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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

    “车奴”“卡奴”……“奴”字头新词，几成文化现象；“裸婚”“裸活”……“裸”字头新词，展现另一个向度。从“奴”到“裸”，两级之间的过山车，启示我们思考：如何走出“心为物役”，告别“消费异化”？

    消费是现代社会满足人们生存所需的必要手段，也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催化剂。然而，如果把一切都消费化，搞消费崇拜，唯消费是从，甚至用物质填满心灵，就必然生出一种“庸俗的消费主义”。

    流风所布，消费就背离了“满足生存和发展所需”的本真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琳琅满目的商品就像阿里巴巴的山洞，成为触发购买欲的引擎，个别人甚至要卖肾购新“苹果”。其实，拥有再多，也永远渴望货架上的下一个。超前、攀比、奢侈、炫耀的消费，让生活被消费裹挟，不仅无法在物质得失面前从容淡定，甚至会走上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对于个人而言，如何消费是一种自主选择，但如果庸俗的消费主义成为生活方式、群体选择甚至社会风尚，那就值得警惕。

    庸俗的消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拜物主义。手袋并非用来装东西，而是用来装腔调；手表也不仅用来显示时间，更是用来显示身份。在一些人眼里，对物质的消费和占有，成为能力的唯一标志、成功的最高象征、社会地位的集中体现、精神生活的不二依托。庸俗消费主义的狂欢，让人们沉浸在享乐主义的盛宴。从物质到精神，无物不可消费，无处不可出售，买卖关系成为存在方式，等价交换成为社会哲学。

    社会如若被这样庸俗的消费主义所席卷，在“消费优先”“物质至上”的步步紧逼之下，理想、信仰、道德难免步步退却。于是，有人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把情感当了筹码；有人上网炫耀“干爹牌”豪车，以尊严下了赌注；有人把职位官阶明码标价出售，用信念做了交易……蝇营狗苟成为“成功的正道”，不劳而获成为“幸福的捷径”，消费主义的流行病，极易导致荣辱观念颠倒、是非观念迷失，社会风尚也因此遭到侵蚀。

    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我们或许可以走进更丰盈的人生。大学生司占杰放弃优渥生活条件帮助麻风病患者融入社会，冲出等价交换的牢笼，收获的是充实、快乐与感动这些无法用数字计算的财富。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社会或许可以走进更深沉的文明。“理性经济人”不再是对人性唯一的预设，物质财富也不再是对成功唯一的判定，多元的标准、多样的观念、多维的思考，消费行为才能远离“异化”的危机。

    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不是为了缅怀“理想主义的贫穷”，限制人们享受物质的快乐，重新回到“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窘迫时代。而是要警示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但不能沦入物欲的陷阱；经济社会发展，更不能陷进物质的泥淖。这是一个转型社会的心态涵养，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价值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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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摘编自中“国国学网”作者同题文章，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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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是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本体性关怀，是人类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活动。

    借助于信仰活动来表征和实现自我超越，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的和最高的精神标志。商周时代，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天神天道信仰。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人类轴心时代，老子、孔子等思想家立足人文价值的探索，正好具备实现思想突破、完成人类自我超越使命的历史条件。对于自己的核心思想和信仰，他们都用一个“道”字来表达。

    从《论语》一书中，可见孔子对“道”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相比于“道”，吃饭穿衣皆不必太计较，君子应该操心的是“道”的寻求与实践，这样生命才有价值和意义；即便闻道后马上会死去，也在所不惜。如果“道不行”，不如“乘桴浮于海”。孔子之道，孟子是其身后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最坚定的推进者，他将“义”提到与“仁”并列的地位。将仁义由个人生活推廓至政治领域。经过众多儒家学者的研习和宣扬，仁义之道在战国中后期已为不少诸侯国上层人士所接受，得到广泛传播。

    汉高帝十二年，刘邦自淮南至鲁，以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帝王祭孔之先河。从此，儒家学者开始对仁义之道不遗余力地加以传播。在汉代传播儒家仁义学说的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董仲舒。因为他在给汉武帝所上“天人三策”中，主要是从政治层面论道。儒学的发展，至宋代达到顶峰。追求经世致用者，有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朔学、苏轼家族的蜀学和陈亮的功利学派。理学一派则前有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奠基，程颢还被学者尊为“明道先生”，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完成了理学体系的建构。两派虽于内圣、外王各有侧重，但对仁义之道内涵的开掘极其深入。

    相对于广阔的社会需要而言，思想家的儒学传播主要是在精英文化圈。南北朝末期，颜之推撰巨著《颜氏家训》，涉及家庭伦理、处事原则、人生礼仪等诸多方面，对整个宗族具有重大引导作用。影响所及，带动了后世大量家训作品的问世。宋代以后，宗法作用日益提升，各地家族谱牒大量产生。每部族谱依例皆有家训、家规的篇章，包括孝父母、和兄弟、敬祖先、睦宗族、忠君上、笃师友、戒骄淫、务耕读、制财用之类的日常生活准则，成为传播仁义之道的绝佳途径。且以新近发现的湖北省罗田县民国《晏氏庚午宗谱》为例。谱中除了《首传一》收载《户规》外，《首传二》一整册皆为明清时期的“先祖遗训”，包括《圣瑞公训词八则》《伟人公家诫十六条》等14种。其《圣瑞公训词八则》论“积德”云：“济世之心争诚伪不争大小，总须出于真挚，量力而行。”诸如此类由各地乡绅所作的家训、家规，文字上或许不能入思想家的法眼，却将仁义之道生活化、通俗化，用语比思想家更鲜活，易为普通人所接受。尤其是家训、家规出自各族先人或乡贤之手，更増后人敬畏之心和亲切感，能将其作为行动的指南、生活的向导。通过各种渠道的传播，仁义之道成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进入到人们的潜意识中，与其生活水乳交融。

（节选自周国林《仁义之道 ——中国传统社会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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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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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忧与守制

