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 知识点题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五年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从不足1万公里，延长到2.2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60%以上，“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成型，成为了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五年间，中国铁路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印尼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建设进展顺利；吉隆坡至新加坡高铁、莫斯科至喀山高铁等多个项目正在积极推进。

    纵观国内，依靠高速铁路的助力，压缩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促进了区域间的沟通交流，让老百姓感受到了由高科技所为铁路带来的巨大成果，体验到了新时代经济动脉所焕发出的无限活力。诸如，宝兰高铁的开通运行，穿越陕西关中、甘肃天水、定西等贫困地区，结束了陇中和陇东南地区不通火车的历史，为沿线天水地区的苹果种植户带来了新的机遇。放眼世界，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深入推进，中国高铁的版图已经扩展到了亚、欧、非、美等五大洲数十个国家。为世界各国踏上相互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和平共发展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蒙内铁路的通车运行，圆了肯尼亚的百年梦，更为铺起东非“铁路大动脉”构建了开端工程。

（《中国高铁：破茧成蝶撩起惊世之舞》2017年6月8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二：

    中国目前已经成功拥有世界先进的高铁集成技术、施工技术、装备制造技术和运营管理技术，具有组团出海的实力，可以挑战任何竞争对手。目前，中国高速列车保有量1300多列，世界最多。列车覆盖时速200公里至380公里各个速度等级，种类最全；动车组累计运营里程约16亿公里，经验最丰富。施工成本和效率方面，中国企业更具优势。据测算，国外企业修建高铁平均成本为每公里0.5亿美元以上，中国只需约一半，且中国企业的工期短，施工效率又是外国企业的一倍以上。成本低，标准却更高。安全性能上，中国标准与欧洲标准基本一致，施工标准远高于欧标。中国企业施工中用到的钢筋、水泥等材料等级和用量都偏高。中国铁路装备最大的优势，一是性价比高，二是交货能力强。性价比高，并不是“故意低价换市场”。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于对成本的控制力。中国铁路的配套产业完整，包括上下游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发达，这是一般国外厂商无法做到的。中国产品交货及时，工人劳动效率高。同样一列车，国外制造要18-22个月，我们最多12个月。

（摘编自《2016-2021年中国高铁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材料三：

    台媒称，中国高铁的名号已在世界打响，就连美国加州州长也二度赴华取经；2017年6月5日，美国加州州长布朗继2013年后，第二次搭乘中国高铁。布朗对中国高铁赞誉有加，“我是高铁的忠实爱好者，也是高铁在美国坚定的提倡者，很愿意看到加州参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将尽一切力量促其实现。”“我很喜欢坐火车，除了可以阅读、与人交谈，更可起身走动，而且火车速度很快，非常方便。”布朗更开玩笑表示，希望能从加州搭乘高铁到中国。

    早在2010年，当时的加州州长阿诺就曾造访杭州，期望了解高铁的服务、融资状况，以利促进加州人文、产品交流以及地区发展。

    虽然美国有高速列车“阿西乐特快”，但其最高时速仅240公里，平均时速110公里，远低于中国高铁300公里以上的时速。此外，美国铁路的准点率最高仅到75%，和中国高铁“零误差”的佳绩相比逊色许多；落后的设施、乌龟般的速度，导致多数美国人不考虑当地火车。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各小题。

材料一：

    ①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随着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内涝防治成了汛期防灾的“新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185座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

    ②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内涝问题就已经凸显，但当时内涝造成的损失相比江河洪水的损失要小，因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③然而，自2004年以来，有4年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发生流域型大洪水的1998年（2551亿元）。面对损失与受淹城市数成正比的趋势，人们开始对城市内涝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摘编自北极星环保网）

材料二：

    ④一旦城市遭遇强暴雨袭击，突然倍增的洪水如果无处可去，当然会在城市里肆意奔流，于是，道路瞬间成“河流”，广场立即变“湖泊”，建设在河道、湖畔等低洼地带的居民区、工厂等，随之成了泽国。现今的中国，城市内涝日趋严重。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来看，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山林湖泊等生态系统被肆意破坏。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土地被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取代，用来蓄水的低洼地被填平，湿地和湖泊变成了住宅，下凹式立交桥越建越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越来越充分（如地下车库、地铁等），种种做法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从而直接导致城市的雨水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仅依靠市政管网来排走雨水已是杯水车薪。另外，受气候变化影响，每年的极端性强降雨频次呈现上升趋势，加之受厄尔尼诺等各类极端天气现象影响，越来越大的降水量也带给城市越来越大的挑战。

（摘编自新华网《雨季总“看海”，城市内涝如何解？》）

材料三：

    ⑤城市的排水设置只是内涝问题最下游的原因，解决城市排水系统仅是治标。建设一个“海绵城市”，让城市的生态系统能够恢复，才是解决内涝的办法。

    ⑥所谓海绵城市，即通过“渗、滞、蓄、用、排”等技术，使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⑦我国自2015年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4月，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已建设面积420平方公里，完成投资约544亿元。全国已有370个城市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目前，海绵城市试点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作为一个由点、线、面构成的庞大系统工程，海绵城市的全部功效尚需时间和过程加以检验。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文章《反思城市内涝，建设海绵城市》）

材料四：

    ⑧理性看待海绵城市，首先应该将其置于城市生态的宏观视野，从而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这个前提得到保证后，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在决策时全面权衡。首先，从城市的现实规模、生态出发，建设海绵城市有没有必要？如果一个城市本身就拥有发达的水系足以实现有效排水，那么另投一笔资金建设海绵城市是否划算？其次，在制定规划时是否对整个城市生态进行过系统的统筹？假使主政者总是罔顾城市发展自身规律，肆意妄为，那么再有吸附力的“海绵”恐怕也有限度。

    ⑨解决城市内涝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对海绵城市的建设成果评价，我们是否有可靠的评价系统？假使都像一些地方“治水”那样，钱花出去了却不问效果，到头来公共财政打了水漂，大家依然只能“看海”。

（摘编自《南方日报》文章《面对海绵城市须回归理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心系祖国  筑梦香江

张庆波  黄  拯  陈  然

    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香港举办科技展、摄影展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吸引了各界参与，香江满城热情奔涌。

    多项活动互动交流

    作为最受嘱目的庆回归活动之一，航天科技展特别邀请了中国航天第一人杨利伟，神舟十一号航天员景海鹏、陈冬，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城等共同主礼开幕仪式。

    航天英雄“登陆”香港，大批市民争相与之合影留念。就读秀明小学的吴同学激动地对记者说，自己一向留意太空科技，这次能与航天员近距离接触，简直兴奋得“上天”。庆委会执行主席郑耀棠表示，航天科技展充分展示出国家的科技成就及香港新一代的创科精神，期望通过活动启发学生们的科技梦。

    同日上午，“风情丝路，彩墨香江”当代名家作品展、“港蒙倩影”摄影比赛壁联展于铜锣湾中央图书馆开幕。香港、内蒙古数十位摄影师的300余幅精彩照片于场内展出，一边是璀璨的维港和古朴的渔船，一边是奔腾的骏马和广袤的草原。

    郑耀棠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香港、内蒙古从不缺乏交流，而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更将这两个地方紧紧连在了一起。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近日举办的一场中中资企业服务香港展览，还原了这种携手共进的景象。在中环中银大厦摆放的几十块展板上，市民可以看到：中资建筑企业为香港填海造地超过1000万平方米，相当于整个港岛的1/7；为让香港市民吃上最新鲜的农副产品，中资金业负责的“三趟快车”50年来已开行了4万多列；中银香港捐助设立“惜食分饷站”，赠与基层长者及低收入人士饭餐，三年累计提供132万份。“香港中资企业4000多家，员工8万余人，90%以上都是香港本地人。”

