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类文本阅读 知识点题库

     读小说除了注意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外，还要注意到纵向和横向的情况。所谓纵向，指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传统是什么，这个传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所谓横向，即考察我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有哪些明显差异，我们从鉴赏的角度出发，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差异。

具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神话传说是文学和历史的起源。而在中国，神话传说既发展为用散文写成优秀的史传文学如《左传》和《史记》，也同时发展为被前人称之为“稗官野史”的小说。换句话说，我国的古典小说同史传文学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唐代传奇小说如《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从体裁到表现手法，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固然是十分明显的了；就连元明以来的长篇小说，也同史传文学一脉相承。《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它跟历史的关系血肉相连自不消说，就是在《水浒传》里，作者着重描写了若干主要的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无不具有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特点。《西游记》是连缀了若干个取经故事而成的，每个故事从开端到结束，无不有头有尾，都属于我国传统史书中“纪事本末”体的类型。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时讲究“史笔”，即语言要求精练，事实要求详备，同时还要通过细节描写来体现作者的爱憎是非感。古典小说继承了这一传统，刻画人物要求尽量全面，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中的观点），并能做到“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语，下同），特别是对于反面人物，高明的作者更要达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水平。这在《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都可以找出不少的具体例证。这是我国古典小说从优秀的历史著作中继承下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

除了继承史学著作的这一优良传统之外，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中国古典小说是继承了自唐宋以来即已广泛流行的说唱文艺而逐渐发展下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最初都是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经过长期积累而内容日益丰富，最后才写定为书面语言，成为杰出的文学作品的。所谓“章回小说”的“回”，就是说书艺人在一个单位时间内所讲述的故事内容。除了长篇巨著外，还有一些短篇故事，从宋元直到明清，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唐宋人所谓的“说话人”，就是指讲故事的艺人；而说话人所用的故事底本，就叫“话本”。如果有人摹拟这种“话本”的体裁来写故事，就叫“拟话本”。比如《错斩崔宁》是宋元话本，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是明代的拟话本，至于《快嘴李翠莲记》，则是宋元时代比较原始的说唱体故事了。这种从民间口头文学发展过来而形成的小说传统，无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同封建士大夫只靠用书面语言写成的作品有极为明显的差别。明清以来，凡是第一流的小说，像《聊斋志异》这种用古汉语写成的故事，以及《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纯属文人笔下的创作，其所以能长久流传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可以说都是从说唱文学的传统中汲取了丰富营养的结果。从神话传说演进为稗官野史，再通过民间的说唱体的艺术形式，最后经过文人的加工写定，并发展为文学家个人的创作，就是我国古典小说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程。

（选自吴小如《古代小说鉴赏》有删改）

    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鱼纹和人面鱼纹，一直到今天民间各种剪纸里的鱼，这个“鱼”的源头符号在中华大地上绵延承续，没有间断。

     “鱼”有两个基本含义，这两个基本含义又是相连相通的。

    第一个含义是繁殖和生存。鱼产子极多，象征着繁殖、生存，与此紧密联系，鱼代表着也象征着男女情爱，它是神圣的生命颂歌。人的生命欲求和生存意志，通过客观社会性的文化符号显现出来，自此“鱼”开始。许多民族都有与生存含义有关的“鱼”的符号，中华文华则将它从远古延续不断地保存到今天。与代表繁殖、生存紧相连的“鱼”的派生意义，是将“鱼”同音地等同于“余”。今天民间过旧历新年贴在大门口的“鱼”，经常与丰满谷穗连在一起，所指向的便是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的富裕和快乐。它象征的不仅是人丁兴旺，也是五谷丰登。这个包含“有余”的“鱼”呈现出人类已走出动物世界：人不仅维持、延续生存，而且生活开始富裕、丰足，不必像其他动物日夜苦于觅食求存。余食余粮使人类有了更多的快乐和自由。

     “鱼”的第二个含义是交往和语言。“鱼腹藏书”“鱼雁相通”等，是中国古代流传的成语和故事。从而，“鱼”所代表的不仅是人的繁殖和生存，而且也是人的主体间的交往。这交往既包括知识经验的信息沟通，也包括情深意真的感情传达。人的生存使语言成为人的语言，“鱼”也就被赋予了从属于人的语义：它保存并传达了人从生活到生产中的大量知识、经验和情感。

    过年过节时，乡村宴席的中心赫然摆着一条不许动筷的大鱼，或者干脆就摆一条木制的鱼。它代表着神圣的欢欣和生命的祝福，从而也就不许去打扰它。它与仰韶陶器上的神秘的人面含鱼到马王堆帛画上把整个宇宙拖起来的大肥鱼，到汉画中代表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的鱼鳞状的身躯，以及后世八卦图中由双鱼代表阴阳所组成的“太极”中心一样，“鱼”在这里绝不止于生存、交往的一般含义，而且是将这含义与巫术信仰、沟通神明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呈显着生的祝福中充满着神秘和神圣，而这神圣性就在现实性之中，也就是说，“鱼”给人的生存和生活本身以神圣。

     “鱼”所代表的生存意志和生活本身具有神圣价值的观念和感情，已积淀为中华儿女的文化心理。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当外侮入侵、种族危亡的时刻，能被强烈唤起。古代“夷夏大防”的微言大义为士大夫所看重，近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天演论”为以和谐止争为美德惯例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就是为了呼唤自立、自信、自强，以维护生命、维系生存。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符号，“鱼”所宣示的正是人的生存和生命。实实在在的“人活着”即人的物质性的生命、生存和生活，才是第一位的现实和根本。

（摘编自李泽厚《已卯五说补篇》）

    两汉时期，由于“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学校教育得到普遍发展，再加上以“经学取士”为重要内容的选官制度的确立，也使两汉家学得以蓬勃发展。学者专长一艺之后，在授徒讲论的同时，亦受学术家传习惯的影响，极为重视家中子弟的学业继承。如《后汉书•伏湛传》：“（伏）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这种传家世袭的学业就是家学。

    家学是两汉经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据粗略统计，在两汉明确有家学情况而且颇有名望和影响的经学世家约有百家之多。他们或者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家业不断，如孔氏之学；或者宗族内相承以传其学，如大、小夏侯之学；或者如睢孟授业其姐的儿子颜安乐以传其学。从而为两汉经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家学一直是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中有着独特作用。

    家学首先影响汉代统治阶级的教育。家学中因传经学而至仕的比例很大，有的甚至累世儒官，其中又有不少担任帝师或者太子太傅。他们或亲自执讲，或开办学校，在其倡导下，兴学重教也成为评价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汉代隆儒的氛围中，帝王多养成崇儒好学的风气。元帝“柔仁好儒”，即位之后又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明帝曾“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这些由家学而仕宦的势力，通过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影响着两汉政治和学术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家学本身的发展。