    古代作品中，时有关于某官丁忧、某官守制的记述，如《儒林外史》第四回：“先母见背，遵制丁忧”，《寓圃杂记》：“成化初，（陈）缉熙守制于家”，等等。

    什么是“丁忧”呢？《尔雅•释诂》：“丁，当也。”《日知录•期功丧去官》注：“古人凡丧皆谓之忧。”可知丁忧是值丧、居丧的意思。丁忧一词源于《书经•说命》：“王宅忧”。王宅忧就是商王居父丧，宅忧就是丁忧。古时候，不管是兄弟丧、姊妹丧，还是从父母丧、从兄弟丧，都可以称之为“忧”。只是到了后来，丁忧才特指遭父母丧或承重祖父母丧（所谓承重，是指长房长孙）。

    《日知录•奔丧守制》上说：“《记》曰：奔丧者自齐衰（丧服）以下。以是古人于期功之丧无有不奔者。”“期”，指一年的丧服，可见古人遇有祖父母丧、伯叔父母丧、兄弟姊妹都要奔丧。陶渊明《归去来辞》自序“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职”即是一例。后来又将奔丧限制在期服（即一年的丧服）的范围之内。至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废除了期年奔丧的制度，认为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均为一年的丧服，如果都让奔丧守制，有的一个人连遭数丧，或者道路数千里，那就会导致居官日少，更易频繁，旷官废事，于是决定“今后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服不许奔丧。”自此以后，相沿成习，奔丧丁忧仅限于父母丧或陌生祖父母丧。

    那什么是守制呢？所谓守制乃是指遵守居丧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

    一，一般人要谢绝应酬事务，做官的则要解除职务，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计算闰月）。官员隐匿亲丧，被认为是“大不孝”，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孟升因隐匿母丧被大理寺断为流刑，而明宗则认为“将复投荒，无如去世”，于是赐其自尽。

    二，禁止婚娶。丧中婚娶被认为是违背礼制的。《春秋》文公二年（前625年）冬记载：“公子遂入齐纳币。”纳币之事照例是不必记载的，史官为什么要大书特书呢？原来这年冬天，文公的父亲僖公死了才不足二十五个月，而文公在居丧期间，竞张罗着送彩礼，所以史官乘笔直书而加以讽刺。

    三，禁止饮宴。儒家认为，“夫君子之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所以饮宴也是在禁止之列的。在居丧期间因宴饮而被责罚的事例也不少。如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四月癸未，陆赓故世，其子慎余、其兄博文在居丧期间着华丽的衣裳穿街过市，并饮酒食肉，结果都被打了板子，慎余流放至循州，博文被递解原籍。

    四，禁止赴考。起初限制极严，即使是缌丧（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仅三个月的丧服）也不准赴考。宋天禧年间，举人郭稹冒缌丧赴考，被同辈告发，被交付御史台劾问（见《日知录•缌丧不处赴举》）。到了明朝限制放宽，除了服三年之丧的不得赴考外，余者皆不限。

    对于守制在家的官员，皇帝一般都要派遣官员慰问，并赐给钱米等物。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员丁忧，已在职五年，廉勤无赃私过犯者，照名秩给半禄终制；在职三年者，给三月全禄。”（《日知录•奔丧守制》）清初，只有满族大臣居丧，皇帝才派官赐给茶酒。至康熙年间，汉大臣陈廷敬有母丧，康熙皇帝便命令阁员查阅《明实录》中有关慰问的条例，并派遣内阁学士屯泰、翰林掌院事学士喇沙前往赐给茶酒。从此以后，慰问之典便成为定例。

    丁忧和守制，从字面上是有区别的：丁忧是就居丧而言，守制则是就遵守居丧的制度而言。但在具体使用时二者的意思并无严格的区别，既可以说某官丁忧，也可以说某官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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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德治”传统

    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不少诗篇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勤政爱民，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德治思想的另一含义是“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并非不要刑罚，而是强调实施教化，先教后罚，以刑辅德，不专以刑杀立威。“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理念。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强调治国要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达到的理想状态。

    德治思想是“周孔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探索，深化了德治思想的内涵。

    战国时，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仁政主张。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做到孝悌忠信。西汉初，陆贾告诫刘邦。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要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德治思想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

    唐朝前期，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唐太宗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既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要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在唐太宗等人德治思想影响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遵循先人遗训，缓刑用仁，谨慎治国，天下大治。

    宋代理学形成阶段，德治思想深深打上了理学烙印。朱熹从人心的角度解释德治。仁心表现在政策上就是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惜民力等。理学诸子概括出了“三纲八目”的治国模式，期望君主志向确定而达到天下大治。理学家提倡教化，整肃人心，通过书院讲习等传授儒家伦理，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后世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与理学家及其追随者的讲学不无关联。 德治思想从确立始，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围绕“礼法并治、德主刑辅”的逐渐深入，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当今社会，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有人认为法治与德治不能并存，否定“以德治国”。古代社会提倡德治并非不讲法治，而是主张加强教化，做到礼法并用，宽猛相济。我们要借鉴古代重视教化的传统，为“依法治国”打下“以德治国”的根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生活，使大家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选自2015年4月1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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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心时代”的概念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及目标》一书中提出的，指公元前8至2世纪这六百年间，印度、中国、古希腊、伊朗和以色列地区不约而同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或宗教家，由他们提出或在其手中成形的思想观念，奠定了各大文明之后两千多年的走势。按照这一论说，“轴心时代”思维方式一直在深刻影响我们，或者说我们的精神生命一直为其所塑造。

    这种论说虽提供了学术话语上的一些便利，却不乏局限性和束缚性。因为它很可能遮蔽或淡化了“轴心时代”之前人类文明的漫长发展。例如埃及文明崛起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文明大约也在同一时期兴起。不仅有大量文献，而且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遗址，来证明这两个文明的存在和演进以及当时文化之高度发达。中国文明的诞生相对较晚，但也早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就相当发达了。夏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至11世纪黄河中下游一带存在过的商，有大量青铜器传了下来，也有不少相关文献流传至今；公元前11到公元前8世纪之间的周是更伟大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历史上的“西方”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并非现在欧洲和北美等地所能涵盖。现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即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都属于“轴心期”文明。但西方文明最终的起源还可往前追溯到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这两个文明都是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祖先。

