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杨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但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摘编自凤凰网)

材料一:
2017年,作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的上海、浙江两地的首届高中毕业生迎来高考检阅。这一轮试点改革中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六/七选三”模式下的学科失衡问题。
据初步调查,2016级高中生在2017年选定选考科目时,浙江省某中学近千人中只有7个学生选考物理;某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也只有不到50人选考物理;某县所有中学只有不到100人选考物理;某市2016级约一万名学生,只有不到900名学生选考物理。这些现象虽然仍在动态变化中,但是“惧选物理”的情绪由落后地域向发达地域、由二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向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快速蔓延,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选自搜狐网《尴尬的物理:浙江新高考下的学科失衡与制度改进》,2017.9.14)
材料二:
“物理遇冷”的直接原因不是选考,而是新高考为了平衡不同学科的难度和分值,对选考科目采取了赋分制。
赋分制,即不以卷面实际分数为考生最后得分,而是根据考生的卷面成绩在全部成绩中的位置,给出一个相对分数。具体到本次高考,每门选考科目卷面成绩的前1%为100分,2%为97分,以此类推,以每3分为一个分差档设置21个得分档,直至最低分40分。
“物理学科本身偏难,选考物理的一般都是成绩较好的学生,因此导致许多成绩不好的学生不愿意成为分母。”杭州市一所普通高中副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说:比如短跑比赛,一组是10个速度较快的高手,另一组是10个跑得较慢的人,两组的竞技水平并不相同,但都按同样的规则赋分,最后在两组内排名相同的人,成绩就相同了。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新高考改革引争论 “物理遇冷”是无解之题?》,2017.10.27)
材料三:2017年在上海、浙江招生的1400多所高校中,有70%的高校对选考科目有要求。其中浙江高校要求选考的科目比例如下:

(选自搜狐网《高考改革后物理到底有多重要?》2017.7.13)
材料四:
怎样针对物理选科问题调整高考改革方案?
其一,在目前选科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适当调整物理科目的等级和赋分比例。这并不涉及学生选择学科的公平公正问题,如果各科等级比例在学生选择前就告诉学生,那学生完全可以根据政策来选择学科,这对所有学生都是公平的。其二,改革选考科目设计,允许学生自主选择3门以及3门以上选考科目,在完成选考之后,自主确定用哪3门分数参加高考、填报志愿。如果6门(或者7门)选考科目都允许学生参加考试(考试次数限定为1次),要参加高考录取的学生,必须至少选3门,在考试完成后,再自行决定用哪3门的分数去报考大学,这会进一步扩大学生的选择权,也能避免功利选科的问题,还有助于实现教招考分离。其三,推进大学招生改革,调整大学专业招生的选科要求。大学必须专门开设高中学习中心,配合高考改革,引导中学生理性选科,需要大学规范专业选科要求。
目前存在于高考选科中的问题,根源在于高考录取还是实行按总分录取模式,因此,学生选科主要关注的是等级、分数,而非自身的兴趣和长远的学业发展规划。在高考改革中,要真正扩大学生的学科选择权,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的个性、兴趣、学业发展规划选择考试科目,还需要在科目改革基础上,推进录取制度改革,真正实现大学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这是高考改革的关键所在。
(选自澎湃新闻《新高考改革中的物理科目究竟怎么办》2017.10.30,有删改)
材料一:
微信公众号:浙考神墙750
良渚文化代表遗址为良渚古城遗址,遗址距今5300-4300年,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中国学者们研究认为该遗址是5000年前中国古文明的遗存,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说明这一发现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上认可。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稻谷有籼、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镰。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都达到较高水平。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和信仰的象征,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大约距今5300年,大量人口移民至良渚地区。由于良渚地区地势低洼,“治水”仍是头等大事。大量人口的涌入还需要解决吃饭问题,这刺激了灌溉稻作农业的迅速发展。大规模的土木水利工程和灌溉水稻农业,使得良渚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也极大提高了良渚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从而催生出灿烂的良渚文化。归根结底,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持续文明化进程的结果,这一文明化进程的启动还与来自中原的推动有关,且与周边地区存在互动。因此,良渚文化形成于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各区域文化融合互动的背景之下。
不过,良渚文化对中原地区产生影响是晚期以后。大约距今4500年,在晋南临汾盆地出现陶寺文化,其玉、石器都明显属于良渚文化因素;陶寺有近300万平方米的古城,此前中原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城,它是受良渚筑城理念启发的产物。良渚式玉器的出现,使得黄河流域人群终于找到了一种绝佳的高等级社会身份标志物;良渚式大城出现的同时,良渚文化那套政治管理模式也相应渗透到中原和北方地区。更重要的是,以陶寺文化为基点,琮、璧等玉器北向影响到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西向影响到甘肃、青海、宁夏地区齐家文化,为这些粗犷的北—西北方文化平添了许多温润之气。它们甚至传承到更晚的二里头文化(晚期夏文化),以至于商、周文化。
(摘编自韩建业《如何看待良渚文化的重要地位》,《人民日报》2019年8月10日)
材料三:
目前来看,良渚文明是所能确证的中国最早文明,在这之后的1000多年,陶寺、石峁、二里头的相继繁荣,使得区域文明的重心不断地发生变化。除了文字和青铜器,良渚文化在各个方面均已达到国家文明的要求。青铜器在文明社会中承载的礼制规范的意义,在良渚文化中是体现在玉器上的。这些玉器以玉琮为代表,并与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或象征财富。礼玉上常见刻绘有“神徽”形象,用以表达良渚人的统一信仰。文字是记录语言、传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尚未发现文字系统,但这些镌刻在玉礼器上的标识,也极大程度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所反映出的良渚社会超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透露出当时一定存在着某种与文字相当的信息传递方式。
(摘编自刘斌《良渚与中华五千年文明》)
①特点: 。
②作用: 。
材料一:
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是指每年11月11日的网络促销日,源于淘宝商城(天猫)2009年11月11日举办的网络促销活动,当时参与的商家数量和促销力度有限,但营业额远超预想的效果,于是11月11日成为天猫举办大规模促销活动的固定日期。“双十一”已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盛事,并且逐渐影响到国际电子商务行业。
根据阿里巴巴11月12日零点公布的数据,2017年“双十一”天猫,淘宝总成交额1682亿元,刷新纪录。2017双十一,全网母婴销售额高达91.4亿元,占全网总销售额的3.6%,其中海外购占比19%,移动端消费达90.4%,母婴仍然是2017年海外购占比最多的品类。全网个护彩妆销售额为205.7亿元,占全网总销售额的8.1%,其中海外购占比14.9%,移动端消费达93.6%,消费者热衷购买套装。家电销售额为513.0亿元,占全网总销售额的20.2%,其中海外购占比0.3%,移动端消费达92.2%;全网手机销售额为221.0亿元,占全网总销售额的8.7%,移动消费达到91.8%。每年的“双十一”网购狂欢节,网购订单均会瞬间激增,而下单后的送货环节都成为买家吐槽的重点。天猫,京东,易迅等国内几大电子商务网站比拼送货速度,承诺网购包裹“当日达”,“一日三送”等快速送货服务。
(摘编自《双十一购物狂欢节》)
材料二:
历年淘宝双十一销售额表
材料三:
自天猫2009年首创“双十一”购物节以来,每年的这一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购物盛宴。但在盛宴的背后也有一些隐忧,出现了一些乱象。“双十一”之乱,从商家的广告大战中就可窥见一斑。某电商网站在多家媒体投放了一组以“打脸”为主题的广告,广告语包括“快递等半月”“五折买假货”“差评被人肉”内容,直指竞争对手价格虚高,快递慢,平台售假,促销玩噱头、刷单造数据等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几乎已成电商领域的通病。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大电商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双十一”战线已经长约一个月,虽然这是商家自发的市场行为,但无序的竞争带来了多重恶果:一方面民众的冲动消费被进一步刺激和放大,另一方面是消费者对电商网站的信任被透支,此外还导致了快递行业不堪重负,过度包装不环保和浪费等问题。
从近年来国内主要网购平台开展“双十一”促销活动情况来看,部分网络经营者涉嫌价格欺诈、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部分消费者逐渐看清个中猫腻,他们更趋向于理性购物。
“双十一”消费热潮不能沉醉在逐年攀升的数字泡沫中。如果要获得长足发展,无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必须有更多的理性。唯有如此,才不会让“双十一”成为一场“垃圾消费”狂欢节。
(摘编自《双十一是垃圾消费么?透视网络消费背后的那些事》)
材料四: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汹涌客流和极为庞大的单日成交量显示了老百姓较强的消费意愿和较高的消费能力,这对拉动内需无疑是个积极信号。电子商务需求的逆势“井喷”,透露出中国网上消费的巨大潜力,是传统零售业态与新零售业态的交锋。分析人士表示,随着100亿节点的成功突破,中国的零售业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线上交易形式已经由之前的作为零售产业的补充渠道之一,转型为拉动中国内需的主流形式,由此开始全面倒逼传统零售业态升级。
(摘编自《13小时销售破百亿11.11购物狂欢节刷新中国零售新纪录》)
材料一:
5月10日,首个“中国品牌日”的到来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层面设立“中国品牌日”,宣示着一个“质造”和“智造”时代的来临。这不只是仪式,更是一种使命。
品牌时代的来临,承载的是一个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梦想和使命,需要别开生面的创新精神,也需要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从国际上看,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过程也是质量升级、品牌壮大的过程,德国专注务实的工匠精神,美国高度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韩国成立国家品牌委员会的推进机制,都给我们以启示。当C919国产大型客机翱翔蓝天,当中国高铁“扬帆出海”,我们不只有品牌之梦,更有品牌之力和品牌之智。
材料二

材料三:
小仙炖、钟薛高、ito、北鼎……一批兼具好设计和高品质的国货品牌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并正逐渐成长为“中国制造”的新门面,成为新消费的代表。比如刚诞生两年的雪糕品牌钟薛高,凭借标志性的瓦片造型和不断迭代的口味类别俘获了大批年轻人的芳心。 事实上,90后和00后务实消费的理念,也为服装制造、电子信息制造等传统产业的牌国货带来了转型升级的机会。
2018年,国产运动品牌李宁首次亮相纽约时装周,以亮眼新潮的设计吸引了年轻消费者的关注。此后推出的球鞋系列“悟道”,以大胆的配色和解构设计,准确切中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迅速走红。
在产品优质的基础上,用设计感打动年轻消费者,回力、飞跃的帆布鞋,波司登的羽绒服,包括华为近期和眼镜潮牌GENTLEMONSTER跨界推出的智能眼镜,都延续这一套路成功转型,焕发新的活力。
老摘编自《毛文超乌镇演讲:新消费的机会将在细分领域迎来爆发》
材料四:
中国造,正当“潮”。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传统文化消费,新生代消费者为了彰显自我个性、打造个人属性标签,日渐乐于使用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产品。以故宫推出的彩妆口红为例,一经推出,仅用一晚的时间即预订超过一千支,而这源自于消费者对于产品背后的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而晨光文具则与京剧“联姻”,将生旦净末丑的扮相绘于文具之上,瞬间火爆市场。因为文创的融入,晨光把看似几元钱的小买卖做成了年营收80余亿元的大生意。
与此同时,一批电商平台纷纷“造潮”,孵化出一个又一个国潮新品。据了解,近年来,京东、唯品会、拼多多、天猫等电商平台都开始了对国潮市场的开拓。天猫从2017年就开始了对国潮的策划和重视,2018年更是在国货跨界、文化营销、国潮出海等各个方向上做出了新的尝试。
(摘编自《颜值与性价比兼具,国货当潮源于创新彰显自信》《南方日报》)
材料一:
南海石油天然气储藏量超过200亿吨;矿物资源丰富,含有锰、铁、铜、钴等35种金属和稀有的锰结核。岛上生长的植物、鱼类、海鸟种类多样。南海是东西交流的主要航道,是国际海上交通运输最繁忙的交通线之一。据统计,每年全球有半数以上的超级油轮都要经过南海水域,每年经过南海地区的油流量是苏伊士运河的5倍、巴拿马运河的15倍。中国、日本和韩国90%以上的石油进口都得经过南海海域。
南海区域的岛礁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一直存在。对中国南沙群岛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主要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印尼将南海部分海域命名为“北纳土纳海”,菲律宾在中业岛扩建机场,越南继续在南沙群岛扩建岛礁,加强军事部署并想在争议海域打井钻油,马来西亚在弹丸礁等地修建设施。
(摘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2012年中菲发生黄岩岛对峙事件,是中菲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又一次交锋。双方争议的理由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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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 |
菲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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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和西沙群岛均属中国固有领土 1279年,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奉旨进行“四海测验”,在南海的测量点就在黄岩岛。1935年1月,中国政府将黄岩岛作为中沙群岛的一部分列入了中国版图。 |
菲律宾与黄岩岛最邻近 菲认为其与黄岩岛最邻近,固拥有主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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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南海诸岛实施接收得到国际公认 日本战败后,中华民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对南海诸岛实施接收并得到国际公认;1947年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在南海标明了九段线;1958年发布的《关于领海的声明》中重申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 |
黄岩岛等是在法律上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无主地” 1978年6月11日,菲律宾发布总统法令,把南沙群岛面积达64976平方海里的海域声称为“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并对其实施行政管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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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法取代其他既成国际法准则 《公约》只是允许沿海国家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并无任何条款规定沿海国家可以据此声索或侵占他国固有领土。同时《公约》也无法取代其他既成的国际法准则。 |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黄岩岛拥有主权 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专属经济区的法规颁布实施,菲政府认为黄岩岛位于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因此对黄岩岛拥有海洋管辖权,以及拥有主权。 |