    作为官学的补充，家学是私学的特殊力量。汉武帝时兴太学，此后官学在国家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私学并未因此停顿，反而在官学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汉代私人讲学的事例不胜枚举，读书人学成即授徒相当普遍。家学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学者从事私学教授活动，他们或开门授讲，或声称著闻，学者争相归之，或隐居教授，所授学生常常数百人至千人，著录弟子多至千人乃至万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地方官学由于政治、经济及战乱的影响，时有停置。但是治学的儒者并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即使在战乱中也传业不息，讲学不辍。这种家学传统，在促进经学广泛传播时，也使家族的学术得以保存并固定下来。

    家学所传习的内容很宽泛，并不仅限于经学范畴。自然科学也是家学所传习的重要内容，涉及天文、医学、数学、律法等广泛领域。如刘歆继承父业，从小对数术、方技无所不究。世明律法的颖川郭氏则更为引人注目，据载，郭氏自弘以后，“数世皆传律法，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为官者甚众。

    正是因为有两汉家学的兴盛和学术家传的良好传统，所以在汉末动乱中，学术逐渐家门化并得到保存和延续，从而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的家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谁是叙述者？根据一般的常识，叙述者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基于这一点，过去人们常常把一篇小说的叙述者和它的作者等同起来。例如，人们通常把《祝福》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看作是鲁迅本人。其实，叙述者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有时，在一个叙事文本中，我们可以同时发现几个叙述者，这几个叙述者的面貌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定哪一个是作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如此。另外，在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叙述者。倒如阿城的《棋王》和《孩子王》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叙述者却完全不同。即使叙述者的价值观念、情感倾向与我们了解的作者的情形大致相同，我们也不应当贸然把二者等同起来。正如M·比尔兹利所说：“文学作品中的说话者不能与作者划等号，说话者的性格和状况只能由作品的内在证据提供，除非作者提供实在的背景或公开发表声明，将自己与叙述者联系在一起。”但即令如此，说话人也不是作者，而是“准作者”或最好称之为“作者-叙述者”。

    叙述者也不是“隐含作者”。在叙述中，隐含作者的位置可以说介于叙述者和真实的作者之间，如果说现实中的作者是具体的，那么所谓隐含作者就是虚拟的，它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文本建立起来的，它是文本中作者的形象，它没有任何与读者直接交流的方式，它只能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通过各种叙事策略，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区别在于，同一个作者可以写作两部甚至更多的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一个隐含作者。例如菲尔丁便在几部作品中分别创造了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几个隐含作者。另外，在现实中，一部作品可以由几个作者共同创作，但一个文本的隐合作者却永远只有一个。

    最确切的显示隐含作者存在的是对“不可靠的叙述者”的辩识，我们如何来确定文本中的某些叙述是不可靠的呢？判断的依据就是看它是否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如果发生冲突，叙述者的态度就是值得怀疑的。《红楼梦》三十四回，王夫人在午睡时发现金钏儿与宝玉调笑，于是抽了金钏儿一耳光，同时不顾金钏儿的苦苦哀求，将她逐出大观园，一场风波过后，叙述者评论道：“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子，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平生最恨的，所以气忿不过，打了一下子，骂了几句，虽是金钏儿苦求，也不肯收留，到底唤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儿领出去了。”这段话读起来几乎是在为王夫人辩解，她的天性是宽厚仁慈的，她打了丫头并将其撵走，是因为金钏儿与她儿子调情，触犯了她“平生最恨之事”，但我们通过叙述分明看到，此事原本是宝玉先带头的，而王夫人当时只是在假寐，她完全听到了金钏儿与宝玉之间的全部对话，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她仍然不发慈悲，因此尽管叙述者为王夫人辩护，我们依旧感到王夫人是不公正的，叙述者对王夫人的赞誉也是不可靠的，不足信的。那么是谁有意识地做出这种叙述安排，是谁引起我们对叙述者态度的怀疑呢？这个人就是小说的隐含作者。

（摘编自罗钢《叙事学导论》）

篆刻之美

孙莉莉

    篆刻艺术在狭小的天地中，依靠笔画的技巧，表现出刚柔相济的笔情刀趣，生动优美的造型图形，古朴隽永的金石气韵，给人以情感意蕴的震动和审美艺术的享受。篆刻的起源，笼罩着某些神秘的气氛，除货赂用玺节说、殷墟铜玺起源说等，最有趣味的应该是龙凤授玺说。从甲骨文的卜辞和陶器上的印纹、刻文来探讨其背后的真相，从中能感受到篆刻印章的社会历史地位及文化艺术气息。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让一个长期悬而不决的问题得到破解。篆刻艺术的成熟期为何来得那么早，正是在皇权至上这种社会效用及信物凭证这种实际价值的双重作用下，促成了篆刻艺术在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就十分辉煌绚丽的早熟局面。篆刻从发展开始，就是以“文字”的形式存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经过若干时代的成长，成熟为以文字为主要内容存在的艺术形式，也就是成熟的篆刻艺术。尽管篆刻从唐至宋元曾一度中落，但从明至清，像文彭、何震、黄士陵、吴昌硕等一批有艺术觉悟和创造精神的篆刻家则追踪秦汉，在先民博大的印学宝库中吸纳了丰富的养料，再度汇融于书学画理，从而使篆刻艺术再度振兴，开创了绮丽多姿的流派印。

    篆刻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其形式与内涵、价值与效应是积淀在整个文化系统内，活跃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的，因而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综合影响，为篆刻艺术的更新和突破提供能量和契机。如春秋战国玺印的瑰丽奇妙，千姿百态，正是“百家争鸣”时代精神在印面上的折射。又如汉相官印的浑朴持重、沉雄老健，将军印的刚劲豪壮、气势酣畅，体现了雍容大度的相官之风和豪放英武的将军之气。从这个意义上讲，篆刻是一种综合艺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美学系统。篆刻不是技术操作，工匠制作，而是艺术创作，才情的显现。

（选自《论中国传统浮雕与篆刻艺术的关系》）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道”，一是“民本”。孟子崇尚“王道”政治，以“王道”为最高政治理想，而贬黜“霸道”。他分别以尧舜禹、“春秋五霸”为“王道”和“霸道”的代表。孟子所说的“王”，就是“以德行仁”，让人“中心悦而诚服”；他所说的“霸”是“以力服人”，结果是“非心服”。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都在“王道”上。他向往尧舜禹先王之治，实质上是希望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合一，即以尧舜禹等圣王实践过的理想政治的“类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圣王历史与业绩的诠释，批判他所处的纷乱的战国时代，目的是引导历史的走向。

    孟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以“民本”为基础，这与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君本”为基础的政治传统是形同水火的。如朱元璋读《孟子》至“草芥”“寇雠”之语而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废黜孟子祠，并于洪武-十七年命大学士刘三吾删节《孟子》，就是明显的水火不相容的例子。两千多年来，《孟子》成了为苦难民众伸张正义的书，它召唤着历代读书人的良心，如“诗圣”杜甫的“致君尧舜上”，为民呐喊，忧国忧时。

    要讲“仁政”，就要以民为本，这就是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孟子阐述了自己的“仁政”学说。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包含礼贤下士和保民爱民这两方面的内容。孟子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主若能行仁政，那他的臣民就会拥护君王，会为长官丢拼命。孟子一直以为，国君和社稷都是可以变换的，就是改朝换代，而民众是不变的，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稳定与否直接相关，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孟子其人其书对专制政治的冲击力之大，后世的不少帝王望盂生畏，《孟子》成“经”之难可见一斑。