    深化文化历史认同

    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香港中小学生通过一场历史文化常识比赛欢庆。200多所学校参加，5000多名中小学生报名，同学们在对中国历史、香港现状发展等文化知识的快问快答中，深化着对国家的认知。香港教联会主席黄锦良说，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有更深层次的认知，可以更好地做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另一场3万余名全港中小学生及家长参与的比赛同样精彩。比赛以“认识《基本法》——实践‘一国两制’”为主题，共有441所中小学和幼稚园参加，有2.3万份参赛作品，历时3个多月，校际问答、亲子填色等活动趣味十足，加深了同学和家长们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认知。

    分享成就放飞梦想

    “哇，好神奇！”视频中一只肉嘟嘟的蚕宝宝，像变魔术一样在航天员景海鹏的指尖飘动，隐约还能看到吐出的丝线浮动，瞬间让还略显拘谨的孩子们从椅子上跳了起来。28日，杨利伟、景海鹏、陈冬做客中华基金中学，同全港800余名中小学师生代表分享了中国航天科技的发展与成就，以及在太空科研训练的经历。

    神舟十一号任务中，香港顺德联谊总会翁祐中学、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宣基中学的同学，贡献了太空蚕宝宝、水膜实验、双摆实验三个方案。景海鹏介绍说：“这三个实验代表了香港青少年的科技梦想，我们第一次公开这段太空实验视频，希望能够点亮、放飞同学们的航天梦。”

    杨利伟表示：“青少年是民族、国家的希望和未来，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香港师生交流，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满满的热情。国家也在策划培养两岸三地的航天员，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香港青少年也能飞上太空。”

（节选自2017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阅读下面文段，完成后面小题。

    1993年春节前夕，像往年一样，王选闭门搞设计。年后，他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回来，王选把设计给他看。

    “王老师，你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学生看过后对导师说，“IBM的PC机主线上有一条线，你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王选愣住了。因为他明白了，自己苦苦钻研了两个星期的设计，被学生一句话否定了。这是王选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 

    “本来，我以为自己做一线的工作可以做到60岁。”现在犹如看见一个海边的黄昏，往事潮水般在夕照中涌来……从投身这项科研至今，18年了，他奉献了所有的节假日，“18年来可以说一口气都没有歇过。”他为自己能始终能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感到自豪。可是“今天，我看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我已经不如年轻人了。在我不那么熟悉的领域，岂不是更差！” 

    他作出了一生中自己第六次重大抉择:让年轻人来挑重担，让年轻人自己的思想里开出鲜花来，才会硕果累累。

    就在这一年，王选把几位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比如彩色系统研究室主任36岁，此后主持完成了彩色调频挂网算法并实现高保真彩色印刷，从而实现了彩色技术的重大突破。今天，已是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栅格图像研究室主任27岁，研究出新一代栅格图像处理器，进而开发出纯软件的栅格图像处理器，为方正系统进入香港、台湾，乃至日本市场作出重要贡献。

    1995年6月，一个年轻人来投奔王选。他曾经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因无法转化为社会化的产品，他从中国科学院辞职去了“外企”，从事美国产品的汉化工作，换句话说，是替美国产品搞“转化”。不久，感到这样的工作虽然工资很高，但心里不舒服。

    王选收下了他。今天，他是方正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负责数字视频的科研开发，这是一个犹如革新传统的印刷业那样，将对传统广电业进行革命性改造的重大领域。

    这些高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均得益于年轻人在第一线能随时随地积极地思想。我们看到，王选在感到不如年轻人的时候作出的第六次抉择，是他人生中最智慧的抉择。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2019年9月30日，央视科教频道《走近科学》在播出最后一期节目《治理水花生》后，宣布停播。

    1998年6月1日开播的《近科学》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档大型科普栏目，至今仍保持着科教频道最高的收视纪录。节目经常制造悬疑的氛围，把悬念铺陈到极致，最后却得出令人大跌眼镜的结论，引发的争议颇多。节目主持张腾岳接受采访时说，节目的目标就是“让老百姓记住，有病了不能自己瞎吃药，一旦手上划了个大口子、烫了个大水泡，得正确处理，不能撒一把香灰、抹点儿酱油了事”。

    央视内部调查显示，对《走近科学》贡献最大的受众群体是初中二年级以下学历的人。制片人张国飞把中国观众比喻为“枣核”，文盲和高等教育是两个尖，大肚子的部分是初中学历者。

    同为科普人，姬十三理解《走近科学》的处境，他觉得科普工作总是不断面对“是获得更多受众还是更加专业”的选择。他认为《走近科学》的叙事方法类似于今天的标题党制造爆款。“但至少在当时的环境以及国民对大众媒介的理解上，我觉得不是一种差的选择。”

    （《〈走近科学）停播，它是“伪科学吗？》）

    材料二

   

    图一  在同类文化程度中具备科学素养者的比例（2015年）

   

    图二  在同类文化程度中具备科学素养者的比例（2018年）

   

    图三  公民通过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占比

    （《2018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主要结果》）

    材料三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普研究所于2018年4月至6月组织实施了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大幅提升，有10个省市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不同群体公民科学素质发展更加均衡。互联网成为与电视同等重要的公民获取科技信息主渠道，公民利用科普设施和参与科普活动的比例明显增加。我国公民高度关注并积极支持科技事业的发展。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采用国际通行指标，包括公民对科学的理解、公民的科技信息来源、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等内容。公民对科学的理解是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核心指标，用于测算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公民的科技信息来源和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是公民科学素质影响因素指标。

    （《2018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主要结果》）

    材料四

    据报道，复旦大学文、理、工、医不同学科的12位教授在今年新学期一起开设了一门通识课程——“似是而非”课，旨在以人们司空见惯和熟视不思的现象为例，阐述什么是“伪科学”。

    这个课程实际上就是一门常识启蒙课。从课程内容上看，其中一些简单逻辑推理以及基本科学常识是属于初高中学生就应该掌握的。应该掌握而没有掌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现今初高中乃至大学的一些教材，其中许多内容的编写不仅没有观照到逻辑和常识的框架，甚至与逻辑以及常识相冲突——如果不是反逻辑、反常识的话。这个现实，是一些被称作“大婴孩”的大学生在大学阶段的社会化过程中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是“似是而非”这门课在大学受到欢迎、在社会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

    常识启蒙课的精髓在于其建基逻辑和知识之上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观察世界的一套框架性标准。批判性思维，是学生树立价值判断标准，甄别其所接触到的书本内容和现实世界现象的立足点。有了这样的立足点，才能在众说纷纭中坚守标准、服膺常识、坚持定见。有了基本的逻辑推理能力，才能在谬说盈耳时仍能不趋强势、冷眼待之、不为其动。

《“似是而非”火了，常识启蒙仍微》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改善食品的色、香、味，提高营养值，延长保质期，在促进食品功能化、营养化、多元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发展蒸蒸日上，是食品工业体系中科技创新亮点频出、法规标准与国际接轨、生产经营监管较为严格的行业之一。

    在食品添加剂行业全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新形势也对食品添加剂行业的环保和食品安全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生产企业应积极加大环保投入，同时在减少各类排放的关键技术上攻关突破，切实有效地提高行业各类产品生产环节的环保水平。

    目前，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问题仍然是食品安全领域的一大顽疾。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仍要加大食品添加剂的科普宣传力度，使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理解更加科学和客观。

    (摘编自陆悦《食品添加剂行业破浪前行》)

    材料二:

    食品添加剂支撑了食品工业的发展，而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对食品添加剂标准的制订也提出了诸如国家标准规范、国际标准共识及安全风险评估等方面的更高要求。

    “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方面，我们坚持‘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原则，夯实了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基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中心已连续9年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构建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验室网络，累计获得1300万个监测数据和130份食源性疾病病例信息。

    此外，该中心还建立了国家风险监测数据库、毒物数据库，创建了食品与食源性疾病溯源和关联性分析系统，正逐步建立完善风险评估制度体系，系统开展污染物、微生物等风险评估工作，将为科学修订相关标准提供科学分析和技术支持。

