存情况，加大挂牌督办力度，降低全省发电机组的非计划停运，逐步恢复非计划停运机组并网运行，使电力供应能力稳步回升。10月份以来，山西省煤成气日均产量保持在 2500万立方米以上，推进管网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实现可串换、可互保、可调配。落实政府3天，城燃企业5%储气责任，全省形成储气能力4.1亿立方米。已投入运行的储气设施，储气达到罐容80%要求，有力保障全省用气需求。

(摘编自张毅《加强能源供应保障 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山西日报》2021年12月4日)

材料一：

由于传统工业化模式建立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破坏、高碳排放”的基础之上，节能减排意味着减少投入或增加成本，所以节能减排一直被视为负担，绿色发展也被视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承受的“奢侈品”。

实际上，传统发展模式的成本非常高，包括外部成本、隐性成本、长期成本、福祉损失、机会成本。只不过，这些成本很多都没有反映在商品的成本中。如果算总账，绿色发展反而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发展模式。

碳中和不只是简单的化石能源替代和节能减排的事情，而是要彻底改变工业革命后建立的发展模式，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目前，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标志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和一个新的绿色发展时代的来临。

中央第九次财经委会议强调，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这对于实现“双碳”目标(指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极其重要。

“双碳”目标不只是单纯的减排问题，更是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是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模式转变的问题。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工业革命后建立的传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因此，要想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必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转变发展方式。

将“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框架，有利于加快实现这一目标。“双碳”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整体推进，发挥各部门协同效应。如果只是将其当作单纯的环保来对待，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

要避免“双碳”目标方向走偏。减排只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维度，如果只是解决高碳排放问题，而不同时下大力气解决高资源消耗、高生态环境足迹(指生产消耗品、吸纳废弃物并使之无害化而必须具备的肥沃土地及海域面积)等问题，那么可持续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

因此，必须在生态文明整体框架下推进“双碳”目标，才能确保“双碳”目标同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

(摘编自黄海珊《社科院张永生：广东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发挥了排头兵作用》)

材料二：

作为能源革命的两个里程碑，“双碳”目标将大幅推动节能和提高能效，同时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稳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体系。在煤炭消耗量较大的阶段，实施低碳转型可使我国在能效方面获益更多，更绿色和高效的能源可以保障能源的供需安全和环境安全。因此，低碳转型与保障能源安全是并行不悖的。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重新认识我国能源资源禀赋。若只讲“富煤、缺油、少气”，不能准确描述我国能源资源禀赋，这将是一个影响我国能源政策、能源战略的重大问题。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是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已开发的可再生能源不到技术可开发量的1/10。实现能源低碳转型，我们的资源基础丰厚。

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既体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区原则”和基于发展阶段的原则，又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但同时，实现目标需要克服巨大困难，其中包括产业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以及对高碳发展的路径依赖惯性比较大等问题。因此，实现“双碳”目标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科学的转型过程，既要防止“一刀切”和简单化，又要防止转型不力带来的落后和无效投资。而且，碳达峰不是攀高峰，更不是冲高峰，而是高质量经济发展同时的达峰，是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使碳强度逐步降低的实现达峰，是瞄准碳中和的达峰。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碳中和要开创一条兼具成本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路径。

(摘编自朱妍《杜祥琬院士：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克服巨大困难》)

材料一：

从一朵晶莹、素洁的雪花开始，从一声纯净、温暖的童声开始，从一株昂扬、葱绿的春芽开始；2022年北京冬奥会来到了我们身边。北京冬奥的背后口，凝结着无数参与者的心血汗水。他们之中，有一位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北京冬奥记录着、见证着、歌哭着，她就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冬奥》（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作者孙晶岩。

孙晶岩从2017年中国中办冬奥成功开始，历时5年，走访国内外多个城市，面对面采访200余位与冬奥会相关的各界人士，全景记录了北京冬奥会从酝酿、申办到筹备充满曲折与挑战的历程。作品通过丰富真实的事例和人物，立体、生动地书写了京冀两地三大冬奥赛区的建设奇迹，更呈现出新时代的中国续写奥运辉煌的决心与实力，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孙晶岩坚持“报告文学要有宏大视野＂的创作理念。她创作《中国冬奥》的初衷和记录冬奥筹备历程的重点看，是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有活力、有实力的中国形象，是希望能真实记录冰雪运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促进。正是作者的家国情怀，使整部作品呈现出文学反映时代重大进程的及时性和前特性。通过这本书，我们能感受到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有中国国力的支井、有冰雪产业的发展、有与世界的融合。