    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以民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思想界是破天荒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如果说孟子言心言性是侧重于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他谈君谈民就是偏重于政治思想了，二者密切相关。因为孟子的理想是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合一，也就是“王道”。

    孟子“仁政”说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性善论”，简言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以为，仁爱基于善性，这个善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目的是要为他的“仁政”说找依据。他说“道性善”，即善性人皆有之，应当不断加以扩充，达之于天下，那么“仁政”说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这样一来，“仁政”学说就有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普遍的可行性。他“称尧舜”，是称道尧舜的德治天下，不失为仁义之道。德治天下是人们的理想政治，孟子的机智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仁政”说，托制于人们理想中的圣王，这样说服力、可信度都会增强。然而，孟子虽然为“仁政”说找到了“性善论”这个内在依据，不过在当时崇尚“霸道”的形势下，这种“性善论”“仁政”说是很难有市场的。难怪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说孟子的“仁政”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了。

（摘编自郑杰文等主编《经学十二讲》）

    中国美学界非常熟悉的概念就是距离。这里的距离，主要指心理距离。时间与空间都可有距离，但只有当时空距离转化为心理距离时，才能成为审美的条件。布洛在1912年发表论文，首次提出这一观点，扬名学界。原因在于，这篇文章涉及美学上的一个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在身处荒野时也会碰到。想到可能会有猛禽野兽出没，有无常的气候变化，有迷路的危险，就无法实现对美的欣赏。如果你抛开这一切，拉开与实际人生的距离，就能欣赏荒野中可能具有的自然奇观。

    心理距离说的优点在于，它对传统的审美和艺术无功利的观点作了一个很大的修正。审美与艺术欣赏所做的，是通过拉开心理距离使概念和功利得到暂时消除，在审美欣赏的瞬间不想到概念和功利。“无功利”是说审美欣赏中不夹杂任何功利的考虑，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概念、道德和功利，这些因素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的知觉。心理距离说提供了一个可能，这就是将这些思考和体验放在一定距离中来看。

    当然，经过一个世纪的反思，人们也指出了心理距离说的一些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心理距离说实际上仍是一种审美态度说。依据这种学说，讨论对象的美是无意义的，只要主体有了审美态度，就可以从对象中获得审美的感受。对于心理距离如何能产生，布洛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面对大雾，不想行程耽误和危险可能降临，只是幻想进入了仙境，一般人没有这番修炼功夫，也不应把审美寄托在这种修炼功夫上。我们还是需要保持对美的欣赏的种种具体条件的关注，如果不这样，就会将美学研究指向一个纯主观的对心理状况和心理调适能力的要求。

    关于距离，莫国学者理查德德·乌尔海姆提出了一种视为的理论，即把生活视为艺术，认识到艺术在改变着人的生活。因此，与其谈论审美距离，不如说审美视角。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时，并不能设想，一下子就能凭空拉开距离。对待大雾，能镇定自若，并欣赏雾中美景，产生诗情画意，是由观看者的艺术修养以及他的全部教养决定的。这时需要的，是对生活美的发现。艺术教会了我们发现美。过去，这种美的视角被理解成一种态度，其实，与其说这是态度，不如说发现美的能力。

    让我们再次回到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一古老的话题上来。艺术在改变着我们的全部知觉。在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美被发现，又被改造。发现美时，美是客观的；创造美时，美是主观的。但发现的美又是被创造的，创造之时又受着对美的发现的制约。更进一步说，人的艺术实践来源于生活实践，同时艺术实践又渗透到生活实践之中，对生活实践起改造的作用。这是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文明的进步过程。

（摘编自高建平《从审美距离到审美视角》）

    传统节日的意义，可以从文化、民俗学、经济等角度阐发，也可以放进文学世界理解。传统节日不仅能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还能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端午节就是例子。端午又称“重午”，阳气盛极，阴气初生。为避邪气，用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节日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文学的功用，并不仅仅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也经由审美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清明扫墓祭拜，是追念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人类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也依赖文学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说到春节就会想起王安石的《元日》，说到清明就会吟诵杜牧的《清明》……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

    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造成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神话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

    “五四”的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在其观念的深层，依然与传统无法分离。这里可以具体考察“五四”的核心观念与儒学的核心观念之间的 关系。“五四”以科学与民主为其核心观念，传統儒学的核心观念则表现为仁与礼，二者呈现相分而又相融的关系。

    在政治的视域中，建立政治秩序，实现社会有效合理的运行，这是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和儒学的“礼”的观念都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以什么方式进行政治治理这一问题上，五四时期所接受的民主观念和儒学所肯定的礼制却呈现了重要的差异。按照苟子的阐释，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乃是基于“度量分界”。所谓“度量分罪”，也就是以礼为核心，将社会区分为一定的等級结构，并为等级结构中的不同成员规定与其地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基于“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通过个体在政治、伦理等方面各自承担好相关角色，进一步建构不同层面的社会秩序。作为“礼”之延伸的钢常，则一方面内含对社会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将社会关系单向化，由此形成的秩序，更多地呈现等级之分。与之相对，“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以超越等级差 别为前提，它所追求的是肯定权利平等前提下的政治秩序。在这里，平等之序与差等之序，形成了重要的分野。

    然而，儒家的核心观念除了“礼”之外，还包括“仁”。“仁” 既表现为普遍的道 德原则，也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从政治之维看，“仁” 的内涵不仅体现在提倡仁政、 主张德治或王道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理解和处理深层面的政治关系之上。“仁” 的基 本前提之一是肯定人性平等，这一点在早期儒学那里便不难注意到。尽管这种平等意识

    在传统儒学中并没有落实于政治领域，而主要限于伦理之域，但它多少在历史层面为五四时期接受平等的观念提供了思想前提。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科学，科学的观念和儒家的核心观念“仁”之间同样存在多方面的关联。五四时期，“科学” 常常被具体化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并与面向事实、追求真实的主张联系在一起。就儒学的核心“仁”而言，其内涵在儒学中后来逐渐向多重方面引申，由“仁”到“诚”，便是其中重要的衍化。在《中庸》之中，作为“仁”之展开的“诚”逐渐成为核心的概念。“诚” 的涵义大致包括真诚和真实，前者关乎价值意义，后者则与“多闻阔疑”、名实一致等观念相联系，同时呈现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意义。“诚” 面对外部自然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显然具有一致性。事实上，“五四”的知识分子一再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近代科学精神加以沟通，其中不难看到作为“仁”的具体化的“诫”所内含的注重真实、合乎事实的要求。“仁”“诚”“真实”这一儒学内在的思想脉絡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之间的关联表明，作为五四时期核心观念之一的“科学”和传统意义上的儒学思想既非 究全互不相关，也非仅仅彼此对立。