    (摘编自汪斌《食品添加剂标准体系建设稳步向前》)

    材料三:

    从“纳米”到“有机”，从“纯天然”到“转基....食品营销上的搭车销售，向来都是踩着“消费痛点”跳舞的。长期以来，消费市场略有偏好，也不管这种偏好科学不科学，食品企业就秋波频送、媚眼如丝。加黑加粗的“零添加”“不添加”字眼，瞄准的就是一种消费误解:没有添加剂的食品就是纯天然，纯天然的食品就代表着安全。

    “零添加”之说不仅悖逆食品科学，更涉嫌虚假宣传。不久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称，对我国未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且未批准在国内商业化种植，市场上并不存在该种转基因作物及其加工品的食用植物油，其标签、说明书不得标注“非转基因”字样。

    煞有介事的“非转基因”标识就要寿终正寝了，对铺天盖地的“零添加”“不添加”标识做好规范相信也在来的路上。食药安全，人命关天。只要有一查到底的刚性执法在，只要有无缝监管的常态作为在，食品添加剂就不应该为非法添加、滥用滥加“背黑锅”。食品企业自当严控添加、严管质量。至于“零添加”的神话，健康科普和市场执法应该合力而为，让其早点灰飞烟灭!

(摘编自邓海建《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还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非典中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北京市人民医院。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222人感染，包括93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盖白布的病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带我去看了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传给了妻子儿子，想尽办法只能找到一个医院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我“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当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我只不过隐约感到怪异，仅此而已。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摘编自新闻记者柴静传记集《看见》）

    材料二：

    非典报道经历了从瞒报到高度透明化的历程，这表明新闻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从“如何包”转到了“如何报”，从内容控制转到了方向调控。在传统机制下，一些新闻主管部门认为消极信息容易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和社会动荡，因而媒体在信息流通中实行严格的把关制度，侧重于“包”不重“报”。中国传媒对于危机报道的典型做法是在保守的方针下，采取低调而务实的报道模式。应该说这一传统是在建国之初就形成的。当时中国面临国内外的险恶局势和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需要以正面宣传为主，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实行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封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其前提是资讯手段的不发达，信息渠道的单一。

    这一做法延续到今天则并不合适：一方面当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公众的信息需求扩大，对知情权的要求日趋强烈；另一方面通讯技术不断发展，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传播学认为，流言的流传程度=事件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如果媒体继续采取沉默的态度，既达不到封锁信息的目的，又缺乏权威的消息。社会舆论主体缺位，必然纵容了流言的传播而破坏社会稳定。从管理学上看，传统新闻管理侧重微观的内容管理，而非方向性引导，而由于内容管理的庞杂，必然导致信息传送的滞后，造成舆论主导真空，流言乘虚而入，反而容易引起恐慌。此次“非典”事件前期的抢购风波验证了这一点。

    (《“非典”事件对新闻改革的影响》)

    材料三：

    “非典”时的政府扣押信息、“媒体集体失语”等观点，与事实不符，是站不住脚的。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3条规定，在暴发严重疫情时，媒体在对外通报前须征得卫生部的同意。我们需要强调，记者应当依法报道。由此可见，所谓非典期间“媒体失语”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第一个环节的卫生部门出现了“故障”。

    事实也的确如此。“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这句俚语，可以非常形象地形容2003年3月和4月中上旬中国社会的特殊状态。在医学界，北京的洪涛院士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为衣原体”，而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南方专家却坚持认为是冠状病毒。双方对SARS病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从科学研究角度看，这是非常正常的。然而，从当时SARS迅速蔓延的紧迫形势看，人民群众急切地想要知道非典的病原信息。对此，当时的媒体都没有报道。不是媒体不能报道，也不是什么力量控制媒体不准报道，而是所有人，包括媒体和卫生部，都必须等待专家们的最终判断。由此可见，由于SARS复杂病因引发的医学争论，才是造成所谓当时“媒体集体失语”的真正原因。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SARS的病原体。洪涛院士随即也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至此，争论结束。4月20日，国家卫生部门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非典”疫情。接着，新闻媒体也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急切盼望信息的广大受众。

（摘编自尹韵公研讨会主题发言稿《对非典时期新闻传播的再反思》）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回望70年来的国民阅读,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纸质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大众化，网络阅读铺天盖地闯入人们的生活。技术改变了阅读的面貌和形态。如今，阅读已不再仅仅是打开一本书，“一屏万卷”的数字阅读时代已经到来。

    2019年4月召开的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截至2018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32亿，人均数字阅读量达到12.4本。我国数宇阅读整体市场规模已达到254.5亿元，同比增长19. 6%，大众阅读市场规模占比逾九成,是产业发展主导力量。

    专家预测,5G时代的来临,为全民阅读的数字化带来新机遇——戴上虚拟增强现实设备，读者马上“置身”于中国历史的影像现场;翻开一本秦兵马俑画册，屏幕上立即展示各种秦俑立体造型……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说，随着对新技术的广泛使用，“传播+阅读+沉浸式”的智能化出版将为人们提供更美好的阅读体验。

    70年，中国人的阅读从“有没有"升级到“好不好”，不仅阅读书目走在百花齐放的路上,阅读场所从家庭、阅览室换到兼具“颜值”和“内涵”的新型阅读空间。书从纸质变为电子,而且阅读与各个领域跨界,衍生出“阅读+行走”“阅读+话剧"“阅读+科技""阅读+互联网”“阅读+公益”"阅读+摄影"“阅读+音乐”“阅读+电影”“阅读+社交”……阅读,让生活更加多彩。

    (摘编自《触摸国民70年间读轨迹》.2019年9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阅读情况调查

   

     (图片来源:新华社)

材料三

    从免费阅读到花钱“追更”,消费者正在读书类APP"诱导”下,逐渐接受付费阅读。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中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已达254.5亿元,六成数字阅读用户愿意为电子书付费。

    纸质载体也好,电子书也罢,本质上都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对任何一个运营机构或者运营商而言,都不可能永远“免费”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户开始愿意付费阅读,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只是还需要有关部门在规范方面做更多努力。

    目前,数字阅读市场还处于崛起阶段，鱼龙混杂。在运作模式上,一些在筑“付费墙”,一些则在摸索“免费阅读+广告”模式,一些则以分享、点赞、组队等作为激励机制……这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抢占市场做法，虽没有什么不好,但客观上造成了行业无序竞争,滋生了一些乱象。更有甚者，一些新媒体为在迎合中争取读者,使出浑身解数拼碎片,置起码的原创精神、作者权益于不顾;一些营运平台，在利益驱使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变着戏法推出一些色情、暴力作品，置起码的社会责任于不顾。

    这些现象显然不利于数字阅读市场健康持续发展，不利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在鼓励、扶持数字阅读市场时，及时注意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数字阅读只有在规范上下功夫,才能赢得更大更长远的发展。

(摘编自《数字阅读市场有待规范发展》,2019年8月12日《经济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咬文嚼字》编辑部12月2日发布“2019年十大流行语”，“文明互鉴”“区块链”“硬核”“融梗”“xx千万条，xx第一条”“特柠檬精”“我太难/南”“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霸凌主义”等流行语入选。

    榜首的“文明互鉴”出自主席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主张的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大，引起全球共鸣，彰显了新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中央确定“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不仅让“区块链”成为信息技术领域的热词，也走进大众视野，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硬核”的彪悍、“融梗”的边界和“霸凌主义”的思维和行径，都令人沉吟再三。