从这部《中国冬奥》中可以看出作家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理念的躬身实践。孙晶岩说：“报告文学是行走的艺术，一定要用脚板子跑出来，要讲究文学性，刻画主人公的精气神，弘扬真善美。”为创作这部作品，她在大雪纷飞的冬天，凌晨5点就起床赶往建设工地采访；在零下20摄氏度的夜间，与张家口赛区的建设者们一起感受壮观的雪场造雪；坐着绿皮火车，穿过漫长一夜去冰雪基地采访，见到艰苦简陋的训练环境，为教练员、运动员的精神感动落泪。她寒来暑往、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到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跟踪场馆定设进展，前往黑龙江、吉林等冰雪运动强省探寻中国冰雪运动的拼搏之路……目力所及，是与冬奥相关的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人。孙晶岩坚持一种“心心相印的采访”，在面对采访对象和写作时，她试图“进入心灵、走入审美”，相信“只有笔端常带感情，才能写出动人的文字”。也许正是这样的创作信念和行动，使她的作品扎实深刻、朴实动人。

“雪里已知春信至。”一场盛大的冰雪赛事折射着中国生生不息的力量。《中国冬奥》以文学的真诚与情意，为北京冬奥会献上一份特殊的礼物。

（摘编自孔令燕书评《雪里已知春信至》）

材料二：

记者：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手心情如何？

李剑叶：很激动也很荣幸，能举着自己设计的奥运火炬传递奥运圣火，内心无比荣耀。

记者：作为北京冬奥会“飞扬”火炬的外观设计师，奥运火炬在您心中代表着什么？

李剑叶：奥运火炬最原始的含义是传递光明、希望与和平；每次奥运火炬的设计，大家都会特别关注，因为它代表着这届奥运会的举办国家和城市所要传递的信息和展现的形象。

记者：经历过整个设计过程后，是一种什么感受？如果用一个词去形容设计过程的话，你会如何形容？

李剑叶：这是挺难的一个问题，因为设计过程有太多大大小小的故事和插曲，整个设计过程很难，但是我更多想到的是“浪漫”这个词。

记者：浪漫？为什么？

李剑叶：当时我们决定做火炬设计的时候，第一个闪现在脑海中的画面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开场，一面红旗慢慢飘扬入画，有一种中国的历史厚重感，同时也孕育着一种力量。它还有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一种自我突破的意境。

记者：这是否如同谈了一场“浪漫的恋爱”?

李剑叶：是的，恋爱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样子，从一开始可能不认识，然后慢慢去熟悉它，跟它产生一些互动和交流。同时也会有比较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奥组委对我们的方案不满意，这个过程也非常痛苦，感觉要分手，马上会失恋了。

记者：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当得知您的设计方案最终确定为北京冬奥会火炬时，您的心计又是如何？

李剑叶：当时整个设计团队在开总结会，在会上我接到一个消息说“花卷出锅了”，当时就有点潸然泪下的感觉，但是因为设计团队成员都在，所以我都忍住了，其实眼泪已经溢出眼眶了。

记者：这是否如同经过恋爱过程后，在求婚时听到“我愿意”一样的感受？

李剑叶：对，但是我觉得当时只是求婚成功，证还没领。整个设计团队兴奋之后，立刻投入新的工作中，就是要将我们的设计稿做成实物。无论怎样，与奥运火炬从“相识”到“求婚”成功总是一件令整个团队都高兴的事。

记者：最终的“飞扬”火炬和此前第一稿有很大区别，“飞扬”火炬设计成中空是什么样的灵感激发的？

李剑叶：第一稿提交之后，奥组委并不满意，随后我们陷入了创意困境，中途甚至想过把糖葫芦作为符号元素设计到火炬中去，这个过程比较痛苦，很多时候是在不断围绕一个圆心画圈，你有感觉就是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你很难直接走到圆心。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偶然间看到会议室桌上绿植的一片干枯树叶掉下来，给了我们灵感。那片树叶呈现出一种螺旋中空的形态。