    要而言之，“五四”的核心观念与传统儒学思想之间既相异，又相融，考察两者的关系，既要看到其间不同的价值取向，也要同时注意到其中内在的承继性。

(摘编自杨国荣《“ 五四”思想与传统儒学》)

    ①今天，许多公共事件都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虚拟的互联网不断向公众展示其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让潜藏在角落里的不法和失德行为不得不“直视阳光”，也让社会在激浊扬清中行稳致远。

    ②然而硬币总有两面。我们有时也会发现，网络舆论场放大了一些本不该有的声音。有的人在网上利用人们的善良情感，泄私愤、填私欲、徇私心。竞争失败了，就在网络上捏造虚假事实，肆意诽谤竞争对手；恋爱失败了，就在网络上披露对方隐私，诋毁对方；非法利益落空了，就在网络上罗列、嫁接不相干事实，肆意攻击他人。甚至有个别所谓“网络大V”，颠倒黑白、恶意炒作，把舆论监督做成了一门捞钱的生意。所以，我们既要看到网络舆论场革故鼎新的积极作用，加以鼓励；同时也要注意那些利用网络舆论场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加以遏阻。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法律为虚拟网络舆论环境中的参与者构筑真实的权利边界。

    ③大凡网络上的言论，要么属于“事实陈述”，要么属于“意见表达”，要么是二者的结合。基于舆论监督的正当性要求，网络上的发言，只要事实陈述基本属实，意见表达没有逾越法律边界，那么这样的发言就是合法合理合情的，就是在言论的权利边界之内的，行为人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如果事实陈述中的事实，只是自己主观认定的“事实”，既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也没有任何权威的信息来源，那就可能构成对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侵犯。有些“事实”，即使有证据支持，但如果属于个人的身份信息、私人活动信息、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等隐私，对外公布本身也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如果意见表达中的“意见”，已经超出就事论事的范围，演变为人身攻击，那也同样可能构成侵犯他人权益。以上这样的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就不合法律要求，就是在言论的权利边界之外的，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④网络舆论平台自身，也存在着权利的边界。当网络言论侵犯他人权利时，只要网络舆论平台接到侵权通知后采取了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它就可以躲入“避风港”，也算是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但法律也鲜明地树起了规则：如果网络舆论平台明知有人利用其平台发布侵权言论，而不采取必要措施的，它就要承担责任。

    ⑤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每个人都是网络的受益者。但如果对跨越权利边界的网络行为不加规范，则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一旦我们习惯于不加甄别，纵容那些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和权威信息来源的所谓爆料，我们自己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被爆料的人，从而受到无辜的伤害。在没有权利边界的网络舆论场中，也就意味着没有规则和秩序可言。人与人之间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和信赖，这样的舆论环境不仅无法激发出真知灼见，更会激化矛盾、加重偏见，理应引起我们的警示。

    ⑥构建一个健康、成熟、理性的公共舆论空间，必须要以法律规范划定的权利边界作为基础。人类社会的实践早已启示我们，稳定的规则和秩序是我们开展一切活动的前提，是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首要条件。让互联网更好地在法律框架下运行，声音和观点才能传得更远、响得更久。

（摘编自《人民日报》）

    作为普通人，历数我们的种种焦虑。为基本保障，为生活条件，为梦想实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安全感，缺乏确定性，觉得得不到承认和肯定，体会不到信任与支持，凡此种种，这不正是我们“无家”的感觉吗?尽管在家和家园之中我们还会面临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安全的，我们不会遭受恶意的伤害甚至不会感受到敌意，我们可以得到呵护，在遇到困难时会获得照顾支持。

    人类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业生产迈入工业化，从传统礼俗社会进入现代料学理性与法律的社会的过程，也是人类一步步失落家园的过程。现代的工业市场主产、大规模城市生活、科技理性支配和无情的科层制与形式主义法律统治，将人类从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共享天地之中抽离，而将其投入以功利效率的工具理性为核心的逻辑组识和运作的各个“系统世界”中，人类身处自己打造的机器般的“铁笼”之中，既失温馨家园，又怎能免得恒久的焦虑?从赋予政府更多的福利保障职能，到重新看待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发挥信仰的功能，或以人本主义来平衡科学精神，直到重建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在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内核基石上的这一切，看起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类的家园并来真正得以恢复，家园失落之痛和如影随形的普遍焦虑之感，至多只能说稍有缓和而已。

    到了全球化阶段，情形变得更为复杂。借助全球流动性增长的各种媒介手段突破时空界限将全世界的人更近距离地聚拢在一起，经济市场、科学技术、科层组织这些系线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进一步地深入侵吞蚕食人们的家园，大到各国，中到各地方、各种人群共同体，小到各个家庭，其所能提供的保护屏障被一一穿透，个体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其普遍的支配逻辑中。而焦虑中的人们也将逐渐明了，如果曾经是为了正当的梦想而宁愿舍弃家园，离家逐梦，那么，该到重新回家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天性是社会的存在，我们绝不可没有家园。

    我们不是简单地返回最初的家和家园。人类要往前走，我们不可能退回到过去。现代化过程不可逆转，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不可能倒流。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不时地停下匆促的脚步，反问和澄清这一切的初衷，明白有哪些要继续坚持，又有哪些必须纠正，哪怕需要为此付出更多。之所以说我们正面临重建家园的重大机遇，在于焦虑的普遍性和日益被人们认识到的焦虑的深沉性。如今，焦虑是普遍的、持续的、深刻的，不独属于某一个人、某一个群体、某一个民族，而是全人类的。而且，我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存在状态，在客观上也越来越不可持续。我们绝不可能在不重建人类共同家园和不同人群的家园的条件下，继续指望多数人能够过上满意的生活。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可以担负更大的责任，这既是由其历史的位置决定的，也是因其潜在的能量注定的。当然，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把握这位置和转化这能量的关键。在这方面，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更多的自觉性、勇气和信心，也需要创造力。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改)

《大学》以“明德”作为思想的聚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指出大学的宗旨在于明“明德”。 历代的学者对“明德”概念做出不同的解释，东汉儒者郑玄释为“至德”，唐代经学家孔颖达释为“光明之德”，清人唐文治释为“君德”。这些阐释看似不一，但是都反映出“明德”与先王政教之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结合“明德”思想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大学》文本来看，《大学》中的“明德”思想实际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

其一，“明德”指理性的政治美德，“明明德”就是要彰明、弘扬这种美德。从《大学》中的阐发来看，从政之人要心怀仁爱百姓之心，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君主和百官应以义制利，不以个人私欲损害百姓的利益和福祉；君主百官要做到内心公平中正，一言一行为百姓起到示范作用。《大学》中将“明德”指向“明政之德”，是对早期“明德”传统的继承。“明德”最早出现在金文中，指承自先祖、以威仪和勤政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品格。在《国语》《左传》《康诰》等早期文献中，“明德”也多次出现，用以颂扬古代圣王的美好德行。在这些文献中，“明德”常与“幽昏””无礼”等词对举而出现，凸显出“明德”是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等非理性的政治品性的对立面。