（摘编自《年度十大流行语标注社会脉动》）

材料二：

    2012-2018年年度流行语来源类型对比

年度			来源类型
	互联网群组	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	综艺	电竞游戏	表情包广告
2012	11.1	33.3	11.1	33.3	11.1	-
2013	50.0	16.7	-	33.3	-	-
2014	12.5	-	12.5	50.0	12.5	12.5
2015	50.0	-	-	33.3	-	16.7
2016	33.3	33.3	11.1	11.1	11.1	-
2017	20.0	10.0	-	40.0	20.0	10.0
2018	22.2	-	11.1	55.6	11.1	-

▲注：表中“一”表示对应年度无此类别流行语

材料三：

    临近年末，又到评选年度词语、年度流行词、年度网络用语的高潮时间。近年来，来自语言教育部门、相关职能部门、有关学术研究单位乃至网络自媒体，都会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主题，遴选出各种各样年度代表性词语。有的词语称得上众望所归，有的入选词语则哗众取宠，还有的着实令人大跌眼镜。那么，是否该给年度词语评选设立几条应当普遍遵守的原则呢？

    应该给年度流行用语、用词的评选定个原则、出个标准、设个门槛了。《语言文字周报》执行主编杨林成表示，这类评选应当秉持五大基本原则。一是群众性原则，年度“十大流行语”应具有原创性，能展现大众的语言创造力，年度使用的热度较高，不同的语境、不同群体的人都在用的，比如“盘它（他）”。二是持续性原则，没有真正流行开来的事件性热词热语不收，比如“你是什么垃圾”，只在今年6月底上海即将开始实施垃圾分类管理的时候热过，其后湮没无闻，就不应该收录。三是趣味性原则，入选的条目必须具有一定的语文智慧，包涵一定的辞趣，还应该携带一定的情感、情绪，在风格上应该是轻松活泼、幽默诙谐、自嘲解嘲，读来让人会心一笑，辞趣寡淡的一般不收录。四是规范性原则，流行语评选不能只考虑流行度，入选的条目要有利于健康的语文生态的建设，源于谐音的热词不收，这样的“谐音”不利于汉语的规范、健康发展，比如，“你怎么这个亚子”“让我康康”等；缩写拼音的字母词一般不收，比如，“OMG”“瑞思拜（respect）”。五是正面性原则，入选的条目在内涵上应该能反映当年民众或某一群体的某种心态，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镜像。

（摘编自《年度流行语评选必须传递正能量》）

材料四：

    年度流行语是一个以年为跨度的社会观察哨。换上历史的广角镜头，流行语的变迁展现出时代的变与不变。以科学技术领域为例，从几年前的“互联网“引力波”，到时下的“5G”“区块链”，日新月异的革新不断拓展着生产生活的疆域。从“两弹一星”“陈氏定理”，到“神舟飞船”“港珠澳大桥”，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成为新中国70年辉煌历程的生动注脚。流行语持续更新，归根结底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国家在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铁人精神”还是“蛮拼的”态度，无论是“个体户”首吃螃蟹还是“创客”掀起创业热潮，拼搏奋斗的精神始终不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不变，这些都将汇聚起推动中国向好发展的磅礴力量。

    新与旧，小与大，变与不变，道出了流行语背后的辩证法。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临近年末，很多机构相继发布了不同版本的年度热词，其选择各有不同。但无论如何，流行语只能投射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并不能代表时代的全部。流行语选择愈多样、变化愈快速，越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进步的多样性，越说明中国具有发展的无限可能。

（《流行语中的时代活力》）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小题。

    材料一：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由低到高分别是劳务出口和自然资源出口、产品出口、知识产权的共享。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我国的对外合作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与知识产权共享相结合的形态。

    “一带一路”是我国站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发起的共商规则、共建平台、共享资源、共同发展的联动发展倡议。合作共赢是“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长期战略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单纯扩大中低端经济增长要素存在诸多局限性，只有坚持知识共享，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合作，最终实现共享繁荣的目标。

    以技术要素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当今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技术附着于实物商品，并通过产品出口实现经济利润，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越高，其利润越大。我国在高铁、核电等基建领域以及5G通信、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电池等新兴领域，已形成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其中一些技术已经实现了从产品出口到知识产权共享的跨越。“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与我国存在现实发展差距，以知识产权共享为关键的国际合作将占据重要地位。

（摘自《知识产权共享将占据关键地位》，《光明日报》2018.12.26）

    材料二：

2008年6月5日，我国颁布施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将知识产权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10年来，我国修改完善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法庭……到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38.2万件，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达到5.1万件，排名全球第二。

    知识产权制度的逐步完善，不仅能促进技术迭代、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标注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四十年间，外资企业成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完善的亲历者、见证人。最近，广受关注的苹果与高通公司专利诉讼在福州中级人民法院有了新进展。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在遇到专利纠纷时，选择到中国来寻求正义。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更彰显着外资企业对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司法、执法的信心。

    也不可否认，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仍然任重道远。比如维权成本与侵权成本不匹配的矛盾如何解决？“洗稿”“伪原创”等打擦边球的侵权行为不时出现，对于这样隐蔽性强、取证难的侵权行为又该如何处理？在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进程中，这些问题亟待破解。

（摘编自张凡《保护知识产权，凝聚创新力量》《人民日报》2018.6.5）

    材料三：

    近日，日本媒体被一则消息拨动了神经——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日本经济新闻》直指，在日本技术立国的地位出现动摇的背景下，知识产权领域逐渐走向“中美两强”时代。

日经中文网报道，3月21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2017年全球企业等申请国际专利的统计数据，中国申请专利数量较2016年增加13.4%，成为唯一一个专利申请数增速为两位数的国家，达到48882项，超过日本的48208项．升至第二位。日本的申请数量增加了6.6%，但以微弱差距位列第三。而占据首位的美国，去年申请数量为56624项。

    “中国正在成为知识产权‘强国’”是日媒关注这一消息时开门见山的看法，而对于中国如何成为“强国”，内驱力从何而来，外界始终对中国保持着“强势围观”。《日本经济新闻》的最新报道提到，中国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提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目标。将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力度，举全国之力改善知识产权市场环境。

    俄罗斯《独立报》3月初则援引经济分析师阿尔乔姆·杰耶夫的观点说，中国目前遇到了贸易摩擦、全球爆发新危机等问题。“中国不得不在迅速完成外部订单的同时，向主要贸易伙伴推广本国技术和产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激烈动荡的时局中保有安全感。”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3.2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10月29日在北京胜利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全会及其通过的《建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描绘出新蓝图。

    “‘十三五’规划将是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后的首个五年规划，公报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并用很重的篇幅强调坚持绿色发展，释放出党中央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和信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白重恩说。

（摘编自《法制晚报》，有删改）

材料二：

    8月4日，中央电视台开始在新闻联播节目推出《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启示录》系列报道。报道称，塞罕坝主动修复生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活标本。

    三代人用了55年的时间，将昔日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变成百万亩人工林海。塞罕坝林场的有林地面积，由建场前的24万亩增加到目前的112万亩，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片人工林。森林覆盖率由12%提高到80%。

    今天的塞罕坝，绿水青山带来真金白银，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郁郁葱葱的林海，成为林场生产发展、职工生活改善、周边群众脱贫致富的“绿色银行”。

塞罕坝每年的生态效益	我国2020年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涵养水源、净化水质1.37亿立方米
	释放氧气55万吨
提供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
	森林覆益率达到23%以上

（摘编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三：

    中新网北京8月8日电（记者张尼）日前， 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督察组将分别进驻吉林、浙江、山东等8省份，这也标志着中央环保督察将实现对31省区市的全覆益。此前批次的督察中，已有上万人被问责。新一轮督察风暴又将揪出哪些环保“顽疾”引发外界关注。

    从另一组数字上也能看出中央环保督察取得的成效。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近日透露，此前的中央环保督察中，初步罚款约8.8亿元，立案侦查1183件，拘留1103人，约谈13593人，问责11390人，切实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环境问题，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四：