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均非原生文明，而是因毗邻埃及和两河流域这两个原生文明，利用其技术、理念成果崛起的后发或次生的文明。众所周知，亚非大陆产生了四大原生文明，即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四大文明”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诞生于大河流域的大平原或水网密布的大河中下游及三角洲地区，而非诞生在希腊或巴勒斯坦那样的干旱、贫瘠且交通不便的土地上。

    古希腊曾是一片荒蛮之地，只是在大量引进东方元素，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技术等方面发生“东方化革命”以后，才发展壮大起来。同样的，希伯来人的先祖在两河流域学到了很多东西，《圣经》中的创世纪、大洪水、诺亚方舟等故事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再后来，游牧的希伯来人又客居埃及几百年，学会了农业和定居。

    完全可以说，没有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便没有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同样地，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之前，已有夏商周的丰厚积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时兴的学术概念，便有意无意夸大其重要性。那几百年里产生了老子、孔子、佛陀、以色列先知和希腊哲学学家，的确非常重要，但之前的文明历程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同样居功至伟。“轴心时代”概念的确给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话题，但我们不能受其束缚，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过分夸大“轴心时代”的重要性，仿佛之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阮炜《如何看待“轴心时代”？》，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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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什么总是离不开诗呢？那是因为诗和我们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这个民族把诗意看作自己民族文化的本质。说到底，西方人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而我们中国人则是用诗意的方式理解世界，这是我们特有的思维方式。

    譬如说，苏东坡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提到了一个典故：尧统治天下时，手下的法官皋陶要杀犯人，但尧反对了三次，主张不杀。主考官欧阳修特地问苏东坡这个典故的出处，苏东坡坦然回答：“何需出处！”他是根据策论的需要，自己编造出来的。还有个例子是《史记》。《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史书，但鲁迅对它有这样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里鲁迅非常含蓄地指出，《史记》其实不是真实的史书，它是散文、是诗。譬如“鸿门宴”，写得如此精彩，所有的细节都栩栩如生，但鸿门宴在历史上有没有如此真切地出现过呢？其实司马迁只是非常合理地写了一段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重要的一位史学家，也是用一种诗意的方式，在为我们民族留下那样一段可能存在的历史。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编自陈鹏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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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礼”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

    中国人注重礼仪，我国古代有“五礼”(吉、凶、军、宾、嘉)、“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九礼”(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之说。这些传统礼仪都对后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人不仅特别重视一些传统礼节，比如婚嫁礼，祭祀礼和丧礼等等，而且中国人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特别注重礼节，懂礼貌。这也使得中国人在外国人心中得到了好评，为中国赢得礼仪之邦的美称。

    儒家“礼”是基于人情产生的，这使得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人情礼节，崇尚“礼尚往来”，当一个人收到别人礼物或好处后，总要回送或是给予其某种好处，以表明对对方的尊重和回报。由于礼学家对人情基本上持一种中庸的态度，既不否认其合理性，又认为需要对其进行适当裁制，所以顺人之常情外，还需要正己之情。因此，许多中国人都特别注重中庸之道，极力促使自己达成中庸之道。

    “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使得中国人存在严重的等级观念，他们看重人的等级区别。古代的中国，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君臣，父子，夫妻之间都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制度就是一种等级制度。在婚姻嫁娶中都要讲究门当户对，这就是一种等级观念的体现。虽然这种“礼”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国人形成了尊老爱幼的性格。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国人对尊者的推崇形成一种崇尚权威，卑躬，谦虚的性格，并且特别能自律忍耐。宗法观念使得中国人群体凝集力特强，特别是使家族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在儒家“礼”中，男女有别的观念却使得中国的妇女性格和地位都边缘化。儒家礼教思想对妇女社会活动范围加以限制，女子必须“三从四德”这点也使得妇女对自身男尊女卑观念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基于上述观念的形成，中国女子的性格普遍比较温和，对男子有一定的依赖感，并且特别注重贞洁。

    儒家“礼”看重学问，人的才识。所以中国人比较注重学问，富于智慧。儒家的文化既是治家文化，也是治国的文化。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一生的政治理想。他在《大学》第一章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一方面把做人的思想、治家的文化与治吏的思想、治国的文化联系起来，认为“治国、平天下”要从“修身、齐家”开始，其顺序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另一方面又把“修身”与“致知”联系起来，提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即治国者要注意学习，知书才能达理，达理才能修身，修身才能治家，治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也使得中国人讲究修生养性。

    儒家“礼”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伦理的范畴，“礼”使中国人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它不仅要求人们要尊敬长辈、老者，爱护幼小，诚实友善，同时还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遵循道德规范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过程。“克己复礼”并不是程朱所认为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克制自己的“低下”欲望，使言行合于道德规范，最后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特别能忍让，特别能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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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不迁”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它包含两方面:一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的热爱与依恋;二是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决不随波逐流。

   屈原的一生便是“独立不迁”的最好诠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屡遭打击,毫不动摇,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也曾打算像战国时代一般士大夫那样周游列国。去寻找了解自己的君主。但是,对于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深挚感情,使屈原不能他迁,最后只好身投汨罗,以死来殉自己的祖国和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与“独立不迁”相联系着,屈原在诗歌《橘颂》中还提出两条为人的准则:无求与苏世。《橘颂》中说:“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一个人胸怀坦荡,不图私利,不干人,不屈己,才能顶天立地,保持独立的人格。《橘颂》又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必须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无求与苏世浸透在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里,使之臻于更坚实、更完美的境地。