其二，“明德”也指人人本有、自身所具的光明德性。“明明德”就是通过教育和自明，使人所本有的光明德性得以显明。《大学》对早期的“明德”乃“明政之德”的传统进行了继承，但同时对“明德”的主体和“明德”之“德”的内容进行了扩充。在西周及更早的时期都是推行王官之学，早期的“明德”具有着鲜明的贵族性，但是在《大学》中，“德”不再被认为是君主、官员、贵族所独享，而是属于所有人。对“明德”的主体进行扩充，一方面体现出人文秩序的构建、社会良好德风的形成需要全社会进行共同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对教育普遍化的倡导。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以来，儒家一直为推动平民教育和为更广阔的阶层争取文化权利而努力。《大学》丰富了早期“明德”之“德”的内容，在政治之德外，将人伦道德和公共美德也纳入“明德”范畴中。孝、慈乃人伦之德，与国人交而应有之信乃公共美德，这些美好的德性是人人内在皆有且应该彰显之德。《大学》中强调人伦道德和公共美德的重要性，甚至认为要修政德、行政德，首先要明人伦、讲公德。《大学》中也强调“自明”的重要性，言“克明峻德”的关键在于自我澄明，在自我澄明的基础上辅之以教育，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明德。

从两个层面明确《大学》中“明德”的旨趣，有助于深入把握《大学》的核心要义。《大学》中的“明德”所指是丰富的，其中既包含选贤任能、政通人和的政治诉求，又包含“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教育理想。《大学》指出.“明德”的前提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明德”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立足于推广普遍的人文教育、弘扬责任精神面“明明德”，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明德”基础。新时代的植根塑魂，还需传承《大学》中的“明德”精神。

(摘编自莫医铭《<大学>中的“明德”旨趣》)

材料一：

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比如1949年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数量众多，但文学史却一般不以“乡土文学”视之，而是称之为“农村题材创作”，主要原因就是文学史家们认为这类作品往往只是从为政治服务的立场出发，成了单一地反映农村中阶级斗争或“两条路线斗争”的工具，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相比其“乡土性”变得模糊不清。而随着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重新启动并且步入快车道，城市空间不断拓展而乡土空间日益萎缩，作为现实生活反映的乡土文学也开始面临巨大的危机，甚至“乡土文学的衰亡不可避免”这样的论断也时有耳闻。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因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过分强调，而使乡土文学的内涵被抽空、发展遭到停滞的话，那么这种停滞还只算是乡土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点“曲折”。而当乡土社会开始向城市社会转型，乡土文学面临的危机就似乎切切实实前所未有的深重了。

（摘编自史建国《乡土文学的危机与契机》）

材料二：

当下，作为乡土文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反映对象的乡村或农村（乡土空间），正在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步萎缩，乡土文学也由此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现实世界中乡土空间的萎缩似乎预示了乡土文学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乡村作为一种文化空间承载着过去的记忆，当空间被解构，这些作家只能凭借记忆式的写作对乡村进行重构，在回忆过程中凭借诗意的想象，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梦幻般美好、和谐恬静的乡村。乡村和城市作为一种对立的空间而存在，城市代表着污浊，乡村代表着美好，人们在城市受到伤害，希望回到乡村疗伤，这是审美怀乡式小说书写惯用的模式。

大多数学者认为，乡村之所以呈现出美好的特征，原因在于作家美好的回忆光环。和普通人一样，作家远离了童年成长的村庄，在城市里历经艰辛，再回忆起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故土，自然想起的全是关好的记忆。雷蒙•威廉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怀旧的田园主义传统进行了批驳。认为乡村一定有丑陋，且不亚于城市，乡土小说排斥一切的写法显得抽象、做作且不自然。乡村美德，不过只是作为一种记忆。中国文学史上大多数学者也对乡土记忆书写持批判态度，王鹏程提出：“将乡村视为田园牧歌、人间乐土的，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想象和诗意化的呈现罢了。”这种呈现用想象代替观察的写作使得文本缺乏审美感和新鲜度。丁帆也认为，一味沉溺于对故乡的恋旧情绪与诗意化的还原，会使作者忘记原有的文明不好的一面，无法进行辩证的价值判断，使得作品单调且格局狭窄。

片面地将乡村文明的消逝归因于城市的兴起，会使得乡村文明原有的弊病被掩盖。在城市文学占据主导地位之前，乡村并不见得只有美好，作家笔下的乡村与乡村里的人曾被当作“落后”“封建”“保守”的代名词，有时又是犯人用来逃避法律制裁的“绝佳”场所，是藏污纳垢之地。其中有因为穷困被迫典妻的丈夫，有“冥婚”习俗下出嫁的菊英，有封建迷信的二诸葛和三仙姑，有落后、爱计较的“小腿疼”和“吃不饱”。鲁迅也有不少作品揭露乡镇社会“吃人”的封建礼教对人的迫害，如《离婚》里想要离婚的爱姑，她大胆抗争封建礼教、三纲五常，终究败给了封建族权、夫权。

城市一方面作为具有极大包容性的空间而存在，它将富贵与贫穷、善良与丑恶、真诚与虚假等一切现象都包含在内。这些现象在城市未出现之前就存在于乡村，只是随着城镇化进程，跟随着社会流动进了城市，在城市的环境中不断被加剧和放大了，这些对立的现象不断冲突与碰撞。但是另一方面，城市从来都以冷漠的姿态去对待他们，它从不消解这些现象而任其流动。所以城市较之乡村来说，显得更加混杂、丑陋。

当作为城乡空间流寓者的乡土作家们在现实层面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就需要“乌托邦”的建构，给自己困顿的心灵提供适时的慰藉。不同于沈从文以“乡下人”的姿态去批判城市给乡村带来的巨大破坏，“乌托邦”式的写作是为心灵提供一个避难所。乡村是连接现实与过去的情感纽带，乡村作为地理空间的消逝只是其外部表征，更重要的是随着地理空间消逝后，空间所承载的情感也随之消逝。赫姆林•加兰认为，在城市与乡村的两种文化冲突中，乡土小说作为调和而存在，以此来完成从乡土到城市进程中的情感转换。乡土书写者代表了与他们有着相同身份认同困境的一批人，其作品以一种“精神还乡”的姿态来回望故乡，他们并不是意欲与社会进步对抗，相反，是希望在剧烈的城乡冲突中给精神层面增加设置一处缓和带，使得冲突不会太剧烈。乡土记忆写作站在弱势群体一方，通过创建“乌托邦”式的心灵避难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很大一部分空间流寓者的身份认同困境。

（摘编自张郁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下乡土记忆书写的人文关怀》）

网络文艺是当代精神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民众的生活方式、审美风尚与价值观念的变革密切相关。网络文艺如何提供正向的精神力量，怎样塑造与时代相协调的精神样式，其发展的定向与根据何在，与当代中国精神力量建设现实密切相关。