我们观察到这片叶子的旋转是有加速度的，这种生命力让人找到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某种连接，就是人生不止直线，而是曲线前进，且有快有慢，这也激发了我们的灵感。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四个字“道法自然”，自然能够给你不一样且新鲜的启发和灵感。

记者：在设计2022年冬奥火炬的时候，如何打破大家原有的奥运烙印去寻求更多的创新？李剑叶：设计火炬本身是一个命题作文，这个命题作文在人类历史上被反复重写。奥运火炬的关注度很高，在设计过程中要出新，但又不能怪，因此设计过程确实有难度。

2008年的火炬通过卷轴体现造纸术，同时又用了“祥云”元素，某种程度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回顾。我们在设计2022年北京冬奥“飞扬”火炬的时候，通过“祥云”图案渐变到“雪花”图案的设计，再把环保、绿色等元素放到里面，充实未来感，所以我想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设计。

记者：如果分别用一个词语去形容“祥云”火炬和“飞扬”火炬，您会用哪两个词语去形容它？

李剑叶：祥云火炬应该用“平和”来形容，而飞扬火炬是“激情”。

记者：您觉得“飞扬”火炬代表什么？

李剑叶：_____________。

（摘编自中新网记者对李剑叶的专访）

材料一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972年，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与会各国共同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生物资源保护被列入二十六项原则之中。1993年，《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生效，公约确立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这三大目标，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启了新纪元。

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中国一贯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中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臻完善、监管机制不断加强、基础能力大幅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格局基本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2020年9月30日，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指出，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凝聚全球治理合力，提升全球环境治理水平。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续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力量。

（摘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

材料二

在这次研究中，我们试图从一个比较整体性的角度，理解年轻人对于生物多样性的认知与态度，梳理年轻人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现状，也想进一步探索，如何可以增加年轻人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了解与行动。

此次研究的覆盖面较广。在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理解与参与上，包含了没有主动关注这一议题的“路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感兴趣的观望者和已经在采取保护行动的行动者等。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自1970年到2016年间，全球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在短短不到半个世纪消亡了68%，地球生命力指数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平均下降超过一半。

（摘编自《2021年轻人保护生物多样性行动洞察》）

材料三

据新华社消息，《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11日在昆明开幕。10日，中国科学院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发布了多项生物多样性成果。

“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在国家水平摸清主要生物类群和植被类型的目标。”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从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现状、保护、收集、保藏、开发和利用，及大数据平台建设等方面介绍了中科院相关成果。

2021年发表的《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1版）》中包含了11.5万个生物物种。仅2020年，我国发表的新物种超过2400种，占全球新发表物种总数的10%以上。近年来，中国建立了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其中，鸟类网用卫星追踪器标记了140多种4000多只迁徙鸟类40多亿条数据。正在开展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和即将启动的第三次新疆自然资源科考等将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本底和变化提供翔实资料。

《中国科学院生物资源目录》汇集了735万份生物资源数据。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保存了17468种、25.8万份生物种质资源，使我国的特有种、珍稀濒危种及具有重要经济、生态和科研价值的物种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中国科学院主导或联合发起的“万犬国际基因组计划”“万种鸟类基因组计划”“万种鱼类基因组计划”等为理解生物多样性起源与演化提供了崭新视角。

张亚平表示，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科学研究对制订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对我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岳冉冉《我国已基本摸清主要生物类群和植被类型》）

材料一 2010年由《人民文学》发起的非虚构写作的倡导，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响应，有一批作家积极参与其中，陆续推出了自己的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写作的兴盛，对报告文学造成了强大的冲击，消解着报告文学的主体地位。首先是报告文学的受众接受度远不及非虚构写作。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网上首发阅读量就超过了10万，这种高阅读量就报告文学单部作品来说完全没有可能达到，二者受众接受度的差距一目了然。其次是在社会关注度上有冷热之分。非虚构写作总是在不断地制造出各种社会热点话题，引起全民的关注，并且延伸成为研究的课题，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聚焦点。再次是非虚构写作对现实的介入性在广度上超越了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将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都收入旗下，体现出一种开放性和亲历性。在非虚构写作潮流中，“野生的写手”遍地开花，体现了大众的参与性。由于是切身的经历与感受，情感和文字表达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种普泛的介入性和可触的现实感是专业化写作的报告文学难以做到的，而这种切近生命感同身受的体验也更具有“带入性”，容易引发受众的共鸣。