   《渔父》的中心思想也是“独立不迁”。不过这首诗人们多以为伪作。王逸既说是“屈原之所作”,又说是楚人追记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来就自相矛盾。但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已采用它的内容作为事实来叙述,因此可以设想,这篇作品的文字虽然不一定出自屈原之手,而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却实有其事。屈原的答话可以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资料。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他答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又问他:“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他答曰: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渔父和屈原对话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渔父大概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者,他不满意社会的黑暗,但他的态度是与世推移,随波逐流。屈原则不然,他要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同流合污。这当然会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会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独立不迁”的人格还表现为对正直的追求与维护。屈原批评那种“背绳墨以追曲”的行为,发出“伏辩以死直”的誓言。在《涉江》中,他表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在儒家的典籍中,治水有功却被天帝处死的鲧一直是个反面人物,那么鲧到底犯了什么天条会被天帝处死呢?《山海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原来,鲧的罪行是私自窃取了天帝的息壤去填洪水以拯救人类。这样说来,他简直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屈原对这样一个英雄深表同情和赞赏,从这可以看出屈原自己人格的崇高。屈原明知自己的结果会和鲧一样悲惨,但是他决不屈己从俗,而始终保持着“独立不迁”的人格,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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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最富诗意的职业

    中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上下五千年，灿烂悠久的历史文明中，留下了诸如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各种诗歌形式。其中有许多经典名篇名句，至今仍广为流传。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在我国古代还有一种最富诗意的职业。而正是这个职业的出现，才让我们今天品读到更多当时精彩的诗篇。这个职业有个动听的名字――采诗官。

    在所有和文化有关的职业中，采诗官是最古老的一种。中国的采诗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夏书·胤征》已有采诗的记录。流传至今的《诗经》，当初就算是一部官方颁布并为社会认可的标准选本。春秋以后，因为长年征战不休，采诗制度无法贯彻。秦朝虽然已有乐府官署之名，但仍然没有采诗之实。西汉刚刚建立之时，经济凋敝，乐府机关也只能习常肄旧，无所增更，勉强维持而已。直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变得大为雄厚，乃扩大乐府的规模，采诗夜诵。到了东汉，采诗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光武帝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汉和帝则派遣使者“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

    采诗官的工作主要是巡游各地，采集民间歌谣，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采诗官在属于他们的时代里，事实上担当了国家民意调查员、新闻记者和国家诗歌记录者。《汉书·艺文志》曰：“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采诗官》一诗中也写道：“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由此可见，采诗官为古代诗篇的流传和采集做出了很大贡献。

    采诗官是一个以诗歌的名义走遍天下的职业，因此其本身也充满着诗意。民间的疾苦往往通过采诗官收集整理的民歌为统治者所了解。可惜，历史久远，我们已无法知道这些采诗官的名字，他们已经在历史的深处浓缩为一个名词，我们无法看清他们的脸。但是他们或许想不到，他们在那些沉沉的夜里刻下的象形文字，将会成为一个古老国度的文学头，正如蜜蜂在采花的时候也从没有想到过，它们会带一个声势浩大的人间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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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鲁迅的研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个体作家分析，而是对其人其文所表征的一种文化属性的理解；对于鲁迅研究的评价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的评价，而是与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社会评价。追求鲁迅思想的当下意义与价值为主的当代性研究，是对鲁迅丰富复杂精神世界的开掘与深入理解。

    鲁迅是因其伟大而成为无数人研究的对象的，而他的伟大恰恰是因为其思想价值和影响超越了一般的个体。孙郁认为：“鲁迅精神是一种个人的解放和民族解放，或者说是人类至爱，所以，我更愿意把鲁迅精神看成一种战斗精神。”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解前提下，才会有鲁迅思想价值和意义的选择、判断。李书磊说，“鲁迅的遗产在今天尤其珍贵；鲁迅代表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最高成就，他在上海卖文为生，利用自由职业和文化生产的市场化赋予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完成了他的文化创造，既利用了自由空间，又在商业化的处境中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品格，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鲁迅一生矢志于对虚伪道德人格的批判，其批判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传统文化体系的消极功能以及这一消极功能所造成的道德虚伪。因此，鲁迅是与旧习惯相对抗的，最终因此而不容于环境。谎言是一种人为编织的虚假事实与荒诞逻辑，最终会被现实存在或另一个谎言所戳穿，从而加大社会的不信任感。当虚伪成为一种民族习性和社会人格时，必然导致深重的文化灾难和社会危机。鲁迅批判虚伪和谎言正是为了挽救这种民族的危机，这就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呼唤“救救孩子”的最终目的。可见鲁迅思想的实质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本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价鲁迅，经典化地理解鲁迅的思想意义，是当下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鲁迅思想价值的有效方式。所谓经典就是当一种思想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长时期的适应性之后，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价值的改变，这样就获得了超越性的价值。当然，鲁迅思想的经典化不是歪曲鲁迅的历史、捏造虚假事实进而“神化鲁迅”，不是仅仅以史料挖掘、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工具化”鲁迅思想，也不是把鲁迅精神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加以专业性的细化或放大，进而“肥大化”鲁迅思想。鲁迅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其主体包括“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等核心命题。这些命题在中国社会转型和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必将具有非凡的功能。

（摘编自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通常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如果觉得其中某个人物具有生活实感，就会说他很“典型”。我们还会认为这样的人物一定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的集中和概括，所以才生动逼真。“典型”并不意味着概念化。我们平常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里的“典型”，是指从人物生存环境到人物本身，既不会在现实生活中重复，也不会在他人作品中重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创造，是作家一次性的、崭新的艺术呈现。

    一部作品既然是“创造”，就必然有其独创性，换个角度说，如果这个创造出来的世界跟人们脑子里早有的世界完全一样，那这个“世界”就不是“典型”，而只是一个“概念”，这个创作就失败了。真正意义上的杰出作品，并不急于与读者一拍即合，而往往具备一定的陌生化和摩擦力。因为只要是杰作，就应当让读者在阅读中实现个人经验的扩大和延伸，如果只觉得随处符合自己的日常经验，那么这只会是第二流的作品。有时候，恰恰是一些概念化的表述才“畅通无阻”，因为它们能够较为便捷和快速地满足读者的个人经验，但是，真正的杰作一定会强有力地突破读者原有经验范畴。