网络文艺是自由探索、众声喧哗的开放空间。它具有巨大的活力与潜力，激发并释放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对网络文艺强求一律，与其特点与发展规律不符。但这并不代表坐标、方位缺席，任其无序杂乱、“野蛮生长”。网络文艺内容丰富广泛、形式参差多样，但绝非丧失整体性、方向性的“一地鸡毛”，其未来发展应有基本定向。网络文艺发展的基本定向应与当代中国精神建设的方向相一致，从而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因而，对这一定向的把握，不能主观臆断，而应遵循中国的发展实践，从扬弃与超越西方文明的实践中获得定向，积极参与到新文明的探求与建构中。

在政策与市场双重影响下，网络文艺取得长足发展，形式愈益多样，规模日趋扩大，内涵持续深化，产生了一批佳作，既有关注现实、显示深度的网络文学，也有内容优质、制作精良的网络剧。这些作品或是主旋律题材的创新探索，或在类型化基础上开掘现实与心理的深度，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在精品化发展模式下，时代呼唤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网络文艺作品，引导新时代网络文艺的审美风尚与价值取向，进一步勾勒与拓展网络文艺的未来趋向。

网络文艺是基于互联网数字媒介的大众文艺，是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新型大众文艺，其深层本质与核心特征就是“人民性”。它产生与发展的现实基础是当代中国的人民生活，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审美习惯与价值观念。近年来，网络文学创作视野不断拓宽，突破了玄幻、穿越、悬疑、恐怖、架空等类型的限制，将目光转向广阔的人民生活。一些以当代中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为表现主体，生动展现他们的奋斗创造，在套路化、同质化的网文中脱颖而出。唯有坚守人民本位，高擎“人民至上”的旗帜，网络文艺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确定方向。

在现阶段，随着大量资本涌入，网络文艺产业规模化、专业化水平迅速提升，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格局，提升了网络文艺产品的供给能力与制作水准，促进了网络文艺类型的多样化。但网络文艺市场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渐显现，比如创作片面谋求市场效益，把市场指标绝对化，一味追求感官娱乐，价值中空、内容低俗，机械复制等。这就要求网络文艺在自身发展上超越资本逻辑。

中华文化是当代中国精神建设的重要资源。网络文艺虽是数字时代的产物，却不能脱离民族的精神家园与生命脉络。我国网络文艺由粗放式发展向精品化发展，需要在文化积累上下一番功夫。弘扬中华文化既包含传统传承，也包含适时通变。网络文艺要在“新”与“旧”的辩证中前行：既要在传统文化广阔的精神空间中滋长，也要与时俱进地拓展这一空间；既要在形式创新与内涵深化上依托本民族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从中汲取想象资源与智慧启示，也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新的社会规律、生活方式与媒介形式相协调，充分彰显出生命力。

（摘编自吴昊明《摈弃“野蛮生长”，走向“稳健成长”——把脉当下网络文艺发展现状》）

材料一

她身着中国传统服饰，在山间汲泉水，在菜地摘时蔬，在幽静的院落里烹饪传统美食，周围鲜花灼灼，山林森森，流水潺潺，仿佛身在世外桃源……

近日，以李子柒美食文化为主线，围绕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展开的视频从国内火到了国外。不少外国人通过视频，开始了解“有趣又好看”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开始喜欢中国人，喜欢中国这个国家。

好的传播，一定要有好的故事。一个故事如果只停留在反映情感的层面，充其量只能算是有内容。当今时代，有内容的故事未必能取得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好的故事还必须具备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而且能够发挥引领作用。

当然，有价值并不是在价值观的外面生硬地套个文艺外壳，而是要将价值观不露痕迹地融入内容。李子柒视频散发着一种原生态的美，并且“道法自然”等中国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隐藏在这种美的最深处。外国观众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但他们喜欢李子柒视频里传递的美，而美是有力量的，它牵引着外国观众继续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就短时间内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来看，李子柒视频可能抵得上甚至超过花费大量时间制作的影视、舞台艺术作品。这是因为对外文化传播有了新媒介与互联网的结合，所产生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已大大超越了传统媒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对外文化传播中，我们把目光多放在传统形式上，如推动中国影视作品走出去等。虽有一些成绩，但我们要看到，传统媒介形式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有限。

新媒介降低了传播的门槛，李子柒自己或许没有对外文化传播的主观目的，但她不经意间成了这方面的“高手”。这启示着我们：对外文化传播，不仅是政府和文艺机构的事，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同时，相较于政府主导的对外文化传播，民间的传播由于形式灵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更接地气，效果可能更好

（摘编自《李子柒式短视频走红海外的启示》）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19）》】

材料三

近年来，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也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主张，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理念体现了很多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入系统的了解。如何创新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如何加强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传播，以使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在进行理念传播时尤其需要关注这些问题。

文化是影响国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文化可大致分为两类，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前者强调可视的内容，如艺术、服饰、建筑等，而后者强调理念性内容，如价值观、思想等，实际上后者的影响更大。

如今，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话语权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能否准确理解中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能否准确理解中国所提出的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结果会直接影响中国评价、中国话语、中国形象。

长期以来，世界上存在着对中国的误解和误读。很多西方国家以西方思维、西方经验来解读中国行为，经常对中国的行为冠以西方经验的标签。例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西方以“马歇尔计划”来解读，这种类比充满了误导性。

目前，中国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做了很多努力来宣传自己的文化，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停留在显性文化内容方面。例如，孔子学院主要是教授汉语，也经常组织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活动，如书法展示、京剧表演、文艺演出等。

当下，中国日益对世界产生影响，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理念、中国思想等就日益重要，这是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基础，也是增强中国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的关键。

（摘编自《加强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传播》）

材料四

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首先必须警惕历史虛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形式有载体解构和他者解构。前者受市场利益驱使，从内部实现对中华文化及其价值的自我解构；后者受西方文化霸权影响，利用技术传媒等手段进行价值解构。对此，我们既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揭穿历史虚无主义的真实意图；又要讲究策略，有理有力有节地实现有效应对。其次必须加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自主设置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议程，提升中华文化传播的影响力与美誉度，彰显中华文化美美与共的价值魅力。

要真正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完整讲好中华文化的故事，传递中国价值与智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文化传播的战略自觉。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做好长远全局规划。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需要政府引领各方，为文化传播提供长远完整的战略规划。第二，整合文化资源，凝练传播内容。我们必须对中华文化进行高度凝练和总结概括，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文化理念和主张。第三，丰富传播渠道，形成线上线下、同向同行的传播合力。

中华文化传播要协同互动，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模式，将差异化传播与大众性传播结合起来，形成新时代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大格局。

（摘编自《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选择》）

材料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实施全面节约战略。这非常有必要。”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冯帆说，无论是从守护大国粮仓、保障粮食安全角度考量，还是从保护生态环境、倡导低碳生活角度审视，居安思危、厉行节约，都应成为全社会共同自觉。

冯帆代表说，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是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快向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转型，要在衣食住行游购娱等各个方面加快建起绿色消费体系。

“可通过数字化手段，将节约行为纳入相应记录体系，让大家在减少浪费、厉行节约的同时获得一部分收益。”冯帆代表建议，利用绿色低碳技术，通过建立正向激励机制，企业和商家可从自身所长出发，定期推出符合绿色生活方式的新产品或升级产品。