    地球是你我共同的家园，建设美丽家园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一起参与、共同行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只当坐而论道的旁观者，而应成为躬身践行的参与者，从自己做起、从生活中一点一滴做起，像保护眼睛一祥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或许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聚沙成塔、积土成山，众人汇聚起来的力量就是磅礴伟力，唯此方能绘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幽静宜人”的美丽中国图景，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摘编自南方网，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在深入调研、总结高校自主招生和上海等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遴选部分高校开展试点。2020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

    据悉，“强基计划”主要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由有关高校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合理安排招生专业。要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招生。建立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新形势要求和招生情况，适时调整强基计划招生专业。

    据了解，在计划起步阶段，教育部将在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范围内遴选高校开展试点。相关高校可向教育部申请并提交相关专业的招生和人才培养一体化方案。教育部组织专家综合考虑高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质量、科研项目及平台建设情况、招生和人才培养方案等因素，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研究确定强基计划招生高校、专业和规模。

    据悉，高校根据有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制定强基计划的招生和培养方案。符合高校报考条件的考生可在高考前申请参加强基计划招生。高校依据考生的高考成绩，按在各省（区、市）强基计划招生名额的一定倍数确定参加高校考核的考生名单。考生参加统一高考和高校考核后，高校将考生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结果及综合素质评价情况等按比例合成考生综合成绩（其中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得低于85％），根据考生填报志愿，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顺序录取。

（摘自《教育部推出“强基计划”》，有删改）

材料二

    强基计划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已经跳出招生的狭隘范畴，着眼于国家对人才的战略需要，贯通国家急需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两阶段。在这一点上，强基计划显然比原来的自主招生站位更高。

    自主招生的初衷就是为有学科特长的学生开辟一条特别通道。高考分数录取有点像招收十项全能选手，报考著名高校更是需要每科都强或者没有短板。但是对于那些有某些专长的学生来说，高考显然不够科学合理，甚至会埋没这些专门人才，于是，自主招生政策推出了。但长期以来，自主招生政策更着眼于招生，这部分有学科特长的学生获得的更多是降分照顾，而在其就读专业上并没有过多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主招生的出发点。

    新出台的强基计划则完全聚焦于基础学科。基础学科人才的强弱对关键技术的突破有着基础性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此次强基计划明确限定了招生专业，以基础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为主，也是响应国家号召，从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的角度出发。正因为此，入围强基计划的考生基本上都需要在其擅长的领域从事基础学科学习，而不是把个人专长作为一个进入名校的跳板，转而就读其他热门应用专业，比如金融。

    原来的自主招生办法，其招生录取过程与现行高考是一个并列关系，甚至先行于高考，学校的各种测试都是在高考分数公布之前进行；而自主招生的结果也是不同的人获得不同的降分幅度，过程不够透明等问题也留下了一些灰色空间。目前强基计划的录取方式在赋予学校自主权的同时，又把这种权力透明化，最大程度规范了学校的自由裁量权。从这个角度看，这不仅仅是落实综合素质评价，也是保障公平公正。

（摘自《“强基计划”不是自主招生的升级版》，有删改）

材料三

    古文字学是事关文化传承的“绝学”和冷门学科。“强基计划”将古文字学专业列入招生和培养范围，是在改革创新古文字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是对选拔培养知识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有志于奉献古文字学研究的后备优秀人才的一次有益探索。

    古文字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自然也决定了古文字学人才培养的特点。古文字学家唐兰曾说：“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当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谈到学习古文字的方法时，特别强调“如果想学好古文字，必须掌握古文字学之外的很多知识。”这些意见既是他们自身的经验之谈，也说明了古文字学习所具有的学科特点。由于古文字学涉及多学科领域，一名合格的古文字学人才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和能力，与一般学科相比，古文字学人才成长周期更长，培养难度也更大。正因如此，目前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虽然成就突出、涌现出多位学术大师和一批学术骨干，但是总体上看研究力量不足、后备人才匮乏依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古文字研究和队伍现状还不能很好适应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战略需要。

    针对当前古文字学人才培养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需要突破常规，改革现有招生和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建立符合古文字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体系。这次将古文字学列入“强基计划”，选择若干所具备条件的高校，从本科生培养抓起，建立本科、硕士、博士衔接的培养模式，是对古文字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大改革创新。在招生上，通过改革招生录取方式，选拔一批真正对古文字学有志向、有兴趣、有能力的青年学生。在培养上，通过科学设计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实行分阶段动态选拔培养等措施，加快培养知识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有志于奉献古文字学研究的后备优秀人才。

（摘自《“强基计划”助力古文字学专业人才培养》，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贤，旧时又称乡绅，是指在本乡本土知书达礼、才能出众、办事公道，德高望重之人。他们多半耕读传家，上慈下孝，为人正直，热心公益，在民众中享有良好的口碑和威望。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广袤乡村的基层建设、社会秩序和民风教化等，主要由每个村落和地方的乡贤担纲。这些乡贤或以学问文章、或以清明善政、或以道德品行，或以杰出才干、或诸种嘉德懿行不同程度兼而有之，引起乡邑百姓的高度认同和效仿，从而形成植根乡野、兴盛基层的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大体属于地域文化，虽然在不同地区往往会有不同特色，却仿佛祖国山河的千姿百态，其风雅异韵和独特风貌，共同演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彩，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野沃土百卉争艳的生动写照。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文化景观，乡贤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积累，在乡村治理、文明教化、谋利桑梓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基层稳定、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扬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乡贤文化既体现乡贤热爱家乡、建设故里、乐于担当的情怀，又饱蕴见贤思齐、助人为乐、崇德向善的正能量，在垂范乡里、化育乡邻，维护乡村秩序、促进基层社会平稳发展等方面曾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材料二：

乡贤文化一直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乡贤的主体不仅拥有聪明的才智，更拥有良好的见识与品德，具有地域性与现实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如何利用乡贤文化更好地精准脱贫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传承了乡贤文化的乡贤可以将政府与群众联系得更加密切，可以参与和监督乡村治理，引领道德教化。同时乡贤文化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不仅具有文化价值，还具备了经济价值。乡贤文化参与精准扶贫能够帮助提高贫困识别的精准度，减轻精准扶贫的负担，推进扶贫工作更加有效地实施；还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与主动创造性，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创造本地区特有的发家致富的模式，促进经济发展。乡贤文化的融入，有利于改善贫困地区的社会风气，形成文化引流注入到这些地区。乡贤文化的融入也使得许多大学生、员投身扶贫建设工作中，为贫困地区带来了人才，也带来了希望。

材料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丰富的含义，但我们这里只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四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从乡贤文化来看，其中也包含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终极追求。

简而言之，“善”首先是个体最重要的道德修养。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孔子在后世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对整个东方文化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当时，他只是春秋时鲁国曲阜地方的一个乡贤。他的各种品质的塑造，与其自身对于“善”的培养分不开。正是在“善”的基础上，他自我人格的其他方面得以不断完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将“友善”置于最后，是因为它是一切价值观的出发点和基础。在实际的践行过程中，则应该反过来看，即从友善出发，进而为诚信，以此为基本原则，本分行事，即为“敬业”。做到敬业，其实就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即是爱国。这四点，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每一个体做好了这几点，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就很容易达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目标，那么，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实现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上海陆家嘴一栋写字楼一层的快餐厅，白领胡晓璐用自助点餐机完成点餐，选择支付方式时，屏幕上除了微信、支付宝二维码付款等选项外，还有一个“刷脸”选项。“只用对着屏幕上方的摄像头看一眼，然后再输入绑定的电话号码，就可以完成支付，感觉挺新鲜的。”胡晓璐说。

不只是连锁餐厅，上海市民郭先生在一家服装店购物付款时也发现，收银台除了此前经常能见到的扫码枪，还有一台类似于iPad的设备，通过摄像头扫描面部信息，郭先生也快速完成支付。