(选自“百度百科”)
材料三:
中国海上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使美国越来越在意中国远洋力量的发展,认为中国海军在局部海域有能力和美国争夺制海权。美军分别在2009年和2012年提出了“空海一体战”和“联合介入作战”概念,以应对其认定的中国等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成胁”。美国认为中国正在采取“灰色地带”策略,在避免与邻国和美国爆发战争的前提下,在这些地区通过岛礁建设和海上执法推进其海上主张,损害美国的战略荣誉和信心。2018年5月29日,两艘美国驱逐舰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公然挑战中国的主权安全。同年6月美国国防部举行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没有邀请中国参加。美军以“远洋群岛”为假想场景,出动舰载部队演习登岛和夺岛军事行动。美国曾向菲律宾国防部提供了F-16战斗机以及一系列最新型的武装直升机,并在公开场合声明将遵守《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必要时为菲律宾提供国防援助。
材料四:
南海局势走到今天,确实需要推动建立一整套地区治理制度和程序。2018年8月,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同商定了《南海行为准则》(COC)文本草案,旨在建立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增强中国和东盟国家行为的可信度和可视度,推进对争议岛礁地区或海洋权益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等合作行动。
中美双方有必要学会共存共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控制海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军事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海权越来越成为一个包容性的机制,而非完全排他性的存在。在中国综合国力、海空力量不断壮大的新形势下,美国必须学会跟中国分享权力。中国要尽快树立自己的海权意识,多了解美国等世界其他国家的海权理念,知己知彼,积极互动。应在保证我国海军实力的基础上,致力于打造全球性的海上战略支持力量。海南争议可能会长期保持下去,中国应有长远应对的心理准备。
(材料三、四均选自《世界知识》2018年16期《中美海上互动与中国海权意识发展》)
材料一:
中国银联昨天发布了《2018移动支付安全大调查分析报告》。据统计,当前我国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5.7亿,去年三个季度,银行业处理移动支付业务的笔数,同比增幅高达7成,移动支付已经成为餐饮、便利店、网购、交通、医疗、外卖等日常消费中,最常用的支付手段之一。
调查显示,受调查人群去年使用移动支付每月平均消费了2600元。其中,创业人群月消费金额最高,超过3000元;全职主妇、IT从业人员每月消费也都超过2800元;学生群体每月消费金额为1952元,但他们每支出5元,就有2元是通过移动支付方式花出去的。
调查还显示,实体零售店、网购、公共交通、外卖、购买火车票机票,是使用移动支付最多的5种场景。从地域来看,上海、浙江、江苏三地使用移动支付的人数最多。在支付方式上,二维码支付占据移动支付主流地位,占比超过八成。
移动支付使用方便,但它所面临的风险也比传统支付方式更多。指纹支付等生物识别方式普及很快,在35岁以下男性中,生物识别已经成为使用率最高的验证方式。中国银联风险控制部高级主管王宇表示,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既简化了用户的一些交互环节,同时也在安全的认证技术,上有所提升,让持卡人在移动消费当中,更方便、更快捷,也更安全。
(摘编自《移动支付人均月消费2600元》《北京日报》2019年01月24日)
材料三:
内地游客洪小姐来到香港,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是去找“网红”牛腩店。尴尬的是,她忘了换港币,而小店老板娘只收现金。洪小姐举着手机找了十几家小店,最后沮丧地发现,街头小店只收现金。最后,她只有无奈地回酒店换钱。
在深圳河两岸,移动支付的使用有天壤之别。对此感受深刻的,不只是内地游客,一向以金融科技领先为傲的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更急于改变这一现状。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是金融科技的积极推动者。他直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基建尤其是支付系统去支撑,才能成功。
近年来,香港推动移动支付的步伐明显加快。但与内地城市覆盖达九成以上的移动支付相比,时至今日,香港移动支付比例仍不到两成,活跃用户更少,移动支付的使用场景也有些寥落。有些人费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对于金融科技创新的接纳速度如此之慢?
成熟支付社会养成的习惯是最大阻碍。香港移动支付虽然尚不普及,但“非现金”支付却已运行20多年。香港市民惯用的“八达通”卡于1997年面世,这张集交通、餐饮、购物、服务、门禁等功能于一体的卡片,发行已超过3500万张,已经覆盖香港市面。逾1.5万家服务商的2.4万个零售场所,几乎满足了市民所有日常消费的支付需求。据统计,香港信用卡支付占比53%,超过95%的市民则经常用“八达通”和现金。
香港市民对个人信息的安全顾虑,特别是移动支付需要绑定银行卡和获取用户资料,让谨慎的香港人望而却步。“从微信香港钱包的运行经验来看,香港市民对于隐私、数据的敏感是推行移动支付的难点之一。”腾讯金融科技部副总裁陈起儒说。至于很多小店只收现金,则是因为生存不易,需精打细算,接受信用卡需要安装设备,还要收手续费,只能婉拒。
(摘编自王旭、张欢《移动支付,香港急起直追》,新华社香港2018年12月30日)
材料四:
如今,移动支付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了民俗习惯。当线上支付成习惯,实体红包被线上红包替代,“年味儿”正在被科技重新定义。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春节期间,除了贴对联、买年货、包饺子、看春晚等传统习俗外,抢红包、扫“福”字等活动逐渐成为新习俗。
春节期间的线上红包为人们创造了新的感情沟通方式,通过参与抢红包等活动增进与亲人朋友的沟通,让春节更有“味道”。有专家说:“社会的发展变化使过去的‘年味儿’有所削弱,但新媒体通过流量构建新的民俗,让人们参与狂欢,从而获得春节新的仪式感。”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提示,在参与春节抢红包等活动的同时,用户应注意个人信息安全,不要贪图小利、因小失大。春节期间,有不法分子借此机会制作虛假的二维码或分享链接,一旦用户扫描或点击链接,有可能被盗取个人信息甚至被盗取钱财。开心过春节、幸福领红包的同时,也要擦亮眼睛,不要误入陷阱。
(摘编自刘晓、刘奇《春节“红包大战”硝烟再起》《人民网》2019年02月01日)
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人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
材料一
流经中国九省区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滋养的土地创造出了璀璨的黄河文化,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文化作为一种大河文化,是一种具有黄河地理特点的旱地农耕文化,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它起源早,成熟快。黄河流域拥有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先民们很早就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业文化。在距今7500年左右的河北磁山和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炭化的粟类,家畜、家禽的化石以及石斧等生产工具。殷商时中国的蚕丝纺织已达到较高水平,卜辞中屡次出现桑、丝、帛等字。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的造字方法、单字数量和笔画工整程度都表明其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因此汉字的起源应该很早。文字的产生使黄河文化迅速成熟。现在,有些历史悠久的黄河文化遗址、文献遭到了破坏损毁,黄河文化中的优秀内核也遭到破坏和侵蚀,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刻不容缓。
黄河文化的另一特征是政治色彩鲜明,这与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的特点有关。旱地农业必须以水利设施为基础。人们共同关心、治理与他们的生存休戚相关的水利问题,从而养成了关心社会问题的文化心理。另外,治水斗争和水利灌溉事业也需要形成集中的社会权力,从而促成了国家的产生。儒家学说就是在这种关心政治的文化心理下逐渐形成的。孔子几乎把一切问题都看作是政治问题。在他看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即是一个政治问题,读书学习也是为了参与政治。政治问题在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中占有最重要、最突出的位置。这就是黄河文化、儒家精神最重要的特色,其中熔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范、价值理念和民族心理。