（摘编自刘兴《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材料二：

作为国家级老城区更新改造试点地区，无锡市梁溪区近年来多措并举，着力推动老城区绿色低碳发展，老城区“改”出了新气象，居民幸福感显著增强。

更新改造后，梁溪区老城区变新了、变美了。街道整齐洁净，建筑现代感十足，京杭大运河和古运河水质良好，沿河文化带凸显文化气息，居民们沿着绿色步道在城中绿地穿行，鸟语花香令人陶醉。与此同时，当地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跨境电商、总部经济、数字经济、文旅融合等新产业、新业态生机勃发。

在推进老城区更新改造过程中，当地传统的造漆、电镀、化工等高能耗、高排放产业被“亮红牌”，“腾笼换鸟”引入绿色低碳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离不开科学布局和智慧管理。梁溪区打造产城融合示范区，将工作区与消费区融为一体，并将生活区散布在工作区周边，使城区布局更加紧凑，人员通勤距离大幅减少，缓解了交通拥堵，减少了空气污染。

（摘编自潘少军《绿色低碳气象新》）

材料三：

本报北京2月10日电，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推动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建设，对区域内现有煤电机组进行升级改造，探索建立送受两端协同为新能源电力输送提供调节的机制，支持新能源电力能建尽建、能并尽并、能发尽发。

建立清洁低碳能源开发利用的国土空间管理机制。调整优化可再生能源开发用地用海要求，制定利用沙漠、戈壁、荒漠土地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工程的土地支持政策。严格依法规范能源开发涉地（涉海）税费征收。符合条件的海上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可按规定申请减免海域使用金。

《意见》提出，创新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机制。在农村地区优先支持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以及沼气发电等生物质能发电接入电网，电网企业等应当优先收购其发电量；中央财政资金进一步向农村能源建设倾斜，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农村能源供应基础设施建设、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建筑节能等。

（摘编自丁怡婷《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材料一：

孔子是儒家“诗教”的创始人，“诗教”一词出自《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诗》教也。”自“诗教”产生以来，对其探源阐释的内容颇多，将孔子的诗教与其门人対其思想进行阐释的《礼记》结合到一起来看，其核心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那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

“尊德性”的“德性”，具体体现为圣人之性，是君子必须遵守的。简单地说，“尊德性”就是肯定人的德性是本来就有的，但由于为物欲所蔽，“人之本心不明”，因此必须通过“诗教”时时“去此心之蔽”，以保持德性的不堕落。孔子“诗教”所谓“无邪”，就是要“归于正”，而所谓“正”者，体现在《诗经》中便是“仁”“礼”和谐。儒家“仁” 的本质就是维护等级之礼、法规之礼、人际之礼、为人之礼，二者在《诗经》中和谐统一。孔子盛赞“《诗》之好仁如此”，就是他“诗教”中“欲仁”“闻道”价值取向的表现。

“道问学”则是指君子通过问学、求知达到至诚的德性境界。达到至诚的道德境界的途径只有读书致知，这个书就是以《诗经》为首的“六艺”。“道问学”是孔子对弟子实施《诗经》教学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孔子很多有价值的教学方法是他在具体“引诗”“论诗”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在《论语》中明确提出的三处“教”之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有教无类”（《卫灵公》），“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这三处“教”中，“有教无类”是孔子“诗教”的教学原则，《学而》是对入学弟子的要求，最有价值的是《述而》中的“四教”。这“四教”中，“文”是文献典籍，“行”是德行或实践，“忠”是忠义，“信”是信用。这“四教”既是孔子的教学内容，也是孔子因材施教而采取的不同方法。文、行是外在的，忠、信是内在的。

孔子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教育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完整的教育理念。在他看来，“诗教”之真正目的是个体精神和永恒本性的形成，“诗教”之真正目标是培养“为政以德”的君子。就尊德性而言，它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就道问学而言，它带有强烈的实用性和践履性，是形而下的技术。孔子的“诗教”思想，从“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方面发掘了《诗经》陶冶性情、培育伦理道德的教育功能，通过“人文化成”最终到达“内圣外王”，体现出一种“合内外之道”的精神境界和生存智慧。

（摘编自刘恒《孔子“诗教”的核心观念》）

材料二：

在当下中国，我们学古诗文最重要的意义是可以探知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诗

文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是不少的。不过它为何能保留几千年呢？我们对其既不能简单地否定，更不能简单地肯定。在这方面，“五四”时期的文化学者做出了很大贡献。很多人批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但是却忘了他们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运用西方新方法来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接续文脉。

我觉得学古诗文首先要明白的是我们的学习是为了了解古人的情感、思想、意识，并非为了完全遵从他们。阅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会有历史感，会对今天的现实产生洞穿感。若是能培养学生対古诗文持续不衰的兴趣，引导他们入门，便是一种成功的教育。

中小学古诗文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其为成人的古诗文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小学古诗文教育需要注重未成年人的受教心理，不可硬灌，要讲授在他们理解能力范围内的东西，这就要对学生的整体素质有恰当的把握。同时，最好主要讲授与喜、怒、哀、乐、惊、恐、悲等人类的共同情感有关的内容。此外，当今各类古诗文选本选入的篇目值得商榷，从低年段来看，量的问题可能解决了，但是质的问题还没真正解决，比如，如果把《孝经》和《二十四孝》等这样的蒙学读物选入读本，恐怕就无助于培养学生对古代文化的认同感了。在小学高年级古诗文选本中，抒情等情感性篇目偏多，选材应该更广博一些，应适当加入清晰且有逻辑的说明性文字，以便培养学生的理性认知能力。比如可选入《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水经注》等较为精练清晰的文字，应该让古文与科学、逻辑等方面产生联系，甚至可以选些商业性的文字，让学生们知道古人也在思考比较现代性的问题。

此外，在教学上，同样要讲究方法。“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学生要有大量的阅读积累，这样今后才会有更深刻的体悟。当然，一味靠学生自己理解和感悟也是不行的，如果学生只是读而没有老师的指点，很难有质的提升。因此，古诗文教育要坚持学与教的有机统一，教师要在学生理解的难点和关键点上给予指导。

（摘编自张胜强《古诗文学习的现代意义》）

材料一：

艺术空白美可表现在艺术创作的各个方面。就我的理解，艺术空白的意思就是对那一些能够激发人们想象的地方进行画龙点睛的提示，通过暗示或隐喻这一中介，将真正艺术想象的空间及作品所要表达的真正艺术内涵和意蕴留给欣赏者、接受者，以最少的笔墨从侧面间接地而不是直接地展示作品的艺术魅力。中国国画的“疏可走马”、影视的“空镜头”和书法的“飞白”之说等等，就既是一种艺术手法，同时也是一种对艺术空白美的表达。

其基本手法恰如司空图在其《诗品·含蓄》中概括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著一字”之处正是艺术想象的空间之所，“尽得风流”也就是艺术空白美的获得。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有不少费尽笔墨直接描写美女的篇什，使用诸如“柳眉杏眼”“樱桃小口”之类的语言加以铺写，而它们往往事倍功半，艺术效果并不理想，还往往被讥为落入俗套。而真正成功的能代表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的，则是那种具有艺术空白美质素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式的描写。