2019年以来，刷脸支付迅速升温。去年底，支付宝推出刷脸支付产品“蜻蜒”。今年3月，微信刷脸支付设备“青蛙”正式上线，刷脸支付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除了大超市、连锁餐厅，不少中小商户都收到了来自支付宝和微信两家的“诚意邀请”。上海闵行区一家餐馆负责人朱先生对记者说，最近一段时间，支付宝、微信两家推广刷脸支付的工作人员已多次上门推销。随着推广力度不断加大，市场上甚至已出现“零成本”安装刷脸硬件设备的情况。

材料二

尽管平台力推，消费者和商家也展现出足够的好奇心，但采访中发现，刷脸这一新支付方式也暴露了利用率低、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等问题，能否被市场接受还有待检验。

“扫码支付很麻烦吗？”在上海静安区一家便利店，面对记者提出的刷脸支付的问题，刚刚买了一杯咖啡并扫码完成支付的徐先生如此反问。徐先生说，他购买了该便利店的会员资格，付款时一方面需要扫描App积分，另一方面，一些优惠券也需要扫码才能使用，所以他并不会选择刷脸方式进行支付。

在上海虹口的一家连锁咖啡店，记者看到，收银台上的刷脸支付设备黑着屏幕，无法正常使用。“坏了两天了，还没有人来修。”收银员说，和二维码扫码收款相比，刷脸收款设备故障率高。该收银员还表示，高峰期，刷脸支付慢、效率低。“有刷脸支付的时间，三笔扫码支付都完成了。”

业内人士表示，刷脸相较于指纹、密码，优势在于去掉了手机这一介质，但介质的缺失，也意味着人脸信息利用变得更加容易。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应用在互联网领域，并以此作为交易支付的认证，风险是有的。”上海市信息安全行业协会会长谈剑峰表示，刷脸支付的基本原理是将终端服务器采集到的信息与云端信息进行比对，看信息是否一致。如果云端生物数据库发生信息泄露，则不仅会给账户安全带来风险，也会造成具有唯一性的个人生物信息外泄。

材料三

针对刷脸支付，监管部门也在加快顶层设计。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探索人脸识别线下支付安全应用，借助密码识别、隐私计算、数据标签、模式识别等技术，利用专用口令、“无感”活体检测等实现交易验证，突破1：N人脸辨识支付应用性能瓶颈，由持牌金融机构构建以人脸特征为路由标识的转接清算模式，实现支付工具安全与便捷的统一。

“就个人信息保护来说，用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尽管目前已有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但关于个人敏感信息、生物信息等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建议尽快通过立法予以明确。

谈剑峰表示，任何一项技术都有它适合的应用场景，不能一味滥用科技。在用作支付认证时，不能仅仅凭借面部信息等生物特征进行单一验证，而应结合着传统密码等方式，进行多重认证。

刷脸支付既要便利，更要安全。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表示，这一方面需要行业自律，企业应该对采集到的个人信息进行加密存储，也需要企业明确和规范用户信息使用的目的和范围，避免消费者信息被过度使用；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监管，“在金融科技领域，创新走在监管前面是常有的事，这需要监管部门及时跟踪创新以及创新带来的问题，对监管机制进行更新和强化。”

（摘编自新华网，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小题。

材料一：

“网红一夜暴富，直播打赏千万”“我能不能火，能不能让我火？”此类标题充斥在网络平台上。其背后，隐藏着当前网络社会青年信仰的娱乐化、世俗化的影子。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消费重点已经从过去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逐渐转向旅游、休闲、娱乐、教育等非物质消费。同时，在娱乐消费市场空间和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面前，海量的商业资本涌入娱乐市场，掀起了一场场“娱乐至上”的大众文化的狂欢。

在传统的传媒方式之下，人们所获取的信息大多来源于报纸、广播、电视等，这些媒介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已经实现了不良消息的清除；但是网络社会信息开放，会导致网络中的负面文化对人产生影响。新媒体技术使得网络社会下的青年群体从过去单纯被动接受信息，转变为可以主动生产、传播信息，进行信息互动，因而传播的速度、效率更加便捷。但新媒体技术导致的泛娱乐化最容易误导的受众，也正是价值观可塑性强的青年群体。长期依靠这种快餐文化长大的青年群体，不可避免地出现精神虚无、价值判断盲目等问题，最终沦为娱乐大潮的靶子。

娱乐性、猎奇性的文化本身也是一种缓解紧张、愉悦身心的休闲方式，原本无可厚非。但戏说历史、恶搞英雄、戏谑文化、讽刺经典等行为，裹挟其他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导致青年在现实社会中缺乏对道德、历史、法制、规则的敬畏之心，因而责任意识淡薄，道德认知欠缺，政治信仰迷茫。在网络世界里，没有约束，没有节制，每个人都可以匿名存在，喜欢怎样就怎样，导致人际关系淡漠、疏远，个人情绪压抑、低落。对青年来讲，在如上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从众行为与极化行为，做出违背伦理道德、信仰缺失之事，甚至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种现象已经长期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随着西方商业文化的传入，以往崇尚“简朴”“节制”的传统生活态度逐渐被颠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开始拾头并逐渐蔓延和强化，甚至转向追求“放纵”和“享乐”。在网络的空间中，各种文化都能够自由地传播，也容易导致文化冲突程度的提升。比如西方霸权主义政治的文化倾销，一定程度影响部分年青网民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漠视，不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摘编自卜建华《网络社会青年信仰泛娱乐化、庸俗化风险的“文化景观”与破解策略》）

材料二：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设备的增多，我国传媒行业出现了较多的自媒体平台以及新媒体，这种状况的出现，促使网络文化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自古有“三人行必有我师”“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说法，善于学习，本身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网络的出现更是加快了这学习创新的进度。

随着微信、微博、各种APP软件的研发以及手机等移动设备的增多，人们从网络上获取信息资料的便利性极大地提升。各种文化产品大量出现，其中有深入浅出的文化精品，有深入深出的高端成果，有短平快的畅销书，有东拼西凑、模仿跟潮的赝品。虽然这些文化产品的水平参差不齐，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实现了资源多样性的共享，为人们的生活、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信息。此外，网络平台的构建为人们创建了虚拟的空间，人们可以平等地交流，消除了传统的交往障碍，提升了交往的自由性。

网络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普遍具有无边界、大容量的特点，故而能够满足任何人群的上网需求，并为其合法提供数据信息。事实上，正是由于网络文化的多样性以及自由性，才在最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文化的限制，为网民的网上联系提供了便利，为人们提供了自由对话的空间，实现了各民族、地区、国家文化的交流以及传播，并有助于促进各类文化的交流以及融合，最终实现世界各类文化的通联与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挑战的同时，也在通过互联网进行文化输出。比如近期歌手费玉清《一剪梅》的小视频在欧洲突然火了起来，“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两句文辞优美，节奏舒畅，让外国人感受到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互联网传播具有跨时空、跨领域的先天优势，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整合、加工，最终实现现代传承与转化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人们从网络上获取信息资料的便利性的提高，人们能够便捷获取多元化的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从而有助于人们开拓视野，打破思维的僵化模式。网络文化的某种冲击性，也能够进一步激发国人的创新精神。

（摘编自齐美国《网络文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从近代美学观点看，王国维所用名词似待商酌。他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就是“移情作用”，“泪眼问花花不语”一例可证。移情作用是凝神注视，物我两忘的结果，叔本华所谓“消失自我”。所以王氏所谓“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即忘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实例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所谓“于静中得之”），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实是“有我之境”。与其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似不如说“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因为严格地说，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都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泪眼问花花不语”，“徘徊枝上月，空度可怜宵”，都是同物之境。“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兴阑啼鸟散，坐久落花多”，都是超物之境。

王国维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他认为“有我之境”比“无我之境”品格较低，不过没有说明此优于彼的理由。