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外，报告文学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自身。与非虚构作品越来越理直气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报告文学近年来显得有些失了底气，因为不论是报告文学作家，还是报告文学的研究者，正在失去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充分自信，而文体自信的丧失正掣肘着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存续发展。

(摘编自蔚蓝《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维度差异》)

材料二 在2003年“非虚构”并未流行之时，评论家们便已预言报告文学的消亡。理由也似乎十分充分：一是报告文学没有像小说、诗歌那样深广的传统根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已经无法生存；二是既“报告”又“文学”的作品既会伤害报告又会伤害文学。第一点理由逻辑上便已经不能自洽，如果报告文学因为没有深广的传统根基便沦入消亡，那么同样为舶来品的“非虚构”又如何有信心在此间驻足。虽然报告文学是舶来之物，但在本土语境中并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也是事出有因：报告文学既是写实传统的赓续，也是述史传统的现代表达。第二点理由又恰恰是报告文学的魅力所在，所言“伤害”不如说是一种周全，报告文学既有其报告性(新闻性)，又有其文学性，这也是报告文学区别于新闻纪实、小说、散文等体裁而独立门户的原因。

在和平年代及“非虚构”挑战下，报告文学是否已经丧失内在活力，这一质疑也似乎成为报告文学给“非虚构”让位的理由之一。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说：“审美现代性意味着宏大叙事的解构，意味着平面化、琐细化、去深度。”这似乎预示承载着认识功能、教育功能的报告文学注定要被狂欢的现代主义抛弃。但现实是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题材却呈现着多样姿态，如张子影的《试飞英雄》关注中国空军试飞员的忠诚无畏，纪红建的《乡村国是》记录脱贫攻坚的累累硕果。赵遐秋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里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优秀的报告文学，优秀的报告文学产生于伟大的时代，正是伟大的时代推动了报告文学的发展。”在远离战火和号角的和平时代，仍有着不见硝烟的伟大，仍有着激荡卓越的不凡。报告文学在快餐化、娱乐化、媚俗化的文学生态格局中更显出严肃的庄重、真诚的悲悯。在解构的狂欢之中，报告文学将情感宣泄的碎片捡起，力图重新建构出深广和完整的时代面貌。

实际上，在现代主义的狂欢之下，焦虑感如影随形，人们比以往更加渴望生活的真实、生命的真实。但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只言片语的评论，常常遮蔽真实，曲解真实。2019年年初咪蒙团队所写的“非虚构”作品《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被指造假，撕破了“非虚构”的堂皇。这时，长于个人经验叙事引起大众共鸣的“非虚构”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敌人并非报告文学，两者之间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借助新媒体蓬勃发展的“非虚构”为独立性摇旗，暗合现代主义“忠于当下鲜活的个人经验”的命题；但这也意味着在某些时候，“非虚构”极力逃离主流，刻意回避积极，从而陷入消极悲观等情绪之中，借渲染以共情，点燃更广的社会负面情绪，而报告文学却常可“以光明的心地和远大的眼光”安抚个人的焦虑和不安。从“非虚构”的发展之中，报告文学也应取其长处，躬亲自省。在宏大叙事之中如何避免陷于“言不及物”的尴尬境地，以及在媚俗和颓废猖獗的名利场中如何自持，这是新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无法引起共鸣的“言不及物”的尴尬，一来可能是因为大而空的书写内容无法切中肯綮，二来可能是呆板滞塞的书写方式不够形象生动。这两点恰恰丢失了报告文学新闻性和文学性并重的文体原则。“非虚构”的警钟敲响，正是报告文学的自救契机。介入生活，落到实处，宏大而不夸张，载道而不说教，回归初心和本真。

(摘编自丁佳雯《在“非虚构”挑战下的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