在具体创作中，东汉乐府诗《陌上桑》对秦罗敷形象的刻画，算得上是佼佼者之一。诗中写道：“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这里，作品巧妙布“白”，从侧面烘托了秦罗敷的美貌。对秦罗敷的身材面貌未作直接的描绘，而其艺术效果却令人十分满意，可谓事半功倍。其妙就妙在作品对真正所要表现的东西不“说”不“写”，留下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让欣赏者、接受者尽情领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空白美的特别风味。

（摘编自周莹洁《艺术空白美的几个问题》）

材料二：

艺术创造性地运用空白，能使主体创造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挥。这里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主体，二是作为欣赏者的接受主体。

空白效果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共同创造分不开，但从逻辑上看，空白首先应是创作主体创造的产物。空白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况。其一，作家对自己脑子里形成的意象已经有了较为确定的把握，但囿于特定形式的限制，难于充分表达；或是认为过于完备的表达，反而不利于显现意象的丰富性，于是宁可留下一点空白，让欣赏者结合已经描绘出的意境去体会。这种空白是作家计划之内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二，作家通过对客观对象的观察和体验，结合他既往的经历，开始意识到了出现在脑海中的意象的丰富内涵，但此时的认识仍朦胧，于是宁可留下一点空白，让“形象大于思维”的艺术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其三，作家估计到欣赏者在审美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心理反应，有意识地在作品的某个部分留下一点空白，以作为诱发这种心理活动的催化剂。从艺术空白产生的三种情况看，足见空白都是作家为某种艺术目的有意为之的，是作家创造性本质力量的显现。

艺术美，得力于作家创造性本质力量的物化。空白引入作品，增加了作家对他手中材料施以主观性、情绪性再处理的自由。在构思时，他就不受自然时空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打破时序，拓展空间，依主体的需要和特定的时空观，将不同时间、地点的场景情节集中起来，加强时空跳跃的连贯性。于是，作家便扩大了艺术创造的回旋余地，能开放思路，以自由空灵的审美创造为核心，寻找新颖独特的富有魅力的表达方式。如果说作品中的有墨处还不足以显示作家的创造性，那么作品中那些无墨处最能淋漓尽致地把作家的创造性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中的空白正是作家的“智慧之窗”。八大山人的画，世人公认最有个性。研究者指出，其个性多在构图中。他的构图特点在于空间多变、开阔，计白为墨，不着一笔而景象万千，空白之意都落在画的主体上。从八大山人的画以留空白取境见长的构图特点中，可以想见空白在他手里，成了他抒情写意的自由空间。

一部作品的诞生，当然得力于作家创造性劳动，但其价值的显现，必须经过欣赏者的再创造。在欣赏过程中，欣赏者对作品提供的意象进行理解，再作新的组合。理解和组合，要参入欣赏者的补充。欣赏者在欣赏过程中对作品内容的展开、情节的推进都不断作出期待、预测和判断。如果一部作品中的每句话都符合欣赏者的预测，情节发展完全在意料中，读起来毫不费力，言尽意尽，创作就意味着失败。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将作品化为想象的种子，播入欣赏者的心田，诱发欣赏者的审美创造，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作家共同完成创作。

要能够让欣赏者的审美创造性得以充分自由地发挥，就作品而言，应该留空白。这些空白是一些未定点，有着内涵上的多值广泛性，是欣赏者心灵之鸟自由翱翔的空间，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欣赏者二度创造的需要。

（摘编自吴道文《漫话艺术空白》）

说不尽的萤火虫

中国有着悠久的萤火虫文化。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萤火虫就成为先民的关注对象，诗中町畽鹿场，熠耀宵行就是描述萤火虫的。古代诗人常借萤火虫抒情达意，唐代杜牧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便是千古绝唱。囊萤夜读的故事家喻户晓，也曾激励过无数学子发奋努力。

现代人是不再需要囊萤来夜读了。到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受萤火虫发光器的启发，发明出荧光灯。萤火虫发出的荧光是一种生物光，它不同于其它的光会伴生热量的损耗，是目前已知唯一几乎没有热损耗的光源，因此也叫冷光源。荧光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能源使用率，但与萤火虫的发光率相比还差得太远。

最近，研究人员在研究萤火虫发光器时，还意外发现了一种锯齿状排列的鳞片，它可以提高发光器的亮度。科学家将其应用在二极管（LED）的设计中，制作出模仿萤火虫发光器天然结构的LED覆盖层，可使其效率提高50%以上。这种新颖设计可能会在几年内应用在LED生产中。

萤火虫特有的虫荧光素酶基因，在基因工程中也越来越多地作为遗传标记的首选来检测基因表达。人们不但利用萤火虫的基因检测癌细胞，还利用基因转移技术把萤火虫的基因转移到玉米中，较快地培育出新的具有抗病虫害的玉米新品系。

萤火虫还是血吸虫病的防疫助手，水生萤火虫的幼虫吃包括钉螺在内的螺类，而钉螺正是血吸虫的唯一宿主。萤火虫体内的腺甙磷酸，可作为一种优异的检测剂来检测水的污染程度。萤火虫喜欢植被茂盛、水质干净、空气清新的环境，凡是萤火虫种群分布的地区，都是生态环境保护得比较好的地方。

遗憾的是，如今，萤火虫在部分地区已越来越少见。除了自然天敌外，人类成了萤火虫最大的天敌。美国一些医药公司为了获取萤火虫体内特有的虫荧光素和虫荧光素酶，出价购买萤火虫，导致人们大肆捕捉萤火虫。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工业污染和城市扩张，致使萤火虫幼虫的生存率直线下降。

萤火虫求偶时，雌雄之间会发出特异的闪光信号以吸引异性并交尾。然而城市的亮光干扰了它们的闪光交流，当萤火虫感知到外界灯光时，就会停止发光、飞行、求偶，最终导致种群减少甚至灭绝。去年夏季一些城市刮起萤火虫展览热，千里迢迢从外省引入萤火虫，然后在公园放飞。但萤火虫的很多种类年复一年地在同一个栖息地聚集、交配，即使栖息地遭到破坏，也不会迁往别处。萤火虫成虫的唯一使命就是繁殖，寿命很短，长的也就十几天。萤火虫本就不适合长途迁徙，目的地栖息环境又不太合适，它几乎活不了几天，繁殖就更是不可能了。不少专家为此呼吁：与其引进萤火虫，不如改善自然环境。

那些曾在林间泽畔熠耀宵行的萤火虫，如今已与我们渐行渐远，靠人工引进不能引来它们的回归。萤火虫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 ， 因而要靠自然来解决。而且，保护萤火虫不能光着眼于一个物种，而是要通过保护整片栖息地来保护许多物种。如果做到这一点，引来的肯定不只萤火虫。萤火虫如是，熊猫如是，白鹤也如是总之，我们应多想想如何对自然更友好，与万物共存共荣。

（摘编自《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