英国文艺批评家罗斯金（Ruskin）主张相同。他诋毁起于移情作用的诗，说它是“情感的错觉”，以为第一流诗人都必能以理智控制情感，只有第二流诗人才为情感所摇动，失去静观的理智，于是以在我的情感误置于外物，使外物呈现一种错误的面目。这也只是片面的真理。情感本身自有它的真实性，事物隔着情感的屏障去窥透，自另现一种面目。诗的存在就根据这个基本事实。如依罗斯金说，诗的真理必须同时是科学的真理。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

依我们看，抽象地定衡诗的标准总不免有武断的毛病。“周物之境”和“超物之境”各有胜境，不宜以一概论优劣。比如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超物之境”，“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则为“同物之境”。王维诗“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为“超物之境”，“落日乌边下，秋原人外闲”则为“同物之境”。它们各有妙处，实不易品定高下。“超物之境”与“同物之境”亦各有深浅雅俗。同为“超物之境”，谢灵运的“林壑敛秋色，云霞收夕霏”，似不如陶潜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或是王绩的“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同是“同物之境”，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似不如陶潜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或是姜夔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两种不同的境界都可以有天机，也都可以有人巧。“同物之境”起于移情作用。移情作用为原始民族与婴儿的心理特色，神话、宗教都是它的产品。论理，古代诗应多“同物之境”，而事实适得其反。在欧洲从19世纪起，诗中才多移情实例。中国诗在魏晋以前，移情实例极不易寻，到魏晋以后，它才逐渐多起来，尤其是词和律诗中。“同物之境”在古代所以不多见者，主要原因在古人不很注意自然本身，自然只是作“比”、“兴”用的，不是值得单独描绘的。我们可以说，“同物之境”不是古诗的特色。“同物之境”是和歌咏自然的诗一齐起来的。“同物之境”日多，诗便从浑厚日趋尖新。诗到以自然本身为吟咏对象，到有“同物之境”，实是一种大解放，我们正不必因其“不古”而轻视它。

（选自《诗论》，朱光潜）

材料二：

钱钟书先生曾谈到两种创作方法，一日即物生情，二日执情强物：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到“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意思和钱先生基本类似。

即物生情是创作者对事物的感知、谛听和描绘，是从物事情感到形象语言，再到意境生成的创作过程：执情强物则是主观先入，是把意念强加于物事，通过自我营设、情境唤起以“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

前者，多为收缩性写作，即先对客体产生直观感应，再动之以情，述之于笔：后者基本上属于发散型写作，是所谓不按常理出牌，以主观意念混淆造物、统领外物。

比如绘画，有“喜气画兰，怒气画竹”一说，这是即物生情，假使你反其道而行之是否可以成立呢？我以为也是可以成立的，谁说怒气不能画兰、喜气不可画竹呢？况且有时非怒非喜，涂上几笔兰竹也未见得不精彩。所以，凡事不可太“概念”，“非此”未必“即彼”。王阳明有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是很好的关于主客体的哲学诠释，不过，话说回来，却也是典型的“执情强物”。

有时我却觉得这两者之间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看，而是一种相互作用，或者说彼此圆融。所谓“意与境浑”“意与象合”，是物我相融、彼此打通；朱熹说：“身心内外，初无间隔”，则是心与物化，得心而应手。世间事，殊途可以同归。艺术创作，也不存在什么约定俗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

（原载于《新民晚报》，喻军，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当时，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么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我想，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事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敌人“扫荡”频繁，部队经常转移，照顾两个小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她很可能会伤感的。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二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送回去，爸爸妈妈虽然死了，她们家里总还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吧。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把她们送回去。

半天工夫，部队就派人把两个孩子送到了我的指挥所。我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我嘱咐医生和警卫员，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里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那个稍大些的孩子，很讨人喜欢，我牵着她的手，拿来梨子给她吃。小孩子还挺有意思，开始不肯吃，我用水把梨冲洗了以后，她才接了过去。

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我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把那个稍大些的孩子拉在怀里，用小勺喂她，孩子就显得不那么拘束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嗯嗯”地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兴子”。我听这个名字差不多，像日本女孩子的名字，日本的女子很多都叫什么子什么子的。其实，这个小姑娘叫美穗子。她1980年来我国探望的时候，对我说，在日本话中，“兴子”的发音和“死了”的发音相近，当时她很小，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知道说“妈妈死了”，翻译就由此认为她叫“兴子”了。

两个小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这个大一点的孩子一直跟着我，常常用小手拽着我的马裤腿，我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人民日报》在1980年发表的那几幅照片，就是当时的情景。后来，我安排往石家庄送她们，找了一个可靠的老乡，准备了一副挑子。那时候，挑子要算太行山区最好的交通工具了，翻山越岭，不怕颠簸。我和指挥所的几个同志，担心孩子在路上哭，在筐里堆了许多梨子。我还给日本官兵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文是：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为了规避种子遗传之间的杂交问题，钟扬每走50公里，才能采一个样；一个地方的两棵取样植物，至少相隔20米；一个物种，需要5 000个优质的种子。夜以继日，殚精竭虑，一个夏天，他和学生们能采500个样。

如今，这些种子被精心保存在零下20摄氏度、湿度15%的冷库中，仿佛坐上了一艘驶向未来的时空飞船，将在80年到120年后，为那时的人们绽放生机。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近西藏植物的1/5。

这些年，除了为国家收集植物种子，钟扬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爱的“种子”——学生。

初始援藏，钟扬想为青藏高原盘点植物“家底”。漫长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识到，这片神奇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16年艰苦磨砺，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西藏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2017年9月25日凌晨5时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途中，钟扬遭遇车祸，生命定格在了53岁。

钟扬的骨灰被他的学生庄严地撒入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奔腾不息的浪花会将他的骨灰送到青藏高原的每个角落，成为祖国山河的一部分，而他，永远也不会与这片深爱的土地分离。

(有删改)

材料二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经他反复斟酌。上海自然博物馆图文项目负责人鲍其泂说，当初找到钟扬，没敢奢望他会接下这个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却周期长的“烫手山芋”。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揽下了。每条不到200字的文稿，涉及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通常一天只能讨论十几块图文。钟扬常和他们一字一句斟酌，他的50岁生日就是在自然博物馆的讨论会中度过的。

(颜维琦《钟扬，用一生书写种子的故事》)

材料三

红树是一种适应海岸生活的植物，以往最北存活在浙江温州。一次钟扬提出，现在气温变暖了，也许上海也能种活。这是前人不曾有过的设想。上海的海岸线很脆弱，如果有红树，对于生态保护将大有裨益。钟扬在南汇投入了这项尝试。从小苗长大需要50年，成为红树林则要100年甚至更久，种树者自然看不到这一幕。但钟扬说，这是我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董少校《复旦钟扬：不忘初心追梦人》)

材料四

世界范围的种质资源赛在发达国家一直不见硝烟地进行着，耗资8000万英镑的英国邱园“千年种子库合作计划”就旨在以技术输出的方式纳入各国的种质资源，并计划在2020年收集到全世界25%的植物物种。

(王丹阳《青藏高原上的“种子方舟”》)

现代文阅读Ⅱ

材料一：

“一到每年的四五月份，办公电话就变成了热线，其中十有八九是咨询转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都不知道所报考的专业到底要学什么。”近日，一位高校教务处负责人表示，高考考生填报志愿时会感到迷茫：“高考学生都说不清楚自己的兴趣点是什么，将来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往往由家长、教师甚至委托机构代为填报。”有调查显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仅有13.6%的人了解所选专业；有超过70%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摘编自河北新闻网《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找到前行航标》）

材料二：

高中阶段的学生要对自己的潜能和职业有个大致了解，但还要意识到想从事的职业未必是能从事的职业。学生在设计职业发展时，不应该只是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还要考虑自己是否有适合某种工作的能力。因为未来是多变的，能够适应这个变化很重要。这一方面需要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教师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倾向，树立适合自己的职业目标；另一方面，通过专业的性格、兴趣、能力等职业生涯规划测试，参照老师、家长和朋友对学生的评价，帮助学生更全面地认识自我，找到想从事的职业和能从事的职业两者的最佳结合点。