    我们提倡“写现实”，认为这是更有难度的写作。为了说得明白，我把写作过程比喻成酿酒。生活跟文学的关系就像粮食和酒的关系，总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和基础，问题是怎样理解这个“源泉”和这个“基础”、怎样用生活的“粮食”来“酿造”。许多人认为就是将现实生活剪裁组合一番，把更有戏剧性、冲突性的部分集中到一起，略加改造甚至直接照搬下来就行，只要做得巧妙，便是成功的文学作品了。这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从现实生活到文学作品，它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需要认真研究。这其实不过是写作学的基本问题，是并不深奥的朴素道理。还从酿造说起，经过考察我们即会发现：这个过程中粮食已经发生了“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所以现实生活的粮食，经历的绝不仅仅是什么“剪裁组合”的工作，也不仅是“归纳和选择”的工作。如果现实生活是粮食，作家就是一个酿酒器。现实生活进入作家这个酿酒器之后经过一番复杂的酿造而发生化学变化，再倒出来就是芬芳的酒液。酿造技术不同，酒的成色也就不同，于是就有了杰作与劣作的区别。一切没有经过作家这个酿酒器、没有发生化学转化的现实生活，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文学。真正有追求的文学未必要写出人人熟稔的故事，它是一次全新的个人交付：让阅读进入永不雷同的“我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酿造过的酒，它再也不是现实生活的粮食颗粒，不是那样的固体了。

（摘编自张炜《从“粮食”到“酿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展现儒家智慧

    ①上个世纪，不少中外知名学者如汤因比、梁漱溟论述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断言中国文化是未来人类文化的希望。1988年，7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巴黎会议上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些名家名言的确支持和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心。然而，当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遇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向我们这一代人的治国理政的智慧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不能以儒家智慧解决问题，则何以证明儒家智慧是高明的、适用的？如果我们连自家门前雪都扫不尽，何以能够除去他人瓦上霜？何以证明儒家智慧能够解决未来人类的生存之道？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当下做起，一步一步，一点一滴，解决当下我们发展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以此证明和展现儒家智慧。

    ②必须承认，不少人对于用儒家智慧解决当今中国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持怀疑态度。比如，当今生态环境恶化，在不少地方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我们空谈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而不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环境问题，知行不能合一，那么人们质疑儒家之知，又批评执行不力，就有充分的理由；再比如，我国表示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贫富悬殊警戒线，如果我们只是空谈孔子的“富民”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贫富理念，而不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那么孔子的智慧不足以服人，我们对孔子的智慧阳奉阴违的做法也会受到人们的指责和批评。可见，知而不行，知行分离，最终将连累、伤害到知。所以，眼下我们必须知行合一，坐言起行，大幅提升执行力，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为儒家智慧正名。

     ③当然，儒家智慧也有一个不断发掘、充实、更新的问题，因为儒家智慧能够解决传统社会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就能够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儒家智慧无论解决何种社会问题，除了给予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以外，还必须能够给出具体的解决之道，包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拿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这才是圆满无缺的儒家智慧。

    ④儒家智慧产生于中国，儒家智慧首先解决中国本土问题，才能让世人信服，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在应对日益变化的世界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中展现儒家智慧，是我们瞻望儒学未来发展所持有的一大愿景。

（摘自《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与三大愿景》）

实用类文本阅读

材料一：

直播带货，是指通过一些互联网平台，使用直播技术进行近距离商品展示、咨询答复、导购的新型服务方式，或由店铺自己开设直播间，或由职业主播集合进行推介。

一方面，“直播带货”互动性更强、亲和力更强，消费者可以像在大卖场一样，限卖家进行交流甚至讨价还价；另一方面，“直播带货”往往能做到全网最低价，它绕过了经销商等传统中间渠选，直接实现了商品和消费者对接。特别是对网红主播而言，直播的本质是让观众们看广告，需要通过“秒杀”等手段提供最大优惠力度，才能吸引消费者，黏住消费者。

（摘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直播带货作为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形式上与情就的电视购物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它进据的是移动传播的模式与逻辑，以年轻人为主要目标消费群体，强调“场景”的搭建、参与感的营造，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和社交性，能够为观众提供更加直观、便捷的消费体验。而且，电视直播带货构建了“信息+服务”的用户理合，与快手、抖音、微博、淘宝等社交媒体及电商平台强强联合，实现了电视大屏与手机小屏的跨屏联动，不仅是媒体融合的探索尝试，更是扩内需、促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有益举措。另外，不同于纯商业性的电视购物节目，近期各火电视台开展的直播带重多以公益为其基本属性，所选择的货品都紧扣当前的社会热点，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长。

在传播策略方面，电视媒体纷纷起用著名主持人，着力打造“网红带货”CP。如朱广权和淘宝主播李佳琦的“小朱配琦”组合等，他们一改电视屏幕上严肃端庄的形象，以生活化、年轻化、网络化的表达方式使观众耳目一新。随着竞争的升级，直播本身的内容品质也成为了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电视媒体的直播节货已经不再是简单杠暴的“叫卖”“推销”而呈现出和综艺相融合的趋势。

（摘编自《“直播带货”带火了，社会责任刑丢了》2020年7月15日）

材料三：

直播只是一个展示产品的入口，用户收到货之后的感受和体验才是真正考验“直播带货”的关键。依托于电商平台的“直播带货”，已然有成熟的信任关系，但依托于网红主播的带货行为，仍有不少问题：一些网红主播根本没用过某款产品，就敢为产品代言；一些主播涉嫌夸大宣传推销，“名品”变赝品，“好货”变“水货”误导了不少消费者；某些网红主播绕过平台点对点交易，将交易移到“桌面底下”，导致消费者无处维权和售后……这些问题不解决，“直播带货”就只能是一次性买卖，无法形成良性交易闭环。

毫无疑问，直播电商的本质属于商业广告，带货主播往往身兼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等多重角色。在这类模式中，品牌商看重主播流量，消赞者信任主播背书，如果产品出了问题，而主播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就可能出问题。因此，要加大对“直插带货”的法律约束和诚信约束，特别是明晰带货主播的责任。带货直播是个新鲜事物，不妨抓住《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的契机，将直播电商列入法律规制范畴，进一步厘清各方的法律责任，从而更好地健康发展。

（摘编自《“直播带货”亟待规范化》2020年4月）

现代文阅读Ⅰ

材料一：

日前，一些市县在营商环境方面“新官不理旧账”，之前招商的投资项目换了领导就不算数了，其“灵魂之问”引发社会热议。“灵魂之问”所指向的问题其实并不复杂。解决的关键在于从招商引资到落地服务、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政策实施链条中，政府要全链条诚信守约。