黄河文化绵延发展数千年,虽不断遭受外部文化的入侵,但始终保持其道统,显示出强大的同化能力。黄河文化以它博大的胸怀,吸纳周边多种原始文化,形成了文明国家。中国对外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政治外交也主要兴起和发展于黄河流域。早在汉朝,中央政权就曾派遣张骞等人出使西域,开辟从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建立起中原王朝与西亚和欧洲的政治、贸易等联系。这条通道也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主要通道,即丝绸之路。千年来,丝绸之路上经济贸易往来频繁,对外文化交往极为活跃。在交流过程中,黄河文化不仅扩大了自身影响力,也不断从其他地域和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展示了多元一体、兼容并包的特点,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历久弥新,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创新动能和发展活力。
(取材于牛建强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黄河在造就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灿烂文化的同时,也曾因频繁改道、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治理黄河一直是中华民族安民兴邦的大事。
黄土高原地区总土地面积64.06万km2 , 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决口改道频繁,“黄泛区”良田沙化,风沙弥漫,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黄土高原坚持不懈地开展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治理,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等政策,使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面积、强度减小,沙尘暴次数减少,自然生态得到有效修复,构建了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扭转了黄河下游决口改道的历史。70年来,黄河岁岁安澜。
黄河治理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是断流。黄河断流导致了严重的水环境污染、河口湿地萎缩和生物多样性衰减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自1999年我国实施黄河干流水量统一调度等政策以来,黄河下游再没有发生过断流,沿黄湿地补水需求得以满足,河流湿地面积增加,河道基本生态功能恢复,黄河生命健康得以维护。
此外,通过强化流域内节能减排、工业污染治理等措施,黄河水质恶化趋势得到遏制,黄河干流兰州、包头、潼关等重要河段水体水质明显好转,水体功能恢复,为水生生物的繁殖、栖息提供了支撑,为水生生态系统的修复提供了保障。
黄河治理还有巨大的社会效益。黄河决口历史的扭转,避免了大量的人民群众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避免了道路、生产生活设施以及引黄灌溉系统等遭受破坏,为黄河流域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保障。黄河作为我国重要的供水水源,为山西、鄂尔多斯等国家重点能源基地提供水源保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减少了入黄泥沙,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增加了区域内耕地面积,促进了当地脱贫致富。引黄灌溉、引洪放淤等措施还有效利用了黄河水含沙量大的特点,放淤改土数十万公顷,形成了良田,为粮食连年增产提供了重要保障,不仅满足了流域内的需求,还供给流域外其他省区,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民治理黄河70年取得了巨大而辉煌的成就。为谋求黄河长治久安,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支撑流域及相关地区可持续发展,今后还需要继续加大黄河治理开发与保护力度,让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
(取材于李文学的文章)
叶嘉莹,点燃现代人的诗词情
朱东君
《环球人物》:叶先生,您说没有诗词,您难以在人生的逆境中坚持下来。困顿时,哪些诗词给您以慰藉和勇气?
叶嘉莹:晏殊写过一句词:“满目河山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满目河山都是引起你怀远的,可你怀念远人,远人就来到你面前了吗?你就飞到远人身边了吗?所以他说“空念远”,念远是白白的,没有用处的,伤春也是空伤春,他写的是两重的悲哀,也是两重的反省。晏殊解决的办法就是不如怜取眼前人。我大学毕业,曾经到私立的并不著名的学校去教书,但我讲课一样认真去讲。眼前要做的,我把它做好。我不能对不起陶渊明、杜工部、李太白。他们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要把他们好的东西讲出来。所以,一个人不要梦想,不要空想,不要空空地怀念过去,不要白白地梦想将来,要珍重你的现在。
《环球人物》:这有些像现在年轻人爱说的,“不恋过去,不惧将来”,然而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在逆境中的悲伤自怜,古人如何克服?
叶嘉莹:以欧阳修为例,欧阳修历经宦海沉浮,晚年到颍州西湖定居,写了十首《采桑子》,每首的第一句结尾都是“西湖好”,而他所写的西湖景物,无论任何季节,任何天气,没有一时一处不美好。读一遍就能体会到他遣玩的意兴。他不是肤浅的欢乐的追逐,他是透过悲慨写欢乐。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说:“我们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有的人悲哀,对世界都痛恨,都悲观,也有人盲目享乐。可有修养,有情操的人,虽认识人生可悲慨的一面,仍能够看到世间可欢喜可赏爱的一面。
《环球人物》:顾先生说得真好,“有生之事业,乐观之生活”。然而人们往往是在追逐事业和人生价值的过程中,体会了顺逆无常,生出许多人生际遇的感怀,甚至是伤怀。
叶嘉莹:那么,你看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同样写大江,李后主写什么?“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写的只是悲哀的一面,没有反省和超脱的一面。苏东坡则不然,“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悲哀感慨之中有一种超脱,一种通古今而观之的气度。通古今而观之,这是做人要培养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
《环球人物》: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在一地成长,在一地读书,又在一地工作,回忆过往,每个地点都能让人产生乡情。而思乡,恰好是古诗词另一个恒久的主题,对吗?
叶嘉莹:韦庄有《菩萨蛮》五首。第二首,他在江南,人家劝他“未老莫还乡”,他坚持一定要回到故乡。可是到第三首,他说“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我现在不得不离开江南了,回想才觉得当年在江南的那一段日子,还是好的,还是快乐的。我当时是年轻的,春天时穿上美丽的春装。薄,那么轻松美好的衣服。你要知道,最难得的是你生命中精力最饱满的那一段生活——你的青春,你的韶华。
《环球人物》:朱光潜曾比较中西爱情诗,“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姻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最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姻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所以我们的相思最易在古诗词中找到共鸣?
叶嘉莹:钟嵘《诗品》评价《古诗十九首》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第一首《行行重行行》写了“生别离”的两个人,其中“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两句,就真正是惊心动魄——纵使你不甘心放弃,决心等到底,可你有多少时间等待?一年很快就到岁暮,人生也很快就到迟暮。一旦无常到来,一切都归于寂灭,这是多么令人恐惧而又不甘的事!事实上,这又是绝不可避免的事。“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是多么平常而朴实的语言,却带有如此震动人心的力量。
《环球人物》:除了欢情与别愁,我们还能从有关爱情的诗词中读出什么感悟?