以往，高中生在进行学科选择和填报志愿时往往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实用主义影响，关注最多的不是未来的发展，而是薪酬、升职等利益问题，最终选择一些热门专业。但这些热门专业未必是热门职业，而且等学生毕业的时候，这些专业是否依然热门都是未知数。因此，要帮助学生建立自己和职业生涯的联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意义感，避免学生因盲从利益取向而做出的并不明智的专业选择。

据调查和统计，在影响职业生涯规划发展的各个维度上，性别、科别、是否是独生子女等变量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年级、学校性质、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于职业生涯规划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年级越高，成绩越好，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发展水平越高。

（节选自搜狐网《新高考背景下的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材料三：

生涯教育包括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是学生在适当时期尽力规划个人未来生涯发展的历程。新高考改革关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学生个性特长的全面发展以及学生的学业安排和规划。因此，学生如何安排课程、如何考试、如何选专业、如何录取、如何自我管理等取代“唯分数论”，成为高中生涯教育的关键。目前，我国生涯教育发展相对缓慢，在高中教育阶段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生涯教育有助于促进学生自我认识。高中生涯教育不仅包括学生三年学业规划，也包括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高中三年学业规划，即高中阶段学生对高中课程的整体选择和安排、对未来大学专业的初步选择、对未来大学的选择等，只是学生整个人生生涯规划中的初始阶段。它直接影响学生未来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影响人的终身发展。因此，生涯规划必须建立在客观认识自我的基础上。在新高考背景下，学生应全面评估自我，对自身能力、性格、兴趣、优劣势、个性、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业规划、生涯规划。生涯规划具有导向性，是随着学生年龄、经历、身处环境不断调整并继续发展的。但任何一个阶段的规划都应建立在清晰认识到“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能成为谁”的基础上。正如台湾师范大学副校长宋曜廷所说，学生应在“知我”的基础上进行规划、抉择，进而进行职业选择。

生涯教育帮助学生进行生涯选择。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各项课程、活动等较之初中明显增多。“走班制”浪潮下，学生的课程选择已多达20种（6选3）或35种（7选3）。再加之高中阶段各种选修课和活动课，学生的选择权大幅增加。而学生的选择又直接影响着学生大学专业和学校的提前规划和选择。因此，学生在高中阶段需自主规划升学。即在学生人生的初步选择阶段，高中生需要客观认识自我，学会选择，培养初步的人生规划能力。在新高考改革下，学生学会选择是其高中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人生规划初期的基本要求。学生不仅要提前清晰认识评估自我，规划高中三年的选修课程，确定高考的选考科目，更要明确认识到课程选择的意义、生涯选择的重要性、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责任。建立在自我评估、自我分析后的选择，才能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未来人生的发展。

生涯教育有助于实现学生终身发展和自我实现。新高考改革强化了学生的自我认识和自我选择，要求学生了解自我、了解社会、了解专业，全面考虑，有目标地选择高中课程和大学专业。高中生选择权的增加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和权力去思考规划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道路，促使学生更早地思考人生，选择满意的生活方式，进而寻求个人价值和幸福。通过生涯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优劣势和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对高中学习、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自我需求和社会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进而进行客观地、主动地选择。基于此，学生思考评估后的选择更能强化学生的学习目标，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有助于其终身发展和自我实现。

（摘编自刘瑞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生涯教育的意义及途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当前，一些外部因素已经开始影响到文学批评的正常运行。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文学的双翼，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可以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但这种关系不应该影响到文学批评，否则批评家的工作就很难做到理性与客观。但当下一些文学批评活动，深受作家与批评家个人关系的影响，出现了“人情批评”，彼此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抹不开面子，而某些商业因素使得这种关系更为复杂。

除了文学内部因素的影响，文学外部的影响也很突出，其中的代表就是商业文化。在现代社会，商业文化通过市场行为、商业运作等多种方式，深刻地介入到社会文化之中，文学自然难以例外。在当下，要求文学批评完全与商业文化隔离不现实，也没有必要，但二者应该保持必要的距离。只是在现实中，商业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为不少文学批评活动直接或间接的主宰。一些文学批评家也已经习惯于按照商业文化的邀请来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文学成为他们与商业文化进行交易的筹码，文学因素已经退居边缘。

非文学因素的介入，使当前文学批评呈现出这样几个特征。一是“人情批评”严重。其中既包括作家个人的人情，也包括商业因素介入下的“人情”。这些因素的介入，严重影响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二是浓郁的圈子化色彩。一个典型表现是文学评价偏向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带，其他地区的文学被严重忽略。近年来受到文学市场、文学评奖等青睐的作家作品，大多数都来自中心地带，文学批评就像一束光，照不到其他地方。三是远离文学的文学批评方法泛滥。在非文学因素的主导下，批评家们逐渐习惯从非文学角度来进行文学批评。久而久之，从文学角度出发，针对文学自身的批评反而被边缘化。

这样的结果是，文学批评逐渐丧失了基本功能，并对整个文学生态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文学批评也自然逐渐失去读者和作家的信任，社会信誉不佳，整体文学生态也随之受到伤害。各种非文学批评的盛行，文学评价的基本标准不清晰，结果使优秀文学被埋没，影响优秀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也影响普通读者对文学的热爱和信心。这对文学的健康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让文学批评回归文学本体的怀抱，显然非常必要。精神内涵是文学本体的重要内容，如对人性的重视，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人类命运其同体的关注等，是评价一位作家、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关键所在。回归文学本体，不是回到纯粹的形式，不是“向内转”，而是对文学独特思想内涵、表达形式的重视。在分析、评价文学作品思想内涵时，主体上还是应该从文学出发。同样，从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形式特征出发来评价文学的艺术性，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要求。

文学是美的艺术，特别是语言美的艺术。关注文学的叙事、节奏和韵律等，是文学批评不可忽略的内容。同时还需要立足于文学中心的原则进行文学批评活动。也就是要尽可能排除文学外因素的影响，保持文学在其中的主导地位。这就要减少文学生态中其他环节对文学批评活动的干预和影响，避免让商业因素过多介入到文学批评活动中。在文学批评的内在层面，还要始终以文学为中心，坚持以文学为主的基本原则，以及遵循文学的标准。

当前文学批评状况不是短期内形成的，也不是某个人的行为。要改变文学批评的非文学现状，让它真正回归文学本体，需要批评家乃至整个文学界长期的自觉和努力。就其基本方式来说，最重要的是批评家的精神自律，就是要有文学情怀和道德自律精神。

（摘编自贺仲明《文学批评应回归文学本体的怀抱》

材料二：

好的文学批评，一定是批评家对作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含英咀华”、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很多年前，我从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文字，就深深体味到这样“咀华撷英”的美妙感受。像李健吾这一代评论家，大多愿意将自己对作家文本的真切感受和思考，深深地植入对作家的故事、人物、语言和细节的感受、体悟之中。批评家以其激情和才情对文本进行“不遗余力”的倾情阐释和解析。这样，就使得他的文学评论文字，充满体悟和感性的张力，评论的激情在文本世界中，对应着作家的性情，同时捕捉那些令人激动的细部和美妙的心理、精神的瞬间，正可谓“随物婉转”“与心徘徊”，念兹在兹，“情往以赠，兴来如答”。而且文字中，仍不乏理性的思辨和精神的沉淀。艾布拉姆斯曾经提出过批评家和作家之间是“镜与灯”的关系。说到底，批评就是一种审美的再创造，因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其最高的境界都应该是洞烛幽微，以“隐曲之心”显露出对人性、存在世界深刻的把握。对于蕴藉在文学文本中的文化意蕴，还要有深邃的感悟。

（摘编自张学昕《文学批评的“镜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