当然，关于政策切实落地，从市场契约的层面来看，应包括两个维度——写进合同的微观契约与作为大的营商环境的宏观契约，其中后者更为重要。政府不仅是向市场履约的一方，更是市场契约的维护者。一方面，政府通过法治维护市场契约的履行，保证市场主体在市场环境下公平竞争，恪守诚信。另一方面，政府以政策和法律发布的形式与市场建立契约关系，以言出必行的履约姿态以身作则，建立政策和法治威信。政府维护契约和政府以诚信治理两方面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只有政策言而有信才能取信于民，营造良好诚信的社会风气；也只有契约最终落地见效，才能让政策发挥应有的效用，提升经济社会整体效益。只有包括企业、政府、个人在内的所有主体都诚实守信，履行契约，才能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发挥市场活力，更好地调动各方积极性。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制度保障，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维护良好营商环境的核心是推动契约守信。市场经济中，契约能有效减少市场交易摩擦，引导市场主体更注重长期利益，减少其短期行为带来的负效应。因此，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维护契约履行是政府施政的核心内容，政策发布后“新官不理旧账”，会伤及市场经济根本，破坏营商环境。

无论是招商引资等市场领域，还是民生领域，维护政策切实落地，需要配套强有力的政策履约体系机制。在政策发布前，应聚焦民生、市场公平等领域，主动了解市场的现实需求，同时考虑政策体系推进的现实可行性，防止出现政策制定上的形式主义，只有可行的才是有效的。在政策发布后的实施环节，须畅通“最后一公里”，持续跟进政策实施，监管进度责任到人，防治阳奉阴违、无所作为等行为。在政策实施后的总结中，要以市场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评判标准，切实改善市场主体的政策体验，以此树立政府的政策威信。还要建立和完善政策的闭环反馈机制，确保政策发布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市场主体反馈从“最后一公里”到“最初一公里”的双向顺畅并形成闭环。

（摘编自盘和林《恪守市场契约，优化营商环境》）

材料二：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兴起与发展，为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而将商品经济关系中的契约精神应用到政社关系中，可为健全与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及其实践提供一种新的发展取向。

契约精神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平等主体间的自由意志，反映在政府购买领域中，即要求政府和社会组织地位的独立和平等性。但由于我国政府购买服务发展时间较短，不少地区仍然采用政府主导、社会遵从的模式。而基于契约精神中的平等理念，在政府购买服务中，政府和社会组织二者不应该是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而应该是平等的契约合作关系。所以，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必须具备独立性，不能以模糊身份来提供公共服务，否则只能使其定位失准。同时，在同等的条件下，政府应当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同等地位的社会组织获得的捐赠优惠待遇政策应该同样，以确保社会组织之间地位的平等性。

契约精神包含着利益本位的必然趋向。利益是契约的核心，每个自由平等的个体都有追求自己利益、使自己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渴望。通过平等协商建立起来的契约，强调以个人正当利益为本位，以互利的方式实现自利，从而使得契约主体的合理利益都得到实现。因此，在公共服务购买领域，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应当是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之上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根据各自拥有的资源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一方面，社会组织在提高公共服务质量、降低成本、积累志愿资源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出现的“志愿失灵”也可以通过政府职能来改善。

“契约精神不仅是一种法律规则精神、法律实践精神，而且也是一种持久的主体精神价值取向。”这种精神不完全是依靠外在强制力实现的，还是主体内心的一种深刻认同。所以政府购买作为一种契约行为，不仅需要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同时也需要法治观念作为支撑。而政府购买的合法性则来源于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认可，包括对服务质量的信赖和服务提供者的信任。

契约精神以权责对等为重要原则。契约关系的成立是缔结契约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平衡与互动，它意味着契约主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一个参与者对彼此负责的制度是公共服务购买成功的重要前提。针对目前我国公共服务购买领域中权责不清、问责困难的问题，可以从建立多方责任关系入手，使公共服务行为契合契约精神。

（摘编自苏航《契约精神：新型政社关系构建的理念与实践原则》）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材料一：

奥运赛事已经结束，中国健儿载誉归来。在东京奥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克服了因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以顽强的意志品质为党和人民在体育赛场建立了新的功勋，夺得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牌。奥运赛场上鲜艳的国旗一次次升起，雄壮的国歌一遍遍奏响，赢得全世界关注和尊重。我国体育健儿的出色表现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生动展现了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奥运增辉、为人生添彩的奋斗志向，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全世界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是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成就伟大事业。我国体育健儿的出色表现展示了强大正能量，展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拼搏精神。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需要这样的精神。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我国体育健儿展现的拼搏精神，使之化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总书记指出“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要牢牢把握我国体育工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根本任务，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提高在重大国际赛事中为国争光能力；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全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广泛开展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的建设；加快推进体育改革创新步伐，更好发挥举国体制在攀登顶峰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群众性体育在厚植体育基础中的重要作用，不断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

体育强则国家强，国家强则体育强。体育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加快体育强国建设，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团结一心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前程不断前进！

(摘编自《书写奥运华章创造新的辉煌》)

材料二：

面对中国代表团的优异表现，国际舆论多有赞美、钦佩，但尖酸刻薄的杂音也从未间断。一些西方媒体无中生有，大谈中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可能性，羞辱中国夺金运动员是“只会训练的机器人”，含沙射影大谈“精英体育”的成功意味着“道德的沦丧”……种种奇谈怪论的背后不只是傲慢与偏见，甚至有恶毒的中伤。就连英国《每日电讯报》也不能不指出，一些观察人士以“一种混杂着嫉妒和无知的丑陋心态”看待中国人。

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体育的非议由来已久。随着中国代表团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奥运会期间一些刺耳的声音也随之增加。中国快速发展进步，影响力渐大，则是更深层的背景。