叶嘉莹:欧阳修《蝶恋花》里有一句:“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真是神来之笔。这个窄袖轻罗的女子低头采莲,从荷塘的倒影里忽然发现自己容颜的美好。一个人,也许你终其一生从未发现过自己的美丽,不只是外表,还有品格、修养、志意。你任凭时间像流水一样逝去,没有珍重过自己,没有爱惜过自己,没有想过自己还可以完成什么。当采莲女子发现自己的美,“芳心只共丝争乱”,这是觉醒、反省的时刻,我这一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的美好应该交付给谁?作为读词的人,你们的一生又该交付给什么,你们是否想过自己能成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能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完成的人?
(摘编自《环球人物》第345期)
相关链接:
①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为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2014年11月,90岁时,回国定居。
②2016年3月21日,华人盛典组委会公布叶嘉莹获得2015—2016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
③“我第一次听先生讲课,只觉惊为天人。”叶嘉莹门下的博士后蔡雯对《环球人物》记者感叹道,“听先生的课与讲座,听得越多,便越发觉得一切情感都能在古诗词中、在千百年前的古人那里找到深切的、直抵灵魂的共鸣。在现代社会里生存,你的种种苦乐,都可以在数千年的文化原乡中找到最大的共情、共鸣、共振。拥有了这片文化原乡中的诗意,你就不会孤独。”
④《朗读者》节目组联系到叶嘉莹先生,想请她上节目,但93岁的老先生想了想,没答应。她说想学习杨绛先生,把自己“关”起来。她的“关”不是为了幽居与隐逸——叶嘉莹现在定居南开大学,不外出的时候,她或是“关”在西南村的寓所里讲课,或是“关”在迦陵学舍里著述。她皓首著书,鹤发授课,正是为了把古体诗词的火种传下去,燃出现代人那一份怦然心动的热情。
您那感人肺腑的事迹,使我心中仿佛升起了一团火……在您笑迎顾客的同时,我正坐上喜送公粮的大车!
材料一:
受疫情影响,包括2020年春节档影片《囧妈》《夺冠》《姜子牙》等在内的众多影片陆续撤档。牵一发而动全身,影片撤档就如同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必然会对影视行业链条各个环节,以及出品方、院线、全年票房带来冲击。
电影无法上映,影视公司无法回本、收入骤减,连带影响到后面即将开拍的电影。而一旦拍摄环节陷入停滞,整个影视项目的周期被迫延长,影视公司的生存困境显而易见。影片撤档,直接影响院线经营。“院线第一季度票房收入,约占全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旺季停业给院线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原大地院线总经理、现大地院线董事方斌谈到,“虽然多部春节档影片表示将择日上映,但这些作品在春节档之外上映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有可能难以取得预期收益,也将在一度程度上挤压其他中小影片的生存空间。”
疫情尚未完全得到控制,许多正在拍摄的剧组被迫停工,但演员及工作人员的酬劳和吃住、场地租金费用等开销仍在继续,中小型影视公司尤其举步维艰。腾讯影业副总经理中少峰表示,小微企业是影视行业的主力,但它们的抗风险能力较低,疫情之下,可能会面临揭不开锅的局面。
“小企业不仅要承担房租,还负担着停拍后人员费用及拖期超支。筹备项目不能如期开机,资金成本会进一步升高,小企业融资变得艰难。”大盛国际传媒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安晓芬说。疫情究竟会给全年电影票房带来多大影响?“据以往经验,春节档七天票房约占全年票房的10%,二月至四月的票房大概是全年票房的三分之一。”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宁说。疫情期间,几乎所有线下的演艺活动也陷入停滞。“2020年春节本应是演艺行业转暖的好时机,但眼下演出市场基本处于冻结的状态,这给我们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在北京春秋永乐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练华看来,“疫情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摘编自《影视行业:庚子开年“行路难”》)
材料二:
疫情带来危机,但危机孕育新变。
《囧妈》率先破局,转向线上播出。在原大地院线总经理、现大地院线董事方斌看来,这是一个“三赢”的选择:“《囧妈》如果不能在春节档上映,票房可能会比较“囧”;线上平台方特别想利用春节档提升流量和品牌知名度,两家各取所需;宅在家里的老百姓也乐于免费观看新片。”然而,这样的选择打破了影院“窗口期”的规则,发行方和院线已为《囧妈》的宣传推广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这些都将成为“遗留问题”。
尽管这种线上发行方式的利与弊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特殊时期的这“一小步”,可能会催生新的变革。方斌预测,未来电影市场即将清晰“分层”,电影放映的渠道会逐步清晰,制作方也方便根据不同的媒介来定位创作内容。
不论行业模式是否会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好作品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强烈。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江海林希望行业企业能抓好前期创作,做好题材储备。对编剧行业来讲,车歇人不歇,编剧的活儿不能停。在这段时间内,如果能把剧本创作先繁荣起来,可以逐步地辐射到后面各个环节,有利于整个影视行业的复苏。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也呼吁:“电影人要利用好这段空白期苦练‘内功’,提升自己的艺术创造能力,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来满足观众的需求,推动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天津银光院线副总经理陈伟新表示,电影人可以在这段时间梳理思路、加强运营管理和业务方面的学习。以往绝大多数影院都是靠优质电影活着,有大片就很滋润,可大片并不常有,影院要改变靠天吃饭的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想方设法将影院的线下流量抓取到线上来,实现流量的二次变现和多次变现,增强抗风险能力。如此一来,即便因为疫情不能营业,院线也可以有其他收入。
此外,饶曙光表示,行业内许多中小型电影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不够强,除自身努力调整外,也希望得到主管部门能够出台更多具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例如,可以通过减税降租等方式帮助中小城市院线渡过难关。汪海林也表示,如果有主管部门的统一引导和鼓励,有相关的政策支持,相信影视行业能很快迎来复苏。
“疫情对行业的冲击确实不可低估,但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此时此刻,影视行业更要精诚团结,共同战疫。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相信经此一疫,我们的影视行业在复苏之时,一定更加生机盎然。”饶曙光说。
(摘编自《影视行业孕育新变苦练“内功”待复苏》)
材料三:
春节以来,为了有效控制疫情的传播,人们都选择“宅”在家里,娱乐需求也转至线上。“线上娱乐的爆发实际上是疫情催生的文化产业的一次加速转型。”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表示,日益成熟的数字技术为娱乐产业开拓新的场景、新的机会和业务的新空间,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来娱乐产业会出现数字化、融合化的趋势。疫情之下,“冲上云霄”是娱乐行业积极的自救行为。
范周表示,线上娱乐产业要获得进一步发展,未来仍需加强优质内容的供给,要打造优质的文化体验,就要利用科技手段打破虚拟与现实界限,从单纯复原现实到创新玩法、营造新体验转变。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也认为,此次线上娱乐新的尝试与探索能为整个行业的发展前景提供许多可能性,随着5G、AR和VR等新技术的不断普及,线上模式将成为线下活动的重要补充,也将为行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疫情期间是培育用户线上文化消费习惯的集中时期,消费者对线上娱乐的概念进一步了解,接受程度进一步加深,为未来线上娱乐方式的推广打下了一定的用户基础。范周表示,用户对线上活动的热烈反应给未来行业转型带来了信心。如何在发挥线下已有资源的基础上,创造有特色的、多元的、创新的细分产品和玩法,走出差异化发展的道路,是企业转型的关键。
此外,随着线上娱乐市场的扩大,各种新内容、新模式乃至新业态层出不穷,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新挑战。范周认为,有关部门要尽快形成内容、平台、版权规范的监管体系,逐步实现在线和离线的标准统一,引导企业主动合规、高效合规。
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促进线上娱乐新业态的健康发展?范周建议,有关部门可通过优化审批手续、创新审批程序,同时减费、免租、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创作精品网络视听作品等方式进行扶持。北京市出台的文化企业“28条”就有针对性地给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娱乐产业众多优惠与扶持政策,包括缩短网络视听产品的审核时间,提供作品著作权网上登记、著作权纠纷线上调节等,值得参考和推广。
(摘编自《破壁融合创新玩法疫情催生“云娱乐”》)
材料一:
数字农业,是将数字信息作为农业新的生产要素,用数字信息技术对农业对象、环境和全过程进行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的新兴农业发展形态。农业数字经济是发展农业、振兴乡村的重要抓手,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农业的发展,但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数字经济还是一片洼地。推动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效率、打通销路,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端的智慧农业,将物联网技术运用到传统农业中去,运用传感器和软件通过移动平台或者电脑平台对农业生产进行控制,从而实现农产品生产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据有关机构预测,到2020年,我国智慧农业的潜在市场规模有望由2015年的137亿美元增长至268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4.3%,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二是消费端的农村电商,通过网络平台各种服务嫁接于农村资源,拓展农村信息服务业务、服务领域,使之成为遍布县、镇、村的三农信息服务站,拓宽农产品销售市场。据统计,2018年,农村电商超过980万家,带动就业2800万人,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交易额2305亿元,同比增加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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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数字经济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2016-2018)
图二:2018年农业各细分行业数字经济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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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9年4月18日]
材料二:
4月25日,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数字议题再次引发大众关注与热议。智慧农业平台、“AI+农业”计划、智能农业……在今天数字中国发展的大战略下,数字农业形态正在展现。近些年,随着数字农业的持续推进,新问题也接踵而至。
以养猪为例,一些龙头企业推出了生猪养殖数字农业示范园,年出栏生猪超10万头,使得当地小规模养殖户普遍担心失去价格优势、面临市场淘汰。少数有幸加入平台的养猪户为了获取平台供产销分析数据,必须按期交纳数据使用费,无疑加大了其成本负担。而更普遍令养猪户头疼的是数字平台程序使用的复杂度,这些数字化手段的使用和养猪户长期的经验技能完全没有关联。其中既有数字经济发展的普遍难题,也有农业自身特殊性的原因。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中央一号文件“数字乡村”战略的实现,更关系着中国的米袋子和菜篮子,亟须深究问题背后的深刻成因。
编自刘志阳《塑造数字时代的农民》,《光明日报》2021年04月26日)
材料三:
朝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农业农村局,花农韦显辉步频加快。“听说政府要帮助我们在网上卖花,还要给我们做培训,我赶紧过来看看。”这段时间,广州白云区、佛山南海区里水镇等地“云上花市”的销售渐入佳境,让韦显辉跃跃欲试。红红火火的“云上花市”,是数字助农在新春佳节里的又一次尝试。
从数字助农到智慧兴农,数字红利是实现乡村振兴亟须激活的宝贵资源。记者在阳江市阳西县程村镇红光村采访时发现,秧苗、蔬菜、果树在温度、湿度、土质传感器的监测下茁壮成长,一旦数据异常或者摄像头捕捉到病虫害蔓延,就会启动灌溉、施肥设施加快工作程序,指挥无人机按照定位喷洒无公害杀虫剂;采收后的稻谷蔬菜、水果直接上架电商平台……在智慧兴农的推进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插上信息化的翅膀,将数字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数字技术才能真正地发展农业、造福农村、富裕农民。
(摘编自贺林平《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3月1日)
材料一
2021年9月17日12时43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此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第一时间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当晚,圆满完成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乘坐任务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李尚福与工程有关领导到机场迎接。据介绍,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医学隔离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摘编自《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材料二
欧洲航天局1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神舟十二号飞船发射,把3名航天员送上天和核心舱,祝贺中国国家航天局!”
欧洲航天局航天员训练中心前主任米歇尔·托尼尼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发射任务,中国将拥有一个长期在轨空间站,这不仅让中国能够经常性将航天员送入太空,执行太空行走、空间实验等更多太空任务,也可以为未来的空间探索积累经验。”
托尼尼说,中国的航天项目非常成功,中国国家航天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航天机构之一。近几年,中国在探月、火星探测等领域进展迅速。欧洲航天局与中国国家航天局有很长的合作历史,人员互访、航天员联合训练等合作都卓有成效,现在欧洲已经有好几位汉语说得不错的航天员。相信随着双方合作程度的深入,将来有一天,来自欧洲的航天员能够在中国的空间站工作。
智利大学天文学教授塞萨尔.富恩特斯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在太空探索方面有着世界领先的技术,航天员们在太空进行一系列试验将为中国下一步的航天计划奠定基础。中国有能力将更大的设备运送到太空,这将使中国通信、运输等方面的技术得到提升。富恩特斯表示,中国的空间科技地位不断提升,为实现长期目标夯实基础,也为人类日后进行空间研究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台。
(摘编自《多国航天机构、专家祝贺中国太空探索新成就 期待与中国开展更多航天科技合作》)
材料三
2021年6月17日,中国成功发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天宫空间站的天和核心舱.他们将在太空生活、工作3个月。目前,中国的载人飞船“神舟”已达到世界第三代载人飞船的水平,并成功发射了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俄罗斯也正在积极发展用途广、载人多、可重复使用的第四代载人飞船。此外,俄罗斯、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都发展了无人货运飞船。把人货分开进行天地往返运输,既能增加货物运载量,又可降低成本,满足空间站长期载人航天的需求。至今,人类已经建成10座空间站,目前在轨运行的国际空间站是技术最先进的第四代空间站。它由16个国家联合建造,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航天工程,也是目前在轨运行的最大空间平台。
中国正在建造的空间站“天宫”,采用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空间机械臂、大面积可展收柔性太阳电池翼、电推进系统、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等技术。其中,“天宫”的载荷支持效率已超过了国际空间站。
未来,载人航天还将向商业载人航天、星际式飞船、月球空间站、太空电梯等方向发展。随着人类在通信、遥感、材料、核动力等多个领域持续的技术攻关,登上火星,建立可长期居住的月球和火星基地,都将从美好的愿望变为现实。载人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人类在面向星辰大海的征途中也永远不会停下脚步。
(摘编自《载人航天探索新征程》)
材料一
近日下发的《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指出,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求中小学校通过有关课程和活动开展书法教育。
书法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乃至世俗生活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电脑、手机的普及,人们的交流方式以及学习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有所削弱,书法教育的状况堪忧。首先,中小学学生书写不规范、不工整、不美观,字迹潦草;其次,“双姿”不规范的比例很大,坐姿和握笔姿势不正确;再次,学生普遍缺乏写好字的心态和习惯,多数不在意字写得不好;最后,“提笔忘字”现象日益严重。
全国中小学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郭振有提出,1988年成立的中国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积累了丰富的书法教育的经验,各地应借着“书法进课堂”的东风,扩大书法特色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
(《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25日12版,有删改)
材料二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书法教师队伍建设。要逐步形成以语文教师为主体、专兼职相结合的书法教师队伍。目前,广东省中小学书法教师队伍的基本情况如何呢?现有的教师是否能够胜任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需要?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一次面向广东省中小学语文教师和美术教师的问卷调查。