从本质上讲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现行国际贸易、经济、政治体系一样都是西方主导下的产物。多年来奥运规则的话语权和赛场上主导地位一直是西方国家的专利。时代在变，奥运会同样在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打破了传统垄断，由少数西方国家垄断奥运规则话语权和赛场主导地位的时代渐行渐远。对中国代表团的无端指责恰恰说明，中国已经成为与其实力相当的对手，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到了前面。

围绕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杂音已经超越体育范畴。“偏执”乃至“歇斯底里”是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不适应的迸发，是“输不起心态”的暴露。近年来，每逢中国在经济、科技上取得重大突破，就有人站出来大讲“怪话”。这或许可以让一些人谋得些许心理平衡，但“麻醉剂”药效过去后，心态是否会更加平衡呢？

在竞争中进步，在竞争中提高，这是奥运精髓，更是奥运魅力所在。对广义的“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追求，推动人类社会全面进步。在这一进程中，世界必定会经历力量对比的变化。对某些习惯于高高在上的人来说，从感知时代的变迁到顺应时代要求的确需要一段痛苦的心路历程。但是中国不会因为别人的心情如何而放慢自己的脚步。

有容乃大。我们还是平心静气地欣赏奥运会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展示人类“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魅力的运动健儿加油喝彩吧。阔步行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学会承受挫折，更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

(摘编自《奥运会锤炼中国自信》)

材料三：

一百多年来人们在奥运会上寄托了关于和平和奇迹的梦，想奥运也经历了战争的戕害、冷战的对垒，承载了众多体育所无法承载的东西，比如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随着奥运经济模式的转变，高科技的发展，在不断向“更快、更高、更强”发起冲击的同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也出现了与自身精神相背离的情况，继续承载着超过体育本身的诉求，比如追求财富、展示国力。

奥林匹克运动寻求的是一种在努力中发现快乐的生活方式，是良好价值观的典范，能够使人们尊重普世的基本道德观念。然而，现在人们离奥林匹克所倡导的价值观越来越远。

(摘编自《奥林匹克精神的背离》)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人意识到自然，表示人已经把自然作为对象和客体来观照。人对任何自然物体产生美的感觉，都需要摆脱对实际利害的考虑。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说，能够对一个物体“不带任何利益考虑地喜爱或憎恶”，那才是审美的判断。自然作为一个审美对象在人的意识中产生，尤其要能摆脱对功利实用的考虑。从艺术史上看，自然山水风景作为单独的一个画种出现，在中国和西方都晚于人物画。晋顾恺之《洛神赋图》虽有山水，但也只是将山水作为人物的陪村；唐吴道子“往往于佛寺画壁，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可见山水也是作为佛像的陪村或背景。直至唐朝李思训开创了青绿山水画后，山水画才发展成中国画的一种独立体裁。西方绘画在历史上长期以宗教和神话题材为主，也就是以描绘人物为主，自然风景最多只是作为人物的陪村出现。到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画家丢勒画的他出生城市纽伦堡附近的风景画，是西方美术史上最早的独立风景画作品。这样看来，西方风景画成为一种独立体裁，比中国晚了好几百年。

中国山水画的布局，自然风景占画面极大部分，即便画中有人物，也往往是山大而人小。李昭道《明皇幸蜀图》、范宽《溪山行旅图》等作品，都可以做典型的例子。相比之下，西方风景画更多的是画里有人，有人居住的房屋建筑，而且在画面布局上，这些普遍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勃鲁盖尔的《雪中归猎图》、康斯特布尔的《干草车》都可以做典型例证。有人认为，中国人有“天人合一”观念，人和自然完全融合，所以山水画表现纯粹的自然，人并不占据中心位置；而西方传统观念一直是以人为中心，所以西方风景画以人为主，不能摆脱人的自我而纯粹地表现自然。

中国的山水画是否完全表现自然，而西方的风景画则总是以人为中心呢？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著名的“境界”说，认为文艺作品的境界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分别：“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若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有人曾以此来区分中国山水画和西方的风景画，认为中国山水画“无我”，西方风景画“有我”。如果说“有我”是主观，是把人的意念、理想投射到自然上面，以人的想象来虚构外在世界，使“物皆着我之色彩”；而“无我”是客观，完全消除白我来“以物观物”，那么“有我”和“无我”的区别，也就可以理解成“理想”和“写实”的区别。那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绘画远比中国画写实，更注重形体的准确，也更追求色彩和质地的真实感。如果说真实表现自然意味着“无我”的客观主义，那么西方风景画逼真再现自然，岂非更近于“无我之境”？中国画很早就强调意、气、神，也就是人的主观意念，而不注重形似。谢赫《古画品录》论画之六法，以“气韵生动”为首，而“应物象形”和“随类赋彩”则次之。如果画家用笔不是描摹山水自然，而是抒写画家的胸臆，把心中已有的山水之意象表现出来，那岂不全是自我的表现，还能说中国山水画“无我”吗？

东西方就艺术作品展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其实并未截然对立。西方的风景画虽然强调写实，但人的活动却占据重要位置，明显表现出人的感受和情绪，可以说在写实逼真的“无我”之境中“有我”。中国山水画虽然看似在表现自然，但其实以抒写画家的感受意念为主，把人的意念思绪投射到自然山川之上，想象虚构，在看似“无我”之境中“有我”。东西方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确有重大而明显的区别，但就山水画和风景画都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说两者表现的都是人化的自然，都是自我在艺术中的表现。

（摘编自张隆溪《从中西文学艺术看人与自然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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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儒家“亚圣”，孟子学说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对思想学术的发展演变，影响巨大而深远。历史上学人对孟子的研究从未停歇，形成了堪与孔学、老学、易学比肩的孟学。近年来，孟学研究成果迭出，而新近出版的周淑萍教授所著《先秦汉唐孟学研究》当属其中的一部力作。

在先秦汉唐时期孟学史上，告子驳孟、荀子非孟、司马迁《孟子传》、王充《刺孟》赵岐《孟子章句》、韩愈推孟子入道统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议题，该书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议题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与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全面肯定孟子的第一人，司马迁所写《孟子荀卿列传》，其观点和结论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孟子研究者，所以它是研究孟学的一座丰碑。然而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还有淳于髡、邹衍等十七人的小传，而淳于髡、邹衍等与孟子、荀子并非同一思想学术阵营，且传主虽是孟子、荀子，但叙写孟子、荀子的字数却远远少于淳于髡、邹衍等人，叙写邹衍的字数是叙写孟子的字数三倍以上。写法奇特，是何原因？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该书认为，司马迁这样写，是要用邹衍、淳于髡等衬托孟子。邹衍、淳于髡与孟子的游历非常相近，都曾游说齐梁，都曾向梁惠王、齐宣王进言。司马迁以邹衍、淳于髡的迎合、“承意观色”来衬托孟子志于仁义不苟合取荣的高风傲骨，同时为孟子学说辩护和正名，肯定孟子之说并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是“方枘圆凿”，不逢其时，故而其说在当时难行。这个分析是有见地的。

《先秦汉唐孟学研究》拓宽了孟学研究视域，将学界习以为常而在孟学史上却是不可忽视的群体纳入了研究的视野，如孟子弟子对孟子的问疑等。该书指出，“孟子弟子于孟子其人其说的疑，与后来疑孟、非孟者不同，他们对孟子其人其说的疑，多是因不解、困惑而疑，是出于尊孟，而后来疑孟、非孟者对孟子的疑，是出于批孟”，甚至是要消解孟子在儒家的地位。该书将孟子弟子对孟子问疑纳入研究范围，拓展了研究视域，丰富了孟学史研究内容，也得出了一些新的认知。

王充“刺孟”是孟学史及儒学史．上的一桩著名学术公案。该书全面考察王充《刺孟》批评孟子的观点与逻辑，提出了不同于学界的新观点。不同于学界多着眼于从批评精神分析王充对孟子的批评，该书关注王充批孟时对孟子观点的解读是否与孟子思想相符。该书认为：王充“刺孟”之“刺”，正误兼有，且误解为多；但王充“刺孟”与荀子“非孟”不同，是责备贤者之意，也是破除偶像崇拜。

《先秦汉唐孟学研究》非常重视史实与史料，引证丰富，不发空头议论。魏晋至隋是孟学发展的潜隐期，但孟学并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该书爬梳了丰富的史料考证魏晋至隋孟学的演变，征引的经史子集等文献多达五十余部，并就其中涉及《孟子》的论述作了中肯的评议。例如关于《孟子》对佛教的影响，该书指出：“魏晋至隋佛教在其中国化过程中，从孟子思想中借力颇多，受孟子心性论的影响，中土佛教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并用孟子仁义、仁政比附佛教教义，构筑了佛教仁道政治。”这些评议，持之有据，信而有征。

《先秦汉唐孟学研究》对先秦汉唐孟学展开了多学科融合研究，以思想史研究模式为主，文献学研究模式为辅，兼及其他学科，展开综合研究，扩大了研究的广度，增加了研究的深度。总之，《先秦汉唐孟学研究》是一部功底深厚、有独到见解的孟学史研究力作，值得学界关注。

（摘编自周溯源《一部新见迭出的孟学史力作》）

论述类文本阅读

沈从文借人性议题曲折展开他对“国民毛病”的教治方案，这和鲁迅弃医从文、以笔为旗展开国民性批判其实有着极大的相似处(这也是沈从文受到鲁迅影响的一个最明显的反映)。鲁迅以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鲁迅曾提到过国民性改造的三大命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

沈从文的“国民毛病”的诊断方案几乎完全包含了鲁迅所思考的国民性改造的三大命题，从《中国人的病》一文来看，沈从文对人之为“人”的权利的强调是建立在他对民族国家公民责任、义务的体认上。沈从文还认为，国民对个人正当权利的争取、对个人义务的承担都是现代民族国家最为基本的自救之道，“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文学作为“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的一种新方法，它对于“新国民”新观念的塑造是通过鼓吹公民权利的确认、义务的承担，在“人权”的高度上肯定它对于国民人格提升的意义。

而在1935年写就的《尽责》一文，沈从文针对当时“读经救国”风气的浓厚的情况，反对用符咒般的束缚来麻醉人们的思想：“……单纯提倡读经，经书不发生影响，则糟蹋国民精力，毫无代价。若发生影响，使全国人民尽成及格秀才，更挫折国民应付当前与未来环境的勇气。总而言之，从大处看，这时代实行读经即近于民族自杀。”沈从文萦系于心的乃国家的强大、民族的进步，自然远离那种“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的人生观的价值旨趣。在他看来，诸如“读经”之类皮相做派不但不能振奋民族精神，相反还会形成社会发展的禁锢，且不利于“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国民软弱心理的克服正需借助于“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死里求生的精神”。

由此出发，沈从文的“人”的权利与义务的辨析也结合到他对乡土社会的这一美好传统的认识上，他开出的“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要旨就是要激发国民“对一切事皆死里求生的精神" ，诉诸国民的国家意识来达到乡土书写的不用之用，乡土书写的疗救功能因此就从“国民毛病”的救治方案的背景中显露出来。王德威指出：“沈从文的写作其实响应了二三十年代动荡不安的文化、政治局面，他的作品应被理解为‘五四’以后写实主义辩证的一端，而非例外。”如果在“写实主义辩证的一端”来理解沈从文的乡土书写和牧歌情调的抒发，他对自然人性的推崇也可以看作新文学启蒙传统的另一种展开，是启蒙传统的组成部分。

自然人性提供的是有别于“国民毛病”的人性发展标准，如果形成坚持自然人性的共识，“国民毛病”的诊断就不至于失去可依参照的向度，于此，乡土文学还是能够完全纳入“为人生”的文学视域，并挺立着它的社会批判理念。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便不得不承认沈从文乡土书写自然人性的表达暗含意图明确的功利倾向。沈从文自己就说过：“这功利若指的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健康，坏的变好，不美的变美……功利也仍然还有些功利的好处。”沈从文本人对这种文学的启蒙功利作用不绝对排斥，相反，他还有意赞同，有意从文学实践中维护，就是证明。

(摘编自刘涵之《小说新质与现代文艺高峰——以鲁迅、沈从文为中心》)