接受问卷调查教师所在的学校中,配备有专职书法教师的占18.77%,由语文老师兼任书法教师的占27.18%,由美术老师兼任书法教师的占25.6%,没有配备书法教师的占28.45%。缺乏能胜任书法课教学的教师这一现实也在另一项统计结果中反映出来,高达48.35%的教师认为目前学校开展书法教育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可胜任的书法教师”。
要解决书法教育师资队伍不足的问题,建议加强现有教师队伍的培训,还要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学校聘请有书法专长的校外人员(尤其是当地少年宫和文化站的书法教师),经过适当的教学培训后担任学校书法教师。
(冯善亮,周凤甫《广东省中小学书法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节选)》,2015年1月)
材料三
当前教育部稳步推进书法教育进课堂工作成绩显著。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对“识文断字”基本功提出新的要求,总体目标是打造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的示范标杆,培养学生的“一种能力、两种意识”。
但在继续推进中小学书法教育工作的落实中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着一些问题。江西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对全省35所中小学抽样调查显示,86%的学校因没有书法师资、教材等问题,开设的书法课走过场,形同虚设。
如何把书法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理事卢中南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他建议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开设书法课的情况全面调查,建立相应的督导机制,提高书法的地位,将书法作为推进中小学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书法评价机制,并明确列入教育督导和评价中;重视并定期检查书法教学实施情况。成立专业的书法教育监管小组,每学期、学年到校巡管,检查开课的真实情况,重在监督落实。对书法获得成果的奖励制度要等同于其他考试科目。要设立书法教师资格证,有明确的书法专职教师的“入职名额编制”,使书法教师专职化。除提高书法教师地位、保证书法教师专职教书法外,必须对全体教师进行汉字书写培训,尤其是语文教师。尽快制订师范生的书写技能训练目标,尤其是师范院校文科学生必须有相对严格的书法课程。
卢中南说,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再到家庭,合力形成严密的书法教育管理机制,才能把书法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中国艺术报》2017年03月06日7版,有删改)
材料一: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双减’政策态度”调查统计)
材料二: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实践。新时代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双减”背景下的教师发展体系构建提供了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总指导。
要创新教师发展体系的理念、内容、形式、方法,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破思维惯性,真正领会“双减”工作的精神实质,坚定素质教育、五育并举、全面发展方向,凡是不符合这一精神的要坚决改正。要协调教师发展中的职前和职后、信念与能力、教学与研究、教书与育人、减负与提质、校内与校外、师生与家校等关系,以“双减”工作精神为指引,加强能力培训,在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过程中实现教师的全面发展,破解“双减”推进中的各种难题。
要以绿色理念构建符合“双减”精神的教师发展长效机制,立足国情世情开展教师培养和继续教育,建立教师的终身学习生态,以好学习、会学习、善学习的教师教育和培养学生。要以开放理念拓展和充实教师发展体系,要站在“两个大局”的历史高度,着眼教育的未来,汲取世界各国教师发展的有益经验,培养教师开放的视野。要秉承共享理念,将服务社会进步、服务终身学习纳入教师发展目标,推动教师发展成果和学校教育资源更好地影响和辐射社会。
(摘编自严帅《构建适应“双减”的教师发展体系》)
材料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精神,教育部召开全国“双减”试点地区工作推进会,系统总结试点工作成效及经验做法,全面分析问题与挑战,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郑富芝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党中央对“双减”工作作出决策部署以来,各试点地区迅速行动,采取有力举措,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对照中央要求和试点目标任务,还存在一定差距,各试点地区要充分认识试点工作存在的问题,坚持目标导向,加大工作力度,加强改革创新,务必取得更大实效。
会议要求,各试点地区——
思想认识要有新高度,“双减”试点工作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中央选择九地作为试点地区,就是要针对治理中的难题,率先试验,进行突破,试点地区必须提高认识、担起使命、扛起责任、勇于探索,为全国“双减”工作提供经验、做好示范。
把握政策要有新提升,要真正吃透“双减”文件精神,深刻理解教育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的配套文件,要立足当地实际,针对需要,抓紧研究出台相关细化政策,为基层抓落实做好保障。
攻坚克难要有新突破,落实好“双减”政策要求,做好学科类培训机构“营改非”“备改审”,实行政府指导价,控制作业总量和时长,课后服务经费保障等工作,在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联合治理要有新起色,充分发挥“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作用,教育部门要做好上传下达、左通右联的协调工作,推动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强大治理合力。
(《教育部召开推进会,对“双减”试点提出4个“新”要求》
材料一:
在中国,天文学是随着农业生产和星占两种需要而诞生的,诞生以后又受中国社会条件和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古希腊天文学走了一条很不相同的道路。古希腊天文学并不想鼓励人们去观察天象,相反地,它企图建立一个宇宙模型,使天文学成为数学的一个分支,这条思想路线决定了古希腊天文学的唯理性。
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的先哲们要求天文学只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经》)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尧典》)。至于宇宙性质怎样,日月星辰为何东升西落,则不必追问。这条思想路线决定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应用性。
中国古代天文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历法和星占。古代中国的历法工作,一方面服务于农业生产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如用“二十四节气”直接表示寒来暑往的变化,给农业生产以极大方便,像“清明下种,谷雨插秧”这类谚语至今还在民间流行。另一方面历法又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颁布历法是统治权力的象征,为皇家所掌握,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奉行谁家颁布的历法,就表示拥护谁家的统治。正如《史记·历书》所说:“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中国的星占术属于预警性系统,古人利用天象来占卜国家大事,如年成的丰歉、战争的胜负,皇族的行动等等,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汉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其夜未央宫中地震。杜钦回答皇帝:“人事失于下,史象见于上,能应之以德,则咎异消。”杜钦的这段话表明了古代中国星占术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论。天人合一论认为,天与人的关系并不单纯是天作用于人,人的行为,种别是帝王的行为和政治排施也会反映于天。因此,君主可以借助天上星宿的变化,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正当性;而士大夫阶层则往往借助天变来警示、告诫君主要端正行为。
在中国,天文记录持续了几千年。二十四史中以“天文志”命名的篇章绝大部分是记录奇异天象和与它相关联的政治事件。这批记录,成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对当今的天文学研究还有重要的作用,至今已在超新星遗迹、太阳活动、地球自转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起着作用。
(摘编自席泽宗《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
材料二:
从远古时代开始,各民族都有观察天象、解释天象的冲动。这份冲动不仅出于实用需要,也源于面对浩瀚宇宙产生的敬畏之情。这两个方面几乎是一切民族起初都具有的。不过,随着文明成型,各民族走上了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那种原始的敬畏之情也有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古希腊天文学本质上是一门几何学。古希腊人认为,宇宙是一个天球包地球的结构,所有的天体都镶嵌在天球上随天球做匀速圆周运动。研究这些运动,是古希腊天文学的根本目标。古希腊人把天体的匀速运动看成是遵循理性的最佳范本,于是,那种原始的敬畏之情转化为对理性的坚定追求。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这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便把宇宙作为理性的代表,把对宇宙的着迷视为追求理性的一种标志。
同样,古代中国发达的天文学也不只是为了农业生产,把节气定到几分几秒,对农业生产来说并无太大意义,中国古代天文学最强大的研究动机来自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种种文化观念和制度。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影响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推动天文学发展的那种原始的敬畏之情,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表现为对贯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忠实维护。
在古代中国,不只是皇帝需要天文学来维护秩序,普通百姓也需要。传统社会里,老百姓做大事之前都要看一下老皇历,看看哪天是黄道吉日,哪天流年不利。这些老皇历就是天文学家为“敬授民时”而编制的历书。因此,中国古代天文学就其研究动机而言,是政治星占术,是日常伦理学,一言以蔽之,是礼学,而不是希腊意义上的“科学”。
把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古希腊天文学共同视为“科学”的最大理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把“推算预报”日月行星的位置作为重要内容,并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推算方法。这套推法,被称为中国古代的数理天文学,与古希腊数理天文学相对应。然而,我们必会意识到,古希腊数理天文学之所以用“几何建模”的方法去研究行星,是因为他们相信,宇宙的运行本来就是遵循几何规律的。相反,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服中的“天”有意志、情感。因此天是人格化的上天显灵的场所,而不是希腊天文学家眼中秩序和定律的场所。
(摘编自吴国盛《科学与礼学:希腊与中国的天文学》)
材料一“五四”以来的文化研究中,曾出现一种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纯粹是时代性”的观点,可称为“有古今无中外论”。这种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乃至抹杀人类社会以民族的形式存在这一历史事实。在原始时代,社会的基本形式是氏族、部落;在阶级社会,社会的基本形式是民族。既然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以民族的形式存在,那么,人类文化在此阶段也一定要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共同的民族文化不仅可以把一定数量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也可以把这些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人类社会以民族为基本形式这一事实还告诉我们,具体的文化总是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而一般的人类文化只能存在于这些具体的民族文化之中。离开了各种各样具体的民族文化,所谓一般的人类文化只是一种虚构。因此,文化“有古今无中外论”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一般能通过特殊而存在的辩证法。
文化方面民族差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首先,地理的隔绝机制是民族差异形成的基本条件。因为地域的辽阔、山海的阻碍等因素,各个民族各自独立地生存,文化上差异的产生也不可避免。例如,随着地理上的隔绝,同一种语言会分化为各种各样的方言,会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网络和不同的“市民社会”,人们的思想感情也会疏远、隔膜起来。
其次,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民族差异最重要的自然根源。地理环境的差异不仅会对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对他们的科学、艺术、宗教等产生直接影响。
其三,一定范围内自由创造的可能性是民族差异形成的重要机制。种族、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是人们从事文化创造的基础,同时也是对文化创造的限制,而自由创造只是在这一定范围内的发挥。因而,文化的发展既非绝对必然的,也非完全自由的,而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偶然与必然的统一。
其四,不同文化发展成果对人类自身的不同改造是民族差异的最高表现。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文化发展的成果又不断地反作用于人本身。各民族在创造不同风格的音乐、美术的同时,也发展了不同的审美趣味。“喜闻乐见”的民族气派,正是文化成果长期作用于人本身的结果。审美趣味如此,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亦莫不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不仅表现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而且创造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这种文化成果与人自身的身心变化的相互作用,是民族差异的放大器、加速器和稳定器。
最后,民族斗争是民族差异的强化剂。古往今来,民族之间的矛盾、对立、冲突史不绝书。许多征服者民族推行强制同化的政策,而被征服的民族则千方百计为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斗争。在这种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中,许多细枝末节的差异也会获得不寻常的意义。例如在清朝末年,剪掉辫子就意味着公开表示与清朝统治决裂。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不仅是人类以民族为单位长期生活的自然产物,而且在民族斗争中人被人们有意识地巩固、强化。
应当指出,虽然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不能事事归因于经济,但归根结底是人类生产力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的结果。文化上民族差异的形成原因,都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上才得以发挥作用。因此,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不是超历史的存在,不是纯自然的存在。因而,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也是历史的、可变的,相对的。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
材料二 文化差异性是始终存在的。历史上对待这种差异性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是对凡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人,一概作为异端,必征服之,同化之,以至绝灭之而后快。当年白种人占领南、北美洲,对当地土著文化就是持这种态度。
第二种是承认其价值,但只是作为珍稀的收藏、猎奇的点缀或某种可供研究的历史遗迹,实际上是排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抽空其生命,崇拜其空壳。如果我们混同了已成遗迹的、定型了的“传统文化"和今天仍然活着的并主宰着亿万中国人民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的,受过现代文化洗礼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复旧充新生,抵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那么,中国文化的发展将陷入困境。
第三种态度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这是将事物放到其自身的文化语境内去进行观照的一种方式。它赞赏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而应受到尊重。这种态度当然远比前两种态度来得宽容合理,但再进一步追问;千差万别的文化有没有普遍认同的东西呢?人类有没有可能超越民族中心主义?这些都是文化相对主义所面临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无论如何,文化差异总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事实。正是这些差异赋予了人类文化以多样性。我们固然不必保留辩子或者“三寸金莲”以供猎奇者玩赏,但中国文化自有其无法“欧化”的特殊的魅力,中国文化的更新也自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所谓的文化相互同化、融合而导致的“世界文化一体化”,只能带来人类文化的单调和没落。事实上,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自己,将异国作为帮助自己发现自己的“他者”,从另一种文化的陌生角度来观察自己,看到许多从内部无法看到的东西。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加以认知和解释。文化之间的误读难以避免,无论是主体文化从客体文化中发现新义还是反观自己,都很难不包含误读的成分。而从历史来看,这种误读又常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契机,因为恒守同一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封闭。
(摘编自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
《木兰辞》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长篇叙事民歌,讲述木兰替父从军、最后荣归故里的故事,体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忠孝两全的价值观。美国动画版《花木兰》则对《木兰辞》进行重新诠释,木兰为了证明男女平等、实现自身价值而主动从军,体现美国人崇尚个主义的民族性格。《花木兰》在中国上映后,获得不错的票房。不少观众表示故事有新意,能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